美国种族主义如何影响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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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被听进耳朵，或许被信在心里，却绝对转身就忘了

Hitler, circa 1923. Five years later, he noted, approvingly, that white Americans had “gunned down . . . millions of redskins.”

Photo: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Getty

「历史是个没有学生的教书匠」，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说的。当我在书店的历史区浏览时，我想起了这句话。出版界有句老话：关于林肯、希特勒和狗的书永远不会愁卖，另一个版本是高尔夫，纳粹和猫。在德国，据说唯一稳赚不赔的杂志封面上一定得有希特勒，或者性。无论畅销的秘方是什么，希特勒和纳粹主义都支撑着出版业是没错的——每年相关的新出版物有数百种，总数量达到数万种。在商店的书架上，它们成群结队地盯着你，它们的书脊上浸透着纳粹旗帜的黑白色和红色，标题用的是很嚣张的哥特式字体，封面缀满了万字符。这一长串的目录包括，《我是希特勒的飞行员》、《我是希特勒的司机》、《我是希特勒的医生》、《希特勒，我的邻居》、《希特勒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头儿》和《希特勒不是傻瓜》。这些书详细记载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岁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他如何掌权、他的图书馆、他的艺术品味、他对电影的热爱、他与女人的关系以及他在室内设计方面的偏爱 (这本书名叫《希特勒在家里》)。

为什么这些书堆积如山？这似乎是一个没有道理的问题。毕竟纳粹大屠杀是历史上最大的罪行，人们仍然渴望了解。德国从文明的高峰跌落到野蛮的深渊，确实足够震撼。不过，这些「卍」字图案的封面，显然太过坦率地展现了希特勒在平面设计方面不可否认的天赋。(据《我的奋斗》称，纳粹旗帜是希特勒的作品——历经「数不清的尝试」之后才完成。)。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在她 1975 年的文章《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Fascinating Fascism) 中指出，纳粹图像学已经变得具有色情意味，不仅在 S&M 圈子里、在更广泛的文化中也是如此。桑塔格写道，这是「对被压抑的性选择自由 (可能还有其他事情) 的回应，对不堪重负的个体性的回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消极神秘感一直在助长新纳粹运动。

美国人对纳粹主题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纪录片、电子游戏和漫画书的胃口特别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安慰着我们，让我们回忆起越南、柬埔寨和伊拉克之前的日子，当时美国还是世界上心地善良的超级大国，骑着白马拯救被极权主义和绥靖主义搞瘫的欧洲。但是，战后岁月发生的事情开始变得有点怪异，德国科学家被引进美国，并开始为他们以前的敌人工作，由此发展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超出了希特勒最黑暗的想象。纳粹崇拜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比如对体育的狂热，好莱坞的生产力，边境神话。从少年时代起，希特勒就大量阅读德国著名小说家卡尔·梅 (Karl May) 的西部故事。1928 年，希特勒赞许地评论说，美国的白人定居者 「把几百万红皮人 (注，对印第安人的蔑称) 杀到了只剩几十万。」当希特勒谈到「生存空间」(Lebensraum)，即德国在东欧的「生存空间」(living space) 时，他常常想到美国。

在最近出版的有关纳粹主义的书籍中，詹姆斯·Q·惠特曼 (James Q. Whitman) 的《希特勒的美国模式：美国与纳粹种族法的制定》(Hitler’s American Mo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Nazi Race Law) 可能是最令美国读者不安的一本。在封面上，不可避免的「卍」符号，被两颗红色的星星环绕着。惠特曼有序地地探讨了纳粹如何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种族主义中汲取灵感。他指出，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希特勒称赞美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将某些种族排除在入籍程序之外」，从而在建立以种族为主的公民观念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 (注，当时美国还有排华法令)。惠特曼写道，讨论这种影响几乎是一种禁忌，因为第三帝国的罪行通常被定义为「nefandum」,即无法言说地坠入我们称之为「极端邪恶」的境地。但实际上，德国爆发的种族灭绝仇恨，在其之前前和之后都发生过。只有剥去它的民族外衣，理解它最基本的人类形态，我们才有希望征服它。

关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大量文献一直围绕着几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第一个是自传性质的：一战后，一位奥地利水彩画画家出身的传令兵，是如何成为德国极右翼煽动者的？第二个是社会政治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是如何接受希特勒的极端思想的？第三个与人与政权的交集有关：希特勒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第三帝国这架机器?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大屠杀的核心谜团，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有预谋的行动，也认为是野蛮的即兴表演。在当下这个种族主义不加掩饰、专制主义死灰复燃的时代，理解希特勒崛起的机制是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对于民主的拆解者来说，没有更好的样本了。

1945 年以来，纳粹主义的历史研究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幅度的转型，这些转型反映出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冷战早期，西德作为抵抗苏联威胁的堡垒出现，不鼓励对德国文化价值观做深入的反思。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布洛克在 1952 年出版了战后第一本重要的希特勒传记，把他描绘成一个骗子，一个操纵者，一个 「完全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而德国思想家们常常回避希特勒的个人问题，更喜欢系统性的解释。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提出，独裁的能量来自现代主体的孤独性。

在六七十年代，随着冷战「实用政治」(Realpolitik) 的逐渐退潮，大屠杀的恐怖记忆慢慢沉寂，许多历史学家采用了所谓的桑德韦格理论 (Sonderweg thesis)，即德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走了一条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道路」。在这种解读中，德国在魏玛时期未能沿着健康的自由民主道路发展——无法完成政治现代化，为纳粹主义准备了土壤。在德国，像汉斯·莫姆森 (Hans Mommsen) 这样的左翼学者用这个概念来呼吁德国的集体责任感，因为他们认为，把责任的焦点放在希特勒身上显然是一种逃避，暗示了纳粹主义是他 (希特勒) 对我们 (德国人) 做的事情。莫姆森概述了纳粹国家的「累积的激进化」，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实际上只是扮演了一个「软弱的独裁者」的角色，将决策权让渡给了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在德国国外，桑德韦格理论带有一定惩罚性的色彩，等于控诉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1968 年出版的著作《克虏伯的武器》(The Arms of Krupp)，以一幅可怕的图像结尾：「第一个残忍的雅利安野蛮人蜷缩在他的粗皮衣里，他的粗标枪蓄势待发，紧张而警觉，被夜色和雾气笼罩着，准备着，等待着，再等待着。」(注，克虏伯是德国著名的重工业和军火企业家族；希特勒借用「雅利安人」和「北欧人种」是纯净种族的概念，进行种族清洗和屠杀)

「特殊道路」论在多个方面受到了攻击。在「历史学家大争论」(Historikerstreit) 中，德国右翼学者提出德国应结束其例行的自我鞭笞，相反，他们重新把纳粹主义构建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应，并将大屠杀重新定义为众多种族灭绝行为中的一种。出版了第一本大型德语希特勒传记的约阿希姆·费斯特 (Joachim Fest) 也和「特殊道路」论保持距离，将希特勒描述为权倾一切、类似暴君的形象，费斯特有效地摘除了魏玛共和国保守人士的部分责任 (正是这些保守人士让希特勒上台的)。一些更可疑的解读，把希特勒主义描述为一项最后出了差错的德国现代化实验。这样的观点在德国已经失势，至少目前是这样，在德国的主流话语中，承担纳粹恐怖主义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

在德国之外，许多对桑德韦格论点的批评来自左派。英国学者杰夫·埃利 (Geoff Eley) 和戴维·布莱克伯恩 (David Blackbourn) 在他们 1984 年的著作《德国历史的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中质疑了「对专制的后知后觉」，这是一种将复杂的、偶发的一系列事件，简化为不可逆转的进程的上帝观点。在所谓落后的德意志帝国，埃利和布莱克伯恩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在自由运动，住房改革，公共卫生倡议，大胆的媒体。这是一个充斥着反犹太主义的社会，但它却没有发生像德雷福斯事件或匈牙利的提萨兹拉尔诽谤事件那样规模的动荡。两位学者还质疑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否应该被视为现代的典范，他们认为，桑德韦格的叙述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洗脱罪名的童话：我们可能会犯错，但我们永远不会像德国人那样糟糕。

伊恩·克肖的巨著《希特勒传》，在希特勒的「强」与「软」形象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信的中间地带：希特勒在夜间的日程安排，对文书工作的厌恶以及对对话的反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古怪执行官。为了理解独裁者间歇性缺席的独裁统治是如何运转的，克肖阐述了一个「为元首工作」的概念：当希特勒没有明确的指示时，纳粹官员就猜测他想要什么，而且实际上经常会出现层层加码的情况，使他的政策变得更激进。尽管关于希特勒对第三帝国的领导到底是什么性质争论不断，但学者们大多同意，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固定下来了。希特勒一直有两个永恒的执念：暴力反犹主义和生存空间主义。早在 1921 年，他就谈到过要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1923 年，他考虑过——但在当时并未采纳——杀掉所有犹太人的想法。大屠杀是一场可怕的三段论的结果，如果德国向东方扩张，那里居住的数百万犹太人将不得不消失，因为德国人无法与他们共存。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试图揣摩希特勒的心理。罗恩·罗森鲍姆 (Ron Rosenbaum) 在其 1998 年的著作《解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 中介绍了更多理论。各式各样的观点认为，理解希特勒的关键在于：他有一个虐待的父亲；他与母亲的关系过于亲密；他有一个犹太祖父；他有脑炎；他从一个犹太妓女那里感染了梅毒；他把母亲的死归咎于一个犹太医生；他缺失了一个睾丸；他接受了一种不正常的催眠治疗；他是同性恋；他对他的侄女抱有性幻想；他吸毒成瘾；或者是他的——个人喜好——他的反犹太主义是因为在林茨短暂地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一起上学而引发的。这些带有投机性质的理论，根源是罗森鲍姆所说的「丢失的保险箱」：只要有足够的侦探能力，谜团就能在福尔摩斯式的转念之间解开。

相比之下，学院派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克肖 (Kershaw) 称他为「没有素质的人」(man without qualities)。长期与 Die Zeit 周刊合作的德国作家 ，记者沃尔克·乌尔里希 (Volker Ullrich) 觉得有必要写一本更关注希特勒私人生活的传记。 (第一卷《希特勒：崛起 1889–1939》(Hitler: Ascent 1889–1939) 由 Knopf 于 2016 年出版，由 Jefferson Chase 翻译。乌尔里希笔下的希特勒并不是将一个无辜的德国引入歧途的暴君巫师，他是一个变色龙，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所塑造的形象。「假定的空白是希特勒人格的一部分，是掩盖他个人生活的一种手段，并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完全认同自己作为领袖角色的政治家」乌尔里希写道。希特勒可以在慕尼黑的沙龙里扮成有教养的绅士，也可以在啤酒馆里扮成挥舞手枪的暴徒，还可以在歌手和演员的陪伴下扮成波希米亚人。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使他能够表现出掌控一切的能力。然而，在女性面前，他的笃定动摇了。乌尔里希把希特勒的爱情生活描绘成一系列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单相思。不用说，他是一个缺乏共情能力的极端自恋者。人们对他的爱犬多有提及，但他对狗却很残忍。

从青春期开始，希特勒就是一个梦想家和孤独者。他不愿意参加团体活动，更不用说领导他们了，他沉浸在书籍、音乐和艺术中。他想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被明显有限的技能和缺乏对人物形象的共情所阻碍。1908 年，当他搬到维也纳时，滑向了社会边缘，暂居在一个流浪汉收容所，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家中。1913 年搬到慕尼黑后，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勉强维持生计，白天在博物馆里呆着，晚上在歌剧院度过。他沉浸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虽然他对这位作曲家错综复杂和模棱两可的心理状态知之甚少。有关青年希特勒的生动的描述可以在 Thomas Mann 著名的文章「Bruder Hitler」找到，英文版于 1939 年由 Esquire 以「That Man Is My Brother」为标题发表。Mann 将希特勒与自己的经历并置，写道：「一种骨子里的傲慢，骨子里觉得 (自己) 太好了，好到不能做任何合理、正派的事情——基于什么呢？模模糊糊地认为要留着自己干点别的什么事，别的什么事也无法确定，事情说出来大家恐怕会笑出声来。」

尽管在《我的奋斗》里有反犹言论，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青年时期或成年初期就怀有强烈的反犹观点。事实上，他似乎与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几个犹太人关系友好。这并不意味着他摆脱了平常的反犹太偏见。。当然，他是一位热情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914 年，他自愿加入德国军队，作为一名士兵表现出色。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兵团指挥官的传令兵。希特勒第一次向右翼急转的迹象出现在 1915 年的一封信中，他在信中表示希望这场战争能结束德国的「内部国际主义」。

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 (Thomas Weber) 在 2010 年的著作《希特勒的第一次战争》(Hitler’s First War) 中叙述了希特勒的军人岁月，现在又写了《成为希特勒：纳粹的形成》(Becoming Hitler: The Making of a Nazi)，一部研究希特勒在一战后蜕变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停战后希特勒仍在军队中服役，而那些不满的民族主义士兵往往加入准军事组织。由于魏玛共和国成立时，社会民主党占主导地位，所以希特勒服务的是一个左翼政府，他甚至为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效力。不过，希特勒是否真的同情左派，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韦伯所写的那样，他之所以留在军队，可能是因为军队「为他活下去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直到 1919 年 4 月 30 岁生日时，希特勒身上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任何未来元首的迹象。

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史无前例的无政府状态有助于解释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街头杀人司空见惯，几乎每周都有政客被暗杀。人们把混乱归咎于左派，反犹太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升级：因为左派的几位领袖都是犹太人。1919 年 6 月，凡尔赛条约缔结。罗伯特·格沃斯 (Robert Gerwarth) 在《被征服的国家：一战为何未能结束》(The Vanquished: Why the First World War Failed to End) 一书中强调了该条约对战败轴心国的鞭笞效应。正如他所写，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打破了过去的专制传统，因此完成了威尔逊十四条里关于『公平和平』的关键标准」。然而凡尔赛条约之严苛，掩盖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言论。

在德国批准条约的第二天，希特勒开始参加旨在镇压革命倾向的军队宣传课程，这些课程给他灌输了强硬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思想。负责这个项目的军官是个悲剧人物，名叫卡尔·迈尔 (Karl Mayr)，他后转向左翼，1945 年死于布痕瓦尔德 (Karl Mayr) 集中营。迈尔将希特勒描述为「正在寻找主人的疲惫的流浪狗」(tired stray dog looking for a master)。注意到希特勒在公开演讲的天赋后，迈尔任命他为讲师，并派他去观摩慕尼黑的政治活动。1919 年 9 月，希特勒邂逅了德国工人党，一个很小的边缘党派。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并加入了该组织。几个月后，他成为该组织的首席演说家，该组织后来被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如果希特勒的极端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那么这种进展与我们现在在新闻中经常读到的故事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那些看起来无害、爱猫，住在郊区的人在 YouTube 上观看白人民族主义的视频，然后在 Facebook 上加入一个新纳粹团体。但希特勒对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凶残的反犹主义的拥护本身并不具有历史意义，重要的是他将这种言论注入主流话语的天赋。2015 年，彼得·朗格里希 (Peter Longerich) 的《希特勒：传记》(Hitler: Biographie) 在德国问世，这本 1300 页的大书相当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组织者和宣传者的能力。甚至那些讨厌他的人也被他迷住了。 他会悄悄地开始，试探他的听众，制造悬念。他用风趣的嘲讽和演员式的模仿逗乐了众人。音乐结构是一种渐进式的走向胜利的愤怒。朗格里奇写道：「正是这种古怪的风格，几乎是可怜兮兮的，毫无生气的，显然是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同时又狂喜地过分夸张，这显然向他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独特和真实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知道如何通过大众媒体来宣传自己，他精心打磨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以便能穿透政治的白噪声。他监制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海报和口号。不久，他又掌握了广播和电影。与此同时，褐衫军 (Brown Shirts) 的小分队残忍地杀害反对者，加剧了希特勒所承诺要解决的混乱局面。他最精明的壮举是在 1923 年失败的啤酒馆政变 (Beer Hall Putsch) 之后，那场政变本应结束他的政治生涯，然而在随后的审判中，希特勒成功的把自己打造成 一个听到命运召唤的普通士兵。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构建。

对二十年代许多思想自由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可怕而又滑稽的人物，似乎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威胁。二十年代中叶，魏玛共和国的局势有所稳定，纳粹的得票率也一直在个位数徘徊。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困境为希特勒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本杰明·卡特·赫特 (Benjamin Carter Hett) 在《民主之死：希特勒的崛起与魏玛共和国的没落》(The Death of Democracy: Hitler’s Rise to Power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Weimar Republic) 一书一书中巧妙地总结了这一惨淡时期。保守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把希特勒视为唤醒民众的有用工具。他们还破坏了议会民主制，藐视地方政府，并以其他方式为纳粹国家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左派自相倾轧。在斯大林的敦促下，许多共产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人而非纳粹分子视为真正的敌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媒体陷入了流行文化的干扰，传统的自由派报纸正在失去发行量。像康拉德·海特 (Konrad Heiden) 这样英勇的记者试图回击纳粹的宣传攻势，但发现是徒劳的，因为正如海特所写的那样，「反驳被听进耳朵，或许被信在心里，却绝对转身就忘了。」

赫特避免用太多明显的当代相似之处来戳穿读者的心，但当他把「德国」这个词从标题中拿掉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书的最后一页，他亮出了底牌：「试着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魏玛民主的终结——作为一场大型抗议运动与精英阶层复杂的自私模式相碰撞的结果，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侵略性的 (民族) 神话和非理性的文化中——如果去掉了纳粹旗帜和步履蹒跚的暴风兵这些异国情调。突然之间，整个事情看起来离我们如此近，如此熟悉。」是的，如此熟悉。

希特勒与历史上大多数威权主义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自己的看法，他自认是一个以政治为专长的艺术天才。称他为失败的艺术家是错误的，对他来说，政治和战争是艺术的另一种延续。这就是沃尔夫勒姆·佩塔 (Wolfram Pyta) 的《希特勒：作为政治家和指挥官的艺术家》(Der Künstler als Politiker und Feldherr) 聚焦的观点，这本书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最新文献补充之一。尽管对政治进行审美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沃尔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在1930年代就讨论过，Mann 也是如此——佩塔在这个主题上相当有野心，他展示了希特勒是如何将天才的浪漫主义光环踩在脚下，然后将自己化身为凌驾于战局之上的超凡领袖。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Goebbels) 反复讲述了这个主题，他的日记表明他是真的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

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妥协，无视怀疑者和嘲笑者，想象着旁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这构成了希特勒 1939 年那篇关于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预言」的基调：「我素来是预言家，也素来被嘲笑……我相信过去在德国不断回响的犹太人的笑声现在被卡在喉咙里了。今天，我要再做一回预言家——要是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家们能再度将这些国家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将不再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整个欧洲的灭亡。」一直以来，学者们争论着《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 在欧洲的实施时间。现在，多数人相信大屠杀是迫于上下压力而做出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行动。然而，有没有命令并不重要。希特勒的「预言」本身就是一个指向性的命令。根据戈培尔的回忆，1941 年夏天，成百上千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苏联入侵后被杀时，希特勒又一次提到自己的预言，称他的预言正在以一种「几乎复刻」的方式变成现实。这是一个鉴赏家欣赏杰作时说出的话。这样知识分子式的暴行使得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 断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

希特勒和戈培尔是大屠杀的首个相对主义者，是首个「虚假对等」的炮制者。「集中营不是德国发明的，」希特勒在 1941 年说，「英国人才是集中营的发明者，他们利用这个制度逐渐断了其他国家的后路。」纳粹指出，英国人曾在南非设立过集中营。纳粹党的宣传干部同样强调了印第安人在美国的苦难和斯大林在苏联的屠杀。1943 年，戈培尔得意洋洋地广播了卡廷森林大屠杀的消息，苏联秘密警察在那里杀害了两万多名波兰人 (戈培尔想播放万人坑的镜头，但被将军们否决了)。纳粹的同情者们今天仍在延续这套作法，时而否认大屠杀，时而为其辩解。

可憎之程度，使人们几乎无法把大屠杀与其他恐怖事件相提并论。然而，大屠杀确实有着无法回避的国际影响力——势力范围，同谋圈子，一致时刻。希特勒所谓「科学的反犹太主义」，与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阿瑟·德戈比诺 (Arthur de Gobineau) 和反犹知识分子的说法相呼应，在法国的德雷福斯 (Dreyfus) 事件中，这些人将有毒的语言常态化。在希特勒心中，大英帝国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优等民族的理想形象。大约 1900 年于俄国伪造的《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助长了纳粹的妄想症。1915–1916 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让人们相信，国际社会不在乎犹太人的命运。二战爆发前，希特勒谈及计划中的波兰大屠杀时，他问道：「毕竟，今天还有谁在谈论亚美尼亚的灭绝 呢？」纳粹几乎在每一个他们入侵的国家都能找到合作者。在立陶宛的一个小镇，一名当地男子用棍棒打死数十名犹太人，围观的人群在雀跃。接着，这名男子站到尸体上，用手风琴演奏立陶宛国歌，德国士兵则在一旁拍照。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大屠杀几乎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在无情无尽的报复周期中，彼此的暴行成为了对方的许可证。在斯大林驱逐伏尔加的德国人后，第三帝国紧接着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 认为，一旦苏联被打败，欧洲的犹太人可能就会死在古拉格。右翼历史学家在 「历史学家大争论」期间提出的最危险的说法是，纳粹恐怖是对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反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能将整个恐怖的场景保持在视野中，而不会淡化任何一方犯罪者的责任——这是蒂莫西·斯奈德 (Timothy Snyder) 2010 年 撰写的《血域》(Bloodlands) 一书的成就。该书像是在东欧各地架设了摄像机，记录了一波又一波屠杀，令读者不安。

至于希特勒和美国的关系，远不是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和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h) 这般明显的嫌疑人了了。惠特曼的《希特勒的美国模式》(Hitler’s American Model) 对美国和纳粹的种族法律进行了比较分析，加入了先前的研究，比如卡罗尔·卡克尔 (Carroll Kakel) 将「美国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 和纳粹「生存空间」并置讨论的《美国西部和纳粹东部》(The American West and the Nazi East) 以及斯特凡·库尔 (Stefan Kühl) 描述美国优生运动对纳粹思想的影响的《纳粹的联系》(The Nazi Connection)。这些作品的言语有挑衅性，有时还带有倾向性，但它们参与了一种类似现代德国的那种必要的自省行为，。

纳粹援引美国的先例并没有错。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被写进了美国宪法。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曾提过「限制」(eliminate) 或「根除」(extirpate) 印第安人。1856 年，一名俄勒冈移民写道，「种族灭绝，无论这个词看上去有多违反基督教义，似乎是保护生命财产的唯一退路。」。菲利普·谢里登 (Philip Sheridan) 将军谈到了「毁灭，消灭，和彻底灭亡。」(annihilation, obliteration, and complete destruction)。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提倡过更和平但仍是压迫性的政策。历史学家爱德华·韦斯特曼 (Edward B. Westermann) 在《希特勒的东方战争和印第安战争》(Hitler’s Ostkrieg and the Indian Wars) 中总结，因为联邦证词从未正式授权「根据种族原因或种族特征对土著人口进行身体毁灭」，所以这就不是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那种种族屠杀。然而事实是，在 1500 年到 1900 年间，美国的土著人口从数百万下降到大约 20 万。

美国在大规模屠杀后，依然保持强势无辜的姿态，这给希特勒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例子。在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月里，希特勒经常提到美国西部，他说伏尔加河将是「我们的密西西比河」，他说，「欧洲——而不是美国——将是无限可能的地方。」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由大量军屯的家庭居住，高速公路会穿过那些田地。而现在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数千万人将会饿死。与此同时，毫无矛盾，纳粹又在积极推动长期以来德国对美洲原住民的浪漫化。戈培尔有过一个不周全的计划，授予美洲原住民部落「荣誉雅利安人」的地位，从而鼓励他们奋起反抗压迫者。

在更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 是一个先例。学者们早就知道，希特勒政权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表示赞赏，但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公关策略，以「大家都这么做」为纳粹政策辩护。然而，惠特曼指出，这种对照的做法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国际观众看，就不会淹没在尖角体德文的厚纸堆里了。德国律师 Heinrich Krieger 在 1936 年的研究「美国种族法律」里试图厘清非白种美国人法律地位的不一致性。他的结论是，整个机制都无药可救地不透明，在扭曲的理由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的用心。为什么不简单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意思呢？这是美国种族主义和德国种族主义的一大区别。

美国的优生学家并不掩饰他们的种族主义目标，他们的观点非常普及，以至于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得到呈现。[显然，粗俗的汤姆显然读过洛斯罗普·斯托达德 (Lothrop Stoddard) 1920 的小册子《有色人种反对白人世界至上的高涨浪潮》「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他说，「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白人将被——将被彻底淹没。」] 加州的绝育计划直接启发了 1934 年纳粹的绝育法案。美国和德国的处决技术也有险恶的相似之处，即使大部分是巧合。1924 年，第一次毒气室处决在内华达州进行。Scott Christianson 指出，在美国毒气室的历史中，熏蒸剂 Zyklon-B 由德国公司 I. G. Farben 授权给美国公司 Cyanamid。Zyklon-B 被视为是致命的但不实用的药剂。然而，Zyklon-B 被用来对越过艾尔帕索 (El Paso) 边境的移民进行消毒，这引起了 Gerhard Peters 的注意，他是向奥斯威辛提供改良版 Zyklon-B 的化学家。后来，美国的毒气室配备了毒剂可下落的滑道。该装置的发明者 Earl Liston 解释说：「拉杆杀人是件很辛苦的事。把酸液倒在管子里更容易刺激神经，更像浇花。」在奥斯威辛，党卫军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以减轻党卫军的压力。

当希特勒赞扬美国对入籍的限制时，他想到的是 1924 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该法规定了国家配额，并完全禁止大多数亚洲人。对于纳粹观察家来说，美国明显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尽管它关于平等的言语似是而非。《移民法案》在大屠杀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配额限制阻止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达美国，包括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及其家人。1938 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召开关于欧洲难民困境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在法国 Évian-les-Bains 举行，但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德国外交部以嘲讽的口吻回应称，其他国家谴责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然后又拒绝接纳他们，这是「令人震惊的」。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与纳粹德国的战斗中牺牲。然而，对犹太人的偏见依然存在，甚至对大屠杀幸存者也是如此。乔治·巴顿 (George S. Patton) 将军批评善行者「认为流离失所者是人，其实他们不是。比畜生还要低劣的犹太人尤其如此。」纳粹的顶尖科学家们过得更好。布莱恩·克里姆 (Brian Crim) 的《我们的德国人：回形针计划和国家安全》(Our Germans: Project Papercli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回顾了德国军工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 (Wernher von Braun) 和他 V-2 项目中的同事们的黑幕历史。1945 年布劳恩被俘时，他意识到苏联将成为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下一个大敌，并机智地推动了高科技武器计划的想法，以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除去奴隶劳动这一部分，他基本上是在美国重操德国的旧业，恢复了大部分业务。不光彩的纪录被抹去，去纳粹化程序被绕过 (被认为是「破坏士气」)，移民手续加速办理。胡佛 (J. Edgar Hoover) 开始担心国务院里犹太阻挠者对科学家们的背景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参议员 Styles Bridges 提议国务院需要「一流的氰化物熏蒸工作」。

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触点，不过是纳粹主义历史的注脚。但它们告诉我们更多的是现代美国的情况。就像染色剂在血液中流动，它们暴露了国民意识中的漏洞，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是其最新的篇章。正如 Zeynep Tufekci 在《纽约时报》上观察到的，YouTube 是这类内容流通的超级工具，它算法引导用户走向越来越多的煽动性材料。她写道，「鉴于它十亿左右的用户，YouTube 可能是 21 世纪最强大的煽动工具之一。」前几天我在 YouTube 上搜索「希特勒」，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标有「最佳彩色希特勒纪录片」的视频——英国出品的《彩色希特勒》。一条支持希特勒的留言出现在评论上方，很快，由于自动播放，就看到了CelticAngloPress 和 SoldatdesReiches 等用户的作品。

1990 年，《名利场》报道特朗普床边放着一本希特勒的演讲稿。被问及此事时，他说：「如果我有这些演讲稿，我并不是说我有，我永远不会读它们。」 自特朗普进入政界以来，他多次被比作希特勒，尤其是新纳粹分子。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有时，特朗普似乎在效仿希特勒的策略，培养手下人之间的竞争，他的集会也是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自我膨胀的宣泄仪式——不过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希特勒更有纪律性。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恶意煽动者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了美国民主的缺陷。他肯定会有蹩脚的右翼政客，他们是 Hindenburg、Brüning、Papen 和 Schleicher 的继承人。他还会有对集团式监视默许和强大控制网络持默许态度的数以百万计民众。

未来的艺术政治家 (artist-politician) 不会沐浴在瓦格纳 (Wagner) 和尼采的古董光环下，他更有可能从新兴流行文化的神话中获得灵感。在漫画书和超级英雄电影中，普通孩子发现自己拥有超能力的桥段很常见，它发挥了青少年的一种幻想，即这个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件魔法武器会去除魔咒。这位不起眼的局外人一出手，就在纯善与纯恶的战场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故事只是幻想，是日常生活的花边。但是，有一天，，一个无情的梦想家，一个有着「干点什么别的事的模糊概念」的孤独者，可能会试图把隐喻变成现实。他可能现在就在外面，被电脑屏幕的蓝光所笼罩，准备着，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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