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党体系流变（三）向左走，向右走_林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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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于2016年3月15日，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

美国政党体系流变（三）

向左走，向右走

伴随着内战的结束与南方重建的中止，美国进入了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1869年，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竣工通车，一举替代驿站加马车的传统长途交通，带动了西部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令真正的全国市场得以可能。此后美国铁路建设继续高歌猛进，仅到1880年，全国铁路长度就已经比1860年增加了三倍。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造就了电力、炼钢、石油、机械、化工、信息等领域突破性的技术进展，颠覆了旧有的产业结构与资本运作模式。美国从农业国转型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产业工人作为阶级兴起，成为政治上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基础教育普及，识字率提高，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壮大；铁路、钢铁、石油、糖业、肉制品等行业的雄厚资本通过托拉斯（即商业信托）模式实现整合与垄断，并在金融市场以及政策游说中发挥巨大影响。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是科技与经济迅猛发展、美国梦触手可及的年代，也是社会政治弊病丛生、底层民众近乎绝望的年代。所有这些冲击，和对其的回应，构成了整个镀金时代以及此后“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的主旋律，彻底改变了共和、民主两党以及整个美国的面貌。

公务系统的改革

镀金时代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之一，是愈演愈烈的腐败。自杰克逊起，“恩庇制（patronage system）”或者说“分肥制（spoils system）”就成了美国公务员任命的惯例：政党或候选人在胜选后，可以明目张胆地将看不顺眼的政府部门雇员——从海关人员到土地测量员到邮递员——任意清洗，把腾出的职位分配给本方的支持者（尤其是出资者）甚至亲朋好友。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像林肯促成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约翰逊以一票之差免于弹劾等等，幕后都有着总统利用手中肥缺与国会议员进行政治交易的身影。

分肥制导致政府部门中充斥着腐败无能的佞幸之徒。早从1840年代众议院书记员麦克纳尔提（Caleb McNulty）贪污国会款项的丑闻开始，就有人呼吁改革公务员选拔制度。但恩庇关系在各政党及党内派系中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当时维持政党运作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于对公务员强行征收的“竞选赞助费”，推行公务改革等于掐断政党财源，因此阻力重重。

1867年联邦政府对南方实行军管后，顺势染指南方各州政府职务的分肥，令南方民主党忿忿不平，也给格兰特政府带来了一连串丑闻，造成共和党内的分裂。共和党温和派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腐败与公务改革上，为此不惜尽早终止重建、与南方民主党人和解，而被激进派斥为吃里扒外的“混育派（Half-Breeds）”；相反，激进派则坚持将南方重建摆在第一位，认为分肥制不过是癣疥之疾，力主提名格兰特竞选第三任总统，而被温和派嘲笑是对格兰特亦步亦趋的“扈从派（Stalwarts）”。与此同时，民主党内也因为地方上的派系斗争——比如纽约的“波旁民主党（Bourbon Democrats）”对受当地“大佬”威廉·特威德（William Tweed）一手操纵的政党机器“坦慕尼社”的反抗——而逐渐产生支持与反对公务改革的路线分化。

共和党温和派总统海斯在“1877年妥协”中走马上任，随即从南方撤军，试图以此为契机启动公务改革，却遭到激进派与民主党主流派系的同时抵制，无功而返。1880年当选总统的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同属支持改革的“混育派”，但他上任未久就被求官不得者刺杀（参见表一）。此事对政坛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本属“扈从派”的副总统阿瑟（Chester Arthur）继承加菲尔德遗志，与民主党改革派联手制定了《1883年彭德尔顿公务改革法案》，引进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并禁止出于政治原因将公务员解雇或降职。

《彭德尔顿法案》尽管用“考绩制（merit system）”取代了“分肥制”，却并未自动覆盖所有的政府公职，而是授权每任总统用行政令扩大考绩制的覆盖范围。这使得公务改革在此后二十年间继续成为大选焦点（参见图一），直到接连几次政党轮替后，绝大多数联邦公职都被考绩制覆盖，这个议题才尘埃落定。另一方面，分肥制的终结虽然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却也导致政党无法再像以往那样，通过卖官鬻爵来维持收支平衡，只好转向企业、财团、工会等大金主寻求资助，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政策立场愈来愈受利益组织与游说团体的左右。金权政治对美国民主的挑战，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参见拙文《金钱与选举》及《卡尔·罗夫的失态》）。

图一“圣象”

注：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1884年的作品，呼吁大象（共和党）维护自身圣洁、继续推进公务改革。当年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布雷恩（James Blaine）反对公务改革且卷入经济丑闻，党内一部分改革派便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致其当选。这些“超然派（Mugwumps）”后来大多在共和党中无法立足，只能忍着其它政见分歧、加入民主党。

民主实践的演进

分肥制只是镀金时代政治腐败的肇因之一。公务改革之后，其它政改议程立刻摆上了台面，首当其冲的是投票舞弊问题。当时法律对选票的印制和收发尚未加以规范，选民们可以自己撕纸填名提交，也可以从报纸上剪下竞选广告当选票，甚至有些地方连选票都免了，只需到投票站高声唱名即可；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是由地方的“政党机器”自行印刷只写着本派候选人名字的、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选票，派人到社区分发，让居民在党工们监视下填写和投票。对选民的威胁恐吓自不必说，贿选也蔚然成风，发展出雇佣成群结队的“殖民票人（colonizers）”到竞争激烈的选区投票、不同党派竞价收买多为地痞流氓的“漂流票人（floaters）”、给“重复票人（repeaters）”换衣换妆让其多点多次投票、收买对方派系的印刷工人把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字“狸猫换太子（knifing）”等日新月异的舞弊套路。政党机器也正是通过这些不光彩的手段，才得以牢牢把持地方大权。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匿名投票制（secret ballot）”，即由政府统一印制分发列出所有候选人姓名、在外观上没有区别的选票，以保证选民在投票时免受旁人窥视、干扰和胁迫。澳大利亚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采用这种制度，英国国会也在1872年立法加以施行。美国虽然也有呼吁的声音（比如1876年大选两党就互相指控舞弊、主张改制），但真正触发改革的，是1888年大选中的“五人一组（Blocks of Five）”事件：共和党全国财务主任达德利（William Dudley）写信提醒印第安纳州党部将收买到的“漂流票人”分成五人一组，派出心腹党工带队投票，以保证这些人不会半途被民主党截获收买。不想这封信本身却被民主党截获，爆出大丑闻。

败选的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以受害者形象到全国巡回演讲，呼吁选票改革，各州纷纷响应。1888年全美只有一个州（马萨诸塞）加一个城市（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采取匿名投票制，而到1892年大选时，全国44个州已有38个实行了这种办法；同年克利夫兰也再登大宝，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两届任期不连续的总统（参见表一）。1925年，美国国会又制定法律，将贿选定为刑事罪，厉行严打，选举舞弊才渐渐成为过去时（尽管并未完全消失，比如1960年大选中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可疑得票）。

与公务改革一样，选票改革虽然解决了旧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选票印制权收归地方政府后，很容易就成为了地方强势党派公器私用、打击政敌的手段。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南方州，一方面通过在选票上印列密密麻麻的文字，以阻止当时识字率偏低的黑人参加投票，另一方面立法设定高得离谱的“政党门槛”，让本来在南方处于劣势的共和党因为达不到门槛而无法在选票上出现；二十世纪以后，又出现了所谓“输不起法”，限制脱党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列名选票，既固化了两党制，又推动了两党内部的极端化（参见拙文《“输不起法”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除此之外，匿名投票制也削弱了选举的社会压力与参与感，导致投票率从十九世纪的平均80%，迅速降低到二十世纪初的60%左右，伏下未来“政治冷感”的隐忧。

匿名投票制的推广还为另一项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国会参议院直选。联邦宪法规定国会参议员由各州议会推举，用来制衡理论上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院。早在杰克逊时代，就有人呼吁将参议院也改为民选，以使国会更加体现民主精神，但地方政党机器对选民投票的种种操纵，令这样的呼吁显得有气无力。

到了世纪之交，选票改革令大众选举的面貌焕然一新，对比之下，反倒显得州议会推举参议员的过程腐败不堪。比如1899年，商业巨头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就靠着贿赂蒙大拿州议会而当选国会参议员。与此同时，许多州的议会因为党争激烈，而在推举国会参议员时怠工僵持：像特拉华州的一个国会参议院席位就从1899年一直空缺到1903年。此外，参议院中的阻挠议事也令民众愈发反感（参见拙文《美国参议院程序性阻挠议事》）。进入二十世纪后，除了参议员们自己以外，已经没有人认为参议院旨在制衡民意所以不能民选。1913年，宪法第十七修正案颁行，国会两院选举权全数落到普通选民手中。

参议院直选并非孤立的诉求，而是汹涌壮阔的时代大潮的支流。十九世纪中后期，农运、工运此起彼伏，从一开始的抗议经济不平等、反对官商勾结，逐渐自然延伸到要求在政治上给予普通民众更大、更直接的发言权。九十年代应运而生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运动，在政改方面，除呼吁实行匿名投票制与参议院直选外，还提出过将代议制民主改为公投制民主、联邦法官交由民选（之前已有一些州将州法官交由民选）、总统限定一届不得连任等更为激进的主张。批评者斥之为反智、煽动庸众、伪民主，造出“民粹分子（populists或populites）”一词贬之。人民党支持者则采取拿来主义，欣然自称“民粹派（Populists，也有人译作‘平民派’特指，以便与广义的民粹主义相区别）”，因为在他们看来，由平民而非精英主导政治恰恰是民主的真谛（参见拙文《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词由此进入英文政治语汇。

尽管人民党本身很快式微，其激进政改主张也多停留在纸面，但其动员起的力量后来大都加入更广泛的进步主义运动，为二十世纪初党内初选制度（俄勒冈州于1910年首用党内初选而非传统的州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到1920年时采纳此法的已有20个州）、参议院直选、女性投票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早在1878年就由共和党参议员萨金特（Aaron Sargent）草拟，但直到1919年才在国会通过、1920年获足够州数批准生效、1922年被高院裁定合宪（Leser v. Garnett）——等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础。

民主党的左转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公务系统与民主程序的改革重塑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式，那么同一时期社会经济议题上的喧哗与骚动则重塑了政党政治的内容。经过一番合纵连横之后，民主、共和两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选民群体、利益集团，与第二政党体系末期两党对峙格局刚形成时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内战结束后，种植园经济解体，加上印度、埃及等新兴产地对棉花出口的竞争，导致南方棉农生计日窘；同时，西进拓荒的自耕农受地方银行、种子农具公司、以及垄断谷物运输的铁路公司的层层盘剥，债台高筑。六十年代中后期，中西部一些地方出现名为“谷仓会（Granges）”的秘密组织，最初只是向农民传授农业知识、提供低息贷款等，但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公开运动，主张打击铁路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并在各州推动立法对谷物运输存储的费用实行封顶。1877年最高法院裁定此类法律合宪、政府有权出于公共利益干预企业产品定价（Munn v. Illinois），谷仓会运动获得了重大胜利。

不过这时农民们的斗争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货币政策上。战时联邦政府为措置军费，发行了大量与金银脱钩的“绿背（Greenback）”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战后共和党国会计划回收纸币、恢复金本位，以便抑制通胀、打击伪钞、稳定金融，但深受1873年经济危机打击的自耕农与劳工则希望政府继续发行绿背纸币，借货币贬值来减轻自己的债务负担，与支持通货紧缩的银行等大债权人发生激烈冲突。“绿背党（Greenback Party）”迅速盖过了谷仓会的声势，1878年又与“劳工改革党（Labor Reform Party）”合并为“绿背劳工党”，除了支持通胀与低关税、反对金本位与国家银行系统外，也将征收个人所得税、反垄断、交通信息行业国有化、八小时工作制、工厂安全规范、禁止童工、支持女性投票权等议题加入政纲，以期建立广泛的工农联盟。八十年代中叶绿背运动衰落后，起而代之的人民党运动在社会经济议题上继承了其绝大部分政纲，只将具体的通胀政策由发行纸币改为恢复金银复本位制度。

由于共和党上承辉格党亲工商业的传统，而民主党自杰弗逊起便有推崇自耕农神话的传统，因此镀金时代的农民运动与通胀主义更容易在民主党一方引起共鸣：谷仓会发起人凯利（Oliver Kelley）正是民主党出身；共和党激进派议员巴特勒（Benjamin Butler）因为反对停发绿背纸币而脱党，成为民主党与绿背党的双料党员，并代表后者征战总统大选；金银复本位的鼓吹者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则于1896、1900、1908年三次获得民主党内的大选提名。

其中1896年大选被认为是第四政党体系——也就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开端（参见表二）。布莱恩此次提名获得人民党的拥戴，将人民党运动的力量几乎完全吸纳、整合到民主党中，逼得包括时任总统克利夫兰在内、曾在民主党中显赫一时的“波旁派（Bourbon Democrats）”另行组建“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独立参选。尽管波旁派在1904、1912年两度回光返照，夺回党内初选的主导权，但已无法抵挡民主党在社会经济议题上左转的大势。1912年大选，出身波旁派的威尔逊采纳了党内进步主义者的大部分政纲，并任命布莱恩为国务卿以示妥协，标志着波旁派的彻底覆没。

波旁派属于民主党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脉。他们一方面抵触人民党式的政纲（比如通胀、反垄断、劳工保护等），另一方面对当时共和党主流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大为不满。共和党承祧亨利·克莱的“美利坚体系”，主张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发展，大受工商界领袖欢迎；但高关税会导致日用品价格上涨，令普通消费者不满，同时可能招来贸易伙伴国的报复，损害本国出口商（当时主要是农业界）的利益。1887年，波旁派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在国情咨文中公开向贸易保护主义宣战，令关税政策一跃成为十九世纪最后十几年的党争重头戏，引发政权频繁易手，关税也随之忽高忽低，令人无所适从。

自美国建国时起，除内战期间国会短暂征收过战时个人所得税外，关税一直是联邦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波旁民主党既然想降低关税，就不得不将个人所得税制度化，以填补财政缺口。这使他们不得不与党内的进步主义派联合——后者同样支持个人所得税，理由却截然不同：关税是劫贫济富的累退税，改用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才能体现分配正义；并且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远比关税深厚，可以极大增加联邦收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1894年民主党国会制定新税法，对年收入超过四千美元者（相当于2010年的八万八千美元，占当时人口不到10%）开征个人所得税。

但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判称（Pollock v. Farmers’ Loan & Trust Co.）个人所得税违反了宪法关于“直接税额按州人口分配”的规定，令新法案成为一纸空文。不过此时1893年经济危机对东北部城市劳工阶层的打击，使得共和党内以老罗斯福为代表的新生代进步主义力量迅速壮大，加入到支持个人所得税的行列。在多方合力下，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通过，赋予国会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关税从此不再成为联邦财政的掣肘，逐渐从政争中淡出，而个人所得税率的高低及累进度，则开始被左右两翼所瞩目。

共和党的右转

与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力量脱胎于镀金时代的农民运动不同，共和党其实有着更为悠久深厚的亲进步主义传统。早在国家共和党与辉格党时代，亨利·克莱的拥趸们就相信，政府绝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对贫穷、愚昧、贪婪、歧视等社会问题袖手旁观的消极“守夜人”，而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教育、社区道德等方面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像苏厄德就曾在担任纽约州长时，顶着本土主义者的压力，力主为天主教移民子女提供平等的公立教育机会。共和党成立后继承了对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强调，并由激进派在南方重建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与镀金时代盛行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民主党从早期直到波旁派的小政府主义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方重建草草收场后，共和党激进派势力衰落，积极政府的主张者多将精力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禁酒运动。当时的许多社会改革家认为，酗酒是引发道德败坏与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故而大力推动各州及联邦政府立法禁酒。其中一些共和党元老甚至脱党另创“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与留在党内的禁酒势力里应外合。反对酗酒最早只是少部分新教教派的主张，但随着天主教移民潮的来临，禁酒成为新教徒本土主义情绪的载体，得到越来越广泛热烈的响应。1884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布雷恩（James Blaine）本来指望靠着自己母亲的爱尔兰移民身份，将本属民主党阵营的天主教选民争取到共和党一方。不料一名支持布雷恩的长老会牧师布道时口无遮拦，指控民主党犯有“朗姆酒、罗马教、叛乱（Rum, Romanism, and Rebellion）”三大罪（指其反对禁酒、示好天主教移民、挑动内战），彻底激怒了天主教选民，也令共和党在禁酒问题上再无回头路。与此同时，由于乡村的禁酒俱乐部往往交由女性操持，为其提供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因此追求参政权的女性多视禁酒主义者为同盟。

禁酒运动在1919年达到辉煌的顶点，由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实现全国范围内禁酒。但其结果却是非法酿酒与贩酒业的昌盛，并导致城市黑帮的崛起及其与官场的勾结。数年之间，禁酒主义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第十八修正案也在1933年被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

二是市场监管。共和党推崇制造业立国，为此一方面坚持以贸易保护主义扶持本国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在镀金时代铁路、钢铁、石油等行业的垄断财团兴起后，制定以《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代表的反垄断措施，以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维护中小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工运浪潮中，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派尽管反对某些在他们看来过于激进的工会，却认同工人有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并主张政府参与调解劳资纠纷、改善劳工待遇。凭借着与企业界领袖的良好关系，进步派共和党牵头成立的“芝加哥公民联盟（Chicago Civic Federation）”、“全国公民联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等私立劳资仲裁机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甚至到了1932年，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势力已经开始衰落时，仍然主持制定了禁止雇主干预工人加入工会的《诺里斯-拉瓜蒂亚法案》。

然而共和党与工商业界的渊源，也同时构成了对党内进步主义力量的反制。尤其在公务系统改革之后，政党无法再通过分肥制筹集经费，日益仰仗组织化的政治献金。民主党与工会逐渐发展出密切的联系，而共和党则越来越受大财团的影响。1908年老罗斯福从总统任上急流勇退（参见表二），钦定塔夫特（William Howard Taft）为接班人，本来指望后者扛起进步主义的大旗，不料塔夫特上任后向党内保守派靠拢，与进步派分道扬镳。到了1912年大选，老罗斯福重新披挂上阵试图拨乱反正，然而尽管他的党内支持者多于塔夫特，但党代会关键席位被保守派控制，令其无法获得提名。他一怒之下率领支持者从共和党分裂，另立“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参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民主党的威尔逊借机捡走了白宫。

尽管老罗斯福在1916年带领支持者回归共和党，但他三年后突然去世，令党内进步派大受打击。此后保守派的哈丁（Warren Harding）当选总统，而在其死后继任的柯利芝（Calvin Coolidge）早年虽是进步主义者，此时却已改奉小政府主义。1924年，进步派参议员老拉弗雷特（Robert La Follette, Sr.）又从共和党中拉走一批人独立参选，所幸民主党当年也发生了分裂，才令柯利芝得以连任。柯利芝虽然继承了共和党反对南方种族主义的传统，不断呼吁国会制定反私刑法案（anti-lyncing laws）保障黑人的人身安全与法律权益（这些法案因在参议院中受南方民主党议员的阻挠而从未通过），但他囿于小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在1927年密西西比洪灾中拒绝提供联邦援助，导致二十万黑人流离失所，饿殍遍地。此事令黑人与共和党之间产生罅隙，使得大萧条后小罗斯福打造囊括黑人在内的民主党“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开启“第五政党体系”（参见表三）成为可能，也给民权运动期间共和党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埋下了伏笔。

种族主义的幽灵

私刑（lynching）是奴隶制废除后南方白人暴民对黑人（以及白人共和党员）的惯用恐怖主义手段，将胆敢参加投票的、或者谣传犯罪却未经法律审判的黑人酷刑折磨、鞭死、吊死、烧死。其实这种做法早已在西部流行，美墨战争后蜂拥到加州淘金的白人，眼红于当地墨西哥裔金矿工人的小康生活，就常聚众对其私刑泄恨。华人同样从淘金热时期（1848-1855）开始陆续抵达美国西部，并在1868年《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鼓励下形成移民潮，为建设太平洋铁路等立下汗马功劳，但也因此遭到白人本土主义者的恐慌与忌恨，成为排华骚乱与私刑残害的新对象。

讽刺的是，镀金时代排华最力的，是本身受到本土主义新教徒歧视的爱尔兰移民后裔，比如加州著名的工运组织者丹尼斯·吉尔尼（Denis Kearney）。这一方面是因为爱尔兰裔与华裔同为底层劳工，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而且廉价华裔劳工的大量涌入也削弱了工会面对企业时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饱受歧视的爱尔兰裔渴望跻身“新晋白人”的心理，令其迫切地找寻能够让自己与主流社会“同仇敌忾”的靶子——就像如今某些“高等华人”挤破脑门想要成为“荣誉白人”，因此比白人更起劲地歧视黑人和拉美裔一样。在爱尔兰裔选民的鼓噪下，民主党及西部共和党推动制定了《1882年排华法案》等一系列专门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政策；而中部及东部共和党中的一些人，比如1888年当选总统的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辉格党总统威廉·哈里森的孙子），为了争夺爱尔兰裔选票，也在竞选中打出过“赶走所有华工”的口号。

即便如此，爱尔兰裔（以及其它天主教移民）受歧视的现象——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并未有大的改观。二十世纪初，第二波三K党运动兴起，在凌辱黑人之外，又加上了反犹、反天主教的新花样。由于北方民主党已经吸纳了大量天主教选民，因此民主党内部南北双方的矛盾又变得尖锐起来，并在192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来了一次总爆发。

威廉·麦卡杜（William McAdoo）是威尔逊总统的女婿兼财政部长，也是后者任内进步主义改革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麦卡杜是坚定的禁酒派，遭到北方反禁酒的民主党人抵制，在19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上经过44轮投票败给了黑马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924年麦卡杜卷土重来，与信仰天主教的纽约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难分轩轾。其时正值第二波三K党运动的高潮，绝大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包括与会的南方代表）都加入了三K党，他们坚决反对提名天主教徒，集体支持麦卡杜，愈发加剧了北方民主党对后者的反感。史密斯等人试图在会上将谴责三K党的条款加入党纲，但被南方代表阻挠，以三票之差未能通过。全国的三K党徒闻讯大喜，赶到会场的河对岸举行两万人大游行，焚烧史密斯头像，对周围的黑人和天主教徒极尽暴力恐吓袭击之能事。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了16天共103轮投票，所有人都筋疲力尽，麦卡杜与史密斯双双退选，南北方代表才达成妥协另择其人。

这场“三K党盛宴（Klanbake）”极大地损害了民主党的声誉，令其在大选中一败涂地，只拿了不到30%的普选票。不过祸兮福之所倚，它也使党内的反三K党力量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为民主党此后逐步挣脱南方种族主义者的挟持奠定了基础。同时，几年前因瘫痪而不得不退出政坛的小罗斯福，由于在这次大会上坚定支持史密斯，而再次积攒起政治资本，为重出江湖铺平了道路。

其实早在1912年威尔逊竞选总统时，就有一部分黑人对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派寄予厚望，期待威尔逊能够推动黑人状况的改善。但威尔逊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变本加厉，解雇了大量联邦黑人职员，并将种族隔离制度引入联邦政府部门。罗斯福建立“新政同盟”并四任总统后，北方反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人有了说话的底气。1948年，杜鲁门通过行政令废除了军队内部的种族隔离以及联邦公务员录用中的歧视；同年，在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激情四溢的人权演说后，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一次将“推动种族平等、废除种族隔离与吉姆克罗法”的主张写进了党纲（参见图二）。南方种族隔离派对此离场抗议，以“州权民主党（States’ Rights Democratic Party）”或“迪克西民主党（Dixiecrats）”自居，在此后数次大选中，都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与全国党部抗衡。

图二“狗、黑鬼、墨西哥裔不得入内”

注：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种族隔离时期德克萨斯州“孤星餐馆协会（Lonestar Restaurant Association）”专门制作发放给下属餐馆悬挂的铭牌。“孤星州”是德克萨斯的别称。

不过在时人心目中，共和党仍旧是反种族主义的旗帜。1952年大选时，两党竞相拉拢战争英雄艾森豪威尔成为本方候选人，而他最终拒绝民主党、答应共和党的理由正是自己长期以来对民主党种族主义的反感。艾森豪威尔任上宣布种族歧视威胁国家安全，推动建立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调查阻挠黑人投票问题，并动用军队执行最高法院在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的判决、护送黑人学生入读白人学校。这些举措为六十年代的进一步改革铺平了道路，也坚定了黑人对共和党的信任。

情况到1960年大选突生骤变。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的一次民权游行中被捕，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立即致电地方警署将其保释，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却从头到尾不置一词。最终黑人选民大多将票投给了肯尼迪，助其当选。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不顾南方民主党人的反对，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导致南方数州在大选中纷纷倒戈。与此同时，极端小政府主义者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战胜北方温和派代表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戈德华特尽管私下支持黑人的民权诉求，却认为种族隔离是地方事务、联邦不应干涉，所以投票反对1964年民权法案。三K党也因此在当年大选中破天荒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1968年民主党继续分裂，支持种族平等的副总统汉弗莱，与在白人蓝领工人中大受欢迎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各自为战，“新政同盟”土崩瓦解。在共和党方面，尼克松则采取“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主动讨好白人种族主义者，令南方各州从此成为共和党的基本盘。就这样，曾经极力捍卫奴隶制与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一步步成为民权运动的同路人；而共和党却背叛了林肯等先烈的理念，遭到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选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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