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是否应该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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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反种族歧视事件引发的系列连锁反应还在持续蔓延，这一次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的顶尖学府——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是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全美第三古老的高等学府。因为曾培养了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希拉里等美国政要，还被称为“总统摇篮”。同时，耶鲁大学还是美国大学协会的14所创始院校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成员，还培养了詹天佑、马寅初、晏阳初、林徽因等中国名流。

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南方邦联的旗帜、标志以及纪念邦联领导人的雕像引发着美国内部的分裂。批评者称该南方邦联的旗帜象征着为维持奴隶制而爆发的南北战争的标志，而支持者则称这一旗帜是南方的骄傲和历史遗产。近些年来，与南方邦联有关的标志越来越多地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所用。

2017年，由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决定移除南方军事统帅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一座雕像，当地发生了冲突和暴力事件。在今年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全美范围内的抗议后，美国一些地方决定移除纪念南方邦联及其领导者的雕像和纪念碑。

在席卷全美的反对种族歧视抗议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以南方邦联军将领名字命名地点的做法颇有种族主义意味。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T. Esper）、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A. Milley）将军和其他军方领导人表示对根据南方邦联将领命名的军事基地的更名持开放态度，这些基地包括布拉格堡（Fort Bragg）、胡德堡（Fort Hood）和本宁堡（Fort Benning）等，作为努力解决军队种族主义遗留问题的一项具体举措。保守派和进步主义者之间冲突愈发激烈。

最近，部分保守派自认为找到一种极为巧妙的办法对付那些推动更名的进步主义者——就是把矛头直指著名的耶鲁大学！

美国右翼人士杰西·凯利（Jesse Kelly）公开表示，耶鲁大学校名是以该校创办时期的主要赞助人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命名，这名英国商人不仅蓄奴，更从黑奴交易中大发横财。

凯利在其推特上写道：

耶鲁大学以伊利胡·耶鲁的名字命名，他不仅拥有奴隶，还是奴隶贩子，我要求耶鲁大学立刻改名，把耶鲁的名字从每幢大楼、每一张纸和每件商品上去掉。否则，他们就是一直在憎恨黑人。

杰西·凯利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搅动起一场风波，好事者纷纷跟帖，#Cancel Yale（取消耶鲁）随后登上热搜，在推特上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网友也把矛头指向耶鲁校友希拉里，称她的事业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发起者还要求数所大学改名，包括布朗和乔治城大学。一些保守派学者坚决要求，耶鲁不更名，抗议不罢休。

推特上#Cancel Yale（取消耶鲁）成为热门话题

很自然地，右翼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时事评论家，保守派畅销书作家，代表作《反抗无用！仇恨特朗普的左翼分子如何走向丧心病狂》）也兴高采烈地加入这场保守派主导的“取消耶鲁（#CancelYale）”闹剧。安·库尔特在其推特写道：“用202年时间纪念一个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的奴隶贩子实在够久了。耶鲁大学一定要改名。“迈克·塞尔诺维奇（Mike Cernovich，另类右翼分子、反女权主义者、政治评论员和阴谋论者）表示“每个在其简历中提到‘耶鲁’的人都是支持奴隶制的种族主义者。”

**他们的真实目的当然不是更改耶鲁校名，而只是希望通过“抗议者的逻辑”来恶心一下后者。**既然耶鲁大学以奴隶主埃利胡·耶鲁命名。如果赞成重新命名那些军事基地，那么抗议者可以找到什么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让耶鲁大学改名呢？这种所谓的“归谬法”或“反证法”旨在根据抗议者自己的逻辑规则推导出一个他们自己不想看到的结论。从而表明抗议者纯属极端分子。

当然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但它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实际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运用哪些原则来评估什么样的名字应该或不应该更改？重新命名一所大学是否会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高昂成本？

耶鲁为何不用改名

这些人希望通过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确实让部分耶鲁校友乱了方寸，无法解释耶鲁为何不该更名，或者真地呼吁让耶鲁更名，通过引发一场重大争议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达文波特住宿学院院长约翰·维特（John Witt）站出来为耶鲁校名辩护。维特领导的委员会在2016年建议耶鲁的一所寄宿学院（耶鲁大学共有14所寄宿学院）不再以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冠名。不过维特的论点颇为可笑，他辩称，与积极倡导奴隶制并认为该制度为“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的卡尔霍恩参议员不同，伊利胡·耶鲁所从事的奴隶贸易“在其生活的时代习以为常”。即使在当时习以为常那也是在把大活人当作奴隶贩卖，谁都看得出来卡尔霍恩和耶鲁两人半斤八两。本质区别在于谁都不会在意耶鲁的某个寄宿学院叫什么名字，而学校百年品牌则关乎所有耶鲁相关人士的切身利益。这一点维特教授肯定心知肚明，只不过实在难以启齿而已。

其他人貌似真诚地认为，按照抗议者的逻辑必须支持对耶鲁的更名，否则就不存在任何讨论的余地了。“纽约”杂志的杰西·辛格尔（Jesse Singal）问道：

如果我们表里如一，那么反对耶鲁更名的善意论据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认为奴隶主的名字不该获得如此纪念，即使这是保守派的恶心伎俩那也得认真对待。

6月25日，耶鲁大学校长在接受校报采访时表示该校不会考虑更改校名。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善意”而实在的论点支持耶鲁不该更名。但是，右翼分子选择耶鲁这个目标的聪明之处在于这个论点略微过于现实。这就是：“耶鲁的品牌至关重要，失去这个品牌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重新命名以南方邦联将领冠名的军事基地。”

每一位和耶鲁站在一起对抗右翼极端分子的有识之士都会如此表述： 

耶鲁改名的成本超过受益。这是因为“耶鲁”品牌与伊利胡·耶鲁此人之间的纽带在历经300年以后几乎荡然无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校逐步打造了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从而使这个名字形成一个完全独立于伊利胡·耶鲁的重要品牌，这是一个与生活在某个特定军事基地完全不同的身份特征。

此外，耶鲁品牌对该校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各地，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令他们引以为豪的特定机构。重新命名导致该机构丧失部分重要价值，于此同时这还让该校学生和校友努力争取到手的社会声望黯然失色。因此，尽管我们的一个原则在于必须更改以奴隶主冠名的事物，不过我们也有其他原则需要遵循，有时候某个特定的更名显然得不偿失。

这种维护耶鲁的观点，虽然逻辑上无懈可击，但是太过精英主义，假定其给予的社会声望顺理成章，耶鲁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名字，因为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纪念一位声名狼藉的已故“捐助人”。这所大学已经成为另一个耶鲁，一个极具声望和影响力的机构品牌。一个人与耶鲁这个名词发生的关联具有某种我们不想失去的重要性。

取消耶鲁运动无法成功

很多耶鲁人对于更名提议深感惶恐的原因显然离不开耶鲁品牌，不但因为带有耶鲁标识的运动服供不应求，更在于该品牌被视为区分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耶鲁可能以其“社区”和“身份”深感自豪，并且坚持认为，就像一座城市或任何其他大学一样，该校只不过试图保护一个其成员引以为豪的名字。

但耶鲁也是一个排外的俱乐部，其校友获得的待遇仿佛他们天生具备远见卓识。保守派“取消耶鲁”的挑衅运作得如此成功，其原因不在于没有理由保留这个名字，而是因为反对更名需要耶鲁人士承认自己高度珍视耶鲁的价值，并且不想失去这种价值。

这就要求那些在“精英统治”中胜出者承担一点为种族正义而放弃特权的风险（之所以说“风险”而不是“损失”，是因为即使最终更改冠名也不至于对耶鲁的社会功能产生过度影响)。毫无疑问任何大学的校友都会竭尽全力地阻止更改校名，不过保守派咬住耶鲁不放确实对自由派精英形成有力一击，后者希望社会存在正义，前提是追求社会正义不会让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这听上去是不是相当耳熟，没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名逻辑

耶鲁之为耶鲁是否一定就比布拉格堡之为布拉格堡更为重要？也许我们该思考一下名字的意义何在。哲学家朱丽叶·卡普雷特（Juliet Capulet）有一句名言，玫瑰换个名字依然芬芳。不过，也许朱丽叶是错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以玫瑰命名的男人（著名奥地利小提琴家阿诺德·罗斯 Arnold Rose）是位人类商人，我们或许会因为给玫瑰换个名字而失去一些什么，因为这个名字令人浮想联翩，而我们基本上已经忘记罗斯先生的存在。这种不可言喻的损失可能超过停止纪念声名狼藉的奴隶主而获取的收益。

布拉格堡

也许衡量某个事物是否应该更名的方法是进行“投入产出比分析”。重新命名一座城市可能得不偿失，新奥尔良是一座令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当然这种骄傲与该市的冠名者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Philippe II，声名狼藉的法国摄政王，生活放荡无度，特爱寻欢作乐）那种腐朽龌龊的家伙毫无关系，我们肯定很难认同1701年揭露出来的菲利普公爵任何不良行为会导致我们摈弃一个历经数百年打造的品牌。实在不值得这样做，成本太高了。另一方面，把“李将军环路（Lee Circle）”改回原名则相当明智。这样做不会造成实际损失，也不值得为此争论不休。

因此，既然存在程度明显不同的案例，抗议人士会做出判断。例如，即使不必修改每一个令人讨厌的街道名字，至少我们可以重新命名杰斐逊·戴维斯公园路（Jefferson Davis Parkway，戴维斯系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总统）。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这种关联有时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尤其当你站在杰斐逊·戴维斯和马丁·路德·金的交叉路口时)，所以更名显然是恰当之举。

在某些情形之下，改名可能没有太多象征意义：如果每条令人不悦的南方街道都必须修改路名，那么半数南方地区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最好的策略是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象征性标识，例如位于城市中央广场的雕像等与个人的关系最为紧密的地标，而且消除这些象征性标识的成本也最低。

杜兰大学重新命名一座建筑而不是该校校名或许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因为谁会在乎校园内某幢建筑叫什么名字呢。这样做并非心口不一，因为原则上更名并不一定要凌驾于其他所有考量之上，而是在可以改名的时候，提供一个进行历史教育的现实机会，当然，人们应该知道保罗·杜兰（Paul Tulane，杜兰大学的捐助人和冠名者、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一名主要资助者）和埃利胡·耶鲁的所作所为。

被重新命名的杜兰大学胡伯特大厦

让我们回到军事基地，美国军方本身对基地更名的提议并没有表现出大惊小怪，原因不但在于南方邦联将领确实是叛军头目兼奴隶主，而且此举还会成为武装部队的一项现象级公关活动。这样做有助于展示美国军队的善良、文明和进步！重新命名军事基地以一种几乎可以忽略成本的方式摆脱那些根本无人关心的腐朽奴隶主并树立美国军队令国民骄傲的英雄形象。当然，至于粉饰美国军队的形象是否理所应当，那自然另当别论了。

名利双收的更名案例

上个周末，普林斯顿大学宣布，将该校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更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同时还将一个名为威尔逊学院（Wilson College）的住宿学院更名为第一学院（First College），以宣示学校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

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埃斯格鲁伯 (Christopher L. Eisgruber)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解释该校改名的原因：

周五，普林斯顿大学校董会投票决定，本校不再以将伍德罗·威尔逊冠名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此举的原因在于，对学者、学生、校友必须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的一所学校而言，威尔逊的种族主义观点和政策使他的名字不再适合成为校名的一部分。

这个决定对我的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校友、教师队伍中的一位杰出教授，并最终成为第十三任校长。他把本校从一所默默无闻的院校转型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在其八年任期内，他使教师队伍增加五成，并进行了延续至今的课程改革。当威尔逊试图改革学校的社交俱乐部时，由于想法过于激进遭校董会解职。

威尔逊后来成为新泽西州长，美国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数十年来，普林斯顿大学一直纪念威尔逊的公共服务经历及其成就。 

威尔逊也是种族主义者。他阻止黑人学生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美国总统期间，威尔逊将原先完整的联邦公务员服务体系割裂开来，从而使美国追求种族正义的进程倒退，并助长了系统性种族歧视，后者至今仍然在伤害黑人的生命和我们的国家。 

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中，威尔逊的名字无处不在：它出现在久负盛名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一所住宿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校友最高荣誉之中。普林斯顿大学非正式座右铭开始部分“为国服务的普林斯顿”，出自威尔逊的一次演讲。

2015年11月，学生抗议者占领我的办公室，他们的一项诉求就是敦促学校不再以威尔逊的名字冠名。应我的请求，校董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该问题进行审议。经过和顶尖学者的深入商讨以及学校社区的广泛参与，委员会最终建议进行改革，以使普林斯顿更具包容性，更为公正地回顾学校历史，包括威尔逊的种族主义。

然而，该委员会和校董会决定在公共政策学院和住宿学院保留威尔逊的冠名。在本月之前，我完全同意这一决定。

我认为，普林斯顿大学具有充分理由纪念威尔逊的真正成就。他与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或罗伯特·李之流截然不同，后者对于奴隶制的支持贯穿其整个人生，有时候对于他们的纪念就是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或种族主义。普林斯顿纪念威尔逊时并未涉及、甚至忽略了他的种族主义。

我现在相信这正是问题所在。普林斯顿作为美国的一部分，过于漠视、忽略种族主义并对其置若罔闻，从而让歧视黑人的制度得以长盛不衰。当旁观者录影其酷行时，德里克·肖文（Derek Chauvin）跪坐在乔治·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近九分钟，他可能觉得社会一直漠视、忽略或原谅他的行径，就如同过去对他的投诉那样。

我们国家历史这一惊涛骇浪的时刻向所有人清楚表明，我们具有紧迫责任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和维护黑人生命的完整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校董会根据我的建议，不再以威尔逊冠名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现名）的原因所在。

当一所大学将政治领导人冠名其公共政策学院时，学校不可避免地将冠名者作为学生的人生榜样。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威尔逊的种族主义都无法令他起到模范作用。

在某些人看来，这一决定似乎不但显而易见，而且姗姗来迟。对其他人来说，这看来过于政治正确，是对身处另一个时代的人物不公正的评判。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但是正确的决定。我热爱的大学是在威尔逊帮助之下创建的。我无需赘述如何评价他的生活，或者他如何令人难以致信地集成就和失败于一身。然而，我确实知道，在决定把什么样的人物树立为学生的英雄或榜样时，我们不能对种族主义置若罔闻。这并非普林斯顿直面种族主义现实和遗产的唯一步骤，但它是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致力于消灭种族主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再将普林斯顿大学现代创始人作为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冠名者。

普林斯顿大学这项更名决定可谓名利双收，一方面对学生和社会的呼吁做出积极回应，更重要的是取消一所重要研究生院的不良冠名有利于提升该校的品牌和声望，甚至还为今后重新冠名预留宝贵的空间（这对校方意味着五亿美元左右的捐赠收入）。

**深层思考
**

至于耶鲁，从天下大公的角度出发，真正的进步主义者对耶鲁的要求绝不止改名这么简单。耶鲁大学应该被收归国有并且改名为新英格兰大学（纽黑文校区），该校应该对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并设立一系列的招生标准并录取所有符合这些标准的申请学生（如果符合标准的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那么应该通过完全随机的摇号机制遴选学生）。哈佛大学自然也要依样画葫芦地改制成为新英格兰大学（剑桥校区）。任何出于政治正确而要求耶鲁换汤不换药地更改校名（同时保留其再造美国统治阶级的丰富资源和基本功能），并不值得费尽心机予以实施。当然耶鲁的校名也不是一个值得誓死捍卫的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培养美国统治阶级以外，耶鲁还是一个催生社会不平等的温床，与重新命名军事基地如出一辙，耶鲁改名就好像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万宝路香烟的制造商）更名为奥驰亚（Altria）、黑水公司（雇佣兵公司）更名为阿凯德密（Academi），这两个公司希望新的品牌使自己摆脱“致癌帮凶”和“雇佣杀手”的恶名，让大家联想到“利他（altruism）”和“教育（academy）”。然而，即使更名为杜波伊斯堡（W.E.B. DuBois，著名黑人学者，第一个取得哈佛博士学位的黑人），胡德堡也无法继承丝毫杜波伊斯的价值观。无论叫什么名字，这个军事基地依然是美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个螺丝钉。

把奴隶主的名字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成本通常不会特别昂贵，基本原则应该是，**如果不用大费周折即可修改某个名字或者拆除某个坏人的纪念碑，那么就应该这么做！**把奴隶主的丑恶形象弃之如敝屣绝对具有积极意义。1950年代至今，民权运动的巨大进展令人叹为观止：想当年抗议者不遗余力所争取的不过是平等参与以某个奴隶主（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ogh，企业家、公立教育系统捐助人、也是一个奴隶主）冠名的年度纪念活动的资格，现如今他们可以高喊“让他见鬼去吧！”并将其践踏在地！

位于奥兰多拉斐特广场的约翰·麦克唐纳纪念碑

显而易见地，我们无须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牺牲现实利益，不过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兼得熊掌和鱼的机会，一个公平对待所有人的社会只会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人而不是骑在别人头上的奴隶主。保守派企图通过“取消耶鲁”证明抗议者的逻辑荒谬可笑，但实际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激励他们更为明智和理性地选择目标、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参考资料：

https://www.currentaffairs.org/2020/06/cancel-yale-is-silly-or-is-it

https://yaledailynews.com/blog/2020/06/28/cancel-yale-not-likel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6/27/i-opposed-taking-woodrow-wilsons-name-off-our-school-heres-why-i-changed-my-mind/

https://tulanehullabaloo.com/34363/news/usg-confronts-racism-resolves-rename-hebert-hal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0/magazine/army-confederate-base-name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Donogh_Day_Boy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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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转载：商业周刊中文版。_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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