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是如何落下的：我在清新时报的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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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时代，互为因果。

——波米

2018年10月4日，我收到时任评论部主任的消息，通知我正式通过清新时报的招新，成为评论部的部员。2022年6月18日，清新时报第十九届换届大会召开，我作为副总编的任期结束，正式离开清新时报。一位和我同时加入又同时离开评论部的同学说：“我想起大一还要熬夜在109排版的日子，觉得恍如隔世。好像见证了一个报社的黄金时代，又亲眼看见它坍塌了。”我想，清新时报可以坍塌，但不可以湮灭。黄金时代可以被终结，但不可以被遗忘。因此，我决定从我个人的视角出发，讲述我在清新时报度过的四年。

2019.4.15 GPA

和大多数高中刚毕业就加入评论部的同学一样，我的评论写作最初只是停留在高考作文的水平上。因此，我在清新时报的第一年也主要以学习为主。我的大多数仍显稚嫩的稿件都发布在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纸质版报纸上，唯一一篇发表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是“学风大讨论”的应景之作。

2019年4月15日23点，讲述GPA改革和五字班申请情况的深度报道《谁动了我的GPA？》发布在清新时报公众号上。

23点59分，有同学在清新时报大群里发问：“没顶住压力吗？”大家才发现文章已经被删，本来沉寂的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讨论。

第二天凌晨0点29分，一位不在报社的学姐进群说：“我没想到这个话题会触及学校管理层如此之深。仔细看过文章，我不觉得有太过偏激或者敏感之处，措辞也很中肯。总之，你们真的很好很优秀！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你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与新闻理想的守护者。加油！”

0点56分，时任总编对我们说：“稿件因为不可控因素被删，我负主要责任，但无论从记者和编辑的操作而言，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去确保操作的规范性，这稿子也得到了大部分同学的认可。删稿不代表本报对GPA之事缄口不言，我们会针对此事做进一步采访和报道，让同学得到更多的信息，也让这个话题能够被更广泛和理性的（地）沟通讨论。”

4月19日，小五爷园发表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彭刚老师对GPA改革争议的回应。当被问及GPA改革是否影响同学们出国申请时，文章用加粗字体回答：“清华有最优秀的生源、人才培养质量高、学术声誉好，整体绩点的高低不会影响到国外很多高校对清华学生的评判。”当被问及学校对GPA改革的态度时，文章用加粗字体回答：“我们都知道，清华是一所校友对母校感情特别深，参与母校建设特别多，对母校帮助特别大的一所学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在读期间，充分感受到了学校、老师和员工对每一个学生的关切。”文章发布后不久，赞赏区就被辱骂清华大学的头像攻陷。

后来屡屡有传言说清新时报高层因为GPA事件被“重组”了。这段时间我只是一个普通部员，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内幕消息。我只能说，从结果上来看，所谓的“重组”并没有发生。首先，报社由在校学生组成这一性质就天然决定了所有职位的任期只有一年，因此领导层换届本来就会在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重组”没有意义。而如果说“重组”指的是GPA稿件的相关人员遭到撤职或者降级，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发生。事实上，GPA稿件的责编成了报社下一任的总编辑，稿件的作者成了下下任总编辑。

2020.3.16 疫情

2020年初，几乎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同时，我正式成为了评论部的两名主任之一。2020年上半年，是我这一届的评论部同僚输出的高峰期。因为疫情居家，学校的许多活动都停摆了，所以我当时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饭睡觉上课写稿改稿。再加上疫情初起，舆论场上交锋激烈，部员们也都有说不完的话。围绕疫情，我们先后发表了《疫情谣言只能止于真相》《我们无权让医护人员裸奔逆行》《别让“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不共戴天》《边防控、边复工：还需社会治理精细化》《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幸福》等一系列评论文章。

3月15日，一位部员交给我一篇评论，文中提出“不要让骄傲掩盖了对全球疫情的担忧和悲痛，不要让‘赢家’的沾沾自喜取代了对世界人民应有的关怀。”这篇评论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流程在部门例会上讨论过，但我读完以后热泪盈眶，用最快的速度返还了修改意见。经过几轮修改，这篇题目为《“他国越失败，我国越成功”的思维模式应当摒弃》于3月16日定稿。由于当天已经安排了其他稿件，报社原计划在第二天把这篇评论发出。结果就在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的文章。报社于是决定把这篇评论提前发出。果不其然，文章发出后引发极大的反响，精选留言数甚至达到了系统上限。清新时报的指导老师也亲自转发了这篇推送，配文说：“其实这次我是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当然，这段时间也并非没有遗憾。我们曾经写过两篇声援武汉作家的文章《致“高中生”：鲁迅不仅应该写下来，还应该喊出来》《直视“屋中的大象”》，结果被总编以“同类观点已经大量出现”“昨天开始关注度开始下降”等理由毙掉。还有一篇声援钟美美的文章《正能量教育不是掩耳盗铃》，被总编评价“质量有点点可发可不发”，拿去问报社指导老师也一直没有等到回复。由于疫情期间纸质版报纸停发，为了不让同学们的辛苦白费，评论部开了一个小号来发因为各种原因被毙掉的稿件，这个小号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2021.3.4 封校

我卸任之后，《他国越失败》一文的作者成为了新一届评论部主任之一。2021年2月，在其他北京高校大多延期开学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坚持按期开学，并推行仅允许教学、就医事由的极严格的封校政策。我在部门例会上提出写一篇题为《精准防控应坚持“非必要不封校”》的评论，部员们几乎全都表示赞同。成稿后，部门主任也对文章质量很满意。正当我以为这篇文章将顺理成章地发出时，却意想不到地在报社高层的审稿中遇到了阻力。

首先是报社分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在不少内部经验分享的场合上，他都讲述过自己的一件光辉事迹，那就是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北大某位争议人物的评论，那篇稿件也在发出不久后被删除。针对我的文章，他先是在内容上给出了一些大的修改建议，在我返回修改稿后，他说：“你用词用句可以再斟酌一下。”

我：“那你上手改改呗。”

“主要是我现在没手。你先自己品品，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对这个话题不怎么了解的读者，怎么写才对人家比较负责任。”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我不太明白。”

“比如，懒政那个，你想想，让各院系负责出入校审批和疫情防控的老师怎么看？”

“那我知道你说的是啥了，我再品品。”我说，“真是的，自己不干人事，还不许别人骂。”

“换位思考一下吧。人家跟你又没有深仇大恨，吃饱了撑的天天恶心你。尤其是校园内部的议题，少骂人，不然以后别想采访了。”

之后是时任报社总编。她说：“我的观感是很像在替学生陈情上谏。你个人可以有观点啊，但清新时报需要这么旗帜鲜明地表达自由吗？”

我：“就是这样呀。gpa（的稿件）不是在给学生陈情上谏吗？”

“gpa是有问题啊。”

“你的意思是说学校的gpa政策确实有问题，还是gpa那篇稿件确实有问题？”

“稿子。”

她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总编：“唉行吧就这样吧。给老师看了再说吧。”

我：“行吧。希望清新时报不要让我失望。”

“这篇不能发是正常好吧。”

第二天，总编发给我一张截图，截图内容如下：

指导老师：“北京开会。”

指导老师撤回了一条消息。

前任总编：“题材是否合适还是请老师把关。这个话题确实有点……单论内容吧，我感觉作者其实并没有给出很亮眼的观点，比起新闻评论，更像单纯从学生角度出发致校方的一封建议书，带有比较强的超出评论文体本身的主观性，可能以个人身份发会更好。”

指导老师：“我也觉得他个人身份发就行。”

后来，总编又给我发了一长段文字，没有署名，不过从口吻上来看我推测是报社指导老师写的：“这篇的内容写得挺诚恳的，也看得出来很用心，但确实还是有些受限于学生身份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诉求体现得太过明显，很多政策制定方面的考量和不可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作为学生也确实难以切实了解），这样就会导致虽然通篇都情真意切，但难免显得稚嫩，很多我们看来认为‘这样这样做不就好了吗’的东西，在事件相关背景了解相对更多的人看来，就会变得短浅而天真。”

在这篇文章之后，我又陆续写了两篇关于学校疫情防控的文章《“完善沟通渠道”不能救清华》《疫情防控规定应有据可依》，发表在我们的小号上。主任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要给总编看吗？”

我说：“不用了，肯定发不了。”

这段时间适逢清新时报的纸质版由报纸形式改成杂志形式。由于对纸质版刊物的审核较松，我的几篇封校评论后来都发表在了清新时报校庆特刊上，为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献礼。

2021年4月2日，清新时报公众号发表了一篇评论《“因噎废食”不是管理之策》，借西安地铁禁用充电宝的新闻事件影射清华大学的电动车管理政策。总编向我们转达了报社指导老师的意见：“隐喻不是新闻工作的好方法，只支持大家就事论事。注意写评论不要话里有话。”

我回复：“知道为什么要隐喻吗？因为直说的不让发。”

2022.3.3 火灾

在清新时报的最后一年，我担任分管评论的副总编。按照报社的惯例，副总编只进行指导和建议，一般不负责具体稿件的工作。

2022年3月2日，紫荆九号楼发生火灾。

3月3日8点，清新时报公众号发布深度报道《清晨一小时：紫荆公寓火情纪实》。

9点10分，时任总编在群里说：“要删稿了。大家做一下心理准备。”群里再一次沸腾。

前前任总编在群里说：“没事，删稿很正常，大家放平心态。”

我回复：“删稿从来都不正常，不能因为不正常的事情多了，就以为是正常的，还以此自慰。”

前前总编：“哦我是说这篇从学校的逻辑来看他们让删很正常。就是‘他们肯定会让删’这个意思。没有说‘删稿’本身正常的意思哈。”

当天正好是百团大战。一位报社高层：“想到一件事儿，今天招新的时候可能摊位会直接有人来问被删理由，感觉大家还是说不清楚比较好。毕竟咱们的目标应该都是希望报社能在，以后还能写稿。”

总编：“确实。就说：信源不够全面，没有采学校，之后有机会出完整调查，欢迎持续关注。”

我：“还是说不清楚吧，这样说好像我们错了一样。”

总编：“不清楚有人信吗！”

之后报社就进入了漫长的整改期。这期间的内幕，我就又不清楚了。我只知道，清新时报公众号一会能发稿，一会又不能发稿。一会维持原状，只需要指导老师审核，一会又要加上学校层面的审核，一会又说学校可能先管一段时间就不管了。报社的稿件一会在大号上发，一会在小号上发，一会在印象笔记上发。后来有一篇《清华版MBTI，今日正式发布》也发到了小号上。我感到奇怪，这篇有什么敏感的呢？总编解释说：“我感觉是因为宣扬某些刻板印象戳到他们的点了，比如卷和躺。”

我：“我认为清新时报编社会应该全体辞职，以示对愈演愈烈的说话管控的抗议。”

总编：“呃，我感觉他们求之不得。”

总结

四年的时间很长，清新时报很大，我所能经历和讲述的，不过是其中一些微小的碎片。我一直认为，那些发表后被删除的文章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更多的文章连为人知晓的机会都没有。

我2018年下半年加入清新时报时，报社里的高层们都是五字班。我从他们入学的2015年下半年开始，以半年为单位数了一下清新时报公众号发表所有文章和评论文章的次数。从总数上来看，在新一届领导层上任励精图治并且新生大量涌入的下半年，报社的发表一般更为活跃，但是整体的下滑趋势仍然不可避免。单看评论部，早期发表数经历过较大的上下波动，而我则有幸赶上了2020-2021这两年发表数持续稳定在较高水平的“黄金时代”。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在公众号上发文从“抢档期”变成了“填档期”。在过去，各个部门的稿件都需要按日程排队发表，像《他国越失败》这样的时效性强的文章还需要“插队”。而如今，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好久没有发文了，哪个部门能尽快贡献稿件？

当然，审查并不是清新时报衰落的唯一原因。以评论部为例。清华停招新闻本科生，使我们的新生血液严重匮乏。再加上招新时几乎不设门槛，随着清新时报声名鹊起，很多涌入评论部的新人不再是一张有理想有热情、愿意虚心学习的“白纸”，而变成了有很强既定思维模式和观点的“键政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带偏了选题讨论的方向。文章质量不行导致无法发表，文章发不出来导致没有热情去学习和改进，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文章写到这里，我差不多把清新时报从新人到老人得罪了个遍。但就像题记里那句话说的，时代在改变我们，我们也在塑造时代。在黑暗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有些人会问：“那你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很惭愧，我也迷茫过、畏惧过、退缩过，我也没有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但是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没有变节过。如果清新时报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都至少能做到不变节，那么她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最后，我有三点对所有仍然奋战在清新时报和其他校园媒体，以及关心清新时报和其他校园媒体发展的同学的希望：

不要表演。所谓表演，就是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大的表演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问题装点成成绩。小的表演是在删稿之后安慰大家“删稿很正常”，明知道不可能还对大家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出更详细的报道。”如果我们不能说遵循自己内心的真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不说违背自己内心的假话。

不要做梦。有些人爱做小梦，他们以为删稿是因为文章信源不全面、事实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技术问题就不会被删稿。实际上，这些技术问题不过是托辞罢了。小五爷园的GPA推送里面说“清华有几门公认的难度高的课程，比如随机过程、量子力学等，最高分可能只有80分，那80分就可以拿A，拿4.0，因为你是最优秀的学生。”这种说法在推送留言区、知乎等多个地方被否认。有这么明显的事实错误，怎么没见这篇文章被删呢？还有些人爱做大梦，他们觉得学校的管控是时松时紧的，甚至觉得学校也许管上一段时间就不管了，希望通过忍气吞声来换取报社存在和发表的权利。事实上，就算有松的一天，那也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而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

不要忘记。正是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记忆，支撑着我长久构思并最终完成这篇文章。媒体本来应该是公共记忆的载体，如果清新时报不能继续承载同学们的记忆，我希望大家至少把记忆留在自己的心里。记忆可以带来愤怒，愤怒可以带来力量。

陈洪淼、李嘉文和程雨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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