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胡适?

by , at 18 September 2022, tags : 胡适 鲁迅 先生 蒋介石 一个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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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鲸鱼不吃辣 发表

出卖灵魂的秘诀 鲁迅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 “五鬼闹中华” 的把戏,那是说: 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 倒是中国自己该着 “贫穷”,“愚昧”… 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 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 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 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 “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 “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 “民族性”, 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 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 一一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 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 “唯一方法” 的实行, 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 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一一因为那时候 “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 去 “忠告” 一次他的日本朋友: 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 彻底停止侵略 " , 原只要执行” 公平的” 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注: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 (一九三 0 年四月)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 认为危害中国的是 “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味。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 资本主义不在内… 封建势力也不在内, 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我们现在终于能理解那句话——

“美国宁愿培养一百个胡适回国,也不愿意放走一个钱学森。”

知乎用户 zivenhoo 发表

鲁迅的评价。

知乎用户 洛也​ 发表

关于胡适的评价有很多,今天我们换个角度,把胡适和鲁迅的人生轨迹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1917 年 1 月,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 2 卷 5 期上,并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道:「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就这样,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正式被拉开了。胡适也凭借「文学革命」声名远扬,并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开设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以及创办了哲学研究院。

次年,胡适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开始大力倡导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并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此同时,胡适和鲁迅的故事也正式开始。

1918 年 5 月 15 日,鲁迅创作的第一部短篇白话文小说,首发于《新青年》第 4 卷 5 期上,并在学界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随后,胡适就给予了鲁迅极高的评价和热烈的赞赏,并称赞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一天,满怀欣喜的鲁迅,特意邀请胡适来到家中吃饭。

就餐时,胡适看到眼前放着辣椒的梅干菜扣肉时,他好奇地问道:「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爱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

鲁迅开心地说道:「你说对了,我们绍兴人没有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用此物解困。」

听到此话,胡适更为疑惑了,他感到好奇地问道:「用辣椒解困?」

鲁迅微笑着点头回答道:「辣椒是最妙的解困之物,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适之先生可以一试。」

胡适听完鲁迅的解释后,两人便哈哈大笑不止。

随后几年的日子,胡适和鲁迅的交往变得更为密切,他们二人相互支援,共同战斗,一起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在提倡新文化方面,他们遥相呼应,有着一致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并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如火如荼。

1919 年 1 月 15 日,鲁迅署名唐俟在《新青年》第六卷 1 期上发表了《热风 · 随感录 · 四十一》一文,胡适看到此文后,整个人激动的说:「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同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胡适还特意将该作品与林纾、严复的译文作比较。胡适认为,鲁迅的翻译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不失西文的内涵。因此,胡适赞叹道:「《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实高很多。」

后来,胡适和鲁迅在文学上有着较多的呼应,比如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白话诗《我的儿子》来反对封建愚孝,鲁迅也紧跟其后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鞭挞封建孝道。当胡适遭受学衡派和甲寅派攻击时,鲁迅就撰写《估学衡》和《答 KS 君》给予对方回击,以保护自己的好友。

除此之外,鲁迅和胡适还一起吃饭喝酒,时常互赠书籍和通信等,并在文学创作方面为对方著作提供资料和指正。当胡适对《西游记》研究考证时,他还特意委托鲁迅帮他寻找相关资料;当胡适研究考证《三国演义》时,他还选用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做参考。

1920 年,胡适本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但由于各种事情,一直拖延好几年都没有写成。三年后,鲁迅出版了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看到这部作品时,他不仅没有心生妒忌,反而还抱以热情的帮助和夸赞。

鲁迅在创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他曾多次征求胡适的意见,并引用胡适的考证材料。胡适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他和鲁迅之间的友谊描述过:「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鲁迅对于胡适提出的意见,也会认真地采纳,并曾回信写道:「适之先生,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乎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印成。」

后来,对于这部《中国小说史略》的诞生,胡适还曾在自己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1922 年,胡适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钞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他在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由此可见,胡适时当时最早认识鲁迅小说价值的人之一,并且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对「周氏兄弟」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同年 5 月 17 日,胡适正在家中看书,突然听到电话响起,便接通电话问道:「哪位?」

电话那头不急不慢地反问道:「你是胡博士?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很不耐烦地回复道:「我听不出来。」

然后,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一阵欢笑声,并缓慢地说道:「甭猜了,我是宣统啊!」

胡适听完词话,瞬间一愣,然后自言自语道:「宣统?皇上?」

原来,溥仪在宫中刚安装了电话,然后他就查询电话簿直接打给了胡适。溥仪本来是打着玩的,后来却对胡适说:「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想都没想就应声答应了,于是,他就真的去见了溥仪。

胡适和溥仪见面的消息传出后,谁曾想竟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过度解读。由于这次会面的双方,一位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是封建王朝的帝王。他们的会面自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一时舆论哗然,甚至许多报纸以「胡适仍有封建臣民的情节」、「 胡适要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标题进行大肆报道。

面对众人的非议,胡适只好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发表于《努力周报》上进行澄清事实,并在文中感叹道:「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宫中很寂寞,很可怜。想找个人谈谈,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诧的新闻了。」

此时的鲁迅依旧和胡适站在同一个战线上,他还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文中,极力称赞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并说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很多」。当鲁迅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他对胡适盛赞道:「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除此之外,鲁迅还曾对《新青年》时期的胡适评价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然而没过多久,由于胡适主张青少年应该埋头读书,少参与政事的观点,以及他宣扬「好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地,鲁迅和胡适之间逐渐产生分歧,两人的政见和观点不合,两人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1925 年,鲁迅和胡适的矛盾正式爆发。此时的鲁迅逐渐从政治走向民间,用文章传达着民间的疾苦,并为最底层的人民发出心中的声音;然而此时的胡适则从书斋走向政界,正式开启了从政之路,并希望借此来开启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此以后,两人从战友开始变为敌人,鲁迅还特意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先是清朝末代黄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则是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

就这样,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批斗者,一个成为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他们两人开始站在人生的对立面,并以各自为中心,开始集结一批知识分子,顿时使得寂静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胡适步入政坛,他曾在自己的自述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往后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有了很大的成见,并写了不少的讽刺、批评胡适的文章,甚至连鲁迅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都被批评为「也不见得好」了。

胡适面对鲁迅的讥嘲和批判,他从来不接招,总是以沉默来应对。1929 年 9 月 4 日,胡适曾在给周作人写的一封长信中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0 年,胡适率领新月社成员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了一次人权讨论热潮,并大力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的问题。随后,《新月》杂志因为惹怒国民党政府就被查封了。然而,不甘心的胡适紧接着又创办了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并说道:「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除此之外,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 年年末,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知难行难》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并署名为佩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1932 年底,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该组织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

知乎用户 月塔​ 发表

我总结一些时人对胡适的评价吧:

蒋介石评价胡适,文化买办、文化蟊贼、民族复兴的障碍: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一障碍也——《蒋介石日记

著名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章太炎评价胡适: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1912-1949 民国映画:一言难尽》

《胡适口述自传》作者唐德刚评价胡适:

“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鲁迅评价胡适: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出卖灵魂的秘诀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

“胡适是汉奸”——《胡适评传

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

“应逮捕胡适”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

“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
“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北大孔庆东教授评价胡适:

“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做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

知乎用户 史大锤子 发表

国人一向讲究盖棺定论,贴一段对胡适的【盖棺定论】

1962 年 2 月 24 日晚,胡适在讲演时心脏病发突然去世。那一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2 月 25 日,蒋介石与张群商定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对这个挽联有一个评价:对胡适并无过奖,更无深贬之意。

3 月 1 日,蒋介石去殡仪馆,看胡适。

3 月 2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盖棺定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唯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3 月 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知乎用户 yxds 发表

把美援算在胡的头上我实在不理解, 当时胡适曾公开声明他当大使有三件事不干: 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 不介入采购武器弹药事务, 不参与寻求贷款和信贷工作。这使外交界颇觉吃惊, 因为在抗战时期, 这正是外交工作中三项最重要的事项。

至于为什么让他出任驻美大使, 也不是他有威望之类的, 只不过当时他和低调俱乐部的那批人搞到一起去了. 他的朋友陈布雷, 钱昌照怕他当汉奸, 才向蒋进言, 让他出任驻美大使, 钱昌照说的很明白: 他在美国总不能再为日本人说好话了吧.

蒋介石对他的工作评价;《上星期反省录》中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蒋介石日记,1942 年 10 月 13 日

他起的其实是负作用

桐油借款快到期了,国民政府需要再向美国寻求贷款。由胡适和陈光甫面见罗斯福求助。罗斯福同意了,让他们找财政部长摩根索具体谈。结果 9 月 10 日罗斯福照准,具体办理由胡适和财政部长摩根索交涉。可是这位胡大使 9 月 8 日见过罗斯福后,并没有马上找摩根索,而是延宕近三星期之后,才找摩根索。陈光甫忙于采购物资也顾不上问询。等胡适与摩根索交涉时,摩根索吃惊的问:“大使先生,我等了两个星期,一直没听到您的消息。”
胡适的回答很绅士:“鉴于局势纷扰,我未敢前来拜访。我知道您一直很忙,因此不敢冒失前来。”
摩根索实在不能理解胡适的这个原因,所以一再追问到底什么原因让胡适迟来近三个星期。而胡适再三强调这个原因:“战争期间您的政府一定很忙很忙,我感到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冒然来访。”
摩根索更加的不可理解,但是也明确地告诉胡适:“当您要求见我的时候,我总会安排时间与您会面的。”
然而胡适的洋相还没出完,在未与陈光甫沟通前,在谈话间贸然把外交部新发来的电报透露给美国人。电报的内容是说,法国政府禁止中国通过印度支那运输军火、汽车、汽油。而美国人最在意的就是美援款项采购的物资如何安全地运到中国。胡适贸然透露的这个电报内容,加深了美国人的担心。所以当陈光甫与摩根索具体商谈美援的事项时,摩根索就有取消这笔美援的意思。最后少不得陈光甫大费口舌解释再解释保证再保证。

看看胡适自己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熊式辉回忆录 269 页,他去美国考察期间和胡适吃饭:晚八时至十二时,在胡大使寓晚膳,膳后谈话甚长,要点如次 1,伊到美以来经过情形:美国对华借款等事,并非任何人交涉之力,完全为大势所趋,出于美政府之自动,并引例证云:27 年 10 月 25 日办理之二千六十万借款,正当汉口,广州相继沦陷情势恶劣之时,陈光甫与伊当晚正在焦虑无聊之际,忽然财长来电话邀往私寓饮酒,入室则座中并无杯盘,而预有财部次长数人先在其室,致则自言桐油借款已通过,但中国战报不佳,莫知能否继续抗战,总统待次消息后批办,其事之成就实出意外云云。

要按胡适和熊式辉的交谈:这事(桐油借款)还不是胡适去拜访摩根索,是摩根索主动找的胡适。

2,以前各事皆颇易办,宋之文到此之后事情反而难班

适之又复密述一事,(这是交涉借款的时候怕他耽误事故意把他骗开。)

29 年 12 月 1 日,日军初进安南,美政府自动借壹万万元与中国以为声援,当晚伊不知有其事,因在外演讲将由纽约返华盛顿,忽接宋处电话:告以子文晚来纽约,有要事相商,请其务在纽约相候,勿回华盛顿,伊答允之,后续有李国欽及纽约中国银行电话,并同前所云,并言子文处相寻未值,特叮嘱专制,至十一时华盛顿开至纽约火车到站,未见子文,讯至乃言未赶及班车,明早准来,坚嘱相候,伊不知有何要事,信而不疑,及翌日晨阅及早报,见报端公布美政府易宣布 i 借款壹万万元与中国之消息,乃恍然子文昨托故迟滞伊返华盛顿之行,将恐伊与闻此事。

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实绩就是借款,这是他自己描述的借款实际情况,全是 //// 美国对华借款等事,并非任何人交涉之力,完全为大势所趋,出于美政府之自动 ///,他有什么功劳。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润之相约一起去会议室开会。

走到门口,见垃圾遍地,蚊蝇乱舞,一片狼藉。众人脸色凝重。

陈独秀振臂一呼,在墙上张贴数十张标语,旨在唤醒民众讲究卫生正扫除污浊的意识。

李大钊啥都没说,撸起袖子开始干,众生和后勤人员也纷纷加入其中。

鲁迅默默抽了根烟,陷入了沉思。几天后震惊文坛的《呐喊》出炉。给彷徨中的国人一记当头棒喝。

胡适看了这黯然,心如死灰。再看看两位前辈,笑着提议令找一处风景如画之地坐而论道。

毛润之驻足良久,思绪再三,走进会议室大楼,拂过蛛网败叶,穿过断壁颓垣,踩过烂泥浊水。他看到这被狂风吹着的摇摇欲坠的大楼,他终于明白,它已经烂到地基。于是,随之轰隆一声,大楼在烟雾中倒下摔得粉碎。

多年以后,一栋崭新的明媚的大楼拔地而起,与它一同站起来的,还有几亿中华儿女。

知乎用户 胖树 发表

看看历史人物对胡适的评价先:

“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 —– 教员

“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 “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总理选集》下册第 358 页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凯申日记》1960 年 10 月 13 日篇

以上教员、总理、队长三人识人用人各有所长,但是对胡适的评价却是不约而同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看私德,来个年表:

  1. 1904 年,胡适 13 岁,与江冬秀订婚;
  2. 1914 年,胡适 23 岁,搞上了邻居韦莲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3. 1914 年,胡适 23 岁,搞上了同是赴美的陈衡哲
  4. 1917 年,胡适 26 岁,抛弃二人回国和江东秀结婚,伴娘曹诚英
  5. 1923 年,胡适 32 岁,搞上了曹诚英,搞大了肚子,劝她堕胎;和江东秀提出离婚,未果;
  6. 1925 年,胡适 34 岁,搞上了朋友王赓的老婆、朋友徐志摩的情人 —- 陆小曼
  7. 1936 年,胡适 45 岁,搞上了学生徐芳。

知乎用户 温吞 发表

政治考题:

胡适曾提出 “五鬼闹中华” 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 “五鬼” 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梁漱溟等人认为中国的仇敌是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 “三座大山”。

如果真是这样,那胡适明显落了下乘。中华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但他想的写的还是古时候传统士大夫那一套。他就一直飘在空中,没接触过底层人民,不像老毛扎根基层,所以写的东西很浮。五鬼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它抛出来当作中华民族的敌人只会让人迷惑,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知乎用户 机智生活手册 发表

胡先生,蛮有趣啊。

半世爱嫖,又忠于家庭。

一生爱才,却没有奇篇。

追逐革新,但政观不稳。

知乎用户 天日昭昭 发表

胡适被气死!演讲中遭他人当众揭短引心脏病发作!

来源:

人民网

作者:王志维 陈漱渝

核心提示: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李济在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 1961 年 11 月受到的一次 “围剿”。

本文摘自:人民网,原载于《人民政协报》,作者:王志维 / 口述 陈漱渝 / 整理,原题:他人当众揭短

胡适

受刺激演讲中猝死

1991 年 1 月 22 日和 23 日,我花了两个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采访王志维。王先生是胡适纪念馆的实际负责人,曾跟胡适交往甚多,是胡适晚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次访谈,我当场认真作了笔录。最近因退休清理旧物,无意中找出了这份记录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志维现已作古,但他当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鲜为人知或知之未详之处。

在纽约留下遗嘱

1961 年 6 月 10 日,是星期六,晚上王志维陪胡适喝酒。胡适忽然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到我卧室去。卧室里有一个铁柜,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里边有我的遗嘱,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你现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 王志维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便安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遗嘱,但他活到了 93 岁。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师一样长寿。” 胡适说:“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胡适去世时,来了很多人,“副总统”

陈诚

也来了。秘书胡颂平根据王志维提供的情况当众打开柜子和箱子,里面确有胡适的一份英文遗嘱。

遗嘱是 1957 年 6 月 4 日立的。当时胡适因胃溃疡动了大手术,恐有不测,故在美国纽约立了这份《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内容有八条,主要是请求火葬,将存放在北京大学的 102 箱书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将纽约的住所和存放在纽约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将财产的其他部分遗赠夫人江冬秀。

胡适猝死的导因

1962 年 2 月 24 日晚 6 时 35 分,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会上突发心脏病,晕死在地。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都没有反应。

王志维认为,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李济在发言中重新提及胡适在 1961 年 11 月受到的一次 “围剿”。当年 11 月 6 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 “亚太区科学教育会” 的开幕式上讲演 25 分钟,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讲的其实是他的老话,主旨是批判东方人凭借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观念。他强调,为了给科学发展铺平道路,必须对西方文明重新做出冷静客观的估量。胡适的发言后来发表在同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文星》杂志 9 卷 2 期,引起了港台一些学者的非难和攻击。

李济发言时,重提胡适这段不愉快的往事,胡适的脸色变了。王志维暗示胡适不要动气。胡适摆摆手,不要他管。胡适最后讲话说:“我去年说了 25 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那是小事体。我挨了 40 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

身后事:胡适日记出版风波

胡适日记直到 1990 年才公开出版,给胡适日记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编《现代评论》周刊;1949 年去台湾,1950 年 3 月至 1953 年 11 月任 “总统府秘书长”,1958 年 7 月任 “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 年 4 月至 1970 年 4 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改任 “总统府资政”。

王世杰跟胡适的私交本来很深,但胡适去世之后,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1963 年,台湾刮台风,山洪冲了胡适在台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卧不安,要求中研院为胡适修坟,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来。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给胡先生的信公布出来。” 王世杰吓得直哆嗦。原来王世杰给胡适的信上写了很多牢骚话,当时公开出来会给他惹麻烦。后来经过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书长陈雪屏先生出面打圆场,维修了胡先生的坟,这场风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下了指示:没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适纪念馆里的任何一张纸片都不能随便拿出来!

不久,王世杰让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适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要从胡适纪念馆取走胡适日记。王世杰说:“胡适日记是公物,是公器。” 胡太太闻讯,从她在温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骂王世杰不是东西,一气之下,就把全部胡适日记手稿带走了。她先把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台北空气潮湿,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烂。王志维赶快买了一个保险柜,搬进胡太太家,刚好把日记手稿全部装进去,使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对保存和出版胡适手稿是有功劳的

为什么要对对胡适思想进行有力批判!!!因为他是搞和平演变的祖师爷!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争夺思想阵地的历史归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受到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挑战,其中以胡适思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形成了最强大的冲击力。早在 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 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一文,拉开了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 之争的序幕。《新青年》分裂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国际的中国》等,宣传 “好政府” 主义和“联省自治”,宣传唯心主义,遭到瞿秋白等革命阵营的坚决驳斥。三四十年代,学术界、文化界和思想界多次发生东西文化、人权问题等重大争论。这一时期,针对胡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一些消极论调以及全盘西化的思想,翦伯赞、胡绳等发表《历史哲学教程》、《正在开展之史学的反动倾向》和《理未易明么?》等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前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属于思想阵营的争论,可以说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民主义中的进步力量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思想上的分歧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上。

国际形势导致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敏感与警惕

新中国成立之前初期,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国民政府失败之后,仍然选择与中国共产党为敌,拒绝承认新的中国政府,同时还劝说其他国家与新中国为敌,企图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包围中国。

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孤立政策下,新生的中国政府不得不选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的外交政策,而其外交政策以及军事政策的重点必然都放在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这种情况自然会激起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矛盾。紧张的国际形势无疑会使人们的神经紧绷,任何思想上的不同都会使人想要上升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导致了对胡适这位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代表者的思想的猛烈批判。

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势发展对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新中国从新民主义社会开始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在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去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内容。

尽管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对资产阶级的 “左” 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他认为,既然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存在,那么他们的思想与立场也应该允许存在。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正在被消灭,那么就应该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必然。①

为了实现过渡路线提出的目标,就必须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展开思想批判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实现过渡路线的进程中,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存在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此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就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辱之苦,中国人民在上百年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爱国情感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情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达到了历史的顶峰。20 世纪 50 年代,有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且还对帝国主义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在口头上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但是仍然对美帝国主义存在幻想,认为帝国主义不会与中国为敌,帝国主义会同新中国平等互利地谋发展。②这种论调与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很不协调,对这种论调的追根溯源,自然会导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胡适亲帝尤其是亲美思想十分严重。胡适曾经在多种场合和地方发表赞扬西方国家的言论,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好感。胡适却对资本主义没落的一面视而不见,只是大力赞颂美国发达的社会文明,他认为美国是 “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③由于推崇西方文明,他竟然忽略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结是“外国投资者希望中国的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④不仅如此,他还竭力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说成是所谓“优势的投资国想要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 的第一条路。⑤胡适的这些亲帝亲美思想,与当时中国革命胜利和反帝的爱国主义情感极不相符。

胡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民族自卑感。他只看到中国历史上 “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等”,根本无视中国悠久历史当中的灿烂文化。他虽然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但他整理国故的目的则是要向人证明这些东西是很普通和平常的,不值的我们进行推崇和发扬。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民族自信心的高涨极不相容,引起人们对他思想的大肆批判也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个人态度的影响

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始于新文化运动,此后几十年,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一直存在着联系、分歧甚至斗争。随着二人思想及身份地位的变化,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崇拜到分裂、由争取到批判的过程。

五四时期,年长毛泽东两岁的胡适已是北大的教授,而毛泽东还是湖南一师的学生。1917 年 9 月《新青年》(原名《青年》) 发刊后,毛泽东即受赠于杨昌济而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成了陈独秀、胡适的崇拜者。毛泽东曾于提到《新青年》对他的影响,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⑥1918 年 11 月,毛泽东到达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杨昌济的帮助下,谋得北大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职,在这里,毛泽东与胡适相识,并曾旁听了胡适教授的课。

五四时期,毛泽东不仅崇拜胡适,而且其行动实践也深受胡适影响。1918 年 4 月,新民学会的很多青年纷纷去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也曾做了出国的准备,但最终并未成行,其决定就曾受到胡适的影响。毛泽东曾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⑦1919 年 7 月,毛泽东从北京刚回到湖南,就创刊《湘江评论》,其形式、内容都受到《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曾撰文在《每周评论》上,称赞《湘江评论》是《每周评论》的 “好兄弟”,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⑧1919 年 12 月,湖南掀起反对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作为学生的领导,代表“新民学会” 前往北京上书胡适并登门拜访,争取他的支持,胡适爽快的答应了。⑨

1921 年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毛泽东与胡适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分道扬镳了。但毛泽东与胡适真正走向分裂始于 1945 年,中国共产党多次对胡适进行争取,但是,热情争取并未得到胡适的热情的回应。胡适于抗战结束后,电告毛泽东,要共产党 “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⑩其倾向国民党之意已十分明显,他这样的态度招致毛泽东的不满也在情理之中。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争取一直没有放弃。1948 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西山一带的共产党军队通过广播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当北大校长和兼北京图书馆馆长”。{11} 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共产党,于北京大学建校 50 周年之际,飞离北京去到南京,后又往来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开始公开著文反共反苏。事既至此,中共只得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并开始了对他的思想批判。(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96 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58 页。

③④⑤胡适:《胡适学术文集 · 哲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16、567~568、571 页。

⑥[美] 埃德加 · 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125 页。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63 页。

⑧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事业公司,1984 年,第 35 页。

⑩孙玉明:《红学 195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55 页。

{11} 徐京,施昌旺:“毛泽东与胡适交往关系述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第 90 页。(刘湘云)

知乎用户 风过耳畔 发表

…… 实名反驳温某,他有先见之明,已把我拉黑。

…… 你崇拜生存主义是没有问题的,想过上好日子,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为了你的好日子,没有底线,出卖自己的民族,出卖自己的同仁,出卖自己的操守,出卖自己的羞耻。否则,汪精卫、秦桧更应该是你崇拜的对象。

…… 鲁迅的高度,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妨碍我们崇拜他、敬重他吗?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胡适 1927 年才拿到博士,1917 年就以博士自居出书,是为无诚信。
…… 劝老蒋出卖东北利益,劝老蒋向日本求和投降,组织低调俱乐部为汪精卫打气,是为无是非。
…… 偷偷拿老蒋的钱,出卖《自由中国》同仁,是为无仁义。

…… 在美国写下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是为无羞耻。
…… 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却为老蒋独裁背书,为小蒋背书,是为无操守。老蒋许他当总统,让他兴奋异常。

胡适到底牛逼在哪儿?

知乎用户 通吃岛岛主 发表

很多答主提到,常凯申把胡适派到美国当大使以期帮助抗日,没想到胡适每天只是巡回演讲,顺便搞了几十个博士头衔。

其实胡适也是为了国家好,因为根据他自己的理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仇恨,他到处演讲就是为了激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只要他们恨日本人,那就会帮中国抗日。同理,他始终坚持认为,日军侵华的原因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仇恨,所以我们要尽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而不是武装斗争。而对 GCD,则应该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 “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蒋介石不抵抗的行为,被他称为 “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整齐的步伐,充实的力量”;而那些坚持抗日的爱国青年,则被胡适称为 “知识幼稚的青年”“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 总疑心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地方”。(胡适:《张学良的叛国》)

想要理解胡适这些想法,就必须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求答案。我曾经在公众号发过一篇文章,现在放到这里:

胡适这样回忆童年: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很正常的童年生活吧?和我们差不多。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是 1895-1904,不是 1995-2004.

胡适作为 19 世纪的 90 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的童年和我们这批 20 世纪的 90 后的竟然没什么不同。所以童年的胡适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中华民族的苦难,并没什么感受。

之后不久,胡适就去了上海读中国公学,同学们大都是原留日学生,他们因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而临时回国。在上海除了读书,胡同学也学会了喝酒打牌逛窑子,简直比现在的大学生还放飞自我。

胡适的 “打牌日记”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其实他日记(以及文集)中 “逛窑子” 的部分也有很多。都说“黄赌毒不分家”,胡适同学开始是被一个叫何德梅的同学叫着打麻将,慢慢就发展到叫鸡: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刚开始胡同学还不太好意思,还有过悔恨。可是身体毕竟是诚实的,一次一次地,他愈发轻车熟路,甚至带着其他萌新去嫖。比如云中鹤,不对,徐志摩就给陆小曼解释,我又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这不是我想嫖,而是胡适之等人硬拉我去嫖的啊。

…… 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

(这段

@豆子

的答案介绍得非常清楚,见豆子:关于徐志摩胡适郁达夫 cdx 等人嫖娼的事情是否属实?胡适为人师表,该如何评价?

不仅仅吃喝嫖赌,胡适同学还酒后滋事殴打巡警,最终被关进局子。潇洒之极啊。

再过了几年,胡适就考取了公费留学,去美国读书了。

客观地说,胡适在美国读书比较刻苦,不像在上海那么浪荡。他成绩很好,在日记里常常对此颇为自得。

另一方面,庚子赔款给留学生们的钱很多,这让胡适在美国读过了非常滋润的几年。在国内念书时,他还常常拖欠房租借钱赊账,到了美国完全成了大爷,那钱是花也花不完,衣食住行都要高标准。

读了大概 7 年,胡适就回北大当了教授,然后是文科学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成为驻美国大使,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他又回到了美国。当然,安排他当驻美大使也是为了抗日,只不过客观上,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他确实在美国生活。

作为大使的胡适,想到的办法是用演讲的方式激起美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以此帮助中国。于是他在美国举办了巡回演讲,成为明星。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觉得自己的演讲奏效了,于是辞去美国大使的职位。

如果说这几年他待在美国是为了通过外交抗日,那 42 年之后的事情就没法解释了。

因为胡适并没有回国。

抗日战争可还没结束啊,日本人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扫荡三光烧杀抢掠,胡适则继续留在美国,全美讲学,顺便搜罗了 26 所大学的博士学位。

美国当时也在打仗,所以物资也很紧缺,搞计划供应。但胡适已经是学术明星,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赵元任的老婆曾经记录,1944 年胡适在纽约讲学,离他家不远,

“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到赵家至少吃一餐饭。胡适有个嗜好,喜欢吃大块的肉,可计划供应的牛肉根本不够他吃。杨步伟只好买马肉,每天做红烧马肉给胡适吃,还把多买的马肉做成肉松,让胡适带回去下酒,只是没告诉胡适这些菜都是马肉做的,胡适吃后直呼好吃。后来赵元任夫妇请胡适到哈佛大学教职员俱乐部餐厅去吃 “马扒”,胡适吃后说,别的都好,只是马肉有点酸。杨步伟这才告诉他,这几个星期他吃的红烧肉都是马肉做的。胡适摇摇头,才回过味来,连说中国的烹调真好,杨步伟的烹饪更好。”

同样是 1942,河南爆发大饥荒,受灾人数超过 1000 万。

同样是 1942,日军加强 “扫荡”,在整个华北实行 “三光”。无数中国男人战死沙场,老弱妇孺被机枪处决甚至活埋。

也同样是 1942,著名民国大师,26 所大学的名誉博士胡适先生,却远在太平洋另一端。他到处走穴讲座,担任美国学术界多重顾问,同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渡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日子过的,比现在的访问学者们还惬意。

那或许,胡适博士身在美国心在汉、身不能至心忧祖国,这也说不定吧?

可是,从胡适的日记来看,42 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一天的记录与中国的政治形势、军事情况、人民生活相关。都是自己的学术感想,饭局走穴,甚至看戏看电影的记录等等。

唯一一条本岛主(公众号:通吃岛)看到的,与中国形势相关的记录,是胡适在 1943 年给麻省理工和哈佛的中国学生们讲话。内容竟然是,告诫这些关心国内建设的青年们:

“要有自己的象牙塔…… 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这些话,2013 年说,可以理解。但是在 1943 年,国家将亡民族将亡的时刻,胡博士对 200 多名专程听他讲话的海外学子们说的主题竟然是这个。

真 - 民国大师。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后,胡适回国,任北大校长。

上面的截图是 1943 年 1 月 3 日的胡适日记,记录了他被聘为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员和顾问。辞去大使后的几年,胡适每天基本上就是读书治学、各种饭局、学术走穴、看戏看电影等等,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与中国时局相关的记录。

一个人,童年只专注于两件事,读书、写字,闲暇时间看小说。大了一点就去上海念大学,并且过着吃喝嫖赌的丰富大学生活。然后去美国留学,拿着丰厚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回国任教、当系主任、院长,再然后转入仕途,做外交大使。之后又转回学术界,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每天研究研究学问,讲讲课,和朋友聊聊天,吃吃喝喝。

这种生活,是当今大城市中产以上家庭的 80 后 90 后们才可能拥有的。可胡适博士提前 100 年就享受了。

有句鸡汤是这么讲的:

所有幸福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受了这些代价。

100 年前,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有那么一群人主动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优渥生活,与四万万同胞一起承受这深重的苦难,并且致力于将他们唤醒、组织起来,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斗争。

还有的人,却提前一百年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整日读书写字吃喝玩乐,快活似神仙。

100 年后,知识分子们觉得第二种人与他们经历相似,极有共鸣,称之为 “厚德君子”“温柔敦厚”“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这都是改开后胡适学生对他的宣传,颇受一帮知识分子追捧)

而真正替后人承受代价的第一种人,反而被批判 “没人性”。

所以,怎么评价胡适?学了西学的典型旧式知识分子,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形容的就是这种人。

可另一个尴尬之处来了,胡博士的知识水平也并不突出。这点,很多学术论文都有论述。简单说就是,知识水平很一般,但方向把得奇准,且擅长借助政治力量影响学术。这。。。也算是优点吧。

原文链接

胡适为什么反对马克思?

知乎用户 aacym 发表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 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
  “古鲁几哩……”
  “O.K!”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 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 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 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 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 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 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 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 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 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 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 “愚人” 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 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 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 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叶里面是含有

维他命 W 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 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 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 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 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 哈哈哈!没有法子……”

  “O.K!”

……

鲁迅: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

知乎用户 阵雨​ 发表

胡适:感受来自全世界的恶意

北大学生李祖荫在《胡适受窘北大礼堂》中回忆:

1934 年秋季,胡适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演,“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李祖荫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

胡适认为:

“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1937 年 8 月 5 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 “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 “伪满洲国”,从而 “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 8 月 6 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 “有和平希望”。 8 月 7 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 “某学者” 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日本是没有信义的”。 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 “汉奸”。 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 “主和” 意见。

徐复观在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曾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写道:

胡适 “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 胡适 “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胡适任驻美大使 4 年有余,在北美各地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抗战,演说 400 余次,确实蛮拼的。不少大学争相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仅 1942 年就接受 10 个。

1940 年 6 月,宋子文处理对外借贷出使美国,见面就批评胡适: “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1940 年 10 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 鼓动撤换胡适,“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

胡适四处演讲,是因为他没有宋子文家族的人脉资源,出于无奈而已。

国内网文却将此无奈举措,吹的神乎其神,怕胡适自己看了也要尴尬。

因不满胡适争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国立场处置国事,10 月 13 日,蒋介石在日记 “上星期反省录” 中一笔抹杀,评价他 “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蒋介石将此无奈举措斥为个人沽名钓誉,掉入另一个极端,与当今某些一味吹嘘胡适的网民无异。其实他任命的时候,胡适本来是拒绝的。

1945 年 8 月 22 日晚,胡适在美国与董必武长谈后,意犹未尽。 24 日致电延安,以美国民主党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和平奋斗成为多数党这两例,劝说: “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史评之非议篇》(作者:山水微言)总结胡适被骂大全如下:

据不完全统计(骂名之后括号注明版权拥有者),两字骂名的有:“浅薄”(沈从文)、“学阀”(夏鼐)、“走狗”(胡思杜)、“死狗”(翦伯赞)、“无耻”(郭沫若)、“荒诞”(罗尔纲)、“汉奸”(程潜、范文澜)、“竖儒”(国民党)、“愚劣(蒋介石)等;   三字骂名的有:“书呆子”(陈独秀)、“鸟导师”(鲁迅)、“著作监”(黄侃)、“反革命”(李长之、人民日报)、“反人民”(陈垣)、“卖国贼”(郑振铎、范文澜)、“软骨头” 等;   四字骂名的有:“趋炎附势”(沈尹默)、“乡愿贼德”(郭沫若)、“认贼作父”(向达)、“丧行文人”(国民党)、“褊狭自私”(蒋介石)、“狂妄荒谬”(蒋介石)、“心理病态”(蒋介石)、“无耻政客”(蒋介石)等;   五字以上骂名的有: “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蒋介石)、“共匪的帮凶”(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鲁迅)、“美帝国主义的臣妾”(王家楫)、“政客式学者”(任继愈)、“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大陆辞典)、“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传播者”(王若水)、“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徐复观)、“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匿名学生)、“头等战争罪犯”(郭沫若)、“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郭沫若)、“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等。

国共相爱相杀几十年,即便抗战期间也摩擦不断。唯有痛骂胡适一事紧紧抱团。

知乎用户 乔治威廉 发表

“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的,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时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的胡适(后任北大校长)在一次答记者问时,骄傲地对记者说道。

胡适经常自诩自己是谦谦君子,然而上述这段话却被世人认为是他说过的最没有绅士风度的话。因为事实真相远非像他讲的那样。

众所周知,毛泽东好学深思才华横溢,一直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他之所以没有报考当时 “领风气之先” 的北大,是有原因的。

1918 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对这位农家子弟很感兴趣,对毛泽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人才辈出。

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 之才。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变幻的政治形势,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提到:中日之间 “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尤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后来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爆发,果然验证了毛泽东这一石破天惊、防患未然的预言。

带着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怀着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毛泽东于 1918 年 4 月 14 日,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主持日常会务。

1918 年夏天,杨昌济调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而此时的法国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其国内急需有一定技艺的劳动力,中国的勤工俭学生因勤奋聪明、吃苦耐劳的品质受到法国青睐。

为缓解技工短缺,法国政府还专门赠送给中国 500 张船票给赴法勤工俭学生。加之社会各界的支持,一时间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北大校长蔡元培准备组织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支持把更多的青年送到法国去 “以工求学”。

杨昌济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希望他来北京负责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然后再赴法留学,开阔视野,增长本领。

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新民学会成员来到北京,而毛泽东是他们所有来京人中最窘困的一个人。尽管到法国的路费已降到一百大洋,但这对几乎一无所有的毛泽东仍是个无法解决的大数目。因为毛泽东是借别人的钱来到北京的,所以他必须先找到一份工作来解生活燃眉之急。

在蔡元培校长的帮助下,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当了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可领 8 个大洋的工资,这对毛泽东是一大笔收入。

就这样,毛泽东一边忙碌工作,一边帮新民学会成员落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在他的帮助下,大多数成员考进了预备班或北大预科班。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报考北大预科班,经济拮据是一大原因。

此外,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如果是中等师范生毕业的话,需要先工作几年后,才能有资格报考大学。显然,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不能直接报考北大,这是个客观存在的原因。

第三,毛泽东崇尚自学,自控能力很强的毛泽东,即使在混乱、贫困、艰苦的环境里,他也会不受干扰,能够坚守自己的目标。在图书馆自学的日子里,他是自由的,也是自觉的,还是惬意的。与在学校里因那种 “规则繁琐”、“课程” 太少相比,图案馆自学的环境更有益于求知欲极盛的青年毛泽东。

第四,据毛泽东好友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压根就没有报考北大的意愿,因为他在北大上了一些旁听课后,感觉当时一些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花费时间去考北大。

正是以上原因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没有选择考取北大,他在做了大约半年时间的图书馆助理员后,仍然觉得自己对国家熟知得还不够,需要花更多时间了解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尤其是对农村的调查实践。于是,1919 年毛泽东毅然离开了北大,返回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让胡适开始注意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的文章赞不绝口。胡适称赞《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此后,胡适与毛泽东互动比较频繁,两人曾有一段比较密切的交往。

然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毛泽东与胡适的这段交往也就 “道不同,不相为谋” 了。

抗战胜利后,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提出了统战策略。出于毛泽东对胡适的欣赏,他自然是被努力争取的对象。为此,1945 年 7 月,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之际,毛泽东特地托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然而,在纽约的胡适不久给毛泽东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 “规劝” 其放弃武装斗争,这使毛泽东对胡适从仰慕到失望。

但毛泽东仍没有放弃,他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听后心情比较复杂,无可奈何地笑拒了。至此,统战名单中便没有了胡适的名字

知乎用户 谷大头酱 发表

别的不说,看看鲁迅先生是怎么评价这人的: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实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知乎用户 安风你压我头发了 发表

我想起来一个回答

说以前大家都喜欢诸葛亮,现在都喜欢贾诩

喜欢曾国藩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简单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以前那种谋国的思想就开始变成了谋身的思想了

这很正常

讲真,国家弱的时候,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多,国家强大了,谋求自己幸福的多,这很正常。但是

胡适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前几天一个你穿越回去干什么的

大部分回答也都是出国,有钱就给红军一点,等到改开之后回来接收国企,坐享中国发展红利

我一个回复里边有人评论就是,这就是聪明人应该选择的道路,出国,然后给予有限的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聪明人都这么想的话,会成功吗?

暗杀的是陶成章是秋瑾是徐锡麟是红军是八路军,不是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国或者一直在苏联呆着的废物 ····

当然这些聪明人一回来就暗杀了陶成章,把国内的人通过肃反杀了个干净

轻松夺权都当了大官 ···


慕容武鸟写过一本书,叫重生美国当大师

里边这一段我经常引用,因为写的太贴切了!

袁燕倏常去的咖啡馆里随便对付了一顿午餐之后,他搜索了一下记忆,决定去曼哈顿南段的唐人街逛逛,因为那里有着号称最像中国的唐人街。就算听广东话和潮州话那也总比听英语来的亲切不是……

  等袁燕倏到了唐人街,就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他这样的江南人士来说,广东话和潮州话真还没有英语来得亲切。而且……、

  这就是最像中国的唐人街?!这街上的人真的就是自己的同胞?!

  袁大师刚转进唐人街就听身边传来了一声 “吼…… 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口黄中戴绿绿中带点蓝的浓痰就正正地吐在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F……”

  他硬生生地把一句脏话给咽了下去,抬头…… 没看见人,再低头一看,一个矮小猥琐的中国男子也正看着他。这个中年男子本来脸上还带着抱歉夹杂着讨好的神情,可是他一见到袁燕倏那张黄色的脸庞,那股子卑微的气息顿时消失不见,而是挺起了有点鸡胸的胸膛,刻意地露出了脖子上不知是龙还是泥鳅的刺青。他嘴里 “哼” 了一下,说了一句“衰仔”,施施然地背着手就此扬长而去。

  我们的袁大师记忆里面不算,生平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捡起一张废报纸,强忍着恶心把痰迹擦去,想找个垃圾筐扔纸…… 环顾四周之后,他就把纸头扔在了地上。

  这里也够脏了,不差这一张废纸。

  街上不但脏,而且乱;不但乱,而且吵;不但吵,而且…… 这里的人们总少了一点东西。

  这些中国式样的牌坊下面的洗衣店、杂货铺、饭店、赌档、烟馆、女支院…… 之中出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黄色面孔,而这些和他一样拥有华夏血统的中国人却让袁燕倏感到陌生,陌生到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我们的袁大师忽然有点理解了那些 “高等华人”,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在见识了先进文明的西(wei)方(lai)之后,再回到落后蛮荒的东方,那种落差大到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上的同胞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

  也许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我这样的键政局成员,我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当所谓的 “大师”……


综上,胡适就是聪明人,就是小布尔乔亚,就是一个精致利已主义者


胖虎在揍野比康夫的时候,中立其实就是在帮胖虎

其实胡适或者小布尔乔亚,扮演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中立的角色

知乎用户 乌咪萌萌​ 发表

怎么说呢。如果我身边的一位女子被外夷轮奸,其中一位施暴者被当场抓获,当她申诉时,一位声名显赫权势滔天的国学大师公然质疑事情的真实性,质疑该女子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并给她扣上破坏两国友谊的大帽子,我会对这个世界绝望。

知乎用户 麦瓜 发表

刚开始接触又儒雅又博学,

接触久了就一草包,

再接触久了,自私恶心的蛆。

看胡适不必长篇大论。

三件事说明本质:

  1. 自己名言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可大半辈子从政当官,屁股早就有主义了。而且总说自己无意从政是没办法才出山,又当又立。而且脂油主义挂嘴边上用得比擦屁股纸都勤。
  2. 在美当大使期间一分钱援助没得到 (有少量限制为非军事用途的贷款,但与胡无关),得了十几个荣誉博士 (想象一下咱们的大使连拿 17 个名誉博士,可国家利益上看不到一丝好处,脸不红还能引以为荣?)。再怎么洗,也洗不过宋子文 (他的直接上级), 蒋公 (终极领导) 对他的评价:屁用没有,早点儿换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胡适一生拿了 35 个名誉博士,31 个来自米国,32 个是他当大使以后,其中 17 个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使任上得的,珍珠港后又短时间内狂拿了 15 个。绝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少量文学博士。胡以大使身份狂拿名誉博士的时候,中国在抗战的至暗时刻,全世界只有苏联政府给予支持(德国撤回援助,米国只有少量非军事用途贷款,苏出钱出顾问出航空队)。而胡做大使没从米国政府拉到一分钱。但凡胡适能起到好作用,光头也不可能在珍珠港事变后半年不到就决定让他滚蛋)
  3. 中国最艰苦的抗战期间,胡适全程在米国享乐,包括卸任驻美大使后的几年。抗战胜利后,立马屁颠屁颠儿回国当官。49 年国府败台他又跑米国,在米国穷困潦倒又回台做官 (再参考第一条,多研究些问题,讽刺啊)

终其一生,说得好听,做得恶心。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自私自利,精致利己之典范。

蒋公对他的评价其实精辟以及,可做盖棺定论:

“(胡适)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如果要加一句,胡适对外就是个怂舔。

国际声誉都是用于忽悠国内的。离开中国加持,在米国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在米国拿了 31 个名誉博士,竟然在米国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 (唯有一个图书馆长干了半年被开除)。真是了不起的国际影响力。

(补:细节可翻到最后一段看看)


小补:评论里有人洗换谁都拿不到米国援助。胡给自己增光环也是要米援的需要 (这点我下面有更详细的说明)。

第一,陈光甫拿到了二到三笔贷款 (实物,或定向使用),比如桐油贷款。尽管都不多。
第二,胡适连民间捐款都懒得搞,与孔祥熙电文为证。
第三,在古今中外拉赞助的历史上,唯有胡博士一人给自己拉了几十个名誉博士。而且,对国家效果为零。


强洗胡博士的竟然说胡适早就看透了日本,并且 38 年给蒋上条陈不可降 (多英明啊,抗战都打了 1 年了,自己在米国安全了)。但这帮人不敢提的是七七事变后,胡适上的条陈是:

“承认伪满洲国,换取中日和平。”
被蒋在国防会议上不点名批评。
程潜 (总参谋长) 直接骂之为汉奸。

更不要说他是汪主席低调俱乐部主力。别看现在 B 大许多学者把胡当偶像,当年胡因投日媚日言论被北大师生骂成坨屎。(现在媚美软骨的自然吹他如何韬光养晦,忍辱负重)

第二强洗点是胡博士在米演讲是对中国抗日的最好宣传,还有拿出某个日本学者说胡促进了美日开战。

天哪,珍珠港前米国对中国的 (军事相关) 援助为零,珍珠港后才开始,但凡有初中学历也知道珍珠港才是决定性因素,珍珠港前的 “零” 就说明屁用没有。自吹互吹到影响日美开战,真是不要 B 脸了。

宋子文电文中对胡的描述是 “当大使几年,竟然只围着米国东方司转,重要的官员一个不敢见 (对外就是怂 B 一个)。

更骚的是,老蒋这边与米国大使谈好了,打算由胡适转交一份老蒋的私人信件给罗斯福 (关于援助),胡大使竟然回电说不合适。气得老蒋暴跳如雷。40 年就想让他滚蛋,拖到了 42 年。

更加吵蛋的是,这个 B 连募捐都懒得参加。要 “无为而治”。米参议院表决中国事物,要求他见见参议员沟通一下。这个 B 说要相信米国,不能干涉米国内正。他所有精力几乎都用于轰趴吹水给自己捞名誉博士头衔。

第三强洗点是胡 42 年卸任驻米大使后不回国是光头不让他回来,怕被反对派利用。在米国演讲更能发挥作用。

蒋公恰恰是在抗日期间得到各抗战势力一致认同。什么孙科,桂系,各路军阀甚至土 G 都团结在光头周围压下以前分歧。唯一能被利用的反对势力恐怕就是汪精卫了吧,毕竟胡是其低调俱乐部干将。何况,这纯粹是瞎掰,唯一可查的就是有人给光头建议。光头根本没给胡适任何指示让他不回来。只是没给到他满意的位置 (相比之下,郭沫若被通缉着,抗战爆发,毅然回国)。

补:已看到三封电文可以 100% 确认胡滞留米国是自己的主意:

  1. 42 年蒋要求胡适陪米国特使回国,胡没有回。
  2. 之后蒋在解职胡适大使职位时有一句 “国内有更重要职位给你”,胡没回。
  3. 蒋等到的是米国一个基金会对胡的吹捧 “胡大使作用伟大,他回国后你们应该给他极其重要的职位”。一个 relief fund 的经理能直接给委员长写推荐电报,胡大使得多恶心,洋大人当年得多狂妄。中华民国老大当年在洋人眼中不过一个破酋长而已。这种胡适自找洋托儿给自己抬轿子要官的技俩被光头日记大骂。

胡适卸任后在米国全是风花雪夜 (自己的日记可证明)。倒是在中国最困难时于米国大别墅里践行了自己的 “多研究些问题”。可抗战胜利后又立马停止研究回国做官。精明不要脸到骨子里了。


胡博士是汉奸确实是过了,但外怂内骄是肯定的。

观其一生,局部亮点是有的,但综合起来看,说其是一小丑,并不为过。我这里再扒扒他的 “趣事”。

1. 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并不是学成既得的。当时 (17 年) 给的是 pass with major revision。就是得大幅整改后再经口头答辩才能获得。他当年并未获得博士学位,照两张照片就回国忽悠去了。

几年后,他老师杜威访华,胡接待,据说杜威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个学生,但当时胡适在国内已炒作得如日中天。杜威回国后就改成了 pass with minor revision。

胡适应该是最早拿米国海龟身份来忽悠国内土鳖的,然后又拿国内地位反忽悠米国。基本就是民国版本唐骏的加强版 (唐只能单方向忽悠土鳖)。

2. 这哥们儿抗战胜利后回国当了北大校长。自己后来吹拒绝了光头给的其它职位。但积极参与了各种议政 (政协委员加人大代表)。更搞笑的是,这哥们儿参加了一次总统竞选 (好像当时光头想让他当名义总统,后又变了卦)。官迷嘴脸尽显无疑。估计即使有拒绝也一定是因为职位不好。飞盘到位了,必叼无疑。

3. 这哥们儿许多言论似乎都是个标准的 Liberal。可这哥们儿当官儿后说了句名言:容忍比脂油更重要。一耳光糊 liberal 脸上了。

4. 这哥们儿去岛上后,曾组织参加过 liberal 组织,又把它们卖给了光头。不仅会保身,还会出卖。

5. 在岛上有段时间,不仅叼飞盘,还对光头 360 度舔。岛上明明长期戒严,却非舔成脂油之光。说其犬儒一丝不过。

6. 这哥们儿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种私德实际不能完全评价一位重量级历史人物。但搞笑的是他自己海吹其私生活,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旗手,骨子里还是一封建大辫子以喝花酒为时尚为骄傲。

有 3,4,5 放在那里,不知国内公知们为啥把他当脂油的旗帜,360 度各种舔。难道是因为自己不学无术,不知道胡适打起自己和 liberal 的脸来那是怎么侮辱性强怎么来啊?当然,胡适确实是公知的标本级形象代言人。

不信你让方方放弃体制内官员身份试试?从水太凉钱谦益,到脂油旗手胡适,到雪蛮子到方方主席,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纵观胡适一生,爱当官,爱享受,媚外,媚强权,叼飞盘大师。爱忽悠,爱炒作名声,实事没做几个,也没啥传世之作。政治学术流氓而已。


我试图来解释一下为啥胡适被捧,被骂,又到被捧的原因。

当大量人 (主要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主导舆论) 对现实 (脂肚) 不满时,一定会出现一个 “远处是个灯塔,近处是个王八” 的效应。

胡适最早的表现是:“兄弟是从灯塔国回来知道灯塔多亮的,北洋就是个烂王八”,在北洋时代当然被热捧。

但胡适媚外特征外还有个特征是 “爱从政当官”,在光头时代就是为光头叼飞盘舔痔的。胡适那时的表现就是:

左舔一口米国脂油灯塔的痔疮,右舔一口蒋总裁的菊花,但为脚踩两只船得官得利又得名,他两边又都舔得遮遮掩掩。

大家都不傻,遮掩久了自然穿帮。

因为他舔光头,所以左边的骂他,liberal 骂他,在野的骂他。
另一边他又舔米国舔所谓脂油,舔米国友人挟洋自重 (几次由洋人出面给胡吹牛要官) 光头粉, 民族者, 执证者也骂他。
中立自持高洁的又瞧不起他双舔后庭花的德行。。。

所以有十几年时间,国 G 两边和中间的竟然在骂胡适上达成了一致。骂他的人频谱之广叹为观止。

大陆到了公知话语权时代,窝擦,胡适舔米,舔蒋有啥矛盾的?我们就是想舔啊。骂土 G 就对了。于是胡适再次快速崛起成为公知们的榜样甚至图腾。

公知们不是真正意义的 liberal, 他们就是要反 G 又不敢公开明说,就是胡适的同类,既要名又要利,有些还当着官做着体制内教授。


没想到这个答案感兴趣的人挺多。越写越长。再说说他的所谓国际名声,有 36 个博士 (35 个是名誉),除了一个香港大学外,全是国外的。貌似他的国际友人也特别多。

但据宋子文和陈光甫 (负责借款贷款) 的言论,胡对见米国中高层,议员,海长,陆长是不敢的。怂得直接拒绝。甚至老蒋命令他去交流都回电报说别给米国添乱。

胡交往最多的政府部门是米国国务院亚洲司。最好的朋友竟然是其中的某个研究员,还有一些 relief fund 的经理。而且米国人对他的评价是 nice, agreeable。

基本可以断定胡就类似于非洲刚果部长到国内某大学去舔一个教导主任。舔得米国基层特别舒服觉得胡是老铁。而且胡爱舔学者,加上他中国高官身份,胡表达一下对名誉博士的向往,乐得给老铁个非洲友人待遇名誉博士头衔。胡如果不是自己有表示,米国人不会有病到投其所好给他大量发头衔的

后来随着珍珠港后中国对抗日越来越重要,尽管胡已经离职,米国中高层和媒体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个特别对米国友好崇拜的老铁,自然提他的次数就多了。

**胡貌似在米国有这么大影响力,但观其一生,都是拿这个忽悠国人,帮助他在国内出名和拿官。但凡需要他到米国人那儿办点儿事儿,几乎一个没办成。**北大沈崇案 (被美军轮 j) 让他出面去处理,这 B 回来说未有之屈辱,估计米国主子一个大头兵都可以给他甩脸色而他屁也不敢放一个。

再想起我 90 年代出国看到的访问学者类似厉某宁之流对米国助理教授都是点头哈腰的,底气还不如我个研究生。可回国就吹自己在米有多牛。我猜胡博的国际影响力全是点头哈腰舔出来的。就跟一些乡土二流子骗子说 “我跟 xx 局长是好兄弟”,你让他找局长办点儿事或牵根线,他各种推诿废柴皮用木有。

验证我此推断的事实是,1949 年 4 月,随着光头兵败如山倒,胡逃去了米国。(意外么?精致利己的人会忠于主义么?)。

而以 36 个博士头衔,其中 31 个米国博士,交游遍米国的胡大宗师,在米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而且一年后就被开掉。

胡靠在国内捞的部分钱 (大头在北平没来得及带走) 在米国撑了 9 年,逐渐穷困潦倒,而且木有医疗保险。

后面他会怎么办?。。。

用脚后跟都能猜到,他回台湾做官去了。。。

精致利己的宗师。
既要当官,又要捞钱,还要名声。

西方月亮圆的旗手。舔美的祖师爷。
舔来的国际威望,实际在国外连独立生存都做不到。完全是忽悠国人的挟洋自重。

知乎用户 直江兼续 发表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作为一个东北人,实在是喜欢不起来这位。

知乎用户 牛角挂书 发表

评价胡适,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1、陈独秀。胡与陈并称为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后来,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由此,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其后与陈独秀高张 “文学革命” 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

2、黄侃。黄做为国学大家,“章门大弟子”,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并为此多次调侃胡适。

有一次黄在北大授课时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 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 “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 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还有一次会上,黄侃当面问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恐怕不是出于真心吧?” 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呀!” 胡适大笑,不能答。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平,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现代戏剧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 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一时为之哄堂。

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 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 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 胡适知道他国学精深,不能辩,只好笑过。

3、鲁迅。胡鲁同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是 “新文化运动” 的先锋,而鲁则是 “新文化运动” 的主将。胡适虽然也写过《差不多先生》等白话小说,出版过白话诗诗集《尝试集》,但总体上白话创作上并未登峰造极,属于开风气之人。鲁迅则相继创作了《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祝福》。胡适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鲁迅为 “白话文学运动健将”。

1922 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同年 8 月 11 日,他又在日记中对 “周氏兄弟” 评价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岂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对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等杂文,胡适也大加赞赏,如他在信中说看了《随感录 · 四十一》感动得 “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还曾将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与林纾、严复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诣,又直接了解西文,所以 “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

对于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由衷地赞扬道:“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4、蒋介石

5、毛泽东

6、傅斯年

7、雷震

知乎用户 Allenooo 发表

不太理解为啥总有人把胡适当成自由主义的旗手,如果说民国时候信息流通不发达还情有可原,就目前来看,胡适在自由主义方面既没有学术建树,他也没有很好的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他的行为实在也称不上啥自由主义典范。

首先 ,胡适留学美国师从杜威,人家搞得是实用主义,而自由主义属于政治哲学,胡适毕业论文又是写的中国哲学史,完全不搭界。抗日时正是罗斯福执政,新自由主义兴盛的时代,所谓人民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从没见胡适提过几次。就当代来看,由区分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以赛亚柏林,有综合自由和平等的罗尔斯,除了胡适的粉丝吹,可从来没见哲学课本上有胡适的建树。

知乎上已经有人将容忍与自由分析的比较好了

【怎么理解胡适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donovoChen:…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64372/answer/52393338?utm_source=com.miui.notes&utm_medium=social

再有另一位学者张雪忠的批评 http://www.weixinnu.com/tag/article/2887927398

其次,胡适在抗日问题上,简直是对自由主义的侮辱。日本就一军国主义国家,有自由可言吗,一旦投降就和殖民地差不多,恐怕和自由相差更远。二战后美苏联合起来肢解英法的殖民体系,可见在美帝眼里共产主义总比殖民地更自由(殖民地的自由问题不想多说,难道有人会和岩里政男一样相信需要殖民二百年)。

胡适在学术上乏善可陈,粉丝们也只能吹一下自由主义旗手,但他们却不知道自由主义同样需要理论素养,否则的话和搞三限六不,打压统派和外省人,却自称自由民主的湾湾有啥区别?

最后说句题外话: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包括: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讯。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而鲁迅不仅发文提倡,还写了很多很好的小说,不要像某些人吹的好像胡适是独一份功劳……

从有些答主对郭沫若和胡适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人更能理解所谓为了实现个人理念和价值而奋斗的可贵,也不再拘泥于所谓文人的定位,不介意把自身当做实现理念的工具,更不会单纯的崇尚明哲保身,更不会把自身的牺牲仅仅当成集体的强迫或者某种道德属性,而是当成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讲郭沫若更像是一生追随某种理念的志士,而他恰恰是能够理解和运用这种理念的人,而相对胡适呢,他的所谓聪明和左右逢源正是印证他从来都没有真正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超越性理念来追求,他在自由主义学术和理解上的浅薄也印证他从来没有说服自己和别人认同这一理论的动力,他仍旧是旧社会拿学问当政治敲门砖的士大夫,而不是新时代愿意为理想奋斗一生的革命者。

贴一下郭沫若解放前的事迹,共军方面: 1,南昌起义的参与者,火线入党,发表讨蒋介石书,(相当于公司主要部门的联合创始人)。

2,中国唯物史观的创立者,有一定争议的商周奴隶论出自他之手(相当于公司关键专利的持有者)。

3,解放前鲁迅死后的左翼文坛盟主,统一战线的大将,周在白区的副手(公司总经理的得力大将)。

国军方面: 1,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正职好像周恩来。

2,国防部第三作战厅厅长,实际主管军事宣传,中将军衔,与周恩来八路军各师师长同军衔。(合资公司副总裁)

3,中央研究院院士(获得竞争对手的最高技术衔)

学术和文学方面: 1,《女神》白话文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浪漫派诗人(黑他诗煽情先学习下什么叫浪漫派)(微博大 v,粉丝千万,高级写手)

2,各种抗日历史剧,《屈原》等(执掌舆论主旋律,最高级公知,相当于完全体的带鱼)

3 甲骨文四堂堂主之一,以及其他学科多有收获(学科带头人,EI,SCI 无数)

从他的事迹可以看出他即使解放后什么都不做一样荣誉等身,好比公司上市前就已经是高级副总裁了,在公司营销方面起了主将的作用,他再拍也很难成董事长和总经理。解放后他一直是政务副总理,科学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级别,副国级头衔正部级职务。另外副国级的领导都不能称为政治家吗,非要顶个文人被人批判……

郭沫若的事迹确实打了很多人的脸,人家确实做到了出则做学问,入则从政与共产主义同志实现自己的理念,实现了他在诗中的那种偏执和浪漫,真正成为政权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旧式的幕僚或门客,而某些人最大的理想不过是靠学问做帝王师,或者成为东林党式无责任议论朝政的清流,妄想沾好处而避开所谓黑暗的政治,忠于自己的谋主却不被谋主屠刀的血溅到,在他们眼里其他人之所以成功仅仅是因为比他们更会钻营,更犬儒,不愿意承认只要服膺某种理念就能运用这种理念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

知乎用户 疯技工 发表

“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38-42 抗战最艰之时),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蒋介石,这 “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 在说谁?

鲁迅先生收录进自己作品而不是自己所写的

“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说胡适说 “日本不可能用暴力征服中国人”,这句话是 “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从而推断出胡适的意思是 “暴力征服不了中国人,以德服人就可以”,原来如此,“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出卖灵魂的秘诀》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3phI9L 发表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 “独立学者” 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蒋公日记 1958 年 5 月 10 日

知乎用户 Whoami 发表

比这位胡大师更沽名钓誉的,比较难找

(不是说找不到~)

得补充一下,小处可以学他,毕竟解决问题确实是在细节里,不是靠什么主义。

但是大处不能学,方向问题也靠他的话,那就真是永远脱离不了的碳基生物兽性了,永堕周期律

补充一下,信息越来越多了,看这人对待杨杏佛的嘴脸以及监狱调查事件,可以知道这人就是人渣没跑了…

知乎用户 Yog-Follwers​ 发表

老而不死是为……

胡适一辈子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建立了将 “以封建文人士大夫为首的封建余孽知道分子” 群体,

转化为

“帮助资产阶级(实际上他那个年代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狗腿子和狗头军师” 群体的

方法论。

为上述民贼人渣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所谓 “学成剥削技,货与资本家”,因此受其遗惠的徒子徒孙当然要极尽吹捧之能事了。

想通了这一点,就明白为何现在还有很多人吹捧他。

知乎用户 活在当下 lol 发表

胡适是 20 世纪中国最典型的崇洋文人。

他对中华文化已经没有任何信心,实际上不止是他,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对中华文化,旧中国社会现实绝望至极。所以他们推崇德先生,赛先生,觉得只有中国完全学习欧美,模仿欧美,全面肯定欧美社会文化的一切,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一切,才能使旧中国获得新生。

胡适不相信中国有内在的革新的能力,所以他反对中共,他甚至说 “以东三省几千万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资源被日本掠夺 50 年为代价,继续“剿共”50 年。” 同时他也对国民党极为不认同,他骂起老蒋也是话很难听。以至于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说“胡适之的死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胡适真正推崇的是美国自由主义,这是他的政治追求。

相比之下,鲁迅先生始终认为,中国有内在的进步的力量,有自救的希望。他认为中国在近代遭遇的磨难并非因为胡适所谓 “五鬼乱华说”,(“五鬼乱华说” 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遭遇的一切苦难归根于自身,认为中国人本性就是愚昧的)而是因为人们被封建礼教荼毒的太久了,以至于暂时落后于世界潮流。鲁迅先生在 1936 年红军胜利会师陕北后激动地发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当时红军只有 3 万多人,而国军有两百万人)。所以他后来被评价为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始终站在最正确的方向上。

在 21 世纪,胡适可能被相对客观的评价为学术成就斐声中外的大师,但是他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只是扮演了一个看客角色。

胡适就像三体里的降临派。

知乎用户 无心平研知世郎 发表

胡适死后,光头曾写到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活着的时候,光头有个很中肯的评价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

1942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胡博士在当驻美大使的时候,人事一件没干,给自己刷了几十个荣誉博士头衔。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能被大买办凯申公骂是买办,胡博士不可谓不是人才。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钱玄同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这句话用到胡适身上刚刚好,胡适的成就全在他四十岁以前,他四十岁以后等于白活。

胡适本身出身就是不低的,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

自然有着同一时期国人所没有的眼光和视线。

这也是胡适赖以扬名的资本。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军者。

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使他声名鹊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写的白话小说被讯哥按在地上摩擦。他写的白话诗还不如他写的情诗。

1919 年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对的,只有上卷,因为胡博士没写下卷了。

胡博士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浅尝辄止。

而胡博士厉害的是他还涉猎政治,艺术和你想到的各行各业。

胡适他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

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旧文人。

学而优则仕,这是胡适的终极目的。

至于这个仕的是谁,可以是大清,可以是北洋,也可以是民国。甚至哪怕是汪伪。

一二八淞沪会战以后,胡适跟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搞了个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 “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因为这帮人持抗战必败论。认为中必败,日必胜。

这个俱乐部除了胡博士被光头塞去美利坚骗文凭。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当了汉奸。

估计光头也是看到了,与其留胡适在国内膈应国家。不然把他送走,

虽然光头也不想抗战,但架不住胡适到处咧咧啊。

胡博士在美国别的没干,什么争取援助,博取同情。这些外交官该干的人事他一件没干。

光给自己混文凭了。

以至于光头恨得说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胡适也知道这样不行,所以胡博士聪明的偷换概念说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

李敖说他 “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季羡林更直接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知乎用户 Burgundian 发表

卸任驻美大使后,胡先生没离开,在国会图书馆做了一阵子校勘以后,去了哥大,不是做老师,而是住在那里,在河滨公园旁边的公寓打打麻将,没啥事做,直到蒋公招他回去主持中研院。

胡先生恐怕还是很想留在美国的,但上乘的教职不好找啊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s7lpSy 发表

因为最近十几年都是小布尔乔亚文化流行的时期,所以胡适特别受欢迎。

为什么?因为小布尔乔亚的思想核心就一句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而胡适在这方面的造诣,简直是登峰造极。

胡适是一个没有丝毫气节和立场,以至于被国共两党共同鄙视的人物。一个人能够沦落到在充满投机分子的国民党都被人鄙视的地步,可见此人的下限低到哪里。

我甚至比起汪精卫都更加鄙视胡适的人品。汪精卫这人其实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情怀和信念,他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做汉奸,就算是一个反派那也有其立场。而胡适则是一个连做汉奸都要投机的货色,本来他算是 “低调俱乐部” 的牵头者,是亲日派和议和派的骨干,结果这时候胡适得到了驻美大使的优差,受命到美国去给中国抗战拉赞助,于是他短短几天就转向了,不愧是被人称为“时之圣者“,投机之王。

当然,胡适也得感谢送他出国的陈布雷和常大队长,否则胡适要不出国做大使,搞不好就和汪精卫他们混一块去了。

前几年不是公知很流行吗,胡适就是一个顶级的公知,有知识有能力还有学术成就的公知,和他比起来,高晓松之流简直是就是公知小学生,而胡适则是公知博士。当然了,在没有道德和下限方面,胡适也是博士级别的。

反而是郭沫若,因为他推崇湖南吐槽王,所以前些年一直被某些人鄙视其人品和学术成就,觉得郭沫若只会写一些颂圣的狗屁不通的打油诗。实际上郭沫若不仅在政治品德比胡适高得多(412 的时候入党,几个人敢?),个人私德也比胡适强了无数倍。

让人欣慰的是,近些年随着大家被现实所教育,曾经被颠倒过的历史,如今又逐渐被调转过来了,尤其是知乎大概是觉醒最早的网络公共领域,让人颇感欣慰。

知乎用户 zhkzsj​ 发表

“宣统?…… 是皇上?” 伪自由派大湿胡适博士受宠若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溥仪《我的前半生》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

“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胡适《宣统与胡适》。

互相印证,可见溥仪所言非虚。

胡适响应溥仪的召唤后满心欢喜又惴惴不安,不知道要不要行跪拜大礼。问了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庄士敦告诉他,溥仪现代化了,不需要胡适下跪行礼。胡适听后,如释重负。

20210730 更新(评论区有问史料支持):

溥仪《我的前半生》:“我这无心的玩笑,倒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 “皇上” 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一一胡适觐见成了大新闻一节:“胡博士入宫 “觐见” 之前,他曾和我讨论到和逊帝见面时的礼节问题,我对他说逊帝不会叫他磕头的,他听后大为安慰”

溥仪和庄士敦的回忆录互相印证了。

“皇上”召见 “先生” 后,胡先生给庄士敦写信泪纷飞:

“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朕的大清早亡了,胡适心里的那根奴才辫子始终还在。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在废帝面前的表现 —— 一身媚骨的奴才形象跃然纸上。

30 多岁的留美的北大教授胡博士当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做出如此媚态实在是有失体面。

胡适在日记里记载(不知道是不是自我标榜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批判精神):1953 年,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 “尽在不言中” 也。

54 年为了反驳反水的台湾保安司令吴国桢发表的《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胡适发表了洗地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一会儿不自由、一会儿自由,这也太精分了。

胡适也挺会说漂亮话,胡适在《宽容与自由》中提倡宽容、自由,一些事情表明胡适并不宽容,也不想给人自由:

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学生冯挺杉组织学潮抗议学校随意加收学费,冯被开除,胡适说 “活该”。

33 年北平反省院事件中一群在狱中挨打的学生给胡适写信求助,胡适假意去监狱看了看就替军阀洗地 “没有酷刑,说有酷刑的都是捏造”,正式向军阀和蒋介石递了投名状。

可能他标榜宽容与自由是希望别人对他宽容,而他自己享有自由。

以上是言必称民主、自由、宪政的胡大湿的部分言行,你能看出这是自由派吗?

下面来剖析一下为什么一个奴性如此之大并赞美独裁统治的奴才却自认为是自由派。

1937 年,胡适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国民政府给胡适的任务是 “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胡适之到了美国后怎么做的呢?鬼子侵华采取三光政策,胡适之在鬼子侵华期间任驻美大使采取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中国人民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失去了自由和生命,而胡适拿着公款在美国自由自在吃喝玩乐沽名钓誉弄了 20 多个名誉博士帽。

高唱自由的胡适从来没有为自由战斗过一秒。

匈牙利爱国主义战士和诗人裴多菲写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胡大湿啥都不愿抛,就愿牺牲别人的自由,换取自己的自由。

胡大湿爱嫖妓 (其日记有多次记载),民国和封建时代的旧文人认为嫖妓是风流韵事,所以是爱情,不知道妓女们是否是自由地向胡大湿卖淫?

那么胡大湿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呢?

胡大湿是奉母命成婚,结婚前都男女授受不亲,你说有爱情吗?

不过胡大湿有小三,加上那些妓女,可能是爱情。胡适在奉母命与江氏成婚举办婚礼的上,就看中了比自己小 11 岁的伴娘曹诚英。后来曹诚英结婚后,胡适和曹二人通奸,曹怀孕了,毅然离婚,北上找胡适逼婚。

曹诚英奉子逼婚,胡博士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江氏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杀死两个儿子同归于尽相威胁,吓得胡博士抱头跪地,再也不敢重提离婚之事。

你看胡大湿有没有自由和爱情呢? 胡大湿有嫖娼搞小三的自由,但是没有离婚的自由;有妓女和小三的 “爱情”,不过没有妻子的爱情。

但是胡大湿确实珍惜生命,抱头跪地求饶,也不提自由了。这就是被称为君子的胡适。

为什么胡大湿这么精分?

胡适作为地主食利阶层的后代,确实享有绝大部分人所没有的自由,自古中国皇权不下乡,地主宗族就是王法,当然自由。

胡适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我情愿亡国”。

作为地主食利阶层,国家民族亡不亡关他何事? 反正谁来当统治者,他都是地主买办,享有剥削的自由。

1935 年,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 “承认” 伪满洲国。胡适之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 50 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 50 年为战略,可 “继续剿共 50 年”。宁肯人民被侵略者蹂躏失去自由也必须干死跟地主抢饭吃让地主不能自由剥削的泥腿子。

胡适曾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 “日华和平” 政策,还亲自给汪精卫打气,和汉奸周佛海等人拼凑 “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 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气的国民党元老程潜大骂胡适为汉奸!

与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的作者、自由战士、爱国主义者、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民主主义革命者——在同沙俄军队作战牺牲时年仅 26 岁的裴多菲相比,自由吃喝嫖赌的投降派胡大湿的言行是不是挺猥琐的? 不过胡大湿确实一表人才,看起来像个谦谦君子,也确实有人写了篇赞美文《君子——胡适之》。

所以,1942 年,蒋委员长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 4 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

然后只能请夫人宋美龄到美国搞外交。

对作为老蒋脸面的胡适,老蒋也无可奈何,不好说狠话,只能在日记里吐槽——1960 年 10 月 13 日,老蒋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欧美赏了胡适几十顶名誉博士帽,老蒋说他是文化买办,实至名归。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病死,老蒋亲笔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细品,老蒋的对联看似褒扬,怎么满含嘲讽之意? 不明白的,请回看胡大湿包办婚姻的老婆 (旧伦理旧道德) 与自由通奸的小三 (新思想新文化) 的故事。老蒋挺有水平的。

不过,胡大湿能把自由主义和剥削投降完美结合也符合老蒋的对联之意。

没办法,毕竟胡适是 “自由派” 的旗帜,老蒋作为 “自由” 中国的总统虽内心鄙视胡适,需要这面狗皮膏药旗,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的。

毕竟是暗讽,意犹未尽,老蒋在日记里过了把隐:“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真所谓狗咬狗一嘴毛。

胡适和蒋介石,谁也离不开谁,胡适需要蒋政权保障地主买办的利益,蒋公需要胡适替自己宣传 “自由” 当婊子牌坊。

被伪自由主义者们奉为圭臬的胡适名言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就是胡适为自己的投降与自由地剥削人民洗地的。

从没见胡适为任何人争过自由和人格,相反他还希望牺牲人民的自由让日本蹂躏 50 年,但是胡适却有嫖妓通奸拿着公款到美国逍遥快活的自由。

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 —-“国民大会” 主席团主席胡适,也好意思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过是胡适自己给自己的投降主义和害怕人民团结起来反抗侵略压迫找借口。

胡适这种伪自由主义者玷污了自由。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民的诉求是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土共的追求是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

除了胡适,没有人说要牺牲自己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的自由。胡适搞了个似是而非、概念不清的 “国家的自由”,自己树了个靶子自己打。

倒是胡大湿,到台湾后搞了个《自由中国》杂志,不知道他准备牺牲谁的自由来得到 “国家的自由”?

要说牺牲个人自由,作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提议者和《台湾戒严令》的签署者——“国民大会” 主席团主席胡适,为了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自由,倒是牺牲了无数被迫当炮灰的壮丁和死于国民党军警屠刀下的人民,被剥削饿死的人数以亿计。

这就和法西斯美国一样,宣称人们有持枪推翻暴政的 “自由”,而你却连摸一下口袋的自由都没有,否则美国盖世太保会现场审判处决你。

“我不能呼吸”,凄厉恐惧的惨叫,你追求自由试试。

所以,胡适说的自由和我们想要的自由不一样。

胡大湿从美国归国后,组织了一个 “疑古派”,主张中国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历史,即便东周以后的史料也 “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作为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双无” 的文化大湿胡博士,你不认识商朝的甲骨文情有可原,你还跑出来秀就是你的不对了。

王立新说:“到北大后你会发现,你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很多历史知识是错误的,你过去深信不疑的历史信念是建立在虚假的事实基础上的。” 虚假的历史——原来是胡适告诉他的,原来是他自己想获得历史的解释权,可能他认为只有他是正确的,不知道他能指出那些事实是虚假的?

伪自由派大湿——胡适的拥趸还是很多的。

知乎用户 七星点心 发表

1935 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 “承认” 伪满洲国。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 50 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 50 年为战略,可 “继续剿共 50 年”。胡适还大加称赞汪精卫的所谓“日华和平” 政策,并且和汪精卫合伙开办了 “低调俱乐部”,筹划妥协投降。连国民党内部都痛骂胡适是“汉奸”。胡适是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祖宗,他有句著名的名言,叫做“中国百事不如人”,还有句名言,叫做“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这也是他对民族全无希望,对国家全无信心,一心想着早日投降的思想根源所在,今天那些满嘴“中国应当被殖民三百年” 的带路公知,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刚刚说到了,1937 年抗战爆发,郭沫若毅然回国,参加抗战,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 “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 “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 “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 50 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 “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 “和谈”,而是在劝老蒋 “投降”。

幸亏老蒋没有听他的,胡适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去争取美国援助,结果胡博士正经事情不干,跑到美国游手好闲,天天去大学里刷名誉博士,刷了 20 多个博士。当时举国抗战,无数仁人志士赶赴抗日战场,而胡适却千方百计赖在美国享清福,还大言不惭说:“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连蒋介石都对他的行为看不下去,骂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到了 60 年代,老蒋想起胡适,还得骂两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试想一下,一个人,混到连蒋介石都要骂他是 “买办” 了,他得买办到什么程度啊?

胡适非常推崇美国文化,一口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然而此人对权力、地位偏偏又无比迷恋,蒋介石请他当官,他来者不拒,蒋介石给他送钱,他也来者不拒,嘴里喊着自由,却为独裁者张目,对蒋介石父子百般颂扬,在美国期间,他拿着蒋介石的钱,肉麻吹捧,令人作呕,可见其表里不一,虚伪至极。

今天我们可以从台湾解密的档案中,看到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的有给胡适的 9 次,每次是 5000 美金,共有 4.5 万美金。当时因为《自由中国》社抨击蒋介石台湾政府的恐怖统治,遭到特务警察冲击,很多人被捕,结果胡适发表声明,退出《自由中国》社,置同仁于不顾。胡适给蒋介石父子做吹鼓手,写《台湾是多么的自由》,可是蒋介石却不领情,私下里写日记吐槽道: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蒋介石一生文章写得又臭又长,唯有这一段讽刺胡适的话,极为精彩,说:“(胡适)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知乎用户 艾三吉​ 发表

谨引用两位先生的评价:

毛泽东:“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 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熊培云:“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以上来源于百度百科。

知乎,或者我这么说,中国论战的性格,非得把对手打倒打死不可,光打死还有不可,恐有人抱不平,所以得先把要打死的人,抹上污泥,好施施然举起利刃去凌迟。

有某答主说知乎现在多 “胡吹”“胡粉”,准确说叫 “捧臭脚”。有人说某郭大师也是捧臭脚起来的,他倒又颇不平。我在这问题下看了十条回答,只有一条勉强算是中立,所有高票回答,都是骂胡。

于是他开始不说捧臭脚了,他说:“尘埃落定” 真相大白了嘛!

如在民国,这也会是喷胡大军的一员。

但我没见过胡适正儿八经喷过谁。

他所被攻击的,能找到最激烈的攻击词汇,是针对鲁迅说的 “狺狺”,鲁迅讽刺他,总要过之。

说他反对学生运动的,他不过是反对学生上街吧?他总不曾说学生该死吧?

和他持一样态度的人是谁?鲁迅。

他不是完人,甚至可说犯很多错,有些黑点没得洗。

但怎么就有人,拿着在别的回答里他会喷的蒋介石的评价,来论证胡适是个小人呢?

他坚持自由主义,所以被所有当权者所不喜,但他当初说的话,我认为仍是对的。

“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 “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如果在思想启蒙时期,胡适最多会被算做一个小众哲学家,但如今,他非得是国贼不可。人们把他的言论大喷特喷,但我还没见到他真正做了什么卖国之事。

所以我觉得,胡适胜于知乎各位之处在于:他有气度,有坚持,讲道理。

他相信一些东西,反对一些东西,不想击垮谁,也没被击垮。鲁迅先生疑心他的军火库里有武器,但终其一生,我们没见到枪弹。

(我最喜欢的近代作家是鲁迅,想从这方面发力的喷子歇歇吧。)

知乎用户 真理往事 发表

看看委员长对胡适的评价:

1942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评价胡适,“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1960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对胡适有了进一步认识,“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1962 年 2 月 8 日,农历新年期间,胡适夫妇还应邀到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然而,16 天之后的 1962 年 2 月 24 日晚 7 时 10 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他记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3 月 1 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个 “盖棺” 之论:“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感觉委员长的评价还是很公正的。

知乎用户 站着读经典 发表

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讲过一件趣事。宫里头安了电话,溥仪童心未泯,喜欢给陌生人打骚扰电话。

有一次,溥仪突然想到胡适这人挺有名,还能写出 “皮克匿克到江边” 之类非常搞怪的诗句,于是,他就给胡适打了个电话。

溥仪问:“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说:“你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

“宣统?是皇上?”

“对啊,我是皇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自由民主的化身、新思想的圣人,接到溥仪的电话以后,居然受宠若惊,真进宫面圣来了。

溥仪在书里说:“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指北洋政府对清朝皇室的优待条例),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

胡适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写到这里,溥仪还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我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

胡适的学术怎么样?只能说:呵呵…

胡适根本就没啥立场,只要你的身份够格,愿意让我抱大腿,不管你是哪个阵营的,我胡适都能跟你商业互吹。

知乎用户 Meirin​ 发表

尽管我甚不赞同胡适的政治立场,也不认为他有什么足够坚定的政治操守和足够敏锐的政治眼光,但看到这个问题下面有人将胡适的白话诗和张宗昌的诗作对比、进而认为胡适的文学水平不过与张宗昌之流相亚、觉得胡适在现代文学史上名不副实,那我可得说道说道了。

陈思和于 2005 年 11 月在北大中文系作了一次讲座,这次讲座中陈思和提出用 “先锋与常态” 的视角——而非传统的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重新解释现代文学史。陈思和认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常态” 和“先锋”两种基本形态和发展模式。所谓 “常态” 即随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变异的文学;所谓 “先锋” 则是通过激烈的文学运动、同传统和社会产生断裂的文学。举例而言,徐卓呆和鲁迅同样都用白话写作。然而前者属于 “常态”,是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中自然会产生、与晚清小说传统相衔接、不需要五四的鼓励和提倡也大概率成为主流的“我手写我口” 的白话;而后者属于“断裂”,是引入了欧化语言、进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的白话(因此,在陈思和的语境中,鲁迅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始终是“先锋”,始终以更前卫、更激进的力量支撑自己,并且在政治上也倾心于那些最激进、最革命的组织,他在晚清加入光复会、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的《新青年》为阵地、国民大革命期间亲赴作为革命心脏的广州、三十年代成为左联盟主并赢得共产党 “同志的信任”,皆是如此)。王嘉良则进一步指出,所谓 “先锋性” 同时带有 “实验性”,现代文学中有有一种以“实验” 为目的、 体现 “实验” 价值的先锋文学,他称之为 “实验的先锋”,而“实验” 自然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可能一开始就很成熟, 也有可能有待日后完善的。王嘉良所举的用于佐证 “实验的先锋” 的例子正是胡适。他认为胡适之于中国新诗的意义就是 “实验”,有开山之功而少经典之作。其 “实验的先锋” 的意义是在于开辟了新诗创作的路子 , 使更多后来者跟进。伴随着白话成为中国文学的新“常态” 后,中国新诗迎来了真正的创造,胡适的开山意义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胡适日后的操守颇成问题,但对于他为中国诗歌打开一新局面时所拥有的敢于尝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精神,我却愿意予以激赏。他在 1916 年所发出的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能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然我去志已决。” 的豪言壮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按照陈子展的说法,胡适的新诗尝试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 “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而且,更进一步说,胡适的《尝试集》共有三编,为今人所诟病的《蝴蝶》等是来自胡适自己也不满意、认为“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的第一编。胡适自己所认可的十四篇白话新诗,也不包括《蝴蝶》。而到了《尝试集》第二编、第三编中,胡适在新诗上的造诣已经明显提高。《一笑》《应该》《一颗星儿》等被收录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钱玄同则对《一念》《人力车夫》评价甚高。

(这里也不由得感叹,曾经在文学革命中无比勇猛、敢为人先的一位开拓者,最终竟在政治上沦落至如此可笑可悲可鄙的境地,乃至成为保守、软弱乃至反动的代言词。与胡适相较,今人更可见鲁迅之可贵——在文学上,大先生既有开山之功又颇多经典之作;在政治上,作为 “永远的革命人” 的大先生则始终以先锋的姿态居于时代最前沿。)

说完胡适再说张宗昌。姑且不论已经有专人考证过今天所流传的张宗昌诗作大多都是托名伪作,退一步而言,即使张宗昌确实作过那些诗,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能和胡嗣穈相当的。据称是张宗昌所作的打油诗就文学史意义而言不过是走在胡适等人早已走完的道路上。“打油诗”是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真正诞生之前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所起到的作用是 “但开风气不为师”,即破除文言正统同时为白话提供过渡。胡适本人在创作号称中国“第一首白话诗” 的《答梅觐庄》(事实上这首诗同样有很强的打油诗色彩)之前,已经创作了不少打油诗。他在《打油诗》中曾以自嘲和反讽的形式将打油诗和白话联系起来:“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刘半农同样是创作打油诗、并通过打油诗创作讥讽时人的崇古情结的高手之一。甚至胡适留美时期的同学任叔永也是将白话诗定位为打油诗,并曾赋诗称:“文章革命标题大,白话功夫试验精。一集打油诗百首,先生合受榨机名。”打油诗的一系列特点——用语自由、不讲平仄、表达真情实感——都被后来的白话新诗所延续。更何况,在据称是张宗昌 “创作高峰” 的二十年代,中国新诗已经度过了最初的实验阶段,诞生了诸如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等诸多高质量作品。而这些优秀成果的问世,都离不开胡适自 1916 年以来坚持不懈的草创开拓之功。

不错,胡适最终沦为蒋记国府的应声虫,他在中国人民革命中扮演了逆潮流而动的反面角色,甚至在抗战初期还差点当了汉奸。但是,不论是谁,当他们决定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胡适都是那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存在。倘若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比作太庙的话,那么胡适无论如何都在显眼位置有一个牌位、都是个有资格吃冷猪肉的人。被视为中国新文学自我经典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基本规定了今人看待、理解与研究中国新文学的眼光、思路与方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建设理论集》是由胡适编选的。而由朱自清编选的《诗集》专门收录了胡适的九首诗:《一念》《应该》《一颗星儿》《许怡荪》《一笑》《湖上》《我们的双生日》《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晨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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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评价一下胡适的一些学术工作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吧。政治方面的就留给其他答主了。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到底是个史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 胡适的文学观是他哲学的延展空间与实验平台,而他一生所贯彻的哲学又来源于他旅美期间的博士生导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此要考察胡适的文学思想,就不得不先介绍发源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胡适对其吸收与挪变,如此才能还原一个立体的、历史的、具体的胡适。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继承了社会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从知识论上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消解。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强调 “经验中的人” 与外部世界的“纯粹经验”,反对超验、抽象的概念阐释,转而以科学实证的方式来重寻人与世界的结构关系与意义空间。

杜威对经验下的定义是 “这个生物经历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动结果”,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到杜威这里则转变成了主客通融,主体是经验的主体,主体只能置身流变的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与参与世界,主体在自我经验中塑造主体并改造世界,经验体现的正是主客的交涉互动关系,两者处于一个共同体关系中,经验继承过去,体现现今,延展未来,它正是一种绵延的概念。以此杜威用经验的事实世界取代了超验的、抽象的、概念式的事实世界。

正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经验的主体,因此每个人都占有经验世界的相对真理,杜威用相对真理取代了形而上学出自一家之言的绝对真理。印第安人的本土医术虽被欧洲人耻笑,但是其本土医术本身所体现的正是民族经验,适合本地风土文化及自然习惯,当其产生预测的效果并可以归并为人的自由意志时,这种经验即是相对真理。杜威以 “适用性” 与“效果性”原则来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自己则称自己的思想为“工具主义”。而杜威在政治上则强调一种健康的“自我主义“,即通过每个人在经验自我中改善自己,社会也会渐渐改良。改善经验自我的方式是教育,杜威认为教育是国家之本,而人是改变社会的原初生命力,并非某种终极价值。

杜威以 “实用性效果” 来衡量真理的标准受到中国学术界的一片反驳,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与逻辑哲学家金岳霖都认为 “真理可以不必具有效果,反之,有效果的未必是真理,譬如谎言与‘催眠术’。” 实际上他们批判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以价值诠释真理的哲学观,而杜威则重新界定了詹姆斯的 “真理效用观”,“真理具有效果” 是从真理的内部系统中进行评判,即看某个相对真理能否在各种相对经验真理中取得效用与认可,其中有主体间性的内涵。(主体间性,即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时的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判断。这里意味着了实用主义真理观是在人与人之间理性沟通中产生)以此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就不再是简单的 “功利性真理” 或“主观性哲学”(因为当真理被人用实用的尺度来考察时,实际上就已经是主观判断而失去客观性)

杜威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与 “真理效用” 标准极大地影响了胡适,胡适回到中国后从政治、学术、文学三个方面贯彻了自己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将实用主义哲学强行贯彻都会造成一定的误读效应,读者只要明白胡适的一切工作是重估旧文化,同样我们也有资格而且有条件对胡适的工作进行重估。

胡适的哲学

胡适回到中国后开始编纂《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如蔡元培的评价,能将 “汉学功夫” 的考据本领与适应现代的解读方式兼而共有的只胡适一人。胡适对中国哲学史进行 “截断众流” 式的研究,他将中国哲学溯本求源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并将诸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平等并置,一改 “六经注我” 的昔日传统,以尼采 “重估一切价值” 的决心 “整理国故”。他认为墨家是中国最早的实证哲学发起者,而儒家自宋明理学之后就不复原旨,以此胡适激烈批判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礼教传统,认为其“不适用” 于现代社会,他也通过投身新文化运动来激烈反对封建旧有制度文化。胡适站在实用主义哲学立场评价了老子的 “道” 的思想,他认为 “道” 的形式与概念同类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超验真理,“道可道,非常道”实际上是不可实证,只以个人假设方式存在的预设超验物。胡适认为孔子的 “有教无类”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思想,符合胡适与杜威的教育观。可以说胡适考察古代思想,莫不与自我在西方受过的实用主义哲学训练结合对比。他从美国留学时期经受的严苛的实证主义考古学训练使他弥补了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论的不足,他将 “研究问题” 与“输入学理”作为自身学术研究原则,前者是根本的、刚性的,后者是次要的、塑性的。体现的仍是实用主义哲学的相对价值观。这种在实用主义方法论与评价体系中的研究方式,虽有很大局限,但在当时不可不说是一种鲜活的生命力。

胡适在当时经常被抨击为 “全盘西化” 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而事实上胡适对西方文化的大力推介的本意是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高度冷静的分析态度,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 不同,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并做出了惊人的考据工作。他认为中西文化只有在碰撞过程中才能燃出火花,而中国传统旧势力的稳固保证了中国文化不会轻易被过度西化。

胡适幼年就出生在书香之家,深受宋明理学 “格物致知” 知识观的影响,他激赏范镇在《神灭论》中反对迷信鬼魅的态度,更佩服王充在《论衡》中表达的科学主义立场,即便在美国留学期时,胡适也没有停止对基督教的怀疑批判,胡适终身无神论的思想与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得他能发掘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胡适由此不仅批判神鬼与造神运动,更将无神无魅的思想延伸开来。在学术场域与政治场域,胡适没有停止过他对 “名教” 的批判。胡适认识到 “名教” 最早始于孔子《春秋》中 “正名” 运动,从这场蓄意突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历史叙事中,孔子给后期理学家与封建制度共舞的 “礼教” 制度提供了理论借鉴。重名而虚实的结构关系在封建制度中从文化层面渗入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从《范进中举》到《老残游记》,从朱熹的 “存天理,灭人欲” 到封建女性的缠脚陋习,胡适详细考察了 “名教” 在中国的来龙脉源,并大力抨击了这假名害人的制度实质。

另一方面,胡适以实证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跟学术上的 “名教” 划清了类别,提倡做学问要步步可证、“循名责实”,不要玩弄概念,搬弄生词,将 “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空泛谈论。而在政治场域中,胡适在资产阶级内部争论时期,曾在《新青年》杂志中倡导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的观点。实质上针对的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中国各种主义踏浪登场,纠议不断的社会现实。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引进马克思主义,一时马克思主义点燃了迷茫的知识分子心中新的希望。胡适不确信任何终极真理,他说:“我不相信世上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包治百病的良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确信的是个人解放、详细考察、因地制宜与步步改良,因此胡适对被当时奉为普世良方的马克思主义持谨慎分析的态度。事实上,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但是得出来的很多结果有很多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233,比如经济一元论与把马克思看做某种形而上学,后文有),他一方面赞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另一方面也担忧马克思过度强调的阶级对抗会增剧阶级仇恨,而马克思所表述的经济一元论社会发展观又与胡适的社会多元论路向异趋。胡适尊重马克思,并非全盘否认马克思主义,他批判的是唯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而行他实的“名” 者们,但晚年的胡适即因此被定为反马者,遭受到各种迫害。

胡适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事实上循着他实用主义哲学的线索,他本人所持的政治态度也在意料之中的。胡适考察《淮南王书》,从刘安那里找到了来自不同时代的知音。刘安所主张的 “古人制法,因任自然”、君王“寂然尸位” 的“虚君而治”的思想正是胡适理想中的政治制度。胡适所批判的封建 “名教” 知识系统,其一切问题的最终原因都归溯于君主,“君主善,则天下善”,这种专属于中国的 “君主形而上学” 系统成为了君主专制的知识工具,以至于其带来的是科学的灾难与求实之学的踟蹰,而中国传统哲学便退化成了 “雌” 哲学,即雌附之学,这使得东方民族安于困旧,不思改进,原地踏步,能忍万多不常。他一方面用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不信任改革派的全盘颠覆。胡适在改革社会手段方面的保守一方面来源于其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的参鉴,另一方面又是其实用主义哲学将学术中的谨慎带入到政治中来的结果,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政治场本身就有很多大的投机成分,可称为政治冒险。对政治冒险的评介本身就很难形成标准参照系,政治运动是社会多种元素参与其中而形成的角斗漩涡,其中无秩序、无理性与偶然性又难以实证的。但笔者认为胡适的政治态度仍体现了一个学者是该具有的明朗人生观。诚如胡适自己所言:“我也明白,在这个时代高谈无为的政治,真有点像朱熹对宋孝高谈正心诚意一样迂阔。”

胡适是一个 “无后主义者”,他曾说自己“以社会为妻为子”。他参与社会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白话文的写作,究其主要,仍然是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中“个人主义” 的内容。胡适的 “个人主义” 并非是 “利己主义”。正如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的,人是经验中的人,每个主体所塑造的都是自我经验主体,不可一味恃赖他人,而社会改良依赖于每个人的经验主体的经验真理,放在实践中即每个人的知识水平、理性程度、个人素质。一个人只有解放自己,才能造福社会。而改良社会的首要之举也正在解放与启蒙个人,因此人的自我解放、去魅与提高是与社会紧密关联的。因此胡适的“个人主义” 是社会之于个人经验的“个人主义”。胡适在这方面几乎沿承了杜威的政治观与教育观,杜威 1919 年曾来中国讲学,就是希望能给中国带来“新教育”。

胡适的文学观

关于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写作的文学实践, 即便到现在为止也依然很难对其盖棺作论。白话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域所起的影响与白话文本身作为中国语言的大转变是不同的,而胡适写作白话文最根本的目标即后者。胡适从拉丁文中获得再创中国语言的灵感,拉丁文字本身的表意是单元式的、分裂式与特指式的,而其集合成的语句则是线性的、逻辑的、理性、清晰的。中国文字本身则是象形的、立体的、多向的,其集合成的古代汉语表意则是发散的、意会的、灵性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论在中国古典文籍还是唐诗宋词中都能得到很好的证明。在语言学中,语言并不仅仅是独立的参考系,语言背后体现的是民族的思维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胡适致力于以白话文代古汉语,不仅体现与于书写意义上的改革,还是文化意义上的。胡适认为古代汉语铸就了中华民族的 “名教” 思维传统与不求实究理而只逐实用之利的科学状况,在文学中则表现的是千篇一律的 “颂” 体与八股文风,以此胡适首先从文学场域中开始自己大刀阔斧的白话文尝试之旅。

胡适以 “死文学”“鬼话” 形容传统文学后,接着在《什么是文学》文章中提出了自己认为的 “新文学” 的传统,他主张文学作品应以 “懂得性”、“逼人性”、“审美性” 作为内在参考价值,三者体现的是胡适所倡导的文字浅显易懂、真情流露动人、思想意境高远的文学观。他主张文学应参与现实,而非闭门造车矫揉饰情,下文试将胡适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在小说与诗歌方面的表现略加阐释。

1908 年胡适关于中国短篇小说的演讲提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小说的理论,胡适定义短篇小说:“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从 “经济”、“事实” 二字中看到胡适的小说中的实用精神,正是因为小说必须 “描写事实”,因此胡适也自称自己为文学的现实主义者,他充分肯定古希腊剧作的“悲剧精神”,而贬斥中国传统戏剧小说“皆大欢喜” 的结局。胡适所说的可以作为小说素材的 “事实” 正是 “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 胡适小说观可说是悲剧的现实主义,但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只是文学形式上的,胡适对小说形式上的追逐超过了他本人对小说文艺水准与内部纹理的关注,以宏观的实用主义广角镜头定性一切小说,而其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评述考据在后来人看来虽然劳苦功高,看但往往不得要领、率性而为,他对小说本身的理解阐释也免不了西方古典主义、实用主义立场的局限。胡适本人在小说创作实践上也是 “有心无力”,仅仅为《西游记》添补了第八十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 以示自己对 “功利性成佛” 的批判,更多的贡献是翻译了西方莫泊桑、都德、契诃夫等小说家的作品。

在诗歌上,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就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诗集《尝试集》,此后四次再版,他标志着胡适自己白话写诗实践的风雨路程,胡适自谦自己不是诗人,其以白话作诗的目的只在于启发世人改革的 “胆气”,而自己则称自己为“首难之陈胜、吴广”。如果认真考察胡适的诗,我们就会发现被奉为“新诗老祖” 的胡适是不虚此名的。胡适的白话文写作正与当时的新诗运动共同携扶,胡适在《谈新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新诗写作原则,“一是要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和谐”,胡适在诗的形式上也曾大力推崇过欧洲古典诗歌的 “三一律”,他自己则评价自己“清顺达意而已”。胡适集中笔力批判中国传统诗歌“做郑笺” 的表意方式,对朦胧的、多意的、能指不明的诗歌一并挞伐,以李商隐为代表的 “郑笺” 诗其实体现的是古汉语与人自我灵性的高度结合,而胡适则以经验主义文学将其予以解构,这种激撞背后体现的仍然是经验理性与生命内部灵性的张力,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对于一心要求改革语言的胡适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胡适重视中国传统诗歌的 “以形赋意” 的传统,中国古代诗歌沿袭了《诗经》的 “赋比兴” 创作手法,正如钱钟书所言,与西方诗歌直抒胸臆、快意胸腑、唯我主义不同,中国传统诗歌是温婉清丽、情托于景的,节奏轻慢舒缓而意境幽深开荡。胡适曾善意地劝告傅斯年在诗歌中不要 “强说道理”,而要借助外物书表感悟。胡适追求诗歌的“具体性”,“胡适之派” 又将胡适的做诗原则归为三条:平实、含蓄与淡远。胡适写诗惯用白描与写景,如他自己最满意的诗《十一月二十四夜》中上节便有: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而《湖上》一诗又明显可以看到他启发徐志摩等后辈的影子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来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不难看出胡适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塑造的旨趣,提升了白话诗歌本身的审美标准,以防流于庸俗浅薄。而另一方面胡适又大胆打破传统诗歌韵律节奏,通过大胆地运用反复、短语、拟声词来营造属于白话诗歌自身的音节美与形式美。胡适在诗歌思想内容上也依然秉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在《人力车夫》一诗中胡适通过简短地勾勒故事对当局者进行了戏谑的讽刺,在这一首诗中胡适拓宽了诗歌的承载内容,使得诗歌不仅可以表情达意,甚至可以做到叙事评论。胡适在这方面明显是受杜甫的影响,胡适毫不讳言自己赞赏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事实上,胡适对自己诗歌的定位就在《尝试集》名称当中,即 “欢迎大家不断尝试”,其背后的指向便是中国现代诗歌具有潜在的可观的建构空间,而胡适愿将这一切交给后来人。

纵观胡适人生涉猎的各个领域,几乎未有不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地方,他人生思想轨迹正是一种干源滋众流的结构,哲学 - 文学的通融互补拓宽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道路,其小心考据、严谨求证、实事求是、唯科学主义的态度背后却又是大胆改革、批判现实、坚持自我的做人原则。胡适曾说自己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中的 “斯铎曼”,斯敢于直面众人指责而揭社会伤疤,为求正义而愿做“国民公敌”,实用主义所提倡的“个人主义” 也便是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个体,这应该昭明了胡适对自己的实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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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在哀悼胡适的文章中认为,胡适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广受青年们的支持和欢迎。但在 “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1925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胡适在短短一年内被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并且威望大跌呢?

一、因参加善后会议被讥讽

1925 年年初的善后会议成为胡适被群起而攻之的开端。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成为临时执政,准备召开善后会议。美名其曰是为了 “废督裁兵” 为国民前途之幸福,实际上是以此协调全国各方势力的利益,好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1924 年 12 月 24 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其中说明只有有大功勋于国家、讨伐曹锟有功的军阀,各省区的长官,以及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的人,才能来参加会议。胡适作为第四类的学界名流,自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此次会议实在不得民心,黎元洪、唐绍仪等人先后声明不参会,国民党在内部也对其表示抵制。

善后会议的名声,如粪坑一般,谁沾上它谁染上一身臭,可胡适在反复思考数天后,还是决定参加会议。他在邀请信的回复中说:“会议…… 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胡适要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刚出,国内舆论就一片哗然。1925 年 1 月 17 日,《世界晚报》率先吹起批胡号角,发文说人家梁启超、章太炎都不愿凑这个热闹,你胡适身为领袖群英之人物,还扬言十年内不碰政治,可一有权贵相邀,你就屁颠屁颠参加。这种行为实在是斯文扫地。文中讥讽之意溢于言表。

青年学生们对胡适的决定也不买账,袁伯谐和董秋芳发表公开信,苦口婆心地劝胡适不要参加 “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并且善意地建议胡适把实验主义中的尝试用在有必要的事情上。也有毫不客气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的青年,2 月 1 日,笔名为“春藩” 的青年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原来是这样尝试——胡适之今昔》一文,将胡适痛斥为军阀的走狗和装饰品

二、从青年偶像到青年公敌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英租界爆发了五卅惨案,十余名学生被枪杀,上百人被英国巡捕逮捕,英国人的野蛮行径震惊中外,时称沪案。同年的 6 月 10 日,又发生了 “汉口惨案”,汉口工人因工友余金山被殴而罢工游行,却惨遭英租界义勇队和海军陆战队的机枪扫射,30 多位国人丧命。

6 月 26 日,前往少年卫国团参加活动的胡适对这两件事进行了名为《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的演说。胡适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先调查清楚真相,即 “于热烈之中当存理智,尊重事实”。并强调学生们应以学业为主,对此不要过多参与,说什么 “国家的纷扰,外界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

这种保守的观点在当时团结各行各业斗争到底的舆论大环境下显得格外 “鹤立鸡群”,因此广受爱国学生的诟病。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 月 31 日,胡适的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让青年学生们对他彻底失望。文中胡适再次呼吁青年们不应当盲目参加各类游行活动,认为单靠群众活动很难起到作用。青年学生们当务之急就是学好习,待成长起来再报效祖国。

有些学生认同胡适的部分观点,比如唐山大学学生刘治熙发表在《现代评论》的文章,同样认为群众运动单靠着一股子民气支撑,难以持久。但他极力反对胡适提出来的学生不该参加运动的说法。刘治熙分析沪案之所以能得到全国同胞的关注,其中少不了学生们的功劳,沪案起初几乎没有报纸敢报道,正是学生们 “在租界内演讲以至流血”,才将事件真相传播开来。

更多的学生对胡适的演讲进行了批判。一位笔名为 “静” 的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胡适搞的什么鬼》,指责胡适的观点是双标,一面说学生应该纯粹为学,一面自己却“不守学者本分,去做政治勾当”。另一篇同样刊登在《中国青年》的文章《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毫不客气地骂起了胡适,内容可谓“劲爆”:“胡适之不待骂,犹如路旁的一条死狗之不待叱咤一样;只是,这条死狗今天发出了一股妨碍公共卫生的臭气,我们却不能不理会了。”

三、胡适坦然面对舆论

在一片指责、怒骂声中,1925 年 9 月底,胡适南下至武昌大学演讲,本以为脱离了舆论的旋涡,但又又又遭受到了批评和指责。其中一场演讲,胡适提出了 “欢迎文化侵略” 这一论调:“况且现代精神、物质进步,皆由西洋文化侵略得来的,若是反对文化侵略,这不是开倒车使我们精神物质复原呢?” 这等言论彻底把湖北青年学生点着了。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在《欢迎胡适之先生们的通告》中将胡适近年来如参见溥仪叩头感怀圣德、 反对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等落后之举悉数罗列。10 月 4 日,在汉口《商报》上有笔名 “署风” 来稿,狠狠地批判了胡适的文化侵略有益论。署风认为不能将文化输入和侵略混为一谈,并嘲笑道“鄙人实不识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博士病狂”!

面对漫天压来的质疑和辱骂声,胡适的心态和抗压能力还是不错的。早在善后会议后,友人邵飘萍就曾提醒胡适,最近青年们好像对你有些误解。但胡适认为自己不能谄事青年人,青年界对自己的议论早在意料之中。还自嘲道:“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 在武昌被骂后,胡适在日记中开始自我安慰起来,他认为批评声不能代表所有学生的观点。他觉得在 10 月 3 日演讲中即使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听众们也秩序井然,这说明大家对他还是认可的。胡适还将骂他的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日记本中。至于其当时的真实感受,今人就不得而知了。

文史君说:

1917 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青年们欢迎,进而 “暴得大名” 的胡适在八年后又被青年们所抛弃。此时的胡适就像其诗作中的《老鸦》一般:“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如此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观点不符合当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无法迎合狂热的青年。近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胡适当时的言论,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

参考文献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汪文丽:《胡适与 1925 年的青年 “批胡反胡” 事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作者:浩然文史 · 天上白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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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wujie qu 发表

吹捧胡适的,大概很认同 “文章千古事,贪鄙一时嘲” 这句话吧,但说回来,单论学术水平,郭沫若也不见得比胡适弱,若论起大节,胡适这位抗战期间在美国刷博士头衔的怕是不够看了。

知乎用户 燕濁流​ 发表

胡适的博士学位拿的不正常,属于是借信息差空手套白狼的人物。他的学术成就环比不高,名声来自于先进的眼界,开创了很多 x 学,但作为祖师爷却成不了这些 x 学的光荣。比如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风评不好。比如他在白话文运动写的那些诗文,精神可嘉,很进步,但如果白话文作品都烂如他的作品,那么白话文是不会有未来的。

比如红学,其提出了曹雪芹写红楼梦是自传,这一点也是很片面的,整的不浪漫了,自传派的另一个主导者俞平伯后来说自传的说法是有一些站不住脚的。

整个红学都是一坨屎,一本批书神神叨叨故弄玄虚什么红学。金瓶梅写颓废的卑鄙的丑恶的人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的生活的美,是一种很现实的慈悲,红楼梦则如同雾里看花、水中看月一样,又很幼稚,很多红楼梦爱好者都醉心于书里贵族的蟹八件啊荣华富贵的享受啊之类的,太肤浅了。胡适也是这个看法,他可没想到后来发展出什么红学来,红学是晚清说笑话的词,结果一语成谶了,胡适说《红楼梦》的文学和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远矣,他就是借考证《红楼梦》来示范一下他的考证法。

总而言之,胡适是文化革命的领头人物,但才学不足,不足以说是什么大师,他没有可称得上是大师的作品。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很高,靠这个成的大师。

抗战时期低调俱乐部是其最大黑点,至于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爱慕虚荣都不值得批判,逛窑子更没什么可说的了,陈独秀性格可以说得上是士人了,他照样逛窑子,逛窑子在古代文人的习俗中是很浪漫的,唐末罗隐等人都祭祀一个妓女,明末一些抗清志士和妓女来往甚至结婚,日本的斋藤茂写过一本《妓女和文人》,中国文人是向来和妓女在一起的,或者玩男妓,文人玩妓女,一方面是玩物,一方面是品己。

有张截图我忘了,“你才刚射精就开始谈政治了。”

渣男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个年头叫得出名字的有几个不是渣男的呢,不过现在很多人说胡适是好男人,吹嘘他反对包办婚姻又和包办来的老婆终老的事迹,既然有人这么无耻的吹嘘他,那么有人讨厌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傅斯年上大学的时候,胡适 26 岁回国做哲学讲师,接替前面的老师教傅斯年,傅斯年和同学们抗议胡适不接着上一位的老师继续讲商代哲学史,后来闹了几天,傅斯年去劝同学,说 “新来的老师虽然读书不多,但讲的没有出错,我们别欺负他了”。《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

知乎用户 夜雨星风 发表

十年前的胡适还是一代男神,《建党伟业》中的演员还是吴彦祖,公认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大思想家,学者,哲学家。如今呢,在看这些千篇一律的回答,让人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世界变得太快了。

知乎用户 风过耳畔​ 发表

胡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逆向种族主义的代表,蒋豢养的打手和走狗,中国公知的祖师爷,毫无民族节操、无羞耻心的文人,出卖自己同仁的 “及时雨宋江”,以及老蒋眼里的 “文化买办”,善于伪装的 “狐仙”。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胡适 27 年拿到博士,而 17 年就以博士自居出书,整整提前了十年。抗日紧急关头,蒋派他任驻美大使,指望他为中国争取美援,而胡适大搞 “三不” 外交,置中国人民的生死不顾,到处捞博士帽,为自己博名声,甚至蒋在日记里对他痛骂。

废帝召见他,能让他飘飘然,蒋许他当总统,能让他得意忘形。偷偷九次拿老蒋美元,又冒充独立学者在文人学者中呼朋引伴,增加自己的份量。

逆向种族主义的代表

胡适的名言,“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胡适并不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是彻底认为中国、中国人就是不行。

毫无民族节操、无羞耻心的文人

组织 “底调俱乐部 " 为汪精卫打气,向蒋建言放弃东北三省 50 年以谋和平,918 事变后,许多学生、学者主张抗日,胡适在日记里骂爱国青年为 “歇斯底里”,是 “爱国癫”,甚至说,宁愿亡国也不主张抗日。在汪精卫死后,胡适仍对汪惺惺相惜,称他有烈士情节。

到 37 年蒋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之际,胡适仍建议对日妥协、投降。

蒋在台湾大搞白色恐怖统治,胡适《自由中国》同仁被逮捕之际,胡适才在其日记里抱怨台湾毫无自由,转脸就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台湾是多么自由》马屁神文,毫无羞耻之心。

蒋豢养的打手和走狗

胡适到处以独立学者自居,甚至忤逆下老蒋,以显示其清廉不苟的文人风骨。事实上,胡适偷偷九次拿老蒋的美元,已沦为蒋的打手和走狗,小骂大帮忙是也。偷偷九次拿老蒋美元的胡适,为老蒋做了以下脏事。

1、在蒋打压《自由中国》杂志,逮捕胡适同仁之际,胡适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职务,临阵脱逃、釜底抽薪,抛弃了其同仁。他甚至劝说其同仁,说错话要接受蒋的惩罚,强行为蒋开脱。

2、吴国桢跑到美国,告诉美国人台湾的真相,胡适大怒,写信驳斥吴。胡仍感到意犹未尽,为消除吴的余毒,胡适不知羞耻地写下发表了马屁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

3、他为小蒋背书,称小蒋无论如何都不会上台。

中国公知的祖师爷

言必美国民主、自由的胡适,究其一生,既不信奉民主、自由,也不追求民主自由。用蒋对他的评价,不过挟洋自重的 “文化买办” 而已。废帝召见他能让他飘飘然,蒋许他总统能让他兴奋莫名。蒋在大陆大肆逮捕、暗杀学者,胡适不仍鞍前马后为其效劳?蒋的众多独裁法律文书,就有胡适签字背书。蒋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大肆逮捕、杀害学者、普通老百姓时,胡适不仍写出 马屁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在美国发表?!

中国公知也口口声声羡慕和向往美国的民主自由,问题是,他们羡慕和向往复制了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吗?只不过叶公好龙而已,他们羡慕和向往的是美国富裕稳定的生活,而又不知道美国是如何发达的,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制度带来的。

善于伪装的 “狐仙”

胡适在青年文人以乐于助人著称,胡适有个名号 “我们的朋友胡适”,简直和 “及时雨 " 宋江有一拚。他对青年学者或提携,或小恩小惠,让许多青年学者引他为导师。

而胡适正是借助在学者中的声望,向老蒋要挟,提高其政治地位的资本。

比如,他和一帮学者创办《自由中国》,他任发行人,俨然一副学者领袖。而当老蒋变脸打压《自由中国》,逮捕胡适的同仁编辑时,胡适一边在同仁面前表达对蒋的愤怒,一边辞去发行人职务,一年多不再给杂志写文章,临阵脱逃、釜底抽薪,出卖了其同仁。更有甚者,他劝导同仁接受蒋的惩罚。

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刚还有知友赞叹胡适是温和的政治家,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胡适穷凶极恶的一面。比如,918 事变后,胡适向老蒋建言,放弃东北,以东北人民被日本殖民 50 年为代价,以换取和平专心 “剿匪”,可见胡适对他的政敌是多么咬牙切齿地痛恨。而他日记里痛骂 918 主张抵抗的学生、学者为 “歇斯底里”、“爱国癫”,他甚至说,宁愿亡国,也不主张抗日。


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同仁被抓之际,不妨碍收了蒋钱的胡适临阵脱逃、釜底抽薪,甚至为蒋洗地,劝导同仁接受蒋的惩罚。

更不妨碍胡适一边在日记里批评台湾毫无自由,一边肉麻地在美国发表《台湾是多么自由》。

在蒋白色恐怖统治之下,600 多万人的台湾,有近 100 多万牵涉到被政治迫害。

你知道台湾又有多少学者、普通人被抓、被杀吗?

在 50 年代的 “白色恐怖” 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 29407 件,受难人大概有 14 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 20 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 100 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 1950 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 8000 个以上的 “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 50 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 200 元,检举“匪谍” 的奖赏却可能高达 20 万元。


至于胡适为蒋干的脏事,还少吗?

1、1931 年,劝蒋放弃东北,专心剿匪。

2、在蒋独裁的法律文书上签字背书。

3、为蒋否认蒋的监狱里有虐待、迫害。

4、在蒋打压《自由中国》时,他临阵脱逃,辞去发行人,一年不给《自由中国》写稿,转身为蒋开脱冼地。

5、吴国桢跑到美国揭露台湾真相,胡适写信痛斥吴后,为肃清吴的 “余毒”,又用英文在美国发表《台湾是多么自由》马屁神文。

6、为小蒋背书,称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上台。

知乎用户 樂淵 发表

之前朋友圈瘋轉:假如世間有君子,那一定是胡適。。。。

既然胡適博士學位那麼多,那麼談談他老人家的學問吧。。

錢穆與胡適相識於 1928 年。當時錢穆在蘇州中學教國文,而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早已名滿天下。胡適曾得人叮囑,來蘇州有兩人必見,其一便是錢穆。必見的理由可以想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先秦諸子,而錢穆也正於此處用力,對諸子問題別有洞見。胡適往蘇州中學演講之際,校長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錢穆登主席台與胡適同坐。

和真有學問的人一見,胡適即露了原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當時的情景:

「余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 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

演講結束,校長請客,錢穆陪席。主人請胡在蘇留宿,胡適以忘帶刮胡刀為由,堅持當日即返回上海。錢穆忖度胡的堅辭與他的「無以對」多少有些干系。此後,胡適頗不願和錢穆打交道。兩人關係疏遠,原因之一是立場相反,氣味不投,一個崇洋,一個守舊;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適的學問猶如蜻蜓點水,與錢穆相差太遠,很怕錢的較真和拷問。(參見余斌:《錢穆對胡適第一印象不佳:骨子裡不是個讀書人》,《萬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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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总体来说是个君子。

虽然有点好名,但他多数时候是个真君子,有时候是在装君子,偶尔伪君子。

举例说明:在胡适先生赢得 “我的朋友胡适之……” 称誉时,胡适先生是个好名的真君子(这好名也可从他”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学术习惯上看出);鲁迅喷胡适先生时,胡适先生的应对可称是装君子(因为他在鲁迅死后用” 狺狺“二字形容鲁迅,足证其内心没有外在那么云淡风轻);在鲁迅死后,苏雪林写信攻击鲁迅,胡适先生回信劝解(即《致苏雪林》),这里面就特别地伪君子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说:胡适先生总体来说是个君子。近代以来,信息繁多,没有人能装一辈子的,胡适先生能有这样的名声,一方面是他刻意维护这种风评,一方面也是他本身修养到家。至于上面所说伪君子、装君子之事例,那属于少数中的少数,又有几个人能在道德上一生都无瑕呢?圣彼得也不免三次背弃信仰,而况胡适先生?近代文人中,其文与其人能相坦荡的大概也就是鲁迅了。

他的学术高度与其名声不相配,但多有首创之功,开风气之先,是贡献高于高度。

他的政治主张这些年也被夸大了,20 世纪属于鲁迅,21 世纪却用不着胡适先生了。他的主张在哪一个时代都不很适用,但总归是有参考意义的。

他在对日问题上并非存有坏心,只是学者的天真加软弱而已

他的这种软弱也并不只对日本,对国民党,他的风骨也是极有分寸的,譬如鲁迅曾经因胡适先生为民国的监狱的人权问题作辩解而在作品《光明所到》中对胡乱先生大加讽刺: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2〕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 告诉这位记者,说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 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 “慎重调查” 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 “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 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 “英国话” 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3〕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 “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 谈话,他就是 “光明”,所以“光明” 所到,“黑暗”就 “自消” 了。他于是向外国人 “公开检举” 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 “光明” 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 “英国话” 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 “光明一去,黑暗又来” 了也。

  而这位 “光明” 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4〕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 “黑暗” 里面去,在第二次 “慎重调查” 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 “很自由的” 再说 “英国话” 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 “光明” 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 “法”。“好人”〔5〕就决不至于犯 “法”。倘有不信,看这 “光明”!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作为一个学文学的,我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事实就是胡适在中国文学界就是个屁。胡适有什么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吗?《尝试集》吗?

《尝试集》在艺术上极其不成熟,在文学界压根没地位。它只是占了个第一而已。

比起郭沫若的《女神》,《尝试集》无比拉胯。只能说胡适站在了提倡白话文的前线,善于站队。

然而在文学界,一部作品的艺术性永远排在第一位。如果一部作品的政治性强而艺术性弱,那它在文学界就永远没有地位。因为政治性只能让作品停留在那个时代,经过时间的洗礼,它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

不要跟我说什么人品啊道德啊三观啊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咱们文人,就用手里的笔说话。谁强谁弱,自有分明。

胡适绝非才子,反而善于投机取巧。他现在的地位已经大于他的贡献了。翻来中国文学史,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个边缘人物。弱鸡地一比,啥也不是。

你们说我键盘侠,但是我要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这是事实。

哪怕《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它对白话文的贡献也远不如《女神》。

原因就在于它文学性弱鸡。白话文如果不能展示出白话文的生命力,那它就注定要被历史淘汰,被文言文干掉。白话文刚刚提出的时候就面临这个困境:如何证明白话文有其生命力,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璀璨的新文化?

这个时候就必须用作品说话。白话文能写出好作品,就说明白话文行。白话文写不出好作品,就说明白话文不行。

而《尝试集》的文学性弱鸡,就注定了它不能给白话文带来这样的贡献。所以哪怕它是第一,它在中国文学社史上地位也不高。

实际上《女神》在艺术上也比较稚嫩。这毕竟是郭沫若早期的作品,和他晚期作品比还是差一些。这也是白话文刚产生时的作品,是尝试之作,稚嫩是正常的。但是它即使稚嫩,它的艺术性证明了白话文的无限潜力。

注意,稚嫩和弱鸡是有区别的。稚嫩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弱鸡是真不行。

这也说明了胡适的文学造诣就是不行。他的确为白话文做出了贡献,但是和郭沫若相比就差远了。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郭沫若的贡献,反而追捧胡适。

还是那句话,我不谈别的,只谈文学。事实就是胡适在文学方面就是不行,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大家,仅此而已。欢迎反驳,前提是你有理有据。你说胡适行,那你拿胡适的作品说话。

知乎用户 大可的奇谈 发表

对于胡适的评价,可能是当年徐乐吾先生在《古今名人命鉴》中,评价的最为精当:

虽清高绝俗,而六亲流水,骨肉浮云。乙未之后,木火旺乡,或当弃文字生涯而入政界乎?

胡适(1891 年 12 月 17 日—1962 年 2 月 24 日)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按理说,他是当时完全新派的人物,总不会对于命相这些感兴趣的。然而恰恰相反,胡适本人对于命相占卜,却是十分有兴趣的。关于他的命运,由于其八字是公开的,也被当时命相家经常拿来评价。

据目前所见的资料,有一个疑似胡适在十八岁(己酉年)占卜的记载,而卜卦的人,正是当时有名的袁树珊

“安徽某君,拟投笔从戎,卜前途休咎……”

袁树珊的断语,除了对卦象进行分析以外,最终的结论是投笔从戎不可,“利文不利武,宜静不宜动”。

这个卜卦的案例,由于是安徽人问卜,又是己酉年 18 岁,是很容易想到胡适的,因为胡适是安徽人,而 18 岁那年也是己酉年。且胡适 19 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如果 18 岁来问卜,得到利于文而不利于武的断语,岂不正合胡适的身世?

但是求卜的人很多,安徽人在己酉年 18 岁的人也很多,虽然有这些巧合,却也不能说这个问卜的人,一定是胡适。

不过之后命相家评价胡适的文字,由于是公开出版的,所以极具参考价值,最神奇而精炼的,当属徐乐吾先生的评价。

在 1934 年徐乐吾著的《古今名人命鉴》中,有徐乐吾评价胡适的命造:

其记载胡适的生日是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未时,八字为: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未

大运为: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评语为:仲冬丁火,气弱而寒,年印时比,不能从煞。庚金发水之源,才生煞旺。虽清高绝俗,而六亲流水,骨肉浮云。乙未之后,木火旺乡,或当弃文字生涯而入政界乎?

徐乐吾是不早于 1935 年评价胡适命造的,这里最神奇的断语,当属最后一句:乙未之后,木火旺乡,或当弃文字生涯而入政界乎?

因为胡适的乙未大运,是 1935-1944 年,也是胡适 44-54 岁这段时间。而这段时间里,胡适在 1936 年(丙子年)出席了庐山会议,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38~1942 年之间,竟然出任当时的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然而胡适的从政道路,竟然在 1935 年之前,早就被徐乐吾预言到了,岂不神奇!

而同时期研究八字的林庚白,从胡适命造的评价上看,还是徐乐吾更胜一筹。因为林庚白认为胡适的乙运,是不好的运势,却没看出这是胡适从政的起点。

林庚白的《人鉴》中,也记载了胡适的八字。而林庚白对于胡适乙未运,看法是:“惟乙运四十四,乙庚化金,恐身弱不能胜耳”,他没有看出乙运对胡适是有利的。

而徐乐吾评价胡适的文字,还有一句,也是挺妙的,就是这句:虽清高绝俗,而六亲流水,骨肉浮云。

这句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当时看相的行家,看胡适的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的六亲,有特殊的不幸。然而徐乐吾却在评价八字的时候,斩钉截铁的说胡适是:六亲流水,骨肉浮云。

如果从现在看的话,徐乐吾的评价,竟然是 80% 正确的。

因为胡适不满 4 岁的时候丧父,而当胡适学成归国,1917 年成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来可以光宗耀祖,让母亲享福的时候,紧接着 1918 年在胡适 27 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去世了。

而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和胡适是包办婚姻结合,结婚之后胡适去美国留学,10 年没见到面,等胡适回国之后,也常常是聚少离多。

这些还是徐乐吾在 1935 年之前能够见到和听说的,而六亲流水,骨肉浮云这句话,对于胡适以后的事情,却也应验如神。

胡适有两个儿子,在 1949 年胡适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小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当时的北平,没有与他同行。结果不幸在历次运动中,于 1957 年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竟然先胡适而去!

而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在美国留学,之后又在美国工作,胡适 1962 年因心脏病去世的时候,胡祖望特地从美国回来奔丧。如此看来,胡适死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真是应验了这句:六亲流水,骨肉浮云。

而这句六亲流水,骨肉浮云,徐乐吾是根据什么推断的呢?这就要翻一下之前的命理书籍,来寻找答案。

在徐乐吾评注的《穷通宝鉴》中,可以找到此断语的源本。

《穷通宝鉴》在论三冬丁火,有言:

“或仲冬金旺水多,全无比印,作弃命从杀论,大贵。比印破格,常人,且主骨肉浮云,六亲流水”

徐乐吾对于《穷通宝鉴》这段的批注是:

“比印破格,从而不从,书云:类化气而不成局,类印绶,而不成印,多靠别人之力,入赘过房之命,故云骨肉浮云”

而胡适的命造,正是丁火生于仲冬时节,金水旺,本来应该从煞,但是由于柱中有比肩偏印,不能从煞,因此就是这种从而不从的命造,而这类命造,多是不利六亲的,因此徐乐吾才引《穷通宝鉴》的原话,评价胡适为:虽清高绝俗,而六亲流水,骨肉浮云。

对于胡适学问的评价,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莫衷一是。但是对于胡适一生的评价,结合其前半生在大陆,晚年在台湾,以及其家庭的关系来看,这句话恐怕仍然是合适的:六亲流水,骨肉浮云。

这也是命运的无奈吧!

知乎用户 李子寒泉​ 发表

从学术方面谈一谈胡适。

最近一段时间读书,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在不同类型的不同书籍和论文中,总能和胡适不期而遇,做个摘录,至于胡适是不是知乎上很多人说的 “不学无术” 以及“史盲文青多为胡适拥趸,借以自抬身价,附庸小资风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1、胡适与章学诚的再发掘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身处清代中期乾嘉考据学全盛时代,但又始终处在当时学术核心圈之外的边缘。他以两部《通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为最高成就的文史校雠之学在其生前及身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从来没有被人认真地看待或得到过同行中人的赞赏或肯定,就连其唯一知己邵晋涵(1743—1796)亦未对其工作 “一置可否”,以致章掩饰不住失望之情,他的“六经皆史” 说在当时学术界也反响平平。然而胡适(1891—1962)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于 1922 年问世以后,章学诚便名噪一时。胡适最为欣赏章的 “一切著述,皆是史料” 的观点,进而从章的身上发现了 “为学问而学问” 这一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精神之萌芽。这一评估是否成立,尚可再议,不过,让 18 世纪的章学诚在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学术舞台上华丽登场,无疑是胡适的功劳
《章学诚是 “近代” 意义上的 “学者” 吗?——评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 吴震 《南国学术》

2、胡适与中国儒学史

写下这个略有耸动的标题,并非是有意要哗众取宠,与这个题目多少有关而可引为谈资的至少有两个话头,一个是胡适 1930 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 “儒教的历史” 为题发表的演讲时曾说:“儒教已死,儒教万岁,我现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胡适的意思大约可以做以下理解,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规范着人们日常秩序的儒教随着原有帝国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崩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走向死亡,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儒教则恰恰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整理国故之业,方兴未艾(参读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收入《现代儒学论》)。
仇鹿鸣 《读闲书》

3、胡适与中国印刷史

另外还有一批学者,针对张秀民的主张,直接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批学者当中,是由胡适率先发难。胡适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出版之后的下一年,亦即 1959 年,直接针对李书华的《再论印刷发明的时期问题》这篇文章,在台北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版书》一文,简单评判《弘简录》中的 “令梓行之” 的记述。
要是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这样的规矩,懂行的人就会觉得无话可说,而且通常也无须与之理论。对于一生大力强调考据史事首先必须审查证据真实性的胡适来说,这更是不能稍有含糊的立足基点
黄永年在评述这一问题时,乃称道胡适此语 “实在是极平允的论断”。
《中国印刷史》辛德勇

辛德勇论人极为辛辣且极重考据,能让他点评为 “一生大力强调考据史事首先必须审查证据真实性”,很难得。

4、胡适与疑古派

我非常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的企服他们。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胡适与疑古派的渊源算是很深了,以至于当时的疑古派都被带上 “胡适派学人” 的帽子

也有爱我的前辈肫挚地劝告道: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跟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至于胡适他们做的疑古事业值得不值得,得失寸心知。

5、胡适与吴晗

这一段比较长,就不摘抄了,具体可以去看张显清、赵克生老师所写的《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胡适对于吴晗先生的治史影响随处可见。当初力劝吴晗放弃汉代研究,改治明史的是胡适;教他 “札记最有用” 等治学方法的也是胡适,这也造就了 “札记狂魔” 吴晗。胡适是是吴晗的明史介绍人和治明史领路人。

6、胡适与词学

顾随在评宋词时多次引用到胡适的《词选》,有赞同胡适观点的地方,也有不赞同的地方。例如在评稼轩词时,顾随绝大多数就很赞同《词选》对于稼轩的评价

胡氏谓辛词: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长调小令,都是他人格的涌现。胡讲辛词,吾与之十八相合。“才气纵横” 即天才特高,“见解超脱” 即思想深刻,“超脱” 即不寻常。

但是在有些地方,顾随也表示君子和而不同:

胡适先生谓其好乃因其 “俳体”,非也。它的确是 “俳体”,是活的语言,而它最大的力量是诚,但不太自在。

作为周汝昌先生和叶嘉莹先生之师,读过顾随论诗文章的人都知道,顾随先生的心气是很高的,但是总体来说,他对于胡适的《词选》还是持正面态度的,否则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词选》作为自己评价的标准。

其实类似与胡适有关的史料还有很多,我在知乎上看到很多人一谈到胡适的学问,就是轻蔑的一笑:只会耍小聪明。至于胡适究竟学问怎么样,可以用他和他的学生、我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的一段故事来管中窥豹:

当时尚且年轻气盛的罗尔纲,在研究太平天国史时下了一个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论断: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

他的老师,正在住院的胡适当即反驳:

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在编《湘军志》之前,(你)先去看看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 “兵为将有” 的情形。我可以大胆告诉你:一定有的。你试看《罗壮勇公年谱》,便知打白莲教时已是如此了

众所周知,胡适并不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但是在罗尔纲提出论断之后,立马就能拿出《罗壮勇公年谱》这种不算热门的清末史料进行有力反驳,一针见血,这种功力,不是谁都有的。因此,嘲讽胡适 “不学无术”、“弄机取巧” 者,不妨问问自己:

听说过《罗壮勇公年谱》没有?

最后,顺便再说说鲁迅先生。比较遗憾的是,目前知乎上对于鲁迅先生的赞誉呆板且无趣,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鲁迅全集》我家里就有,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知乎 ers 对于鲁迅的刻画有越来越脸谱化的趋势,不断复读的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一套宣传口径,不知道对于鲁迅先生是幸还是不幸。

目前鲁迅在文学上的价值不断的被发掘出来,这是最新的东西,最可喜的东西,应该多读读。例如江弱水老师在去年出版的书籍《诗的八堂课》中,最后一课《死亡第八》中有一个小节叫 “野草为证”,一开头就是

张枣(按:极有才华的现代诗人)说,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无与伦比的《野草》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源头。我全完赞同,我一向认为,《野草》是过去一百年里中国最杰出的新诗集,有着不可企及的情感的浓度、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强度。

后面有着极为精辟和新颖的对于鲁迅《野草》的诗化解读,读完之后,再读鲁迅《野草》,你会发现,写得真好,真有诗意。那一句:

我以这一丛野草, 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明与暗的光影,生与死的宗教,过去与未来的时间,不知有几位现代诗人能够写出?

这才是值得我们继续挖掘的,如果继续是老生常谈的鲁迅式脸谱,九泉之下的鲁迅先生可能会愤而说到: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

知乎用户 德莱文的兄长​ 发表

总能看到有人吹胡适。

感觉这些人大多就是把吹胡适当成一种时髦,似乎不吹一吹自己不了解的人物,就显不出自己高端大气,时髦弄潮。

你要问他们是否看过胡适之的文章?我敢说,网上吹胡适的这些人,你拉一百个出来,能有一个看过胡适之一篇文章的就是万幸了。

中国小资集散地豆瓣,有胡适文集的评分,高达 9.0。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比鲁迅文集只差 0.1 分。

再定睛一看,告辞,34 人评分,嗯,不愧是你呢。

笔者有幸看过几篇胡适的白话文,《差不多先生》,《庐山游记》,《名教》等等。啥感觉?阅后即忘!如果哪位有失眠,我推荐胡适文集,催眠效果应大于催眠药。

如《差不多先生》,大概是胡适之除年轻时的日记外最出名的文章。很明显,作者模仿鲁迅,试图以一种幽默辛辣讽刺的手法,鞭挞一下国民性。

可惜既不幽默,也不辛辣,更谈不上讽刺。说中学作文可能有点过分,但随便到哪家单位找几个老文案,写这种水平的文章大概率是可以手捏把拿的。

看鲁迅的讽刺杂文,可以把人看出一身冷汗。而胡适之先生的大作看完,只有两个字:“就这?”

至于胡适之先生的诗词水平,代表作两只黄蝴蝶知道的人太多,就不说了。另一首陶渊明与他的五柳也颇有韵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嗯,凭着这诗词,大概可以在某三流大学诗词协会里混一混。会长应该是当不了的,可以当个资深会员嘛。

说完文学,再说说人品。

很多人对胡适之的私德非常倾慕,认为在那个大离婚时代,他居然没抛弃发妻,简直就是圣贤。

你看,脑残粉的力量就是如此神奇,一旦有了粉丝,肉身成圣都轻而易举,不离婚即可。

但是且慢,胡适之不离婚,是因为他不搞外遇,道德君子吗?

骗鬼呢?

不算胡先生日常爱好吃花酒,光是有据可查的,跟他有管鲍之交且有名有姓甚至被他自豪的写进自传之情人,就有六个。

那他为啥不离婚?当然有原因。

1923 年,胡适之生病,离异独居的表妹曹诚英受胡母所托来照顾他。

也不知是天雷勾了地火,还是烈火点了干柴,反正两人就好上了。不仅好上了,曹诚英孕气不错,居然还怀上了。

这下彻底瞒不住啦,胡适之无奈,向发妻江冬秀提出离婚。

但江冬秀何许人也?这可是在美国时,敢对着入室行窃的美国小偷大吼 “滚出去” 的奇女子,岂是你胡适之能拿捏的?你当自己是郑三发子呢?

没有犹豫,江冬秀女士冲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姓胡的,你敢离婚,我就敢杀了你家两个小崽子(指胡适和她的两个儿子)再自杀。”

霸气侧漏,霸气侧漏。

可能胡适之了解江女士,知道她说到做到。而我恰好也有点了解胡先生,看书至此就知其必然从心,不从心他就不是胡适之。

果不其然,他怂了。

可怜曹诚英,不仅被渣男空许诺,而且还要堕胎。更过分的是,几年后曹诚英与人恋爱,都谈婚论嫁了,结果被江冬秀横叉一手,使人将这段过往告知男方,婚事告吹,此后孤苦伶仃,单身一辈子,甚至打过出家的主意。

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政治方面就不多说了,胡先生在政治领域的操作,说出来都属于骂人。我经常因为骂人被删帖,怕了怕了

知乎用户 彭师 发表

评价胡适,季羡林大师晚年写过一篇文章,如下。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 “我的朋友” 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 年 12 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做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 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 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 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已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内。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 “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 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师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 “恩” 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 “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歌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课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 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当时我真觉得,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齐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 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典型的 “我的朋友” 式的笑容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 (汤用彤) 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份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窄狭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这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来北大任访问教授,还派来了十几位印度男女学生来北大留学。这也算是中印两国间的一件大事。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学者。他多次会见他们,并设宴为他们接风。师觉月做第一次演讲时,适之先生亲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欢迎词,讲中印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介绍师觉月的学术成就。可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忙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哲学与文化的学习,忙于钻研中国古代先秦的典籍,对印度文化以及佛教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据说后来由于想写完《中国哲学史》,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开始认真研究中国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关系。我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拼命,没有余裕来从事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回国以后,迫于没有书籍资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适之先生同陈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我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两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我想,适之先生不会不读到这一篇论文的。我只到清华园读给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听。蒙他首肯,介绍给地位极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中间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适之先生这样说,一定同上面两篇文章有关,也可能同我们分手后十几年中我写的一些文章有关。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吗?

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设什么 “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 都与 “终极真理” 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我可以讲两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举行示威游行,比如 “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 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个人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话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都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 “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 “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 “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通音问。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 “革命” 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 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 “原罪” 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 “老九” 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无法清楚的。到了 1954 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先生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 “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 1962 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 “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 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报纸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亮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 “先生” 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 “仰”(不是“俯”) 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 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 “访旧全为鬼,惊呼热中肠” 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 “德艺双隆” 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眩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 “我的朋友” 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 “老骥伏枥,志在万里” 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墓前。
**后记
**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 1948 年 12 月在孑民堂庆祝北大建校 50 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 “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 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 1948 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 12 月 15 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 17 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 50 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 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 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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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我了解的不多,最早是季羡林回忆北大师友的几篇散文,后来读了《胡适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从我读过的有限的资料里,我了解的胡适是一个有趣、讲究实用主义、为中国文化事业贡献颇多的人。不像一些答案里描述的那样,说他是骗子,把他批的几近一无是处,否定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否定他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甚至说他不爱国,说他靠反动演说获取名誉金钱,连博士学位也是假的。

对于某些答案里对胡适的攻击和谩骂,如若有理有据还可接受,但是单纯的凭个人喜好随意人身攻击,我觉得不太合适。以下我从自己认识的胡适的几个方面来聊聊他。

1、季羡林关于胡适的记忆

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一篇中提到,胡适曾在《新月》上发表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的著名学说 “知难行易” 提出的异议,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国父,针对他的学说提出异议还是很需要勇气的。文中还提到:” (胡适)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我觉得这样方式待人的人还是很难得的。文中有一个例子,讲的是北平解放前夕,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当时的国民政府大肆镇压、逮捕学生,胡适反复奔走,张罗着保释学生,甚至亲自去找李宗仁,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以求动用自己最大的力量解救学生,这样的人很难说他不是一个好校长。

2、为什么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贡献巨大

1916 年的 11 月,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和当时一些留美中国学生关于文字文化改革的建议和想法,由胡适整理而成)寄回国内,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刊出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北大研究古典音律学的钱玄同教授深深赏识,陈独秀教授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来作为响应。

1917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文学改革家们希望中国能有个在学校和文学写作中都可适用的 “标准白话” 来作为“标准国语”,改革家们苦于中国缺少这样的“标准白话”。胡适向他们提出:" 要有标准国语,必须先有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文学。所谓字典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先去查国语字典,然后才会动笔写作——故事、小说、催眠曲或者情歌”,这是十分实用的理念。1918 年,胡适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

胡适在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倡导和试作中的贡献是难以抹去的,虽然今天看来,推行白话文可能兼具建设性和破坏性,但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3、为什么说胡适的文化成就并非虚名

胡适早年治学提出一种 “科学的法则”,他认为科学的法则便是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能不让人牵着鼻子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他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这段话也在 60 年代被人狠狠抨击。

对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文学发展,胡适是一直把它看做 “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 这样的事业来做的。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禅宗文化写《神会和尚遗集》、研究红楼梦写《红楼梦考证》等。胡适自文学上所作的工作,下图的概括是比较清楚的。

4、胡适提携后进

除季羡林之外,胡适还发现了沈从文,早年聘任仅有小学学历的沈在上海公学做讲师,他还资助林语堂夫妇留学等等。2005 年,李敖来大陆,表示要捐款 150 万新台币在北大给胡适建一座雕像,来表达自己年轻时胡适给自己的支持。

5、胡适对于婚姻的态度

胡适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同时代的很多文人都借新时代新文化的名义离开了自己的旧事婚姻的妻子,她们很多人替丈夫服侍高堂,最后孤独老去,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女子并没有什么机会被写在书里被人记下来,文人们只言片语记录里也只把这些妇女是当时封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胡适是不一样的,尽管是旧式婚姻,他依然和妻子相伴到老(也有很多插曲),努力的让彼此都幸福的活着,并且提出了很有意思的 “三从四德” 新注解,

三从: 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话要盲从

四德: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打骂要忍得;花钱要舍得

6、胡适的政治思想

季羡林的原话概括:“总之,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 “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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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理性,只是不爱国。抗战时主张跪地求饶,理由是心痛人民的牺牲。内战却主张必须开战,理由是共产党不好。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就好了吗?

后来满世界宣扬幼稚的言论,攻击中国政府,曾经发表过美国已经完全消灭了贫富差距等高论。一贯以权谋私,枉顾国家人民。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文人,说句诛心之言,此人与汪精卫的关系走的很近,艳电之前两人常互相鼓励不要对和谈放弃希望。结局是汪精卫当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胡适亦然。在国破家亡之际大放厥词,从不以身犯险,悠哉悠哉利用政府影响力在美国攫取社会资源,离开国民政府支持后国内外没人鸟他以至于生活困顿,不得已靠反共演说以飞黄腾达,美其名曰中国文人的良心,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宗师等,可以说算得上是辱华了。

虽然我一向觉得不爱国并不证明一个文学家不好,但胡适文学上没有什么作为,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但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有人拿他与鲁迅相比,有人拿他与郭沫若相比,在这些人面前,胡适难道不像个笑话吗?

时至今日,各大搜索引擎只要搜索胡适,都满屏溢美之词,他婚外恋是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他卖国打击抗战士气是理性爱国,他支持内战是为人民着想。这些我认为都可以商榷,退一万步来看,也不是不可以这么说,汪精卫也是曲线救国嘛。

但为何时常称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他自己自称吗?还是孝子贤孙或者果粉强行捧臭脚?胡适是三流的文学家,三流的政客,一流的跳梁小丑,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羞耻的疤痕。

如果中国的发展遂了胡适的愿,则满洲托管,华北独立,国内无土改,民不聊生,蒋介石放权,地方权利扩大化,军阀自由,政府完全泛民主化并被强权控制,国力进入消费期,最后使得整个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但他是既得利益群体,土改于他绝无好处,集权独裁也于他绝无好处,抗战导致局势紊乱中日对立也伤了他的心。

总而言之是一个一个谦谦君子,一个美好的新时代乡贤。

知乎用户 未到江南先一笑​ 发表

关于胡适在民族大义方面的所作所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6110039/answer/1973608415

这个回答给出了高质量的史料,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胡适民族大义的缺失。如果要谈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去这个回答下面。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也受限于时间和精力(查史料非常耗时耗精力),这些史料我从未查过。因为我对文学方面比较感兴趣,知道的内容也稍微多一些,又因为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在问题描述中说了,“本想从文学上请大家评价的”,所以这里只谈学术。查史料的前提也是你对这个领域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是抓瞎。但是如果不查史料或者仅仅就是看了一些二手的史料就妄下断语,那就是在跟风。知乎上的跟风狗够多了,立场决定一切的喷子也够多了,希望无论观点如何,发言前先确保自己不是在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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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人散布谣言说胡适没有从杜威(胡适在哥伦比亚求学时的博士生导师)那里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就有一群跟风的人云亦云,不知道这个谣言的出处是哪里。为此,我特意查了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资料。我已经将我找到的资料发在评论区了,但是这个谣言确实流传甚广,我在其他回答里也看到了这个谣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特意澄清一下。

我在 Google 搜索了一下 Hu Shih doctoral thesis, 找到了两个权威网页。第一个是 Hu Shih,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下的一个网页,应该是该校 250 周年校庆的时候的一个网页。官网上明确写出了胡适的学位是 PhD 1917, 也就是胡适在 1917 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除此之外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两个荣誉学位,分别是 Medal 1929 (hon.), LLD 1939 (hon.). 文中有这样一句:Hu came to Columbia in 1914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rnell. He studied under John Dewey, the pragmatic philosopher who propounded learning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nd practice. Hu earned a doctorate in philosophy in 1917, and remained close to his mentor over the years; when Dewey visited China in April 1919 for a two-year lecture tour of 11 provinces, Hu served as his principal translator. 这里明确说出了胡适在 1917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杜威。我又在香港大学的官网下面找到了这个网页,HU Shih - Biography - The Honorary Graduates - HKU Honorary Graduates.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In 1917 he was awarded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by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title of his thesis be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 这里不但说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是 1917 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还给出了他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实际的标题应该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我又在 Google 上查了这篇文章,在 Amazon 上找到这篇文章的单行本,网址在这里 Shih, hu: Amazon.com: Books. 可以看这本书的预览,书的扉页如下图所示:

在美国读过博士的都应该知道,这个格式就是美国大学博士论文的格式。书里面有胡适写的 A Note,里面胡适也说了,这是他为完成博士学位所写的。不知道那些说胡适没有从杜威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的消息来源是哪里?据说是一部电视剧?以下正文。


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了。现在知乎最不缺的就是不读原始资料的跟风狗和文盲键盘侠。这种没有任何干货的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去诋毁胡适的学术水平。我再强调一遍,学术水平。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举产生院士,这里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 [1][2]

数理组院士 28 人:
姜立夫(1890.7.4-1978.2.3),数学家。
许宝騄(1910.9.1-1970.12.18),数学家。
陈省身(1911.10.28-2004.12.3),数学家。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数学家。
苏步青(1902.9.23-2003.3.17),数学家。
吴大猷(1907.9.29-2000.3.4)物理学家。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
李书华(1889.2.10-1979.7.5),物理学家。
叶企孙 (1898.7.16-1977.1.13),物理学家。
赵忠尧 (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
严济慈 (1901.1.23-1996.11.2),物理学家。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
吴宪(1893.11.24-1959.8.8),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
吴学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
庄长恭(1894.12.25-1962.2.15),有机化学家。
曾昭抡(1899.5.25-1967.12.8),化学家。
朱家骅 (1893.5.30-1963.1.3),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地质学家。
翁文灏 ( 1889.7.26-1971.1.27),地质学家。
黄汲清 (1904.3.30-1995.3.22),地质学家。
杨钟健(1897.6.1-1979.1.15),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
谢家荣(1903.9.7-1966.8.14),地质学家、矿床学家。
竺可桢(1890.3.7-1974.2.7),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
周仁(1892.8.5-1973.12.3),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
侯德榜(1890.8.9-1974.8.26),化学家。
茅以升 (1896.1.9-1989.11.12),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
凌鸿勋(1894.4.15-1981.8.15),土木、铁路工程专家。
萨本栋(1902.7.24-1949.1.31),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
生物组院士 25 人:
王家楫(1898.5.5-1976.12.19),动物学家。
伍献文(1900.3.15-1985.4.3),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
贝时璋(1903.10.10-2009.10.29),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
秉志(1886.4.9-1965.2.21),动物学家。
陈桢(1894.3.12-1957.11.15),动物学家,遗传学家。
童第周(1902.5.28-1979.3.30),实验胚胎学家。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植物学家。
殷宏章(1908.10.1-1992.11.30),植物生理学家。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植物形态学家。
钱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
戴芳澜(1893.5.4 -1973.1.3),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
罗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
李宗恩 [4-5] (1894.9.10-1962),热带病学医学家。
袁贻瑾(1899.10.30-2003.3.22),医学家。
张孝骞(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家。
陈克恢(1898.2.26-1988.12.12),药理学家。
吴定良(1893.1.5-1969.3.24),人类学家。
汪敬熙(1893.7.7-1968.6.30),现代生理心理学家。
林可胜(1897.10.15-1969.7.8),生理学家。
汤佩松(1903.11.12-2001.9.6),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
冯德培(1907.2.20-1995.4.10),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
蔡翘 (1897.10.11-1990.7.29),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李先闻(1902.10.10-1976.7.4),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
俞大绂(1901.2.19-1993.5.15),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
邓叔群 (1902.12.12 -1970.5.1),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
人文组院士 28 人:
吴敬恒(1865.3.25-1953.10.30),政治学家、教育家。
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
汤用彤(1893.8.4-1964.5.1),哲学史家、佛教史家。
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哲学家。
余嘉锡(1884.2.9-1955.1.23),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
胡适(1891.12.17-1962.2.24),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张元济(1867.10.25-1959.8.14),出版家。
杨树达(1885.6.1-1956.2.14),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柳诒徵(1880.2.5-1956.2.3),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
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
陈寅恪(1890.7.3-1969.10.7),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顾颉刚(1893.5.8-1980.12.25),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李方桂(1902.8.20-1987.8.21),语言学家。
赵元任 (1892.11.3-1982.2.25),语言学家。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梁思永 (1904.11.13-1954.4.2),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董作宾(1895.3.20-1963.11.2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
梁思成(1901.4.20-1972.1.9),建筑学家。
王世杰(1891.3.10-1981.4.21),法学家。
王宠惠(1881.10.10-1958.3.15),政治学家,法学家。
周鲠生(1889.3.6-1971.4.20),法学家。
钱端升(1900.2.25-1990.1.21),政治学家,法学家。
萧公权(1897.11.29-1981.11.4),政治学家。
马寅初(1882.6.24-1982.5.10),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陈达(1892.4.4-1975.1.16),社会学家、人口学家。
陶孟和 (1887.11.5-1960.4.17),社会学家。

你们看看多少中国学术界的巨人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许宝騄(概率论专家),吴大猷(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饶毓泰,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生物组有童第周,人文组有金岳霖,冯友兰,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郭沫若,梁思成,马寅初。他们中很多人都出现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中,他们的学术成果出现在我们的大学教材和研究生教材中(例如陈省身的示性类理论),我们的很多大学教材甚至都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学生编著的(陈省身的《微分几何》,华罗庚的《数论导引》《高等数学引论》,吴大猷的《量子力学》,吴大猷的学生李政道的《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一而足)。根据评论区 @钱刀居士的叙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样,也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所以我说胡适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难道有问题吗?可是这个问题下一说到胡适的学术水平,就说他的《蝴蝶》。估计这些键盘侠也是跟风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胡适的这首诗。这首诗作于 1916 年(时年胡适 25 岁,他 1917 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也就 26 岁,1919 年正式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也就 28 岁,1921 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从而开创新红学的时候也就 30 岁。同样的年龄,键盘侠们还在跟风。扪心自问,不惭愧吗?),后来被收入他 1920 年出版的《尝试集》[3],全文如下: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可以看出来,这首诗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它跟现代诗中的名篇,例如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烦忧》,卞之琳的《断章》《尺八》相比,确实相差甚远。但是要知道这是 1916 年的现代诗,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同时代的鲁迅先生在 1918 年写的一首现代诗《梦》,全文如下: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如果按照知乎上跟风键盘侠的标准,如果不是因为这首诗是鲁迅写的,恐怕照样会被批评得一文不值。

这本来就是现代诗刚刚肇始的时候写的,而且胡适也将他的诗集命名为《尝试集》,这就是在尝试。胡适的序里面这样写 [3]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已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 “诗云子曰” 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
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现在键盘侠们非要说《蝴蝶》写得多不像样子,以此证明胡适的写诗水平有多差劲,这不是很可笑?而且你们能不能读一读《尝试集》[3] 中的其他的诗,例如这首:

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很明显,校园歌曲《兰花草》就是从这首诗脱胎而来的。这里有详细的介绍:胡适与《兰花草》- 光明日报 - 光明网 。这首《希望》写于 1921 年,后来被收入 1922 年第四版的《尝试集》,可是这首诗已经比《蝴蝶》好了很多,为啥就知道盯着《蝴蝶》呢?同样是出自《尝试集》[3],接下来这首写于 1920 年的《梦与诗》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的现代诗了,全文如下: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首诗里面已经出现了名句了 “醉过才知酒浓 \ 爱过才知情重 ——\ 你不能做我的诗 \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我认为这四句比起卞之琳的《断章》也毫不逊色。而且你总不能指望一首诗里面全是名句吧?就连李太白的《将进酒》里面都有“烹羊宰牛且为乐” 这样的句子,然后你就拿着这句话说李白写诗的水平就这样,这不是在搞笑吗?

而且**胡适是学者,不是作家,更不是诗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应该是一个代表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四篇里面对胡适的工作有这样的评价 [4]

  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 “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8〕(《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13〕。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 “红” 为影 “朱” 字;以 “石头” 为指金陵;以 “贾” 为斥伪朝;以 “金陵十二钗” 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嵩,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
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 “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15〕,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然颇嗜风雅,尝刻古书十余种,为时所称;亦能文,所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四库书目》),传奇二种(《在园杂志》)。寅子頫,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頫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 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详见《胡适文选》)。

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知识,例如《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叙家事而不是在影射明清政治,曹雪芹没有将《红楼梦》写完就去世了等等,这些都是胡适考证的结果。胡适的结果一出来,之前所有的索隐派的考证都成了废纸,包括蔡元培的。鲁迅除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四篇引用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之外,他还分别在该书的第十五篇引用了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第十七篇引用了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第二十五篇引用了胡适对《镜花缘》和《泣红亭》的考证。这些学术成果还不够有说服力,还不够让键盘侠们闭嘴吗?

再强调一遍,胡适本身不是作家,是学者。这里有胡适的文集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Author:%E8%83%A1%E9%81%A9 . 这个集子也未必完备,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胡适的工作重点不是写白话诗,也不是写《差不多先生传》这种白话文,而是做研究,学术研究。例如这一篇 《墨家哲学》[5]。我可以放几段在这里,让键盘侠们看看学术文章到底长啥样。

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江瑔作《读子卮言》辨墨子不姓墨。其实这事不成问题,无庸深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有人说墨子 “并孔子时”,(《史记 · 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 “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多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 · 非攻中》),不用再辨。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二十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 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 “春秋” 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 “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 又言 “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 明在句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欤?(《墨子序》)
……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作五组:
  第一组 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 《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 《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 · 天下》篇所说的 “别墨” 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 “别墨” 做的。我从来讲墨学,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 “别墨” 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 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什么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第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方法的不同,在于两家的 “逻辑” 不同。《墨子 · 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 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 “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 “所以为之若之何” 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

还有这篇《红楼梦》考证 [6]。我同样可以摘抄几段: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这种附会的 “红学” 又可分作几派:
  第一派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 他们说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当时名士冒辟疆的妾,后来被清兵夺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台山去做和尚去了。依这一派的话,冒辟疆与他的朋友们说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说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这一派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 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以上引的话均见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的《提要》)
……
以上关于曹寅的事实,总结起来,可以得几个结论:
  (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他死后,他的儿子曹颙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宁织造,他的儿子曹 接下去做了十三的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个织造真成了他家的 “世职” 了。
  (2)当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
  (3)曹寅会写字,会做诗词,有诗词集行世;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的刻印,扬州的诗局归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几种精刻的书。(除上举各书外,尚有《周易本义》、《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书极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之多(见他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有抄本),可见他的家庭富有文学美术的环境。
  (4)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658—1712)。

  以上是曹寅的略传与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钟羲先生。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著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他在《雪桥诗话》续集卷六,页二三,说:
  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 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之句。
  这一条使我们知道三个要点: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是他的孙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页九九〇作 “名霑,寅子”,似是根据《雪桥诗话》而误改其一部分。)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雪桥诗话》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诗二卷,文二卷,《鹪鹩轩笔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抄》。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我虽然很失望,但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这些才是胡适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写你们谁都能读得懂的《蝴蝶》。你以为胡适是流行歌手啊?

胡适有很多纯学术的书籍和论文,而你们却拿了他的几篇白话文和一首《蝴蝶》说事。他不是鲁迅那样的作家,而是如同钱钟书和季羡林那样的学者。评价钱钟书你不去看他的《管锥编》却去看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评价季羡林你不去看他的印度学研究论文却去看他写的关于养兔子的散文,评价杨振宁你们不去读他的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 Phys. Rev. 96, 191 而去关注他的婚姻,你们不觉得这纯粹就是管窥蠡测吗?就算是看胡适写的白话诗和白话文,他也有《文学改良刍议》这种文章,而你们却非要去看《差不多先生传》,难道就因为这篇文章又短又容易读懂吗?是不是你们也就能读懂这种文章?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也可以放两篇鲁迅先生的文章 [7]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 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我的失恋
——拟古的新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庐。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然后按照键盘侠的逻辑,这就是鲁迅的实际文学水平,而全然不提先生的十六卷《鲁迅全集》,这样公平吗?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键盘侠可以休矣。

参考

  1.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7%AC%AC%E4%B8%80%E5%B1%86%E9%99%A2%E5%A3%AB
  2.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7%AC%AC%E4%B8%80%E5%B1%8A%E9%99%A2%E5%A3%AB
  3. ^abcd 尝试集 https://yuedu.163.com/source/89b1afd00b6f4e439362c6ddc6f1bb0f_4
  4. ^ 中国小说史略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5%9C%8B%E5%B0%8F%E8%AA%AA%E5%8F%B2%E7%95%A5
  5. ^ 墨家哲学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5%A2%A8%E5%AE%B6%E5%93%B2%E5%AD%B8
  6. ^ 红楼梦考证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3%80%8A%E7%B4%85%E6%A8%93%E5%A4%A2%E3%80%8B%E8%80%83%E8%AD%89%EF%BC%88%E6%94%B9%E5%AE%9A%E7%A8%BF%EF%BC%89
  7. ^ 野草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9%87%8E%E8%89%B8

知乎用户 君与羊 发表

胡适是一个将世俗智慧发挥到顶级水平的享乐主义者,是绝大多数以 “平庸”“无害”“温和”“善良” 等形象著称的庸众的真实面目

当时的中国有两类人,一类是把自己看作僧侣,来到世上是为了接受精神的苦修,一类则把自己看作是智者,来到世上是为了宣扬 “智慧” 的“好处”

鲁迅是前者的代表,而胡适嘛,自然是后者了

胡适这种人,他简直不像是个人

不是骂他

他就好像几千年都在为同一个目标(活得好)而努力的农业社会的智者的执念,漫长的时光中,这个智者不停纠正错误答案,不停记录每一条规则,总结经验,得出结论……

也像一个在恶劣环境中进化自己的野兽,最终,它进化成了一个可以规避一切风险与恶劣环境的完美物种

这大概是庸众的究极形态吧

体现在现实中是什么呢?则是大家所惊异的胡适的超厚脸皮与超好运气

哪有什么好运气,不过是几千年的智慧累积下来的成果罢了

知乎用户 卷耳 发表

知乎 er 真厉害,两三句就能判一个卖国贼,再多几句话就能再扣上一个学术骗子的名号,哦,忘了,钱穆和梁漱溟在知乎也是这么被骂过来的。

知乎用户 green 胸甲骑兵​ 发表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亟须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读约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胡适 1929

7 月 13 日

打牌。

7 月 14 日

打牌。

7 月 15 日

打牌。

7 月 16 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 月 17 日

打牌。

7 月 18 日

打牌。

知乎用户 一条闲木鱼​ 发表

胡适,他是白话文运动的领军者,一首两只蝴蝶,让庞龙听了都直呼叫好。

他是忠于家庭的典范,江湖人送外号民国第一皮条客。

他也是世界上,拥有博士头衔最多的人之一,比他博士学位数量更难数清楚的是他出轨的次数。

26 岁就以一篇《文学改良鱼议》惊艳陈独秀。

暴得大名后被北大聘为教授,年轻博学帅气胡适回国后很快就成为了北京城里,最耀眼的学术明星。

此后他也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官运亨通,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

但是在耀眼的学术光环背后,胡适人品卑劣的说法也一直不绝于耳。

装逼卖国反革命,出轨赌钱逛窑子,反正除了大烟不抽,文化人能干的破事,胡适似乎是一个都没少干。

细数民国诸位大师,胡适一定是这些人中最复杂的一个。

他曾经被鲁迅陈独秀引为知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之一。

但却又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关系亲密,一生都坚持替蒋介石政府站台。

知乎用户 二凤凰后​ 发表

《新文化偶像的塑造:胡适及其受众》

作者简介: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 2020,52(12)

内容提要: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 “五四” 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 “暴得大名” 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 “互动” 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

正文:

近年来,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出现颇多高质量的著述,为我们更行深入和全面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很大帮助。从视角或方法论角度看,很多有创获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传播学 (或阅读史) 的视野,这也告诉我们从此角度重新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关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过程及受众的反应情况则是传播学和阅读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本文即拟从此角度来考察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其受众之间的互动情况,尤其是受众的具体反应样态。

庆幸的是,赖以进行此研究的材料支持非常之多。胡适有意无意保留下的丰富个人资料,特别是其日记和往来书信等非常细节性的记录,以及他同时代人留下的旁证,再加上当时各报刊诸多的胡适报道,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为我们这个考察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保障与关联视角,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具批判性地检视这些资料中呈现出的胡适为人及其与周边互动的情况,尽可能避免割裂语境就胡适论胡适。

职是之故,本研究希望讨论胡适成为新文化偶像背后的部分内外因素和社会条件,知世论人,借以丰富我们对胡适为人及其形象塑造过程的认知,进而加深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之 “互动” 和“运动”层面的理解。

一、“五四” 的刺激

从受众的角度看,《新青年》及《新潮》和《每周评论》诸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得到许多知识精英的认可,其销路 “均渐畅旺”,①但能够读过《新青年》或读过更为晚出的《新潮》和《每周评论》这些杂志的普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依然不多,即便是读到它们的人中,多像舒新城那样是无意识的:

自民国五年起我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 (即陈独秀,引者注) 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②

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新青年》等新书报才逐渐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正如钟敬文回忆 “五四” 对其 “旧式士人的候补者” 生活的影响时之言:

“五四” 的轰雷惊醒了我的梦。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新青年》这种刊物,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五四” 运动开始以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它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心爱读物,我千方百计要弄到它。一卷到手,每每由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一点不让遗漏。后来胃口更大了,订购《小说月报》,爱看《时事新报》的《学灯》。对于新诗,尤感兴味。③

类似钟敬文,舒新城也认为 “五四运动” 的爆发给予他“以重大的影响”:“自‘五四运动’以后,求知欲更为发展,各种刊物风起云涌,使我应接不暇,竟因读书过度而生胃病。我的教育学术研究及著作生活,也在此时植立较深的基础。”④为此他订阅了一年达九十多元的新思潮刊物——这对于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那时的我,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 而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京《晨报》的附刊《晨报副刊》,以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却成为我研习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哲学等等的主要教本。——杜威的讲演尤看得仔细。同时写文章也由文言而改为语体。⑤

时人宫廷璋也曾谈起五四运动之于湖南人接受新思潮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之酝酿,民国八年以前,鼓吹新文化之《新青年》杂志,在湖南虽得杨怀中等赞许,而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⑥

可以说,正因为 “五四” 运动的刺激,《新青年》销量较之初创刊时的一千份猛增,但据杜威的描述,仍不过五千份,距此后汪原放所说巅峰时期的一万五六千份尚差距不小。⑦同样《新潮》杂志的印量在 1919 年初时也才为一千册,尚无法确定可以销完。⑧当然销售数量并非评价书刊影响大小的唯一或最好标准,但从中至少可以管窥 “五四运动” 对于各种新思潮刊物销量的提升作用,⑨乃至由此产生的对于年轻人的启蒙效果。正如 “五四” 当事人罗家伦的判断,“五四这个大刺激”,让时人“不能不受影响”:

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 又如五四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人写写,五四以后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都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⑩

新文化运动时也正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也回忆说:

这次爱国运动激起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扩大其影响于全国,促使全国青年知识分子个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启发。(11)

在另外一当事人常乃德看来,“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的影响只是局限于一少部分精英人士,社会上大部分人对此并无感觉,但 “五四” 运动之后就形势大变:

全国的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层见叠出,全国的小刊物,用白话撰成的小刊物,风起云涌,普及于各地…… 新文化运动已经不是仅仅咬文嚼字的书生运动了,他成了一种潮流,一种猛烈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这是谁的功劳,是五四运动的功劳。(12)

因此常乃德判断说,是 “五四” 运动催熟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只在酝酿,尚未成熟…… 直到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起后,春雷一声,才将新文化运动从摇篮中扶养成熟起来。”(13)舒新城也认为是 “五四” 运动的结果催生了 “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 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名词”:

在外交上虽未成功,但思想的解放运动,则由此而爆发。一般青年惊醒之后,对于以往的种种,都要重新估价,而知识的钻研更成为一般的要求了。于是由政治运动发端,而逐渐蔚为 “新文化运动”。(14)

同样是认识到 “五四” 运动的巨大影响,孙中山从争取青年认同、扩大本党影响和同商务印书馆进行竞争的角度则指示国民党积极介入新文化运动,利用报章杂志与印刷所的力量进行鼓吹宣传: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15)

较之于孙中山以政治实用性的眼光看待五四运动,胡适本人则认为 “五四” 运动促成了文学革命 (白话文运动) 的成功,也让人们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 “五四” 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 “思想革新” 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16)

1928 年 5 月 4 日,在上海光华大学纪念五四的演讲中,胡适又更为具体地表示 “五四” 运动“间接方面的影响很多”:

一、引起学生界注意政事;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白话文因之通行起来;三、提倡平民教育运动;四、提倡劳工运动;五、提倡妇女运动;六、政党信用学生,许多机关报的副刊都请学生去担任,于是新文化的思潮渐渐高涨起来。孙中山先生也开始注意到思想的革命的重要。(17)

上述种种表达,均可见时人眼中 “五四” 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如何。实际上,如近来论者所指出的:即便是 “新文化运动” 一词之流行,也是缘于 “五四” 运动的刺激,此后 “自五四运动以来” 之类句式更是成为时人的一种习惯性表达。(18)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刺激了《新青年》等杂志在全国各地销量的增加,也放大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这等于追认和证明《新青年》之前所倡导的内容及其矫枉过正的言说方式之合理性与预见性,相当于承认与强化了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者的导师与领导者地位。像一位读者 “铁民” 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

自来谈新文化的人,必要连带想到提倡的人,而阁下与陈君 (独秀) 之名,亦随借此发达。但新文化之胚胎虽在五四之前,而文化之进步确在五四之后,故数年以来,报章上亦常常看见阁下赞美五四之事……(19)

另外一位赞成新文化运的读者 “李长义” 所见略同。自谓 “非迷信新文化” 的他记录了章士钊于长沙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演讲——此演讲在长沙《大公报》连载,他在章文前加有按语评论道:“吾人平心而论,近两年来青年思想之猛进,实不能不归功于胡陈等之提倡新文化。”(20)

吊诡的是,1920 年 9 月 17 日,“暴得大名”后的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公开发言时,却拒绝承认自己过去从事的文化事业是 “新文化运动”,“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拒绝别人恭维他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原因是他认为“我们现在哪里有什么文化”,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的“我们北京大学”表现乏善可陈,没有 “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外面学界虽然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但并没有真正动起来,“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现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就是新名词运动”,“我们北大” 要感到 “惭愧”,要“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求“高等学问”,“真提高”。(21) 胡适这里的演讲显然是对于当时人们滥用新文化运动的情形表示不满,同时也有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进行解释和回护之意,当然其中更有反躬自省与激励北大师生之意——也为其之后转向整理国故工作打下伏笔。但胡适此处的表达同样不无自我炒作、故作高论之嫌,欲擒故纵的他希望借此机会委婉向同人展示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受到的推崇情形,这非常能体现胡适好名与聪明的一面,(22)也显示其 “炒作” 技巧之熟练程度。其方式颇为类似 1922 年底他以 “曲线救国” 的做法介入在华英文媒体《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发起的 “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 讨论与评选中,结果胡适从最初没有列名候选,到最终得以位居正榜第十二位——列正榜前十二名者除列第六位的蔡元培、第十位的余日章外,其余皆是当时政界人物 (孙中山、冯玉祥、王宠惠、吴佩孚、王正廷、张謇、阎锡山、黎元洪),得票数(613) 远高于第十四位的梁启超(474)、第十七位的章太炎(328)、第二十四位的康有为(155)。(23)

二、新偶像的塑造

洪宪帝制失败,特别是张勋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晚清延续下来的学术权威与思想领袖如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严复、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依然还在产生影响,但各人的情况差别很大。因为筹安会事件,加上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严复和刘师培几乎完全淡出思想界,康有为则因介入张勋复辟而名声大臭;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的林纾这时期翻译品质和创造力陷入颓唐境地,后继乏力;尚继续活跃的章太炎、梁启超均因涉入政治太深难以自拔,只有章士钊在民初以办《独立周报》和《甲寅》名声大噪,“学术文章皆有时誉”,(24)他且打造出一种逻辑严密的章派文言文体,(25)但同样 “未能忘情政治”(26)。总言之,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章太炎与梁启超仍是声望最隆、影响最大的偶像,在时人看来,五四之前知识界“讲学问,章太炎先生居首位;讲文章,梁任公数第一”。(27) 无怪乎胡适后因为打算写作关于先秦诸子的博士论文,曾详细阅读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胡适认为 “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他研究诸子学“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过胡适这里也认为章太炎的诸子学“亦未免有穿凿过当及支离破碎之处”,他本人“亦不敢盲从苟同”,胡适对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一文,尤其贬低,“乃其诸子学幼稚时代之作,最多可笑之处”。(28) 之后胡适并希望好友许怡荪帮其代购章太炎弟子康宝忠兄弟新出版的《章氏丛书》寄美,以供其写作博士论文之用。(29)胡适收到寄书后 “细细圈读之,虽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30) 为其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与章太炎商榷做了铺垫 (31)。然而当胡适接受陈独秀推荐和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后,拥有所谓留美“博士” 头衔光环的胡适又发现太炎及太炎门生在教育界势力非常之大,为了站稳脚跟,胡适不得已继续用功苦读太炎著作,与北大的太炎门生交好同时,也主动向章太炎本人示好。(32)

胡适在北大逐渐获得众人认可的过程中,校长蔡元培对胡适出身的 “误解”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撰序言中,蔡元培误会胡适为所谓汉学 “世传” 正统 “绩溪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 之后,不但治西洋哲学、文学,又能兼治汉学,“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33)不管这个误会是来自胡适的暗示,或是出自蔡元培有意的相助,这个绩溪汉学世家之后的误读流传很广。而胡适此书 1919 年 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迅速走红,广受读者欢迎,“谈者谓《哲学史》一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34)稍后面对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质疑之时,蔡元培再次表示胡适 “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35) 应该是受到蔡元培此说的影响,其后吴虞、金毓黼、章士钊、梁启超 (详后) 等人均对胡适出身有此误会。远在成都的吴虞视胡适为标杆,赞其 “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36) 此时为胡适热心读者的金毓黼读到胡适新发表的《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一文后 (37),认为“胡氏承其家学,颇右汉而左宋”(38)。章士钊则说系绩溪三胡之后的胡适有“家传旧学”,其新学水准,“实远在其中国知识之下,现在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他所长。”(39) 在当时一般舆论那里,具有美国哲学大家杜威门徒身份的留美博士胡适其新学水准自是一流,(40)如果其新学尚不如其旧学水准之高,那胡适旧学底蕴之深就可想而知了。时人这些对胡适出身的误会,对于胡适当时的处境及之后的形象塑造助力颇大,而实际是理学家庭出身的胡适对时人这个误会“并不否认,而且坦然地接受”,以致于周予同等人多年以后还以此作为证据来讨论胡适思想同乾嘉汉学的关系。(41)

此外,北大校内同事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胡适的帮衬也有助于胡适的崛起。他们对新来乍到的胡适揄扬有加,为其呐喊助阵,不以其资浅年轻而有所轻视,其中 “我的朋友钱玄同” 尤其成为胡适经常援引的佐助凭借和对话对象。为了扩大影响、吸引读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发言时,“各领袖的言论很有过当之处”,像刘半农和钱玄同不惜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唱双簧宣传白话文、故意人身攻击林纾和古文,稍后鲁迅挖苦林纾和刘师培口气更是出格与激烈。各人这样有失偏颇的发言方式,自然是因 “为鼓吹宣传的缘由而张大其辞”,(42) 在实际效果上虽然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力,但也为之招致一些反对的声音 (不纯是来自旧派),不过由此却很好地反衬了胡适的温和理性形象,因为胡适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哪怕自己坚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43)“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44)在实际行动中,即便林纾批评白话文及新思潮,胡适在教学中也选取了林纾文章作为教本,不以偏狭自限。(45)两相比较,胡适这样的表态与作为自然更容易获得同情。(46)如一个留日学生张黄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此地的留学生都格外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纯粹是学者的态度,不像钱先生 (指钱玄同,引者注) 他们常常怒骂。”(47)

流风所及,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受到影响,直接以温和的白话文形式致信胡适,同其讨论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诸子学 (即前引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内容。(48)这样以白话文的方式给晚辈写信讨论对方的著作,此一动作对章太炎来说非常罕见,其本身极具有象征意义,不但显示着章太炎学随时进和从众的一面,也意味着章太炎这样固执自负的前辈学者已经无法忽视青年胡适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识趣的胡适自然意识到章太炎这次示好之举意义,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版自序 (1919 年 5 月 2 日) 中特意对此加以致敬:“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逷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49)

“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又有了来华讲学的老师杜威助阵,(50)更加受到舆论关注和青年崇拜。万众瞩目之下,“暴得大名”而自身形象又上佳的胡适自然化身为新文化运动中的 “金字招牌”,不但成为打算攀附新思潮的商务印书馆重金拉拢的对象,更是诸多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像舒新城虽然很早就订阅了《青年杂志》(《新青年》),还曾在其上发表过通信,得到过陈独秀的热情回应。(51) 饶是如此,他当时对在该杂志上也发表文章的胡适了解不多,直到 “近来”(应该就是在五四后) 才知道胡适是“思想界的一个明星”,如他于 1919 年 10 月 29 日写给胡适的仰慕信中的表达:

年前我在《新青年》上看见先生的文章,我就羡慕异常,以为西洋留学生能肯在中国旧文化上去研究革新的方法,将来效果一定是很大。当那个时候,我虽然羡慕先生,但还不知先生是甚么人。近来在各杂志上时常读先生的文章,才晓得先生是思想界的一个明星。我这话不是恭维先生,因为以今日文学界、思想界革新的成绩来推论及于先生的。(52)

与舒新城一样,身在长沙的《新青年》读者毛泽东同样是胡适的仰慕者之一,他在积极从事湖南本地的新文化运动之余,也接受过胡适的指导,而胡适对毛泽东的表现也非常看重,双方之间有过不少的互动。(53)这时候的毛泽东与胡适无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至少到 1920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反对统一》的文章中尚引用了胡适 “二十年不谈政治” 的主张,(54)双方的分道扬镳只是后来之事。上述胡适与包括舒新城、毛泽东这样的在地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情况正可印证《努力》周报的读者徐望之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的情况:

先生的思想是很博杂的,所以先生的事业亦是多门的,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55)

胡适这样万众风靡的景象难怪会让不喜欢白话文和新诗的昔日偶像章士钊产生不满情绪。“五四” 运动后不久,章士钊即开始连续批评《新青年》与新思潮,倡导调和论,主张保存旧文化与旧道德,后来更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但在 1920 年 11 月 24 日,章士钊还是如章太炎一样主动用白话文的形式致信胡适讨论学术问题。(56) 不过,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章士钊就公开向胡适发出了挑战。

1923 年 8 月下旬 (21-22 日),章士钊在杭州暑期学校的演讲中,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正在杭州养病兼度假的胡适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形象的讽刺:“以适之为大帝,以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57) 章士钊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对胡适的批评,不如说是对胡适当下地位的高度认可,某处程度上还意味着章士钊在借胡适进行自我炒作。此事一定程度上还表明 “善假于物” 且能左右逢源的胡适此时业已取代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成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最大明星,这种情况突出体现于 “五四” 后胡适与其受众的互动过程中,以下选取数个案例分别叙述。

三、胡适和梁启超

“五四”运动后,胡适言论很快被时人视为风向标,臧否之间,分别巨大。因之,胡适主动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推介表扬采用白话文体的国民党系杂志《星期评论》后,(58)让主持该杂志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颇感受宠若惊,他立刻致信胡适表示:“实在感谢的极,但是因为先生这一表扬,我们以后更非十分努力不可。”(59)国民党各要员和孙中山方面也趁此机会主动向胡适示好,其中受孙中山委托的廖仲恺更是致函胡适请其批评孙中山的新作《孙文学说》:“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盖以学问之道,有待切磋,说理当否,须经学者眼光始能看出也。”(60)当胡适在《每周评论》对《孙文学说》进行评论并对其 “大旨” 做出阐发和认可后,(61)廖仲恺又代表孙中山写信给胡适表示感谢,并请胡适为国民党主办的《建设》杂志写稿或代为介绍书商代理销售该刊: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请先生不要客气。《建设》已出版,另外封寄先生一本。要是有空的时候,很希望赏光寄篇大文。(能介绍一家书铺或是别的地方代理这《建设》杂志,最妙。)(62)

为了借助胡适的影响,稍后戴季陶和沈定一再度致信胡适,要其 “无论如何,给我们《星期评论》纪念号做一万字来,不但读《星期评论》的欢迎,就是办《星期评论》的也非常感激。并且要求你在本月卅号前寄到上海。”(63) 胡适遂应约寄送了《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篇长文。(64)廖仲恺读到该文后也马上致函胡适,继续为《建设》索稿,希望其能够履行之前答应给《建设》赐稿的承诺:

后在《星期评论》的国庆纪念号上,见先生整万字的文章,更相信先生肯替《星期评论》增这么大的光采,断不会让《建设》杂志辜负这两个月来的希望,而使季陶受我们的妒忌的。若是有了稿子,请先生赶紧寄来,否则也请先生有工夫的时候,回我几个字,说甚么时候可有稿子,我们立刻就登预告……(65)

孙中山、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的低调固然同其暂时在野的位置和希望拉拢胡适及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有关,(66) 但这又何尝不是因为胡适的风头太盛、影响太大所致?这跟稍后国民党方面在 1929-1930 年言论围剿胡适,乃至胡适写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进行回应的情况不啻有天壤之别。(67)

当然,这时胡适之所以主动发文先后揄扬采用白话文的国民党人主持的《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接着又应邀为其撰稿,后又为《民国日报》撰文,与国民党方面暂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很难说其背后没有援引同盟对抗 “敌人” 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意识在。如据当时邓家彦致胡适的信中所揭示的,之前因为天津《益世报》不愿意为杜威演讲发布义务广告,护师心切的胡适遂致信责备为该报工作的国民党党员邓家彦,武断目其为 “党见太深” 的研究系,认为这是研究系在杯葛杜威演讲,胡适此信中体现出的不冷静和误会让邓家彦非常不满,他反唇相讥胡适才是受研究系所托 “致其攻击”,其“党见更厉害”,故才“平白地迁怒” 于邓,“哲学家头脑不应简单如此”。(68)经由邓家彦的叙述,我们不难发现胡适这种对梁启超及其研究系警惕心态的紧张程度! 时至 1921 年,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的草稿中仍视正与之竞争的梁启超研究系为“敌人”,严厉责备陈独秀不该自乱阵脚,相信传言致与《新青年》同仁陶孟和产生矛盾: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 (《世界丛书》是胡适为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一套译介新学的丛书,引者注),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 (指张东荪将《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引者注)?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指梁启超,引者注) 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 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69)

透过信中一系列 “你难道不知” 的反问及 “我们” 的表达,与此前对邓家彦的怀疑一样,自认为被针对的胡适急于拉同盟的气急败坏心理和他对梁启超研究系的不满情绪跃然纸上。江勇振教授视胡适该信为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70) 可谓的论。之后胡适联合蔡元培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时,更是刻意排斥正在拉拢自己的梁启超及其研究系人马介入此事,仅请与自己私交甚笃的梁系大将丁文江加入,这让梁启超、林长民等人非常不满,梁启超甚至表示 “我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暗示自己一个人的资格与影响即不下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联合。梁启超的这种自负心理大概又深深刺激了胡适,在当日日记中,胡适嘲笑梁启超希望用“公民复决” 方法解决当前政治困局的提议,讽刺之前应湖南省长赵恒惕之邀赴湖南演讲归来的梁启超只配将此提议写进正倡导联省自治的赵恒惕打算制定的《湖南宪法》中。(71)胡适对梁启超这种既警惕又鄙视的心理后来还有所体现。据陈衡哲之后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所述,陈在著作中引用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关于文化的定义,胡适读到后即致函陈衡哲批评这个引用,说陈衡哲上了梁启超的 “当”,因为梁启超这个定义“荒谬” 极了,胡适这里并告诉陈衡哲他有专门驳斥梁启超的演讲。(72)凡此细节,均可管窥胡适所感受到的梁启超的压力,以及他欲超越梁启超的迫切心情。

较之胡适对于梁启超的竞争心态,梁启超对胡适的追随及由此产生的争议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从 1918 年 12 月开始首途,到 1920 年 3 月欧游一年多后回到国内,初回国的梁启超发现形势大变,昔日向自己执礼甚恭的少年胡适此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标杆,他所倡导的白话文正在风行。见机行事的梁启超迅速加入其中,“颇能努力跟一般少年人向前跑”。(73)最明显的表现是梁启超用白话文的形式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讲述他旅行欧洲一年多的所见所闻所感,该书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如此,梁启超稍后在新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还吸收了胡适意见,并于书中称胡适为 “绩溪三胡之后”,汉学世家出身,“有正统派遗风”,进而还请胡适为自己《墨经校释》写序。(74) 另外,梁启超还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于 1922 年 3 月 4 日在北京大学做公开的评论讲演,赞扬胡适长处之外,梁启超也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胡适则当场进行了辩驳。(75)

梁启超这样的表现,等于是帮助胡适鼓吹,同时无形中也表明自己在论学和思想上的确有追随所谓 “绩溪诸胡之后” 的胡适之势,无怪乎这会被章士钊讽刺为他在 “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76) 而对胡适学行有偏见的湖南学者李肖聃则忍不住致信梁启超斥责其作为:

绩溪胡适,浪得时名。但有小人之才,未闻君子之道…… 巧言所布,举国若狂。先生年辈在先,胜流所仰,群望主持正论,觉彼童昏。先生乃低首少年,降心儇子。赞杜陵为情圣,排儒家为媚君。粤皖二人,沆瀣一气,迎合浮薄,丧其平生。竟无孟氏讵谈之心,韩公原道之志,何以慰天下之望,绝诡妄之风?(77)

李肖聃后来又引章士钊的挖苦继续批评梁启超:“曲学阿世,且忍献媚小生,随风而靡。欧游心影之录,清华讲演之集,所以谩闻动众者,不惜低首于群儿,逐响于众好。”(78) 李肖聃这里的批评不为不激烈,但其论何尝不是在宣示胡适及其所代表的白话文和新思潮力量之大,居然连领导思想界二十余年的大佬梁启超也主动附和乃至与之竞争,胡适 “暴得大名” 以后的风头也就可想而知了(79)。

较之章士钊等人对梁启超追随胡适的批评,身处东北的老北大毕业生金毓黼 ((1913-1916 在读) 则对梁启超用白话文撰写《欧游心影录》之举充分进行了肯定,认为梁启超“用语体文作游记,可谓别开生面,造语隽永,富于趣味,盖以说部体出之者也。其于世界现势及政治学说,均用综合法出之,附以批评,并加之以推测断案,读之所以有味”。进而,金毓黼这里还将梁启超与胡适进行了对比,认为梁不如胡:

近顷能以白话文谈学理而又引人入胜者,厥惟胡适之氏,实可与梁任公并立两大。其大别,则梁氏于政治外尚乏他科专门学识耳,即此一节,乃梁不如胡处。(80)

四、胡适与章士钊

类似的经营意识与竞胜心态亦见之于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章士钊的关系中。向持 “营业主义” 的商务印书馆一直紧跟现实形势,(81)且非常关注思想界动态,注意挖掘新出现的政学界人才为其服务。如 1917 年 10 月 26 日张元济致信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邀请章氏为商务译东文书,“每千字二三十元,发行可由我担任一切。”(82)张元济给予章士钊的这个稿费待遇极高,可能仅次于当时中华书局给予梁启超的 “千字三十元” 待遇。(83)稍后 (12 月 3 日),章士钊到访商务,“请以其所著文字由本馆印行”,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其版税按照书定价的十分之一支付。(84) 此待遇在商务所能开出的最优等之列,由此不难看出商务印书馆为了招揽章士钊所付出的代价。

因为向《甲寅》投稿与章士钊结下文字缘的胡适最初与商务并无多少联系,1918 年初,已经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委托同事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推荐自己文章《庄子哲学浅释》。由于章士钊的说项,张元济决定发表该文,且按照之前与章士钊的约定从优给予胡适稿费千字六元,“此连空格在内”,共送五十元,胡适收到稿费后即回信表示感谢,“收到润资五十元”。(85) 此次交道大概是胡适同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订交之始,此后胡适风头渐劲,开始让一直重视吸纳新学人才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和经理张元济对胡适青眼有加。

1919 年 4 月初,坊间有胡适将离北大别走的传闻,让张元济开始有礼聘胡适进馆工作的打算,并计划为之开出最高薪月薪三百元。(86) 事情未成之后,1920 年 3 月 8 日,张元济和高梦旦又特别为胡适做了变通,计划在北京设立商务印书馆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87) 商务印书馆同时给予梁启超的待遇亦是如此,(88) 由此可见,在商务印书馆看来,胡适的能力与影响力这时已经可以同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最有名的人物梁启超媲美了。

1921 年 7 月,张元济、高梦旦又恳切邀请到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运营情况的胡适出任地位重要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为胡适婉拒,但胡适却又反对高梦旦聘用另外一与自己文化立场敌对的留学生刘经庶 (伯明) 代己,“决不可”。(89)在胡适看来,商务印书馆太重要了,“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90)“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91)他自己由于之前同亚东图书馆的密切合作,加上商务所开出待遇也不如北京大学教授待遇,(92)他又有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和写作的计划,“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不便就任,“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因此胡适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认可的人接手此职,所以胡适推荐了为商务印书馆不熟悉、且无多大知名度的王云五出任此职,张、高对王虽有疑虑——“他们大诧异,因为他们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意不曾听见过这个名字!”(93)但也基本遂其所愿 (王云五 1922 年 1 月 1 日正式接替高梦旦出掌编译所),双方后来建立了密切关系,胡适成为商务座上宾,深得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等人信任,此后商务对胡适的各种要求与推荐基本都予以了满足。张元济甚至说只要胡适看中的书,可以随时开列名单推荐给商务,“不妨随时想得,随时开示,敝处出版,本无限制也”。(94) 为了同亚东图书馆竞争胡适这个招牌,商务印书馆不惜愿意贴钱资助胡适办《努力》月刊,甚至打算 “无论什么条件都可遵依”(该刊后来因种种原因未办成)。(95)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胡适自己即开始帮商务印书馆招徕作者,如他听说周作人在翻译日人的小说集,就致信周作人希望他能将此书放到自己主持的商务印书馆 “世界丛书” 中出版,因其不但排印错误少,且所给稿酬也高。(96)周作人遂答应了胡适的邀约,后来将自己翻译自日人的《现代小说译丛》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胡适与商务这次合作办《努力》月刊的事情,友人高一涵对此还产生了误会,认为是商务在借此赚钱,“只知敷衍有名人物,而薄待学者”,(97)遂在《晨报副刊》发文进行批评揭露。胡适读到高文后连续致信高一涵与《晨报》社进行调解沟通,为商务印书馆辩护。(98)

短短三四年间,胡适已经由需要章士钊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的后辈后来居上,成为商务印书馆全力笼络交好的对象,双方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胡适离开中国大陆远赴美国 (后来胡适与王云五主持的迁台的商务印书馆仍有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99)。而当初推荐胡适与商务结缘的章士钊早已瞠乎其后,两人在学术界、思想界地位的这种转换通过稍后胡适对章士钊杭州演讲内容公开表现出的答复即可管窥。1923 年 9 月 27 日,潘力山、吴桓夫妇等人来看望人尚在杭州的胡适,晚间旅馆中聊天时,潘力山告诉胡适章士钊(行严) 要其转达给胡适的传话——“给适之出了一个题目”(指前引章士钊的杭州演讲挑战,引者注),胡适听闻后马上回复说:“请你告诉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他的文章不值得一驳。”胡适这里并要潘力山将 “不值一驳” 四个字转给章士钊。(100)对私交好友章士钊的文章做出这样毫无顾忌的评价,胡适自信满满的一面暴露无遗。只是面对胡适对章士钊如此不客气的评价,身为章氏好友的潘力山并没有将其传达给章士钊。十天后胡适到上海,章士钊则特地到亚东图书馆与胡适 “畅谈”。利用这次机会,胡适当面将其“不值一驳” 的观点告诉了章士钊,章氏居然保持 “雅量”,没有动怒,胡适遂在日记中评价章士钊道:“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 gentleman。”(101) 为了留存证据,胡适还特意在日记中留下章士钊这篇长章的剪报,将其置于他 8 月 17 日写成的白话诗后(102)。

1925 年 2 月初,章士钊在就餐时遇到人在上海的胡适,于是邀请胡适一起拍照,并题写了白话诗留念:“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面对章士钊的如此主动示好,胡适认为章士钊已经 “豪爽的投降”。不过章士钊随后却在新复刊的《甲寅周刊》中连续批评起白话文了,内中当同样不乏借重胡适之名进行炒作之意。胡适决定撰文公开还击章士钊。在这篇俏皮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中,胡适将章士钊定位为“我手下这员降将”,为章士钊做结论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103) 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胡适成竹在胸、居高临下的姿态。

五、胡适与吴虞

当然,胡适的聪明和类似处世智慧绝不只是上面所及的几处,(104)一些先行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揭示,这里再就各著未及的胡适与吴虞关系进行一点补充。众所周知,吴虞之出名乃是得力于《新青年》上发表的诸多反孔文章,赴北大任职前,吴虞与在北京的胡适并无深交。1920 年初,当吴虞女儿吴桓 (辟畺) 得到同乡潘力山资助准备赴美留学时,需要京中 “有名望者” 充作保证人以保证学费 “不至中途断绝”,胡适(1920 年 2 月 18 日) 就为之撰写了一中、一英两份保证书,鼓励吴桓去美国学文学,并答应吴桓愿意写信到美国 “介绍他的先生和朋友,使桓到了的时候不至吃亏”,胡适同时借吴桓问候吴虞,表述“愿与大人通信,他非常佩服大人的”,此外,胡适还致信在美国的好友陈衡哲,“并他母校的先生等,请他们善待我”,还希望吴桓去拜会适在北京的杜威夫妇及其女儿。(105) 透过吴虞的记载,胡适希望同吴虞结交的主动性和热情度不难想见。故此,吴虞稍后 (3 月 21 日) 致信胡适表示感谢:“伏处西陲,钦仰高风久矣。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106)不过胡适对吴虞的这封来信并没有立即回复,仅托人在北京法政大学任教的吴虞堂弟吴君毅转告吴虞收到此信,迟至 9 月初因吴桓与胡适友人潘力山结婚事出现风波才致信吴虞为两人进行解释。(107)

1921 年 5 月中旬吴虞应北京大学之聘到北京后,他率先拜访了胡适,这次会面,吴虞在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据其称双方从北大人事到学术,谈得很愉快,“谈极久”,面对初来乍到又赠送其一部亟需《费氏遗书》的吴虞,胡适在谈话中多有臧否北大同人之处,当吴虞问及胡适如何为学生讲国文时,兴高采烈中的胡适即言:“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总不足,捣乱总有余。”胡适对吴虞讲的这些话可谓交浅言深,颇能显示他少年得志与率性的一面。在谈话中胡适还向吴虞 “申明”,“向不回看朋友”——此表态显然可见胡适之细心。(108) 吴虞当日日记中对于胡适的评价是:“其思想活泼,殆少其匹。”(109)不过有心的吴虞随后也记下了另外一位朋友 “文范卿” 对胡适的评价:“目适之为市井学者,以其善识时投机也。”(110)

其实,胡适对学养和经济能力均不足的吴虞女儿留学一事的支持 (吴桓未去美国前即表示“往美后不再呼吸中国恶空气”,(111) 船赴美国途中即与有妇之夫的潘力山同居,上岸入境两人即于旧金山领事馆举行了正式婚礼,消息传到北京和成都后,引起风波。而吴到美国后英文能力不够,求学不成,加以资财不足遂回国,又与吴虞关系闹僵,后也同潘力山离婚,成为小报的消费对象),并非其本心所愿,因为胡适内心是反对一般人出洋留学的,大概是他考虑到出洋留学花费巨大,一般人支付不起,且留学效果不一定好的缘故。(112)如此前胡适对来自湖南的崇拜者青年知识分子舒新城询问留学时的答复。1919 年 10 月 29 日,甫从教会学校福湘离职的舒新城打算赴胡适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致信胡适请其指教:

我现在筹得有千块钱,想明年暑假赴美国去学教育。预算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但是那里的费用太大,不晓得有别的相当的学校吗?先生在美国多年,对于那边的情形很熟悉,请代为商量决定。(113)

胡适给舒新城的复信已不可见,据舒新城自谓是胡适 “不主张我到外国做半工半读的留学,劝我努力自修”。(114) 面对另外一个湖南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关于出国留学意义的问询时,胡适亦以自己之前《非留学篇》文章中的看法,认可毛泽东没有必要出洋留学的意见。(115)另外据胡适日记记载,吴淞要塞司令邓镜寰曾与胡适谈起他想出洋留学法国事,胡适劝他不必出洋,“但以留学经费的一小部分买书,每日定一课程读书,远胜于到外国上课了”。(116)胡适这里还认为如果每年能购买五百元的书好好读,三年读一千五百元的好书,“远胜于留学三年了”。互相对比,胡适老于世故、随机应变的一面可见一斑。

六、结语

1923 年底,年轻的学者支伟成 (1899-1929) 致信正在倡导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已经将胡适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与章太炎、梁启超并列了:“方今海内学者,端推先生及章、梁为大师。”(117)之所以有如此认知,原因之一即支伟成之前同样误会胡适有家传汉学素养:“先生为汉学世家,故以考证训诂校勘为非难……”(118)毫无疑问,胡适从时人这个错误的认知中获益良多,一如他 1923 年 3 月 12 日在致美国女友韦莲司信中的自夸:

在我推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从小所受古典的教育。那些攻击我的保守学者,由于我在中国文学和哲学上的研究,已经渐渐的归向我们的营垒。(119)

直到 1925 年底,在答复日本人桥川醉轩关于其出身的求证信中,胡适才去主动纠正众人对胡适朴学世家出身的错误认知:“说我是胡培翚之曾孙,此是近人的误说。我和胡培翚先生不是一家人,虽同县同姓,而没有血族上的戚谊……”(120)有趣的是,恰在此前,胡适应已收到绩溪三胡后人胡晋接的求助信,他希望胡适帮忙将其先人胡秉虔的遗著从吴承仕 (检斋) 处购回。(121)胡适给桥川的答复很可能是受到了胡晋接来信的影响,即便如此,胡适将致桥川信公开发表要到 1927 年了,此时胡适的名望早已如日中天。

抑有进者,为了强化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和自己的领导地位,也为了回应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足智多谋的胡适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不断撰写和追忆新文化运动史或白话文文学史、国语运动史、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之类的文本,以及诸多自传式、总结式的书写和看似客观的批评性文字或回应文章、有关讲演,为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运动进行历史定位,也为竞争对手如章太炎、梁启超、章士钊、林纾等人与批评者 “学衡派”、国民党等力量进行定位,借此塑造和强化了自己与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的先见之明与贡献,由此也遮蔽了胡适自己当初自信不足的事实,正当化了其自身早具有先见之明的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形象,进而促成了胡适的偶像化。故此,当日他才会有在信中向女友韦莲司自夸他成为“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 之一时的自满与矫情:“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功,我似乎是一觉醒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122)

需要指出的是,自从回国之后,胡适就不断遭到各种批评攻击。如《新青年》的一些读者及林纾等人批评他倡导白话文。在美国,一些留美学生讥讽胡适博士论文口述没有通过却以博士自居,为此好友朱经农还两次致信胡适要其辟谣并出版博士论文作为证明 (这也说明胡适将自己未获博士学位一事也一直瞒着好友朱经农)。(123) 至于吴宓主持的《民心周报》和《学衡》两个杂志及章太炎主持的《华国》杂志,更是不断批评新文化运动和胡适。之后胡适因去见废帝溥仪、反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及参加善后会议,又一度遭到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严厉抨击,至于其他各种各样对胡适的批评、责难更是不胜枚举。如胡适自谓: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124)

可以看出,胡适之所以不断遭到批评,跟其极力倡导白话文与选择特立独行密切相连,更同其后来万众瞩目的偶像地位有紧密关系。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只是这些责骂的言论非但没有摧毁胡适的学界祭酒地位和偶像形象,反而表明了在时人眼中胡适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提升了其人气与关注度,凸显了胡适在当时学术界、思想界的炙手可热程度。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胡适偶像地位的形成亦同其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针对和衬托密不可分。就像 1927 年 4 月 10 日胡适在致女友韦莲司信中显示出的自负和自信:

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对手的社会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 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祟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125)

最能展现胡适这种骄傲心态的还是稍后新月书店为胡适《国语文学史》一书所做的广告词第一句:“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126)这样一句话,将胡适在当时 “学术江湖” 中的地位与霸气彰显无疑。

总言之,胡适之所以 “暴得大名”,固然是建立在他自身的学养和能力(或者说天分与聪明) 乃至他所处的北京大学位置基础上,但也同社会提供的外部条件特别是 “五四” 运动后新文化流行的大氛围密切相关。这其中,少年老成的胡适有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尤其是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且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乐于提携如顾颉刚这样的后进,甚至不惜借重为陈独秀、钱玄同等不喜欢的宋春舫、张豂子等人,“转为吾辈所用”,(127) 努力拓展人脉和扩大声望,这皆有助于有学有术的他迅速为人们接受。

有必要提醒的是,上文虽然较多谈及了胡适世故、聪明与好名、“善假于物”等所谓 “不老实” 的一面,但我们仍不能率而视胡适为一个 “全用权数之奸雄”,或者认为胡适单纯就是依靠这些能力和手段就出人头地了。根本上,胡适仍是一个外圆内方有真性情的人物,且非常“爱惜羽毛”,喜欢不断反省、自我完善,控制自己不向“冷血” 和“奸雄”那一面发展。如其在美留学时的反躬自省:

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 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数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 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128)

看得出,胡适非常注意提高自我修养和抑制自己的 “率性”,努力朝着“国人导师” 和“圣人”那一面进化:“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129)同样,胡适也深刻意识到 “暴得大名的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现出正直、谦和、理性等“作圣” 的一面,(130)而其公心、热心、细致、“硬骨头”与反省意识、批判精神也均为不少时人激赏,朋友谑称其为 “胡圣人”,实是其来有自。即便胡适偶有偏激、失言、自负和自满之处,也有傅斯年(131)、丁文江(132) 这样一帮诤友、同道在帮助、劝说和提醒他。这均有助于胡适迅速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偶像变为之后引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要角。

与胡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成就大名的其他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即顾颉刚所谓的北大诸 “新文化运动大家”,在五四之后 “真实做事情的”,除了蔡元培与胡适之外,几无他人,“大家看了虚名的可以招致外边的信仰,大家努力造名望:自己职务上的事情不做,专做文章去发表。所以北大在名望上很高,而里边的事务就腐败极了”。进而顾颉刚认为:“倘若现在不是新文化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恐怕现在的所谓新文化大家也要百方谋做皇帝的幸臣,很能够侍候颜色,狐媚巧佞了。”(133)

一言以蔽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既是胡适自身刻意营造与表演的结果,也是其同侪衬托与论敌批评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受众 (尤其是青年学生) 追捧造星的结果。而受众对胡适形象塑造工程的积极参与,更是格外有意义,正是他们才使得北京大学的胡适教授真正成为此后大家争相攀附的对象“我的朋友胡适之”。

注释:

①汪孟邹:《致胡适 (1919 年 4 月 2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40 页。

②舒新城:《舒新城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 136 页。该自述实即舒新城 1945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回忆录《我和教育》一书。

③钟敬文:《“五四”——我的启蒙老师》,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54 页。

④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 132 页。

⑤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 137 页。

⑥宫廷璋:《湖南近年来新文化运动》,原载 1925 年 9 月《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转见李永春编:《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第 1 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1 页。

⑦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上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3 页。

⑧参见顾颉刚 1919 年 1 月 14 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7 年,第 66 页。

⑨据时人言,五四运动后,几乎每份新思潮刊物,其销量大多在千份以上,“我国自去年来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一日千里,各种杂志周刊,出者日多,购者亦日众。差不多无论何种新杂志,他的销路,总在千份以上”。颍水:《文化运动与辞典》,《时事新报》1920 年 5 月 20 日,第 4 张第 2 版。

⑩参见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 2 卷第 4 号 (1920 年 5 月),第 848 页。

(11) 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487 页。

(12) 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22 年,第 185 页。

(13) 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第 184 页。

(14) 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 135 页。

(15) 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 (1920 年 1 月 29 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9-210 页。

(16)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39 页。

(17) 胡适 1928 年 5 月 4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65 页。

(18)参见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周月峰:《五四后 “新文化运动” 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19) 铁民:《致胡适 (1922 年 2 月 17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41 页。

(20)《记章行严先生演词 (1922 年 10 月 21 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4 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年,第 153 页注释。

(21) 胡适:《提高与普及 (1920 年 9 月 17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66-70 页。

(22)胡适当年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即已有 “好名” 之名,为此屡屡出头与学校当局较真。为此其二哥特意写信规劝他:“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信中并劝胡适:“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胡适丙午年四月廿五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32 页。

(23)有关情况可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上篇,第 270-279 页。对此评选的研究还可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 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24) 吴虞 1914 年 6 月 21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34 页。初入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得知文科聘请的教师名单中有教逻辑兼图书馆主任的章士钊后,即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是中尤以章行严先生最为惬心餍望,非震其名也,闻上课而外尚有特别研究。” 参见顾颉刚:《致叶圣陶 (1917 年 12 月 17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2-23 页。

(25) 胡适 1919 年在接受采访时曾高度评价章士钊一派的文章风格及影响,视其为梁启超新民体的接续者:“章行严做‘文言的文章’的本领,实在不小,因为他的文章,能达极繁密的思想,能把思想一层一层的剥进…… 因为有了章派的文体,很能达极繁密的思想。” 但胡适这里表扬章士钊的意图在于为接下来自己倡导白话文运动做铺垫,“因为章派的文章不是人人能做的。就是能做的人,做一篇文章,也要费很大的气力。再就看的人方面讲,要看得很明白,也不容易。有了这两种困难,所以章派的文章,还是不适用。章派的文章,既不适用,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倡白话文学了。” 真心:《关于新文学的两个问答》,长沙《大公报》1920 年 1 月 16 日,第 7 版。

(26) 参见顾颉刚:《致叶圣陶 (1917 年 12 月 17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第 28 页。

(27) 参见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闻记》,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 491 页。

(28) 以上引文皆见《胡适致许怡荪函 (39)(1916 年 1 月 25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5 页。

(29)《胡适致许怡荪函 (40)(1916 年 4 月 7 日)》、《许怡荪致胡适函(21)(1916 年 5 月 17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 58、139 页。胡适之前在日记中也认为《诸子学略说》一文“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 参见胡适留学日记 1914 年 9 月 11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511 页。较之胡适,深受家庭苦趣而反孔的吴虞稍早时读到章太炎此文却非常佩服,“攻孔子处尤佳”,后来吴虞甚至将此文翻刻五百份发卖。参见吴虞日记 1912 年 1 月 7 日、2 月 12 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第 23、28 页。

(30)《胡适致许怡荪函 (44)(1916 年 7 月 17 日)》,梁勤峰、杨小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 64 页。

(31) 参见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244-251 页。

(32)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 年,第 525-547 页。

(33) 参见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1918 年 8 月 3 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8 页。

(34) 熊克武:《致胡适 (1919 年 9 月 10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71 页。

(35)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1919 年 3 月 18 日)》,《蔡元培全集》第 3 卷,第 271 页。

(36) 参见吴虞 1919 年 8 月 20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480 页。

(37) 胡适该文后来被收入《胡适文存》,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363-390 页。

(38) 参见金毓黼 1920 年 12 月 2 日日记,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 1 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 年,第 166 页。

(39)《记章行严先生演词 (1922 年 10 月 21 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4 册,第 155 页。

(40) 据舒新城回忆说,从清末教育界开始,中国社会对欧美留学生的尊重程度已经超过留日学生,“所谓西洋一品、东洋二品、中国三品。” 参见舒新城:《舒新城自述》,第 82 页。

(41) 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44 页。

(42) 于鹤年:《致胡适 (19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67 页。

(43) 胡适:《答汪懋祖 (1918 年 7 月 15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02 页。

(44) 胡适:《致钱玄同 (约 1919 年 7-8 月间)》,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38 页。

(45) 参见金毓黼 1920 年 11 月 15 日日记,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 1 册,第 155 页。

(46) 胡适这种做法当时即遭到好友钱玄同的反对,钱玄同曾直接致信胡适表达他对胡适这种折中调和立场的不满:“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致胡适 (1919 年 2 月)》,《钱玄同文集》第 6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4 页。钱氏此信系年有误,当系钱玄同 1918 年 9-10 月间写给胡适的,胡适对钱玄同的这个批评并不认可。关于胡适对此信的答复,参见胡适:《致钱玄同 (1918 年夏)》,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25-226 页。

(47) 张黄:《致胡适 (1919 年 5 月 2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49 页。

(48)《章太炎与胡适函 (1919 年 3 月 27 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859 页。关于胡适与章太炎关系,可参见赵家铭:《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唐德刚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长沙:岳麓书社,2015 年,第 191-199 页。

(49) 参见胡适:《再版自序》,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5 卷,第 196 页。

(50)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暗批胡适不懂西洋学术精华,只知拿杜威学说来招摇,所输入中国者为被西洋视为糟粕之文化,“其于西洋之文明之学问殊未深究,但取一时一家之说以相号召,既不免舛误迷离,而尤不足当新之名也”。实际上,据江勇振教授的研究,杜威访华前,胡适对杜威学说所知非常有限,只是选择性利用,还有许多误解,其博士论文中更有一些与杜威观点相抵触的内容。胡适真正对杜威思想熟悉则是在 1919 年 5 月杜威来华访问后,为了要陪同其演讲做翻译工作,胡适才好好阅读熟悉了杜威著作,但因其之前经常拿杜威充门面,以杜威真传弟子自居,才使得包括吴宓在内的时人与后人误会,化约了胡适思想与杜威关系的复杂性。参见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该文原刊 1921 年春季号《留美学生季报》,节录于《学衡》1922 年第 4 期,引文在第 4 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年,第 276-348 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上篇,第 115-189 页。

(51)《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 (1916 年 9 月 1 日),第 5-6 页。

(52)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 年,第 37 册,第 261 页。

(53) 参见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50-155 页。

(54) 参见毛泽东:《反对同意 (1920 年 10 月 10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部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年,第 533 页。

(55) 徐望之:《致胡适 (1922 年 8 月 15 日)》,收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61 页。

(56) 参见章士钊:《致胡适函 (1920 年 11 月 24 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4 册,第 135 页。

(57) 章士钊 (行严):《评新文化运动》,原连载于:《新闻报》1923 年 8 月 21 日,第 1 张第 3 版;《新闻报》8 月 22 日,第 1 张第 4 版;引文在 8 月 21 日号。该文又见《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9 号 (1925 年 9 月 12 日),第 4-11 页,引文在第 7 页。该文也被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4 册,第 210-218 页。参见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2 卷,第 73-78 页。

(58) 参见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1-2 版。该文被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1 卷,第 176-181 页。

(59) 戴传贤:《致胡适 (1919 年 7 月 2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62 页。

(60) 廖仲恺:《致胡适 (1919 年 5 月 2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64 页。

(61) 参见胡适:《评〈孙文学说〉》,《每周评论》1919 年 7 月 20 日,第 3 版。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1 卷,第 187-190 页。

(62) 廖仲恺:《致胡适 (1919 年 8 月 2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66-67 页。

(63) 戴传贤、沈定一:《致胡适 (1919 年 9 月 22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66-67 页。

(64)《星期评论》纪念号 (1919 年 10 月 10 日),第 5 张,第 1-4 页。胡适该文被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 卷,第 158-178 页。

(65) 廖仲恺:《致胡适 (191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74 页。

(66)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可参见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 (1914-1924)》,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第 24-361 页。

(67) 有关这一时期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其演变情况,可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下篇,第 374-400 页;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三部《为学论政 (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 年,第 53-84、117-198 页。

(68) 邓家彦:《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79 页。

(69) 胡适:《致陈独秀 (稿)》,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87-288 页。

(70)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上篇,第 208 页。

(71) 参见胡适 1922 年 5 月 14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624 页;《我们的政治主张》,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422-426 页。有意思的是,1923 年 6 月底,赵恒惕也曾发电邀请并加派专人到杭州迎接正在此处度假的胡适去长沙演讲,胡适以病婉辞 (确实是无法赴约)。参见胡适:《山中杂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98-99 页。

(72) 参见陈衡哲:《致胡适 (1924 年 4 月 1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244-245 页。

(73) 有关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和影响,可参见周月峰:《另外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诸人的文化努力与五四思想界》,《“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5 期 (2019 年 9 月),第 49-89 页。

(74) 参见胡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 卷,第 156-170 页。关于梁启超和胡适的关系,可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唐德刚等著:《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第 114-152 页;夏晓虹:《政治与学术:阅读梁启超》,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 年,第 135-229 页。

(75) 参见胡适 1922 年 3 月 5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529-531 页。

(76) 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 (1925 年 8 月 1 日)》,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 5 卷,第 86 页。

(77) 李肖聃:《与梁任公书》,喻岳衡校点:《李肖聃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465 页。

(78) 李肖聃:《星庐笔记 · 自序》,《李肖聃集》,第 489 页。

(79)顾颉刚日后回忆 1920 年代后北大校内的浙系 (留学日法德派) 与皖系 (留学英美派) 之争时,曾分析其原因即:“五四运动后,胡适以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参见顾颉刚日记 1973 年 7 月 11 日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第 836 页。

(80) 参见金毓黼 1920 年 11 月 24 日日记,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第 1 册,第 160 页。

(81) 像顾颉刚一直对商务印书馆不重视学问的急功近利主义做法非常不满,且曾一度产生 “恶感”,居然致信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抱怨 “商务印书馆是充满着商业气味,与学问格不相人”。顾颉刚:《致朱经农 (1923 年 6 月 3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2 卷,第 134-135 页。

(82) 参见张元济 1917 年 10 月 26 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6 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271 页。

(83) 据吴虞记载潘力山语,中华书局当时为梁启超开的稿费待遇为千字三十元,而四川学者谢无量的待遇仅为千字四元,谢无量因此不平而辞职。参见吴虞丁巳一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281 页。

(84) 参见张元济 1917 年 12 月 3 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6 卷《日记》,第 287 页。

(85) 参见张元济 1918 年 2 月 2 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6 卷《日记》,第 323 页。

(86) 参见张元济 1919 年 4 月 8 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7 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50 页。据胡适 1921 年 7-8 月间所作调查,为商务印书馆最重要机构的编译所有成员一百六七十人,其中一百零八人月薪在五十元以下,百元以上的也才三十七人,而月薪为二百五十元以上者仅三人。参见胡适:《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519 页。

(87) 参见张元济 1920 年 3 月 8 日日记。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7 卷《日记》,第 192 页。

(88)参见张元济 1920 年 3 月 13 日。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7 卷《日记》,第 194 页。稍后 (1920 年 4 月 10 日) 张元济致信梁启超表示商务愿意再追加二万元支持梁启超试办。参见张元济致梁启超函,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3 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221 页。

(89) 胡适 1921 年 7 月 18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367 页。

(90) 胡适 1921 年 4 月 27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218 页。

(91) 胡适 1921 年 8 月 13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416 页。

(92) 参见胡适:《商务印书馆考察报告》,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0 卷,第 519 页。

(93) 胡适 1921 年 9 月 6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446 页;胡适:《高梦旦先生小传》,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9 卷,第 666-669 页。关于胡适此次考察商务印书馆的情况,还可参见柳和城:《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97-122 页。

(94) 参见张元济:《致胡适 (1923 年 9 月 8 日)》,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 2 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537 页。

(95) 参见胡适 1923 年 10 月 17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73 页;胡适:《致高一涵 (1924 年 9 月 8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379-381 页。

(96) 胡适:《致周作人 (1921 年 8 月 30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325 页。

(97) 参见朱经农:《致胡适 (1924 年 11 月 30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280 页。

(98) 胡适:《致高一涵 (1924 年 9 月 8 日)》、《致〈晨报〉副刊 (1924 年 9 月 9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379-384 页。

(99)1936 年,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著名文字学学者杨树达个人论文集《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打算请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被拒绝,“托辞不肯印行”,杨树达 “不得已”,“托北京大学某君言之”,此处的某君即杨树达内心对之颇为不满的胡适,杨书在胡适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才 “允许出版”。参见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 · 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14 页。

(100) 胡适 1923 年 9 月 27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54-55 页。

(101) 胡适 1923 年 10 月 8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65 页。

(102) 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0 卷,第 127 页。

(103) 参见胡适:《“老章又反叛了!”(1925 年 8 月 27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2 卷,第 73-78 页。

(104)顾颉刚因时人将其与胡适比较认为他不够 “活络”,为此感叹:“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实在比不上胡先生。书此志愧。” 顾颉刚 1921 年 1 月 11 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第 87 页。

(105) 吴虞 1920 年 2 月 24 日、3 月 12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524-525、529 页。

(106) 吴虞来函,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8 册,第 330 页。该函又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87-88 页。

(107) 吴虞 1920 年 5 月 15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539 页;胡适:《致吴虞 (1920 年 9 月 3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11-112 页。

(108) 钱穆回忆 1930 年代在北京任教时,胡适之曾拜访过他一次:“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来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3 年,第 161 页。

(109) 吴虞 1921 年 5 月 13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599 页。胡适同日日记中也有吴虞来访一事的记录,但只记载了吴虞送其书和他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论。参见胡适 1921 年 5 月 13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247 页。

(110) 吴虞 1921 年 5 月 15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600 页。后来胡适好友杨杏佛也公开批评胡适喜欢 “投机”,讽刺他是 “随环境而变迁的”“万应如意油”。参见杨杏佛:《对教育家、思想家的针砭》,《民国日报》1930 年 4 月 24 日,第 1 张第 4 版。该文剪报也被胡适收入日记中,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634-636 页。关于胡适之善变,江勇振教授在研究中也有诸多揭示。

(111) 吴虞 1920 年 1 月 19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516 页。其实吴虞自己对其女儿吴桓也早有批评,认为吴桓 “浮华不实,羡慕虚荣,封己自是之气逼人,盖兼下流社会之卑陋与虚骄二派而有之者”。参见吴虞 1919 年 8 月 20 日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第 480 页。

(112)胡适 1929 年 5 月 12 日日记曾列举了去英美留学的花费:“出洋留学者,来往旅费须二千元,每年须二千元 (英美两国),三年须六千元,至少须八千元。” 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380 页。

(113)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7 册,第 265-266 页。

(114) 舒新城来函,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37 册,第 273 页。

(115) 参见毛泽东:《致周世钊信 (1920 年 3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部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 页。

(116) 胡适 1929 年 5 月 12 日日记。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31 卷,第 380 页。

(117)《支伟成致胡适 (1923 年 12 月 10 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上册,第 326 页。

(118)《支伟成致胡适 (1922 年 1 月 10 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第 321 页。

(119)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45 页。

(120)参见《胡适致桥川醉轩函 (1925 年 12 月 25 日)》,此信未被收入季羡林主编之《胡适全集》,转见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 2 册,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所,2018 年,第 22 页。

(121) 参见胡晋接:《致胡适 (1925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353 页。

(122)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 145 页。

(123) 参见朱经农:《致胡适 (1919 年 9 月 7 日、1920 年 8 月 9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67、110 页。

(124) 胡适:《致邵飘萍 (1925)》,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398-399 页。

(125) 胡适致韦莲司函,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 168 页。

(126) 转见胡适:《致钱玄同 (1927 年 8 月 11 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456 页。胡适在信中自谓此广告语非其所撰,但从胡适为人做派来看,该信中的表达有些不打自招,此广告出自其手可能性非常之大。

(127) 参见胡适:《致钱玄同 (约 1919 年 7-8 月间)》,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3 卷,第 238 页。

(128) 胡适 1914 年 6 月 8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330 页。

(129) 胡适 1915 年 5 月 28 日日记,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28 卷,第 148 页。

(130) 参见罗志田:《“率性” 与 “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42-262 页。

(131)初留学欧洲的傅斯年曾致信胡适,提醒其成名后的 “更极危险”,“不可不预防”:“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归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 傅斯年这里希望胡适 “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只满足于“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参见傅斯年:《致胡适(1920 年 8 月 20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 1 卷,台北:“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18 页。

(132)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文评论梁漱溟的著作,内中有 “荒谬”“不通” 等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表达,丁文江读到后即致信胡适进行提醒和劝告:“正式发表的东西,不可以有如此谩骂的口声。”参见丁文江:《致胡适(1923 年 4 月 2 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192 页。

(133) 参见顾颉刚:《致刘经庵 (1922 年 6 月 19 日)》,《顾颉刚书信集》第 2 卷,第 113-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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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听起来有点悲观,那我还看这么多书有什么用?直到我看到胡适说 “哪怕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顿时感觉有了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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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少有的被国共双方领导人指名道姓骂的中国人: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李德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胡必成:《评胡适的 “努力”》

“狭小妒忌”,“甚觉奇怪” 到 “猖狂”、“狂妄”,最后甚至骂胡适为 “胡说”、“狐仙”、“无赖”、“可耻”、“可耻之极”、“政客”、“无耻政客”、“反动派”、“反对革命之学者”、“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

——空一格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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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生平

“火车路线在尼格拉出境后,又由犹龙口(Port Huron)入美国境。十八日晨到‘门关’(Portal,N.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从此去美国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离合聚散,来踪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这是 1917 年 6 月 17 日胡适在日记里写下的话,这是他留学结束离开美国的前一夜。七年留美生涯是胡适人生的最大转折。从此胡适由一个旧中国的旧民一跃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胡适在归国一月的路途中都在想象着什么。从纽约出发,抵达温哥华登船,漂洋过海途径横滨停靠,最后返回上海。背井离乡,学有所成的胡适在深夜的火车车厢里,轮船甲板上,也许无时无刻都不在想着回国后的计划,怎样施展他的才华,改变中国贫弱落后的境地。

1891 年,那还是光绪十七年,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出生一年后,随即与母亲等家人迁居台湾,追随在台任职的父亲。也许从那时起,胡适的一生终究被打上了漂泊的烙印。

清末的台湾还 “人迹罕至”,是人们不愿去的 “荒郊野岭”。年幼的胡适跟随家人在异乡度过了不曾察觉的童年。1895 年甲午战败,被迫割让台湾。胡适一家人先行避难回国。随后在厦门登陆仅一月的胡父病死途中。那一年胡适 3 岁零 8 个月。当父亲的死讯传到家乡时,胡适这样描述到:“母亲听见读信人读到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接下来的九年家乡生活里,我们应当可以想象胡适母子的日子其实过得并不舒服。胡母是胡适父亲续娶的第三任妻子。23 岁便守了寡。最重要的是胡适的大哥大姊都要比胡母的年纪要大,家里突然由一个年纪轻轻的后母来当家,她的地位自然可以想象,以后的生活里也免不了受到非议与苦楚。“母亲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以后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 所以母亲受了气,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终不敢哭出声来。

这九年里的家乡教育与学习,也是胡适文化之路的启蒙。从一个私塾辗转另一个私塾,胡适总是最勤快的,从《论语》到《幼学琼林》无一不被年幼的胡适收入囊中。喜欢阅读的天性在 9 岁时的一天,又为胡适打开了另一扇窗。这天他无意中闯入了四叔堆砌旧书的卧室,发现了在当时还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水浒传》的残本,饶有兴趣的读了起来。从此之后,胡适才知道在这世上除了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之外,还有这样有趣的文本。以至于他后来穷尽身边的亲朋借阅能见到的任何小说。从《红楼梦》到《儒林外史》这些白话文小说也被胡适喜爱备至。也许那时的胡适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他会发动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他倡导的白话文改良。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命运在那一刻已经青睐了年幼的胡适,使他比一般人更早的接触到了改变的曙光。

1904 年春天,胡适的三哥肺病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需要到上海就医。这一年胡适 12 岁,去外面看世界的机会就这样眷顾了胡适,跟随三哥来到了上海,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上海的六年中,胡适接触了新学,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和思维。当时的上海已经开埠几十年,各国商人在上海经商定居者不在少数,西方思想的冲击自然是不言而喻。加之晚清社会动荡,各种思潮相互交织,革命与改良之道都呼之欲出。上海作为经济和文化的活动中心,免不了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恰巧胡适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不自觉的卷入了开民智、做新民的浪潮之中。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到:“有一日,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军》,然后在班里传看。但借来的书是要换的,于是到了晚上,大家就偷偷点起蜡烛,轮流传抄了一本手写的《革命军》。” 这样的事例足可以说明当时的文化环境带给这些上新学学生的冲击。清末的文化舞台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人当属梁启超和严复。梁任公通过自己开设报刊传播其学说,发表极具煽动力的文章,在当时极大的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思想启蒙。其中他的《新民说》更是流传甚广,似乎成了做新民的唯一标准。在那样一个处在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的时代里,胡适自然和大多数人一样,深受梁任公的影响。民族革新的种子已经在少年胡适的心里开始萌发,并且茁壮成长。严复译本的《天演论》同样第一次为中国人打开了思想的大门,在遭遇近代屡次与列强的战役失败之后,开天辟地的提出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的思想,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莫大的冲击。救亡革新的文化心态在社会广为传播,以至于胡适名字中的 “适” 字也来源于《天演论》中的适者生存。

进入中国公学就读以后,胡适结识了很多当时的革命党人,他们到处散播革命言论,剪辫子,办报纸,大肆鼓吹革命。这些行为与言论对少年胡适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使他认清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中的落后地位以及亟待改变的现状。也许是年少害怕,也许是天性使然,胡适最终并没有参加激进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改良之路,也成为后来他一生的缩影。1906 年胡适加入了朋友筹办的《竞业旬报》担任编辑一职。胡适在这里发表评论,撰写小说。为他的思想发展和白话文的练习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的三年中,中国公学闹 **,部分老师与学生 ** 另立门户,称中国新公学。胡适一边在《竞业旬报》做编辑工作,一边受朋友之邀在新公学教书。当时新公学刚刚成立,经费不足,才使胡适这样的半吊子老师有机会初试牛刀。十年之后归国的胡博士任职北大教授的时候,也应该会偶尔想起自己初为人师的那段岁月。1909 年,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相继解散。《竞业旬报》停刊。年轻的胡适理想受挫,再加上家中在上海的生意落败。一时之间失去了人生目标,整日忧愁烦闷,漂泊在上海,开始为糊口而奔波。

后来就发生了著名的,胡适因为和朋友吃花酒,大醉伶仃。在午夜街头与巡捕打架被抓。这个事件被胡适后来不断称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如果没有那次过格的事件,胡适可能会一直堕落下去,万不能达到他后来的人生成就和高度。这一年是 1910 年,胡适 19 岁。从巡捕房出来后迫使胡适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道路,幸得友人许怡荪指点,劝他考虑参加清华的庚款留美考试,还帮他筹集北上的路费。这一次的人生逆转来的恰到好处,犹如当头棒喝般的敲醒了昏昏欲睡中的胡适。此后闭关读书,不久北上参加留美考试。人生很多最重要的转折总是发生在不经意间,留美学习的机会就这样眷顾了他。年轻的胡适终于不再虚度时光,准备启程前往异国他乡。

1910 年 8 月 16 日,胡适由上海上船前往未知的国度。9 月初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学。在农学院攻读三个学期后,胡适越发觉得哲学和文学才是自己的最爱,兴趣使然的情况下,又决定转系,入文学院。这个抉择也是在偶然之间发生的,却又决定了胡适之后的一生所属。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胡适最终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1915 年胡适完成康奈尔大学的学业,继续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这个此后一生共有 35 个博士头衔的胡博士开始为人们所熟知。1916 年初,胡适开始与友人梅光迪,陈独秀,任鸿隽等人来往书信,讨论文学变革的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和新文学思想的逐步成熟,胡适于 1916 年底写成了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次年 1 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2 卷 5 期上。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随后陈独秀以一篇《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紧接着鲁迅创作出了《狂人日记》。文学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的几年间,新文学在与旧文学的对峙中,屡屡占得上风。白话文被推广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使用白话文创作新文学。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法令,规定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至此白话文运动大获全胜。

白话文的普及对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近代中国无数青年人的心智,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救国之道。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说胡适就是这个运动的播种者一点也不为过。从此胡适的名字被国人所熟知,从乡村里的读书郎到享誉中国的文化领袖,经历的漫长岁月谁能懂。只留下 1917 年留美回国之际,在日记中写道: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那一年,胡适 26 岁。

PART 2 学术研究

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因提倡新文化运动而一举成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功不可没,始终扮演着文化播种者的角色。他在境外一生共获得 35 个博士头衔,这样的荣誉纵观世界名人学者,达到者也寥寥可数。胡适研究作为对中国新文学开端研究的缩影,历来被广大学者所重视。各种传记评论多如牛毛,本文旨在勾勒出胡适研究的轨迹,能为后来的研究者以清晰的思路,能够更好的投入胡适研究。

从胡适提倡和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始,关于他的评论就已经开始出现。最早于 1916 年 10 月,陈独秀在评论胡适关于文学的主张 “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可以看作是评论胡适的初音。随后钱玄同在 1918 年,所作的《〈尝试集〉序》里,正式发表了评论胡适白话诗的文章。他从白话与诗中含义的关系方面,赞赏《尝试集》能够通过新的语言工具表达出准确的思想与情感。蔡元培 1918 年 8 月,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的序言里,推崇胡适既治“汉学” 又兼治西洋哲学史这种中西贯通的治学方略,给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接着的两年中,梁启超和缪凤鳞分别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因此也产生了很多讨论,其中不乏肯定之音。以后的文字多针对胡适在思想与哲学著作方面的批评,直到朱自清在 1935 年 8 月写给《中国新文学大系 · 诗集》的 “导言” 中,才涉及对胡适的文学思想作比较详尽的批评与研究。

胡适本人于 1930 年开始动笔的《四十自述》应该算是最早的胡适生平传记,到 1933 年 6 月写成 6 章,并陆续连载于《新月》杂志上,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集结出版。本书从胡适家世开始起笔,写到童年时期胡适的家乡教育,及后来赴上海时期至赴美留学前(1891—1910)的一段生活,大体上真实的还原了历史事实。而他人为胡适作传最早则是 1941 年 12 月胡不归的《胡适传》,算的上是真正意义的第一本胡适传记。胡适 1943 年 10 月在纽约任职时,收到《胡适传》作为他 50 岁生日的礼物,觉得作者诚意可嘉,但同时也认为此传有颇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故曾写长信与作者讨论诸问题。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至 50 年代初期,国共两党矛盾日益激化,内战一触即发。随后经过三年战争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胡适因为拥护国民党政权而流亡美国,大陆对胡适的研究也多因为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暂停,取而代之的是历次的政治批判。胡适所持的反共立场也因此成为批判的核心问题,有关批判的文章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造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这些文章后经北京三联书店汇编成《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集出版,共计八大册 200 余万字之多,仅供批判使用。该文集几乎都是对胡适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批判的领域延伸到文学、哲学、教育、文字语言学、史学等各个方面,只要是胡适的学术观点就完全错误,并斥责胡适为 “卖国贼”“反动文人”“反革命” 等。从此胡适在大陆的形象被定格为“反动派”,关于他的所有著作和研究被禁,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思想开始渗入学界,恰逢五四运动 60 周年纪念,随即出现了大批重新评价胡适的专著与文集。首先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是第一部系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的书。书中对胡适的生平活动有扼要而有系统地记述;对其政治态度、思想主张,以及学术与教育等方面的贡献,都做了全面地揭示和辨证地分析。此书的出版,曾受到海内外极其广泛的关注,对推动胡适研究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有沈寂的《胡适的政论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见究竟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和作用。进入 90 年代,许多年轻后进学者开始进入胡适研究领域值得给以密切的关注,他们带来全新的学术空气的同时,以区别于以往传统的视野和角度切入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如王鉴平、杨国荣的《胡适与中西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沈卫威的《文化 · 心态 · 人格——认识胡适》(均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宋剑华的《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闻继宁的《胡适之的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等。整个 90 年代是 “重评胡适” 的文章发表最为活跃的时段,这个时期打破了以往对胡适全盘否定的固有模式,开始逐渐理性和客观的分析胡适其人其思想。研究领域也延伸至有关于胡适的各个方面,一时间对胡适的 “拨乱反正” 成为学界主流。新近学者们的理论视野广博,识见丰富,富有前辈学者所难得的锐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公正评价了胡适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的贡献,以及其自身在历史中的局限性。这些著作大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后来的胡适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胡适传记的写作和生平资料的整理也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石原皋所著的《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是传记写作方面比较早和比较有成绩的作品。全书通过作者自幼对胡适及其家庭亲人的了解,着重从胡适家族生活方面入手,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胡适。使读者更能与历史人物亲近对话,而不再感到陌生与遥不可及。易竹贤的《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以史家之思、作家之笔为胡适立传,使读者对胡适的一生有深入的了解,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白吉庵所著的《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后经修改扩充,由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再版),以乱世英雄胡适的角度,刻画出中国近代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才辈出的境况,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沈卫威的《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纪实的手法,向读者全面介绍了胡适先生的渊博学识及高尚人品,颇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耿云志编的《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作者大量参考了胡适本人的著述和已刊未刊日记、信电、手稿。通过对胡适周边友人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记录胡适与朋友和社会的关系。重塑一个思想有自由,政治有坚持,文化有信仰的真实学者。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作者声称本书要做的是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在 1891-1929 年间饱受争议的胡适。沈寂的《时代碣鉴》(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文学,政治和婚恋三个方面全方位剖析胡适,加以前人的研究基础,得出自己对胡适思想全貌的概括。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从胡适入门弟子的角度,真切细致地记述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邵建的《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和《胡适的前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的出版,也标志着对胡适研究进入多样性的时代特征。

另外翻译外国关于胡适研究的作品也时有出版,美国的格里德(J.B.Grieder)著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文章叙述从 1917 年到 1937 年抗战前夕的中国社会,从这 20 年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与改良的角度,描写与分析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及其活动。说明在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频发的年代里,中国该怎样建设和实现现代化的诉求与手段。周明之著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本书以胡适为中心,分析现代知识分子在晚清和民国以来的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海外学者余英时的《重寻胡适经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本书以《胡适日记》为蓝本,从中寻找胡适在人生各个阶段对中国现代进程的看法与思考。试图从与胡适交往密切的友人口中,重新发现一个不同的胡适。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 1989 年版)和《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周质平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台湾学者李敖的《胡适评传》(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和《胡适研究》(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6 年版),从时代与个人结合的角度,还原了特定时代中的特定人物胡适。江勇振出版的《星星、月亮、太阳》(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从胡适的情感世界入手,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以及他著的《舍我其谁:胡适》系列丛书也在陆续出版中。其中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和第二部《日正当中 1917-1927》(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已分别出版,试图打破以往学者跟着胡适走的状况,跳出胡适为自己设定的历史位置与形象,用大量详实可靠的证据,分析过去胡适研究中的许多误区,实属难得之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大陆的学者以有益的启迪。关于胡适的研究大陆与海外学者都还在继续挖掘,希望日后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文集出版。同时也希望胡适这座文化宝库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参考文献:

[1] 胡适. 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J]. 新青年,1919(5)

[2] 胡适.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 [N]. 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5)

[3] 胡适. 胡适书信集 [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 李泽厚. 胡适 · 陈独秀 · 鲁迅 [J]. 福建论坛,1987(2)

[5] 耿云志. 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1)

PS: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切不可以今人之眼光,价值观等去评价。任何人都很难超越他所在的时代。

知乎用户 两针见血​ 发表

说一套,做一套,原来你是这样的胡适之

他是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他是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还是 “民国十大才子”、“民国第一红娘”。

他曾是无数青年追捧的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也曾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人,他就是 “民国第一风云人物” 胡适之

晚年胡适

胡适的父母是典型的老夫少妻,而且身份地位悬殊。

父亲胡传可以说是一个高官。胡传在两任妻子相继过世后,因工作调动频繁,担心给不了家人稳定的生活,十多年一直未娶。直到任江苏知府后,胡传托人求亲,要求只有一个:一定要讨一个庄稼人家的女儿。

这个庄稼人家的女儿就是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当时只有十七岁,胡传四十七岁。他们的婚后生活非常幸福,做大官的丈夫亲手写了红纸方字做教材,每日在百忙之中教妻子认字。两年后,也就是 1891 年,胡适出生。

父亲自然成为胡适的第一任教师,母亲便是助教,儿子学新字,母亲是复习。父亲忙时,母亲就是代理教师。胡适念的第一部书和第二部书也都是父亲编的,叫做《学为人诗》和《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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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诗》开头即说:**为人之道 ,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 学为人,以期为圣。**可惜在胡适三岁多的时候,父亲病死。父亲手写的一千多个楷字,胡适母亲终身保存着,成为一家人最神圣的纪念。

胡传给妻子的遗嘱是:**穈儿(胡适的原名)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虽然胡传和妻儿相处时间短暂,但是对这对母子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庄稼人家的女儿,颇有远见,别人的孩子每年只给先生两块钱, 她第一年就给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加到十二块。

**她叮嘱先生为儿子 “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因为已经有了近千个字打底,加上老师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自然用心讲解,所以胡适自小读书并不像其他孩子觉得很苦,自然也就成为最聪明的那一个,五岁时已经被父老乡亲称呼“先生” 了。

被父亲称为 “天资颇聪明” 的胡适,换了四个学校却没拿到毕业证。

1904 年,十三岁不到的胡适进了上海梅溪学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没写过文章,被编在最低的一级。

一个月后的一天,上课的书里有一段话,前面是 “传曰” 二字,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等他讲完后,胡适拿着书,走到讲台上,低声对他说:这个 “传曰” 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脸红了,问 “你读过《易经》?还读过别的书吗?”,然后还出了个题目,看了对胡适说:“你跟我来。” 直到坐到另一个课堂上,胡适才发现自己一天之中升了四级,居然成第二班的学生了。

几个月后,胡适升到一班,学校准备派他和另外三个出色的学生参加政府考试。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舆论和民众都同情日本,痛恨俄国,痛恨政府的中立态度。这帮读过梁启超著述,读过邹容《革命军》的热血青年,怎么肯投身官府呢?考试日期没到,就都离开了。

胡适书法

胡适进的第二个学校是澄衷学堂。学校学科全面,语数英、物理化学、音乐美术都有,分班依各科成绩,共六级,但是英语和数学不好的都不能上高年级。胡适之前都以国文为主,所以这位 “先生” 也只能读二年级。

这一时期对胡适的全面发展影响很大,国文自不必说,其中一篇关于《天演论》的文章至今保存在学校。也是从这时开始,胡适之名第一次出现。胡适,字适之,出自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句。

父亲评价 “天资颇聪明” 所言不虚,胡适一个夏天就把代数学完了,英文也不在话下,次次考试第一名,第二次上演连升四级。临毕业时,胡适作为班长,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向校领导抗议,被记过处罚。一言不合,胡学霸又炒了学校的鱿鱼。

后来,胡适考进中国公学,因时局的关系,中国公学又分出中国新公学,直至最后又合并为中国公学。胡适受其影响,加之家庭的原因,终究也没混到一个毕业证。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评价胡适的这句话,可以在胡适的婚姻中找到影子。

胡适在中国新公学解散后,自觉前途渺茫,又不敢回家,只好寄居上海,天天和一帮朋友打牌喝酒。一次醉酒后,胡适被抓到了巡捕房。看到镜子中落魄的那个人,他想起从小读的 “天生我材必有用”,想起父亲遗嘱 “多读书”,想起 23 岁守寡时时牵挂他的慈母。

他决定关起门来预备考试,那一年,1910 年,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闭门读书两个月后,胡适考了第五十五名,共取 70 人。

1917 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26 岁的胡适,学贯中西,风流潇洒,正是颜值与才华的巅峰,实为 “民国第一男神”,追求他的人能排到法国去,但他却和一位小脚女人结婚了。

胡适的一生只有一次婚姻,一个妻子,那就是江冬秀。这是胡适 13 岁离家读书时,母亲为他订的亲。江冬秀大字不识几个,而且他们十多年从未谋面,可见此时的胡适完全是奉命成婚。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让当时的人吃了一个 “大瓜”。当时胡适在北京宣传新文化运动,连陈独秀都拍桌子让他一定要离婚,说他们不配。胡适都以“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委婉解释。

婚后胡大才子的感情生活也不乏浪漫,美国画家韦莲司、红粉佳人曹诚英、学生知己陈衡哲、民国才女陆小曼,无一不倾心于他。但是胡适和妻子虽然经过磕磕绊绊,终是有始有终,虽三观不合,却赢得细水长流。

这个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有人赞赏,也有人嘲讽,说他装,说他沽名钓誉、伪君子。胡适自己是如何看待他的婚姻呢?他的一首小诗或可注解:“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1961 年,江冬秀由美国返回中国台湾,胡适前往机场迎接

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胡适选择了不自由,难道不是最大的自由?若说装,世间不知有多少女子会甘愿嫁给那个为她装一辈子的男人吧!

除了在婚姻上,有人说胡适 “装”,在政治上,同样如此。

当年胡适留学归来时,曾经立下 “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的誓言。不过,胡适很快打脸自己,不但谈了政治,还干了政治。1922 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与蔡元培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谈论政治就成了胡适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抗战初期,胡适提出 “苦撑待变” 的观点:先争取美国民众支持,为将来中美同盟做铺垫,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1938 年 9 月 17 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全权大使。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到美后,立即进入角色,开始其滔滔不绝的抗日演说,通过巡回演讲等方法,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方的舆论环境。但胡适终究只是一个书生大使,半路出家,全无外交经验,更没有政客的深沉和韬晦,因此,四年任期后仍做他的教书先生去了。

一个搞学问的人,一个不谈政治的人,奉蒋之命,出任驻美大使,胡适不但打了自己的脸,而且,这也成为日后批判胡适的一面大旗。

1938 年胡适初任驻美大使时所自题诗句

胡适曾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表明自己为何 “变节”,他说:**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他还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努力。

爱文学本是你的自由,爱政治本是你的不自由,为了那自由,你忍不住选择不自由。原来,你是这样的胡适之!


在文集《君子如玉》这本书中,收录了季羡林为《胡适全集》一书所作序言,名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在 “作为思想家的胡适” 这一节里,季羡林写到:我再重复说一句:十字诀是胡适重大贡献之一,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

这十个字就是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实验主义的精髓,更是胡适的行动指南。胡适的一生,充满传奇。父亲官至知府,母亲目不识丁;天资聪颖却屡屡退学;提倡自由恋爱却遵从父母之命;痴心研究文化却卷入政治漩涡。

胡适书法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处于当时当地历史浪潮下的胡适,何尝不是在用自由开始大胆的假设,又用不自由进行小心的求证,实践他全部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呢?

知乎用户 babyquant​ 发表

文学上或许确实有才,但军事上肯定不行,政治外交也不大行。

不过由于名气太大,蒋介石也会重用他,但胡适也没做成什么事。

但他内心还是聪明的。知道自己无法领导军队打仗,只能依附别人,比如蒋介石。老蒋不行了,他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远走美国,可见还是有脑的,不像一些人满腔热血后来就……

总之,大本事没有,也或许不想冒险,每一步都走得不错,晚年也不错。在那个年代能独善其身也难能可贵了。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高管也差不多。让他们创办一个企业没这本事,但东搞搞西搞搞欺上瞒下也能活。胡适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绝不做力所不及的事。而且非常清楚谁会对他好,谁会对他不好,不会太趋炎附势,谁牛逼投靠谁那种。

知乎用户 知不知道 发表

胡适是著名的精神美国人,媚日投降派,老跪族,民族虚无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三观不正注定其所有修为全部跑偏。所以其文学,史学注定都是些破绽漏洞百出之作。

文学方面对帝国主义一味的曲膝求和。又因其民族虚无主义以贬华为荣。

史学方面大行灭史之道,有东周之上无历史之论断,并被后来殷墟出土打脸。引导其弟子顾傅开创灭史派,啊呸,说错了,是逻辑不能自洽的古史辨派。又有篡史以明志之举,力证南宋停止北伐是因军费不足,为秦桧和他自己之流的投降派开脱,但也暴露其连《宋史》都未曾读过。

政治方面,胡适是一贯的大卖国贼。但凡卖国投降的事他沒有不赞同的。胡适行径:一,赞同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二,公开反对五四爱国运动。三,为《塘沽协定》辩护。四,赞同日本搞 “华北自治”。五,加入低调俱乐部。把抗日谓之 “歇斯底里的高调 “,他唱妥协降日的 “低调”。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六,主张把东三省和内外蒙割让给日本。七,抗日时胡任驻美大使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反而对蒋派至美争取美援的陈光甫宋子文砸锅掣肘。这行为简直就像日本的卧底。胡大使正事不干却利用大使身份搞到了其 36 个博士头衔中的 27 个。

做人方面,精致利己。

胡适唯一的贡献是推进了白话文。

知乎用户 我爱人民币 发表

今年我突然读懂了很多人,而胡适就是其中一个。不管是为四万万人争国格,虽千万人俱往矣的蔡松坡将军,还是废除高考审查制度,反对领导终身制的邓公,还有我承认我是个独裁者,但我会用专制的方式终结这一切的经国先生,还是强调沉默的权利的胡适先生。百年中国,百年苦难史,但正是这群理想主义者照亮了中国前行道路

知乎用户 王鼎杰 发表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胡适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盖棺易,论定难。

胡适的悲剧其实在于后世要扯他当虎皮的不肖子孙太多。而国人的历史知识又向来贫瘠,只能在高中历史课本的水平上互打嘴炮。很多时候,反对者恰恰被带偏了节奏,砸了自己队友的脚。

下面简单从爱国者的角度,谈一个也许久被遗忘的胡适之

1931 年 1 月 5 日,胡适与陈衡哲(莎菲)、赵元任等人同车南下,当天的日记说:

“与莎菲谈。她说 Love 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 Love 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 Love 是人生唯一的事。”

胡适的这个态度,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1915 年胡适就意识到 “中国之大患在日本”,更痛感:

“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

他甚至一度产生过 “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讲为期” 的想法。

但是,当胡适通过一个中国赴日留学生购买相关研究书籍时,却被告知:

“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

胡适当然不会满意这个回复。通过长期关注,胡适逐渐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在于尚武:

“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个个国家都认识他们的武力的优越,然而那无数国家之中,只有一个日本学会了西洋的武化,其余的国家——从红海到太平洋——没有一个学会了这个最令人欣羡而又最不易学的方面。然而学不会西洋的武化的国家,也决没有工夫来好好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自卫力,所以时时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日本作为岛国,其武化又是以海上力量之武化为基础——

日本霸力全赖海军支持。”

如果不能发动一场摧毁其海军的战争,即便陆上一时战胜,终究不能根本解决日本问题。但中国并无此种能力,所以要立足外交,使得中国问题与太平洋问题乃至欧洲问题作一连带解决,把日本拖入一场太平洋大战,方能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事情不怕闹大,关键是怎么闹。以及真闹成功了之后,如何当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胡适说中国没有强大海军不是国耻,没有强大陆军也不是国耻,国民教育搞不好才是真正国耻。这一段绝非否定国防,而是有着更高的国防认识。

基于这个认识,胡适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深度对日研究的小圈子。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倡议,胡适负责,创立了著名的《独立评论》,成为当年最理性、最专业的战略性国难对策研究平台。

1936 年,胡适因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经日本,“车站上看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他”,原因就在于日本当局已经将胡适确定为 “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

同年底,《独立评论》因日本施压而暂时停刊。胡适老婆最高兴,因为丈夫不用再熬夜了。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胡适曾希望利用日本内部的犹豫,实现和解,再积蓄几年国力,等待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澄清。但随着和平的破灭,胡适转而成为坚定的主战派。

1938 年 9 月 17 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的核心思维就是:苦撑待变、和比战难:

“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然史实所昭著,以和比战更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1940 年 10 月 20 日)

所以他才在 1938 年 11 月通过翁文灏进言蒋介石:

“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结果电报写好,大使馆居然无人敢发。生怕胡大使惹毛蒋委员长。但最终还是发了,因为胡适说,就当是我个人发给翁文灏的私电。

而当时美国以做最后参战大国为己任,始终对中日战争保持距离。据陈光甫回忆:

“美外部之远东司长项白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

而胡适能处之淡然。最能说明这个时候胡适心情的,莫过于同年 10 月 31 日,他赠陈光甫的一首小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公开宣称自己来美,一不搞宣传,二不搞武器,三不是来要钱。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三件事全干了,而且干的不错。

那为什么又说不干呢?

谁都知道,在美国宣传是个贬义词。武器和钱,那能是你想要就要的?

如果利害一致,美国自动给你。

如果利害相反,你以为口舌就能搞来武器和钱?

那就图样图森破了。

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有尊严,不要让别人瞧小。

事实上,胡适比谁搞的宣传都多。如果说胡适的对美外交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宣传上花的精力过多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胡适深知美国国情,美国的那帮政客非口舌所能动,但民情舆论可以介入。这就是院外集团逻辑。当这个造势与美国政府的战略需求扣合时,会自动获取大利。但如果只搞上层路线,没有民意基础,就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看看日俄战争时,金子坚太郎是怎么在美国搞游说外交的,就知道胡适干的是什么事情了。(日俄战争那一段可以参看我在早期鼎力推鉴的节目)

这就叫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胡适在 37 年以特使身份来美时已经做了火爆的演讲。以至于美方广播电台要求他修改内容。对此:

“我大生气,告诉电台中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后来他们倒更客气了。”

出任大使后,胡适更是花了大功夫搞公共外交,四处进行大众演说。

1939 年 7 月,罗斯福宣布美国将于 6 个月后废止 1911 年签署的《日美商务条约》。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一。同时又调查,六个月后美国应否禁售军火原料给日本,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国民选择不卖。

当年日本办的英文报纸 Japan Times 就痛骂胡适挑拨离间,以大使身份作煽动性英文演讲,意在制造美日战争。今天,太平洋问题大咖、日本洗地党领袖入江昭还说胡适挑动美日开战。

如果没戳到痛处,日本人会这样说吗?

不仅日本人,美国史学大咖 Charles A.Beard 也认为,日美开战,胡适推波助澜,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就在罗斯福宣布废止《日美商务条约》一个月后的 1939 年 8 月,希特勒与斯大林突然戏剧性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此举引发全球战略关系的大颠覆。横跨欧亚大陆的德苏日大联盟呼之欲出。

日本一夜之间成了苏美争相拉拢的重要砝码。这是胡适最心焦如焚的一个时期。

罗斯福为了稳住日本,阻止出现德苏日大联盟,一度准备牺牲中国,逼中国承认东北是日本势力范围,从而在所谓共管名目下,对日本放水。实则是后来雅尔塔协议的预演。只不过后来是牺牲中国拉苏联打日本,这次是牺牲中国拉日本不要与德苏结盟。

但话说的很漂亮: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帮中国恢复到七七之前的状态。

对此,胡适当然不能接受,更怕国内的主和派们死灰复燃。

为此,他一连四十天,想方设法拖着不见罗斯福。不惜将国内望之如甘霖的借款谈判也推迟两周。更以一己之力,压住情报不发国内,以免动摇抗战大局:

此种地方只可由几个人负责任。我不避这种责任。

到了 1940 年 7 月,日本自作聪明,打出了 “亚洲人的亚洲” 这个宣传口号。对此,胡适立即意识到是中国的机遇。因为只要中国站在美国一边,日本的宣传就会不攻自破。战争的性质就不会让人误解为亚洲人与非亚洲人的战争。日本喊的越响,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意义就越大。

两个月后的 9 月 27 日,日本与德、意签署同盟条约。

胡适在 10 月 20 日致电政府:

“今日大势,自属分明。德国攻英,已告失败。德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无可疑。罗斯福总统连任,亦似无可疑。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应有个比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

之所以有这个电报,是因为之前中国为规避国际法,迟迟没有对日宣战,更与德意保持暧昧关系。以形成外交平衡。胡适看来,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只有加速促成两大阵营壁垒之分明,才能占据更好的外交位置。

虽然胡适的建议未能得到采纳,但此后事态的发展,却一步步实现了胡适的梦想。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第二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宣战。

一场毁灭日本海军的大决战就此拉开帷幕。

面对珍珠港的滚滚浓烟,哈尔西说了一句话:

老子早晚让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听到。

后来虽然事情没干这么绝,但哈尔西 1945 年对记者们又说了一句话: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仍能看到他的大船,但需先换一身潜水服。

而此时的中国,已在苦撑待变中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补注:1942 年 9 月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之所以没有回国,是因为国民党高层不希望他回国,特地通过外交界元老郭泰祺传话,指出胡适此时名望太盛,怕其回国为反对势力利用,不利于领袖地位。正所谓:“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而胡适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段时间,一方面做学术研究,一方面在美国讲学演说,不仅收获大量荣誉博士头衔,更重要的是极大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今天我们天天说要增加软实力,要给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胡适当年做的不正是一样的事情吗?不正是为了让中国在战后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吗?非要胡适拒收美国高校荣衔,回国抗战,吃糠咽菜,才算是对国家有贡献?这样想的人,要么脑袋有问题,要么心灵有问题。

至于胡适外交搞的好不好,中国故事讲的好不好,自有后人评说。但至少,胡适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这与今天那些喜欢扯胡适当虎皮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人为对立大国崛起与小民幸福的带路党们,恰恰是壤霄之别。

所以,要多看历史,再谈立场。否则,立场先行,恰恰让别有用心的人带乱节奏。

历史当然要复盘、要批判,但那是为了未来做得更好。一味情绪化地冷嘲热讽,只能散播负能量。历史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只减不加,自残手足,正能量的中国故事只能越来越少。那就亲者痛、仇者快了。

固然,胡适生于积贫积弱之近代,对传统文化未免多所批判。今天人看了不爽,却忘了当年鲁迅也说过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钱玄同也主张过废除汉字。这是时代使然,今人自然可以恢复文化自信,想望汉唐。但也不应忘记前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功。更不应忘记,当年对中国文化最有同情理解、温情敬意的钱穆先生,无高等学历,无海外背景,不过一区区基层小学教员,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主要就是批胡适和顾颉刚。但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却能以一句 “人才难得” 力排众议,将钱先生招入北大。仅此一点,已令今日无数学阀学霸学官难忘项背。事实昭然,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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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 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

更多讨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王鼎杰战略智库(ID:Strategic-Thinktank);微博:王鼎杰。

知乎用户 高山县​ 发表

胡适是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里

优雅精致的低劣文人

知乎用户 白石洲 发表

最瞧不上胡适的是先总统蒋公,白纸黑字写在日记里。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学术一般,社交很广,影响很大

知乎用户 双笑生 发表

胡适一生鼓吹人权自由民主,然而 1956 年,与蒋闹翻的吴国祯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告诉美国人蒋氏父子在台湾搞独裁、压制民众自由。当时留美的胡适反应激烈,对吴国桢大加批判,还发表文章为蒋在台湾的所做所为加以辩护。倒也践行了赴美之前 “替国家出一点的力” 的承诺。 ​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CgByj9 发表

方舟子说的很好:捧胡多是伪君子,骂鲁必为真小人。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关于开风气之先,学术领军人。**胡适属于这里挖两铲子、那里挖两铲子,但是因为地上本来没有洞,**也可能是因为他后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的身份,于是大家尊称他为 “挖掘大师”。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个利用西方学术理论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因而在历史上有点地位。但是现在想了解中国哲学史,一般都会推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往往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史的时候,才会看《大纲》。

白话文写作,《尝试集》内容多不堪入目。也是因为前无古人故而竖子成名,故而评价仅为开风气之先。实际讨论真正对现代诗歌的影响,还是首推《女神》。

知乎用户 七幻彩華 发表

只知道小学学过他的课文,文笔很朴实,但是真正留下印象的恐怕是因为我的语文老师。

走上讲台,用课本拍了拍桌子 “静一静,上课了”

“上一课已经讲完了,今天我们来讲下一课,请大家翻到 XX 页。”

“这篇文章是一位知名作家的,他叫胡适,他有气管炎,不是那个妻管严。”

然后伴随同学的笑声他严肃的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 “气管炎” 和 “妻管严”

自那以后一直以为胡适妻管严来着。。。

知乎用户 木川 发表

要说对传统文化的敌意,鲁迅直到死都不认为中国人有必要读中国书,胡适倒是一辈子在搞整理国故。

要说对日本的战和问题,鲁迅什么时候说过这件事了?他是避而不谈的。胡适先战后和又要战,这一路的变化倒是很清楚的。

要说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人的批判,胡适和鲁迅比,那就是萤烛之火敢与日月争辉!

要说文学水平,胡适这个人的确没有成为文学家的潜力,鲁迅则依然是近现当三代中国文学的第一高峰(不接受任何反驳,虽然这说起来还是挺悲哀的)。第二高峰我就认为是沈从文,同样不接受任何反驳。

要说政治眼光,北大陈平原教授有一句经典名言:病是鲁迅看得准,药是胡适下得对。大先生看了可能会来个 “立存此照”。

要说自由主义旗手,那我就奇怪了,一百多年里几代人都这么认,怎么知乎上就连这个荣誉也不给胡博士了?

要说私德,胡适与韦小姐的 “婚外恋” 故事尚有一说之余地,其他种种也拜托别扯淡了。胡适有这一段不清不楚的婚外恋,鲁迅有一个终身守活寡的朱安,在知乎上算是打个平手。

要说学术研究,胡适的确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胡适聪明,但从现代学术标准来说,聪明就不够深入,胡适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而且从 “开创性”的标准来看,他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了。怎么衡量这个 “不错” 呢?比如禅宗,全世界任何人做禅宗历史的研究都不能跳开这位开创性的人,这就是不错。鲁迅先生这边,要说大先生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研究?《中国小说史略》是开创性的工作,也是相当不错。但是没了。类似这种开创性的工作,胡适有好几项。

如何评价胡适?

我们回不去那个时代了,那个今天一个主义明天一个流派的时代,那个全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求出路而终究不确定出路在哪里的时代,那个一切都看起来那个稀碎的时代。

《觉醒年代》也只能反推,不能谈别的。

我们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往回看,如果你觉得当初,那些做出了和目前来看被历史证明了是正确的选项不同选择的人,都是蠢蛋,都是坏蛋,那你有什么资格谈论这个问题?你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你连历史决定论都不能算。

就算是唯物史观,也不否认历史中那些偶然的因素同样会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家今天这么喜欢鲁迅,只是因为鲁迅死了,鲁迅如果活在今天,才是不折不扣的,大家口中的,公知。因为鲁迅终其一生,都没说过当局一句好话。绵里藏针,冷嘲热讽,都是他。做着教育部的高官(可别说,鲁迅在当年的教育部可以排的上号),砸着北洋的锅,也是个老阴阳人了。

现在,真的大家会喜欢他?

知乎用户 追黄埔 发表

能让 k 党和 tg 站在同一立场的评价的人不算多

汪精卫和胡适算是其中之二

知乎用户 金囊计 发表

谈谈胡适与抗战。

抨击胡适的人经常引用这一段:1933 年 3 月 22 日《申报,北平通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他说:“仅仅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够的,日本要想彻底征服中国,只有一个法子可行,这就是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房向东《鲁迅和他骂过的人》:“胡适即时说过类似的话,但也不能抓住一点,不留其余。” 鲁迅就不一样了,抓住这一点,给胡适安了一个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的帽子。

其实他们并没有看过胡适的原话,只是进行断章取义,是的,断章取义,现代的人最会的就是盲目跟风断章取义,那么胡适完整的话是说了什么呢?

“萧伯纳先生(George Bemard Shaw)在 2 月 24 日对我说:“日本人决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每一个中国人,他们决不能征服中国的。”(这句话,他前几天在东京也一字不改的对日本的新闻访员说了。) 我那天对他说:“是的,日本人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句话不是有意学萧伯纳先生的腔调,这是我平生屡次很诚恳的对日本朋友的忠告。这是我在这个好像最不适宜的时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国民的话。”

图片引用自《民国清流 3 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作者: 汪兆骞

本来是很明显的反讽的话,却被当成了胡适卖国的证据,如果各位还不能理解,那我继续往下说。

胡适为抗战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呢?我们按照时间简单的梳理一下:

一、

1933 年,128 个日本鬼子侵占热河,守军汤玉麟部十几万军队仓皇撤退,胡适闻之写下《全国震惊之后》进行强烈谴责中国军队的腐败:这回的事件足够证明前三年东三省二十万大兵的不抵抗实在是没有能力抵抗。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的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化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

胡适继续分析热河溃败的原因,其中 “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他的罪过(张学良),总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 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 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 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智慧之不统一,…… 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胡适还在文中提出了自己认为能够救亡图存的办法: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种口气和鲁迅其实异路同途。)

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也强调: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也有同样观点)。而有些人只看到胡适主张不反帝的一面。

二、

1933 年,3 月 12 日,日本鬼子继续侵略,胡适发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11 册,第 313-31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我们还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绝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绝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国就行。” 我们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只有日本人彻底忏悔侵略中国,是征服中国的唯一的方法。” 二十二,三,十二夜 (原载 1933 年 3 月 19 日《独立评论》第 42 号)”(本文也是 “征服中国人的心” 的出处)

三、对侵略者的态度

1933 年 3 月 27 日,胡适眼看日本侵略华北,又写下《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 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 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绝不可在 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成我们的时候先把土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 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返顾的了。我 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 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我们要准备牺牲, 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

四、关于伪满洲国,胡适从来就没支持过

1932 年 9 月 15 日给罗文干的一封信:“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 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决定和日本拼死活?如真 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 总算账。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账’ 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 计划。说的具体一点,我们的目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 可以有希望达到:(1) 取消满洲国;(2) 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之目 的,那我们应该毅然开始直接交涉” 。

1934 年 2 月 27 日,胡适《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答平津《太晤士报》二月廿四日的社论):所以我们不能不借这个机会指出这种梦想的几个根本错误。第一,“满洲国” 诚然是争执的中心,然而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 “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会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太晤士报》的记者希望 “满洲国” 做中日两国之间的 “连锁”(abindinglink),而不能了解“满洲国” 的存在恰是割断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切连锁,使这两国成为不解的仇雠! 这是他的根本错误。

五、胡适与汪精卫伪政府

简单看了一下胡适年谱: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歲

去美國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見過羅斯福,並在舊金山 哥倫比亞電臺發表「中國在目的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歲

國民政府任命其為駐美全權大使。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歲

仍任駐美大使。

一九四Ο年 五十歲

仍任駐美大使。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歲

仍任駐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至八月 仍任駐美大使。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歲

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歲

九月 應哈佛大學之聘,前往講學。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歲

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表之一。

九月 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歲

六月 由美國動身回國。

九月  出席國民政府的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歲

仍任北大校長。

1937 年抗战以来和之后汪伪政权以来,胡适都在国外(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大使),不存在和汪精卫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助纣为虐。

六、、关于胡适所谓的软弱

现在人总欣赏鲁迅那种热血斗士(虽然鲁迅自己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躲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里),欣赏国难来临抛头颅洒热血,而对安身立命,保存实力嗤之以鼻,甚至批判为软骨头。对这种看法则怎么说呢,就像小学生面对歹徒持刀抢劫,民众面对火场救人,金店的员工面对歹徒,是不要命地去和歹徒拼刺刀,还是先先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再保护金店的安全?是不是应该先衡量一下能不能打,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了就对了?

胡适写过一篇文章《爱国运动与求学》:“我们要为全国学生下一转语: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 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 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 “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面对侵略者,进行抵抗侵略的活动,也应该持理性的态度,不能单凭一腔热血,不顾自身实力,胡适之前也分析了中国军队的腐败,也知道战争打起来很艰难,所以希望通过国联来调停和解,自不量力,鼓励民众冒险抗日,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贸然与日本开战(这里所说的开战是指全面战争,局部的抵抗胡适也认为是必须的。这样政府才能给国人一个交代。)这样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顾维钧曾经说过,“不应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类的话的,玉没有了,瓦还能全吗?” 我们不能因此而批判胡适不爱国和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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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和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有人说胡适抗日时期在国外啥也不做,骄奢淫逸,还为了得到荣誉博士学位。那么胡适到底那样不堪,鉴于作者精力有限,1937 年之后胡适和抗战内容暂且引用《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 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 作者: 罗珍 的内容,等精力充足之后再系统谈论

再引用一本书:《“胡适派学人群” 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全新修订版》 作者: 章清。里面对胡适的为人也有详细论述。

胡适如果没有名头,外国的名流会搭理一个中国的美国大使?一个普通的大使和一个有荣誉博士的大使,哪一个更有说服力,更能为中国战场拉来支援?

七、胡适和低调俱乐部

最近我又看到一直说什么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我动用了网上可到 1800 年文献的查找,发觉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说法,出现的最早文献,正好是 1956 年,一本叫《清算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的书。之前也没有相关历史资料,之后一直到 1984 年有一本叫《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时候,引用了这一点。也就是胡适和低调俱乐部在 1956 年没有人去提起他,在 1956 年之前也没有,在 1956 年到 1984 年时间也没有人去提及他。算是孤例不证(恶意诽谤)。如果有对和适合低调俱乐部之间种种不堪的行为的史料证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等,欢迎据出来弥补我的文献查找的不足。否则,这就是一段包公怒铡陈世美的故事。

八、蒋介石骂胡适

今天又看到一个人说 “1960 年 10 月 13 日,蒋公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蒋介石日记写的究竟是什么事情,1960 年 10 月,蒋介石和胡适的矛盾是有的,这已经是中国解放以后的事了,那么是个什么事情呢?

实际这段话全篇是:“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1960 年有一个雷震案,因为呼吁中国台湾的的民主政治,

1960 年 9 月 4 日,警备总部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与刘子英、马之骕、傅正等人逮捕,在军事法庭上以 “为匪宣传”“知匪不报” 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傅正及马之骕处感化三年,而 “匪谍” 刘子英则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远在美国的胡适向台 “行政院长” 陈诚发出电文: “当局此举甚不明智,其不良影响所及可预言者,一则岛内外舆论必认为雷等被捕,表示当局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当局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评当局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 至此 “中国民主党” 流产,《自由中国》解散。

10 月 8 日,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 “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当时的监察委员陶百川自承“深知当局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自非‘监察院’所能挽回”。 在美国的胡适返台找蒋介石求情,胡适认为当局逮捕雷震此举甚不明智,应该交由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公开,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冷言以对:“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当局。” 胡适激动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10 年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曾对我说,如果我组一个反对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他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不会忘记。”

胡适为了维护雷震和《自由中国》同仁,宣传民主和自由,和蒋介石产生矛盾,1960 年的蒋介石才把胡适看做心头大患,才写下了开头的那样评语。

胡适反对 1960 年蒋介石违反 “宪法” 参选 “第三届总统” 之事,加深了蒋对胡适的仇恨。胡适曾试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未获机会,便通过张群、王云五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对胡适避而不见,双方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蒋在日记中对胡充斥着敌视与谩骂。

晚年胡适反对蒋介石在台湾连任的矛盾,被拿到作为抗战时候蒋介石骂胡适是混蛋的证据,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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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近知乎上批判胡适的风气的论调,我查了相关资料,很多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批判胡适用过的内容,本来当时批判的人也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来搞臭胡适,断章取义胡适的生平,今天的宵小之徒再拾人牙慧。都 21 世纪了,依然用上个时期政治斗争的角度来批评胡适,有些人是新时代的红卫兵吗?何况毛主席也说了:“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 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抗战胜利以后,处决的战犯汉奸多了,怎么当时不见有人提名抓捕处决胡适,因为胡适对侵略者的 “可笑的黑不溜秋,深不见底” 的态度?,稍微查阅一些史料,就能发现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是怎么诽谤胡适的,时间有限,如果有杠精非要抬杠,我愿意再把 “胡适和抗战” 的答案继续写下去。

从逻辑上如果胡适有那么不堪的事迹,主流的历史书都不会放过他(罄竹难书)。如果有必要,也可以把胡适请下神坛,用真正切实的证据。对胡适两岸三地的学术界早有定论,今天的人不需要过渡褒扬和贬低。人无完人,言出有据,就是我这长篇大论的总写吧。

知乎用户 冰期 发表

以下为家干先生在《伪自由书》中为胡适博士所作的两篇文章。

(一)光明所到……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 告诉这位记者,说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 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 “慎重调查” 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 “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 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 “英国话” 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 “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 谈话,他就是 “光明”,所以“光明” 所到,“黑暗”就 “自消” 了。他于是向外国人 “公开检举” 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 “光明” 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 “英国话” 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 “光明一去,黑暗又来” 了也。

  而这位 “光明” 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 “黑暗” 里面去,在第二次 “慎重调查” 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 “很自由的” 再说 “英国话” 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 “光明” 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 “法”。“好人” 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二)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 “五鬼闹中华” 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 “贫穷”,“愚昧”…… 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 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 “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 “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 “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 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 “唯一方法” 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 “仇恨鬼” 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 “忠告” 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 “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 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知乎用户 周知 发表

有时一种新文学,首倡者不必太有文采,厉害的倒是继踵者。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也非成名作家,他要弄倒古文,凭借的大半是读书时的杂揽,中国公学的白话报《竞业旬报》的实践,留洋得来的见识,博士头衔也值钱,虽非文学博士。从《非留学篇》可知,留学生以本科毕业为满足,肯读硕博的很少。

陈独秀的帮忙很重要,然而《新青年》起初没有多大的销量,月卖一千,传布在北京校园的小圈子里,鲁迅看他们寂寞的可怜。没有周氏兄弟的创作实绩,中国的新文学运动难说何时成功,即使人们出于时代需要,写出一堆实用的白话文,或许读者看他们,也像古人看朱熹的语录体,不觉得这能走进高尚的文学殿堂。

胡适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此,他的《尝试集》贡献了一些新诗,自称不是自然舒展的天足,乃是放脚的女人,犹带血腥气;我们读去,却如儿歌体,不大闻出古诗的血腥气,亦无古诗的老成深厚。

其人不是没有壮志豪情,要为大中华作骞旗健儿,引领一个时代,看《逼上梁山》早期白话诗,就知道。可好好的诗,写完却怕自大了讨人嫌,立马改成温厚的味道;《尝试集》展示的亦是温吞水的小蝌蚪,不是呱呱叫的大青蛙。他不懂得作诗的美学规律。

胡适之的散文,周作人说,如西瓜有口皆甜。然有新诗缺杰作,散文亦须让人一头地。

胡适其人其笔,内敛而低调;而一流作家,多不吝展示肚里的刀枪武库。读者阅读散文,不为领略作家的思想感情吗?胡适太藏锋了。他承认爱实写,不善于创作。他的名气如日中天时,诸如郁达夫,也会说他的散文有如讲章。

这些诗文,乃是周氏兄弟作了大拿。

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胡适明白的直说,白话散文越写的浅显易懂,越是好的。实际上,无论文言还是白话,文学常追求的,倒是深刻,新鲜和有味,语言上适度的深入浅出就可以了。

新文学运动已有年头,他尚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文章是创作。鲁迅劝他一年内写点东西,他答应了,而仍然写不来。

然而,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名声确乎很响,他的历史癖和考据癖,他的善用西法纵论 “中学”,他细碎的整理国故,他大胆怀疑,讲求实证的科学精神,很能给他加分,让他实繁有徒,常出风头。

知乎用户 天为人纲 01 发表

中国近代的那些所谓 “大师” 其实全都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就吹出来的,这从胡适的墓志铭就可以看出端倪了。由胡适的学生毛子水起草的胡适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乍一看,人们会以为墓里埋葬着的是一位成就可以和牛顿相提并论的伟大人物,可实际上墓里埋葬着的只是一位宣称 “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人是一个九分象鬼、一分象人的不长进的民族” 的所谓 “哲人”。墓志铭的内容和这位所谓“哲人” 所宣扬的东西其实完全矛盾。一个 “百事不如人” 不灭亡,就没有天理,还九分象鬼、一分象人的不长进民族能出一位给予整个世界以光明的 “哲人”?将胡适的言论和墓志铭的内容进行对照,这真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也其实是对所谓“哲人“最绝妙的嘲讽。总之五四以来那些所谓的“大师” 根本就名不副实,从胡适的墓志铭就可见一二了。

知乎用户 某生者 发表

捧鲁贬胡也不要太过了。

知乎捧鲁,固然好,我也是迅哥儿的死忠粉;然而贬胡,却总是揪住胡适的政治观念,或者 “两个蝴蝶” 之类的白话新诗,大加挞伐,而对其人学术成就、引领的一代学术风气,全然不顾,就有点过分了吧。翻翻近代学术史,随处可见胡适的影响。

最近读《现代学林点将录》,作者评胡适为天魁星宋江,正以其开拓有功,为一代正宗。

下面是书中的胡适部分: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 “广大教化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 “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 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 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风气,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 “新红学” 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 “是胡适初期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三十年代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最为精粹,《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了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 “大刀阔斧” 转向 “绣花针” 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 “下面” 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
……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 “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 “拿证据来” 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知乎用户 银河领主 发表

这个回答下的很多答主,连基本的初中历史素养都没有。

知乎用户 知乎者也 发表

典型的亲美主义者!!!

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是温润如玉的民国大师,和晚清名满天下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同族,据史料记载,其祖上为李唐皇室,因避祸而改胡性。

胡适的思想自然比不上鲁迅,鲁迅以抨击暴政,唤醒民众为己任,先生以笔为投枪,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在进步。

胡适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者,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型人物。除了在文学领域、思想领域和史学领域的突出造诣。

他还担得起教育学、哲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红学家等许多的头衔,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说起胡适这人挺有意思。

胡适的老爹是清朝的州官,1891 年胡适出生,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台湾巡抚调到了台湾。

之后,全家从上海搬到了台湾,父亲任台东直隶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

甲午战争爆发后,胡适被从台湾转回到了老家安徽绩溪,而他的老父亲却未能如愿跟随孩子一起转移,即便当时双脚得脚气病,严重到很难行走,因为必须得留在台湾处理各种事务。

之后,胡适的父亲,双脚到了已经无法行走的时候,才被 “放行”,渡海回到了厦门。

没过几天,就悲惨地死在那儿,当时年幼的胡适,年仅 3 岁半。

父亲的死使他 “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台湾既不是什么 “东亚第一个民主国”,他的父亲也不是什么 “第一个牺牲者”。准确地说,他的老爹爹是因为脚气病而死的,跟其他的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所以,胡适对父亲的评价,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宣泄。

不过,胡适的确是一个人才。

受家庭环境影响,不满 4 岁的胡适就进入了学堂读书,并表现处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通读国学经典,酷爱读小说,《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著作。

15 岁之时,还曾因为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受文中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启发,将自己原来那个笔画奇多,既难写又难念的 “嗣穈” 名字改为了“胡适”。

从这里大概就能看出,胡适是个个性鲜明,追求自由的人。

当然,他不仅个性鲜明,思想上也比较自律。父亲过世后,胡适的童年成长环境对他并不友好。因为他的身边,充斥太多负面的东西。

比如身边的哥哥、姐夫以及叔伯等喜欢 “嗑药”( 鸦片),且好赌成性。

若没有母亲的管教,若没有自我的严于律己,他其实早也已经废掉了,根本成不了后来的 “大业”。

在思想表达上,在文学创作上,比起鲁迅等人的现实主义批判,胡适多了几分雅致和浪漫。

比如他曾在《新青年》发表的一首诗中写道:

“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作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除了浪漫,他也很严谨,比如关于 “人生如梦,还是如戏” 这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胡适就一针见血地给出了独特的见解:

“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为严重的事实!”

胡适,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反动、卖国文人。

一、卖国。胡适是当时卖国的低调俱乐部核心成员,九. 一八事变时,曾拼命地鼓吹以长城为国界,为日军侵略者愚中国人支招。由于对全面抗战不满,大肆 “十年内不问政治”。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对美国大卖战争物资给日本,无只言片语的抗议。

二、恶毒攻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和将建立的社会主义,故意把 “主义” 和“问题”、“面包”分割,混淆黑白,否定革命。

三、学术大骗子,中学不通,西方无用,何无学术建树。

四、宣扬极端的利己主义、极端的自由主义,流毒不浅。

温文尔雅的君子,对鲁迅等的攻击隐忍,体现了自由包容的态度,目光如炬的大师,一眼看穿,单凭 “面包与自由” 的精准论断足以彪炳史策,和其子思杜形成鲜明对比


鲁迅先生的评价: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教员这样评价: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谈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 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章太炎先生的评价:“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季羡林这样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梁秋实先生的评价: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 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知乎用户 提灯同酒 发表

新红学的鼻祖。

知乎用户 胖哒二世 发表

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

其挂名弟子中最有名的便是杨子任公。因他劝子任公不去留学,又让子任公的《湘江评论》成为全国著名的刊物,使其一举成为全国的名人,又给子任公的夜校起过 “自修大学” 的校名。

不说学术水平,就拿指认公指过路,让其挂在他名下好办事,等于给他扶上马送一程。光这一点,就够名垂青史了。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32n901 发表

对胡适了解不是很深,但看回答大多是因为他曾主张求和而多是负面评价,忍不住要问,先不论这是不是事实,他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演讲百次,甚至拜会校友罗斯福,呼吁美国改变绥靖主义立场,这又作何解呢?

至于评价…… 有人说得好,“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他致信鲁迅、周作人、陈源,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 19 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的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的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都朝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就是放在今天也很有实用性,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懦弱,而是看清现实之后,依然能够保持理性、包容的态度的一种坚持。也送给这个问题下的某些人。

――7.4 更新――

其实要说评价,任何一个人说不站在客观的角度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主观色彩,所以题主想知道胡适其人最好还是去多了解相关事迹,而不是听一些无谓的主观评价。

看过一篇文章,对胡适的评价还算公允,而且也没有牵扯到什么主观色彩,摘录一部分。

《胡适史评之非议篇》(作者:山水微言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 26 周岁,全国 “暴得大名”,盛名之下,其实可副,其实亦累。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 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其情其景,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蒋介石一笔抹杀,“使美四年,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 年卢沟桥“七 · 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 月 17 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   《纽约时报》曾载文欢迎:“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日本媒体也非常关注,东京的《日本评论》曾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二战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孤立主义盛行。1938 年 12 月,胡适、陈光甫想方设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 2500 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 年 3 月,胡适、陈光甫又为中国争取到 2000 万美元的滇锡贷款。两笔巨额贷款,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提升了中国国际信用。   胡适受命于国难、败军之际,又是 “半路出家” 干外交,凭借坦诚、学识、人脉,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最深的人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 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 “于适之信赖备至” 的赞语。1941 年 12 月 7 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全面抗战 4 年多,一直苦撑待变,也不单独宣战,如今终于松口气。12 月 9 日,国民政府跟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尽忠。他告诉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 ,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谢绝英、美大学的高薪聘请。胡适在送 “抗日战友” 陈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诗明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但胡适抗战时的言行,当年即受不少指责。概括有三:   其一,“汉奸”说,幻想对日求和。   “七 · 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高层、学者有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顾祝同、胡适、陶希圣等属于主和派,即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 年 8 月 5 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8 月 6 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有和平希望”。   8 月 7 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 “某学者” 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 “日本是没有信义的”。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主和” 意见。   国力悬殊,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主战派也对前景悲观。胡适在 1937 年 7 月 31 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意志坚定,士兵英勇顽强,民众同仇敌忾,“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粉碎日本 “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 的阴谋。胡适深受鼓舞,对抗战结局不再悲观,倾向“主战”。9 月 8 日,他对汪精卫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近代以降,日本对华狼子野心。甲午海战大胜后,更是贪得无厌,咄咄逼人。胡适幻想与日本求和,无异缘木求鱼,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国罪行完全是两码事。陈布雷向蒋介石转交胡适、陶希圣 “主和” 之见时,附信明确反对,同时中肯评价是 “忠诚迫切”。胡适使美之后,更以“过河卒子” 自许自励,“低调同志”转变为“抗日斗士”。   其二,“沽名”说,到处演讲不管“正事”。   胡适任驻美大使 4 年有余,在北美各地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抗战,演说 400 余次,确实蛮拼的。不少大学争相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仅 1942 年就接受 10 个。李敖对他这时期的工作和成就颇为认可,“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适的演说也引起日本的惊恐。胡适日记中保存《纽约时报》1940 年 10 月 31 日报道,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评论,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由此可见,胡适虽为一介书生,却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日本媒体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决不亚于正面战场一个整编师的军事“硬实力”。   但胡适的演说备受国内诟病,视为不务正业。1940 年 6 月,蒋介石委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处理对外借贷的 “私人代表” 出使美国,见面就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胡适后来继续演说,还有一个无奈缘由,就是深受宋子文排挤,无所事事。1940 年 10 月,宋子文来美不久就致电蒋介石,参了胡适一本:“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还鼓动蒋介石撤换胡适,“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蒋介石下不了决心,宋子文不断催促。   宋、胡矛盾难以调和,蒋介石也有责任,任命就有问题。胡适是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特命全权代表,两个“特命全权”,人为制造矛盾。1941 年 12 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排挤胡适更加有恃无恐。   1942 年 5 月 17 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吐槽 “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 也谈及辞职的两难:“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5 月 19 日,胡适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蒋介石明确发宋、胡的电报,宋也不给胡看,而是直接复蒋。   其三,“无能”说,对美外交不力。   1941 年 9 月,美国私底下绥靖日本,进行秘密谈判,盘算利己损华。11 月 22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方草案。英、澳、荷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24 日,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   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11 月 25 日,电令胡适反对。26 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见罗斯福总统。由于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蒋介石、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慎重考虑,26 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中美同盟由此巩固,远东战局虽苦但翻盘概率大增。   11 月 30 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痛批胡适“无胆、无能”,“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 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学者余英时的评价与蒋介石截然相反,认为胡适在此事上为中国抗战立下大功,“1941 年 11 月 26 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这就是有名的 “最后一分钟强烈争持” 出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 · 毕尔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著作中,从另外一个视角评价胡适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飞鸟未尽,良弓已藏;敌国未破,忠臣获咎。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苏、英、中等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国援华已是名正言顺,驻美大使更由苦差变成肥差。胡适捐躯赴国难,视 “骂” 忽如归,如今 “桥” 已铺、“河”方过,胡适这个 “卒子” 反而成了“弃子”。   1942 年 8 月 15 日,国民政府以 “心脏衰弱,不胜繁剧” 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因不满胡适争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国立场处置国事,10 月 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 中一笔抹杀,评价他 “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那些拿学术水平跟郭沫若对比来黑他的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学术水平的高低是你能评判出来的?而且学术水平不等于文学成就啊。

摘自百度百科: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儒学研究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 1919 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 “平等的眼光” 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 “独尊” 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 “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 而生的 “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 的儒,把柔懦的 “儒” 改变到刚毅进取的 “儒”。孔子不是“儒” 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 “大胆假说” 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 “儒” 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 “三纲五常” 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 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哲学成就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 “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 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213 页)。 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诸如这些现在已为常识的问题都是胡适研究考证出来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 <红楼梦> 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 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 1921 年 3 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 1962 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 年 2 月 20 日 “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 的价值与地位。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 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 “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 “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 “西天二十八祖” 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 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 年 8 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 “渐修” 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 “顿悟” 说、并且证明所谓 “六祖坛经” 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1942 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 20 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 “《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 “几成定谳” 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 “从一事一物” 开始 “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 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7.5――

题外话。

本来嘛评价这一个词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带有主观色彩的,但我真的是被此问题底下的回答呈现出来的偏激与褊狭所惊到了——很多人,就连在论证过程中最起码的思想,即摆事实讲道理、质疑都没有做到,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存在明显的瑕疵(如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论据与论题无关系,等等)。其实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倒也无伤大雅…… 就是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不能让对方不说话。至于资格…… 实际是并没有的,当做茶余饭后的闲侃就好。可他们的言之凿凿,确实又不能让人把他们划为这一类,真不知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人看了该作何感想。

要说此回答中我唯一的主观色彩大概就是在我不忍,我不忍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看了某些回答对胡适其人产生误解。所以写下这个答案的本意也不是为了评价,我深知自己是没有这个资格评价的。所以还是去规劝这个问题的关注者及题主,真正地对胡适其人进行系统的了解。了解事迹,百度百科上一应俱全,建议与《四十自述》对照看。了解学术,可以先去读几本他的学术著作,首推他 26 岁写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若想看评价,要注意获取信息的渠道及作者的论证。大家也都知道网上的文章,可信度是个问题,所以自己就多多注意分辨吧。其中山水微言的《胡适史评之非议篇》较公允,推荐。

知乎用户 不打诳语谜语人 发表

首先说,胡适是极其聪明的一个人,很会抓点,很多事情都是他开了风气之先,白话文也还,人权主张也好,实用主义也好,胡适都是播火者,其他人成就再高,第一口都被胡适先吃过了。但因为太聪明了,胡适有点浮,做学问确实没别人扎实,很多地方浅尝辄止,平白送了很多把柄给别人。

但正因为聪明,胡适眼光一向不错,对大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的,而且往往看的比较远。比如说一开始就提出研究中国的问题,搞实用主义,可以说开了中特理论的滥觞。太祖爷作为他的学生,对这点发扬的不错。抗战前胡适就提出拖延对日摊牌,抗战期间提出 “以拖待变” 等美国参战的抗战战略,都很合理,和太祖论持久战的思想其实也不违背。抗战期间胡适就劝说老蒋资助核物理和火箭专业学生赴美留学,为中国发展核武器储备人才,也是胡适眼光的体现。内战期间提出抢救学者去台,拒绝太祖和周公招揽,眼光已经远胜一大批知识分子。

胡适因为聪明,看人眼光也不错,器重太祖这段就不说了,被胡适资助过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数。胡适要说也不是富翁,自己生活一贯简朴,但资助学子方面的确慷慨。

胡适最大一个缺点就是做圣,老想当君子,当圣人,不敢爱敢恨,又怕老妈,怕老婆,首鼠两端,最后害人害己。尤其是有时候又要当白烂好人,乱和稀泥,还是造了不少孽。

胡适这种做圣的特点注定了其在政治上也是属于改良主义这派的人物,虽然国共两边最后都被迫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是当年中间派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两边都骂他不少。

胡适作为传统文人情节很重的人,狐死首丘是难免的,本来躲在国外也还是可以的,非要回台湾做老蒋的诤友,其中很大一块原因是不想死在国外。当然这样注定了其在台湾的日子不会太舒服,当然比来大陆还是强很多。

知乎用户 特困户 发表

国共合作一共没几次,一起骂胡适算一次

知乎用户 慎独 发表

国共合作没几次,骂胡适算一次

知乎用户 klxmouse 发表

看来社会对文科生要求严苛,对理工科相对宽容。

在国外滞留不归:

对杨振宁:五五开;在美国成就也属于全人类!

对胡适:见本问题其他回答

在国内遭遇政治风波

束星北:可惜啊可惜啊,国家对不起他

对郭沫若:让你跪舔!咎由自取。

跪舔领导人,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钱学森:他也无奈啊。不影响其伟大。

对郭沫若: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

和年轻漂亮女性交往,分手

对杨振宁:五五开,人家带回那么多项目恋爱自由怎么了?

对郭沫若:(友善度)

评价大 Boss

对理科生:顶着压力反复学习他的非原创诗

对文科生:不好好学习其精神,导致火箭发射失败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抬郭沫若贬胡适的各路下作文盲是半点书都不读只看知乎地摊文吧,郭沫若这厮当年为什么回来?加官进爵把郭抬到鲁的地位他才 “毅然决然” 回来,更别提 CCCP 给了多少经费日子有多滋润,一个焚书谄媚开历次整人运动先河充当打手和周扬上蹿下跳扩大事态的也能夸,史盲也就这点水平。

贵乎批胡适时罗织罪名的丑态,郭沫若这种标准的打手还能夸的出口也可见贵乎民粹史盲的水准有多低。

胡适对郭沫若有知遇之恩,当年宗白华还是胡适介绍给郭沫若认识的。

还和史实完全相悖造谣胡适出卖雷震和出卖陈延年,谣棍不要脸和低智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关于胡适的外交贡献和博士学位正经论文一堆,别再看知乎民粹互抄的造谣文了,读点正经书和论文,别让自己成为垃圾填充物。

还有恶心的蛆造谣胡适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动动手查查所谓的演讲稿里有这句话吗?

胡彦祖|陈延年之死探原——兼析吴稚晖、胡适的 “告密” 传闻

陈延年的死和胡适完全无关。

“胡适写信给吴稚晖导致害死陈延年” 从头至尾就是一件子虚乌有张冠李戴的历史谎言。陈延年 6.26 被抓时就已经身份败露,死亡日期是 6.30,而真正告密害死陈延年的是束炳澍,已经被寻获处死。吴稚晖是事后在申报发了信,而胡适从头至尾就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该论文是三个研究者根据真正的一手史料电报、内部调查文件厘清的真相,而以往的传记多根据黄逸峰和胡允恭道听途说以讹传讹错漏百出的来回传抄,这篇文章里也做了详细的去伪。

还有,汪原放(事件发生时的在场者,而不是十八道消息)本人在日记及回忆录里也只提到——“汪孟邹托人找许世英营救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汪孟邹找胡适一说。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138 页

陈延年之死从头至尾就和胡适完全无关,胡适只在知道陈延年去世的消息后写信斥责过吴稚晖在申报的言论,就这也能造谣成胡给吴写信导致陈延年身份败露被吴下令杀害…… 且也不是什么吴稚晖告密导致陈延年身份败露,杨虎早就知道了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必死无疑。

真相是汪孟邹托人找许世英营救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中陈乔年的身份暴露后被杀。

从陈乔年变成陈延年,再把所托人导致陈乔年身份暴露被杀这件事张冠李戴成胡适导致陈延年身份败露被杀,扭曲人物、扭曲时间线,谣言就是这么诞生的。

知乎用户 一江春水 发表

评价一个公共历史人物从三个维度来评论他吧。

1. 立德。蒋对他的评价非常到位,引用一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性格善良,脾气温和,学贯古今中西,身跨政学两界。这人确实是一个道德君子,没得话说。

2. 立功,胡适终究是一个文人,立功不是他强项。担任比较有影响力的公职,一个是北大校长,一个是驻美大使。成绩都平平,没什么出彩的地方。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经常正事不办,忙于演讲,个人倒是出尽风头,尸位素餐。

3. 立言。这方面胡适的学术功底就很稀松了。看上去比较博,其实是浅碟子。他写的说儒,大概是科普读物这种水平。他写的白话诗尝试集更是惨不忍睹,丫就没有文学天赋。和打油诗一个水平。有一首兰花草倒是耳熟能详: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嗯,朗朗上口,就是打油诗嘛。

胡适当时学成回国时,其实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没过关。只是因为当时中国受过西方科班教育的这种博士实在太少了,而且蔡孑民急着开风气,引进新思想,才会让胡适这种水博士一回国就做了教授。心痛我们的学术大家钱宾四,只比胡适小了 4 岁,学术之路走得颇为坎坷。1949 大逃亡时,傅斯年都看不上他,都不带他一起跑,自个跌跌撞撞跑到香港。

当然,真金子是经得起时间的洗礼,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宾四先生的历代中国政治的得与失,国史大纲等等,都是必读书。胡适的,没有。

知乎用户 王若枫 发表

民国那一代大师有个共同的特点——确实真有本事,但一个个名声比本事更响亮。

知乎用户 raulseven 发表

评价说不上,写到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顺便写了几句胡适的话,除了他对北平是守是和的态度还有抗日期间他的态度转变,大家看看这是如何节操碎了一地的人。

在当时人心思和的背景下,大学问家胡适极力鼓动傅作义誓死对抗共产党,要为国民党守住北平 “负责”,自己随后则溜之大吉,跑去了台湾。

他自己平时宣扬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到了这个时候,想的却不是研究如何保住北平两百万人名的生命,保住北京这座历史古都,而是刻意强调了让傅作义去为代表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卖命,真不知算不算狠狠的抽了自己一大嘴巴。当然,也不能说他没研究问题,毕竟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脚底抹油,跑到南京继续宣扬他的理论。

而日本全面侵华之前,胡适先生又是大肆鼓吹中国军事实力远弱于日本,不能与其开战,应该竭力促成和谈,否则打仗三天就亡国,到时想谈都没得谈。此刻属于民族内部矛盾,他反倒刻意主战,他说的少谈些主义,骗鬼去吧。

从始至终,他都站在蒋介石的一边。面对日本的入侵,他的表态我还没表达完,他的意思是利用和谈换来的十年时间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提高自身后再跟日本一决雌雄,类似于勾践的十年生聚。但问题是日本会给你这十年时间么?

而如果这是胡适自己的个人见解那也还罢了,至少算是救亡图存的一种思考,问题只是合不合适而已。关键是他如此的表态,不过是一种政治投机,因为在 1933 年他曾跟蒋介石有过一次面谈,蒋介石谈到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军队的了解比他自己多得多,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御日本入侵时蒋介石回答需要 3 个月的预备期。而且准备就绪了也没法全面还击,只能择几处死守。

投机客胡适此刻便 “揣摩圣意”,主动推出此种论调迎合奉承他的“圣上”,为“主” 分忧出来造势,同时也是捞取自己的政治资本。

好在爱国青年们分得清青红皂白,他在自己的主战场北大演讲鼓吹这套理论,高呼你们学生懂个屁,别瞎 BB,要冷静,不听我的话就不是北大学生,北大学生应该保护真理——其实也就是说他胡适的话就是真理的时候,就遭受了学子们的唾弃和咒骂,被哄下了讲台。更别说国民党中的主战派如孙科等都主张将他逮捕入狱。

最终形势的发展也逼迫得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抗日,胡适的政治投机破产,形象一落千丈,也只能一方面更向蒋介石坚决靠拢,又抛出了跟 “打仗三天就亡国” 截然相反的 “和比战难百倍” 的新观点,其立场就是如此的廉价,真比那个啥的裤头还松;一方面又当了那个还要立这个,高呼多研究这个少谈论那个。

其实你多了解下这个人,就不会被所谓的口号给迷惑了,真以为他只是个 “学者”。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vkLXY8 发表

一个对除他自己以外的事物既不了解又不关心的投降派。

东三省被占开始,他就力主放弃 “力不能及的领土” 投降,美其名曰和谈。

后来抗战胜利了,毛泽东托人给他带话,自称学生,说是胡适对自己当初办湖南自修大学有所支持,至今感念云云。胡适就给毛写信,劝毛投降当反对党。

再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象渐成,蒋介石邀他就餐,问其对目前大局的看法,他又当即讲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的掌故,劝蒋投降,蒋听完估计也无语了,反复劝其滚回美国眼不见为净。当晚胡适回家写日记,说蒋(对投降)稍有意动。

各位身边如果有胡适的粉丝,要记得保持距离。因为无论你需不需要帮助,这种人都只有一肚子的负能量和馊主意愿意拿出来。

知乎用户 敬业湖​ 发表

三十年代参加人权同盟,去查看国府监狱是不是毒打犯人。

去查看的人只有他一人说 “监狱很好的,犯人没有挨打”

这话,只怕今天的果粉都说不出口。

你可以不说话,可以东扯西扯,

公开胡说,就呵呵了。据说他的学生被打的受不了了,给他写过条子呢。

知乎用户 xiapode 发表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知乎用户 又下雨了啊 20 发表

文学上巨人

政治人品上 bitch。

知乎用户 一水 发表

别把胡适当成一个伟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已。彭明敏去美国上学,没钱交学费,写信给胡适希望帮忙,胡适寄给他钱说是有个华人赞助的。这小子就真信了,在胡适去世当天,他才知道给他钱上学的人就是胡适。

李敖骂了那么多人,就不骂胡适,可见胡适还是有可取之处,49 年以后的不同的知识分子却纷纷从国外赶赴国内,十年后,他们方知,他们赶赴的是一场 “批斗” 盛会。原来,当年他们是为了充当靶子而星夜兼程的,胡适那个时候正好避开了那一场灾难。

在 1941 年以前,胡适对苏俄还是抱着 “比较肯定的态度”,直到 1941 年 7 月在密歇根大学演讲“意识形态的冲突” 时,才首次把苏俄集权与纳粹法西斯视为一丘之貉。胡适直到 1953 年读到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时,才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 “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而在此之前,他也曾以为苏俄的独裁也可以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凡此种种,都有胡适的日记及书信为证。

胡适曾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如何思想。他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知乎用户 柳如果 发表

1923 年,胡适在婚礼上看上了 15 岁的伴娘,后来两人在西湖小住,伴娘怀孕。他们决定此生都在一起,于是胡适向妻子提出离婚,没想到妻子的一个举动让胡适汗毛倒立,此后再也不敢提 “离婚” 二字。

那年,胡适才 13 岁,就已经在母亲的安排下,早早地和大字不识几个的乡野丫头江冬秀订了婚。

订婚之后,胡适只身一人到上海求学,然后又去美国留学,在这期间,胡适的见识和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也已经看不上江冬秀了,于是决定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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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寡母以死相逼,还对胡适说:“中国风俗,一经订婚即不能解除婚约。” 胡适向来孝顺,只得依命完婚。

婚礼上,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胡适的注意力根本不在江冬秀身上,他反而被江冬秀身边的伴娘曹诚英吸引了。婚礼后,胡适和曹诚英经常通信,时间一久,难免互生情愫。

1923 年,胡适到杭州养病,江冬秀则委托在杭州上学的曹诚英前去看望胡适。一来二去,两人打得火热,感情越来越深,不久后,曹诚英就怀了胡适的孩子。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一时间,满城风雨。江冬秀也很快听说了此事。

胡适一看大事不妙,连夜赶回北京。但他并不是来请求原谅的,相反的,他是要回来和江冬秀离婚的。

当胡适向江冬秀坦白自己和曹诚英的事,在提到离婚的时候,江冬秀瞬间气炸了,她转身进了厨房。

出来以后,只见江冬秀一手抱着两岁的小儿子,一手拿着菜刀挥舞着道:“要离婚可以,我先砍死你两个儿子再砍死你再自杀。” 完全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强。

胡适是个文人,哪见过这阵势,当看着江冬秀挥舞的菜刀,早就吓破了胆,一再表示不会离婚了。

也是自这以后,胡适一辈子都从未再向江冬秀提出 “离婚” 二字。

江冬秀为捍卫婚姻不惜出演悍妇,因为这段轶事,很多人认为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最终能白头到老,根本原因在于江冬秀的彪悍,是胡适向 “菜刀” 妥协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民国时代,就有很多西装与小脚的组合,且大多婚姻不幸,比如徐志摩的狠心割裂,鲁迅的终生供养,而拥有 36 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却能够和农村妇女江冬秀相伴到老便成了民国里的七大奇事之一。

但显然,即使 “彪悍” 能维持婚姻,却不足以让婚姻幸福。

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是渐入佳境,尤其是中老年以后,胡适对江冬秀是百般呵护。江冬秀爱打牌,还常为此而不务正业,胡适却不恼,反而一掷千金买了一套房子专给江冬秀打牌使用。

胡适和江冬秀可以说是先结婚再恋爱的典型,从刚开始的互不了解,再到后面的相濡以沫。早年胡适看不上江冬秀,就是因为她相貌平平且无才学,所以才会移情曹诚英,而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胡适慢慢发现了江冬秀有趣的灵魂,最终接纳了江冬秀。

至于胡适为什么能够接纳江冬秀,我觉得有点像刘嘉玲和梁朝伟,一个注重精神世界,另一个却无比接地气,梁朝伟曾说:“嘉玲就是我的驱魔人,当我听到她的笑声,听到她对我说话,我就知道我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

江冬秀对胡适来说,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她虽然没有知识文化,不能和胡适谈论诗词歌赋、治国之道,但她有生活情趣,乐观开朗,懂取舍。

知乎用户 阿胡拉玛兹达 发表

胡适先生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领域的贡献居功至伟,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

推动亚东图书馆出版按照现代语文要求的古典白话小说,其特点,

一是按现代标准划分文本段落;

二是使用新文化运动推荐的标点符号;

三是删掉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只保留小说的白文 (原文),这一点解释一下,是为了古典文学的通俗化,即区分普及阅读与学术研究。

其次,胡适为《水浒》,《西游》,《三国》,《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撰写学术性的导言,这几篇导言的学术价值,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绕不开的基础文献之一,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共同构建了现代古典白话小说研究的基本范式,其中如考证《西游记》的作者章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家世,对《水浒》,《西游》" 世代累积″成书的考察以及被否定的蒲松龄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有开拓性的学术成就。

亚东版的文本水平之高,直到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谓 “四大名著标准版” 才得以超越。而现在的古典文学依然按照当时胡适推动的出版形式在出版。

导言 + 原文的形式,也为与政治紧紧捆绑的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 “政治解耦″的手段。例如在文革期间,” 批判性″的导言是当时大规模出版《水浒传》和《红楼梦》的一个必要条件。

知乎用户 刘逸清 发表

上面的回答里面,已经说了很多。有一些人为胡适洗白,洗白什么呢?说是骂胡适的就是小粉红,但胡适干了什么事呢,很多的回答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有些事情真的就是非黑即白,除非现在能够证明胡适早就脱离了中国国籍,那么他干的那些事,他就永远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一坨狗屎。不要说什么胡适的文学地位怎么怎么样,这样说起来,其实汪精卫的诗写得也不错。至于说小粉红,怎么的,某些人是觉得我们应该恢复帝制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很多人只说胡适胡适文学地位,私德有亏也就罢了,公德有亏就不要说他一句好话。

知乎用户 冬天的一把火 发表

1923 年,胡适在婚礼上看上了 15 岁的伴娘,后来两人在西湖小住,伴娘怀孕。他们决定此生都在一起,于是胡适向妻子提出离婚,没想到妻子的一个举动让胡适汗毛倒立,此后再也不敢提 “离婚” 二字。

那年,胡适才 13 岁,就已经在母亲的安排下,早早地和大字不识几个的乡野丫头江冬秀订了婚。

订婚之后,胡适只身一人到上海求学,然后又去美国留学,在这期间,胡适的见识和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也已经看不上江冬秀了,于是决定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没想到寡母以死相逼,还对胡适说:“中国风俗,一经订婚即不能解除婚约。” 胡适向来孝顺,只得依命完婚。

婚礼上,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胡适的注意力根本不在江冬秀身上,他反而被江冬秀身边的伴娘曹诚英吸引了。婚礼后,胡适和曹诚英经常通信,时间一久,难免互生情愫。

1923 年,胡适到杭州养病,江冬秀则委托在杭州上学的曹诚英前去看望胡适。一来二去,两人打得火热,感情越来越深,不久后,曹诚英就怀了胡适的孩子。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北京,一时间,满城风雨。江冬秀也很快听说了此事。

胡适一看大事不妙,连夜赶回北京。但他并不是来请求原谅的,相反的,他是要回来和江冬秀离婚的。

当胡适向江冬秀坦白自己和曹诚英的事,在提到离婚的时候,江冬秀瞬间气炸了,她转身进了厨房。

出来以后,只见江冬秀一手抱着两岁的小儿子,一手拿着菜刀挥舞着道:“要离婚可以,我先砍死你两个儿子再砍死你再自杀。” 完全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强。

胡适是个文人,哪见过这阵势,当看着江冬秀挥舞的菜刀,早就吓破了胆,一再表示不会离婚了。

也是自这以后,胡适一辈子都从未再向江冬秀提出 “离婚” 二字。

江冬秀为捍卫婚姻不惜出演悍妇,因为这段轶事,很多人认为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最终能白头到老,根本原因在于江冬秀的彪悍,是胡适向 “菜刀” 妥协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民国时代,就有很多西装与小脚的组合,且大多婚姻不幸,比如徐志摩的狠心割裂,鲁迅的终生供养,而拥有 36 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却能够和农村妇女江冬秀相伴到老便成了民国里的七大奇事之一。

但显然,即使 “彪悍” 能维持婚姻,却不足以让婚姻幸福。

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是渐入佳境,尤其是中老年以后,胡适对江冬秀是百般呵护。江冬秀爱打牌,还常为此而不务正业,胡适却不恼,反而一掷千金买了一套房子专给江冬秀打牌使用。

胡适和江冬秀可以说是先结婚再恋爱的典型,从刚开始的互不了解,再到后面的相濡以沫。早年胡适看不上江冬秀,就是因为她相貌平平且无才学,所以才会移情曹诚英,而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胡适慢慢发现了江冬秀有趣的灵魂,最终接纳了江冬秀。

至于胡适为什么能够接纳江冬秀,我觉得有点像刘嘉玲和梁朝伟,一个注重精神世界,另一个却无比接地气,梁朝伟曾说:“嘉玲就是我的驱魔人,当我听到她的笑声,听到她对我说话,我就知道我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

江冬秀对胡适来说,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她虽然没有知识文化,不能和胡适谈论诗词歌赋、治国之道,但她有生活情趣,乐观开朗,懂取舍!

知乎用户 空白 发表

1917 年,胡适与订婚 13 年的江冬秀结婚,却在婚礼中对 15 岁的伴娘一见钟情,年轻貌美的伴娘叫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后来胡适背着江冬秀与曹诚英同居,在曹诚英怀孕以后,想要与江冬秀离婚,结果江冬秀拿起菜刀就要杀儿子!

结束了美国的留学生活以后,胡适在 1917 年回到了家中,虽然接受过新思想的胡适对家里的包办婚姻颇有不满,但是在父母的施压下,最终还是妥协了,娶了这位订婚 13 年来第一次见面的 “未婚妻” 江冬秀。而江冬秀虽然说也是出生于大户人家,但是由于受 “女子无才便是德” 思想的荼毒,也没有读过什么书,而且还是裹脚,胡适对此也是十分的厌恶。

曹诚英也是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同的是她接受了比较多的教育,曾经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一定程度上被新思想所感染。胡适虽说在婚礼上对其一见钟情,但此时并未做出越轨之事。而后曹诚英也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富商之子胡冠英。但是两人结婚之后多年未有子嗣,胡冠英的母亲为了传宗接代,就给胡冠英纳妾了。

可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曹诚英,哪里容得下纳妾这种事,直接就与本就没什么感情的胡冠英离婚了,并在这段婚姻中受了不小的打击。胡适得知以后,便来到了杭州安慰曹诚英,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并且后来曹诚英还有了身孕。

于是胡适就想给曹诚英一个名分,便回到家中与江冬秀商量离婚的事,谁知江冬秀一听瞬间就炸了毛,拿起手中的裁纸刀就往胡适身上砸,然后拿起菜刀抱住两个儿子说:“要和我离婚可以,等我把两个儿子杀了,然后我再自杀!”。

胡适一个文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这种事万一发生了,以后基本就没什么名誉可言了。最后不得不跟江冬秀妥协,曹诚英最后也能够堕胎,这段感情也不了了之。可即便如此,张爱玲却仍然对胡适与江冬秀的这段婚姻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说他们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

知乎用户 临塘而渔​ 发表

王小波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哲学,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一种哲学最重要,那就是有没有诀窍。有没有买六合彩的诀窍(不要不相信拥有最强哲学的国家有众多六合彩民),有没有炼钢铁的诀窍,有没有跑步进入天堂的诀窍”

西方文明在 19 世纪袭来,有众多草根六合彩大师略微一包装,摇身一变而成为民族的哲学导师。李大钊曾经和胡适就主义和问题进行论战,前者认为中国诸多问题可以经由一个主义去彻底解决,而后者认为主义来源于实践中解决诸多问题的思维方式之总结。如果要我来判断哪一种更符合学习的经验,我一定会选择后者,我赞同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无论马列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来自于西方对于当时东方尚且未知事物探索的经验总结,不说总结的效率若何,如果解决问题的经验都没有,就谈通过哪一个主义解决问题更好,我认为显然是异想天开。

在具体问题上面讨论主义更接近于形而上学,而关注具体问题就绝对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用在中国产生的效果尚且不知,但形而上学用在中国产生的效果,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我相信出售诀窍的人,用张维迎的话说,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无耻。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界限不清产权不明,所以非要弄出个路线之争。倒是为什么?原因无非谁占据了最高路线,谁控制所有的资源,而输家一无所有。比如有人是民国时期一个赞成私有制的小商贩,如果路线成了共产,那么他的所有生产资料就会充公,没有商量的余地。时间久了,大家中国人把这种行为当成是必然,一定要日子一起过,资源一起用,但谁用就有个先后。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公,国人用几百年在这里面转不出来,有人不想共产也不行,你共产者捍卫自己的信仰可以,但你得胜了非要共别人的产,共一些小买卖小商贩的产,到底是为什么?

共产玩不转了,又转回去,保护私有产权,现在中国的成功,是一条路线的成功,还是不再坚持一条路线所以避免了几十年前的经济大崩溃重现,好好想想。

说问题非要解决个路线才能有效解决的,我问你,要让一个灯泡更好的照明需要路线吗?需要灯泡厂以外的人一致同意么?人类社会发展是靠分工还是靠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提纲挈领这种愚蠢之极的做法?解决任何问题之前先喷一堆废话空话?市场经济不是顶层设计,市场经济在中国成了顶层设计的原因在于,过国家的日子过习惯了,所以需要声明市场经济是国家顶层设计。但市场经济框架在西方形成的整个过程不过是自发的探索,根本不是顶层设计。西方也不叫自己的社会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别人加给去的。经验的不同导致认知的巨大差异,不跳出过去的圈子永远觉得别人是恶意的。

关于胡适卖国,中日战前求和的问题。我想问问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前不愿意开战是不是也不爱国?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军事的角度讲,对局面评估错误的竟然秉着爱国大旗不仅摇身一变有民族气节不再是误国害民的愚人,反而能够大言不惭指责军事上认知更为清醒的人是卖国贼!真他妈的好无耻啊!这就是自己的营生管不好,非要去管外交军事对一个国家的害处。李鸿章是主推洋务运动的,结果比不过日本又被拖后腿的愚夫们说是卖国求荣的典型,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么!推洋务要李鸿章去,和洋人交涉要李鸿章去,打仗要李鸿章去,战败了求和要李鸿章去,尼玛的几亿人的国家全靠一个人,赢了都是他的输了都是他的这就是所谓民族人格?全中国就一个李鸿章懂英语理解西方文化?从 3 亿两白银砍到 2 亿两白银,最后落个卖国贼的骂名,WG 时期坟给刨了,尸骨无存,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国就是一些没有自我人格自我责任的人这样爱的?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一件被人们忽视的事功_文化_腾讯网

胡适先反战又反和,愚夫们好好解释解释这到底玩什么心理战?

知乎用户 猎晏焱 发表

不如郭沫若远矣

如果有人称胡适为民国大师

那是天大的笑话

名气大于实力的三流文人罢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反正左翼的评价你们不爱听,反动派的评价你们嫌常公人品低

我贴个废名的好吧

知乎用户 紫薯糯米团子 发表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武汉大学教师苏雪林曾写长信向胡适倾述她对当前文化的看法并恶毒攻击鲁迅。胡适极度不赞成苏的态度,在回信里这样说到。

文人相轻, 自古而然,鲁迅曾骂胡适 “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侯门卖廉耻”,“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正如朱学勤所言,胡适之可贵,在于他没有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 - 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鲁迅病逝后,胡适热诚周到联系商务印书馆,协助许广平出版鲁迅全集,不计得失恩怨,温文恭谨,可见其雅量。

于文化,胡适开风气之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新中国思想进步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于国事,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半路出家,并无外交经验,以其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不仅受到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的崇敬备至,在国事方面也有建树。为蒋介石争取美援,获得商业借款,签订《中美租借协定》,争取到 500 万英镑的英国平准基金。他频繁活动欧美各国寻求支持和帮助,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后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无疑有益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业。

于朋友,多次帮助援救陈独秀,丁文江

于学生,热心资助,谆谆教诲。

于子女,不赞同江冬秀责骂子女的做法,不要求儿子孝顺。

于陌生人,一个做芝麻饼的小贩曾给他写信请教英国制度好还是美国制度好,胡适亲自回信,并赞扬他身在闹市却关心国家制度,此后赠书给他并称他为自己的朋友。

1962 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出殡之日,送行者不计其数,庶黎哀伤,极备哀荣。可见其人格魅力。

诚然胡适的劣迹也不可否认,杨杏佛事件,孙崇案,私德有污,处处留情,也有政治不正确的言行。无论何时盖棺定论一个人是否善恶忠奸好坏,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政治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评价也会不同。

人生百年,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说,虽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胡适先生绝不是 “不学无术” 的“卖国贼”,是站在时代风口上的心怀家国大愿者,却也难逃其阶级局限性。

知乎用户 温酒 发表

讲真的,我说的东西一般都是放不上台面的。

台面上的时候我一般不说话。

一旦说了,那个其乐融融的空气都会冻起来。

所以你让我怎么评价胡适?

人胡适就是个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运气好脑子比较好,

肉身翻墙以后搞得风生水起,不想回来了不行啊?

你说他是小市民,说他没有肩负责任,你都对。

他活下来了,活得还很好,身在曹营心也在曹营,不行啊?

不想为大汉朝建功立业,是不高尚,不高贵,但谁规定别人必须高尚高贵的?

实际上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什么文学大师,渣的人海了去了……

吃酒嫖娼玩女人国家大事放在嘴上的从北京排队能排到天津(夸张的),

不然那么多有志之士,民国还会完?

但是不要忘记鲁迅说过:

慷他人之慨者,切莫与他亲近。

希望他人奉献,希望他人当薪王,希望他人燃烧自己的人,也没比民国大师们好多少。

这就是普通人。

妈的今年一个个在知乎上问,

要不要换美金啊,

要不要换黄金啊,

楼市炸了政府是不是要完了啊,

这样的人,也配嘲笑人家胡适不爱国?

嘴上的爱国,键盘上的捐牛。

难道一定要人学现在的海外党一个个吃美国喝美国的还拼命嘴上爱国主义好?

说难听点,祖国几亿人口的死活,关他鸟事,那是蒋光头的事,不是他的。

他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权力,没那个责任。

就像你们在研究换美金换黄金炒股票,搞这些零和割韭菜玩意儿的时候,

有把祖国大地几亿绿油油的韭菜放在心上过吗?没有的好伐啦!

这个时候有人跑出来指责你割韭菜,你觉得滑稽伐?

特么指责你的人,自己怎么不去被韭菜割?

脑子里一个个想的都是怎么先保全自己的人,是没有资格批评一个成功保全了自己的人的。

鲁迅骂骂他也就算了,人鲁迅身体力行,回国写文章投身革命,

嫌弃别人不高贵不高尚的同时自己很高贵很高尚,给他官做,

结果一个没伺候好为国为民愤青毛病一起就辞职不干了,

这样的人骂骂胡适当然是有资格的,没毛病。

然而各位键盘侠是什么东西?

你们是捐了一头牛呢?还是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什么伟大贡献呢?

别特么批评别人的时候一个个都跟圣人一样,到自己了,脚腿子一个比一个实诚。

那个站在高地上的样子,真是丑爆了。

小市民是很不雅,我一直说自己是个不上台面的。

但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忧国忧民的事情,凭什么由普通人来做?

大部分人,都是小市民,包括胡适。

他不是,没有想过,也没有能力去当那个英雄。

知乎用户 喂蚊君​ 发表

如何评价胡适。

知乎用户 我是马后炮 发表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这番话是胡适 1948 年在 “行宪国大” 期间讲的。何谓 “行宪国大”?原来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 11 月 25 日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决定 1947 年 1 月 1 日颁布,同年 12 月 25 日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政” 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 “民主” 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48 年 3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简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织”。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而胡适在其中扮演了他生命史上最不光彩的角色。
  蒋介石让胡适当总统
  1948 年 3 月 29 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 “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胡适出席。30 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但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 3 点,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但我实无此勇气!”
  当天下午,胡适跟王世杰、周鲠生谈了 3 个多小时,仍没有自信。晚 8 时 15 分,王世杰前来听最后答覆,胡适终于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蒋介石可以考虑更为适当的人选,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议。他还说:“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
  王世杰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转告蒋介石。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 4 月 1 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 月 2 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他又虚假地说,或者由他当总统,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认为蒋介石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他感动,当即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 事后胡适得意地对曾担任他秘书的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4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行宪国大” 期间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蒋介石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绝不竞选总统,并提议由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个条件。据胡适当天日记记载,这五个条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说,蒋介石在会上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候选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说的就是胡适。
  蒋介石为什么想把总统的交椅让给胡适呢?
  根据当时宪法的第 39 条及第 43 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就是说,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据王世杰 1948 年 2 月 10 日日记记载:“蒋先生往庐山休息。临行前蒋先生语岳军(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张群),谓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可见蒋介石需要的是不受宪法限制的充分权力,他假借不当总统来扩张总统的实权完全是在 “行宪国大” 召开之前的预谋。

 在 4 月 5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张群忠实贯彻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他直言不讳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当天下午,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 “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 的建议,蒋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担任总统候选人。
  4 月 5 日午饭后,蒋介石让王世杰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全体会议的情况通报胡适。蒋说,如果他仍然拒绝为总统候选人,一定会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那结果必定很坏。这样,蒋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原议。胡适顺水推舟,跟吴稚辉、于右任、张伯苓等 200 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关,胡适此后生了 3 天病。4 月 8 日晚 8 时,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慰抚,除宋美龄之外没有其他客人。蒋特意向胡适致歉,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虚情假意地说,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同年 4 月 15 日,由国大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领衔,771 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文规定 “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不受宪法第 39 条或 43 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这个“临时条款”,赋予了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先后连任了 5 届“总统”,而台湾的“戒严” 更长达 40 年。对这份 “后果很严重” 的提案,率先呼应的就是胡适。
  4 月 19 日,“行宪国大”进行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作为蒋介石陪衬的总统竞选人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天出席代表 2734 名,蒋获 2430 票,得票率为 88.9%;居正获 269 票,得票率为 9.8%。这样蒋介石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 “总统” 于 1948 年 5 月 20 日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只在中国大陆执政了 8 个月。面对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在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下台,转而支持李宗仁的情况下,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得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上午 10 时黯然“引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蒋介石在 “行宪国大” 上一度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除了出于 “以退为进 ” 的谋略之外,还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美国为了称霸全球,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国民党于 1946 年召开的 “制宪国大” 就是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召开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与,美国表示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既希望蒋介石按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宪法,也希望这位独裁者改革人事制度。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地增补非国民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意图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政治核心。在美国看来,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国民党颓势的总统人选。“行宪国大”召开期间,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以 4.63 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援华法案”。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应付一下美国。
  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危机深重,美国政府逐渐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认为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是 “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者”,与对日本姑息迁就的蒋介石有所不同。1946 年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说“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而“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有了美国官方认可,李宗仁的底气倍增。1948 年 1 月 8 日,李宗仁在“行宪国大” 召开之前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竞选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国驻华使馆的意图,立即于 1 月 11 日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意,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 此中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 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与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后,李宗仁复信表示感谢,并动员胡适也参加 “大总统竞选”:
  适之先生:
  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 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 “大家加入赛跑” 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 一月十四日
  然而,蒋介石最不愿意李宗仁在政坛上得势。因为李是桂系首领,属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早在 1927 年,桂系就曾联合其他反蒋派系逼蒋介石下野。1929 年,又爆发了真枪实弹的蒋桂战争。1930 年和 1936 年,桂系还先后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陈济棠共同反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桂系才貌合神离地皈依 “蒋记中央”。所以,蒋介石口头上表示对李宗仁毫无成见,国民党员均可公开竞选,暗中却采用了多种手法,动员了多方面力量迫使李宗仁放弃竞选。蒋介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张群召集于右任、居正、程潜、吴忠信、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和李宗仁等人开会,由吴稚辉出面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宣布副总统竞选由国民党内部提名,以统一全党意志,避免党内磨擦。但李宗仁严词反对,主张 “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赞同李宗仁的意见。会议的决定,是由张群出面把不同观点反馈给蒋介石。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逼李退选。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了蒋、李之间一场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先生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 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 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蒋介石一方面召集黄埔系和 CC 系的心腹聚会,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恰如一把匕首插到他心中,要求效忠他的人帮他拔出这柄匕首;另一方面,蒋又派宋美龄出面劝孙科竞选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又是广东人,既有影响,又可从李宗仁手里争得部分西南地区的选票。孙科时任握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争副总统的虚位,颇为犹豫。蒋只好亲自出马劝驾,不但允许他胜出之后仍兼立法院院长,而且承担其全部竞选费用。这样孙科就不再坚持了。此后,陆续参加副总统竞选的还有程潜、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一共 6 人。
  4 月 23 日,“行宪国大” 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 754 票,孙科 559 票,程潜 522 票,于右任 493 票,莫德惠 218 票,徐傅霖 214 票。由于无人票数过半,后 3 名被淘汰,前 3 名进入第二轮选举。4 月 24 日再选,李宗仁得 1163 票,孙科 945 票,程潜 616 票,又均未获半数票,未能通过。当天,蒋介石示意程潜退选,劝说其支持者将票投给孙科。同时,与会的粤籍将领率领大批代表捣毁了攻击孙科的南京《救国日报》。当晚,黄绍竑建议李宗仁采取 “以退为进” 策略自动退选;孙科、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
  4 月 25 日,程潜跟李宗仁采取同一步调,在南京各报发表弃选声明,并揭露国民党最高当局破坏民主,操纵选举,舆论一时大哗。孙科迫于压力,也只好于 4 月 26 日退出竞选。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为避免 “行宪国大” 的选举流产,只好派人动员李宗仁等人继续参选。当天,由蒋介石授意,大会主席团推举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 5 人为代表,对李宗仁等 3 人进行劝慰。结果李宗仁表示:“放弃竞选系个人权利,而是否接受余之放弃系大会之权。”孙科表示“唯大会决定是从”。程潜表示:“对于副总统竞选事,已决定接受大会之解决办法,在不影响党的团结,不增加行宪困难,有利于诸选举人之谅解的大前提下,个人不再坚持己见。”
  4 月 28 日,胡适担任主席,第三次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 1156 票,孙科 1040 票,程潜 515 票。当天与会代表共 3045 人,竞选者仍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程潜由于得票太少,依法退出。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大会第四次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在官邸屏息静听电台直播选举情形。结果,李宗仁以 1438 票击败了仅得 1295 票的孙科,成为第一届副总统。消息播出,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收音机,立即备车外出:先从官邸驶向中山陵,未入陵园即返回官邸;再开向陵园,又调头驶往汤山。
  5 月 1 日上午,胡适、于斌、周钟岳、吴稚辉作为大会代表,迎接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黑幕重重、丑闻不断的 “行宪国大” 历时 44 天终于闭幕。当天,毛泽东在致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信中,宣布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蒋介石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出任总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组阁,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色行政院长的人选。对这一职位的争夺相对激烈。蒋介石最早相中的是张群,但 5 月 21 日立法委员投票时,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只好尴尬地辞职离开南京。何应钦知道这种结果有悖蒋介石的意愿,知难而退,于 5 月 23 日发表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5 月 24 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提出 “统(一)字第一号” 咨文,送交立法院,提名前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咏霓)任行政院院长,获立法院通过。胡适跟翁文灏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却不同意这一任命。他说:“总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 翁上任后,面临国统区通货膨涨,物价狂涨(大米卖到了每斤 36 万元,玉米面每斤 17 万元),为了力挽颓局,翁文灏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用以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结果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迫使他 11 月 2 日在立法院召开的质询会上承认币制改革失败。胡适的判断不幸而言中。当陶希圣把胡适对翁文灏的评价告诉蒋介石之后,蒋表示:“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委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 说完,蒋立即交代空军武官夏功权为陶希圣安排军用飞机,从南京飞往北平。陶希圣晚 10 点才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匆匆用餐后,又急速赶到东厂胡同的胡适寓所。不料胡适见他后即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 胡适还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于 11 月 26 日接任了行政院院长之职。
  胡适成了 “罪大恶极的帮凶”
  应该说,胡适在这次 “行宪国大” 上的种种表现,相当滑稽而拙劣,玷污了他素以爱惜羽毛自诩的学者的清白。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有什么反映呢?
  首先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胡适的统战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了 1956 年。1947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提出 “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的设想。1948 年 11 月,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北平地下党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够留下。汪子嵩、王汉斌对此已提供了回忆。胡适通过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宣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说:“他们会用我吗?”

  另一方面,鉴于胡适于 1948 年 12 月 16 日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南京,中共权威人士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据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查证:1948 年 12 月 25 日,新华社宣布了 43 个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并无胡适。但 1949 年 1 月 20 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胜利电文中指出:“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 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可知中共中央至少已将胡适划入了 “罪大恶极的帮凶” 范畴。1949 年 1 月 26 日新华社电称:国统区人民讨论战犯名单时,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1949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到了后来,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毛泽东提到的 “极少数人” 中的第一个就是胡适。
  如果站在政治斗争的立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并不过分,因为胡适不仅在 “行宪国大“上带头支持莫德惠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就是消灭共产党);而且,1948 年 12 月 16 日他还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长谈,含泪进言,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他支持蒋介石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的立场,并表示自己“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胡适万万没有料想到,12 年后,他也吃了“戡乱” 条例的苦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朋友被扣上了 “涉嫌叛乱” 的罪名,有的竟锒铛入狱。此为后话

知乎用户 乄苏不弃乀 发表

胡适如何?提三个小问题。

1、胡适去台前,中共为何数次挽留?

2、胡适为何被列为战犯?

3、中共建国后为何会淡化胡适,却又大规模批胡?

可以确信的一点是,胡适之确实有本事。

知乎用户 道非常​ 发表

胡适造假知多少?蒋公日记痛斥 “最无品格” 之“狐仙”、“蟊贼”

原创 广百宋斋 2021-02-24 05:40:38

毋庸置疑,胡适(1891-1962)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经典案例,因为胡适一生与近现代中国太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紧密交织在一起,解剖 “这一个” 麻雀,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跌宕起伏的世事表象之下潜藏着多少洞彻世道人心的逻辑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审视胡适的言行举止,可以更为深刻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这一文化史和学术史的重要专题研究无疑有助于把握中国历史进程的脉动。

这篇小文并无 “全面考察” 胡适的意图和能力,不过是近十年来个人研究的资料汇编,但毫无疑问可以提供诸多研究者从未公开阐述的证据材料,弥补关于胡适研究的空白。这篇小文着重揭示的,是胡适自 1917 年登上现代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以来,直到临终之前,以至于延续到身后的学术造假。

胡适在学术上,恰当地说是以 “学术” 之名,造了什么假?胡适造的假,就是延续百年的 “新红学” 谎言。

1979 年 6 月,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的论文,将 “红学”、“甲骨学” 以及 “敦煌学” 并称为 20 世纪中国的“显学”。他写道:“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余英时的评述很经典,以至于我可以 “毫无惧色” 地公开论断——任何研究者如果不能明确指认胡适在 “新红学” 领域谎话连篇至死不悔的事实,则要么是研究能力出了大问题,要么是道德品质十分可疑,二者必居其一,甚或兼而有之。

我注意到有研究者公开断言,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 “最不可能撒谎” 的人。而事实上,胡适撒谎的胆量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可能超乎绝大多数善良中国人民的想象。我认为,胡适撒的谎,可以让世人严重质疑台湾大学和所谓 “中央研究院” 的学术能力及学术品质——几十年来,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揭发指控胡适的欺世谎言?

当然,胡适撒谎早就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只不过很多人大概觉得这些谎言 “无伤大雅”,于是不加以深究,继续把胡适捧在“神坛” 上。

例如,1917 年 5 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参加博士答辩,当时并未通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是,胡适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却是以 “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北大讲坛上的。1919 年 2 月,胡适这部未通过答辩的论文经过修改,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五十年代,胡适的“小伙伴” 唐德刚委婉问及 “博士问题”,胡适尴尬苦笑,虽吞吞吐吐向唐说明原委,但从未向公众交待。“博士问题” 直到胡适去世 15 年后才闹得沸沸扬扬,大开笔战,有人作《西江月》词讽刺胡适“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有人则抨击他“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

胡适的这些谎言 “无伤大雅”,那么请问——什么样的谎言才能伤到大雅,伤透大雅,伤得斯文扫地?

1921 年 12 月,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首先提出了几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结论,如: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
(3)《红楼梦》做书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4)程伟元于乾隆末年第一次活字排印的 “程甲本” 是外间各种《红楼梦》的底本,“程乙本”是 “程甲本” 的校改修正本;
(5)《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作,而是高鹗续补。

由于胡适的推动,“曹雪芹”研究成为 “红学” 研究的重要课题。1922 年 5 月 7 日、5 月 14 日的《努力周报》第 1 期、第 2 期,连载发表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胡适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他新近得见的考证 “曹雪芹” 生平的两份重要材料,一份是《四松堂集》稿本(付刻底本),一份是《四松堂集》刻本。

胡适写到,在 “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四松堂集》稿本中,“敦诚” 所作的《寄怀曹雪芹》诗题下注一 “霑” 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贴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胡适又据《赠曹芹圃》一诗断言 “曹雪芹又号芹圃”,据《挽曹雪芹》一诗断言“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年)”。胡适还推测“曹雪芹” 的生时“当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

结合胡适日记来看,《四松堂集》稿本是 1922 年 4 月 19 日古籍书店松筠阁送来的;《四松堂集》刻本是 4 月 21 日蔡元培送来的,“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按即徐世昌总统的诗社)里借来的”。

胡适开启了对有关 “曹雪芹” 生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此后,有关 “曹雪芹” 生平的材料不断被挖掘出来,如《懋斋诗钞》、《绿烟琐窗集》、《枣窗闲笔》、《延芬室集》和《春柳堂诗稿》等。

1927 年 11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主持出版了所谓 “乾隆壬子本”《红楼梦》,这是根据胡适收藏的“程乙本” 加新式标点和重新分段的排印本。胡适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中,继续宣扬 “高鹗续作后四十回” 的论断,继续强调 “程甲本” 的重要地位,称“此书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种刻本,如道光壬辰的王刻本,都是依据这个程甲本的”。

1928 年 3 月,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推介一部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按即 “甲戌本”),声称“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在文字上,脂本有无数地方远胜于一切本子”,“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在这篇长文中,胡适又据“甲戌本” 上的批语提出几个重要论断,如:

(1)曹雪芹死于 “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历 1763 年 2 月 12 日),生时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
(2)脂砚斋同曹雪芹很亲近,同曹雪芹弟兄很相熟,可能是曹雪芹同族的亲属;
(3)《红楼梦》的最初底本都是有评注的,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作的;
(4)曹雪芹生前所作的《红楼梦》不止八十回,但残稿都已迷失。

胡适还根据所谓 “脂本的评注” 推论 “曹雪芹未完之书”,猜测“史湘云的结局”、“袭人与蒋琪官的结局”、“小红的结局” 以及 “惜春的结局” 等,开启了后世所谓 “红楼探佚学” 之先河。

程甲本、甲戌本、庚辰本上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比较。

由于胡适的推崇,“甲戌本” 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据 2005 年 7 月 20 日北京《新京报》和上海《东方早报》的报导,所谓 “最古老、也最能反映曹雪芹原著真貌的珍贵版本”“国宝孤本”“甲戌本”,已于 2005 年由上海博物馆 “以重金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购回”。《东方早报》的报导称,这是 “上海博物馆前年(按指 2003 年)斥资 450 万美元购买宋代《淳化阁帖》后又一次重大的海外文物回购行动”。

上海博物馆拒绝向两报记者透露回购 “甲戌本” 的具体过程和购买价格,不过有传言称,“甲戌本”是上海博物馆以 80 万美元的高价从台湾胡适后人手中买回来的,并非报导所称“从康乃尔大学购回”。

1933 年 1 月 22 日,胡适写就一篇长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并于当天在 “庚辰本” 书后的《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题记》中写道:“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这篇文章于 1935 年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向世人隆重介绍了 “北平徐星署” 所藏的 “乾隆庚辰本”《脂砚斋石头记》。胡适用其自藏的“甲戌本” 对勘此本,认为此本的底本大概是一部“庚辰(1760 年)秋定本”,“我们可以说此本是乾隆庚辰秋写定本的过录本”。

胡适称 “庚辰本” 的批语里有极重要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考证《红楼梦》的掌故,他写道:“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

胡适还认为,“庚辰本”上 “畸笏叟” 的批语 “证实” 了他先前对所谓 “遗失之残稿” 中小说情节的推断。

由于胡适的推崇,“庚辰本”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按照魏广洲在《追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发现过程》一文中的说法,“庚辰本”于 “1949 年 5 月 5 日” 被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购,价钱是“美金七十圆(折合黄金二两)”。不过,周绍良则说:“庚辰本的原本,(19)47、48 年以前在我伯父家。1949 年一根条子(一根金条,相当于十两金子)卖给了燕大。”

1982 年 3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其庸主持、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三卷本 120 回《红楼梦》,该版本前八十回即主要以 “庚辰本” 为底本,后四十回则以 “程甲本” 为底本。这个本子在此后 30 年中两次重版,影响巨大,成为《红楼梦》的通行本。

2008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文化部颁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庚辰本” 即入选,编号为 02266;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部 “脂砚斋评本”“己卯本”,编号为 02265。

在胡适影响巨大的 “研究成果” 基础之上,中国 “红学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了十多种号称 “脂砚斋评本” 系列的所谓“乾隆时期的《石头记》抄本”,并先后出版了售价高昂的影印本和“高清照相本”,如:

「戚蓼生序本」
「上海古籍书店藏本」(戚沪本)
「南京图书馆藏本」(戚宁本)
「己卯本」
「蒙古王府本」
「梦觉主人序本」(甲辰本)
「舒元炜序本」(己酉本)
郑振铎藏本
「俄藏本」(原苏联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藏本)
「北京师范大学藏本」
「卞亦文藏本」

另有号称一度出现后已 “迷失” 的“南京靖应鹍藏本”。

同时,“红学界”还搜集了所谓 “程本” 系列的 “乾隆时期抄本” 如“红楼梦稿本”(杨继振藏本)和 “籀红室藏本”(此本是“程乙本” 的手抄本,应为 “程乙本” 的付刻底本)。

可以说,后世蔚为大观的 “红楼版本学” 和“脂学”,也是由胡适开启的。

终其一生,胡适对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成绩相当满意。1952 年 12 月 1 日,胡适在台湾大学作了题为《治学方法》的第一场演讲,他说:

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他的态度的严谨,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然而事实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远远达不到他自夸的 “严谨”“严格”;相反,胡适草率的论断比比皆是,没有一条经得起推敲。胡适的“红学” 功绩也远没有后人评价的那么崇高,例如余英时也承认:

《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脂砚斋又是谁?他(或她)和原作者有什么特殊渊源?这类基本性的问题在考证派红学中虽有种种的解答,但由于材料不足始终不能定于一是。

更为严重的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从头至尾故意采用陶洙(1878 年~1961 年?字 “心如”,号 “忆园”)亲手炮制的各种假古籍如 “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庚辰本”、《四松堂集》稿本和刻本等强行论证——胡适从一开始就完全清楚他的 “红学” 论断都是弥天大谎。

胡适、陶洙、陶湘(陶洙之兄)、董康(胡适和陶洙的共同好友),这四个人就是共同首先炮制百年 “新红学” 谎言、造假售假小集团的核心人物。

“红学界”的高层人物,如周汝昌、周绍良、吴恩裕等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心知肚明胡适陶洙撒谎造假的事实;而冯其庸、林冠夫、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杜春耕、张庆善、孙玉明等著名 “红学家” 在此后也都知晓了胡适陶洙共同撒谎造假的事实。

彻底摧毁自胡适以来的百年 “红学” 谎言,在于三项简单易验的铁证:

(一)1900 年出版的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有出版方新绘的 “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该版本号称 “悼红轩原本”,小说正文无任何绘图。但是,在“程甲本” 和“程乙本”等 “乾隆时期刊本” 及“嘉庆、道光时期刊本”中,在“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所谓 “乾隆时期抄本” 的“脂砚斋评本”中,第八回正文或夹评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仿绘的 “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这是一举证伪这些刊本和抄本的铁证,而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
(二)有公安部门笔迹鉴定专家参与的笔迹鉴定,公开认定陶洙的特征笔迹与 “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 等“脂评本”的笔迹 “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全部出自陶洙之手,“脂评本” 俱为陶洙亲笔伪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包括冯其庸、周汝昌在内的大批所谓 “著名红学家” 对这一事实早就心知肚明。
(三)在现存一百二十回小说情节之下,隐藏并暗示了一条从 1706 年到 1724 年的真实年代序列,整部小说就是按照这个真实的年代序列逐年展开叙事;这个真实的年代序列显示了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即作者本人曹頫的真实出生时间,也显示了元春原型人物、曹頫之姐、平郡王讷尔苏嫡福晋曹佳氏的确切生辰八字,这两项论证已经得到小说文本证据和信史文献记载的双重验证。小说还隐藏并暗示了荣国府及大观园正确的建筑布局,即 “荣禧堂就是省亲别墅,省亲别墅是在荣国府大正房荣禧堂院落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而来”。关于小说时间序列和空间布局的论证,无可置疑地证明了现存一百二十回小说《石头记》全部出自曹頫之手,并且提供了证伪一切“红学” 假古籍的方便法门,也为版本校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可以说,百年 “红学” 谎言,发端于 1899 年上海书局炮制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石印本),勃兴于 1921 年胡适首倡“新红学”,“发扬光大” 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红学界” 连篇累牍的造谣欺诈。

1905 年 “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铅印版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徐润创设的上海广百宋斋铅版书局于 1885 年出版了铅印绘图本系列古本小说,其中就有《石头记》,题名《新增图像石头记》,这是迄今所知最接近《石头记》原著的小说版本。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古本小说纸墨精良,校对详审,无一误字,并请丹青妙手绘制插图,又采用当时先进的铅版活字印刷技术,因此极为畅销,亦不幸成为坊间无良书商盗版翻印、篡改伪造的底本。

1899 年,孙家振创设的上海书局出版了号称 “悼红轩原本” 的石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增评补图石头记》被红学界(如周绍良等)长期谬指为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石头记》,这实际上是刻意隐瞒真相,是陶洙刻意搅浑水企图逃避追责的诡计。

《增评补图石头记》以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石头记》小说文本为基础,进行了大肆篡改,其中最大的篡改行径,就是在原著中伪造妄添了 “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上海书局还在《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伪造了一篇 “程伟元原序”,诡称 120 回小说文本是由程伟元收集、整理和刊刻的。正因为上述两大伪造手法,上海书局才胆敢将《增评补图石头记》公然号称为“悼红轩原本”,即程伟元收集整理刊刻的小说文本最符合“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后的小说文本。

1905 年 “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铅印版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上海书局在原著中伪造妄添 “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主要利用了当时社会上的传言,即《石头记》(俗称《红楼梦》)的作者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后人(儿子或孙子)。如 1893 年,袁枚之孙袁祖志刊行乃祖手稿《随园三十六种》,就在《随园诗话》卷二中伪造妄添了 “曹寅之子”“曹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卷”、“大观园即随园” 以及 “曹雪芹” 为妓女题写艳诗等谎言。

由于曹頫在小说原著中用隐藏的真实年代序列和空间序列指示小说的真正作者是生于 1706 年的曹頫本人,曹頫没有任何必要在小说中编造 “曹寅后人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来暗示作者的真实身份,因此 “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必为上海书局伪造妄添。

同时,由于现传系列所谓 “曹雪芹生平史料” 如《四松堂集》(稿本和刊本)、《懋斋诗钞》、《绿烟琐窗集》、《延芬室集》、《枣窗闲笔》、《春柳堂诗稿》等,暗示 “曹雪芹” 为曹寅之孙,“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而非《石头记》),因此所谓 “曹雪芹生平史料” 俱为伪造,伪造的核心人物就是陶洙。

上海书局在曹頫原著中伪造妄添 “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这一事实轻而易举地证伪现传全部《红楼梦》、“脂砚斋评本”乃至《增评补图石头记》。换言之,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读到的《红楼梦》和《石头记》小说版本,全是假的和错的,而最接近曹頫 120 回原著的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石头记》早已被刻意隐匿或销毁。

铅印绘图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新绘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

上海书局炮制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沿袭了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绘制插图的形式。“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小说正文无图,附录于卷首和回首的插图都是陶洙亲笔绘制。在附录于卷首的插图中,有“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两幅插图,对比 “程甲本”、“程乙本”、“脂砚斋评本”,凡第八回正文出现的“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无可置疑地都是以《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录的新绘插图 “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为母本,仿画简化而来,其图式和篆文形式高度一致。

换言之,以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录的新绘插图“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证伪现传全部《红楼梦》和 “脂砚斋评本” 等伪本——红学界高层人物早就知道这一明显的事实。

上海书局炮制的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在卷首、回中和回末还伪造了所谓“东洞庭护花主人王希廉(王雪香)” 和“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批语。此后,陶洙在这些批语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炮制了所谓 “王希廉评本” 和“妙复轩评本(张新之评本)”等——红学界高层人物早就知道这一明显的事实。

1900 年,铅印绘图本《增评补图石头记》首次出现。该版本虽然未具出版方,但其基本样式沿袭了上海书局石印本,因此出版方极可能就是上海书局。

1905 年,市面上出现了号称日本版的两版铅印《增评补图石头记》,一版号称 “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 出品,一版号称 “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出品,虽然两版版权方署名不同,但其他内容完全一致。

1899 年上海书局石印绘图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从 1930 年开始到 1940 年,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再版铅印《增评补图石头记》,实际上是 1900 年版本和 1905 年版本的不断修订版。1957 年,大陆商务印书馆再版《增评补图石头记》,该版底本即 1930 年版本。201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增评补图石头记》校订本,参与校订者为蔡义江、吕启祥和张书才等人,该版底本也是 1930 年版本。今天的读者可以方便地根据 201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校订本,清楚见证百年红学的欺天谎言。

1921 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考证》,标志着以所谓 “考据” 为特征的 “新红学” 正式诞生。《红楼梦考证》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红楼梦》所作的序,胡适在论文改定稿中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寅之孙曹雪芹,小说后 40 回为高鹗续作。

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是胡适和汪原放合作编印的,完全根据胡适的意图出版。在编印过程中,胡适帮助汪原放选择版本,指导汪如何校读如何标点,以及如何写作《校读后记》。

亚东本《红楼梦》于 1921 年初版,到 1949 年之前发行了 16 版,影响很大。前 7 版以所谓 “王希廉评本” 为底本,实际上是 “程甲本” 的修订本;后 9 版以胡适自藏的 “程乙本” 为底本。

胡适明确知道他选择的小说版本都是伪本,都是假的和错的吗?当然知道!红学界高层人物也早就知道这一明显的事实。

亚东本《红楼梦》。

胡适拿给汪原放校读 “王评本” 和“程乙本”的小说版本之一,就是 1905 年日本版《增评补图石头记》之一的 “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 版本,该版本跟今天读者方便见到的 201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校订本没有本质区别。

请今天有心的广大读者拿着《增评补图石头记》,对比一下 “程甲本”、“程乙本”、“脂砚斋评本” 或任何什么其他本子,看看有多大区别。

以对比 “程甲本” 为例,《增评补图石头记》的 “程伟元原序” 和小说正文,跟 “程甲本” 每一页都有重大不同,存在大量异文,而且在这些异文之处,往往是《增评补图石头记》正确无误而 “程甲本” 荒唐悖谬。

最明显的不同是,号称 “悼红轩原本” 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正文无图,而 “程甲本” 第八回正文中居然出现了 “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并且这两幅图的图示和篆文形式跟《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录的新绘插图高度一致。

胡适看不到这些问题吗?当然看得到。然而胡适指导汪原放写作的《校读后记》竟然公开谎称 “王希廉评本” 跟《增评补图石头记》的文字“差异极小,甚至没有什么差异”!

胡适首先公开推崇 “程甲本”,可是在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卷首附录的 “程伟元原序”,既不来自于 “程甲本”,也不来自于 “程乙本”,居然来自胡适一生讳莫如深、只字不提的《增评补图石头记》。

毫无疑问,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之前,就非常清楚《增评补图石头记》跟 “程甲本” 和“程乙本”的重大不同,非常清楚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可以轻而易举地证伪他推崇的“程甲本” 和“程乙本”。

换言之,胡适早就非常清楚他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述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早就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甲戌本书影。

1928 年 3 月,胡适公开发文,隆重推介其所谓在 1927 年 7 月重金买下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公然声称 “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1933 年,胡适又撰长文隆重推介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公然宣称这是其 “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不用更多的证据,熟悉《增评补图石头记》的胡适之,完全知道 “甲戌本” 和“庚辰本”第八回正文中的 “通灵宝玉图” 和“辟邪金锁图”就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附新绘插图的简化版,其篆文形式高度一致。换言之,胡适完全知道 “甲戌本” 和“庚辰本”就是根据《增评补图石头记》伪造出笼的假古籍——早就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胡适自 1927 年 7 月购藏 “甲戌本”,直到 1961 年在台湾首次出版影印本,34 年间从不把“甲戌本” 拿出来供学界参考讨论,受了很多人的批评,说不出任何正当理由——核心原因很清楚,只要将 “甲戌本” 和《增评补图石头记》稍作对比,胡适之的弥天大谎就会立即破产——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胡适不但藏掖着 “甲戌本” 不敢示人,而且公然撒谎欺世,他公然谎称把出售 “甲戌本” 的“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可是,署名“胡星垣”的卖书人的信,一直就在胡适的北平寓所里,而 “胡星垣” 这封信的笔迹,跟陶洙的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红学界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

陶洙和周绍良共同伪造的 “北师大本” 第八回正文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

大量证据证明,胡适早就知道 “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是上海书局炮制的伪本,早就知道“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 等情节文字是上海书局伪造妄添进小说原著的;换言之,胡适早就知道小说原著中根本没有 “曹雪芹”。当胡适用“程甲本” 论证小说作者是曹雪芹时,他完全知道蔡元培、顾颉刚等人向他提供的所谓 “曹雪芹生平史料” 如《四松堂集》(稿本和刊本)、《随园诗话》等,都是陶洙伪造——红学界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

彻底揭穿胡适和陶洙等人紧密勾结肆无忌惮撒谎造假的事实,关键证据之一就是揭穿陶洙亲笔伪造多种 “脂砚斋评本” 的事实。

在大量铁证证伪 “脂砚斋评本” 的情况之下,只要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对比“脂砚斋评本”,就能够立即判明真相。

陶洙伙同周绍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伪造了一部 “脂砚斋评本”,1957 年以当时 240 元的离谱高价卖进了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号称“北师大藏本”。“北师大藏本” 正文俱由陶洙亲笔抄录,少量朱批由陶洙亲笔抄录,大量朱批由周绍良抄录。

2001 年,当时北师大张俊的博士生曹立波 “发现” 了“北师大藏本”,拿着 “北师大藏本” 去国家图书馆,对比 “己卯本” 中确认为陶洙笔迹的第 21 回到第 30 回正文,确认两者完全一致。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冯其庸等人的共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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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洙庚辰本笔迹。

陶洙己卯本笔迹。

陶洙北师大本笔迹。

2008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 “己卯本” 高清照相本,确认为陶洙亲笔抄录的第 21 回到第 30 回的正文和朱批俱在其中。请中国人民拿着这 10 回正文和朱批,对比 “乾隆时期抄本”“庚辰本” 对应回目——两者文字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

冯其庸撰文公然声称,他拿着 “北师大藏本” 对比其自藏的各种 “脂评本”,发现笔迹一本都对不上。什么对不上?冯其庸的谎言跟事实对不上。已知“北师大藏本” 的笔迹跟 “己卯本” 中陶洙的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而 “己卯本” 中陶洙的笔迹跟 “庚辰本” 又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北师大藏本”的笔迹怎么就跟 “庚辰本” 对不上?

什么叫 “一模一样完全一致”?网上一群“红学小粉红” 叫嚷陶洙 “描抄、蒙抄、仿抄” 了“庚辰本”。“描抄、蒙抄、仿抄”之谬论首先证明的是陶洙笔迹和 “庚辰本”“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可是陶洙“描抄、蒙抄、仿抄”“庚辰本”,为什么抄出了陶洙的特征笔迹,周绍良一看就能认出陶洙的字?“庚辰本” 怎么就不是陶洙的字?

己卯本、庚辰本回末朱批笔迹对比。

己卯本、庚辰本正文笔迹对比。

彻底揭穿陶洙亲笔伪造贩卖多种 “脂评本” 的事实,胡适在 “新红学” 问题上撒谎造假至死不悔的事实就无所遁形。

1927 年 5 月 17 日,游历欧美经日本返国的胡适抵达上海,下榻静安寺路 1225 号沧州饭店(即今南京西路 1225 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

胡适在日本正好跟董康同游,董康去过的地方,他也游了;董康见过的朋友,胡适也会了,然后回到上海。5 月 23 日,胡适刚到上海没几天,一个自称 “胡星垣” 的藏书家给住在沧州饭店的胡适寄来了一封信,兜售 “甲戌本——“胡星垣” 就是陶洙的化名,“胡星垣”的信正好就是陶洙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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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曾任北大法学教授,跟蔡元培和胡适是同事,而且跟胡适关系相当好。董康老家在江苏武进(常州)青果巷,跟老陶家邻居,跟陶湘是亲家,跟陶洙同一天生日。董康住在京西法源寺的跨院,跟陶湘投资雇佣刘春生 “文楷斋” 的刻工刻书,陶洙是监工。董康和陶洙两人在 1918 年底到 1938 年年初这近 20 年里,一直为徐世昌刻印《晚晴簃诗汇》(《清诗汇》)和《清儒学案》,陶洙专任采书和刻书。

胡适 “重金” 购买 “甲戌本” 的时间是在 1927 年 7 月新月书店开张不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开篇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 “重评” 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按,指 6 月 30 日报纸刊发的新月书店开张广告),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1961 年 5 月 18 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又谈到了他购买 “甲戌本” 的情形:

当时报纸上注销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注销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 “重评” 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写道:

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

胡适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72 年 3 月,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周写道:“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

《历史档案》1995 年第二期刊发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之五,信中提到的《脂砚斋批红楼》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甲戌本”。杜春和在这封信下写了一条长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适在 1928 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及 1961 年写《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说他 1927 年夏以重金购买这部抄本时,“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 而感到遗憾不已。
其实,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 “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 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在 “胡星垣” 致胡适的信函被公开后,欧阳健和曲沐等人对胡适提出了严厉批评。曲沐写道:“卖书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适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隐情?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认识。我过去总认为他是‘轻信’‘上当’,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

前人对胡适的质疑和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对胡适的说法分析得不够细致。我们仔细推敲胡适的说法,就会发现胡适根本就是在撒谎。

“胡星垣”的信函被胡适留在了大陆,这或许能为胡适把藏书人 “姓名地址都丢了” 的说法提供一个勉强的解释,可是胡适完全不可能记不清楚这个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

按胡适的说法来看,这个藏书人卖书给胡适,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亲自送书上门,转交给胡适,因此这个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图等具体情况,新月书店当时接收 “甲戌本” 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则胡适怎么可能知道 “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 呢?

胡适如此看重 “甲戌本”,出重价买下,这买书的钱按胡适的说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之人转交给原藏书家的,这个付款的经手人当然对原藏书家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体情况一清二楚。胡适即使一时忘了原藏书家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 的信长期都伴随在胡适身边,胡适也随时可以询问 “甲戌本” 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 “疏忽” 了一辈子呢?

这个藏书家 “胡星垣” 的住址是 “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我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证,现今黄陂北路两侧当年并无“德福里” 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个叫 “福德里” 的地方,即今延安东路原 1230 弄,被列入《黄浦区 1949~1996 年湮没的里坊弄名称表》。延安东路原 1230 弄拆迁后建成了今天黄陂北路南端路口的 “电信世界” 大楼。

我认为,“德福里”应是民间最早和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地名称呼,而 “福德里” 则是该处官方认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 1230 弄。

从 “胡星垣” 的住处到胡适的新月书店(今兴安路),不到 1 公里的距离,胡适怎么可能会忘记曾经近在咫尺的藏书人“胡星垣”?

从情理上来推断,一生勤于写日记的胡适应该会在 1927 年 7 月的日记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他如何得到 “甲戌本” 的前后经过。1927 年 8 月 11 日,胡适就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钱玄同,告知购得 “甲戌本” 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 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

如此 “奇遇”、“喜事”,胡适怎么会不在日记中大书特书呢?可是,检索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1927 年 5 月 11 日之后到 1928 年 11 月 28 日之前明确标记日期的日记一篇都没有,属于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的“散失” 部分。在这段时间中唯一谈到 “甲戌本” 的文字是一篇未标记日期、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 “札记”,而这篇“札记” 是胡适于 1928 年 2 月 12 日至 16 日写成、3 月正式发表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那么,胡适写于 1927 年 7 月的全部日记究竟是无心散失,还是有意隐藏或抽毁了呢?这恐怕只有胡适自己才知道了——当然,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可是,胡适常年刻意隐瞒卖书人的身份,谎称不知 “甲戌本” 的来历,现在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从版本 “细细考较” 方面来看,胡适从一开始就完全知道 “程甲本”、“程乙本”、“王希廉评本”、“张新之评本” 以及 “甲戌本” 必伪,即都是在 1900 年铅印版《增评补图石头记》之后炮制出笼的假古籍;从胡适长期刻意隐瞒 “甲戌本” 卖书人信息,以及长期 “垄断”“甲戌本” 不敢公示等事实来看,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 “甲戌本” 是陶洙伪造。

根据上述事实,最终确认胡适的 “红学” 谎言从一开始就是伙同董康、陶洙和陶湘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乃基于两项证据:

(1)胡适自述「庚辰本」就是董康和陶湘等人介绍给他的,而董康和陶湘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程甲本」、「程乙本」、「王希廉评本」、「张新之评本」、「甲戌本」、「庚辰本」乃至《增评补图石头记》都是陶洙亲笔或参与伪造的;
(2)胡适和董康曾经向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展示「甲戌本」,而胡适和董康不可能不知道「甲戌本」必为陶洙伪造,因此胡适和董康是企图连手诈骗仓石武四郎。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胡适如何得观 “庚辰本”。胡适在 1933 年 1 月 22 日夜写就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对此语焉不详,他只是简单地提道:

今年在北平得见徐星署先生所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部,凡八册。我曾用我的残本(按指「甲戌本」)对勘了一部分,并且细检全书的评语,觉得这本子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本子…… 我很感谢徐星署先生借我这本子的好意。

1948 年 7 月 20 日,胡适在《复周汝昌书》中有了不同的说法,他写道:

可惜徐星曙的八十回本,现已不知下落了。徐君是王克敏的亲戚,当年也是王克敏转借给我的。听说,有一部八十回本在一两年前曾向藏书家兜售,现不知流入谁家。将来或可以出现。

1961 年 2 月 12 日,流寓台湾的胡适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中又写道:

自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之后,研究《红楼梦》的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
民国二十二年,王叔鲁先生(按即王克敏)替我借得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藏的「庚辰(乾隆二十五,一七六○)秋定本」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八十回抄本,其实止有七十七回有零:六十四回与六十七回全缺,二十二回不全,有批语说,「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我又发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我提出了一个假设的结论:「依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款式看来,凡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1961 年 5 月 18 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对 “庚辰本” 的来历有了更详细的说法,最终暴露了胡适谎言的老底。胡适写道:

果然,甲戌本发现后五六年,王克敏先生就把他的亲戚徐星署先生家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八大册借给我研究…… 此本我叫做「乾隆庚辰本」…… 这八册抄本是徐星署先生的旧藏书,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如前所论,陶洙就是亲笔伪造 “甲戌本”、“庚辰本” 和“己卯本”等各种 “脂砚斋评本” 的造假者。陶湘是陶洙的亲哥,董康跟陶洙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三人数十年在一起刻书和共事,陶湘和董康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陶洙长期造假售假的事实。

徐世昌在总统任期时 (按即 1918 年 10 月至 1922 年 6 月),于中南海设“晚晴簃” 诗社,呼朋唤友,分任选诗,为文酒之会;至民国十一年(1922 年),徐世昌离任居天津,选诗仍继续,至民国十八年(1929 年)才刻成。徐世昌于事竣后,又想仿前人体例编纂《清儒学案》,“于是邀聘旧友数人共为之,而徐仅任其名,负担经费,并未曾亲自执笔”。夏孙桐、王式通、金兆蕃、闵尔昌、沈兆奎任编撰,傅增湘任提调,曹秉章任总务,陶洙任采书、刻书。“至民国廿七年戊寅春粗毕,一面清稿,一面付刻,经陶心如交法源寺内文楷斋刻成”。

如前所论,陶洙不但亲笔伪造 “甲戌本” 和“庚辰本”等抄本,而且参与伪造 “程甲本”、“程乙本”、“王希廉评本” 和“张新之评本”等刊本。称陶洙 “参与” 伪造,是因为刊本工程浩大,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必须有相当规模的造假团队,而董康常年雇用的“文楷斋”刻工正好是可供陶洙方便利用的资源。如此大规模的造假行为,作为 “文楷斋” 出资方的董康完全不可能不知情,实际上董康就是陶洙造假售假的同伙。

董康作为陶洙造假售假的同伙,又伙同王克敏、陶湘等人向胡适推介所谓 “脂砚斋评本”“庚辰本”,这是想要欺骗胡适而胡适居然上当受骗了吗?联系胡适在“甲戌本” 问题上的种种谎言来看,可以得出清晰准确的判断——胡适并非上当受骗,相反,胡适从一开始就是董康、陶湘、陶洙造假售假的同伙。

胡适不但在 “甲戌本” 和“庚辰本”问题上是董康、陶湘和陶洙等人造假售假的同伙,而且在 “程甲本”、“程乙本” 和“王希廉评本”问题上也是他们的同伙。

庚辰本、己卯本笔迹比较。

庚辰本、己卯本笔迹比较。

胡适从未公开说明他手中的 “程乙本” 来自何处,递藏经过如何。现藏首都图书馆的 “籀红室藏本” 是“程乙本”“工作底本”的誊抄本,也是 “程乙本” 活字排印本的“工作底本”,“籀红室藏本” 的抄写笔迹最接近陶洙亲笔抄录的 “庚辰本”。在确认 “程乙本” 就是董康和陶洙合作伪造的假古籍之后,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指认胡适手中的 “程乙本” 百分之百来自于当年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董康。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完全正确地指认马裕藻手中的 “程甲本” 百分之百也来自于董康。

如前所述,胡适指导的亚东初排本《红楼梦》以 “王希廉评本” 底本,而这 “王希廉评本” 恰恰就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胡适指导的亚东重排本《红楼梦》以 “程乙本” 底本,而 “程乙本” 也恰恰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联系胡适序言《红楼梦考证》种种颠倒错乱的情况来看,亚东版《红楼梦》就是胡适伙同董康、陶洙造假售假、欺世盗名的罪证。

胡适和董康还曾共同向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展示 “甲戌本”,这项史实同样证明胡适和董康合谋诈骗的事实。

仓石武四郎是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其《述学斋日记》非常勤快地记录了经眼的大量书籍。1930 年 6 月 29 日,仓石武四郎当天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在胡适的上海寓所得观 “甲戌本” 一事。仓石写道:

夜赴董(康)、胡(适)两先生招宴于胡宅。同坐者张菊生、李□□、陆侃如、冯沅君、陈乃干、□□□、□□□。宴间大雨沛然至,颇觉凉爽。看《红楼梦》旧钞本。

此事在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中未见记载,原因不明,但确有其事是毋庸置疑的。仓石看到的 “《红楼梦》旧钞本”,当然就是胡适自述于 1927 年“重金购得” 的“甲戌本”。在座的董康怎么会不知道“甲戌本” 是陶洙伪造的假古籍?董康和胡适关系密切,董康难道是在故作不知当场欺骗胡适和仓石武四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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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湘小像。

根据胡适在 “甲戌本” 来历问题上种种荒谬诡异的言行来看,胡适和董康是在连手欺骗仓石武四郎,其动机很可能是想向这位日本留学生高价兜售“甲戌本”。得出这一推论的依据,在于一项重要的史实,即陶洙之兄陶湘确实通过仓石武四郎向日本方面高价出售了大量珍贵古籍,而在所卖之书中,恰好就有 “程乙本”(学界称为“仓石本”)、“王希廉评本” 和《增评补图大观琐录》(即 1900 年版《增评补图石头记》的贴改涂改重印本)等假古籍。

严绍璗所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写道: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有汉籍文献二十余万册,这部分收藏是以中国武进人氏陶湘的旧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陶湘晚年家境窘迫,珍藏逐渐散去。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正在北京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活动,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按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仅以时价三万元,从陶湘处购得汉籍善本五百七十四种,凡二万七千九百三十九册。原「涉园」所藏「丛书」,几乎尽被囊括,其中有宋刊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儒学警悟》,此两部书,可谓中国丛书的鼻祖。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一文也谈到了陶湘售书一事,郑伟章写道:

陶湘晚年奇窘,为生活所迫,「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凋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 • 佳日楼集跋》)对于涉园藏书之散佚,伦明、郑振铎、雷梦水、袁行云、李新乾诸先生均有记述。
所藏各种丛书共五百七十四种,二万七千册,其中包括宋刊本《百川学海》、明抄本《儒学警悟》等极珍贵之书,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囊括而去。

1935 年,董康第二次访日,陶洙随行,就曾去探访其兄兜售的这批书籍。从《书舶庸谭》(按即《董康东游日记》,胡适曾为其四卷本作序)的记载来看,陶洙跟仓石武四郎的关系非常密切。董康在当年 5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

三时许,诣文化研究会访狩野,并晤仓石、吉川。会中所储丛书全部皆由兰泉(按即陶湘)让渡,以故与心如(按即陶洙)相契尤深。导心如至二阶,逐一摩沙。陶氏以聚丛书鸣于一时,各部精选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旧椠外特树一帜。

鉴于仓石武四郎有访书、购书的意愿和事实,而陶湘亦有向仓石武四郎兜售假古籍的事实,由此推论胡适和董康企图连手向仓石兜售陶洙亲笔伪造的假古籍 “甲戌本”,并非全无道理。无论如何,胡适和董康连手欺骗仓石,这是没有疑问的。

“曹雪芹”研究的兴盛,肇始于胡适的首倡。百廿回《石头记》的真正作者是生于 1706 年的曹頫(论证详后),“曹雪芹”不过是上海书局伪造妄添的一个小说角色,并不实际存在,因此有关 “曹雪芹” 生平的资料必定出于后人的伪造。

由于 “甲戌本” 首先指出小说作者 “曹雪芹” 的字或者号为 “芹溪”,而“甲戌本” 正是陶洙亲笔伪造的假古籍,因此陶洙即有伪造有关 “曹雪芹” 生平资料的重大嫌疑。“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有「脂砚斋」或「畸笏叟」的朱笔批语妄称: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相关证据又表明,胡适用来论证「曹雪芹」生平的材料《四松堂集》(稿本和刊本)恰恰出自陶洙之手。鉴于胡适伙同董康、陶洙哄抬假古籍「程甲本」、「程乙本」、「王希廉评本」以及「甲戌本」和「庚辰本」的事实,我们同样有理由严重怀疑胡适早知所谓「曹雪芹」生平史料必伪。

2006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四松堂集付刻底本》,该本即以所谓《四松堂集》稿本原样影印。其中「敦诚」所作的《寄怀曹雪芹》诗题下注一「沾」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下贴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个笺条上的笔迹跟陶洙在「己卯本」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胡适在日记中称,《四松堂集》稿本是 1922 年 4 月 19 日古籍书店松筠阁送来的;《四松堂集》刻本是 4 月 21 日蔡元培送来的,「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按即徐世昌总统的诗社)里借来的」。蔡元培是托谁向晚晴簃诗社的什么人借书的呢?胡适没有明说。可是,当时董康和陶洙正在为徐世昌的晚晴簃诗社刻印《晚晴簃诗汇》(《清诗汇》),《四松堂集》刻本理所当然来自陶洙。

胡适在其《红楼梦考证》两稿之中关于「曹雪芹」生平的论述颠倒错乱,并且有刻意作伪的事实,因此可以完全认定《四松堂集》也是胡适伙同董康和陶洙伪造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引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的一条来论证《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曹寅之子。他写道: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写信告知胡适,声称他所收藏的《随园诗话》所记曹家一条跟胡适抄录的略异: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 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

顾颉刚还写道:「这两首赠校书的诗,竟不是雪芹所作。我的一部固是版子不好,但翻刻的讹不致如此之巧。

于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抄录了顾颉刚在信中所述的「明我斋读而羡之」和「我斋题云」11 个字,将「引文」修改成: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七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胡适修改引文的结果是,这段引文没有任何合理的版本依据,在哪也找不到出处。胡适的这一行为,是典型的伪造证据和强行立论。

同样荒唐的是,顾颉刚在信中并没有声称自己所藏的《随园诗话》版本是「原刻本」,同时还承认自己所藏的版本并不好,胡适所谓「据原刻本改正」的说法就是公然撒谎

《春柳堂诗稿》诗注中 “其” 字一捺跨过了栏线,清楚证明这是伪造者钤印加盖。

现传《随园诗话》版本繁多,而各本卷二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叙录,按潘承玉的研究,主要分为「A 型」和「B 型」两大类:

「A 型」:「康熙间曹练亭……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B 型」:「康熙间曹练亭……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

潘承玉指出,还有一类「C 型」,将「B 型」中的「文观园」改成了「大观园」,该类型最早的版本是所谓「北大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按即 1892 年)袖海山房石印巾箱本《诗话》十六卷、《补遗》四卷」(107)。

由此可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叙录,至少杂拼了两种不同类型版本的说法。

可是,将「雪芹赠云」改成「我斋题云」的「B 型」版本,以及将「文观园」改成「大观园」的「C 型」版本,都是靠不住的。

罗以民所见光绪十九年(1893)袁枚之孙袁祖志亲自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据其序所称,是「觅得当日家刊原板全部,将以泰西石印法依样拓成」,罗以民因此认定这是对《随园三十六种》中真正是属于袁枚著作版本的确认。

罗以民所见的这部《随园三十六种》(其中包括《随园诗话》)现藏北京大学,罗以民在其论著中 “咬紧牙关” 坚决不透露馆藏地点,可是另一位 “少不更事” 的研究者郑幸,在《红楼梦学刊》2013 年第三辑发了一篇谈《随园诗话》版本的长文,一下就暴露了学界遮遮掩掩几十年的《随园诗话》馆藏地。

袁祖志亲自校印的这部 16 卷本《随园诗话》,馆藏地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袁祖志亲自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中《随园诗话》原文将「大观园」误作「文观园」,即这个版本就是潘承玉所谓的「B 型」;后来的盗版翻印者有的沿袭袁祖志校印之误,有的则进行了修订(即「C 型」),改「文观园」为「大观园」,而又假称该翻印版本比袁祖志校印本早出。

做出这一判断的事实依据,关键在于袁祖志校印本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叙录根本不能成立,这个叙录肯定不是其祖袁枚的说法,而是袁祖志校印时刻意篡改妄添的胡言乱语和自我吹嘘。

首先,「雪芹撰《红楼梦》一部」的叙述就不成立,生于 1716 年的袁枚如果确实知道有关《石头记》创作的真实情况,他至少应该叙述「曹頫撰《红楼梦》(或《石头记》)一部」。同时,所谓「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的说法,更加荒诞不经,因为所谓「女校书」是妓女,袁枚何以知道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向妓女赠诗呢?

根据袁祖志曾向妓女题赠「花榜诗」的劣迹来判断,其校印本中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叙录都是袁祖志以讹传讹、自我吹嘘的说法,而「曹雪芹」向妓女题赠的艳诗必定出自袁祖志本人的手笔。

肖吟新所作《李伯元〈游戏报〉与「小报」的来历》一文概述了旧上海的「花榜」活动及「嫖界宿将」袁祖志的丑态。

根据肖文的叙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袁祖志同时的上海著名四大妓女(号称「四大金刚」)之「头牌」艺名竟是「林黛玉」;而「曹雪芹」或者「明我斋」题写给妓女的「病容憔悴胜桃花」一诗,恰好被几乎所有「红学家」认为是题写给林黛玉的。

根据肖文的叙录,早在同治年间,一名自称「刚斋主人」的嫖界老手就在上海主持「花榜」选美,评出妓女李巧玲为「花榜状元」,引起轰动。此后,上海几乎每年就有「花榜」活动进行。

清末上海最有名的妓女是被著名文人李伯元(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是清谴责小说《官场现行记》、《庚子国变弹词》的作者)称为「四大金刚」的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芬和张书玉

也许是受到「四大金刚」的启发,1897 年 5 月,李伯元创办了一份以花榜评选为宗旨的报纸《游戏报》,还邀请《新闻报》主笔「嫖界宿将」袁祖志制定花榜评选规则。

据孙国群撰《卖笑业的一种特殊广告——花榜》一文,旧上海的妓女依靠所谓「洋场才子」「花榜诗」的标榜吹捧得享盛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名妓李三三,就得到袁祖志的赏识和作诗吹捧;经袁祖志首倡,李三三身价倍增,名满上海。

「花榜」对每个妓女都有评语,着墨都在音容、笑貌、身姿、脾性、应酬等女性的魅力方面,因此「花榜」是渲染妓女色相的广告,榜头夺魁者,如同获得金质奖、银质奖的商品,吸引嫖客争相购买。

《游戏报》自 1897 年起连续 3 年开了 6 次花榜后,李伯元又别出心裁搞花榜外之花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大金刚」。这自然是跟袁祖志的大力吹捧密不可分的。

了解了袁祖志有关「花榜诗」的劣迹,对其校印本《随园三十六种》中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叙录的性质,就可以得出准确的判断。所谓「雪芹赠云」的咏妓女诗,就是属于典型的「花榜诗」,必定出自袁祖志之手。

由于「曹雪芹」题赠「花榜诗」的说法太过荒诞,伪造「曹雪芹」生平资料的作伪者才将「雪芹赠云」改为「我斋题云」。作伪者是谁?就是陶洙。两项证据证明这一事实:

(1)号称明义(明我斋)所著《绿烟琐窗集》(抄本)中收录了《题红楼梦》二十首,其中即有上述「雪芹赠云」(「我斋题云」)的两首,而《绿烟琐窗集》整部抄本都是陶洙的特征笔迹;因此,《题红楼梦》二十首是在袁祖志原创两首「花榜诗」的基础上,经陶洙发挥创作而成的,又将创作者伪托为明义。
(2)号称储赐锦、储校园父子发现的所谓「随园诗话原稿」(抄本),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叙录恰好作:「康熙年(『年』划改为『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 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红(此字前画添『当时』二字)楼中有女校书尤(此字前添『某』)艳绝。明我斋题云……」(112)我判断,这个所谓「随园诗话原稿」的原本整本都是陶洙的特征笔迹;由于这个「原稿」的叙录最接近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的说法,因此这个「原稿」就是胡适伙同陶洙共同伪造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关键证据。

《绿烟琐窗集》先后有古籍刊行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对照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特征笔迹,很容易明确判断《绿烟琐窻集》整本都是出自陶洙的手笔。

己卯本、庚辰本笔迹对比。

所谓「随园诗话原稿」,按潘承玉的叙录,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是一部蓝格精写的「复制本」。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收藏了多部陶洙伪造的假古籍(其中就有「程甲本」),因此我认为潘承玉所见的就是陶洙亲笔钞录的「原稿」,这只需要简单的目验「原稿」特征笔迹即可真相大白。

如前所述,这个「原稿」就是胡适伙同陶洙共同伪造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关键证据。历史的真相应该是——胡适和陶洙发现袁祖志校印的《随园诗话》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叙录并不可靠,所谓曹寅之子曹雪芹撰《红楼梦》原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有关曹雪芹为妓女题诗的叙录更加荒诞不经,于是陶洙就篡改「雪芹赠云」为「我斋题云」,潘承玉所谓「A 型」《随园诗话》的叙录就是陶洙篡改后翻印的结果;为了证明「我斋题云」的合理性,陶洙又伪造了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其中收录了袁祖志「原创」的两首「花榜诗」;陶洙还伪造了储氏父子钞录的所谓「随园诗话原稿」。

按照据称是胡适和顾颉刚的通信来看,胡适对《随园诗话》叙录的改动,是听从了顾颉刚的意见,顾写信告诉胡适,声称他所收藏的《随园诗话》所记曹家的一条跟胡适抄录的略异: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 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看清楚,胡适改动后的叙录,实际上是杂拼了袁祖志的原刻本和顾颉刚信中的说法。换言之,胡适是公然作伪造假。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问题比这严重得多。

首先,根据郑幸对北大藏本和其他各种藏本的对比确认,凡是 “明我斋读而羡之” 和“我斋题云”的异文,都是以 “剜改书版” 和“抽换整叶书版的方式”来达到文本改动的目的

我要问的是,“剜改书版”和 “抽换整叶书版” 来达到文本改动的目的,是顾颉刚干的吗?顾颉刚所藏的这个版本在哪?胡适看过吗?胡适知道顾颉刚的这个版本是 “剜改书版” 和“抽换整叶书版”改动了原文吗?“剜改书版” 和 “抽换整叶书版”,是大动作,很容易被目验就发现问题。

无论如何,可以断言,胡适改定稿中的叙录,百分之百就是胡适和顾颉刚共同造假。

其次,更严重的是,胡适和顾颉刚的这些通信,根本就是伪造的。宋广波所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 42 页写了一段奇葩文字:

1921 年,胡适为考证《红楼梦》写给顾颉刚的信,原件原存于顾颉刚处。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将包括胡适信在内的大量信函、文稿都保存在北平西郊燕京大学的地下室内;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占据了燕大,这些宝贵的信件遂迷失。所幸顾颉刚曾将胡、顾通信誊抄装订(1921 年 6 月 7 日顾颉刚日记:补誊与适之先生往来论《红楼梦》信毕,订成二册),装订成册的誊抄件因系保存在北平城内顾宅,故得以保全。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反正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得不到事实验证的说法就是谣言,何况誊抄与他人的通信(包括誊抄自己的信)完全不合情理,根本就是胡扯。换言之,胡适所谓根据顾颉刚所藏《随园诗话》版本改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叙录文字,根本就是谎言,是胡适和顾颉刚共同的谎言。

现在,总结一下:胡适从开创 “新红学” 之初,就完全知道他的 “新红学” 论断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全部建立在陶洙伪造的各种假古籍之上;胡适终其一生,在 “新红学” 问题上谎话连篇,至死不悔,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造成了深重伤害。

那么,现今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为核心的「红学界」是否知道陶洙伪造「程甲本」、「程乙本」、「脂评本」以及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等的事实呢?是否知道胡适从一开始就伙同陶洙董康等人撒谎造假、其「红学」论断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实呢?

大量证据表明,「红学界」高层人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知道陶洙伪造「脂砚斋评本」乃至「程甲本」、「程乙本」和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事实。

凡是认真对比研究过「己卯本」和「庚辰本」原件的「红学家」,不难发现「己卯本」中确认为陶洙抄录的部分(如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正文和批语)跟所谓「乾隆时期抄本」「庚辰本」的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因此不难确认全部「脂评本」都出自陶洙的亲笔伪造。

凡是认真研究过早期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红学家」, 不难发现该本卷首新绘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被各种后出的假古籍印本与抄本仿绘,篡入小说第八回正文之中;由于陶洙亲笔伪造的各种「脂评本」第八回也篡入了仿绘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因此陶洙本人就是伪造包括「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在内的各种版本《红楼梦》、「脂评本」乃至「曹雪芹」生平资料等的核心人物,资深「红学家」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事实。

红学界的高层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早就对胡适的问题心知肚明。

1962 年 2 月 24 日晚 7 时 10 分,胡适在 “中研院” 演讲中因心脏病发作突然跌倒,不治身亡。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3 月 3 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是什么 “障碍” 呢?蒋介石在 1960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 “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请问,你是中国人吗?作为一名中国人,你想如何处置胡适和百年 “红学” 的问题?

(完了)

知乎用户 runner time 发表

今天骂胡适浮夸造作虚伪的人很多,然而,今天水平比胡适更低、浮夸造作虚伪超越胡适的人却多得一塌糊涂。

既然如此,我倒是觉得,把胡适贬低得那么低,是不是过了。

知乎用户 有派先生数码​ 发表

看了各位的回答,唏嘘不已。怎么那么多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会只从一个方面就盖棺定论呢?。竟然还有那么多人附和。。偶然看到这个问题,就来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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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思想文化活动的许多方面都是围绕着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展开的。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冲突,他的各种思想和主张在他去世前后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评价,甚至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大家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和转化模糊不清,其实就是,那些相信马克思文化的人和不相信马克思文化的人之间的分裂,在那个年代,人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无战争,吃饱穿暖吧,如果从一个高度上来评价胡适,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那肯定是一个必然的事件,那说明,人家胡适先生是有较强的科学态度和时代意识了。

姜义华教授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有一个结构性变革的长期过渡, 形成了三大文化板块: 几度变了型的政治的,权利型文化,有一定的独特性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英文化。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整理国故,提倡自由思想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三项主要贡献。

胡适多次表明自己不会谈政治,但其实是胡适的一种韬略,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和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三篇文章终于让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之后胡适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开拓者和推进者。

当然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的地位逐渐提高,就现实意义来看,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另外一种思想,杨天石在文中写到,胡适主张忍痛求和,胡适两次会见蒋介石,认为在面对现在的战争情况,应该放弃东北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方案来解决中日两国的矛盾问题,来换取和平。一方面在大力推崇自由主义文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委屈求全,在矛盾问题之中,他的位置视乎更像一旁观者,站在民族存亡之际,他并没有做出极大的支持和贡献。

2、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看来,新文化时期,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文化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先品味一下胡适在《信心与反省》说的这段话:“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人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经走上了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正式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㐊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这段话是胡适 1934 年提出的一段话,当时对中国历史提出反思,对于现实中国提出愿景,在当时,世人对其说法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和批评,认为胡适崇洋媚外,胡适对于国外文化确实是无限推崇的,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说在当时,有此思想的人确实也是很少,胡适对于中国时代进行猜想,他认为,中国一定要迈入国际大门,学习西方知识,中国要融入全球化文明步伐。

在这方面我认为,胡适有这种思想还是很不错的,当时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方文化对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极大部分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正确的做法是不是一味的推崇,而是选择性的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当然大家对此肯定有很多争论,中国千年文化如此雄厚,难道还不如几百年甚至几十年的国外文化牛?就现在看来,中国的发展还真的离不开对国外文化科技的包容和学习,当然胡适极度追崇国外文化,在那个年代绝对会引起一阵巨大反响,现在崇洋媚外的人有吗?也有,而且很多,但现在来说,我个人认为基本上都是随大流,人们都说德国的螺丝钉可真好用,但是真正现实说螺丝钉好用的人,你知道你用的螺丝钉在哪吗?再加上媒体对人们的刺激,媒体说特朗普这个总统可真奇葩,人们就会觉得,嗯,这个人太奇葩了。所以越是白的地方黑色越明显,越是黑的地方白色越明显,胡适那个年代,他无法通过自己去影响别人,当然胡适他推崇国际文化就现实意义来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当然过度的追求,一味的评价国外的就是好,真是了不起,对于爱国人士来说在思想层面上是无法接受的。

3、友人评价胡适

1933 年 3 月 26 日鲁迅写了一篇题为《出卖灵魂的秘诀》的文章,以极为讥讽的语气称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说起鲁迅和胡适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也就是鲁迅和胡适的志同道合,二人开始有了很多交集,文章相互呼应,共同战斗,这么看来两个人应该关系甚好,那为何鲁迅会说这样评价胡适呢。“九一八” 事件之后,胡适不希望中日之间的战争爆发,所以他发表言论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暴脾气的鲁迅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说法,鲁迅先生就撰写了一篇《文摊秘诀十条》,其中鲁迅先生故意将 “文坛” 二字写作“文摊”,意在嘲讽将文学作品当成商品出售的作家们,这篇文章中他已对胡适进行了一番含沙射影的冷嘲热讽。文章发表后,大概鲁迅先生觉得这篇写得太过隐晦,怼得不够过瘾,所以才又写了《出卖》。

胡适对于鲁迅的讥讽和批判是怎么回应的呢?答案是沉默。或许大家觉得十个胡适也杠不过一个鲁迅呗,但现在想想也许是胡适一个肯定自己的处理方式罢了。

蒋介石在《蒋介石日记》中评价: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一障碍也。为何蒋介石这样评价胡适呢?其实蒋介石对胡适还是非常欣赏的,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胡适作为知名学者一直长期居住在美国。蒋介石坚持任命他为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多次婉拒后最终在多方规劝下同意接受这一任命。蒋介石派陈诚到机场亲自欢迎。第二天又派张群前往为胡适得以新建的住所慰问,随后还在自己的士林官邸接见了胡适。对于胡适能够回到台湾任职,蒋介石心里的十分高兴的。他在官邸与胡适谈了一个多小时,从胡适的身体健康一直谈到学术研究,可以说两人相谈甚欢。蒋介石也对胡适的学术与办大学的理念颇多赞赏。最后在胡适接任 “中央研究院” 院长,蒋介石亲自前往祝贺,在典礼上,蒋介石还精心准备了贺词,在致辞中蒋介石提到了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指出了胡适 “打到孔家店” 一事,其中也有一些批评的味道,胡适这个文人墨客怎么会受得了这个,直接两次打断蒋介石的讲话,指出他的错误,让蒋介石下不来台。

蒋介石回去之后再日记中写道:“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 亦可说是求全之毁, 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 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 待人过厚, 反为人所轻侮, 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 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这可把蒋介石气坏了,晚上睡觉连续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最后蒋介石与胡适之后便是能不见就不见,拉入了自己交际的黑名单。最后胡适去世后,蒋介石还送了其一幅挽联,内容是:” 旧理论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看似歌颂其实暗含讥讽:1923 年,胡适在杭州与情人曹诚英同居。这个情人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原来胡适在同妻子江冬秀举办婚礼的时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 11 岁的伴娘曹诚英。结果不久,胡适使曹怀孕了。曹怀孕后与自己丈夫离婚,到北京找胡适解决,要求嫁给胡适,此事轰动一时,传为花边新闻。所以蒋介石的挽联说胡适是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曹诚英带孕来逼婚,胡适只得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自杀相威胁,吓得胡适抱头跪地,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曹无奈只好堕胎,放弃与胡适结合的诉求。这就是蒋挽联下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的来源。后人对胡适本人的为人评价并不是很高,生活作风以及其事功第一,及时行乐的人身观都给与较低的评价,但是胡适确实也已经刻在历史的年轮之上,对其评价,口诵心惟,褒善贬恶,自在人人。

知乎用户 一念救苍生 发表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胡适

低调俱乐部不是汉奸组织

《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作者: 胡春惠(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虽然我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并没有研究,但是能够参加这次包括两岸有关权威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座谈会,仍然是感到十分高兴的。特别是这一个座谈会能够在此时此地公开举行,它本身就代表着两岸学术风气的一种进步,让以往大家感到禁忌而不愿多谈多思考的课题,变成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从不同角度交流心得。

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由于他在抗日情绪最高潮的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出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与当时全国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同时也因为他未能熟读中国历史汲取教训。试看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对外主战的多半被奉为英雄,而主和的却常被骂为媚外的汉奸甚至被骂为狗熊。所以汪精卫自己替自己选择了悲剧的角色,自然也就不能责怪被千夫所指,被别人大事挞伐了。我在这儿不能光说一些感慨,也想对抗战初期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 “低调俱乐部” 时代背景,表示一点看法。

大体上来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汪精卫起先在对日政策上,是主张要抵抗也要交涉的。汪认为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幅员大的大国,日本是一个小国,因而中国应利用土广民众的优势,用处处抵抗长期而持久的抗战,来拖垮日本。而另方面他也认为,就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而言,日本是国联公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破坏者,中国有权利要求国际来干涉日本制止日本的轨外行动。也就是说,在国际外交上,中国居于有利地位,因而中国不应放弃用诉诸国际的外交上的方法,放弃交涉的权利。就这一点,我们认为汪精卫的主张是十分正确可取的。

但是到了 1933 年 5 月长城战役之后,汪对于中日问题,开始转入悲观想法。原因是中国本身两年来民心士气之消沉,及国际间对华同情心之消失无积极回应,以及在长城战役中,眼见中国军队那种以 “太古式的军队” 与现代化精锐日军的拼搏,以及看到包括遭逢绝大侮辱之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在内,那种只想发财,颓废堕落,不恤士卒。靠这样的军队,与训练精良、野心勃勃的日军作战,真可说是以卵投石、近乎无代价的牺牲。所以这是汪由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转入只谈 “困守待援” 及“中日提携”,对于 “抵抗” 一辞,已少提及的背景与原因。

对于中日问题,此阶段抱持与汪精卫同一悲观看法的,也颇不乏人。特别是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前后,晋系的徐永昌便说:“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 盖当时以口号高唱抗日者多,但以实际行动及作法配合中央抗日者少,北方地方军系若不是为日本统战所软化如宋哲元等,便是因为为了抗日而急于依苏亲共的张学良,至于西南军系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更甚至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费和武器而在高唱 “倒蒋抗日”。

凡此均足以说明中国本身内部便是各怀鬼胎,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 “求败而战者” 的抗日高调(阎锡山语)。举目望去,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语),这种情形,看在那些自认较能了解国家真正情况的人,自是着急万分,这种事实,自然会让对国家有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深知国家底蕴的人不能不悲观了。这方面的人物除了对全局看得较清楚的汪精卫之外,还应包括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及先前之阎锡山 (民二十一年时,阎曾说中国经不起日本几点钟之攻击云云),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

而相对的,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上海、平津社会上,也有更多的主张立即对日开战的,主要的是主和派所说的 “激烈青年、腐化官僚、将死老人”,他们多数是“见鲜浅浮、偏激、执拗、诞妄,较之义和团时代并不进步”(徐永昌日记) 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相对于主张中国应有抗日准备、却不急于求战的,确实是较能理性看待问题,较能知己知彼的老成持重的。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国人对中日关系之主和主战,更形分歧,即使已面临和日军短兵相接之宋哲元二十九军本身,也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中央方面,在德使陶德曼转来愿意调解中日纠纷时,除蒋中正、李宗仁等较主战外,多数国内要人均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一途,其中自然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周佛海为最凸显。特别是在对日军事上,宋哲元自信能守北平三个月,但不到三天北平即失守,刘汝明守张家口,既拒绝汤恩伯之中央军入援察哈尔,但当闻日军已到怀来时,便以 “弹尽援绝” 为藉口放弃张家口。

而保定之迅速沦陷如出一辙。平汉路正面二十九军自成一系,既不愿中央军早些入援其防区,又不准中央军预做防御工事,日军一到,又嫌中央军来得太慢,所以第一战区行营主任徐永昌便说,我军失败之原因,乃在于不少领袖对日抗战表面积极,内心消极,在于内外不一,打仗时每个将领都已留后手,一经接战,前方自相惊扰,紊乱不听指挥,而后方则到处都是溃军伤兵,缺乏医药收留,败兵扰民则有如土匪。

目睹此一情况,担任指挥者流泪者有之,大哭者有之。而在前线上的卫立煌也说:“以如此军队如此配备,皆不足以守此阵线,如此败退,如此何了。” 而早在长城战役中担任旅长的郑洞国将军事后也在回忆录中说,在日军机械化猛烈的火力下,他也只有在望远镜中,看着他的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在战斗中白白牺牲,一个个倒下。而在抗战中担任督战官的一位曹将军事后也说: 所谓八年抗战者,国军没有好的装备,士兵们连吃饭都吃不饱,而所以还能与日军对抗者,无不是一级压一级,硬逼着士兵一个个用性命冒锋镝,作牺牲而换来的 “悲惨胜利”。八年抗战大多数的战役中,平均中国人十个换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人命太不值钱,回首想来,也真替那一代中国人感到难过了。

中国正式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是在 1937 年 8 月 7 日南京的 “国防会议”。全国军政大员及地方主和的意见在会议中已被某些人士指为 “汉奸”,而参谋本部估算武器与弹药则仅够 6 个月之需,开战后军费平均每月至少缺乏两千多万元之数。然而在昂扬的抗日情绪下,这些问题并未获得重视。

在这种情势下,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交涉的和平派包括了汪精卫、陶希圣、梅思平、胡适、张季鸾、左舜生、邵力子、张君劢、李璜、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陈公博、罗君强、高宗武、程沧波及周佛海等,仍认为应坚持 “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也为此,他们其中不少人经常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家中为场所,交换促和意见及和平交涉之方案之考量。

这些主和派既认自己所作所为是一种 “匡过补阙” 的事,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高调,所以自己便戏称自己一伙为 “低调俱乐部” 了。到后来,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日坏,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因而对于那些一向高调主战者,除了自己 “暴跳如雷”,大骂那些反对和平交涉的为“幼稚”、“误国” 甚至于反责为 “汉奸” 之外,也别无他法。

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居然以蒋委员长下台为前提,这使原有盼和的人,望而却步,主要主和派更形势孤,汪与蒋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汪、周等人最后竟不得不走入日本的圈套,是可悲也是可怜。那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 “低调俱乐部” 形成的背景、演变及其历史意义,似乎仍是值得吾人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的。今天我仅是在此提出一个引言,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看法,敬请大家讨论指正。

知乎用户 小华同学 发表

看作品,聊贡献;看文章,聊思想。我只看了胡适文章,就只聊聊其思想。

胡适文章非常多,我个人将其分为三块,第一部分是五四运动前后,主要在推白话文以及改良主义;第二块是国民政府时期,所作所为劣迹斑斑,也没啥有意思的文章,拿出来鞭尸实在没意思,按下不表;第三块是新中国后,主要发表在《zy 中国》,内容是反对新中国以及宣扬 “胡适的自由主义”。值得说的就是第一和第三部分,胡适靠第一部分打出名气(新文化运动推广者),靠第三部分吸粉。

第一部分代表作:《文学改良刍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

第一篇就阐述了八条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基本等于在说:我们要提倡使用白话文。文章本身还是很能体现胡适旧文学功底的。

第二篇就开始有意思了,当时是一场论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核心思想是,“主义” 太抽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主张,用 “主义” 不能概括。“‘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主张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另一方是李大钊,文章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核心观点是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关于“根本解决” 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观点非常具有迷惑性,他后期的作品更是如此,由此具备了吸粉的重要条件之一。你以为他反对谈论所有 “主义”,但是文章所举的例子基本都是“社会主义”。你以为他非常崇尚实用,呵呵!“1915 年暑假,胡适对实用主义作有系统阅读和研究后,决定转向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崇尚实用,然后跑去学哲学???原来只是叶公好龙,学学实用主义哲学罢了!你以为他不宣扬主义,而是仔细研究具体问题,实际上反倒是他把主义挂在嘴上,天天叫嚷着胡适式的自由人权。而他批判的共产党人,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从而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 都解决了。

胡适对解决问题的主张,呵,完全否认根本问题的存在,也没有说具体问题解决不了了怎么办。当时的有识之士正是发现了具体问题怎么搞都解决不了,发现了具体问题和更深层次的更根本问题之间的联系,才开始接受 “主义”,才决意从根本入手。当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正是三座大山!胡适故意否定根本问题存在,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作无意义的尝试,搞点修修补补,恰恰使得他成为了改良主义的领头羊,只是他这个领头羊很奸诈,自己偷偷摸摸搞“主义” 还要指责人家谈 “主义” 不研究问题。

第三部分代表作,《容忍与自由》,放在《zy 中国》第二十卷第六期,之后又有同名演讲稿,放在第 21 卷第 11 期。

胡适在这里充分发挥了只准自己讲主义的特权优势,大谈特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所有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举的例子是,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被世界容忍了,所以他要回馈世界,容忍一切宗教思想(唯独不容忍社会主义!)。胡适对“自由” 的理解是及其肤浅的,所以称之为“胡适式的自由主义”。

老马等人的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呢?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工人失去的只是枷锁,获得的是整个世界”,解放人类就是打破各种束缚,使得人类可以自由得发展。就认识世界而言,庸俗地说,自由发展就是可以自由地获取知识学习,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放弃学业,不会因为工作很累而不能充电提高,不会因为信息壁垒知识产权而无法获取知识技能,不会因为市场原因而放弃科研项目…… 就改造世界而言,自由发展就是从事一切自己想做的劳动,不会为了养家糊口而放弃爱好,不会因为资本家的需求而全跑去学 CS 金融,不会因为资本家不需要而失业转行,不会因为收入下跌等原因就畏惧跳槽转行,不会因为残障就只能待在家里等死…… 这才是正正的自由,实实在在的自由,思想自由什么的只是自由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内容,就这样,还成了胡适党同伐异的工具,只准自己讨论主义不准他人说道。

他所批判的社会主义也并不压迫宗教,而是让其自生自灭,限制其负面影响,消除宗教本身给人民带来的压迫剥削。但在胡适眼里,好像就他能容忍,其它 “主义” 都是极端狂热的。

知乎用户 Lumos​ 发表

楼上都说了很多,我就只举一个例子

出自《毛泽东传》第三章

知乎用户 离人泪 发表

额,没干货!胡适这人学术方面我佩服,我几辈子都达不到他这高度;人品方面我鄙视。

知乎用户 有书 发表

说到胡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却不知道这个一本正经的文化大 V 身体里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他的日记这样记载:

7 月 16 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 月 17 日:打牌。

7 月 18 日:打牌。

王尔德说:“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

而胡适,恰好就是其中一个。

他以倡导 “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是温润如玉的民国才子,有人盛赞他为:“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然而,他在日记里写过一万次要戒烟戒酒,却从来没成功过。自诩 “怕太太协会会长”,喜欢搜集各国怕老婆故事,招惹了无数烂桃花,被老婆持刀威胁拒绝离婚。

自创了男性的 “三从四德”…… 日常生活中生动又有温度,灵魂饱满干净又有趣。

“一个有趣的成年男人,更是奢侈品。” 这句话用来形容胡适最合适不过了。

01.

1917 年,胡适留学归来,被蔡元培千方百计聘请到北大任教授,月薪 280 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可供当时北京五口之家的穷人开销三年。

这时,胡适已经出版了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渐渐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型人物。

胡适声名显赫,爱恋他的女性不计其数。这样一个风流才子,谁才是他的倾情伴侣?

胡适写了一个剧本《终身大事》,这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讲述的是中产阶级的独生女田亚梅为了婚姻自由而和家庭抗争的故事。

再加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宣扬的自由、女权、革新等观念,大家都以为,他会找一个读书明理的新时代女性,举案齐眉,夫唱妇随

可是,这一年,胡适回乡完婚了。

这场婚姻就是如假包换地由封建家庭包办的。胡适 14 岁的时候,通过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吉凶预测,胡母给定下的亲事。

江冬秀是一个旧式女子,其貌不扬,裹脚、不识字。待嫁的 13 年里,替胡适侍奉胡母,应胡适的要求,放开脚,简单识得几个字,而今,已是 28 岁的老姑娘,众人眼中的 “胡家媳妇”,除了胡适,再也不可能有人娶她了。

舆论一时一片哗然。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不是应该像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那样,拼命抵抗旧式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吗?

陈独秀拍着桌子对胡适说:“你要认我是朋友,你今天就跟你的老婆离婚。这么丑的老婆,这么小脚的老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你居然能够容忍,证明你不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马上跟她离婚。”

胡适说:“其实我现在的婚姻,对我还没有什么吃亏,也很好。”

胡适的婚姻是由母亲做主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了,我不能再硬着心肠违背她。”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至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虽然江冬秀是一个山野村姑,但:“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追求爱情,却拘泥于形式,一定要和家庭背道而驰,被形式绑架的灵魂终是无趣。乱花迷眼,浅草没蹄,还能不背所衷,才是生活真正的情趣。

02.

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里,胡适温文尔雅,江冬秀泼辣剽悍。

在一张全家福里,江冬秀坐在太师椅上,胡适和儿子垂手立在两旁,一副受气样。

胡适 “怕太太” 的美名也是传天下。

“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江冬秀爱做饭,厨房里也是琳琅满目。**有一次,江出去打麻将。胡适心血来潮,放下《水经注》,来给太太收拾厨房。

累得腰酸背痛,才将一堆破瓶子烂罐子,通通清理到后门外的垃圾箱里,厨房里整齐、干净。

江冬秀打麻将回来了,胡适赶紧上前表功,不料太太勃然大怒,吓得胡适赶紧去垃圾桶里把瓶瓶罐罐都捡回来。

后来,胡适成为了美国 “PTT”(怕太太)协会的会员,又入了法国会籍,还收到了“巴黎惧内会” 的会章。

有人谣传,他测试不合格,被 “PTT” 协会开除了,胡适一再否认:“没被开除,没被开除,开除了还得了!”

怕太太有什么不好吗?胡适收集各国怕太太的故事,反复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男人就该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的儿子胡祖望,曾解释过胡适的 “怕太太”。其实,不是真的怕,而是一种疼惜。

幸福的婚姻里少不了情趣,这些惧内的故事,到处都是甜蜜的影子,怪不得张爱玲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03.

胡适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适对待朋友赤诚、宽容,好多人都以 “胡适是我朋友” 为荣。

林语堂 1919 年赴美留学,没钱交学费,无处借贷,愁得不得了。想起古道热肠的北大教授胡适,就想着碰碰运气,“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 1000 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胡适当即寄去 1000 美元,附言说这是北大给林语堂预支的工资,学成后,一定回国,一定到北大工作。

林语堂后来又交了女朋友,开销增大,又向胡适借钱,胡适二话没说,又寄来 1000 美元。

四年后,林语堂回到了北大。凑够 2000 美元后,去还给学校。

校长说,北大不曾借过,是胡适的。

林语堂去找胡适,没找到,就还给了江冬秀。

谁知道,这是胡适的私房钱,因爱才心切才动用的。结果,小金库被抄没,胡适一脸的无可奈何。

胡适晚年的时候,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李敖给胡适写了封信,“我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的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不得不向你唠叨诉苦,我何尝不知道我不该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劳烦先生,可是,天凉了,我要赎裤子呀!”

胡适立刻寄去 1000 元支票,给李敖赎当救急,并嘱托他切不可推辞。

胡适很有钱吗?有的时候是吧,但是,人生也是大起大落,在美国时,还曾靠江冬秀打牌赢钱过日子。

不过是为人宽容好爽,有情有趣。

鲁迅到处骂胡适,狗血淋头。鲁迅死了,《鲁迅全集》无法出版,胡适鼎力相帮,最终促成。

胡适对周作人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

陈独秀大骂胡适,不留情面。陈独秀四次入狱,胡适都奔走相救。最后一次,是胡适力挽狂澜,把他搭救出来。

古道热肠,宽容忍让,才是知己挚交的乐趣。

04.

周国平说:人生之大趣,第一源自生命,第二源自灵魂。

胡适热爱生命,善于品味生命固有的乐趣,对亲情、友情、爱情不盲从,不迷失,不放纵,不挥霍,俯身细细耕耘,慢慢地让灵魂充满趣味。

虽事殊世易,但他有趣的灵魂总是熠熠闪亮,光照后人。

“一辈子太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人只有一辈子,愿你成为有趣的人,找个有趣的人,共度这有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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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此。

胡适在《读书与做人》写道:
**不要轻于相信,要怀疑,要怀疑书,要怀疑人,要怀疑自己,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 “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 “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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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首倡新文化运动,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实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一生推动白话文,是二十世纪之初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汉文思想家暨文学家。他积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1962 年 3 月,蒋中正手书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5]:101。胡适一生受困于名教,但当别人有同样境遇,他会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为过继的哥哥被迫辍学且因此抑郁成疾时,他曾于报纸予以揭露。过去儒教国奉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陈” 之忌),他亦有戏剧对其进行委婉的批判。胡适对蒋介石先生曾经说过,我希望你不要是因为我才肯开放党禁。一生宽以待人,生诞百年之际,少年时曾猛烈抨击他的后进红学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谦出生已逢五四,本不当臧否先生;回顾与胡适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余唯有自知,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胡适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 “极左” 时期的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 “极左” 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 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50 年代中期,毛泽东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 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WG”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42]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 “软弱” 革命立场。不过鲁迅生气之余陈西滢是流氓、林语堂是无赖、周作人是叛徒,所以能多骂一个文人倒也无妨。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 “哲学家” 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 “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 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 18 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 philosophe〔请注意 philosophe 和 philosopher(哲学家) 的不同,原本是指 18 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 就恰好合适。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 · 边沁全都是 “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 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TY8F6l 发表

看上去,胡适似乎陷入了李狗嗨 SP2 中赤木院长的窘境

想要遮蔽谣言,只有用更大的谣言去覆盖

有些东西,很对

知乎用户 周之江 发表

不邀自来。

说到对胡适的评价,记得曹聚仁在《听涛室人物谈》一书《谈胡适——答杜兄》文略谓:“胡适博士,可说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也带点西洋知识分子的气味。他有‘圣人’之称,正如孟夫子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此语我不与之。倒是想起《资治通鉴》卷之十一记载叔孙通徵鲁两生不肯行的典故,叔孙通讥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大概这位代汉王制礼的显赫文人才是真正的 “圣之时者”。胡适虽一辈子都在高位,但绝不是随时变浮沉的知识分子,他是真有操守的。

胡适在中年以后,其处境大抵如他的《四十自寿诗》所喻:“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他确实是曹聚仁认定的那种 “带点西洋知识分子气味” 的中国士大夫,是夹在新派和旧派之间的尴尬人物,恰如其晚年的入门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所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衷派也不如的‘发动学者’。同时在思想倾于过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里,胡适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因而胡氏多姿多彩的一生,便是在他自己常说的‘左右为难’中度过。”

此语信不妄也。

胡明《未能 “忘情”》一文亦说:“胡适是一个未能忘情于政治的学者。…… 所谓‘未能忘情’,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正是来源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学者倘若完全忘情于政治,忘情于意识形态,那么他的理性情绪,他的判断力,甚至他的文化心态的健康倒真是值得怀疑的了。”

盖胡适一生纠缠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颇多得意也颇多尴尬,后来的学人往往遗憾他的学问始终未能达到精纯深澈的境界,然而也幸赖于此,倒留下一个近代学术史上最有意思的个案标本。他以真诚的兴趣投入现实政治之中,但是在操作的层面上却非他之所长。

实则胡适一辈子纠缠于政治和学术之间,欲籍政治以申儒者 “治国平天下” 之志,又试图借学术来逃避现实政治在事实上的不理想,胡适固非不知时变,但亦非曹聚仁说的 “圣之时者”,他始终处在进与退之间,实在未尝随时势而趋走也,故而有此一生的“自由主义者” 的悲剧。近人陈万雄论那一代的学人为“过渡式智识阶层”,亦即所谓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综合体,最能切中肯綮,也最适合解释胡适的一生境遇。

简言之,胡适热衷、世故,然而终究不是政客的材料,他在某种程度上颇似《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早年间豪气干云、桀骜不驯,与旧权威叫板,颇有 “大闹天宫” 的气势,到了晚年,却收敛心性,道貌岸然地做起 “斗战胜佛” 来了,可比的地方还有很多,胡适中年的处境特别像取经途中的行者,尽管盛名之下,那西天路上的种种妖魔鬼怪多少慑于他的名头,给他的面子却着实不多。

我对胡适有个八字评价,即 “黄面书生,爱惜羽毛”,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曾写到:“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钩任有一次说得好: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

知乎用户 洪荒行者​ 发表

有大牛出了教材,你跟着出了教辅解读习题集

教材成为了经典,大牛化作了大师

等等,你怎么也成了大师?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我们国家需要的是完美化的英雄。

创造价值高,但不能享受。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为基本条件。自己就一个窝头,还掰一半给孤寡老人,就是极好的了。

像胡适这种生活一直优渥,没事还能打打牌的人自然是不合格的。

私生活上是不允许有瑕疵的,坐怀不乱是基本标准,能连妻子都送回家务农,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极好的了。

像胡适这种胆敢嫖娼的,自然是不合格的。

英雄是终生事业,是不能断档的。一定要在岗位上工作致死,能积劳成疾,因公殉职就是极好的了。

像胡适这样花天酒地安享晚年的,自然是不合格的。

综上所述,胡适就是个垃圾,欣赏胡适,甚至胆敢崇拜胡适的人,更是大垃圾。

知乎用户 Scriptwriter 发表

关于民国时期的书,我也看过一些,比如岳南的《南渡北归》、《陈寅恪与傅斯年》、《陈寅恪最后的 20 年》等,对胡适其人也算是有些了解吧,我分几点概括一下吧。

首先,在民国的时候,他热衷于充当 “媒婆” 的角色,比如徐志摩和陆小曼,他充当中间人,但胡适却没有离婚,和江冬秀过了一辈子,一是江冬秀脾气不好,喜欢闹事,据说胡适当初在北大当教授时,看到周围那么多人离婚,也是动了这方面心思的。夫人江冬秀说,你要是敢在外面乱搞,我一把菜刀先结果了孩子,然后自己自杀,胡适听闻,骇然,遂断了这方面的念头。我感觉吧,胡适之所以不离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胡适和傅斯年、傅雷一样,幼年丧父,都是由母亲独自一人抚养长大,他知道当时的女性如果丈夫死了或者予她一纸休书,对她来意味着什么?由此看出,胡适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懂得体谅女性的苦楚与艰辛。【在民国那个 “以离婚为荣” 的年代,知识精英们认为自己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追求婚姻自由,极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

其次,他学问做的好,杜威的得意门生,想想傅斯年何许人也?但是他是胡适的学生,见了胡适毕恭毕敬,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傅斯年当北大校长,他推辞不就,就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恩师胡适够格,后来还是胡适从美国打来电报,劝他为国效力,现在国家正当用人之际,没有什么 “够格不够格” 之说,傅斯年接到电报,才勉强上任。在民国时期的北大,分为两个派的教授,一是海归派,二是保守派,保守派指辜鸿铭、王国维那一代依然对清政府念念不忘的学人。重点来了,那这和胡适有什么关系呢?胡适是海归派的代表,也就是说 “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陈寅恪……” 这一大批海归派奉胡适为“盟主”,由此可见,胡适的影响力有多大。

胡适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一是他赴美留学时间比较早,资格老,学术界讲究论资排辈。二是和政界高层私交甚好,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很八面玲珑的一个人,而学术界需要这么一个人充当斡旋者的角色,比如五四运动被关押学生,后被释放,就是他们四方奔走的结果。

知乎用户 大魔王的快乐​ 发表

撕逼大战,仅此而已,借尸还魂,不让人息

知乎用户 开摆 发表

使我有华盛顿二顷田,安能佩三十六国相印?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qm3sg7 发表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学者胡适在抗战之初属于 “主和派”,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避免对日战争。

在庐山谈话会上,胡适仍然向蒋介石进言:再做一次 “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

这时的胡适很傻、很天真。

1937 年松沪抗战,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日军,战事颇为惨烈。

胡适从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国守军完全可以与日一战。

此时,蒋介石也下定决心与日本一战,同胡适不谋而合。

蒋介石希望能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

这才有了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等国,进行国民外交。

可是,爱国的胡适却拒绝领命:“战事吃紧,我要留在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只好派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前去苦劝。

傅斯年哭道:“如果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去了,这也是为了抗日啊!”

胡适这才奉命出行。

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能与胡适的国际知名度相提并论。

1937 年 9 月 26 日,胡适飞抵旧金山。

9 月 26 日当天,胡适便在大中华戏院发表演讲,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

9 月 29 日,胡适在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题目是《中国能赢吗?》。

9 月 30 日,胡适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并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当晚,胡适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婉转的批评了美国的绥靖主义

到了华盛顿之后,胡适和当时的驻美大使王正廷一同拜访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

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先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但当时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罗斯福也很难办。临别时,罗斯福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颇为诚恳。

胡适和罗斯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关系不简单。

当时在美的外国使节多了去了,能直接拜会罗斯福的很少,胡适却是其中一个。

截止 1938 年 7 月,胡适可以说已经走遍美国、加拿大的各大城市,到处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在北美洲的活动后,胡适又前往欧洲各国游说。

1938 年下半年,胡适在巴黎收到国内的电报,蒋介石让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即将卸任的王正廷。

不肯从政的胡适坚辞不受,后来经过多方人士的力劝和自己内心痛苦的挣扎后才答应下来。1938 年 9 月 17 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

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广州和武汉均已沦陷。

胡适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还曾自赋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在美国最经典的演讲,是 1938 年 12 月 4 日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

胡适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相提并论,就是告诉美国人,美国当初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当年的美国一样,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这次演说后,胡适因过度劳顿,心脏病复发,险些丧命。

胡适老婆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也心疼丈夫,想让胡适辞去大使之职。

胡适却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1939 年 10 月,听说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胡适深感不安,因为胡适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一向不满,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其差。

胡适 11 月初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发了一封密电,请他转呈蒋介石,建议不要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

后来,宋子文并没有出任财政部长,但宋子文和胡适结下了梁子。

不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绝不会因为胡适的一封信,蒋介石是有其他考虑。

毕竟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是 “自己人”。1940 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 出使美国。同时,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

这次派宋子文出行美国,也体现了蒋介石对胡适在美国未能争取到太多援助的不满。

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

这两人在美国很快势成水火。

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

1942 年 1 月,中、美、英、苏等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42 年 8 月,国民政府以 “心脏衰弱,不胜繁剧” 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

如今 “河” 已过,胡适这个 “过河卒子” 就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舍弃了。

为了安慰胡适,1942 年 9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胡适一个 “高等顾问” 的虚位。

孔祥熙问胡适是否缺钱,归国路费够不够。其实是怕胡适不回国,留在美国。

上述,胡适全部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虽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肯定是蒋介石。

1942 年 10 月 1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日本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 “诚实与公开” 的态度,赢得理解和信任。

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确实没有回国,而是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直到 1946 年,蒋介石多次邀请,胡适才返回国内并担任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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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龙江秋月​ 发表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徽州绩溪人,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3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以倡导 “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1920 年 3 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表现了作者希望冲破封建思想束缚、争取自由民主的精神。同时,他写了话剧《终身大事》,宣扬婚姻自主,宣扬妇女解放的思想,在反封建的社会人文教化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知乎用户 三无小号 发表

有一些人

面对现实不敢做声

回到家锁好门

打开电脑

键盘啪啪作响

指点江山,飞扬文学

仿佛中国懂王

兴奋的不得了

你道为啥

因为回到家又可以安全的做一个男子汉了

以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看谁都会不大顺眼,学会多看看别人的长处

胡适,适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中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胡适曾经评价自己啥都懂一点,但都不是很精通。治学像网文作家,经常太监,文学方面当不得大师

胡适:“(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是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胡适推广新文化运动,推广自由民主,推广话剧

胡适是个在文学方面是半个大师,像个开路先锋,并不是大将

胡适很多方面都是半吊子,更像社会活动家,但这不影响他的光芒,他是个伟大的先行者

  • 陈独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过,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 夏志清:“文学革命开始于 1917 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对几本中国古典小说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证,真是国学研究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 李敖:“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了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
    “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 “论定” 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
  • 林语堂:“胡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启迪了当代人士的思想,也为他们的子孙树立楷模。荣衔学位多不胜数。最高当局甚至曾敦促他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和出任行政院长。但终其一生,胡适淡泊谦冲,平易近人”。
    “他是学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恶毒批评和攻讦,几乎比任何人多。但是这些谩骂叫嚣丝毫不能影响或改变胡适对发展科学、民主制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 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
  • 余英时:“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 他的思想在上层文化领域之内所造成的震动却更为激烈、更为广泛。… 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一生工作分不开的”。
  • 唐德刚:“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 季羡林: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不摆名人架子,不摆校长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他还不缺乏幽默感。我的总印像是:胡适是一个好‘朋友’,胡适是一个好人。
  • 温源宁:“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厉害的对手就是很好的朋友。对于其他人而言,他是老大哥。所有人都承认他和蔼可亲、招人喜爱,甚至他的死对头也这样认为。… 胡博士学识渊博,他对万事万物——从春药的配制到佛教的深奥佛理——全都有所了解。… 放在(伏尔泰等)这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逊色的一个。

知乎用户 左一刀 发表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写 16 岁的郭襄 “风陵渡口,一见杨过误终身”,郭襄为了杨过终身未嫁,后来出家,创建了峨眉派。曹诚英遇见胡适的那一年,也是 16 岁,后来她也曾为了他终生未嫁,甚至一度上峨眉山出家。

杭州西湖边上的烟霞洞,曹诚英和胡适在那里度过了 4 个月的快乐时光。这 4 个月的朝夕相处,也成了她一生的枷锁。16 岁那年,明眸皓齿、情窦初开的她或许没有想过——她也会,一见胡适误终生。

1923 年 11 月底,胡适和曹诚英在杭州分别,回到北平的家中。他不知道的是,好友徐志摩已经把他和曹诚英相爱并同居的风流韵事传开了,要为他与发妻离婚 “造势鼓劲”,胡适的妻子江冬秀闻知此事,气急败坏。

胡适刚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就用农村妇女的那一套 “土办法” 对付他。她手持一把剪刀逼问胡适,素来温文尔雅的胡适哪里见过此等阵仗,当即承认了与曹诚英的私情。

当时胡适的母亲早已去世,胡适不用再 “遵母命尽孝道” 而委屈自己,于是向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这一下便炸了锅,江冬秀竟然举起剪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同你生的两个孩子杀掉,然后我再自杀。”

胡适吓得面如土色,赶紧好言相劝,并夺下剪刀。家有悍妻,胡适有苦难言,离婚之事也只好就此作罢,只是辜负了曹诚英对他的痴情。

曹诚英听说胡适家中的变故后,写信给他说:“如你在空山月色中,感受到了暂时的悲哀的寂寞;我却是永远的沉浸在寂寞的悲哀里!” 她在胡适的生命中只是短暂的过客,而她将为胡适,一生守候。

01

胡适老家在安徽绩溪的上庄村,父亲在前清做过官。13 岁时,胡适随三哥到上海读书。临行之前,母亲给他订了一门 “娃娃亲”,未婚妻是邻县江家的“小脚千金” 江冬秀。

因为父亲病故,胡家败落;江家比较富有,胡适母亲有意结这门亲。当时胡适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哪里知道婚姻是什么事情,他只觉得好玩而已。

结婚之前,胡适没有见过未婚妻。他曾去过江家一次,但是江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见他。胡适对这门婚事并不满意,但父亲去世得早,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不愿违背母命,只好默然接受了。

1917 年夏天,胡适赴美留学学成归来,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因首倡 “新文化运动”,胡适闻名全国。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胡适和的婚事也提上日程。

胡适回到老家绩溪,准备与江冬秀完婚。此时他才发现江冬秀长相一般,而且还有一双 “三寸金莲”,他很不喜欢,但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他还是乖乖和新娘完成了婚礼仪式。

在自己的婚礼上,新娘的粗陋颇让胡适失望,反而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让他眼前一亮,有了恋爱的感觉。这个女孩,就是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绩溪人,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名义上的表妹。曹家是安徽富商,家境殷实,曹诚英从小接受教育,知书达理。

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时,曹诚英是伴娘,那一年才 16 岁。见到名满天下的表哥,曹诚英非常倾慕,亲切地称他 “穈哥”,还大胆要了通信地址。婚礼上的短暂接触,让胡适对这位“表妹” 印象深刻。

彼时曹诚英已有婚约在身,由母亲做主许配给了邻村的胡冠英。次年,曹诚英就嫁人了,但和胡适一样,她对父母的 “包办婚姻” 极不满意。婚后不久,曹诚英就离开丈夫前往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求学。

在此期间,因为曹诚英婚后三年都没能怀有身孕,婆婆对她十分不满,竟然私自安排儿子胡冠英纳妾,传宗接代。曹诚英气愤非常,她曾接受过 “五四” 新思潮洗礼,如何能接受丈夫纳妾!于是毅然提出离婚。

曹诚英到杭州念书,开始与胡适通信。1921 年,女子师范的学生自发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告奋勇,请胡适为她们编辑的报纸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答应了,两周之后就寄来文章。

这让曹诚英十分感动,她觉得表哥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此后的通信,曹诚英便开始向胡适倾诉心中的感情。

此时的胡适,虽与江冬秀结了婚,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幸福。两人的结合并没有恋爱的过程,完全是因为旧式婚姻。江冬秀相貌普通,还有一双小脚,都让胡适十分嫌弃。直到拜堂成亲,他才悔之晚矣。

江冬秀不爱学习,大字不识几个,却喜欢打牌、搓麻将,这也让胡适难以忍受。看到曹诚英写给自己的信和诗,胡适觉得,她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女性。

02

1923 年 4 月,胡适等来了一个机会。他去上海参加会议,抽空去杭州旅游,实际上特意去看望已经离婚的表妹曹诚英。

在杭州女师的校园里,他们一起度过了 5 天的快乐时光。临别之后,两人依依不舍,胡适还写了一首诗《西湖》,表明心迹: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首诗看似写西湖,实际上暗喻恋人,曹诚英自然是心领神会,春心萌动。胡适赶回上海后,两人鸿雁传书,以诉相思之意。那段时间,胡适情意缠绵,日夜想念着他心中的表妹。

两个月之后的 6 月 8 日,一列火车停靠在杭州站。兴致勃勃的胡适与其好友蔡元培等人,以休养的名义来到杭州游玩。蔡元培老家是浙江绍兴,自然对杭州很熟悉也很喜欢;胡适多次来过杭州,不过和上一次一样,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游玩,实为看望表妹。

在杭州待了半月之后,朋友们纷纷启程返回北平。胡适耍了个心眼,他以身体欠佳且假期未满为由,独自留在杭州。6 月 24 日,胡适送走了蔡元培等人,当即就叫来曹诚英,搬到了烟霞洞旁的清修寺。

清修寺的主持仰慕胡适的名声,把大殿东边的 3 间厢房租给他住。胡适入住几天之后,正在放暑假的曹诚英以照顾表哥生活为名,从学校搬过来同住。

三个房间,胡适住在最东边的一间,曹诚英住在中间的一间。因为胡适东边的房间没有朝走廊的门,他只有经过她的房间才能出入走廊。晚上关起门来,他俩实际上已经是同居一室。

在烟霞洞边上这个清幽的寺院里,他们俩互诉衷肠、读书赋诗、对弈品茗,漫游在湖光山色之间,体会着爱情的美妙。胡适在杭州一直住到 10 月初,与曹诚英住在烟霞洞的那段时间,是他此生再未有过的 “神仙生活”。

在此期间,胡适还把曹诚英介绍给好友徐志摩等人。他携曹诚英和其他朋友一起泛舟湖上,游山玩水,十分快活。而在朋友的眼中,胡适与曹诚英形影不离,俨然一对恩爱夫妻。汪静之在《六美缘》里曾说:

“我到烟霞洞拜访胡适之师,看见佩声(曹诚英)也在烟霞洞,发现他们两人非常高兴,满脸欢喜的笑容,是初恋爱时的兴奋状态。”

胡适与曹诚英的关系,在这数月的朝夕相处中愈加甜腻;与曹诚英的热恋,也带给了胡适刻骨的体验,因此他才能写出名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分别的日子就要来临。胡适要前往上海办事,曹诚英也要开学了,这对热恋中的爱人不得不彼此告别。10 月 4 日,曹诚英送别胡适,两人依依不舍,相拥而泣。

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一段非常哀婉的话: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惨惨,何况我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不禁黯然神伤。”

03

胡适深夜抵达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给曹诚英写信,述说分别后的伤感与思念之情。两人分别后的 10 天时间,每天都有书信往来。到了 10 月 19 日,难抑相思之情的胡适又从上海赶到杭州,看望心上人。

此后胡适又多次来到杭州,有时住在新新饭店,有时住在湖滨聚英旅馆,他开的都是套房,外间见客,里间住人,有客人来,曹诚英就躲到里间去。有时他到上海也会及时通知她,让她赶过去。

**在获悉了胡适的 “地下恋情” 之后,好友徐志摩非常热心地替他出主意,鼓励他离婚,追求真正的爱情。**胡适有些犹豫,他与江冬秀的婚姻是母命难违,自然没有爱情的成分,但是江冬秀已为他生下两个儿子。

一边是糟糠之妻,一边是红粉佳人,胡适左右为难。回到北平,相思入骨的他终于决心要与曹诚英结婚,摆脱他不爱的江冬秀。1923 年 11 月底,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熟料这一彪悍妇人大吵大闹,鸡犬不宁。

胡适的好友石原皋回忆说,有一次他去胡适家里,正好碰上江冬秀在和胡适大闹。江冬秀向他哭诉,胡适如何错待她,如何另找新欢。说到气愤处,她甚至拿剪刀要刺胡适。多亏石原皋从中劝解,一场风波才得平息。

**所谓 “家丑不可外扬”,已经是文化名人的胡适,担心影响自己的名声,于是选择了妥协。**此时远在杭州的曹诚英已经怀了两人的爱情结晶,得知胡适关键时刻退缩之后,她伤心不已,被迫打掉了孩子。

经过江冬秀的这么一闹,胡适离婚未果,但是他与曹诚英依然藕断丝连,保持书信往来。1923 年 12 月初,胡适给曹诚英写了封信,并附上两首诗《秘魔崖月夜》和《暂时的安慰》。

胡适暗示他们的关系 “不能长久”,“爱而不得,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闷”。儿女私情,不过是一时意气,胡适的自制力毕竟非同一般,当他意识到不可能离婚再娶,就果决地斩断了内心的情思。

他的那首《别赋》就是明证:“半年之后,习惯完全征服了相思了。我现在是自由人了!不再做情痴了!” 胡适写这首诗,既是向曹诚英,也是向烟霞洞中的自己道别。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胡适能够抽身而去,曹诚英却无法自拔。对胡适的情意,像种子一样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难以消弭。胡适虽然断了娶她为妻的念头,但是心中牵挂于她。每次南下,他都要和她见面。

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获悉妹妹和胡适的爱情无法修成正果,就劝她重回前夫胡冠英身边。但曾经沧海难为水,曹诚英向胡适吐露心声:“我将来的无结果固可悲,但和一个毫无感情的人同居鬼混又有何可乐呀?”

胡适不知如何安慰她,她的痴情让他又感动又心烦。因为她的深情他无以为报,倘若她因为他的原因而错失幸福,他也于心难安。胡适写信给曹诚英,委婉地对她的 “执迷不悟” 表示“不满”,曹诚英大为伤心。

她满腹委屈地诉说:“我觉着终身的悲哀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青春过了的孤独的悲哀!” 她敏感地觉得,胡适抛弃了自己。

1925 年,从女师毕业前夕,曹诚英给胡适写信:“糜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的说话了。糜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 只可惜,她的痴情再也得不到所爱之人的回应。

04

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江冬秀为了保住丈夫,对她严防死守。为了能与曹诚英保持书信往来,胡适还专门在邮局申请了一个特别的邮箱,以逃过江冬秀的 “监控”。

但是江冬秀以一个女人的直觉,断定两人不会说断就断。每次胡适去南方公干,江冬秀的书信都会尾随而至,旁敲侧击。

1932 年 2 月初,胡适因为盲肠手术住进了协和医院,曹诚英曾前去探望,没想到竟靠在胡适的枕边睡着了。江冬秀无意中撞破这一幕,忍了再忍。时隔 7 年后,江冬秀提及此事,仍然余怒未消,愤愤不平。

从女师毕业后,曹诚英在胡适的帮助下进入东南大学念农科。不久,又在胡适的介绍下考入康奈尔大学,赴美留学。留美期间,胡适关怀备至,还特意给昔日恋人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曹诚英。

1937 年,曹诚英学成归国,先后在安徽大学、四川大学等任教,成了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8 年 7 月,胡适则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驻美大使。在美期间,有韦莲司倾吐心曲,有罗维兹相伴赏月。尽管胡适曾对曹诚英说:“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但是他心头上的人影,已不是曹诚英了。

曹诚英伤心失望之余,终于考虑起自己的婚事。1939 年,她在成都结识了曾经留美的曾景贤。交往中,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而孰料江冬秀对她怀恨在心,对曾家人透露曹诚英当年与胡适的婚外情。

曾家获知内情,解除了婚约。曾景贤也得知曹诚英对胡适一往情深,不忍 “夺人所爱”,知难而退。曹诚英经此打击,不知所措,她给“糜哥” 写信表白心声:

“我看不起妻子,我不屑做妻子。糜哥,不必说我们是没有结婚的希望;曾君如我们结婚,他只有痛苦,我何忍爱一个人去害他。”

但是胡适却没有回信。得不到胡适的回音,曹诚英心灰意冷,去峨眉山出家为尼。哥哥曹诚克得知妹妹经此劫难,上山苦劝,她才还俗回家。曹诚英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首诗,寄给胡适: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字字血泪,却没能让她与胡适的爱情死灰复燃。此后曹诚英多次给胡适去信,胡适都没有回信。她尚不死心,又托同学朱汝华给胡适带去 3 首诗,以诉情思。但胡适对她,已经不再眷念。

直到 1949 年 2 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曹诚英与众多好友为他践行。曹诚英劝胡适留下来,别跟蒋介石去台湾。胡适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言语,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在台北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 72 岁。然而音讯阻隔,曹诚英并不知道。11 年之后 1973 年 1 月 18 日,曹诚英在上海病逝,享年 71 岁。

临终之际,曹诚英嘱托:自己死后一定要葬在绩溪旺川杨林桥边的那条公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

曹诚英为了胡适终生未嫁。虽是有情人,却未能终成眷属。究其原因,除了胡适发妻江冬秀的强悍,两人爱情观不一样,也为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胡适的观念中,爱情并非人生唯一的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所以,当他意识到无法离婚再娶,便潇洒地从恋情中抽身而出。而曹诚英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把爱情视为人生唯一的大事,换来凄然结局——痴情错付误终身,红颜老去空余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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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coolface​ 发表

在知乎,有那么几个人是不可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评价的。

不光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

这几个人甚至连一句好话都不能说。

仿佛这几个人这一辈子从出生开始就没干过好事!

他们即便是吃饭睡觉呼吸空气都是罪大恶极的…………

知乎用户 张华 发表

汉奸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旁的不说,就当时青年运动,胡适说的话,现在看来就很有道理: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 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 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 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 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

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 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 荒废光阴, 来干涉纠正, 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话一点错没有。

知乎用户 应加分 发表

本来只想为胡适先生说几句话的,没想到冒出了这么些人。

虽然说批评一台电冰箱不能要求你也会制冷,但您口口声声说我写的这些是道听途说是野史的时候,麻烦也写个出处,按照标准论文写作格式引用文献来给小女子瞧瞧,以便证明您说的事情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好伐,有意思吗。

至于他婚内出轨的事情,我从未否认,但是那个大时代下新文人的作为你有了解过几个?都是追求新式爱情的新青年,梅兰芳大师、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张学良、徐志摩等等人,都是被迫安排了婚姻,对比同样条件之下,(鲁迅先生也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我从女性角度来看,胡适先生做得比其他诸人好很多,也多。跟那个年代比忠贞,你怎么不跟清朝人比 LOL?

胡搅蛮缠的人我没耐心再多回复你了。
一开始是觉得 WB 戾气太重,全是各家流量的小姑娘书没读过几天指桑骂槐倒是很厉害的撕 x 大戏,看得人心烦。现在的逼乎到是冷静很多,到处是一群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是大男人指点江山。

谁一开始都没想说难听的话,可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觉得把别人看轻了就能证明自己如何高端有品味了呢。

他即便是伪君子(当然我觉得他是真正君子,我不求您的认可,别着急反驳我),也比你们这些虚妄的只敢在和平年代牵强附会人云亦云,到了关键时刻也只会懦弱地躲在国家机器背后吹 X 的凡夫俗子高尚多了。

——————————————————

不匿了,答主并非中文系出身,只是浅薄地读过几本登不上台面的书册子,喜欢了一个诸君看不上眼的旧时文人。有脾气没必要到小女子处来发挥,但愿您是个博闻强识,才华性灵都超过胡适先生的大家吧。

———————手动分隔————

不知道义正言辞的诸君,有几个真正读过他写的文章,有几个看过他的日记、他的白话文学史?
1. 现代红学最重要的研究文本之一,是他从某个王爷府上的泥墙里发现的。
2. 某乎推崇备至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是胡适先生赏识,毅然决定资助出国念书深造的。
3. 所谓叛国所谓见风使舵,蒋介石在他死后舒了一口气,终于没人敢当面指责他了。
4. 所谓怕老婆没胆子,追求自由爱情却被旧式家庭安排了妻子,有如胡适先生即便追求爱情,最后还是回归家庭相伴到老,也有徐志摩。

当然还有很多,但是单单从他的散文,甚至是议论文,都能看出他温润如玉的君子之气,哪怕当时鲁迅先生与他站在文学评论意见的对立面,用词锋利,仍然是就事论事,既坚持自己的论点,也直接表达对对方才华的欣赏。这一点,就比逼乎上言之凿凿的许多人强上许多。

知乎用户 盛夏的约定 发表

有文才少境界。

知乎用户 零五 发表

保守主义者吧,我的就是我的,穷鬼滚一边去,你丫再盯着我的财产看,等着吃我的枪子吧,这可是法律保护的私产(尽管上面沾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政治权力?大字不识两个,你也配?当然,如果你干活卖力,我也吃饱了,还是可以给土包子点肉汤喝喝,记住哦,这可是我给你的福报

社会主义者吧,认识到不公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所以要改造这个社会,有些人通过议会路线掌握政权,逐步改造社会,但是他们又陶醉于保守主义者施舍的政治空间中得到的选择权,所以改造是缓慢的。而有些人则认为无法改造,需要从根本上消灭阶级,但结果通常是屠龙者自己又变成了龙

自由主义者呢,具有谜一样的优越感,自认掌握了不可辩驳的宇宙真理,以至于高呼 “历史的终结” 这样的呓语。他们口口声声的宽容只是姿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宽容是要解放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缺乏平等对人的能力,他们所谓的自由选择权通常是让人在主人和奴隶中二选一,而实质上这又受制于受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多少,而另一方面自由则被物化成了商品和服务,使民众成了拜物教徒。而自由更多时候又成了政治正确,从而成了现有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并且不欢迎新的自由,这使得他们彻底失去了解放的力量,成为了保守主义者的附庸,成为控制民众思想的新的基要主义

当然,他们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当保守主义者举起屠刀的同时,他们会温柔地托住持刀的手,哀求道:kill them softly!

知乎用户 黄三 发表

胡适一生聪明,但在关键问题上犯了糊涂。他最大的糊涂就是分不清日式民主和真正民主的区别,跟着日本明治维新亦步亦趋。最后日式民主被两颗原子弹干掉了,全球的日式民主都走向灭亡,胡适还没弄明白,日式民主和真正民主的区别。

知乎用户 谭谭 发表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这句话总能给我力量。

最近总是刷到 “胡适是汉奸” 的帖子,哔哩哔哩上,抖音上,打开知乎竟然也是这。

我很想为先生正名,但查了许久后觉得说出来毫无用处。适之先生的确不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也的确不是个有大勇气的人。

但鲁迅也是没有勇气冲锋陷阵的,一生之中也常常仓惶夺路。鲁迅的文章是我的最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儒气也是我的向往,只可惜周作人实在的是个汉奸。

蒋介石郭沫若鲁迅等等人,都说胡适就是个汉奸。人们也跟着说,这些名家都这么评价胡适,所以他真是个汉奸。

而实际上,无需仔细说先生做了什么,只需要从 “胡适是个汉奸” 这句话出发分析,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了。

“胡适是个汉奸” 这句话是一个对性质的非黑即白的判断。也就是说,蒋介石之流在作出这一评价的时候,思考的是 “胡适是个汉奸吗”。

而对于一个实在的汉奸,人们不会做这种对判断式的评价,而是会直接对其汉奸行为或者汉奸身份作出价值性性的评价,例如 “汪精卫卖祖求荣黑白不分丧尽天良”。

有人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胡适要是没有汉奸行径,别人会怀疑吗?

此处不作解释,仅仅以一个例子反驳,方方的汉奸风波不是才刚过去吗?方方难道是汉奸吗?方方难道有什么汉奸行径吗?

再反驳一下认为胡适没有学术成果的观点。汾城镇文学和考据学两方面来谈。

如果把文学看做学问,那么不必多说,胡适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高中课本就学过了。除此之外,四十自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之类等等,都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

从考据学上说,民国以降的考据学大师,胡适先生不说前三,也是前五。钱钟书厉害吗?和胡适先生的考据学著作比,那就只是寻常了。

而且,胡适先生不仅仅是自己有大学问,在方法论方面的成就可谓无史。

文学领域中,先生引领了文学改良运动,<文学改良运刍议> 的历史价值不会有人怀疑吧,这篇文章虽然名气大,但终归是一篇很短的杂文。胡适先生对文学改良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

文学改良最大的阻力从来不是那个优美哪个简练的争论,而是正统性的问题。就如同黑衣僧人姚广孝对朱棣的贡献绝不仅是提醒他可以绕过济南直取京师。朱棣靖难之初,亲临战阵,狂风大作,军士都认为这是不吉之兆,说明了朱棣靖难没有正统性。姚广孝给出了解释方法,即 “飞龙在天,风雨相随” 一段明史姚广孝传,如下,【…… 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白话文学史》就如同这句飞龙在天,为白话文提供了正统性,使白话不再低文言一等。

在考据学方面,胡适先生所提出的,

唉算了,写好多了,有人看的话我再补吧,写的粗糙,应该多补一些实证。以这种无实证的方式评论先生可谓是对先生的违背。后面找机会我仔细补一些实证来。

知乎用户 西太平洋执法大队 发表

胡适与中医的趣事

引用自肖伊绯的著作

一、未能定案的 “公案”

胡适的糖尿病,作为其对待中医的态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桩文化公案。事情原本很简单,胡适早年所患的肾病(有可能是早期糖尿病),经中医名医陆仲安治愈,有胡适本人的日记、题记及其弟子友人的忆述作证,可以说是确证无疑的事。

胡适在 1921 年时,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在这幅原本是大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之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以一贯严谨的 “实证精神”,写下了他对中医疗效的真实感受,他写道: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胡适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当时西医给出的诊断亦是不明确的;而擅用芪参治疗疑难杂症的陆仲安,其实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病理说明。胡适的感激之情,在上面这个长篇题跋中表露无遗,但始终也没有说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过题跋中提到与胡适患有同样症状的马幼渔之弟马廉(字隅卿),15 年后倒的确是死于心脏病诱发的脑溢血。41 年后,胡适也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胡适在陆仲安那里诊疗的 “怪病”,倒的确可能有心脏病的因素掺杂其中。

一桩 1920 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大好事,如果是普通患者,这原本应是喜形于色的口碑美谈。却因为患者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身份,更因为胡适在中医就诊之前、就诊之后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进而引发了后世从学术史角度、文化史角度来探讨这一桩原本普通的医疗事件。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各种第一手或第二手的文献资料也层出不穷的引证了出来;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于还出现了说胡适是中西医都不信的 “实用主义” 者等等,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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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吉庵所著《胡适传》,以及华蓓苓所撰的《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糖尿病案例》一文中,均详述了这桩 “公案” 始末,这桩 “公案” 大致有了可以摸索的轮廓。文中写道,1920 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到 1920 年秋,胡适请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另嘱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 “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 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就诊于北京名医陆仲安。

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罗尔纲,后来也详细忆述了这次重要的就诊经过。他在《师门五年记 · 胡适琐记》一书中写道:“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著名的西医俞凤宾曾有简明扼要的记载,郭若定编著《汉药新觉》上集第五篇记黄芪后,附录其全文如下:‘附录俞凤宾博士《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生绵芪四两,潞党参三两,炒于术六钱,杭白芍三钱,山萸肉六钱,川牛膝三钱,法半夏三钱,酒炒苓三钱,云伏苓三钱,福泽泻三钱,宣木瓜三钱,生姜二片,炙甘草二钱。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中药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

这个药方,作为一副为胡适治愈顽疾的 “验方”,当然名噪一时,也被当时正在为西医所排挤和打压的中医界人士奉为法宝。另一方面,这个药方的出现,也将胡适的这种“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 的顽疾,正式定格为“糖尿病”。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中也提到了这个著名药方,“陆仲安的药方为:‘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苓三钱,法夏三钱,杭芍四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参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 西医俞鸿宝(即俞凤宾)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

不过,到了胡适晚年,这桩医案的认定却来了个 360 度的大转变。同样是在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 · 胡适琐记》中,记述了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在 1958 年的一封信中,胡适写道:“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懂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二、公案之外公共话题

依赖所谓的 “医师案例”、“师门回忆录”、“晚年谈话录” 等转述资料,来判断胡适生涯种种,诚然会有不那么 “铁证” 的诸多客观因素存在。而即使是通过胡适本人的某些书信、日记、文章等第一手资料,来看待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也并非是可以 “一以贯之” 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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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推崇 “科学” 精神,治学强调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的所谓“科学方法”。在这样一种治学理念中,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实证分析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与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一样,当然不会是一日一时的心血来潮;即或是有“截断众流”式的阶段性假设前提,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完全有继续修正与改判,甚至推翻的可能。因此,对胡适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某种学术立场及治学结论而言,绝不可以点代面,绝不可用其六十岁时的言论代言其三十岁时的观念;甚至于还不能就其晚年种种言行反推出某种看似客观必然的规律,再以这样的 “规律” 去串联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得出所谓的“盖棺定论”。

如法炮制,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么抓住其早年的《秋室研经图》题跋不放,认定其相信甚至推崇中医;要么抓住其晚年谈话灵的只言片语,认定其从不相信甚至敌视中医;围绕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搜采各种证据加以论证,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须知这样来理解胡适,这样来论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乃是把活生生的胡适当作了钉死的靶子,无论用手枪还是冲锋枪去瞄准,枪林弹雨之下,早已体无完肤。任何一方阵营,或精巧或粗糙的 “枪法”,都会总有击中靶子的概率,都总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甚至于还有凯旋之后的那种得意洋洋。

套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念,人类语言有两种特性,即共时性与历时性。那么,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理解一个人的学术观念,一定不是静止僵死的符号式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理解与探讨胡适的学术观念,往往陷入一种共时性怪圈;即把胡适符号化、象征化,好像胡适是从石头里蹦出的齐天大圣,生来就是一副天不管、地不怕,砸烂一切传统的先锋模样。可以说,不运用历时性视野,去映照与拟合胡适一生不断更新的学术生涯,是难以充分切实理解胡适的学术观念的。在这一历时性视野中,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当然是需要打破的怪圈之一;分执两段的极端评判都是需要重新审视与反思的。

胡适所推崇的 “科学精神”,绝不是一种急于下判断、急于搞批判、急于大破大立的粗暴心态,也绝不可能是最终为某个结论固守终生、至死不渝的治学旨趣。诚如胡适本人所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其一生的治学心得,也是其赢得同时代学人普遍认可的一种治学理念。胡适对待中医,也应当是这种态度;不把胡适一生始终趋于变化革新的治学理念加诸其中医研究之上,不在此前提之下进行历时性观察与充分解读,就急于扣帽子、划界限、贴标笺式的判定胡适“信还是不信中医”、“支持还是反对中医”,无疑还是犯了“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 的老毛病。如果说胡适对待中医始终是一种 “将信将疑” 的态度,抑或胡适始终希望将中医理论纳入西方科学体系加以重新审视与评判——这样的观点又无疑是不够鲜明的,是有点 “中性” 色彩的,似乎也是 “左右不讨好” 的一种判断。有的朋友说,让我拿出证据来说话,并以胡适的箴言来奉劝我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遗憾的是,除了上述有利于分执两端的诸种“史实” 之外,我实在还拿不出别的更有力的实证来。但我还始终不愿意选择,那种非此即彼的振振有辞;在没有所谓 “实证” 之前,只能选择沉默而已。

三、胡适开讲中医

机缘巧合的是,新近于杭州发现的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部分地印证了我这一 “中性” 观点。这份 1919 年印制于北京大学,用于胡适讲授中国中古哲学史的珍贵文献,向我们揭示了胡适对待中医的学术态度之冰山一角。

在讲义本第六章 “迷信与科学” 中,28 岁的胡适,在北大讲堂上,向当时的公共知识界报告了他对于中国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之际,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歧视或忽视中医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过分推崇西方科学的偏见。虽然不至于为中医摇旗呐喊,滥发一通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之豪言;但其观念 “中性” 而平和,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置传统学术于死地的那种先锋做派。他开篇写道:

研究西洋科学史的,知道科学的出身是很微贱的。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Astrology)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Alchemy)出来的。物理学与医学也是如此。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汉代的种种道士的迷信,也可以寻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科学上的贡献。

讲义中,胡适站在汉代哲学的高度,将汉代科学技术纳入世界科学史的视野,加以一一阐论。他认为在古代种种迷信自然神力的思维进程中,汉代的医学逐渐从迷信程式中脱离出来,开始成为科学、系统的专门学术。他在讲义中写道:

求长生、求仙药、求神丹,都与医药学的进步有关系。那时代的医学何以能成为系统的学问呢?依我看来,这是全靠那时代的思想里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可以用来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故能成为系统。这些观念之中,最要紧的是,(一)阴阳的观念;(二)五行生克的观念;(三)五脏分配五味、分应四时、五方、五色、五行的观念;(四)气的观念。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之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他接着写道:

《汉书 · 艺文志》有医经二百一十六卷、经方二百七十四卷、房中术一百八十六卷、神仙二百五十卷、总名为方技。论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又分论医经曰,“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 又分论经方曰 “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些议论都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话,可见汉代已有一种有系统的医药学。现有的《黄帝内经 · 素问》,照《艺文志》的叙论来看,大概是汉代的著作。后来的中国医学经验的方面,自然狠有进步,但理论的方面总跳不出内经的系统。

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此说起于晚周阴阳家,《吕览》说得很详细,《淮南王书》采用他,变为道家的一部分。大概到了汉代,这种学说始完成。)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在医学界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 一句话。(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 “调” 字为基本观念。此语见至真要大论。)但这个观念全是根据于阴阳五行的学说,若没有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国也许只有许多零碎的、完全经验的方技,但必不能有个系总的医学。(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在后世研究者的新文化运动各式 “审查报告” 中,对古代迷信的批判,当然是重要的 “学术成果” 之一。但在这份 93 年前的讲义本中,我们看到,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并没有武断的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的将其中的“历时性” 功用剥离出来,将这一看似僵死的 “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在他看来,中医正是将 “阴阳五行” 的概念活用于人体,并将其衍化为一种学术语言范式与理论体系;对这一概念的特定解码运作,竟造就了中医在汉代成为系统科学。

胡适说得很明白,(阴阳五行)这些观念在现在看来,自然是阻碍进化的东西。但从历史上看来,阴阳五行等观念在当时,确是很有功效的工具。有了这些观念,方才可有假设的学理,方才可有系统的理论。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 “中性” 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作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 “事后诸葛亮” 的姿态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当然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的,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是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之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胡适明确指出,中国医学的基本理论,只是《内经》所说 “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治反者反治” 一句话。而返观世界医学史,希腊古代的医学也是以一个 “调” 字为基本观念。中医与古代 “西医” 相比,并不逊色,还异曲同工。但这种基础理论的取得,却正是依赖于后世认为 “阻碍进化”、“迷信落后” 的“阴阳五行”学说,在 “历时性” 的历史文明进程中,胡适一方面为 “中医” 的合法性正名。另一方面,他也为之感慨道,中国自古至今,有了许多化学常识和物理学常识,但没有化学,也没有物理学。这都是因为没有几个基本观念做假设的根据,故不成系统的知识。

通过讲义本的上述内容,胡适早年对中医的系统研究及其学术评判渐次浮出水面。或许,我们还不能据此证明,胡适一生均持其 28 岁在北大讲义本中的观念;也不能据此说明,这即是他对待中医的明确态度。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揭示出来,胡适思想的先锋性,并不是以其对传统文化破坏程度为指标的;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中性”却非妥协,有批判也有认可,其 “历时性” 考察史料的眼光,有一针见血处,亦有融会贯通时。

至于胡适后来所患顽疾是否即是 “糖尿病”;中医为其治愈的是“糖尿病” 还是 “肾脏炎”;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是否又意味着其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言不由衷等等,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史考证背后的极端观念倾向,则实在是可以休矣。关于“胡适信不信中医?”“胡适支持还是反对中医?” 这样的伪命题,也实在可以到此为止了。或许,在讲义本出现之后,将来还会勃兴出一种变通的伪命题方式——胡适在哪一时期相信中医,又在哪一时期不相信中医?胡适在哪一时期支持中医,在哪一时期又反对中医?

为此,答题者们又得广征博引各路文献,转换叙事手法,重新组织起非此即彼的理论体系来。不过还好,这样变通之后的伪命题,至少还是一种 “共时性” 眼光向 “历时性” 视野转变的产物。如果有哪一天,我们不再用这样先前的伪命题,以及变通之后的伪命题去考察胡适及其思想,不再追问 “胡适究竟怎样看待中医” 并为之列出一个所谓的学术年表来,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理解、包容、吸纳并受益于胡适思想的开始罢。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我有一事不明,

为什么知乎上面看不起胡适的同时会把郭沫若抬得那么高?

知乎用户 冯. 李斯特 发表

承蒙

@安. 兰德

D 先生的邀请。

在写回答前,请容本人先恕我直言一下。

恕我直言,当前知乎带节奏,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黑而黑,而在发生稻草人谬误,诉诸权威 (自行体会),罪恶关联,身份主观,诉诸情感等等非形式谬误上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常态。从原先的简短论文的回答模式到现在的几行字句占据高台,可见一斑。

回归主题。

对之前回答对胡适之先生的辩护:

胡适的开创性在于将 自由 自由主义 这种理念正式的引入了中国,而非仅仅停留在中国字句里的 由自 ,在古中国的概念里,是没有诸如自由 平等 物理 化学 政治 哲学 此类概念的,而是来自于后来的翻译引进,成为今日各位所熟知的词汇。

而胡适也通过简短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一句话通俗的,象征性的讲解了一下自由,这里有必要和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冲突,政治冲突,为了拼一个你死我活而不知宽容,容忍有关,真可悲中国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关于所谓自由的学术问题,有一位答主以自由属于政治哲学,胡适学的是杜威的实证主义为由以及不见其之留于教科书为由当成论据,这里需要重点批判一下。

1 首先,在此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时代,而不仅仅是以往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如果说以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交锋可以为之割裂,那么方法论则与之不同了,如米塞斯的 方法论的二元论,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历史主义。

而且实证主义明明就是方法论上的,如实证主义后的各类科学以及后来实证主义与数理在社会科学的运用,更多的可以侧重于实验……

2 这里,那位答主错误的将自由导入政治哲学这个范畴内,但是自由并不是政治哲学专有,而且政治哲学明明是属于哲学的好吗。。。而且谁规定的实证主义没有自由?! 至于后来的适之先生不见于教科书,众所周知安. 兰德在使大众追随自由上的成就,而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穆瑞. 罗斯巴德和米尔顿. 弗里德曼引领自由市场上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在教科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哲学亦或是经济学都是如此) 都没有看见他们而仅仅是对于后三位的经济学成就大大书写,而安. 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在哲学教科书上几乎不见,见了也仅仅是一句话而且还是小小的批评(相信有人猜出是哪本书了)。

3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这点上,本问题贴的有另一位答主: 谢鉴真 回答的更好,更全面。)

哲学: 突破了以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采取了大量的现代方法,并且使中国哲学正式的不停留在以往的古籍,进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代表作品:《中国哲学史大纲

思想: 引入了自由这个概念,重要性不亚于严复的引入。这里有一个例证就是约翰. 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的译名,现在翻译为《论自由》而不是前者,而是取了自由意思的部分,这一点可以侧面证明一下并无自由之概念。

文学: 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白话文与现代诗歌。

这里引用百度百科的评价:

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

当历史行进到前 “五四” 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 “诗界革命” 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

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 “诗界革命” 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13]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

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 “旧瓶装新酒” 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

在句式上,胡适遵其 “作诗如作文” 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 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

在诗体上,胡适采用 “背律向古” 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 “自由化” 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

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 “白话诗八首” 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

正是以胡适这些 “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 的前 “五四” 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剩下的还有: 胡适对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以及《水经注》。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是开创了新红学。

社会活动与政治:

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 推行白话文 ,在政治上则倡导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反对暴力与激进变革而支持进步与渐进 (这算不算英国古典保守主义。。。见埃德蒙. 柏克)。

创办,参与,编辑如《新青年》《独立评论》《新月》《自由中国》《努力周报》等等影响力报刊。(《自由中国》也是夏道平老先生曾经加入的报刊)。

以及适之先生资助: 林语堂,许德珩,陈之藩,李敖等前辈。

至于对胡适先生说其学术能力不足的和称为 “民科的”,我想说这个不足的相对于西方还是什么? 如果是对于西方,恕我直言基本社会科学方面直到现在西方都是花式碾压的层面,如果是对于当时,那么请再次恕我直言,胡适先生就任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岂非小小学力可能任之? 当时可是大学生都敢驱逐校长的时代啊。。。

剩下的一个常见的污蔑就是: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如果说具体行为上的指责,仅仅看任命其为驻美大使以及其在美国的行为,就不攻自破。

还有的如果是指胡适先生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 这段话,这段话是意思是只有日本放弃侵略,与中国人民和平共处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承认与欢迎,然而却被鲁迅扭曲原意为: 教授日本征服中国的方法,更是写文人身攻击适之先生为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还被当今之世拿来当作例来批判胡适先生,我真的彻底无语,而且这段话能读成这种意思我都深深怀疑,如果说鲁迅时期是由于鲁迅的意识形态还情有可原,但是在当下还能如此真是令人深感诧异和为中国语文教育感到担忧。

综上所述。愿中国青年在摆脱冷气之后,不要因为过热而急躁,不要吸收网络上慢慢的戾气,摆平心态,恢复为常温。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mjVuLd 发表

第一是帅。

第二才是学问不错。

帅是天生的,不好说。

但是学问这个事情吧,曾经我以为胡适之的旧学功力很差,后来查了一下……

妈个鸡……

这个装犊子的……

他可是刘熙载的一派啊……

刘熙载是啥人,自己百度或者维基吧 ……

换言之,一个旧学绝逼好的人,玩新学,自然是手到擒来。

此外,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百姓。

放到今天大概可以类比一下这么一个人:

1. 他爸师从亚洲著名哲学家,龙门书院毕业。大概比得了顶级私立学校了。

2. 他爸后来大概是台湾地区的知名官员。

3. 他老婆是小时候定亲的,但是能这么定娃娃亲的,你猜家族势力咋样?

我也很费解,都是前省长市长的公子

为啥到我们的宣传口,就变成了农家孩子?????

知乎用户 SINOON 发表

知乎用户 Mathsmarry 发表

教员和蒋都骂过的这怕是唯一一人了,胡很厉害啊

我最喜欢的陈延年,是胡间接害死的,很气!!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同阵营的人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信仰民主宪制的,信仰复古的封建主义的,甚至信仰无政府主义的…… 他们之间互为敌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初衷:救国,也都有一颗爱国心。

所以在面对胡适时,大家统一了阵线,因为胡适心中大抵没有爱国,个人利益远高于国家利益!甚至还会向帝国主义摇尾求食。


迅哥前期也是佩服胡适的,陈独秀起初待胡适如子期,他们是敬佩欣赏胡适的才华。

但为人处事,日久见人心,尤其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也看清了胡适的面目。

佩服他的才与唾弃他的德是不矛盾的。

知乎用户 秦方 发表

鄙人不知道如何评价胡适,但他说的那句话我还是蛮赞同的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以下是原文,算是对他自己,最好的评价了

胡适 1932 年致毕业生
  原载 1932 年 7 月 3 日《独立评论》第 7 号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劣稚一点,不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有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 “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试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 “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 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John Stuart 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Faith removes mountains)。”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 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 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 (Huxley 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在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2005 年,李敖在北大演讲,说:“我捐了 35 万块人民币是为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 1000 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 1500 倍的人情来还”

李敖说中国现在距离批胡适的五十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国现在是一个完全跟以前的中国不一样的一个进步的中国。在不再战乱、不再打倒张三李四、不再有革命和反革命这种情结的时候,北京大学应该考虑给胡适立一个铜像。

可是后来呢?北大没有立,然后把钱退回给李敖李敖不收,他说:” 什么时候北大想通了就什么时候立。“

忆雷儆寰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书生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时贤忘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台北胡适墓前的叹息:“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 他回来后在一篇题为《我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里写道:“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季羡林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 1954~1955 年间由 “《红楼梦》事件” 引发的第二轮批胡,则更加轰轰烈烈,可以说动员了整个知识界的力量。运动中撰写的批判文字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卷的《胡适思想批判》。从此,胡适和他的思想被彻底赶出了大陆思想文化界。

XXX:“50 年后再给他平反”

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颜回生!

知乎用户 辽东樗散 发表

胡适逛窑子乱搞女人喝花酒,君子。

陈独秀逛窑子乱搞女人喝花酒,渣男。

郭沫若不逛窑子不乱搞女人不喝花酒,渣男。

啊这。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6KZXCV 发表

一、“胡适思想”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外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投降  (1)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条约,胡适是赞赏的。  在 1915 年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条约时,青年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 次日人以青岛归我…… 岂亦有所悔悟乎?” 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胡适全集》第 28 卷第 89 页)胡适竟然能从《二十一条》中看到 “希望” ,感到 “乐观”。  胡适进而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 “理智失常”,得了 “爱国癫”(同上第 129 页)。这是胡适 起来维护《二十一条》了。  我国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 “国耻日”。胡适又起来作《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 “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 29 卷第 240 页)实际上,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得罪日本。

知乎用户 左小龙​ 发表

如果说少年得志有模板的话,那一定是胡适的样子。20 世纪初,当我们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先生还在领每个月八元薪水的时候,仅仅年长两岁的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名鹊起,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每个月领两百块大洋,妥妥的金领阶层。此时距离双方反目,学生将老师推上政治审判台还有足足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虽说胡适先生俨然民国时代的士林领袖,然而学术水平着实一般,流传于世的胡适文集,对于开启民智意义非凡,但并非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胡适能拿得出手的学术作品无非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应该说是半部,时人笑胡适太监,意为此书只有上卷,没有下卷。我疑心这也正是今人常说的 “此书太监了” 的出处。

胡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和其名声之大不相符的,那么他在从政之路上,又表现如何呢?

胡适任驻美大使 4 年有余,在北美各地奔走,演说 400 余次,不遗余力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这也是今人将胡适捧上神坛的原因之一。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从政,鲜有成功者,1940 年 6 月,宋子文批评胡适 “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 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意在指责胡适沽名钓誉,不见实效。蒋中正也在日记中评价胡适 “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蒋宋之言未毕客观,但却代表了当局的态度。学术成就不高,外交亦无良策,那我们今天谈胡适,就是要谈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么?

非也,在读罢胡适杂文选之后,透过北大最年轻教授、驻美大使的光环,我在胡适身上看到了一个文人本该有的样子。

胡先生最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正是胡适一生秉持的价值观的集中写照: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相比同时代某些见风使舵谋得高位的投机文人,不得不说我们在胡适身上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

胡适先生自我定义为 “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于国为臣,于具体的政府则平起平坐为友,还要经常批判你,做个诤友。胡适一生跟政府唱反调的时候不胜枚举,北洋时代就公然拒领政府颁发的嘉禾勋章,国民政府时代又屡屡拂蒋介石的面子。在败亡台湾后,蒋邀请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典礼上蒋介石致辞,表示你们这些文人,食君俸禄,总得为我们反攻大陆做些什么吧?随后胡适上台答谢,毫不客气,第一句话就是 “总统,你错了”,中研院的工作 **“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坚决拒绝以学术之名为政治背书。

于上不愿阿谀,所以蒋介石始终只将其视为政治花瓶,可以用来装点门面,但从不真正将其视为心腹。那于下胡适可愿逢迎民意,做个一呼百应自带流量的大 V?

胡适给出的答案同样是不愿意。1946 年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强奸案发生后,学生群体立即罢课,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对美政策。面对激昂的民意,胡适泼下了冷冷的一盆水:这是一起司法案件,理应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切勿将其与政治混为一谈。

要知道胡适抗战时期就因为其 “主和” 态度而落的汉奸名声,在民意沸腾之际又反其道而行之,可以想象胡适当日处境。然而我们隔着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回望,可知胡适当时对日 “主和”,绝非没有民族气节之流,只是其基于对“农业国与工业国” 的实力对比,得出 “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大战发生前为之” 的结论,试图以主和为中华民族争取时间,打持久战。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一案中,胡适也绝非为帝国主义站台,其一再主张就事论事,努力 “争取一个能使得学生平静下来的法律解决”,是为了否认美国新闻报道中关于此案被告人是 “在全国学生抗议中被判决” 的声称。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切勿混为一谈,正是胡适其超前于时代的法治思想的体现。

胡适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于两党、于主流民意,皆保持着疏离关系,每一方都试图拉拢他,但每一方也都不喜欢他。打内战时国共双方都将其视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等到发现胡适始终不肯甘作政治的棋子,便海峡此案要清算他,彼岸也说他是 “思想上的敌人”。然而我想,胡适先生如此处境,内心当是坦然的,这不正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始终不肯倒向任何“主义” 么?所以当蒋委员长将一顶反党的帽子扣给胡适的时候,先生高兴的很。

正如胡先生自己所言,“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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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知乎网友 发表

文学成就?暴得大名,但开风气。

说起《文学改良刍议》知乎儿大概会说,风口上的猪?但你也跑到风口上试试。尝试成功自古无,人家那是破天荒的干活。

胡适也不是专靠一部《尝试集》几本太监的烂书吃一辈子。这人的敢为天下先,不止一端。顾颉刚,傅斯年,一堆人都会突发妙想,他们都是胡适之的好朋友,结果?稍有交流,胡适之赶紧写了文章发表。

但他也不是不声不响,他会征求当事人,你能快点吗?否则我的文章写成了,明天就能见报。他还会写日记,告诉大家,保不准这事日后惹起争议。呵呵,还是够朋友。

甭管怎么说,狐仙比别人有眼光,否则那么多果实,就能给他先摘了?

作白话教皇,是他的看家本领,最卖力。每过五年十年,他有一篇宏文出来,纵论天下白话文的发展,还会写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大手笔。

据说鲁迅曾想着,以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写一个长篇小说。但现在,这最初的脚步声,我们顶好从胡适那儿听取了。给《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作导言,也是胡适总结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坐而论道和整理国故,胡适良有成绩,不比周作人辈差劲。可惜创作才能是不成的。他写作打不开思路。

首先,这人性格内敛。写文章是给读者掏心掏肺。一肚子刀枪武库,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写起来不好看。胡适的才情,因性格受了拘束。

二来,胡适自己说,他好实在,不好幻想,写文章难有新天地。四十自述,他想把自己未知世事时的经历,写成小说,只写了开头,就作不下去,还得一五一十的纪实。

他的一些议论说理文,是很好的,尤其五四时期提倡新道德,重估价值,他和陈独秀,真是两把大刷子,说是一流文章也不为过。文章不要多高的艺术性,说理透彻清晰,用语浅俗明白,比什么都好。

但缺乏艺术天才,限制了他的创作,也是真的。他写起文章,思想有时代的先进性,但不深邃,没有好大才气,偏又推崇最白的大白话,病上加病哉,能好到哪里?

但这人八面来风,干啥都吃得开,文章也罢,作人也罢,都是名声好时横决一世,名声坏下来,满身窟窿。那结果,我们看到了。

知乎用户 心阳​ 发表

知乎用户 剑气逼人 发表

可以关注 B 站社科院哲学所的傅正,胡适被扒得皮都不剩

知乎用户 逃离野口院 发表

希望大家不要只从一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多谈谈其它方面吧(本想从文学上请大家评价的)。

我特别厌恶你这样的人,和你的胡适之先生一样虚伪,当然你没有人家水平高。喜欢聊自由就说聊自由的事情,用自由来反驳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事情胡适做不出来。前面说 “请不要太主观臆断!!能拿出“出处” 的请尽量拿出,用有信服力的论据佐证你的论点,而不是无脑撕逼!!”,后面是“希望大家不要只从一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多谈谈其它方面吧(本想从文学上请大家评价的)。”,这是很明显你前面被撕的反驳不了啦自己搞开自由啦,我们聊聊文学把好像文学你们总不能黑了吧。你们是最选择性装看不见的,然后反过来说别人只是主观的选择去黑你的胡适之先生。100 年过去了,你们远没有你们的胡适之先生有骨气和有文化水平。

每一次关于胡适的下面都充斥着说 “你们就是装看不见别人对于文化的贡献,只知道黑而黑,你们不看书,你们被忽悠了”,但是你们是最装看不见的,别人黑的东西都有时间、出处的,你们装看不见,谁没有上过几年义务教育不知道胡适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一些贡献呢?你们难道不是装看不见他做过的黑料非得说他是大家么?双标的厉害还理直气壮,然后自我安慰。

我觉得胡适之是比你们聪明的多的,别人知道自己是玩嘴的,也知道哪些事情只能玩嘴,哪些方面只不能玩嘴,不该和人争论的地方绝对不去。

怎么评价胡适之先生?你们的先贤,你们的榜样,你们一生需要追随才能学习到的虚伪,这条路你们需要走的还很长。

胡适之先生还知道日本鬼子来了美国鬼子来了活动活动可能有前途呢,都 2021 年了还搞出一副众人独醉的样子来,捧着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要的人搞你的自由。1921 年人家就不舔他了,100 年了啊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他是一个自由派。

胡适:

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他就像一位中国版甘地。**胡适是挺不错的学者,说的话也很有道理,有许多后来都应验了。

但是他的骨头到底是软的,至少不如鲁迅那么硬。君不见低调俱乐部乎?我们当然不能质疑他的爱国情怀,但他的想法嘛…… 看下印度就行了呗。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bug,按照他的思维的话,中国不一定能撑到 1945…… 估计到时候国史大纲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知乎用户 三七墙 发表

公知鼻祖啊,幸亏那时没网络。

天下一大抄,近一百年,抄的最凶的两个时期:五四、改革开放。而且是比较片面的西方拿来。

有好有坏吧,片面知道也比不知道好。

知乎用户 知行者​ 发表

【历史评价】评价历史人物,几个标准:

第一,还原到历史背景,看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是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潮流;

第二,还原到历史身份,看历史人物是否做到自己应做的,胡适不是政治家,只是教师,社会活动价,或者说学者,文化名人;

第三,还原到人类长流当中看历史人物。有哪些人有永恒的价值?

第四,至少看同时代人,或者比我们更早的权威人士评价,而不是当下某个个人的评价。

知乎用户 深秋枫叶红 发表

关于胡适对抗战看法的演变:

当胡适在美国听说汪、孔主和的消息后,通过翁文灏转告两位 “和比战更难百倍,除苦撑待变,别无路走”,国际形势正好转,须立定脚跟。胡还称:“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王奇生《抗战初期的 “和声”》

总评价: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思想家,学者,政治人物,论文化界地位、成就与影响力和同一时代的鲁迅,郭沫若一个段位(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三位大思想家属于前一代),如果说鲁迅因其思想的复杂性而难以被归类,那么郭沫若可以算是左翼革命文化谱系中的一面旗帜,而胡适则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

具体内容有空再更新,由衷希望大家在对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像胡适这种枢纽型的重要人物进行评价时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尤其是不要用“大批判” 的贴标签式的方式主观臆断,比如很多高赞回答用所谓领袖人物的语录来评判胡适,对史料脱离历史语境不加分析地使用等等

推荐大家尽量读一些胡适的著作,有关胡适的资料,传记与研究论著,如

北大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

潘光哲编的《容忍与自由》

《胡适日记全集》,《胡适往来书信选》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 : 胡适传》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 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尤小立《胡适之《说儒》内外 : 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些回忆文字,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其中最著名的是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与《胡适琐记》,罗尔纲何许人也,著名的太平天国研究权威,一代布衣学者,他对胡适的回忆与评价也很有说服力。

胡适致陈独秀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这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 “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 “争自由” 的宣言吗?(注:《争自由的宣言》,1920 年 8 月)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 “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 “该” 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 “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民国十四年 12 月(1925 年 12 月),《胡适文集》(第 7 卷)

知乎用户 邢永伟 发表

以前觉得胡适不错,现在看来就是个小人。鲁迅先生当年就看得很清楚。

知乎用户 一日朱槿 发表

一些喽啰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谈学术,五四时期是学术现代化的转型阶段,后人在前代的基础上当然可以指出胡适的问题来。但谈历史人物,应该有起码的历史意识,能够知人论世。胡对于新文学、古代哲学、白话小说、禅宗、自由主义等领域或有介绍之举,或有奠基之功,或有开创 “典范” 之力。后五四一带在学术深度上或许能超越胡适,但却始终绕不开胡适等人提出的问题。胡当初在北大讲哲学史时截断众流,直接从先秦讲起,旧学功底深厚的傅斯年、顾颉刚辈都深为叹服。我不知道今天知乎上东拼西凑找点所谓材料来指摘胡适学问的人读了多少书学术功底如何,自己心里难道没点数?你有资格(学术资格)有能力评价胡适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吗?另外就是讨论人家私德的,平心而论,谈学术就谈学术,扯人家私德干嘛?说到底,胡适以当时的身份和眼界,能对江冬秀不离不弃,实属难能可贵(这一点和鲁迅徐志摩郭沫若等比一比就能看出来了)。有些人拿着今天的道德眼光来苛责前人,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须知五四时期,著名文人出入秦楼楚馆都是常态,你又怎么能拿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胡适呢?如果连基本背景都搞不清楚,道听途说,只是摘上几则网上搜来的日记或文章片段打肿脸充胖子,我看就还是不要出来丢人了吧。

知乎用户 asdcc 发表

看回答里拿蒋骂谁来断定谁也太过可笑了,蒋骂胡适是因为胡适反对学术政治化在公开场合批评蒋的演讲和胡适公开为雷震求情…… 掐头去尾去抹黑一个人,实在有亏史德,想要了解也稍微读点耿云志、周质平和黄克武老师的书而不是各类地摊营销号了。

莫镇湖的《浅析 1931-1938 胡适的对日主张》和史义银的《再评胡适使美》的学术论文理性详实功过皆论,推荐看下,赫尔、哈利法克斯也提到过胡适的贡献,胡适的外交课题早就被研究透了,多去读一些学术论文,不要再复读些连严耕望老师批评的 “抽样取证” 都不算的构陷了。

胡适根本没有在七七事变后说 “我宁愿亡国”,胡适写过 “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胡适写封信的缘起是 1933 年董时进先生发表了过激的言论,时间点也根本不是七七事变。

再多一点 1937 年 9 月胡适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讲,严厉批评美国中立政策,这群文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没一句话是真的,每个都不读书,每个都只要被煽动就能走向狂热。

明明稍微动手查查一手史料就知道是谣言的却也能笃信不移,文章讲话从来都有前言后语历史背景,这群文盲看字只挑符合它们民粹心态的短句。

一群文盲什么都只看百度第一页,连什么胡适害死陈延年的地摊造谣都来了,还有一坨造谣蔡元培和围胡救郭的,都一群什么蛆。

如今也算是看了到反智运动的历史性成果了。

知乎真是有够可笑的。

知乎用户 最爱长发美女 发表

以前觉得高晓松吹胡适是文雅

几年后发现,一丘之貉啊

知乎用户 德先生 发表

喜欢胡适

热爱祖国

了解中国历史

这三点认识任意两点,第三点则不能完成。

知乎用户 别别别骂了​ 发表

胡适是个极其幸运的人。

在中国最落魄的时代里,从小到大到老锦衣玉食。批评胡适的答主都回答了。

他的父母给予了他极高的天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他更是被 “历史之手” 选中无意间做了许多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有着极大开拓的事情,虽然很多开拓没有胡适也必然发生,其贡献仅限于技术性上,有着时代的必然意义,并没有突破时代的贡献。反驳批评胡适的答主也都回答了。

同时,在民族情感上来评价,h 说胡适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为典型的精致的个人利己主义者,西化的腐儒,汪精卫之流的变异,也不为过。

和鲁迅相比,胡适没有作品和深度,所开拓的领域也不及鲁迅广阔,百度可见。

郭沫若相比,胡适亦然没有作品,学术影响或许可以一教高下,个人觉得胡适只是被历史选中了作为一个无脑的呐喊者,既然是天选之子,胡适更牛吧。但是在家国理想与人生追求上,郭沫若作为老革命家,忠诚的信仰者,胡适又拿什么比呢?

知乎用户 秋风 发表

一般谈及历史,旧时的人或事都难以评价,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时代的产物,未立足于那个时代我们便难以做到公正客观。但也总有那么些人那么些事的影响是超越时代的,在岁月洗净其铅华之后,沉淀下其应有的价值。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我们将在黑暗中徘徊。为了走好以后的路,身为后来者,我们更应该积极的回顾历史,去反省去思考。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百年来中国处于巨变当中,期间有太多大事件发生,相比历史事件本身,我更关注历史中的人物,正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因为有缘,阅读过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便由着好奇查阅了胡适生平很多资料,透过他由点及面更全面的了解了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段被世人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史。

胡适最早主张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几乎以一己之力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讲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他讲完全的个人主义提倡独立思考,他讲人与动物的区别即在于会问一个为什么,他讲述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他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讲民主政治自由人权,他讲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要我们虚心承认自己的不足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

胡适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和鲁迅应该是同一重量级的人物,都对那个动乱年代的中国具有启蒙意义,不过方式不同,鲁迅先生是大声叫醒国人而胡适先生则更多像一名儒雅的绅士对国人柔声劝导。结合当时国情显然鲁迅先生的做法要有效得多,不过我们不应该就凭此忽视了胡适先生的功绩。

如果要提及胡适的历史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是 1916 年,他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 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省去滥调套语。6、去掉用典。7、不讲对仗 8、不避俗字俗语。这平淡的 “八不主义” 成为了五四时期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改革第一炮。

同时,他自己也尝试着白话文的创作,尽管作品的确很不成功,但为新兴的白话文新诗发展起到带头作用。之后,在文坛中,也相继涌现出了沈伊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一批新诗作者。在白话文创作这一点上,胡适是开风气者,在文学的道路上,他的确算不得成功,反而显得肤浅浮法,但却有着开启中国思想革新的重要意义。第二点,是胡适在当时学术界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这主要是他 1919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论证文章,但胡适的这种范式性变革,与其说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是思想性的。如金岳霖所说,“胡适的书好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了。” 在同一时代中,深入西学转而在国故方面的人,譬如陈寅恪、傅斯年、萧公权的著作都要比胡适成熟的多。第三点,胡适不太成功的贡献,是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

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宣传民主、科学。他既是决心当学者,自称自己 “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求着我的终身事业”,但又是一个注重政治的人。但他在政治上的思想革命 却显得太过于浅薄,比如所谓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但有一点,我始终坚信,胡适是一个有预见性的人物,至于“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远远不及胡适重要。只因,一个是摧毁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 这一句我不尚苟同,仅仅从白话文改革这一点来讲,胡适对文化的破坏性已经很大了,而在新民主科学的建设上,他不及陈独秀、李大钊之流。在我看来,鲁迅的贡献则在于批评旧文化和剖析人性,这一点说不上破坏,我更趋向于他是一种先破后立的思维。

我敬佩胡适,他不是一流的学者,却做到了一流学者无法做到的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艺者,却为白话文文学的创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客,但他一生追寻的真理却为他博得了欢呼。他是一个人,却做到一个时代要做的事情。

知乎用户 任秋 发表

“希望大家不要只从一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多谈谈其它方面吧(本想从文学上请大家评价的。。。)”

看了题主的备注,深深感受到题主的无奈啊,那我就来谈谈文学和思想吧。

著名散文家梁实秋的评价是 “这种顺畅的文笔,最为难得。”

这句话可以说是完全的偏向了。试问除了现代某些写文章特别爱乱用定语和大量不合时宜的细节描写的初中生以外,还有几个人不能做到 “文笔顺畅” 的?文笔顺畅只是个基础而已,很遗憾,胡适在这个基础之上什么都没有。

胡适写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结果被说是开一代新诗之风气,我想说这不就是旧体的打油诗吗?就因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就成了先驱了。他写的文章思想性还行,可文笔的确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总不可能文笔也是 “开流畅文体之先河” 吧?

至于他的思想嘛,毫无疑问的是实用主义,这样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能接受二十一条、能接受放弃东三省,因为他太不 “理想化” 了,导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什么都按照 “实用” 的来,但是这种实用往往会发展为短视,即只顾眼前的“实用”,未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有些人经常把他跟鲁迅并列,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个我同意,但胡适还远远没有达到 “饭” 的级别。很多人对他的推崇就在于胡适说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个得到很多做学问的人的赞同,固然这个“解决具体问题” 的思想是可以跟 “解决根本问题” 的思想并列的,但是并不代表他本人的伟大,实际上他所解决的那些问题基本上都是考据之类的,在那个年代解决这种“问题”,还真算不上是“实用”。

不过他这个人也并非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受他资助而摆脱困境的学者不可谓不多,而且为人也算有一身傲骨,面对政治上的领袖始终有一种文人的傲气,而且能通过他的名声把这股傲气化为推动社会改良的力量。时人曾曰:“在中国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 说的就是胡适在民国政府最黑暗的时候仍旧敢于通过文字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能因为名气太大而不被禁止,就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一个文人还是很成功的。

最后贴一下胡适之最为震撼人心的事迹:

当北洋政府号召青年 “牺牲个人的自由,换求国家的自由” 之时,胡适针锋相对地对青年大声疾呼:“争你们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知乎用户 红袖 发表

“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

胡适说。出处高中历史课本

事实证明,就是这个主义救了中国。而胡适,他主导解决了几个问题?又有哪个问题,比推翻三座大山,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重新建立独立自主国家,基本解决全民温饱来的更大?

知乎用户 粟米 发表

胡适先生,您还记得曹诚英吗?

知乎用户 伯努利宗风水先生​ 发表

胡适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专业是哲学、史学与考据。因为民国时正处于各学科奠基,引领潮流之先的胡适在本身各个专业上都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胡适的政治思想是完全美国化的,重改良反革命,他认定只有美国体制才同时有面包和自由。他的战争观是欧洲式的,必败之战不要打,打不过就投降认输,积蓄力量以待报复。

胡适直接参与政治甚少,一生事功都在 1937 年到 1946 年的对美外交上,其中 1938 年 9 月到 1942 年 9 月为中国驻美大使。此前为对美游说特使,驻美大使卸任后无官方身份。

胡适对美外交有非常显著的特点,与职业外交官差异很大。由于其与罗斯福总统私人关系亲密,具有良好的美国上层人脉,并被美国社会普遍认可为中国的意见领袖,他把寻求美国财政援助的事务委托给职业官僚,自身活动重点放在劝导美国放弃 “孤立主义”、加入中日战争。方式则是利用各种大型公众活动,发表政治演说。此后的中国驻美使节再未采取此种外交方式,也不具备执行此类外交的条件。但这种外交方式依然存在,主要被反华势力中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人物所采用,形成中国外交的阻力。

这是某论文列出的胡适在美国演讲的不完全目录。

《日 本 的 对 华 战 争》(1938-12-

04-05)、《抗战两周年演说》(1939-07-07)、《中

国抗战的展 望》(1939-08-10)、《我 们 依 然 在 战

斗》(1939-10-30)、《国际大家庭》(1939-11-

11)、《负责任的思想》、《伟大的同情心》(1939-11

-23)、《中国目前的形势》(1939-12-05)、《中国

和日本的近 代 化》(1939-12-29)、《中 国 与 世 界

大战》(1940-01-08)、《世 界 大 战 和 未 来 世 界 秩

序》(1940-01-12)、《历时33月后的中国》(1940

-03-27)、《新绥靖主义》(1940-04-13)、《国家

进步与国际混乱》(1940-05-09)、《理性的准备

(1940-06-03)、《九 · 一八———世界灾难的周年

纪念》(1940-09-18)、《中 国 继 续 战 斗》《拯 救

国的民主》、(1940-10-24)、《我们要什么样的世

界秩序》(又名《新的世界秩序》)(1940-11-28)、

《中国为自由而战》(1941-02-24)、《世界新秩序

之来临》(1941-02-27)、《一 个 民 主 中 国 的 历 史

基础》(1941-04-02)、《意 识 形 态 之 冲 突》(1941

-07-08)、《美国和远东》(1941-07-09)、《中国

作为一个作战的盟邦》(1942-02-19-26)、《中

国抗 战 也 是 要 保 卫 一 种 文 化 方 式》(1942-03-

23)、《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1942)② 、《抗战五周

年纪念》(1942-07-07)

个人看法,胡大使驻美是中国外交的巅峰之作。胡适对美国、对公众外交、舆论公关的理解,超出他以前和以后一百年内的中国外交官。

知乎用户 张哥吧 发表

胡适的真实水平,放到现在大约是那些正分录取清华北大,在学校混了个 3.8gpa,毕业后到常青藤读了博士,在硅谷华尔街谋了份体面工作的平常人眼中的大神。

是不是感觉特眼熟?简直是知乎用户模板,不然怎么这么招广大右派人士的喜爱呢。

胡适能读书写字,为人温柔,算得风度翩翩,比起做革命,做学问,经世济民,更喜欢打牌,写字,做院长,当演说家。说白了,胡适成功的地方在于爱自己,经营自己的牌子和小名声。

反过来看更像软文里包装的那些男神女神了。

胡适在民国的诸多大家面前,自然是远远不及。说他德不配位并不夸张。

但我不讨厌胡适,他总体是一个无害的人,况且他资助过李敖,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妙人。

知乎用户 MoRty 发表

新文化运动到抗战这段,中国文坛有两个旗将———胡适和鲁迅———这是公认的事实。

但这个问题下面,有很多鲁迅的粉丝,不惜拼命的贬低胡适的文笔品行,好像其多么得不学无术。他们以为这样做,自以为可以让自己的偶像更加的

一骑绝尘,文坛领袖的地位更加的说一不二,其实正好相反。

如果胡适那么不堪,怎么就和你的先生齐名了呢?纵然你先生是北萧峰,高了南慕蓉一头,如果把慕容贬低但路人甲的水平,北萧峰也终究显得不是那么高明。这样的道理,同样可以用在国共比较,毛蒋比较,中日比较,他们犯得都是和抗日神剧导演一样的错误。

他们以为抹黑了敌人就是抬高了自己,其实愚蠢得很。

胡适性格温润,除了和人观点不同积累些仇敌外,其他真没触碰过谁。在家庭,他从一而终,在学校,他是有名的关系处的第一好的人,对学生,他一直谦逊得很总是把自己的姿态降到比较低,这个和鲁迅是很大对比。就生活上的品行来说,胡适是古今文坛少有君子。

文学创作上胡适不如鲁迅,应该是两人都没有把它做主业搞。鲁迅虽也没空写巨著,但几个中短篇还是很出彩的。胡适除了翻译了几本小说外,自己就没什么作品了,早来的一些白话诗歌还有几个不错的,可以说是开文坛风气的作品,如果和后世作品比,当然就差了不少。

哲学上,胡适是第一个写哲学史整理国故的人,因后人有了更好的本子,他就只写了一半,没继续下去。把杜威引入中国是大贡献,其实到现在,杜威的思想也是一个可参考的出路。鲁迅在这方面没啥建树。

当然如果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的政论文,这个不同观点的人评价自然不同,不过是选边站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两人观点好多都是一样的,总体来说他们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都反对独裁,崇尚自由,不赞成暴力侵略或者革命的。

不同点在于,胡适对旧道德伦理总是不挥大棒,只挥小棒,鲁迅则大打出手,矫枉过正。这点我支持鲁迅。胡适有点迂腐,总是放不下古君子之风的架子。

胡适对民众的看法两人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且觉得实在蠢得要命。胡适要做老师把他们教导过来,你们不听我也就高高挂起。鲁迅是要做父母把他们带到光明的前途上去,不听就是一顿严厉的训斥。这点我支持鲁迅。胡适有点不负责任。

胡适的外交策略是要联美抗日,鲁迅的外交策略是亲俄拒日。美国顶多是要来多赚点钱,日俄都是狼子野心的混蛋,这点我支持胡适。鲁迅站错了队,没看清苏联的嘴脸。

内政上,胡适希望温和渐进的改革,鲁迅是恨你改了这许多年还是趴着不动,要往你鼻子里放些辛辣的佐料。但鲁迅也是反对暴力的,只是同情革命者吧。像即便死几千万人也要保卫革命果实的那种人,鲁迅活着定然要往死里骂的。这个我支持胡适。鲁迅太着急了,不给改革者时间,历史留得跟着激进派开倒车。

对学界,胡适是当然的领袖嘛,大家还是团结在胡适旗帜下面做学阀的嘛。鲁迅当然是 100 个瞧不起,这群东林党当然一个都不饶恕。这点我支持鲁迅。

至于做官上,胡适比鲁迅高明的多。鲁迅也想做官,可惜做不到和光同尘,得罪人太多。胡适在国府做官,虽也没啥抢眼政绩,但也没什么劣迹,勤勉还是算得上的。蒋对胡日记的评价明显就是偏颇的,你名下多几个胡适这样的好官,大陆也不至于丢,知足吧。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任何人都经不起细分析,总体来讲,豁达,君子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k9hTIt 发表

周汝昌先生在《周汝昌与胡适》中的评价

知乎用户 小林老师 发表

新文化运动的偶像男神:青年胡适的性情究竟什么样?
20 世纪初,胡适是当时新青年心中的 “新文化偶像”,代表着一种新思潮。
1917 年,年方 26 岁的胡适,掀起文学革命,领军新文化运动,一出场就倾倒众生,并非偶然。本名胡嗣穈的胡适 4 岁丧父,在绩溪老家读私塾时就不同凡响,对古典文学颇有兴趣。15 岁那年,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理论对他影响至深,他索性改名胡适,字适之。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思想断层、学人断代的转折点,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胡适留美归来,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怀着做国人导师的奇志,归国后第一次演讲,就引用荷马诗句向老派学人领袖章太炎叫板:“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其实无论中学还是西学,胡适都不能算顶尖,但他能把中西融会贯通,就像他儒雅的外表,完美结合了古典书生和欧美绅士范儿。


1914 年,辛亥革命元老任鸿隽为胡适拍的照片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在电影《建党伟业》中,扮演胡适的是香港英俊小生吴彦祖。这次选角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质疑一个偶像派演员无法演绎学术大师的气质,更有人质疑,胡适有 “那么帅” 吗?其实,在当时社会,胡适确实是个“超男”,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唐德刚甚至说,“看胡适” 是宗 “娱乐项目”,“与‘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章士钊曾抱怨:“胡适简直成了无冕皇帝,青年们除了他的话,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与陈独秀的相知与分手
胡适和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是 “五四” 的两大精神领袖,他们联手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后来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各奔“左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大分流的标志事件。
胡、陈的神交自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已开始。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而胡适在大洋彼岸酝酿着白话文运动。两人虽未谋面,一看到对方的文章便互相折服。在陈独秀的热烈要求下,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 1917 年的《新青年》,提出 “在所有的文学里,皆用活的文字——用俗语——用白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陈虽同生于安徽,性情却截然不同,一个快意恩仇,一个温润如玉。审慎的胡适想着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陈独秀急了,紧接着下一期《新青年》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封为文学革命 “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而陈本人 “甘冒全国学究之敌…… 以为吾友声援”,“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将改良助燃为革命。
提出惊世骇俗言论的胡适却没有成为全国学究之敌。他初次回国返乡时,穿的是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这小小的细节一举通杀遗老和新秀。1921 年,胡适在日记上写到:“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 实情是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对伴娘曹诚英一见钟情,试图离婚再娶,小脚夫人江冬秀抡起菜刀来拼命,胆小怕事的胡适这才作罢。

1936 年,胡适送给杜威女儿 (Mrs.Evelyn Dewey Smith) 的胡适夫妇照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1917 年 9 月,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力推刚从美国回来两个月的胡适到北大担任教授。当时北大荟萃了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新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而胡适与陈独秀是最耀眼的领袖。胡与陈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又经常谈不拢,各持己见,吵起来是常事。有趣的是,他俩吵架,总是脾气不好的陈独秀先让步,低声细语,而以脾气好著称的胡适却常对陈高声大喝,还用手杖敲地板。真是一物降一物。

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右)与陈独秀合影。这两个安徽老乡,在思想深处有本质的共同性 :引进西洋民主与科学,尽管后来政见不同,但都维护对方精神独立的底线
对于胡适来说,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再造文明的尝试,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革命,要唤起文化的觉醒,这才是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也是陈独秀等人的早期设想,《青年杂志》创刊号明确写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但 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致力于把《新青年》办成 “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也开始写政治文章。胡适与陈、李的分歧就此开始。
胡适虽然对陈独秀不满,但他多次为陈挺身而出。1919 年 6 月 11 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份传单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分的英文正是胡适应陈独秀之请翻译的。事发之前,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喝茶,喝完胡适回家,而陈独秀却跑到商场楼顶扔传单。胡适马上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疏通。同时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想保陈独秀出狱养病。黑白两道努力,终于把陈独秀救了出来。
陈独秀入狱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关键转折点。出狱后,陈为避风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接触,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胡适与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正式分手。胡适虽然不愿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但他充分尊重并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 推崇苏俄 一度激进
胡适留学美国,深受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 “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贵的进化”。但年轻的胡适何尝没有激进的一面?他虽温和,但并不懦弱。《每周评论》遭遇封禁,文化界同仁都认为胡适凶多吉少,陈独秀已经被抓了,这次要轮到他。可胡适偏不肯躲避,最后是北大的一群同事和学生硬把他拽到外国客栈住了几夜。
1921 年 5 月,胡适为纪念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写了一首 “炸弹诗”:“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这样充满豪情的 “打油诗” 很难想像出自温文尔雅的胡适之。10 月,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在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反对学生罢课也是胡适颇受批评之处,其实胡适是被断章取义了,他完整的意思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安心干革命。从这点上看,他甚至比别人都要激进。
1926 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当年 7 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新气象给了胡适巨大的 “新的兴奋”。胡适也不是突然转变。由美向俄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动向。1919 年凡尔赛和约上美国对中国的背叛,摧毁了美国在中国的美好印象。以前吹捧威尔逊是 “世界上第一好人” 的陈独秀称其为“威大炮”。同一时间列宁发表《加拉罕宣言》,却立即引起中国人好感。1923 年,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当今世界第一伟人,497 票中,列宁得 227 票居第一,威尔逊居第二,但仅得 51 票。

1927 年 2 月 26 日,胡适送给华美协进社的照片,上有胡适的亲笔题字 图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提供
在莫斯科期间,胡适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深为革命事迹所感动。他还对苏联的新教育饶有兴趣,结果因学校暑假未能实地观摩,深为遗憾。他专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人畅谈良久。胡适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1939 年 11 月 7 日,苏联驻美大使馆举办十月革命 22 周年庆典,华盛顿官员集体回避了典礼,而胡适(右一)与中国前驻苏联大使颜惠庆挽着胳膊前来参加
胡适对苏俄态度的转变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共产党人对这位自由派知识领袖怀有殷切期待。蔡和森挽留胡久住苏联进行考察。 重视感情与自由 胡适始终没有与陈独秀成为同一阵营,但他也从未与陈独秀做仇敌,而是保持了终身的深厚友谊。1927 年,蒋介石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清党。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捕后亲笔写了求援信给胡适,落款 “陈友生”,即陈姓朋友所生的孩子。胡适马上托关系求人,没想到,胡适这一动作反而暴露了陈延年的身份,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得知自己抓到的是赤党头目的儿子,竟将他立即残杀。
同年,李大钊惨遭杀害,胡适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1930 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将共产党创始者的名字写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无视白色恐怖的威胁。1933 年,胡适带头捐款,给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1934 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20 世纪 30 年代,胡适(右二)与友人们合影
1932 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胡适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蒋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判刑 8 年囚于南京。陈服刑期间,胡适接济陈的生活开销,还按陈的要求采买书籍送去。有一次,胡适路过南京,行程紧急没去探监,倔脾气的陈独秀撂狠话要与胡适绝交。胡适后来赶去道歉安抚,又按陈提出的书目送书。1937 年日军轰炸南京,胡适惦念陈独秀安全,向汪精卫求情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1942 年,陈独秀去世。他晚年的遗稿由胡适整理编辑。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胡适读到这些,百感交集。这对老朋友一生曾珠联璧合,曾争执交锋,最终,他们的灵魂又走到了一起,尽管已阴阳永隔。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改良主义适用于 “治世”,搬到民国“乱世” 难免显得书生气十足。温润的胡适生不逢时,生前未能将他的主张广泛贯彻到社会生活中。有人认为,胡适放在今天,或许会对中国思想的现代化提供帮助,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能饱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知乎用户 clannad 发表

除了刚开始白话文运动有作用,后来一点学术成果都没有,比不上郭沫诺

知乎用户 炁子 发表

五一假期,炁(音 qi)子没有加入 “报复性” 出游的人潮,而是宅家追剧。

追《觉醒年代》。看到北大倡导白话文的海归胡适博士,在主讲一堂新文化课。课上,反对白话文的夫子教授和学生,激愤地指斥白话文 “毁灭文化、亡国灭种”,当场提出打擂,看文言文、白话文哪个更好。

身为名海归的胡适,淡淡一笑,表示应战。提出一个场景,如何以电文婉拒当公务员的邀请?

捍卫文言文的一方,用了十二个字 “才疏学浅,难以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的白话文,只用了 “干不了,谢谢” 五个字,引得现场一众粉丝喝彩!

微信公众号 “炁子” 讲的“心智密码”,时空是运行思维模型的基本前提。时空异位,可能就是沧海桑田。智者不会刻舟求剑。

回到文言白话打擂。

百年之后,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网上流传着一组体现 “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 的段子——

外出游玩,当看到夕阳余晖,孤雁翱翔,别人想到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你是,“卧槽,好多鸟,卧槽,好好看……”

表达爱国之情时,别人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而你是:“不转不是中国人!”

别人失恋了,讲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你则是:“蓝瘦,香菇,要抱抱!”

婚礼祝词,别人是 “一堂缔约, 良缘永结”。而你的是 “新婚快乐!”

婉拒聘请,别人是 “才疏学浅,难以胜任,不堪从命”。你则是 “干不了,谢谢。”(完)

知乎用户 诗人琉璃姬 发表

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每天看起来精神百倍地活在当下,但似乎这种状态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以 “第一批 90 后已经 xx” 为模板的标题,

几乎占领了朋友圈。

这 “xx” 可以用秃头、离婚等等词语代替,

90 后们却无言以对。

大家隐隐觉得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被困在眼前的苟且里,走一步算一步。

有时想打一下鸡血,可励志不过三秒钟。

因为从小喝过各式各样的心灵鸡汤,深谙其中的套路,一眼看穿那些逻辑混乱、为讲道理而杜撰出来的所谓治愈故事。

但同时,自己的迷茫焦虑还是无处安放。

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位乐观积极、元气满满的射手座男神;

他不是别人,就是小时候在咱课本中常常占据 C 位的——胡适

在了解真实的胡适之前, 大家对胡适的印象,大概就是历史课上的 “新文化运动” 吧。

李敖一生骂过 3000 多人,提到胡适却说: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

梁文道曾表示:“胡适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如果这位民国大师有朋友圈,那一定是这样的——

网传《胡适留学日记》节选改编

许多人看到这个日记,纷纷表示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拖延一时爽,一直拖一直爽。

虽然这日记似乎被证实是杜撰的,但胡适爱打牌却也是真的。

不过打牌归打牌,人家暑期打牌之余,却还不忘读英文、德文、生物学、植物学、气象学……

也算是劳逸结合、努力励志的典范代表啦!

胡适能够成为五四时期的国民青年人生导师,不仅因为闪闪发光的个人履历,更因为他的人生哲学。

他的人生观,对于迷茫焦虑的年轻人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动力,不知道人生有何意义时,他点醒我们:

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
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
既然辛辛苦苦的上台,就要好好的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

当后悔自己当初选择的专业时,他反问我们:

你们现在还感觉你们手里的文凭真可以代表你们每个人终身的志愿、终身的兴趣吗?

当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时,他给我们入世的防身的三味药

“问题单”: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智识上的长进了。
“兴趣散”: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 的兴趣。
信心汤”: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深信 “努力不白费”。

当作为吃瓜群众,不想被轻易带节奏时,他教会我们: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做定论。

听到 “女人就该在家带孩子” 的直男癌言论时,他帮我们怼回去:

有许多男子,只配抱孩子煮饭的。

当深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时,胡适提醒我们: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 “异己” 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诗人琉璃姬:写作也是将头摁进黑夜的过程

知乎用户 mhcmhc 发表

大陆和台湾都骂胡适,无论怎么绕,最后还是按照人家胡适说得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己主义,每个人为自己而奋斗,现在不就是这样,心里不愿意承认,但现实打脸,双方表面上有差别,但本质绕不过去,历史见证奇迹,大陆,台湾,会越走越近

知乎用户 常乐大萌神 发表

首先我先为胡适一大哭~ 胡适先生应该算近现代被抹黑得最为严重的民国大师了。。从五十年代批胡运动到现在七十多年来一直(断断续续)被舆论污蔑抹黑,现在很多极左键盘侠们更是把他踩在泥里。。怎一个惨字了得?。

我写这篇帖子实在是无可奈何,我真的懒得写,可是我看着那些肆意污蔑他的高赞帖真的气愤难耐。。没办法,只好写了,我真的不想写!!!累死了!!!

我这篇不光是反驳悠悠众口,更尤其是要反驳高赞答主 “胖树” 同志和 b 站阿婆主咸木鱼这两位伟大高尚无私感人的极左二极管!

先反驳胖树同志吧。

胖树先是列出各位大人物对胡适的评价来证明胡适是个恶劣的小人。然后又举出所谓的私德来证明他是个 “胡 · 人行自走炮 · 适之”(胖树评价)。可是我要说通篇都是借名人言论来抹黑污蔑胡适的。首先咱们来看看名人们对他的评价:

1. 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适则是彻头彻尾的。(教员)

2. 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总理选集》)

3.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野犬之狂吠。(《凯申日记》1960.10.13 日)

很多人认为毛周与蒋是不同阵营的,却不约而同地对胡适评判,因此得出结论胡适是一个小人伪君子卖国贼走狗。可是我恰恰认为正因他们代表了不同党派却都不喜欢也不肯定胡适的为人与成就,更说明了他不站任何党派,因此两边都不讨好,没人喜欢他。胡适本人是无党派人士,也没有明确支持过哪一派。很多人说他对老蒋拍须溜马、唯命是从,可说实话如果他真是这样就不会后来因为反对蒋专制连任而闹翻了。胡适一生都追求自由民主,可自由民主之路任重道远,不论是当时两岸或现在都有很多人不理解他并对他极尽侮辱之词!。好像骂得越狠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与爱国。但我要说这根本不是爱国,伤害同胞永远不会是爱国,尤其这个同胞胡适先生是被长久以来冤枉否定并过度贬低的!。悲痛啊……(同时我也贴一段教员曾说的原话:“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 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毛说着笑了。(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 4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0 页。)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文,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 – 周恩来与胡适_党建_共产党员网

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承认了。且胡适本就是伟大的、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

接着胖树又开始污蔑胡适的私德有问题,是私生活淫滥的 “胡 · 人行自走炮 · 适之”。可是我要说几乎都是胡言——

1. 首先你也知道 1904 年他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他母亲没有经过他同意就给他定了包办婚姻,之后他也曾反抗过、给母亲悲愤写信拒绝,但无果。为了不伤母亲的心最终无奈妥协回国完婚,虽然妻子江冬秀没有文化,和他也不是灵魂伴侣,可他还是与她相伴一生。说实话这样的人在那个流行反抗包办婚姻的民国时期真的算是忠厚之人了。

2. 胖树说同年胡适搞上了邻居韦莲司。呵呵,用搞上了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了你的龌龊低级。当时胡适是一个未婚青年,就算与韦莲司相爱也是人之常情吧?一他俩男未婚女未嫁,二母亲定的包办婚姻是他不接受的,也没有完婚,这也要苛责胡适吗?一方面极尽侮辱诋毁他是垃圾,一方面又要求他当圣人,可以这样双标吗胖树同志?

3. 接着又说胡适同年又又搞上了陈衡哲。胖树同学你是欺负很多乎友不知道内情就随便乱扣罪名吗?陈确实对胡有好感,但是是单相思,胡适没有同意过。单相思也要按在胡适脑门吗?呵呵 ^_^ 胖树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儿!

4. 说 1917 年二十六岁的胡适回国完婚,伴娘是曹诚英。(这个是真实的)

5. 又说 1923 年三十二岁的胡适搞上了曹诚英并搞大了肚子。劝她堕胎并和江提出离婚,未果。(首先这确实是胡适的唯一一段婚外情,没啥好辩解的。但他没有劝曹打胎,他爱她因此决定负责并向原配提出离婚。只是江宁死不同意而作罢了。如果这段婚外情您非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那么请问您对郭沫若一再抛妻弃子怎么看?咸木鱼还说郭沫若才是民国真大师,要大家把郭当民国偶像膜拜呢。你俩真是不谋而合的双胞胎呢~)

6. 接着说 1925 年 34 岁的他又又又搞上了朋友的老婆兼朋友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这又是污蔑。首先胡适和陆小曼是知己朋友关系,二人没有相爱过。其次当时徐志摩还不认识陆小曼,谈何情人?她和徐志摩相爱后,与胡适也疏远了。在你的笔下仿佛她是个情人颇多私生活糜烂的荡妇。她出轨固然不对,但她也是包办婚姻没有选择,而且当时徐志摩早已离婚了是单身,因此行为固然不对,但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也算理解。。

7. 最后说 1936 年 45 岁的他又又又又搞上了学生徐芳。——这个我已无力吐槽。真是欲加之罪,很多胡黑都没列举这个,你真是个事无巨细、明察秋毫的大聪明啊!可惜是个造谣抹黑的骗子键盘侠,因为胡适从未和她有过婚外情,对于徐芳的追求也一再婉拒,我想不通为啥单相思的锅也要扣在胡适身上?他是专业背锅侠吗?无语了。。

总之胡适从未当过卖国贼,也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不仅在抗日期间赴美连续百场演讲为日后美国出手参战打下不可磨灭的基础,还一生主张和平反战与自由民主,这是他最伟大的精神思想,在百年前中国人们还没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时,他已经深切认识到了这一点,真的了不起。更不用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人类文明的巨大影响与进步!。如今看到大家对他全盘否定,实在做不到冷眼旁观,可能鄙人还没有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吧,,很可悲。

反驳完胖树,接着说说臭名昭著的咸木鱼。

这个人确实很聪明,知道讨好舆论,故意把有争议的历史名人当成活靶子肆意诋毁辱骂,从而获取流量与利益。确实是个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但这种踩着他人尸体上位的卑劣行为我这个穷光蛋是很鄙视的,哪怕你咸木鱼因此赚得盆满钵满,在我眼里也是个阴险小人罢了。

我们来看一下咸木鱼是怎么污蔑抹黑活靶子大冤种胡适的:

1. 咸木鱼大骂胡适是 “民国第一皮条客”、“民国第一伪君子”、“出轨最多、比他三十多个博士头衔更多”、“是个装逼卖国反革命的文化买办”、“出轨赌钱逛窑子”、“一生替老蒋站台”、“胡适演讲是为自己刷博士头衔,并热衷炒作、到处搞投机”、“胡适比他低下的道德观更可怕的是他对卖国的热衷”、“胡是彻底的投降派” 等等罪名通通是子虚乌有、造谣抹黑。这样的人居然号称是 b 站科普类阿婆主,兄弟快别丢人了,你的所谓尬黑二极管最多在温格算是个暴躁无耻的红胃兵,真的别打着科普的旗号招摇撞骗了!。救命!!!

2. 请问胡适何时拉过皮条??出处在哪,张口就来吗?说胡适是出轨最多的文人,比他三十多个博士头衔都多??证据在哪??我都不知道出轨过一次的人会变成你口中的出轨最多??还有,比他博士头衔都多??可我看你通篇也就列举了几个女人啊,没有三十多个啊,剩下的二十多个被你吃了?说胡是装逼卖国反革命的文化买办——你说这话也不怕报应哈?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是你最擅长的吧?!胡适从未装逼卖国过,谈何反革命与文化买办??首先他从未卖国也不是反革命,其次您最好查查买办是何意,胡适什么时候当过文化买办??造谣不怕下地狱吗??

3. 说他 “出轨赌钱逛窑子”、“一生替老蒋站台”??(事实是胡适确实婚内出轨过表妹曹诚英,赌钱其实没有过,他没去过赌博场所。但确实喜欢打牌,那时候的人打牌都喜欢赌点小钱,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值得你拿出来说。逛窑子确实有过,但是发生在他结婚前,婚后他没有再沉溺于逛窑子了。由于年少时的放纵,待胡适醒悟过来后还提出了禁止嫖娼的言论,提出应树立新道德。在你嘴里就变成民国第一皮条客了??您断章取义的本领堪称一流!向你致敬,salute!你说胡适至少出轨六次以上,分别是韦莲司、曹诚英、朱毅农、陆小曼等。对不起你又在造谣,除了曹诚英,其他几位都是友谊,而且胡适从未 pua 过朱毅农,是朱对他追求但被婉拒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尬黑的样子真的很丑!)至于你说他是一生替老蒋站台也是污蔑,因为如果胡果真如此就不会后来因反对老蒋专治连任而与之闹翻,要知道当时老蒋可是湾湾最高领导人,他敢反对蒋正说明他不是一个拍须溜马的小人。

4. 说他演讲就为给自己刷博士头衔也是错的,造谣可耻哦!事实是胡适当年赴美演讲是为了给抗战中的民国政府争取美国的支援。至于他这一生得到的很多荣誉博士,说实话那是别人颁给他的,他还能不要了?是否拒绝才算是高风亮节的正人君子?我想就算他拒绝,你仍然可以尬黑他没有能力,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还有说他热衷炒作到处搞投机??我真的呵呵了,请问他怎么到处炒作和搞投机了??把证据亮出来让我也开开眼~

5. 说他比低下的道德观更可怕的是他对卖国的热衷??这句话堪称尬黑中的战斗机!首先胡适道德极好,一生立志于帮助各种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自掏腰包资助当时初出茅庐的林语堂出国留学、还善意骗他说是北大资助的,且这件事胡从未向任何人透漏过、连日记也没记录过,要不是后来林语堂回国与北大校长致谢才知道了真相,一生感激他。而且之前在国外林妻子生病要做手术用钱,胡适也是二话不说就给他寄去了。而胡适当年也才当教授没几年并非大款,但他宁愿省下积蓄来帮助别人读书成才。同时还推荐左翼青年千家驹到陶孟和研究所工作、并推荐他到北大财经史,许徳珩在德国留学没钱了给胡写信求助,胡也是二话不说给他寄钱,张申府说他回国要去北大教书、现在没钱了能不能给我点钱花,胡适依旧二话不说马上寄钱给他,周汝昌后来问他借红楼梦早期罕见孤本,胡适也是大方相借…… 而这些人在当时并无名气、与胡适也不相识,说实话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当今社会,这么善良慷慨的人实在不多了。。我实在不知道这样一个好人到你嘴里成了道德低下的伪君子。。“比胡适学术水平更低下的是他的人品”??你确定不是自我介绍吗?你可以不喜欢不赞赏,但你居然可以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我实在怀疑你知道良心二字怎么写吗?。

5. 说胡是彻底的投降派、主张向日投降,并在抗战期间与汪精周佛海等人成立低调俱乐部并喝着冰饮料一起嘲笑抗日的人??咸木鱼你有事吗??为什么要撒谎尬黑??首先胡适从未主张过对日投降,在战争初期胡适曾主张过和谈,在此申明一下和谈不等同于投降!在和谈未果后就放弃了幻想,一直抵制反抗日本的侵略,并赴美演讲谋求美国政府帮助!。并且初期因反战主张和谈而与汪周躲过炮轰,并戏言这里是低调俱乐部,怎么到你咸木鱼嘴里就变成他是投降派卖国贼的铁证了??尬黑也要讲究基本法吧?而且连他们喝着冰饮料嘲笑抗日者你都知道?你是穿越过去了?还是说给他们安了个摄像头??总之伟大,请大家把咸木鱼有特异功能打在公屏上~

总之,评价胡适要客观理智,尬黑不可取。

胡适的人品地位与贡献有目共睹:

1. 首先胡适推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单这一项足以封神。

2. 胡适考据出了红楼梦与西游记(西游是和鲁迅先生一起)的作者是曹雪芹和吴承恩。对红楼梦颇有研究,并开创了红楼考据派,也是当今红学的主流方向。(插一句嘴,鬼本粉丝碰瓷索隐派的行为令人发指。)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因为讨厌他而尬黑实在不应该!

3. 胡适终其一生都在推行民主自由,向往主张和平反战,支持言论自由,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等思想都是温和进步且宝贵的,对中国未来思想文化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前瞻性价值与作用,直到如今依然适用、而不落伍,没有受到时代局限性真的是很了不起了!民主自由不是某个国家的需求,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向往与追求!。

4. 很多人对他不了解,认为他不爱国。但其实他很爱国也爱人民,否则不会义无反顾地从当时发达繁华的美国回来立志于建设祖国并开展教育与启发民智,更不会一生都主张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这两项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与合法权益,因为当权者统治者往往是不需要这些的。因此我要说我们对胡适的污蔑太过根深蒂固了,导致以讹传讹恶性循环,实在令人痛心!说句实话,胡适和鲁迅一样重要,他们两个一个温和一个犀利,但都是我们国家精神文明的左右手,是缺一不可的。(插一句嘴,鲁迅后来不喜欢胡适,一直批判胡,但胡从未动怒回嘴,甚至一生都在肯定鲁迅先生的贡献。这种肚量真的不容易,一般人很难做到。例如咸木鱼同学歌颂的郭沫若先生,在鲁迅还未抨击他时就写文大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二重反革命。鲁迅也只是因为他们左翼青年私生活糜烂而说他们一杆人是才子加流氓而已,而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堪称颠倒黑白的尬黑了!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他不仅不是封建余孽,反而一生都在批判封建余孽!至于法西斯和二重反革命更是无耻的尬黑了,鲁迅先生没有气得破口大骂真的是很有涵养了!。很多人喜欢并模仿鲁迅,但大都只学到了皮毛,令人唏嘘感叹啊!。。)

总而言之胡适是一个既有才学见的又有人品胸怀和民主自由之先进思想的文化前驱、民国大师。

希望大家不要被咸木鱼等人的尬黑视频所误导,而误会了我们伟大的同胞胡适先生。

我知道这篇帖子也许会淹没在茫茫骂海中杳无音信。。我只能说我尽力了,为了给胡适澄清,我这个文盲大懒人真的尽我最大力气了,写了好几个小时眼睛都酸了,,如果大家还是不听不看非要尬黑,我也无可奈何了。。但我还是祈祷有一天大家能够拨开云雾见月明,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一味人云亦云地尬黑。。我愿意相信会有这一天的。我也相信造谣与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

(最后再澄清一件事——很多人认为陈延年之死是胡适间接害死的,也有说是胡故意而为之的。当今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帮倒忙间接害死,连历史题材的正剧觉醒年代也采用了间接害死这一版本,但事实上两个版本都是假的。觉醒年代作为历史正剧,却不够考据误导了大众,实在不应该。事实上并不是胡适好心帮倒忙、错信了歹人吴稚晖致使陈延年被迫害,而是胡适与陈被害没有一丁点儿相干!这个错误版本最初是由黄逸峰传出,而第一个胡适故意陷害陈的版本源于 1980 年 6 月出版的书籍《红旗飘》,其中刊登了胡允恭在六月写的《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一文佐证。但其实两个版本都是捏造的、而非事实。其实这两个版本一出来后,一位中共元老级人物郑超麟就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对不实版本进行了澄清。陈延年被捕其实是因为一个我党奸细、也可以说是叛徒,总之此人叛变后向国民党第 26 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告密揭发陷害陈延年同志最终被捕杀。。据《新闻报》1927.7.22 刊载的文章《二十六军捕获共党之经过》,6 月 26 日,新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与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等人在开会时被捕。《丹阳文献》第六十五期《束炳树立功遇害》,束炳树在出卖陈‘立功’后被授予 26 军中尉特务员,据《时事新报》1927.8.25 日《二十六军政治特务员束炳树忽被狙击》中报道,束某在 8.23 日于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被四人持 “盒子炮” 狙击,身中数枪不治身亡。

1935 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提到‘陈延年赵世炎事件’,文中写道:“(民国)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陈延年因一丹阳人束某自首,被捕于北四川陆施高塔路恒丰里一口四号之省委秘书处,同时被获者有省委书记长韩逋仙 (韩步先) 及宣传部长黄某(竞西)…… 于是上海共党组织,破坏不堪。”

并且与陈一同被捕的黄竞西同志在狱中写下六封绝笔遗书并成功传递出来,遗书中两次提及一个姓束的人。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 1929.3.15 日出版的书籍《牺牲》中将遗书全部收入。遗书中揭发了束某和月坡的叛变真相,月坡则是戴盆天,也就是当日在看守所指认陈延年的人。戴盆天这个叛徒曾反复倒戈投机于国共两党、甚至是汪伪政府。解放后他再次‘投诚’,他交代了是束炳树当年供出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回忆地址。而 1981 年《文物天地》第六期也刊登了孙其明的《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一文采用的是黄逸峰的‘好心帮倒忙’版本,此后各种文章也都大致分为无意和故意害死两个版本。而郑超麟的澄清文章却鲜有人知。令人感慨,,胡适就这么莫名其妙又多了一条罪状。。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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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Mauve​ 发表

胡适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

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

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