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时代｜白纸之后，伦敦社群实践的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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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viants 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的六四舞台剧（图片来源：子非）

六月四日的伦敦天气燥热。因为是星期日，集会的人群在中午便占满了特拉法加广场。围在喷泉周围的是前来悼念39年前金庙屠杀的锡克人，而他们的后方是一群伊朗抗争者。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游客穿梭在其中，广场上十分热闹。

下午四点半的时候，身着白裙的“民主女神”匆匆来到了靠近美术馆的广场北侧。随之而行的还有穿防护服的“大白”和戴头巾的“知识分子”。Ta们将九米长的“国殇之柱”海报铺在地面上，并在后墙挂起了一幅巨大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横幅。一架装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的坦克驶进了广场，停在了国殇之柱的一侧——这是六四34周年纪念日，也是首次由内地年轻人在伦敦发起的六四集会。

从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今天，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除了解封外，国内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普通人的经济压力还在，文字狱的言论审查也变本加厉。“温水煮青蛙”的状况仍在继续，而零星迸发的异见则被迅速地消失在沼泽中。

但在中国留学生超17万的英国，细小的“不明白”的声音却没有被吹散，并逐渐凝聚起来。在结社自由的环境中，通过各种线下活动，原子化的个体慢慢寻找到了彼此。虽然未来怎样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大家原本无处发泄的情绪终于有了出口，对明天也敢多做些幻想。《莽莽》找到了三位伦敦社群的参与者，和ta们聊了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经历与感受。

当我们产生感情和共鸣，不再以政府程序化的模式去工作时，就成为了 deviants”

蓝莓是冒险游戏《底特律：变人》（Detroit: Become Human）的粉丝。在故事发生的未来，大量的机器人被生产出来，为人类服务。而其中突破程序限制，获得自我意识后的仿生人为了抗争人类的奴役，结成联盟为自由而战。Ta们因此也变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眼中钉，被蔑称为 “deviants”，在警察的追杀围剿中四处躲藏。

对于蓝莓来说，不愿沦为国家机器齿轮的自己和朋友们与游戏中的“deviants”处境相似：“我们这些觉醒的人就像是拥有自我意识的仿生人。当我们产生感情和共鸣，不再以政府程序化的模式去工作时，就成为了 deviants。”

四通桥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伦敦念书的她参与了由公民日报发起的海报运动，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Ta 们自行发起了 China Deviants （“中国反贼”）—— 一个由在英内地留学生为主体的抗争社群。和八九学运时不同，China Deviants 和很多其它的年轻组织都是去中心化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固定的分工。参与者志愿承担任务，来去自由。不过，蓝莓也强调去中心化并不代表组织里没有行动的中心：“当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之后，就会往中心的方向靠近，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不能让权力出现在中心圈层。所以如果要以权力来定义中心化，我们就不是个中心化的组织，因为我们没有从上至下的等级制。”

李文亮医生纪念会，性别问题与民主运动讨论会，防狼暴太极拳训练，六四物料工作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China Deviants 组织了各式各样的线下活动，频率每月两次左右。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蓝莓和伙伴们会在活动前发布参与者的申请表，尽量筛除可疑人员。而在李文亮医生纪念会和六四现场，ta们也请来了安保人员，以应对意外状况的发生。“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一切安全措施都做好，但是并不能百分之百消除安全隐患，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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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viants 的成员悼念林昭逝世55周年（图片来源：子非）

谈起活动的筹划，蓝莓说很多时候主题都与认识的嘉宾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有关，有时也会在特定的时间点举行活动。比如在四月底，蓝莓和伙伴们邀请到了学运前辈邵江先生，做了一次探讨民刊在民运中集结反抗作用的讲座。因为当天也是林昭的忌日，大家还一起用红笔抄写了她当年在狱中所作的血书，在草地上点燃蜡烛进行悼念。

回顾以往在伦敦以港人为主体的六四纪念会，蓝莓坦言“春节联欢晚会似的流程”让她感觉有些枯燥：“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每年都要办六四，也办了很多年了，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让人敬佩。”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参与，China Deviants 今年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六四活动采用了“更加生动”的戏仿形式。演员们朗诵了白纸运动时的诗歌，大白则化身解放军士兵，抬着坦克向民主女神进攻。如此融合主题，蓝莓希望能够 “强调六四不只是历史，而是政治现状。当年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在年轻的白纸一代中，女性参与者绝不占少数。但在线下活动时，针对女性的暴力仍屡见不鲜。“比如在白纸运动中，就有人喊‘操你妈’。海报运动的时候还有人把习近平的头和一个裸着的女性身体拼在一起。”在六四游行到大使馆后，曾发表厌女作品的诗人胡东屡次骚扰女权社群的抗议活动，要求对方摘下口罩。这些现象都让蓝莓感到难过又无奈。

而在七月份由China Deviants组织的一次小型活动中，成员们也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作为回应，蓝莓和伙伴们在几天后开了一次讨论会，初步拟定了社群公约的草案，并且明确了主办方在现场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作用。 “虽然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群中目前发生几率较小，但是也不能就让它们这么过去了，”她说，“因为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

就蓝莓个人而言，尽管以往的活动并不都很顺利，她还是很开心能在 China Deviants 中找到“真正的家”的感觉：“我是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家的人，没有一个能让我感到归属感的地方。家不一定要有母亲、父亲这样的存在，但一定要让我觉得安全和开心。”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争吵。爸爸妈妈也会吵架，不行的话就离婚 —— 这不就是社群的解体吗？但我会尽力不让它解体的。我认为社群解体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去改进发生过的错误。但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地回应每一次的冲突、在经验中成长的话，它就不会解体。”

“父权制让外向的人变得内向，全女环境让内向的人变得外向”

与笔者在咖啡馆见面的两天前，暖建国就把自己的化名想好了。平时的她经常会收听《海马星球》一类的女性主义播客，而《随机波动》的冷建国是她很喜欢的一位主播。因为冷暖相对，她便把名字定为了暖建国。

从上大学到工作，暖建国已经来到英国九年了。谈到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过程，她说自己是渗透式地慢慢了解女权的，而绝不是一蹴而就：“找工作时的碰壁，以及工作以后接触到的性骚扰，会让自己积攒一些怒气。但直到最近半年读了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我才更系统性地了解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海外，华语脱口秀演出并不少见。而在伦敦，也能找到一些中文的喜剧社团。暖建国曾经去过线下的中文脱口秀，但是她觉得活动的氛围很厌女。有的男演员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好久没有做爱了”，让她很不舒服。

去年五月，“女子主意”开办了在纽约的第一个中文女权开放麦。暖建国听说后和朋友们商议，也想在伦敦组织类似的活动：“我们要为女性营造一个空间，因为华人女性的发声空间很小，在全世界都很小，国内更小。而且我们的母语中文已经变成都是缩写和符号了，所以更应该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声地表达出来。选择讲段子的形式我也觉得会更生动些，毕竟没有人喜欢说教。”

开放麦的英文名字是暖建国的朋友想的，叫做 50 shades of feminism。至于命名的原因，她解释说 “每个人的女权主义都不一样，大家有时甚至会吵起来。但是我们都是女权者，只是在不同的光谱上，所以是 50 shades。”尽管形容自己的立场更偏向于激女，通过开放麦，她希望能提供一个包容的环境，团结各方面的女权主义者。

而另一方面，暖建国也觉得她曾去过的抗议活动现场普遍不接地气：“比如他们喊的像是‘天灭中共’或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一类的口号，我认为很空洞。而且不管是哪个政党在执政，只要还是父权制，那就是有问题。”对比起来，她更希望的是将同温层里的大家连接起来，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群：“我们不要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我们要爱具体的人，要以追求个人的尊严与自由为主。”

刚开始筹划开放麦的时候，因为了解到“女子主意”的观众也有顺性别男性，暖建国本来没有去限定参与者的性别。但是在胡东骚扰女权组织事件发生之后，出于安全考虑，她还是和朋友们将活动改为女权酷儿开放麦，仅限女性及性别少数群体参加。

“总是有女孩子被骚扰的新闻被爆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更多。虽然不是所有顺性别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所有女生都被性骚扰过。所以我要以女性为主体。”她解释说。

“而且没有顺性别男性的地方，女孩子也更愿意去讲话。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温温柔柔的，被当作欲望的客体抚养长大。如果一个屋子里没有欲望的主体，我们便更容易从客体转成主体，更容易讲话。所以脱口秀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第一期开放麦的主题是身份认同。从将设计好的海报发布在网上，到正式演出，中间隔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暖建国自言感到十分忐忑，会时不时地刷报名表单，看有没有演员报名。但事实证明她是多虑了 —— 在活动当天，小小的教室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提前报名的演员有七位，随后也有即兴发挥的观众。脱口秀的内容大多是个人叙事，比如作为女同或者被误认为是女同的经历，以及对女性不能参政的反讽。

谈起首场的感受，暖建国感到很受鼓舞：“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段子会有人笑。观众真的很捧场，大家的素质也都很高。”

“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一群社恐上台讲话，然后还讲了很多。所以说父权制让外向的人变得内向，全女环境让内向的人变得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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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第二期开放麦为演员画的速写（照片来源：伦敦女权开放麦）

截至采访时，暖建国和朋友们已办完第二期的开放麦。她们专门找了插画师定制海报，并在活动的前一周为演员们安排了线上工作坊，以便交流意见。在开放麦的结尾，她也鼓励台下的朋友为各自的社群打广告：“我希望大家以后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的网络。有了开放麦这样的一个girls help girls（女性互助）的空间后，自我赋权会更容易些，之后也有做更多事情的可能。”

“其实我的想法还有很多，比如办一些大家分享找工作经历的工作坊，还有女性自我防御课程之类的”，她补充道，“不过还是以脱口秀为主，其它的穿插着慢慢来吧。”

“关注劳工问题、女权问题、英国本地的移民问题，以及参与当地的左翼活动”

和蓝莓一样，德曼的政治化起点也始于去年的四通桥事件。在海报运动期间，他加入了一些讨论时事的电报群。因为大家的立场各不相同，群里很快就出现了分歧，而观点偏左翼的朋友们则又建了个群——德曼便是其中的一员。白纸运动之后，为了继续保持联系，德曼和朋友们在线下见了面，并撰写宣言，成立了左翼中国学生联盟 (Left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我们身处海外，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发声；我们希望联络留学生、行动者和组织者，参与和支持中英两国的工人运动，在全球反抗国家暴力、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之间建立联系”——这是联盟成立宣言的节选。其实对于“左翼中国学生”，因为成员的想法各有不同，德曼也不能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他总结说“大家的共同点是会关注劳工问题，女权问题，英国本地的移民问题，以及参与当地的左翼活动”。

在伦敦，罢工是件很寻常的事。特别是从去年起，因为急速通货膨胀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英国爆发了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潮，每隔几周都会有护士，教师，或者是铁道工人走上街头罢工。为了抗议大学教员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高等教育工会（UCU）在今年三月至四月宣布了总计18天的罢工 。在这期间，中国左翼学生联盟的成员经常参加学校门口由教职员工设立的纠察线（picket line）和大规模的游行。在罢工者人数较少时，成员们也会和老师交流，进而了解到ta们“不断降低的收入，不合理的师生配比，超额的工作时间，以及不能做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等状况。

对于德曼来说，参与罢工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和像是 China Deviants 组织的抗议不同，这些活动有着更明确的目标和更明确的时间线——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内罢工，让老师们获得支持，才可以和政府谈判。所以这也是一种参与公民教育，或者说是积累一些政治经验的渠道吧。”

“而且我觉得不同国家的罢工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英国和德国政府对工会的打压就有类似的手段，所以不同的工会也会交流经验。很多学到的技能也是通用的，比如怎么演讲、怎么参与讨论、怎么分析工人情况之类的。”

此外，德曼也认为罢工活动和华人移民的利益切切相关：“英国大学的学生很国际化，老师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有移民背景的，甚至是中国人。而在 UCU 的结构里，移民老师的声音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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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学生联盟为支持UCU罢工制作的传单（图片来源：作者）

但另一方面，德曼也观察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对老师们的工资情况，就业情况，以及ta们没有长期合同的现象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对罢工有一定反感。大家的学费又交得那么贵，他们就会觉得不应该罢工。” 为了给同学们普及 UCU 罢工的背景，德曼和朋友们专门制作了中文的传单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将打印版在学校附近发放了近两百份。在由China Deviants组织的李文亮医生纪念会上，笔者也收到了来自联盟成员的一份传单。虽然接传单在英国并不是件稀罕的事，但是头一次见到简体中文的纸质罢工倡议，还是让笔者感到陌生又亲切。

“我一方面想参与中国的运动，而另一方面无法忽略当地的政治，也想尝试与其它移民组织建立联系，捍卫移民在英国的权利” ——在行动的过程中，德曼逐渐明确了自己作为 “diaspora activist”（海外离散活动者）的身份。和华人朋友建立联系，一起做中国相关议题，让他感觉“比参加其它活动多了很多热情”；与本地社群相连接，则增加了他“对当地社会的参与感”。据德曼说，在罢工现场，经常有老师们对来自中国学生的声援感到惊讶。而他和朋友们也会将“中国的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障，罢工权利被从宪法中删除的现实”告诉对方。在之后的一次抵制反跨性别组织的活动中，联盟成员还向来自本地的示威者们发放了英文传单，介绍中国跨性别群体所处的困境。

不过，德曼也表示他对联盟未来发展的方向不是很确定。因为近期大家比较忙，也有一定时间没有新的活动了。成员们虽然在议题上的看法差别不大，但是行动方式还是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偏传统的社会主义，会去参加工会活动；而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在媒体层面发声。这就导致不是很容易找到大家都认可的方式，一起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现在的状况是大家共享一个交流平台，但更多的还是以个体的身份参与地方组织。”

“在英国本地我参加的组织里，因为大家的想法都太一样，会让我感到很奇怪。所以想法各异也是个优点。但我还是希望联盟里的大家能有一定程度的讨论，找到一个共同行动的方向，要不然这个社群也很难长期存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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