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杜谔 | 救亡、启蒙与未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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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谔，男，1996年生于江苏苏北，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个人微信公众号“知行弋”（微信号：my–sociology），不定期发布社会学相关书摘、读书笔记、书评及随笔。

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内忧与外患。新的危机下为挽救国家危局，知识分子阶层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动员与行动。这些思考与行动，可概括为“救亡”与“启蒙”两个方向，“救亡”，即一代代知识分子阶层为挽救国家于内部动乱和外部侵略所展开的思索与行动；“启蒙”，则是在国门洞开、中西两种文明冲突下为“开启民智”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简而言之，“救亡”是在危局之下由民族zhǔ义、国家zhǔ义主导下开展的政治变革、社会革命与抵抗侵略；“启蒙”则在早期“救亡”措施失败的情势下迅速扩展开来，试图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与革命。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版。

长久以来，提到“救亡”，人们想到的更多是轰轰烈烈的抗击侵略与谋求国家独立富强而引发的革命、运动与战争。提到“启蒙”，则想到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共产zhǔ义”、“社会zhǔ义”等诸多思想/理论/zhǔ义的涌入与改造。而关于“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有一些学者（如秦Huī）在探讨分析近现代中国历史时指出“救亡”压倒了“启蒙”，继而历史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按照了这条线发展。然而，在孔飞力看来，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救亡”与“启蒙”都包含了多重含义，从清乾隆之后、嘉庆之始，一大批文人阶层就针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些关于“救亡”的思索包含了几个主要问题：（1）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2）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3）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也就是说，文人士子、知识阶层寻求的“救亡”与“启蒙”是并行的，他们所思考的是政治参与-国家富强、政治竞争-公共利益、国家控制-基层政治如何达至平衡与契合。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必然引发既有的思想资源与外来思想资源的碰撞与整合、引发对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理论的分析讨论。

在孔飞力看来，魏源这一紧随其好友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清朝文人思想家，在面临“救亡”的危局、“启蒙”的紧迫时，他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进和吸收；相反，他诉诸的是前代的经典与思想资源。魏源通过“托古”所试图解决的是如何促进文人知识阶层广泛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朋党派系”留下的深厚的负面印象，尤其是明末党争的消极影响、以及清康雍乾对朋党派系的严厉镇压，使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对于魏源来说，文人参政是解决他所处时代的问题——狭隘派系斗争、地方动乱不断、国家衰弱、经济社会危机——的一种办法。但是关于文人参与政治应通过什么机构或机制来实行，魏源并没有给出详细论述。

而当魏源的后辈冯桂芬在目睹国内动乱和国外侵略、自身颠沛流离的时候，他将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国家威quán”的全局性思考进一步细化，着力探讨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的可能性、政治控制的基本机制在乡村的建立、乡村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地方叛乱的减少，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序等诸多问题。与魏源寻求经典的支持相似，冯桂芬不承认上述建议的提出受到了任何外来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他还引经据典，以表明自己的意见同中国先贤哲人的看法有一脉相通之处。在魏源和冯桂芬看来，他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那个孕育了他们的文化并造就了他们的地位的政治体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在启蒙与变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此后，无论是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还是孙中山、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抑或是后发的中国共产党等诸多思想家与党派，在寻求中国的启蒙与变革时，都在引进外来的思想过程中试图将之本土化。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图源：baike.com]

不过，冯的建议的出炉引发了诸多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对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核心争论展开的：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敏感的“朋党派系”斗争、选举所带来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民主”所带来的政治控制的有效性等。而这些争论，在孔飞力看来，触及了中国威quán zhǔ义的内核——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

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公共权力和权威是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而存在的。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同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作为一个整体的精英阶层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而这些看法，又建立在中国长久以来对上古时代乌托邦社会的想象与“民风不古”的对比的社会观之上。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为了使私人利益受到制约，权威仍然是必需的。

在这里，孔飞力将中国关于“朋党派系”、公私利益的传统观念，与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麦迪逊关于党派与私人利益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在麦迪逊看来，党派从本质上来说是同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但它们产生的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政府不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便消除党派——这样做也会导致自由本身被消除。而要通过改变公民的性质，“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共利益普遍化，则由于“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麦迪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带着惊人的乐观。他认为，公民也许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但他们也有一种内在的公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在激情和私人利益的力量面前多么弱小——普通人也知道，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适合充当他们的代表。因此，从公民的角度看，民风其实并非“不古”。“公民普遍的德性”这种基本的品质，不仅使得代表权成为可能，也杜绝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上面的基本区分。

关于公-私利益观念差异的分析是孔飞力着力探讨的问题，他指出了三种不同人的看法。第一种人希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达到的程度会使所有人——不管他们处在何种地位——都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这样，威quán统治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种人则认为，私人出于为己服务而产生的利益，一旦膨胀开来，便会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而产生公共利益。第三种人的看法是，不管多数人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作为多数应当具有说了算的权力，而抽象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认为，第一种看法固然美好，但由于“民风不古”，不啻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第二种看法，在他们的眼中简直是荒唐至极的谬论。至于他们对于第三种看法的可能反应——如果他们会愿意对之给予一瞥的话——则必定是视之为地狱。因此，在中国，如何保证公共利益得到维护产生了另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即以更高层次的客观性来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

通过孔飞力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本质上来讲，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观与社会观：一种是威quán zhǔ义人格观与威quán社会观，另一种是公民人格观与市民社会观。而近现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进程，都深受威quán zhǔ义传统人格观与社会观的深刻影响，并将一直被影响——成为观念被长久的研究、被烙印在历史当中。以魏、冯为代表的文人知识分子阶层所忧心忡忡的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问题，也一直是此后百余年来困扰中国当政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孔飞力以一次在历史风尘中微不足道的“耒阳bào乱”为开头，探讨了中国百余年基层财政税收与国家政治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它影响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等诸多问题。如何控制或根除国家与基层之间的中介掮客问题，是中国根本性议程中应当予以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耒阳bào乱”，又称“阳大鹏起yì”，指的是道光二十四年监生阳大鹏因不堪钱漕苛索，先是聚众堵截粮户，抗不完粮；六月底阳大鹏率众围攻县城，三次失利，在转移中被捕，随后被杀。此次起yì，农民牺牲200余人。图为光绪续修《耒阳县志》卷八“丛谈”中徐台英描述的该次事件。

为此，孔飞力将中国与法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指出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只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个百余年的难题才最终得以被解决，国家对基层的政治控制能力前所未有的加强。正如孔飞力所意图揭示的那样：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会在新的环境中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而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也在实践过程中颇有反复，引发动荡。

在魏、冯之后，当文人参与政治生活终于成为一条人们所强力鼓吹的原则时，它在实践中已经被一系列形式更为广泛的政治行动所超越，与“救亡”息息相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所有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关心时事的中国人心中。随着政治行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扩展，康有为这班人正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借助新式报纸与信息工具面向民众。在这样的新局势之下，现代民族zhǔ义与国家zhǔ义想象在普罗大众中被构建出来。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权利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为新的团体提供了展开竞争的条件。宪Zhèng精神也在一些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传播，打破了原有的传统观念。

然而，梁启超与章炳麟观点的相左显示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不同看法。梁氏认为，宪Zhèng zhǔ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工具（选举和议会），而在于其精神。对地方自治精神的充分发扬与具体制度实施自然而然地会达成国家的富强和统一。在章氏看来，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因而中国社会特别适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和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的缺席，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孔飞力指出，梁启超关于地方自治自然而然地会达成国家的富强和统一的信念，其实行的前提是去除了人性的贪婪和野心。在一个达尔文zhǔ义横行的世界中，中国所面临的威胁要求其公民至少能够做到自律，而这便会使得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官僚行政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在梁启超看来，专制权力只会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处于更加无力的地位，并将中国引向亡国灭种之路。而有鉴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章炳麟的看法似乎也同样令人疑惑难解，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治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两人所代表的两种观点都被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击碎：梁启超关于建立自治的宪Zhèng国家的设想中，缺乏在各省或全国范围内掣肘军事专制的机制，民国纷繁不断的军阀统治与混战便是明例；而章炳麟关于在司法权力平等和公民平等的同时对官僚行政机构予以密切监督的设想，则又碰上了如何才能将政府置于法律之下的老问题，且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有没有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其独裁性质却是明显的。

在这种思想争论与政治纷争过程中，历史似乎是杂乱无章、多向发展的。不过，若以宏观视角将20世纪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向前迈进的故事。而前述提及的地方自治的议程，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汉语语境中，“自治”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可以表示由地方社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社区，从事收税和执法等活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一系列政治改革与运动的开展，原本孱弱、时断时续的地方本位观念受到来自于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的最后一击——阶级的标签使得地方社区四分五裂，而生产资料集体化，又成为国家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税收体系的强有力手段。

在今天，地方社会-公共利益-中央集权、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仍然是长久争论的话题。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体制的利弊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当下，周Xuě光教授等学者基于田野调查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运行逻辑的研究被广泛讨论。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周Xuě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7年版书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本书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并围绕着书中观点展开了思考。（更多请点击往期链接：周Xuě光 |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

回顾历史，近现代数百年来在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中国不仅完成了“救亡”，还在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奋进。然而“启蒙”的话语却被撕裂，甚至于连何为“启蒙”都引发诸多争论和质疑——在民族zhǔ义高涨的情绪下，谈论“启蒙”往往引起对“西化”的质疑与否定。而孔飞力的考察让我们看到了“启蒙”的传统路径取向。的确，近百年来中国不断引入西方诸多思潮（包括来自西方与苏联的共chǎn zhǔ义/马liè zhǔ义），但是这些思潮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无可避免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发展，仍需要重回近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寻未来的可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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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为杨参军所创作的油画《历史的残页——戊戌六君子祭》。[图源：woaihuahua.com]

〇编辑：一禾 〇排版：椒盐

〇审核：棱镜/栉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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