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办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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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办的酸甜苦辣

作者：谈工皎

迟到以后

那是1983年7月,我，一个血气方刚、初出茅庐的法语翻译，陪同“法中之路”考察团的法国客人考察苏州。上午，我们访问了长青公社，客人饶有兴致地提了许多问题。中午，客人回下榻的苏州饭店午餐和休息。安顿好客人，我就去用餐了。午饭不错：糖醋小排骨、银鱼炒鸡蛋、空心菜、冬瓜开洋汤，三菜一汤。自付4角，接待任务结束后回到单位可报销3角。

吃完饭，才12时15分。由于天气炎热，客人提出下午2时出发，于是我有时间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苏州饭店新建了一个“友谊会堂”，平时门不开，这一天门却虚掩着。于是我悄悄地进入会堂，里面开着空调，凉飕飕的，倍感舒服。我跑上主席台，用三张椅子在角落里拼了一张床。我自以为生物钟特别灵，睡上个把小时就会醒。也许是太疲惫了，我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竟然已是下午2时25分！

我慌了，赶紧往停车场跑。

司机小张正到处找我。那辆没有空调的上海牌大轿车停在树荫底下，所有的客人都在车上静静地等着。我气喘吁吁地对客人们说：“对不起，我迟到了，让你们久等了！”接着一个深深地鞠躬。可是客人们没任何反应。我再一次鞠躬，客人们还是没任何反应。团长勒格朗先生擦了把汗说：“您别鞠躬了。请您回答我，您迟到了近半个小时，是因为路上交通堵塞，还是因为替我们办事去了？”我马上回答：“不，是因为我睡着了，睡过头了。我耽搁了大家，心里特别内疚，我再一次地向你们表示歉意！”话音刚落，勒格朗先生却鼓起了掌，紧接着，所有的客人都鼓起了掌。我感到莫名其妙。这时候，勒格朗先生笑了，说：“谈先生，刚才，我们边等候边议论，大多数的人认为，您一定会编造借口，解释您迟到的原因，甚至用花言巧语搪塞您的过错。可是，您没这么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没理由不原谅您。不说这事了，我们出发吧。”

下午，我陪同客人访问了苏州刺绣研究所，游览了吴中第一名胜虎丘，我十分卖力，寻思着将功补过。在虎丘出口处，我花了2元钱，从花农老太太那里买了20朵香味扑鼻的白兰花，上车后，一一赠送给客人们，车厢里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的领导邓科长拿来一封信，是“法中之路”考察团的朋友们给我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谈先生，十分感谢您！您的忠诚和厚道，就像您送我们的白兰花般的朴实和芬芳，您是我们可以永久信赖的朋友。”

我后来真地成了他们的朋友。至今我还和考察团的一些耄耋老人或他们的子女保持着书信往来。

他准备拂袖而去

为表示对客人的欢迎，东道主略备薄酒，设宴招待，乃人之常情。但是，给客人吃什么，您得了解客人的忌讳，根据客人的习惯、口味来选择菜肴，否则，很有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那年夏天，德国国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汉斯·西勒平先生访问苏州。按照接待计划，市政府朱市长将会见并宴请西勒平一行。下午4时，朱市长打来电话说，他临时有很紧急的公务，在张家港，一时过不来了，让我和外交部的陪同王处长说明情况，表达歉意，并由我代表他招待客人。王处长说，没问题，客人很随和的。于是，当晚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东道主，代表市外办和市对外友好协会向尊敬的德国贵宾表示热烈欢迎。我热情介绍了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衷心希望苏德之间在环保领域的友好交流和合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接着，宾主移步宴会厅。觥筹交错之间，我又向客人介绍苏州的饮食文化。正说着，服务员端上一盆菜，但见黑白相间，香味扑鼻。西勒平尝了一口，频频点头，问我是什么菜，由于事先没看菜单，我答不上，于是我叫来服务员询问。服务员回答说，白色的是鸡头米，黑色的是麻雀的肫肝，菜名叫做“黑白两兄弟”。王处长一听乐了，连忙翻译给西勒平听。哪知道，西勒平突然站了起来，本来笑容满面的他，变得异常严肃，他对我说：“谈先生，为了宴请我，杀死了近百只本应在蓝天中飞翔的麻雀！为此，我很难受！我回房间了。谢谢您的热情款待。”说罢，西勒平准备离席。从事外事接待工作2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我慌了，连忙拉住西勒平，告诉他，这些麻雀不是“在蓝天中飞翔的麻雀”，而是人工饲养的专供餐桌的麻雀！王处长也帮着解释，好不容易，西勒平重新坐了下来。但是，他再不吃“黑白两兄弟”了。

连王处长都不知道，我说了个谎。小时候我抓过好多次麻雀，没一次养活过。业内人士都知道，麻雀性格十分火爆，永远不可能“人工饲养”的。但是，为了挽留这位从来不吃野生动物的外宾，我只能胡诌了。

灌汤小笼和领带的故事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存在于诸多方面。比如，用餐时，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习惯于刀叉，中国人认为最简单不过的事，西方人也许会费很大的劲，甚至出很大的洋相。说到这，不禁想起好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我陪同欧盟外事委员会主席彭定康来到美丽的江南古镇——同里。

按照接待计划，中午，将由吴江的主要领导宴请主宾。可是，彭定康却以“已十分疲惫”为由，要求单独用餐。于是，吴江外办主任、友协副会长沈志刚，将用餐地点改在风光旖旎的同里湖上。在一艘古色古香的“官船”上，宾主分“舱”用餐。

菜肴以“苏帮菜”为主。上“灌汤小笼”时，沈主任突然想到许多西方人吃小笼时会出洋相，应该向客人“传授”吃小笼包的秘诀。可惜为时已晚，隔壁的菜肴比我们先上，彭定康见到小笼包，胃口大开，用筷子夹起一个，美美地咬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一股汤汁从小笼包溅了出来，落在他的领带上。沈主任入内时，正好看见这尴尬的一幕。下午彭定康还有公务活动，身边却没有替换领带，这怎么办呢？沈主任灵机一动，解下脖子上那条崭新的“金利来”，要和彭定康交换那条弄脏了的领带。彭定康愉快地接受了沈主任的提议。

沈主任回到我们这一桌后，连忙用毛巾擦领带上的汤汁，为给外宾带来的麻烦而自责。外交部的同志说，这也许是缘分，用不着自责，若干年后，这两条领带会成为彼此难忘的记忆。我同意他的说法，并且提议，既然换了领带，为什么不请彭定康在原来的领带上签个名呢？否则，谁知道沈志刚换下的是彭定康的领带呢？

沈主任立马行动。一分钟后，他回来了，那条领带上，多了彭定康的签名，而应彭定康要求，“金利来”领带上有沈志刚的签名。

彭定康离开吴江前，沈志刚请彭合影。镜头里，两人笑容可掬，手上捧的，正是交换的领带，其中的一条领带还散发着灌汤小笼的香味。

不吃鱼的总统吃了鱼

想起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时任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苏州的故事。

那天中午，我们于城西香格里拉大酒店设宴欢迎总统。事先了解到，总统平素不吃鱼。为此，提前告诉酒店，请酒店在配菜时注意。

菜以苏帮菜为主，清淡，新鲜，前总统吃得津津有味。最后一道菜上来了，是每人一客的松鼠小桂鱼，按礼宾顺序，前总统的菜第一个上。我不禁纳闷，饭店明明知道了总统不吃鱼，为什么还要给他上鱼呢？这分明是饭店的工作失误，严肃点说，这是个外事事故。我立即悄悄地叫来餐饮经理，询问此事。餐饮经理听了，竟一点不着急，笑着说：“谈主任，我们知道总统不吃鱼，为此，专门给他做了一条用冬瓜制作的‘素鱼’，服务员已悄悄地告诉总统此事了。此外，我们知道您也不吃鱼，所以给您的鱼也是素鱼。”

这时我才发现，服务员也给我上了一条“鱼”，一条栩栩如生的桂鱼。咬一口，酸中带甜，又脆又香，和坐在对面的赫尔佐克一样，我把素鱼连头带尾吃了个一干二净。

感谢你们，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员工！

扔不掉的“垃圾”

2009年，新西兰第37任总理，对华始终十分友好的海伦·克拉克就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读完新闻，我不禁想起若干年前克拉克访问苏州的轶事。

那天，作为新西兰反对党领袖、工党的主席，克拉克携其先生来到苏州访问。在苏州工业园区，克拉克主席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并表示，要向工商界人士介绍苏州，请他们来园区寻求商机，探讨合作。在苏州刺绣研究所，克拉克对巧夺天工的苏绣奇葩赞不绝口，欣然购买了一幅仿徐悲鸿“喜鹊登枝”的双面绣。我说，喜鹊报喜，这是好兆头。陪同来访的外交学会美大部的肖部长频频点头，说我一语中的，克拉克主席是新西兰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很有可能在近年内执政。克拉克呢，笑而不语。

次日下午，克拉克夫妇离开下榻的竹辉饭店。汽车刚要发动，一位宾馆服务员边呼叫边挥手，气喘吁吁地跑到车门前，告诉说，客人把一双新的高跟鞋忘在房间里了，说罢，他递给克拉克主席一个塑料袋。克拉克接过鞋，朝他先生很神秘地笑了笑，然后，边谢边掏出10美元小费给服务员，服务员执意不收。此时，我为这位服务员的素质而骄傲。

此后，我陪同克拉克夫妇游览了留园。不到两天，我和克拉克夫妇成了很好的朋友。在留园“又一村”，克拉克主席为我签名留念。在高速公路入口分手时，克拉克主席向我表示衷心感谢，然后，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那双高跟鞋是新的，但是有点蹭脚，所以，是她把鞋扔在宾馆的。这时候，肖部长插话说：“在前一站无锡，克拉克主席就想把它扔了，可是，无锡的服务员把它给送回来了。所以，我给出了个主意——请您帮忙把这双鞋处理掉吧。”我欣然接受了这任务。

时光荏苒，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反对党领袖担任总理要职后，继而又成为联合国的重要官员。不知道克拉克还记不记得苏州之行，记不记得我告诉她的“喜鹊登枝”的寓意，记不记得那双扔不掉的高跟鞋？

(XYS202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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