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为什么也反对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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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无疑是近两年来最受热议的社会议题之一，但它也经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是按性别来划分阵营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权，而女性则应该都会支持女性，毕竟这事关女性的权利。

然而，现实其实比这复杂得多了。

1

女性未必支持女权

曾有不少老读者跟我说过，“你写的各种话题我都感兴趣，唯独女权的看不下去”。

至于看不下去的原因，则种种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惯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有些人认为在现阶段，“连主流男性都没得到权利，哪里轮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恶女权诉求造成社会对立，“无论谁犯法就该被抓起来 ，这和女权没关系，最讨厌借任何事挑动两性对立”；还有些人认为女性相信“西方那一套”是被洗脑了，没有独立思考；也有人嘲讽我一个男人谈女权“很可笑”，是在“讨好女人”或赚取流量，动机可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每一类人中，都不乏女性的身影。

这其中最常见的，可称之为一种对女权的审美式反应：有些人虽然支持女权，但却不喜欢一些女权主义者“太激烈”——他们反对的不是女性权利诉求本身，但要求你姿势好看，讨厌你反应过度、歇斯底里。

吊诡的是，这种看法厌烦女权主义者的情绪化，但他们自己的反应本身也是出于一种直觉式的情绪化反应。他们相信现在的女权活动已经走火入魔，而他们自己“不反对女权，但反对那种‘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女权’的专断”——然而这种专断本身，其实并非女权的特征。

很多人相信，女权是好事，但得“慢慢来”，属于“第二阶段”的事，好比盖楼要先打好地基，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根据这种观点，女性即便得到了一些好处，也是超前的、不正常的，随时可能归零。

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似乎觉得这种“权利”是一种资源分配，“正常人”都还没得到，就轮不到更边缘的群体，诸如女人、残疾人等等。

连很多女性都接受了这一套，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将人群分优先级的预设，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争取权利，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而是同一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由于“权利”被视为有限资源的再分配，女性权利诉求也就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获得了更多利益，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乃至眼红，“激化社会矛盾”。

不少女性和我说，自己周围的男性人都很好，彼此相处得很愉快，也因此，她们不能接受现在把男女搞得很对立的女权话语，转而主张“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促进男女互相理解、互相欣赏。

换句话说，她们寄望于实现社会整体框架的和谐，也就是不打破鸡蛋就能吃到煎蛋。

既然相信自己的权利诉求在现有框架下就能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很自然地，很多人进而认为“中国已经两性平等了，比国外好多了，不需要闹女权”。

不止一位女性明确跟我说，真的没感觉到有什么性别不平等，所以无法理解现在很多的女权主张，觉得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就是在要求特权。

这么想的人，往往是一些大城市里生活优渥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环境可能确实比较宽松，甚至颇受优待，因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断言不存在女性被贬低的现象，态度甚至比男性更坚决，因为女性的身份反而使她们可以无所顾忌。在西安地铁事件时，就有朋友和我说，就是这类女性认定那个当事女性是活该。

有时候，这样的想法或许出于天真，她们是真的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所以丰县事件才让那么多人震惊；但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碎片化相当严重，每个人看到的现实迥然不同，很多人之所以争吵不休，原因就在于误以为彼此谈的是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以至于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

本来一个人就难免受自己身周习惯边界所限，如果你又完全接受而没想过走出舒适圈，那么对限制的感受也不会太明显，只有当你尝试超出这个边界，向前走得越远，感触才会越深。

2

错位的批评

当下的很多女权主义者似乎在潜意识里相信，实现女性权利的最大阻碍来自前现代理念，尤其是那种结构性的男权传统，只要打倒它就能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现代理念有时也会成为对手。

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反对女权的既不一定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更不一定“愚昧无知”。

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中，不时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女权主张规定了“女性应该是怎样”，这本身就不可忍受。

她们进而嘲讽，那种对男权话语的批判早就过时了，自己18岁就会背了，种种话术都可以一日速成，但把一切都塞进霸权vs弱者之争的意识形态摸具里，就是解放自己心灵和肉体了吗？

这种看法认为，一个人不分性别，无须他人指点，有权自己决定怎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位就在网上如此宣告：

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血肉之躯的活人，化妆与否这事，穿不穿高跟鞋这事，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选择，都是为我自己的舒适便利、身心健康、美学品味、社交生活服务的。

宣称女性已经被男权社会系统性戕害到了丧失整全的自主意识，以至于都不能用基本常识来清楚地辨别和断定自己（应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连无伤大雅的日常穿戴都要摸着良心自我省察一番，这不是在坚固，而是在贬抑和幼化女性个体。

那么下一步如果是由女权理论家挥斥方遒来规定什么才是真为女性好，以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爱美，是不是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

不难看出，这种声音相信每个个体有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既不感觉受到了系统性剥夺，甚至也反对将女性生命中的一切艰难都归咎于此，进而相信女性尊重男性、喜欢孩子也是自主的人生选择而不应该被边缘化。

按照这种看法，当下的一些女权诉求不过是“宣泄你未竟的青春期的愤怒，以及为一件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的事情感觉良好”，反倒印证了男性群体对女性的某些偏见。

这无疑是相当犀利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此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还在为之争取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本来女权的诉求正是为了让个体可以自主地做自己，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声音本身就是女权的，而它反对的，其实倒不如说是女权理念的意识形态化。

也正因为自认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权利，这种主张不是在性别二分的框架底下看待社会问题，而是不分男女都看作平等的个体，拒绝任何群体化的标签，就像撒切尔夫人那句名言：“没有所谓‘社会’这回事，只有一个个的男女。”

根据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你的每个决定都是自主做出的，也就得自行承担责任：“你就是你，单数的、理性的、有完全责任的你，你不是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任何年代都不能背锅你的无知与懦弱，也不能买单你的傲慢与偏见。”

现实是，正因为还有太多人远远没能作为自主的个体自由选择，女权诉求才有其必要。然而落到实处，却可能出现各种错位。

北航有个传统，教室里前两排座位留给女生，但近两年来的新生却不肯守这个规定，提出既然性别平等，那就应该先到先得。

同样的，也有很多人振振有词地主张，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要“女士优先”？既然女性要求平等，那就平等竞争好了。

这些看起来似乎没问题，但当社会上的结构性不平等尚未消除，而个人也尚未能做到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掉进一个陷阱：让弱者吞下苦果，合理化了当下的所有选择，因为据说这都是你自觉自愿、也应当为此负责的。

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权力下放回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最终仅仅产生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

正如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洞察到的，“自我责任论将本来应负责的人们从责任中解放出来，而将责任推向不应负责的人们。”

3

女权，什么样的女权？

虽然这两年女权活动看起来声势浩大，有些人甚至断言它已经成了一种霸权话语，但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就不难发现，它其实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连“女权”的确切内涵都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种误解，才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已经席卷舆论场的错觉。

本来女权就有诸多面向，到现在仍然处于各执一词的状态，没有人能说，“只有这样才算是女权”。所谓“田园女权”可能是最遭男性厌恶的那种“女权”，但在一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看来，那根本不能算是“女权”。

更复杂的是，很多女性看起来反对女权，但其实她们自身的意识就是相当女权的。当然，女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即便女权内部也有不同的主张，反对一种看法，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支持男权。

也就是说，不仅反对女权的不是同一拨人，甚至他们反对的也不是同一种女权。

在各国女权主义兴起的历史上，女性内部一直都会存在各种复杂多元的声音，有时甚至发展到对立的地步，特别是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彼此的立场常常迥然不同。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将之归结为男权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

中国家庭也不例外。淡豹的小说《乱世佳人》写活了一个认同父亲的女儿形象，极好地刻画了家庭中不同女性角色带来的内在紧张感：

实际上，二十多年来，从她是小女孩时到现在，她始终是使用母亲而爱父亲。不都是这样吗？无数的女儿不都是这样吗？如今她仍旧依赖母亲，需要母亲帮忙照看孩子、监管保姆，但又反感老人溺爱，不教孩子规矩，也不听教训，还有动不动撂挑子的脾气。不都是这样吗？无数的女儿不都是这样吗？这世界上难道有谁真正爱自己的母亲吗？一代代扣紧的难道不就是女儿憎恨母亲的链条吗？

最终，要直到女儿也经历母亲类似的痛苦，才发现“我是另一个女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来判断，但当一个社会日渐多元化发展时，这却随之会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割裂：哪怕都是女性，但人与人之间的经验难以共通，一个人为之气愤不已的事，另一个人可能毫无感觉；你还在竭力去争取的权利，她却可能觉得早已获得，甚至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激烈。

这种割裂感，实际上本身就是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乃至依附性地位的证明之一，正是因为这种割裂，她们难以形成一种共通的身份意识，进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更关键的是，很多女性自己也不愿认同女性身份。在女性高管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突出、或倾向于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原因是不想被人认为是受照顾才坐上这个位子的，又或者是觉得“女性”远不如“高管”这一身份重要。这倒像是某种见不得人的卑微出身，越是成功的人就越是倾向于去掩盖它。

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永远是困难的，但这正是当下所欠缺的。在我所看到的现象中，大部分女性与其说是“反对女权”，倒不如说是无法理解另一个女性的处境——有时甚至自认很理解对方的处境，但还是遗憾她们被带歪了、走岔了，行为是不理性的。

然而，假如你能真正代入她们的感受，或许会发现，她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干什么。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女性争取权利与男性保留权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厘清边界。

当一个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女权也是由此衍生的，只不过主体是女性而已。吊诡的是，恰恰是那些个人权利很强的女性，反过来觉得女权是没有必要的框框。

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当下社会语境的高度复杂性，但真正的问题是：仅仅个体化的行动并不会带来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推动什么，那就不仅需要对社会的反思，也需要对自我意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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