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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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chenqin​ 发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始对这样一件事抱有怀疑：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到崩溃边缘？有没有遭受严重损失？

由于长期只有一种官方宣传声音，连这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怀疑竟然也慢慢滋长了起来。现在，被这样的观点所影响的人已经为数不少，感觉还是需要做一点简单的科普，来做个纠正。

（上一次出现这种对官方宣传的大规模反动，大概已经是《蒋委员长铁血卫队大战雨花台》之类的帖子大行其道，微博上出现一大批国民党粉丝的时候了。其实，这两者很接近。）

为了「不要让谣言重复一千遍变成事实」，我感觉有必要写这个回答。

下表来自李成瑞的论文《 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该论文写于 1984 年，他将建国以来经济数据较为完整的年份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比较。

可以看到，从 1967 年到 1976 年，是各项产出指标全面落后的时期——十四个指标全部落后于 1977-1982 年，还有十个指标的增速比 1953 到 1966 年要低。

但这张表并不能打消人们的所有疑虑，反而成为了怀疑的起点。从这张表开始，一些人构建了他们对主流宣传怀疑的理论框架：

1，文革期间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加速提供了基础，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不来自改革，而来自文革。

2，文革之后，工资大幅度提高，享受消费增加，虽然短时间内提高了经济增长，但挤出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造成了 80 年代末期的经济波动。

真的是这样么？

一，结构失调

首先从「积累率」这个名词开始讲起。积累率，可以看成是你为了未来的消费而放弃的当期消费。这部分被放弃掉的消费，通过一系列投资建设，变成了下一期的生产力。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6》

从上图可以看到，中国的积累率仅有两个明显的波动，第一次是在大跃进初期快速上升，而在大跃进后期所有项目一律停工时降到谷底；第二次是在文革初期全国内乱时下降，而在 70 年代初三线建设进入高潮时上升。而其他的时间段，积累率都较为稳定，在 30% 到 35% 左右。

很显然，“文革期间进行了高积累”这个论断，从积累率这个数据上看并不能得到支持。那么 “文革高积累” 这个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就要看另一个指标——历年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上表列出了不同时期的一些主要工业品的新增生产能力，为了便于查看，这里按照不同的五年计划来划分，其中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和一部分五五计划（1976-1980）的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是在文革中建成的。

可以看到：

1，在钢铁与机械行业、支农行业，文革期间的产能增加非常明显

3，在能源行业和交通行业，文革期间的产能增加与文革后相比各有高低；

4，在轻工业产能增加上，文革期间的产能增加相对很少。

不过在很多「工业党」看来，只有钢铁机械和支农行业算是积累，其他部门，尤其是轻工业，压根儿不算产能积累，这部分产能增加也就被他们无视了。

不能否认，钢铁、机械和肥料是工业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可这谁不知道呢？连屏幕之前的你我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可是为什么文革之后，这两部分的产能增加被减少了那么多，而轻工业的增长成为了主要积累？

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知乎上看到了太多的片儿汤话，什么收买阶层啦，寅吃卯粮啦，这话谁都会说，但还是那句话——连你都知道是寅吃卯粮了，那时候的人们不知道？

这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文革期间的两个基本经济特征上来，才能理解文革后的产业方向大转型：

1，十年不涨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

工资不变这个特征在这个回答大数据技术是否有可能拯救计划经济？ - 知乎 中也提到过。工资十年不增长，是积累率太高的缘故吗？不是，从前面积累率的变化看，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差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 77 年之后的工资能快速增长。

但在平均工资不变甚至下降的基础上，工资总额却在不断提高。这个现象叫做「低工资，广就业」，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坚持的政策。而文革时期，是这个原则被实施得最极端的阶段，这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是分不开的——为了防修反修，因此极力避免劳动生产率的人与人差异扩大。

这个原则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为了让最广大人民分享经济受益嘛！但是当这个原则被引向极端时，平均工资不能动，工人增加却相对容易，人们便采取迂回战术，用增加就业人员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降低。

当然，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在当时并不重要，他会被套进「经济主义」或者「唯生产力」的大帽子里面，被狠狠批判。

2，生活水平不增反降

除了平均工资不变之外，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了下降。62 年大跃进结束后，在 63 到 65 年，「抓吃穿用」政策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但是，随着文革开始和三线建设的铺开，吃穿用政策无疾而终，重工业偏向的政策重新占据主流。

上表可以看到，在粮食和食用油方面，在整个文革期间基本没有增长，如果说这个部分和化肥与合成氨相关，因此增长缓慢也情有可原的话，布和食糖的增长在三线建设全面铺开的四五时期也非常缓慢。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上表为各个时期不同房屋的建筑面积，单位是万平方米。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的住宅、学校和医疗机构的建造都比较缓慢，一些指标比文革前还要慢许多，尤其是住宅，1966 年到 1978 年竣工的还没有 1953 年到 1965 年竣工得多。城市居住环境和公用事业发展，在文革期间非常缓慢。

想想看，十年不涨工资，十年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十年了住的房子越来越小——但国家仍然在重工业上加大投资。

不是说国家不能投资重工业，而是如果在投资重工业的同时，让民生相关的工业一点点都得不到发展，结果会如何？

在防修反修和集体主义占据绝对主流的年代，你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人，把人们看成一个个细胞。突然，国家要健身了！于是各种忌口，劳其筋骨，一年后获得了一副美好肉体。

但是，一个个人，并不是完全听从大脑指挥的一个个细胞。他们不是不可以参加国家的工业化大计，不是不可以暂时性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时间长了，他们是会不满意的。当这样的不满意越来越多，下一个步骤就是补欠账了。

就好像健身到一半，身上的细胞不干了，大病一场，你不得不进医院躺上一个月，花很多钱，吃上很多营养品，身上刚刚练出的肌肉也消耗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把「因为健身太狠了而不得不在医院躺一个月」这种补上欠账的行为看成「寅吃卯粮」，未免就有些可笑了。

二，效率低下

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里，我们可能还只是将文革看成是一个经济比例失调的年代。但事实上，文革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效率上，包括工业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而工业效率和投资效率的低下，则要从当时的工业组织形式上破题。

在这个方面，最好的著作是夏尔 • 贝特兰的《大跃退》。贝特兰因为 1976 年政治风向的变化，在 1977 年辞去中法友谊协会的主席，并在 1978 年写下了对文革后一些问题的看法，即《大跃退》。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分左派「防修反修」的大预言和圣经，但也同样让我们看到，在「防修反修」的同时，还要提高生产效率，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为了制止修正主义路线的露头，坚持工人阶级的绝对领导，要反对的东西有很多——要反对一长制，要让工人能有很高的权力反对规章制度，要制止企业的唯利润倾向，要坚持工资上的平均主义——可是这样做确实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和生产的一些混乱。

资料来源：中国煤矿伤亡事故统计分析资料汇编（1949-1995）

上图可以看到历年来不同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变化。可以看到，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都很高，而与此同时煤炭挖掘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乡镇煤矿在 80 年代后期的死亡率增高，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讽刺的是，在工人阶级真正当家做主的阶段，工人的生产死亡率更高了——说完这句话，我已经替一些人想好了回复，「你以为资本家 / 修正主义者设立的规章制度真的是为了降低工人死亡率吗？错！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剥削工人！」我可不打算回复这么永远正确的话，不过我还是先替你问了。

在文革阶段，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瓶颈出现在铁路运输方面。铁路运输的问题说难不难说简单也很简单，那就是无法准点，运力被严重限制。邓小平 1975 年回到领导岗位开始抓经济，第一件事儿，就是抓铁路。1975 年 3 月 5 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说：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 还是要集中统一。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而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 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值班不准喝酒，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

严格的规章制度！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值班不能喝酒！这么修正的论调，毛泽东照样批转了他。毛泽东看不出他修正吗？还是毛泽东认为在此时有比防修反修更重要的任务？看看下图的各个五年计划的正点率，就明白了。

资料来源：中国铁道年鉴（1999），注意坐标轴下限为 70

工业生产效率的降低，事实上直接影响了文革时期的积累效率。

我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建国后到 1985 年的所有重大建设全部保存了下来，计算一个指标——文革间的建设和文革之外的建设，在效率上有什么区别，在同样的生产能力增加前提下，建设工期分别要多久？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为了防止三线建设的「山散洞」对建设难度的影响，我在计算时特意控制了建设地区，并主要分析那些在同一地址兴建的多期工程。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间进行的建设，除了火电厂的建设速度更快一些之外，其他的基本建设速度都要低于文革之后，差不多在一半左右。事实上，不少重大工程的建设速度还远低于文革前。同样新增产出的重大工程，在文革以外需要 3、4 年造好，而在文革期间要花 6、7 年。

建设效率的降低，意味着文革的积累还出现了大量的浪费，平白拖长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战线，占用了大量本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资金。一些在文革时开工的建设战线铺开过长，也从另一方面导致 80 年代初一些建设项目被迫下马。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主要结论。

1，文革期间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在积累率与文革前后差别不大的同时，基本上完全忽视了人民吃穿用的需求，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保持停滞。而 80 年代的轻工业偏向的建设，很大一部分是在补文革期间人民生活水平停滞的欠账。

2，文革期间的生产、建设效率严重偏低。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投入下，却得到了更低的回报，造成了更大的生产伤亡事故。而这些，与意识形态和文革期间的工业组织形式是分不开的。

文革的经济缓慢发展，和八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分别来自哪里？贝特兰其实说得很对，那就是中国原来不「修」，而后变「修」了，在很多地方变得和苏修一样了。修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导向，但同时也导致在生产率差异下，自由主义开始从个别积累慢慢滋长出来，并最终导向了双轨制。

双轨制下，无论是要并轨，还是要消灭其中一条轨道，都难以避免动荡。80 年代末期的价格闯关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什么「80 年代初的寅吃卯粮」或者什么「80 年代初的全民狂欢」吗？

大错特错，那是在修正之后社会主义的不断退却的必然结果。最后一点社会主义残余，就是在 80 年代末的强烈对比之下被完整地显示出来，并且最终被消灭掉了。

知乎用户 改之理 zcw​ 发表

我是来反对

@通吃岛岛主

的。我觉得他主页的一句话很好：“数学是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数学不能代替思想”。

首先大家肯定都知道一个道理，复利的增长很可怕。一个国家只要每年增长 1%，70 年就能翻一番。我们还知道，股票的一个诀窍是 “不要输”，因为 100 块变成 50 块是变成原来的 50%，而 50 块变成 100 块，则需要变成原来的 200%。

这样我们再来看通吃岛岛主给的图，就很有意思，1969 年比 1968 年增加了 16%，太牛逼了。为什么这么牛逼？是因为 1967 年和 1968 年都在负增长！（我提醒大家，负增长是多么罕见！），而相对于 1966,1969 年不过是从 187xxx，变成了 194xxx。
什么意思？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
考虑第一年 100 块钱，假设第二年变成 90 块钱，第三年又变成 100 块钱，是不是这钱没有多也没有少？所以增长率是 0. 但是我们按照通吃岛岛主的方法算增长率呢？第二年的增长率是 - 10%，第三年的增长率是 11%，所以增长了 1%！！！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导？是因为他计算平均增长率的方法，是把每一年的的增长率相加，然后除以年份，也就是求算数平均数，由于每一年计算增长率的基数，也就是分母不一样，这样的增长率可以是误导性的。

我们应该怎么算？我们算平均增长率，就假设这几年的增长率相同，都是这个平均增长率，然后按照复利计算，这样求出来的就是靠谱的。
举个例子，同样是那 100 块钱，我们假设这三年的增长率是相同的，到第三年是 100，第一年也是 100，所以平均增长率是 0，而不是 1%，是不是靠谱了呢？

这样看，通吃岛主给的三个时间段的平均增长率，就是有误导的。我们按照这种方法重新计算一下，这三个时间段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66 到 1970：4.71%（而他给出的是 7.44%），1971 到 1975：5.32%（而他给出的是 5.96），1976 到 1980：10.71%（而他给出的是 6.62%）。

看出问题来了吧？按照他的计算，文革头五年是比文革之后五年增长快的，而按照我们的计算，文革之后五年比文革头五年增长快！完全反过来！

那么哪个靠谱？看看 1970 年的数是 1966 年的多少？是 1.21 倍。那么 1980 年又是 1976 年的多少？是 1.535 倍。怎么可能同样是增长了 5 年，增长快的反而比增长慢的倍数少了？显然他是在误导我们。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就是因为文革时期增长的波动特别大，竟然出现巨大的负增长，这样的增长率就是不可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去股市，人们教育你们说：稳定的较低收益率，比波动的较高收益率，最后的收益更高！

我最后提醒大家，复利的特点是，小小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提高，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例如，按照我们的计算，文革之后五年的增长率是 10.71%，文革头五年的增长率是 4.71%。如果我们假设从文革，也就是 1966 年计算，直到 2015 年，如果按照 4.71% 计算，我们增长成多少？我增长成了 1966 年的 10.05 倍。如果按照 10.71% 算呢？我们增长成了 1966 年的 190.16 倍！
有没有吓死？

所以经济增长问题，1% 的差异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1% 的差异 70 年就会造成 2 倍的差异，10% 的差异 10 年就会造成 2 倍的差异！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研究的重点，而一个国家长期的增长问题才应该是经济研究的重点。

所以我认为通吃岛主，要么在误导人，要么就是基本的功底不够。

然后说他说的低估问题，由于我不懂经济核算，所以没有发言权。究竟低估了没有，低估到什么程度，我也无从得知。

知乎用户 远古善良自由党 发表

前段时间看了本 1966-1976 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豆瓣)，感觉还是有些内容，就零散的说一下的我的一点看法

一、没有崩溃、但人民生活在赤贫之中

这个时期的经济，有一个说法，叫做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带有某种夸张的成分。

文革时期，经济虽然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在 67、68 年这样的全面混乱阶段。

但总体来看，它对经济的破坏还是不如大跃进。

非正常死亡人数也不能跟大跃进带来的相比。

称之为崩溃是有些过了。

但是这个体系没有崩溃和体系没有问题是两回事。

实际上，当时计划体制的弊端已经彻底暴露。

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赤贫之中。

上面知乎用户：如何看待 1966-1976 所谓「探索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给了一张直接的具有冲击力的照片

这种赤贫表现在数据上。有

（一）多年不涨工资，甚至还下降了，从 1966 年的 636 元，下降到 605 元。

（二）人均消费水平低

1976 年，我国粮食人均消费量为 381 斤，甚至比 1956 年的 409 斤还要低。食油的消费量为人均 3.2 斤， 大大低于 1956 年的人均 5.1 斤的数据。棉布消费量为 23.7 尺，而 1956 年为 29.2 尺。

即使在重点保障的首都北京，基本上所有的商品也都是凭票供应。如芝麻酱、淀粉、食用碱这样今天超市可轻易买到的商品当时每月只供应少量。瓜子和花生每年春节才供应一次，每户 100-250 克。当时有三大件的说法，即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这几项在今天可以说是满大街都是的便宜产品的东西。在当时是各单位紧缺的抢手货。

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后门盛行，而能够接受一些额外的产品的售货员、饭店服务员等成为热门职业。

（三）住房面积狭小

1978 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只有 3.6 平方米，甚至低于 1952 年的 4.5 平方米。

各大城市里面，缺房户平均高达 30—40%。三世同房、四世同房非常常见。

（四）服务质量差

当时的商业服务业渠道单一、网点稀少。

在 1974 年五一期间，大量持有外地介绍信的人到京，结果北京完全消化不了。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只好睡在诸如火车站接待室这样的地方。

在文革的政治氛围下，本来就不高的服务质量就更差了，有些地方理发店不给客人烫发，照相馆不给烫发的、穿西装的、穿花衣裤的照相和洗印。

有些饭店让顾客自己洗碗。

特别是中国周边是韩国、日本、台湾、香港这样在全球都很成功发展的经济体，这个差别就尤其显眼了。

在当时，已经有大量的人逃港了。

震动中央的 “大逃港” 风潮 – 文史 – 人民网

如果在继续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搞下去，那么中国大陆和这些地方差距会越来越大。搞不好一个大陆的经济总量都不如台湾也有可能。

到时候整个国境线，恐怕就是一条偷渡线了。

这种情况，对于当时 TG 一些领导来说，也还是有震动的。

比如周恩来就问过说，为什么我们一个大陆，总的出口总值只比台湾大一点点。

这种竞争压力下，促成了未来某种改革的可能。

二、不要迷信现在推测的当时的 GDP 数据

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什么 GDP 数据的。

当时统计的是工农业总产值一类的。所以你看计划经济时代，最常见的数据，就是今年产了多少钢、多少水泥、挖了多少煤一类。反正就是一堆数量指标。

当时连市场都没有，那个 GDP 能靠谱吗？

那位通吃岛岛主就拿个那个数据在那里比。

能比出什么呢？

没有太大意义。

现在当然有一些关于计划经济时代 GDP 的推测，但是这也就是个推测罢了。

有些时候，逻辑比数据更靠谱。看看人的生活水平，再看看用脚投票的情况，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三、总的经济运行趋势是三起三落

“一起”：1966 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落”：1966 年底到 1968 年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二起”：从 1969 年新 “跃进” 到 1973 年经济调整

“二落”：1974 年 “批林批孔” 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再度冲击

“三起”：1975 年经济整顿取得重要成效

“三落”：1976 年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的经济危局

大家不太熟悉的可能是 1970 年之后的新跃进

我有个答案介绍了这个远古善良自由党：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波动？

四、文革时期计划高层的主导思想是战备

这个从 1965 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就是如此。

毛本人推翻了下面制定的较为均衡的目标。

指出重点在于战备，尤其是三线建设。

至于轻工业和农业等可以发挥主动能动性。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和美苏印以及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很差，时时担心被打。

五、各行业的情况

工业 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一个空前的事情，政府将大量人员送到中西部地区，甚至指望各大区都能自给自足。硬是在一些山区搞出了一些工厂。

工业指标上还是有一些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数量上的发展并不代表了技术上的进步。

十年文革期间，在钢铁行业、船舶制造、核工业、微电子等领域，我国的技术都远远落后了。

农业 以粮为纲和大寨

农业重视粮食生产，甚至破坏环境都要来开垦田地，比如一些草原地带。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而且众所周知，这么重视粮食，中国人民似乎越来越吃不饱了。

文革时期另一个农业方面的著名事迹就是大寨。在当时农业学大寨蔚然成风，年年都在宣传。就是搞搞精神动员。

外贸 四三工程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略有改善。这个时候，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化肥，更是被很多左派人士高度称赞，据说粮食增产都是靠这个，不靠联产承包责任制。

可是奇了怪也，这建国也这么多年了。工业基础都号称建立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个化肥还不会造呢。还要去依靠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

水利

左派人士热爱吹嘘在毛时期的水利工程。

然而当时的水利工程真的那么好吗？

确实有很多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作用。

但是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往往是挪用了农民的农业劳动时间，而且往往不会给农民足够的补偿。

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所修就修，不用算经济账。

事实上对生产的拖累作用也很大。

而且很多工程，还是低质量的，现在大量的病险水库就是那个时候修的。

在水库大跃进的背面就是病险水库的大量出现。

最严重的事故就是 75 年的板桥水库。

更别说，有些工程事前没有科学的规划，完全凭借长官意志胡来，结果修了一半，修不下去了，纯粹劳民伤财。

比如 1970 年，万荣县盲目动工所谓的 “跃进泉”，结果搞了 4 年，花了 40 多万，一滴泉水都没找到。

最著名的势力是昔阳县动工兴建的 “西水东调” 工程，总投资 5000 多万，结果搞了 4 年，仅完成计划工程的 38%。

还有河北怀来县修的所谓 “军民大渠”，从 70 年开始建，到 80 年都没完成通水。而且试一次水出一次问题，有一次居然把京包铁路给冲断了。

还有安徽搞的 “淮海河网”，徒然打乱了水洗，引发灾情搬家，而其根源，也在于部分安徽省领导主观想象胡来。

对外援助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援外的最高峰。

这个时期的对外援助，最高居然能占到财政开支的 7%。有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接受了可用几十年的装备，高端铜管用不完居然当电线杆。而这些物资当中有些还是用当时中国宝贵的外汇换来的。

科技

只想埋头搞研究，在文革期间是个奢侈品。即使科技部门，同样也遭受文革风暴的波及

就不用说大学不招生、废除高考等措施了。

知乎用户 不睡觉假扮王祖贤 发表

如果只考虑题主提到的年份的话，中国经历过两次危机在当时。 但是把时间稍提前一点更好，就从 1958 年开始。

1958-1960 危机一。 苏联援华投资中断。

1968-1970 危机二。“三线建设” 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1974-1976 危机三。大量的西方外债 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导致 最后一次 “上山下乡”

危机一

1958-1960 由于主权问题导致苏联当时直接撤走对中援助。

直接的表现就是，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 “五年计划” 胎死腹中。

由于失去了援助并且，国家需要转型工业化，1958 年提出 “调动两个积极性”（试图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依靠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地维持对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财政收支统计，1958 年，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从 1957 年 29% 上升到了 1958 年 55.7%。

但是，初尝财权，计划权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在没有来得及建立工业化必需的 “学习机制” 情况下，一般只会参考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积极推进地方工业化，才有了看似荒唐的 “全民大炼钢” 和“大跃进”

同时，财政占比在 1958 年陡然下降到仅 20% 左右的中央政府，则以增发货币为手段快速积累。 终于在 1960 年爆发了赤字危机。

1960 年，一方面国家实现了新中国最高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很难再靠地方投入维持增长势头，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并且由于片面强调扩大基本建设领域的政府投资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城市经济进入了萧条阶段，由于投资被迫中断，城市就业随即从 1960 年的最高 1.3 亿，陡然下降到 1962 年的 4537 万。 所以产生了 “上山下乡” 运动来安排大量的的城市闲散人口。

危机二

被人看作 “极左” 革命年代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发生了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来的第二次周期性危机，除了一般经济因素之外，还具有典型的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的特点。

当时中国一方面出于国际封锁，和周边地区高度紧张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五十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一直就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这些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化上层建筑都在中国接受前苏联投资形成的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须做出调整的特殊阶段，具有直接反作用。这个复杂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额对外债务之后的城市经济，第二次遭遇到了” 赤字 + 失业“形态的危机。

由于处在战争的边缘，当时为了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发展核武器，同时还要把沿海地区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 “、地方工业” 小三线 “的战备经济模式。如果不考虑当时的环境的话中国经济在当时是绝对负面评价，中国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 三线建设 “，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而且这种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 纵向 " 的调整原来工业结构，且转移到内陆地区相对分散，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当时 60 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

危机三

在 21 世纪前，国内产能过剩压力正可以借开放之机寻求国际市场的释放，而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也可以向中国要素低估扩张。

当时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 ：中国从 60 年的中后期到 70 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 42.4 亿美元。同期，中国马上出现了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苏东 “对外开放” 的“一五”计划完成后的类似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 1974 年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 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 800 亿。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1974 年政府不得不进行 “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来向农村嫁接危机。但是由于 “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加上大量投资，城市年轻人不愿意相应号召，社会不满情绪逐渐增加。

接着。老一辈具有战争所赋予权威的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相继去世。 新任领导班底，客观上缺乏宏观经济调整的政策经验，1977-1978 年中国政府在华国锋等领导人的主持下尝试进行更大胆的对外开放政策。“八二方案” 大规模从日本和欧美引进投资，仅 1978 年一年，就签订了 22 个大型项目合同，其金额高达 78 亿美元，并且还达成 50 亿美元意向。而 1978 年我国财政收入才不过 1132 亿人名币。

这次大胆的引进投资也导致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其结果就是引发了典型的 “滞胀” 形态的严重经济危机。

知乎用户 张程初号机 发表

复活第一答

首先，要谈发展情况，我们得先明确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像某些答主一样，以自己默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准来衡量那个时期，是典型的前提错乱。

这里仍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谈起。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因为第一目的是要把东西卖出去，要交换，所以才只能把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作为利润的来源。然而，当生产需要的直接劳动越来越少以后，真正巨大的社会财富实际上是来源于每个人全面能力的发挥，这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可以计量的。因此也就描绘了未来生产的原则。使用价值本身就是财富，如果经济发展并不是以交换为第一原则，那么它就只是和人的需要进行对比了，当年的经济体制反对生产以利润挂帅，就是这个思路。就好比社会是一个人，这个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这里需要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明确写道：

而社会主义生产呢：

简单说就是，不要看钱了，为了 “功能” 而生产！

既然是为了功能而生产，那么最能衡量发展好坏的，就是这段时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答主在此做了一个编年，供各位参考：

一、本编年相关技术成就的入选，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标准之一：

（1）中国首次出现；或

（2）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标注 “X 月” 的为具体月份暂时不详。

1966 年

5 月 中国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5 月 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 月 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

10 月 中国建成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

10 月 中国制成的第一批 1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

1967 年

1 月 中国第一台载重 150 吨中型平板车建成。

6 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 月 中国第一台 100 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煤矿单巷长距离通风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

10 月 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 月 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2 月 中国第一台电炉液压自动装置试制成功，标志中国电炉炼钢自动控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月 杭州机床厂 MM7120 型精密卧轴矩台平面磨床投产，在加工仪器、仪表和工具的平面、侧面、斜面和槽面时，可以达到国际上最先进的 “四花十四级” 的最高光洁度。

1968 年

1 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轮通过验收。

1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多学科科学考察。

2 月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5 月 西宁电动工具厂和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联合设计试制成功了一种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羊毛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月 阜新发电厂的软化水处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并试制成功了第一批静压传动内燃机车，使工矿内燃机车的生产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9 月 中国第一台小型简易氢气发生设备试制成功。

9 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某型齿轮磨床，其精度、效能都超过国际水平。

9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座镀锌设备。

9 月 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日全食现象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综合观测，使中国日全食研究工作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0 月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

10 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M9017 光学工具曲线磨床。

10 月 中国第一台转盘注射机制成。

12 月 中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机制造和试钻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9 年

1 月 中国建成具有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三期工程。

1 月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液压自动抛光机。

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口径机顶排灌设备。

1 月 上海制成高精度新型铲磨机，精度远超国外同类产品。

4 月 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巨型油轮下水。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新式大型液氮罐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压铝模，为工业生产填补了一项空白。

4 月 上海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齿轮滚刀热轧机。

4 月 上海第五机床厂试轧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切削冷轧二级丝杆。

4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韶山型大功率半导体干线电力机车。

4 月 中国制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管子自动切削机床。

5 月 中国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 “庆大霉素”。

6 月 中国发展普通低合金钢获巨大成就，用我国特有的某些合金元素制成的犁铧钢、大桥用钢、钢筋用钢、电站用钢、采煤机械用钢等，超过国外同类名牌产品。

6 月 我国最大的两台农业用水泵试制成功，整个水泵自动控制程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月 中国第一款自行设计的歼击机歼 8 首飞。

9 月 中国第一批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矿用十五吨自卸载重汽车诞生。

9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大张塑料复合钢板机组，轧出了我国第一张大张塑料复合钢板，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试验成功了第一台用于合成氨生产的大型粉煤气化熔渣炉。

9 月 中国制成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同类型的高精度圆刻线机。

9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诞生。

9 月 中国第一台高精度摆线齿轮磨床制造成功。

9 月 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 月 中国首次设计研制的东风 4 型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五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标志着我国机车制造技术已经进入先进行列。

10 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

10 月 中国建成当时最长的双曲拱公路桥——沭阳新沂河大桥。

10 月 中国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诞生。

10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红旗牌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试制成功。

10 月 制成中国铁路第一台自动化养路捣固车。

10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大型块煤装卸机械。

10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批高级特种工业用的极薄型纸。

11 月 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炼油工业控制计算机诞生。

1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二十马力液压控制犁式电缆敷设机。

11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八十吨重型震动压路机。

1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金属矿山采掘用的新型电动钻岩机。

12 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黏土砖一次烧成隧道窑。

12 月 中国第一座大型无醇甲醛车间建成。

12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高压风冷移动式空压机车诞生。

12 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三千二百吨破冰船海冰 101 号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

X 月 中国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研制成功。

1970 年

1 月 中国远洋船用气缸油制造成功，各项主要质量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二十米塔用风轴流风机。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光电光波比长仪。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吨内燃液力轨道起重机。

4 月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一千公斤高分子材料万能试验机。

4 月 长春保温材料厂试制的防氢砖、超轻保温砖、超轻质粘土砖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 月 建成第一台中国式单晶炉。

7 月 中国制造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链轮刨齿车床，填补了我国机床工业的一个空白。

7 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梭钢带织布机。

7 月 中国试制成功固体环氧树脂棒料焊剂，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7 月 中国首艘国产导弹驱逐舰下水。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磁选过滤联合设备。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安全火花矿用井下通讯电话机。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一万伏铝线塑料电流互感器。

8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超重型立式车床制造成功。

8 月 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中国第一台最大的全钣式制氧机诞生。

12 月 中国第一块双柱塞式油压表试制成功。

1971 年

5 月 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

6 月 中国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9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成功用 X 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二点五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第一枚东风—5 洲际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进行了第一次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12 月 中国建成服役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

1972 年

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纯铜连铸连拉空芯导线设备。

1 月 中国第一座干法纤维板车间建成。

1 月 中国第一台六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制成。

6 月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刘天关输电线建成。

8 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框架式纵梁三千吨油压机。

11 月 辽宁省阜新矿务局新丘煤矿 505 钻井队创造半煤岩单孔月进一千零六十一米的全国新纪录。

1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二十二万伏、三十万千伏安铝线变压器。

1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辆载重三百吨的大平板车。

12 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钻探浮船试航。

1973 年

3 月 云南冶金第一矿 103 矿掘进 24 队创造月掘进一千五百零九点三米的全国新纪录。

3 月 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 “1+2” 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 1966 年宣布的数值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4 月 中国第一艘万吨级钢筋混凝土浮船坞——钟山号建成。

5 月 辽宁北票矿务局冠山煤矿 4805 掘进队创造岩石巷道单孔月进七百一十二点八米的全国新纪录。

7 月 上海市第六医院施行游离肌肉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8 月 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9 月 中国第一台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自行设计、提供设备、施工的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地下大动脉——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胜利建成。

10 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10 月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 “三系” 配套成功。

12 月 梅山铁矿同河北铜矿天溜掘进队打出月进尺一千一百六十点一米的成绩，创造了我国天溜井掘进的新纪录。

12 月 胜利油田创年钻井进尺 150105 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1974 年

3 月 天津第一炼钢厂创造了平炉炉体周期寿命达五百一十三炉的全国最高纪录。

3 月 中国第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机床诞生，质量达到国外同类型机床的水平。

4 月 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胜利建成投产。

4 月 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7 月 天津新河船厂建成我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五百吨浮吊。

8 月 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和辽源市电子技术实验工厂工人相结合，研制成功气敏半导体器件，为我国电子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8 月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服役。

8 月 中国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 月 中国第一座五万吨级油码头建成。

9 月 哈尔滨制成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三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

10 月 中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1 月 上海自行设计和制造出轧制锋钢带的设备，为我国钢铁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12 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出海试钻成功。

1975 年

2 月 中国研制成功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2 月 中国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燃煤发电机组成功。

2 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

2 月 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艘长江大型客货轮东方红 11 号首次试航成功。

3 月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 HMJ—200 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

6 月 中国首次制成大型滚齿机。

7 月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全线通车。

8 月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具有独创性的 “七〇砂”。

8 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一台公路平板车（450 吨）制造成功。

8 月 中国自制成功甚高分辨率卫星云图接收设备。

9 月 中国研制成功稀土异戊橡胶。

9 月 中国第一批电子摄影计时器和游泳电子计时设备制造成功。

9 月 中国制成高分辨能力扫描电子显微镜。

10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水稻新品种，在世界上首先在重要粮食作物上获得成功。

11 月 北京钢铁学院设计出我国第一条精密斜轧自动线。

11 月 中国科学院育成棉花新品种——“科遗二号”。

11 月 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

12 月 厦门大学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12 月 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的东风 4 型四千马力内燃机车，各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2 月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我国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斤。

X 月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 NMOS、硅栅 PMOS、铝栅 NMOS）1K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

1976 年

2 月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成功了硫砷玻璃光材料和玻璃电存储材料及器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月 广东省植物研究所和花县农科所协作，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了籼稻新品种。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新型深井石油钻机——130-3 型钻机。

3 月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分析仪器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独创特点的新型比表面积与孔径分布测定仪。

4 月 京沪杭中同轴电缆一千八百路载波通信干线胜利建成并投产。

4 月 中国采用液醋发酵方法生产反丁烯二酸的试验获得成功。

4 月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 7002 钻井队使用国产钻头打成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的超深井。

4 月 中国进行综合性日环食观测获得重要成果，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全部用国产仪器设备，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第一次综合性日环食观测。

4 月 包钢试验成功我国第一炉优质的石油套管钢。

5 月 全国微波通信干线建成。

6 月 中国第一台高温高压放射性测井仪试制成功。

6 月 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十万吨级的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投产。

6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最大的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组投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6 月 苏州感光材料厂试制成功微泡法印刷拷贝胶片，为我国非银盐感光材料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7 月 中国制成高精度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

7 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采用古地磁方法首次测出云南元谋猿人的年龄。

7 月 中国直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激光微区光谱仪研制成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7 月 吉林碳素厂自己设计、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功率直流石墨化电炉。

8 月 石钢炼钢厂创造氧气顶吹转炉炉龄全国新纪录，最高炉龄达到一千三百零二炉。

8 月 中国第一台一千五百米煤田钻进试制成功。

8 月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下水。

知乎用户 [已重置] 发表

许多秀意识流的连 GDP 是什么指标都不清楚。
GDP 是 196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经济国家 SNA 合算体系逐步采用的国民经济统计账户，计划经济 MPS 合算体系根本不采用这个账户，计划经济国家统计的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含第三产业，不含境外要素，但包括全部中间环节产品价格（存在重复计算）。中国国民经济合算体制转入 SNA 是 1992 年，所以这之前的 GDP 全是拿 MPS 体系数据折算。本质上来说 GDP 不是单纯反应一国境内的生产规模，而是反应一国境内商品经济活动的规模，那 GDP\GNP 来衡量非市场经济系本身就属于毫无意义的笑话。
西方全面采用 SNA 体系也是 60 年代以后，所以中国 1992 年之前，西方 60 年代之前的 GDP\GNP 数据全是拿工农业总产值或者国民收入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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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俄国经济学家В. Тушканчиков有这样的评价：
Заходим в Интернет-поиск, берём там данные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именно Всемирного Банка - а не какого-нибудь Коминтерна)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сорок лет по такому сугуб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рост Валового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одукта (ВВП), и подсчитываем средний рос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ВП с 69-го по 75-й годы, а также в послерефор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 то есть с 1976 (дата смерти Мао Цзеду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и) по 1990-й год. Имеем: для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чала семидесятых среднегодовой прирост в 9,43 процента, для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й” Дэн Сяопином экономики - в среднем 8,44 процента. Ну, и где же чудо? Где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взрыв темпов роста ВВП? Сравниваем с ростом за весь “порефор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 с 1976 по 2007 годы - 9,29 процента - все равно меньше.
Я, конечно, не претендую на какое-то научное открытие,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в экономике любые данные можно как угодно тасовать и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Просто хочется заостр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ом, о че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умалчивается, и не только либералами, но 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и “левыми”. Долго ещё нас всех будут кормить помоями? Вот и “товарищ” Гайдар говорил, что посл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адение ВВП вдвое, повысился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так как произошел сдвиг от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дукции тяжел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м товарам. Да, возможно, 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ой” России заметно выросли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золотых унитазов и вывоз капитала в особо крупных размерах (чем это лучше танков,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Но вот почему-то потребление, тогда, масла и мяса снизилось вдвое, молока - на треть.
（我们可以通过互连网搜索，拿到世界银行过去 40 年间的数据（而不是任何共产党体系的数据）——这样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指标来看。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据，分别计算 1969 年 - 1975 年间、以及 “改革时期”（毛泽东去世后的 1976 年 - 1990 年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看到：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 70 年代初平均年增长率为 9.43%，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时期平均增长率为 8.44%。好啦，还有什么奇迹？ “国内生产总值史无前例的爆炸式增长”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比较整个“改革后时期”，1976 年 - 2007 年 9.29% 的平均增长率仍低于 70 年代初。

当然，我并不想声称这是一个科学发现。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任何数据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组织和解释。只不过是要强调注意，对于这一点保持沉默的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还包括那些自称为 “左派” 的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人云亦云。盖达尔 “同志” 就是这样说的，什么 “尽管俄罗斯在改革和私有化后，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倍，但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中转移产能用来生产消费品，生活水平实际上提高了。” 是的，也许在 “改革” 后，俄罗斯明显增加了镀金抽水马桶和资本输出的消费规模（这比坦克强些？我不这样认为）。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是石油和肉类的消费减少了一半，牛奶只剩下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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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后发农业大国，要发展经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考虑自然经济下农业边际效益继续种地？还是发展工业化？如果要发展工业，要不是资金？农业大国的资金除了粮食还能从哪儿来？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农业大国要凑出工业化的粮食，除了省吃俭用从嘴里抠，还能从哪里抠？
没什么文化的做小生意的都知道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积攒本钱，如果连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就只能一辈子只能给人打工，看人脸色。
前 30 年新中国经济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波动性，让一些习惯了中国经济数据长期持续增长的人觉得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比新中国前 30 年大得多。
至于某些张口跟你算复利的，莫非认为钱埋在地里也能生钱？只呼吸空气人口就能自然增长？钢铁和电力是放屁放出来的？还是说现代国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自发产物？这样认为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经济常识。

知乎用户 优雅骑士 1899 发表

转载自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网，侵删
一、“文革” 时期毛泽东总的经济战略和政策

“文革” 中，毛泽东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 “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 “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 的口号。１０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发 “一月夺权” 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一月夺权”带来全国混乱之后，毛泽东又做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批示要求进行 “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 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批准发出 “七三”、“七二四” 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 “斗、批、改” 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 “跃进” 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 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8 页。)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 “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 “文革” 的否定，先是开展了 “批林批孔” 运动，后又发动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 “文革” 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 “批林批孔” 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 “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 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 “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 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 “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转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 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 年第 10 期。)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没有推行。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一直坚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 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 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 1967、1968 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 “文革” 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 年至 1976 年的 10 年（1966 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 “文革” 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 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9.6%，1968 年比上年又下降 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 年与 1966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9%，社会总产值增长 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53%。生产水平：1976 年和 1966 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 91.7%，原油增长 499%，发电量增长 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 117.7%，塑料增长 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 33.8%，油料增长 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57、50、33、444—447、364 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 年至 1975 年执行的 “三五”、“四五” 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 1978 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 1952 年的 43.1：56.9, 变为 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 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因此，叶剑英 1979 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 年 9 月 30 日。)

有人提出：“文革” 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 年第 1 期。)

所以，说 “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没有得到较快的提高

1976 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 381 斤，低于 1952 年的 395 斤（这主要是从 “备战备荒” 角度控制消费，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稳固提高的）。到 1978 年，全国农村还有 2.5 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下降，只在 1971 年底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 “文革” 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此外，还有些因素是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 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 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 200 亿美元，大多数是在 “文革” 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 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 年 3 期。) 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页。)

（二）人民生活水平从某些方面看有所改善

1、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 1966 年为 583 元，1976 年为 575 元，略有下降。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1966 年为 296 亿元，1976 年为 489 亿元，增长 65%。充分体现了当时 “低收入，多就业” 的指导思想。从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 年为 2.98 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 0.535 亿人，农村为 2.45 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 17.9%，后者占 82.1%，两者之比约为 2：10。

到 1976 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 3.88 亿人，比 1966 年增长 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 0.87 亿人，比 1966 年增长 63%，农村为 3 亿人，比 1966 年增长 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 22.5%，后者占 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 3：10。如果考虑到 1967—1979 年全国有 1647 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 70 年代农村人口中还增加了一部分隐性的社队企业职工，这种比例差别会更小。

由于就业人口增加，具体到每个家庭，个人消费水平也相对提高。1966 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 年为每人 132 元，1976 年增加到 161 元，其中农民由 106 元增加到 125 元，职工由 244 元增加到 340 元。(《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 335 页。其余数字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考虑到 “文革” 前三年和 “文革” 时期计划生育失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 1962 年的 6.7 亿增长到 1973 年的 8.9 亿，平均递增率为 2.6%，是建国 50 年来最高的，因此 “文革” 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三）贫富差别问题

“文革” 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他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引者注：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末期，他在谈到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 “修正主义” 现实（如日本人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当时被大量印行），群众中不少人认为这些经济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 “修正主义” 和“走资派”，带着 “反官僚主义” 的情绪积极参加 “文革” 进行造反。毫无疑问，“文革”并不是一场以消除干群经济差别为目的的运动，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泽东和一部分人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试图消除这种经济差别的动机。因此，“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三、“文革” 时期经济的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3 年制定 “三五” 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 “吃穿用” 问题。1964 年 8 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国在１３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２０５０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２９２亿元增加到１５４３亿元，增长４．２８倍，约占当时全国的 1/3。职工人数由３２５．６５万增加到１１２９．５万，增长２．４６倍。工业总产值由２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２７０亿元，增长３．９２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 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 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 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 “文革” 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１０００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 “靠山、分散、进洞” 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 “小而全” 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 “文革” 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 “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徐焰：《“革命加战争” 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 年 3 期。)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 60 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 1990 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 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383 页。)事实正是如此，90 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 年 1 月 26 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１９６８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１９７０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 “三五” 计划。

　　然而，“文革” 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８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 “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 “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 “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１９６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 “两弹结合”。12 月 26 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６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３３０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 “文革” 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３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 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39 公里，最远点 2384 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 68.5 度，绕地球一周为 114 分钟，用 20.009 兆周的频率播送 “东方红” 乐曲。卫星重 173 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１９６３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１９６７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７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1971 年 9 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５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权力时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１９７４年的 “批林批孔” 运动，又试图冲击国防科技工业。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刘西尧、李成芳等人分别出任二、五、六、七机部部长，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整顿指示，带领工作组下到科研、生产基层，批判派性，落实政策，组织攻关力量。５月和６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１９７５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３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 5 大技术难关。1975 年 8 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 “长征二号” 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11 月 26 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 47 圈后，于 28 日 11 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５０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 “文革” 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9 页。)

（三）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

“文革” 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 60 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 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 70 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 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 1973 年，原油产量比 1970 年增长 50% 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 1966 年投入开发的 134 万吨，增长到 1978 年的 1946 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 8 个油田，原油产量从 1966 年的 11.4 万吨，提高到 1978 年的 300 万吨，增长 25 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 1970 年到 1976 年先后开发了 15 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 1966 年的 114.7 万吨增长到 1978 年的 353 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 1972 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 126.3 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 1978 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 185.07 万吨。从 1966 年到 1978 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 276.1 万吨提高到 2783.67 万吨，增长了 9 倍多。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会战是 1965 年开始的，“文革” 初期中断，1971 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 1966 年到 1978 年，共获得气田 30 个、油田 2 个，天然气产量由 1965 年的 8.9 亿立方米增长到 1978 年的 60.8 亿立方米。1969 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 1972 年，共发现 6 个油田、1 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 100 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 1978 年，已建成 8 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 105.6 万吨，天然气年产量 1611 万立方米。1970 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 1975 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 1978 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 122 万吨。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 1978 年共探明 11 个油田，其中 9 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 355 万吨，天然气年产量 16.5 亿立方米。1975 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 1978 年原油产量达到 1224 万吨，成为 70 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从 1966 年到 1978 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 18.6% 的速度增长，1978 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 “贫油国” 成为世界第 8 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 1965 年增加了 5 倍多。由于 “文革” 中“左”倾思潮、长官意志的影响，石油工业建设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四川天然气出川工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提出过早，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到 1976 年被迫停止。(《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文革”时期，电子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文革”初间，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受到严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产值连续下降，片面强调战备打乱了协作体系。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因素，是其战略和高科技地位越来越在世界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目。在 1970 年制定 “四五” 计划总体方针时，写进了 “加快发展电子工业” 的内容。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７０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个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个，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四）地方 “五小” 工业的崛起

在 “文革” 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 “五小” 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 “五小” 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 “五小” 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亿元扶植地方 “五小” 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 “五小” 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１９７０年全国就有近３００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９０％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２０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１.５倍，生铁产量增长１.８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６０－７０％，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０％，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７０％。

这些地方 “五小” 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 “五小” 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 全国小化肥厂有１３００多个，合成氨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１８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４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１亿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长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４５倍和２３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３.２万部、１７万部、９４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１９６４年分别增长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 “大批判” 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 “人海” 战术。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２４００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4 页。)

　　(五)“四三方案” 和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6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 年和 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964 年 1 月 7 日。)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１９７３年，长达２８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 “文革”“左” 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第 595 页。)从而批判了 “文革” 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 约需４亿美元。２月５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 “文革” 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 “自力更生” 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１１月７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１９７２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０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 “四三方案”，是继 50 年代的１５６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 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５１.４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１０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 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１９７２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 “四三方案” 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60 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顶住 “四人帮” 的攻击，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70 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 86 艘，共 151.6 万吨，最大为 5 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 “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１０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１９７３年筹措到外汇资金１０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 “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 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 “文革” 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 “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 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４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24 页。)

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

　　１９７３年６月 29 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 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5—646 页。)１０月 31 日至 11 月 3 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30 页。)

　　由于 “文革”，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１０９.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亿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１４５.７亿，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 １９７３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５８.２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亿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６９.５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 80 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六）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文革”前期，农村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干扰。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 “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 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 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

从１９７２年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

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 “三年两决口” 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 丹江渠道主体工程,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 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 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43 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 74 页。)

1975 年 10 月 20 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 20%。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70 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１９７２年由于遭受１９６２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长４　.２％。１９７３年增长８.３％， 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长３.１％。１９７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亿斤，增长５７.１％。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长到６１５.７亿斤。

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社队工业崛起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植，而国有大中企业由于 “文革” 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市场需要。于是，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抓住机遇，以毛泽东１９６６年提出的 “五七指示” 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自己走出一条路，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发展。１９７０年，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单纯靠种植农作物养活自己的各地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几年中，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１９７５年已达２２.４４亿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亿元增长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长２０％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莫远人主编：《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0页。)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 “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１９６２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 60 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 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吴增地：《周长庚致信毛泽东主席的前因后果》，《当代农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红旗》杂志发表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指出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５.３亿元增长到１２３.９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中国统计年鉴 (1983)》，〖WM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4、215 页。〗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县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２５００万元投资中，社队工业提供的资金占８７.５％。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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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喜欢这个答案，一般来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也对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强者恒强规律缺乏认识，更提不出像样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会偷偷地举报。

文革时期的经济不正常，是战备状态的经济，按照和平发展的眼光看未必经济，但是有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进化为工业国，如果没有海外殖民地，又没有外援的话，就需要自己勒紧裤腰带积累。这个过程很艰难，剩余产品很少，生产效率低下。与当年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多，化肥不足，剩余粮食少，靠本国农业积累尤其艰难。

如果要加速发展，就需要先发工业国的援助。以本国的农产品换取先发工业国的制成品，尤其是工业母机。或者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先发工业国的资本结合，以较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同时获得生产技术。

前者是中苏蜜月，后者是中美蜜月。作为战略盟友，苏联、美国的要求是在关键时刻，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要求是经济合作，也就是当年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 156 项工程和四三方案。

中苏蜜月，在 1950 年代末终结，中美蜜月，在 1970 年代初开始。

前者终结的原因，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人力资源获得恢复，赫鲁晓夫在党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巩固，中国触碰到苏联设定的技术天花板。这时，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整合成卫星国，中国希望成为独立的一极。于是，分道扬镳。

后者开始的原因，是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现凭借自己的实力，无法对抗苏联，甚至保留立足点都难。反之，如果把美国的装备与中国人口结合起来，那就是可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与这样的国家长期交战，都会极大消耗国力，最终难免崩溃。

中苏蜜月，中美蜜月的背后，都是大国博弈。

有没有资格参与博弈，并要求对应的报酬，要看本国实力。说到底，就是军事力量。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两弹一星、三线、核潜艇，在一个很穷的国家搞这些烧钱的项目。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并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大量新增人口在 16 岁以前，都是消耗者。与 1980 年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两夫妻供养一个孩子相比，那时两个夫妻往往要供养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偏低。不过，不能忘记的是，人口是重要的战备资源。

当年，毛泽东曾经想和美国合作，但是国力太弱，没谈下来，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一怒之下，写下《别了，司徒雷登》。

关于司徒雷登的事情，多说几句：

当时，中共的要求，是希望司徒雷登北上。国民党政府仓皇逃窜时期，司徒雷登北上，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承认合法性，就为中美建交，美国和国民党断交，中美开展经贸合作铺平道路。

司徒雷登的要求，是保证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司徒雷登回忆录里多次提到这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答应保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那么司徒雷登就可以考虑北上。

中共没同意。没同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第一，美国资本当时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美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如果同意保护美国在华利益，那么中国本国工业就难以发展，金融主权难以控制。

第二，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各地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加入美国国籍，那么如果承诺不伤害他们的利益，怎么改善多数人的处境？

第三，不触动这些人的利益，新政权怎么可能巩固？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明白了。

第四，如果同意了美国的要求，那么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要不要保护？明确地说，要不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权益？怎么收回？

最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中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建设新中国的过程。

到了 1970 年代，中国有了核弹、三线工程、弹道导弹、相对落后，但是数量庞大随时可以接受美国或者苏联装备升级的准现代化军队和数量更惊人的民兵组织。

这时，如果中国与苏联合作，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就难有立足点。如果中国与美国合作，就可以极大地牵制苏联，拖垮苏联。事实上，拖垮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中美合作的结果之一。

两个超级大国，谁进攻中国，谁会被拖垮，联手进攻中国，也占不到便宜，很可能拖垮本国，给另一个超级大国机会。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开始了合作，中国工业化开始再次进入加速过程。四三方案引进的化肥、化工、钢铁项目，让中国进入了加速阶段。尤其是四三方案，让中国农业进入石油农业阶段，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的人的粮食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不勒紧裤腰带，没有成为独立一极的实力，基辛格会不会来呢？如果来，会以什么价码来？如果不能成为独立的一极，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有多大发展空间？

反过来看，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落后的工业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把大量的资源用于与直接提供生活水平相对无关的领域，最终达到能够拖垮一个超级大国的水平。期间支付的代价，自然远远超过相对发达国家，更超过那些抱美苏两国大腿的小国。从今天的角度看，当然可以批评当年的经济机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不合理、国防开支过高、人民生活困难。

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发展模式。

一国的发展，其实是在国际舞台上跳舞。

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在强者，自由交易会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话，就会知道弱国与强国合作以前，必须首先争得与强国讨价还价，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合租中分配权的权力。只有拥用这样的权力，才能保证本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有机会获得足够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方向的自主权，进而获得不断积累良性发展的机会。

获得这种权力，要依靠本国军队。然而，对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建立一支准现代化的军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越是后发国家成本越高。

所以，许多希望成为独立一极的国家，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勒紧裤腰带发展现代化的海军，争夺海外殖民地加速本国发展。不过，今天没有人指责日本工业化起步阶段，那段艰苦的过程。他们只看到今天日本投靠美国，成为美国全球体系一环之后，相对安逸的生活。

中苏关系，说来话长。 苏俄成立以后，没有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却首先遭到各国干涉。当时号称十四国武装干涉。干涉最重要的的重要还是利益，有几件事，直接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比如，一战期间俄国向法国、英国欠下的天文数字的战债怎么解决? 比如，发达国家在沙俄时期拥有的种种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还能不能保留(比如诺贝尔家族在巴库地区拥有的石油利益。这里提到的诺贝尔家族，就是搞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家族。每次看到诺贝尔和平奖都觉得特虚伪，为了钱不要和平的家族搞的和平奖奖励的是什么样的人)? 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苏联，这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本国经济，强大本国军力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要输出革命，让每一个可能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大国，都变成泥足巨人。 理论上，那些受苏联支持的国家的党派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是统一的，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帝国主义垮台，苏联自然就稳固了。现实中，则难免出现矛盾。比如，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太弱，短时间内难以成气候怎么办? 再比如，列强愿意以与苏联打成部分妥协，交换条件是牺牲当地共产党的势力，苏联愿不愿意答应? 比如，支持其它国家共产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保留，是量力而行，还是毁灭掉苏联也无所谓? 再比如，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为了维护苏联利益，应该做出多大牺牲，是量力而行，还是为了保卫苏联毁灭自身也无所谓? 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苏联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至上。列宁以后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选择了前者，除了戈尔巴乔夫。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苏联领导人有三位，分别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位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都是实用主义的。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勃列日涅夫和台湾合作，都不考虑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无谓的牺牲。所以，两党两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基于利益。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一直采取实用主义原则。斯大林长期怀疑中共的势力，怀疑中国人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无力领导、发动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相比之下，蒋介石是实力更强的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来说，争取蒋介石，使之不完全倒向英美，不投降日本，才是对华外交的重点，如果前一点做不到，至少要避免蒋介石投降日本。当然，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蚕食中国领土，扩张势力范围。至于中共则只是牵制蒋介石的棋子。中共的行为，要配合苏联对蒋的外交工作。至于中国解放事业，是否成功，则不在斯大林考虑问题的关键。为了拉拢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为了避免疏远蒋介石，他几乎从未给予中共成规模的援助。可以说，苏联对中共异常吝啬，甚至不如对待盛世才大方。当然，如果苏联稍微大方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就会是王明或者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 中共历史上，苏联为了改善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多次使中共陷入困境。中国能革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取代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领导人。解放前，苏联对中国革命就一直指手画脚，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俄国抗击拿破仑的时候，采取主动撤退和大规模游击战，不死守一城一池。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伏罗希洛夫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莫斯科真不懂以中共的实力去攻打大城市是以卵击石吗? 真不知道反围剿的时候，步步为营，必然伤亡惨重吗? 苏联一直反对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保存实力，发展力量。当时，稍微有一点实力，就让中共向敌人势力最强的地方进攻。每次都把精锐损失殆尽。因为苏联的指手画脚，中国革命的火种差点被扑灭。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军队领导人，才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武装斗争才走上正轨。抗战时期，王明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是苏联的意思。这种路线完全不顾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当时，如果没有整风运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又不知道会发展向何方了。以本国革命为重、领导本土武装的毛泽东和以苏联命令为重、不接地气的学生派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必然发生冲突，这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在起因之一。考虑到这一层，就会明白即使当时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整风运动也无法避免。当然，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那么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是中共武装兵变以后，堕落为军阀武装; 或者学生派领导人继续掌权，中国革命走向衰落。 给予资助异常吝啬，万里之遥指手画脚，随时准备牺牲中国和中共的利益…… 读者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与莫斯科 (斯大林) 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毛泽东的个性之中，有反抗的精神。苏联不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不会盲从苏联的指令 (毛泽东决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 的口号的。张学良年轻气盛想扬名立万，不自量力招惹苏联捻虎须，以苏联的实力，用得着中共保卫吗?)。对莫斯科的指示，经常识具体情况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缓行或者不执行，从未无条件地听命于苏联。在斯大林看来，他远不如王明、张闻天、李立三之类学生出身的领导人俯首帖耳。当然，那样一来，中国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前途。(王明等领导人如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只能是苏共的儿子党、卫星党，不可能成为兄弟党，即使革命成功，中国也不过是东欧国家或者蒙古的扩大版。) 对毛泽东来说，苏联不是一个好老师。对苏联来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既成事实。“父慈子孝，兄仁弟爱”。父不慈，子不孝，兄不仁，弟自然不会无条件地爱。双方能够合作甚至结成同盟，无非是有共同的利益而已。 与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1937) 不同，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并不支持毛泽东领导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与早期斯大林要求实力弱小的红军采取盲动政策不同，此时斯大林要求毛泽东以妥协求和平。在斯大林看来，经过二战苏联损失大批壮丁，势力范围却大大扩张，实力相对势力范围显得空虚薄弱。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捞到了足够的好处，在实力恢复以前，应该暂时适可而止。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能导致美英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局势复杂化，危害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段历史，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初期，苏联曾经给予解放军一些默许和便利。给予这些支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在东北和蒙古的既得利益。这些有限的支援，远远不及苏联曾经给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要过长江时，斯大林又不满意了，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与美国达成一种默契——统一的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对任何一个大国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毛泽东的力量来自民间，所以斯大林不满意，百万雄师照样过大江。后来，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斯大林自然也就默许了。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曾一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根不正苗不红，不是莫斯科钦定册封的胜利，是离经叛道的胜利，缺乏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 在这种不平等，不友好的基础上，新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欠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什么，对苏共也不俯首帖耳，苏共也休想对中共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中苏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平等的外交关系替代原有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或者说替蒋介石善后。 要说明这件事，首先要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说起。 1943 年，经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和库尔斯克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定。这时，虽然能看到光明，但是通向胜利的道路仍然漫长曲折，仍然需要巨大的牺牲。因此，盟国有必要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分工，争取最终的胜利。盟国之间有必要明确战争期间的分工，并就战后胜利果实打成初步协议。1943 年 11 月 22～26 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协商远东战局。两天以后，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协商全球战局。两个会议时间间隔很短，远东战局是全球战局的一部分，中国是远东战局的主要战场，为什么不能把两个会议合二为一呢? 原因很简单，斯大林不想见蒋介石。当时，苏联要求美英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也要求红军从西伯利亚南下，夹击日军。红军可以南下，但是南下就要有损失，用什么补偿红军的牺牲呢? 大国之间，人命是交易的筹码，流血一定要有回报! 很显然，苏联要求的回报，必然涉及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斯大林不愿意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原因——当着蒋介石的面，不好谈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反过来，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只要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蒋介石也只能答应，蒋介石不答应，罗斯福、丘吉尔有办法让他答应。在德黑兰会议上，除了提出要求整个库页岛归苏联以外，斯大林还提出红军可以进入中国不冻港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 1945 年初，经过阿登战役、解放华沙、马里亚纳大战、莱特湾大战，德日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时，胜利在望，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有必要再次聚会。这次聚会的重点已经从协调战争期间的分工，变成瓜分胜利果实，也就是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确定战后格局。于是，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中涉及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外蒙古独立; 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 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 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东北完整的主权。控制了大连港、旅顺军港、中长路和南满铁路，就控制东北的交通，平时可以控制东北经济，战时可以迅速投射军事力量。以上这些内容完全是背着蒋介石做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替蒋介石做主，蒋介石事后同意的。 对蒋介石来说，自己的力量来自美英的援助，没有美英的支持，自己很难坚持继续抗战。美英希望红军南下，减少自己的伤亡。从随后的局势看，如果红军拒绝南下，那么关东军会不会在东北负隅顽抗，不好说。美军在硫磺岛、冲绳损失惨重，美军不希望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地面战。如果苏军拒绝南下，那么美国会不会和日本媾和? 这是日本的目标。虽然美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只要日军给美军造成足够的伤亡，媾和的风险是可能出现的。如果美国和日本媾和，那么以蒋介石的实力，是无力恢复东北和台湾的。 进一步考虑，苏联红军南下以后，蒋介石对斯大林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对付不了日军，红军远远强于日军，他能把红军怎么样? 红军应美英的要求南下，歼灭关东军以后，在东北造成既成事实，长期盘踞，蒋介石还有能力把红军撵走吗? 红军长期盘踞在东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外蒙古就是例子。所以，对蒋介石来说，与其无可奈何地眼看红军对东北事实上的长期占领，不如在中苏条约约束下有条件地丧失东北主权。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处理不当，他领导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全歼关东军，有能力捍卫主权，就不会有满洲国。如果国民党的军队能靠自己的力量在二战后期全歼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那么苏联红军也就没有南下的借口。说到底，蒋介石作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作为美英的代理人，自身力量由国外力量衍生而来，而不是来自本土民间，没有资格对东家说“不”。既然实力不足，就要仰人鼻息，自然无力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然会答应这种损害中国利益的要求。 因此就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照条约，外蒙古独立，红军控制旅大和中长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不承认这个条约，重新在画地图，在地图上搞扩疆。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除了蒙骗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1949 年，解放军席卷全国，使苏联意识到，中国已经事实上易主，维持与国民党签署的条约已无可能。中国有必要更改这个条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大国，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要主动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除了希望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收回雅尔塔会议期间，丢失的部分主权。 这并不容易。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任何人都不愿意。不是为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斯大林能让红军南下，歼灭关东军吗? 红军用血从关东军那里抢来的东西，要交给中国人? 国际上，用血得到的东西，要用血交换! 所以，这件事情斯大林并不积极。斯大林最终同意换约的原因，是外媒造谣他软禁毛泽东，要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当时的斯大林，还是比较注意影响的。一般来说，强者讲实力，弱者讲道义。相比美国，苏联当时是弱者，还不敢扔掉全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者的那面道义的旗帜，以免授人以柄，让美国有口实。 可以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是一次受辱的经历，纯粹是用面子把东北的权益要回来的。为了要回东北的权益，他承受了胯下之辱。要想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就要有实力，与苏联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谈判的筹码。现在，一些后人不理解中国失去外蒙的前因后果，不理解毛泽东收回东北主权的艰难，还信口开河。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路上，特意参观了沿途苏联城市的工厂。他既羡慕，有觉得自己也能有。他看到：苏联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刚解放的新中国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苏联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中国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中国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经验，中国可以用苏联的经验。这就埋下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大跃进的伏笔。 毛泽东来做到了苏联人根本没有预期他能做到的事情，理应受到礼遇，相反却受到了明显的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不是斯大林钦定的中共领导人，他领导中国解放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势力弱小，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格。可以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斯大林完全不必交还在东北获得的既得利益。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改变了中苏、中美关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 经过二战，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大大扩展。在东欧的红军占领区，斯大林扶植了大批亲苏政权。巩固这些政权，镇压当地反抗力量，肃清亲纳粹势力残余，需要大批军队。此外，与美英军队在欧洲对峙，也需要大批军队。苏联国内战后重建，同样需要大批壮劳力。然而此时，苏联壮丁严重不足。经过卫国战争，苏联损失了 2200 万人口，其中很多是壮丁。二战结束后，虽然出现婴儿潮，但是大批青少年会成长起来，需要 10-15 年的时间。苏联长期扣留大批德日战俘的原因，除了报复，与其二战中损失大量壮丁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苏联急需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被敌对势力再次武装起来，趁苏联壮丁不足的时机进攻苏联。当时，苏联虽然有大量二战剩余的武器装备，却苦于壮丁紧缺。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很怕需要苏联出兵的战争——可以打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但是苏联不能出兵。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过解放战争，有一千万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这些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不怕死，不怕苦，斗志昂扬。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具备的宝贵的战略资源。这些老兵装备落后，但是一旦被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有刚刚经历完解放战争的老兵，苏联有工业技术。双方有互补的资源，就有合作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需要在外来的诱因下起作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发挥作用需要战争，朝鲜战争是外来促成中苏合作的诱因。朝鲜战争对新中国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美苏大国博弈的结果。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中国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区，缓解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压力; 另一方面，是中国要把美苏斗争的冲突前沿转移出中国本土，推到朝鲜半岛。从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看，美苏的势力分界线划在哪里，那里就会成为美苏势力拉锯的地区，也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要么美苏双方重兵对峙，要么直接爆发热战。对中国来说，决不能允许美国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一线，否则中国东北将被被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可能爆发激烈冲突。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势力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踏板，向东北亚大陆扩张。最终，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冲撞在一起，展开大战，中国惨遭蹂躏，无辜百姓伤亡惨重。日俄大战以后，日本对东北形成了实际控制，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所以，对新中国来说，日俄大战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重演。在毛泽东看来，与其外军在本土长期盘踞或者等着境外力量打进来，不如主动出击，与其本土遭受蹂躏，不如把战争推出去。说朝鲜战争是为了维护金家王朝的人，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一声令下，80 万中国志愿军先后“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饮冰卧雪，喋血沙场，把联合国军撵回了 38 线，打出了威风和志气。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此改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看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对中国提出的正当要求，不敢再置若罔闻。从此，新中国历史上再无大规模长期战争，奠定了长期和平建设的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志愿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38 万战士伤亡，其中 18 万烈士为国捐躯，埋骨他乡。18 万烈士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 当时战争的艰苦，是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无法想象的。比如，在苦寒的长津湖地区，志愿军向美军精锐部队发起了 “冰血长津湖” 战役。当时，气温零下 40 度，滴水成凌。因为温度低，伤员不用止血，因为血流出来就冻住。这样的环境中，志愿军只有单衣，而且不能生火取暖——火光和烟雾会引来密集的炮火。志愿军的冻伤减员，超过战斗伤亡减员。看过《兄弟连》的人应该知道寒区作战的艰苦，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和装备远远不及在《兄弟连》中的美军，气温则低得多。当时的艰苦，是起居在暖气房间内的人无法体会。苦寒的环境并没有削弱双方的斗志。零下 40 度的条件下，一些美军的机枪由于整夜都在连续射击，也打得滚烫发生卡壳。美军猛烈的火力，没能阻止志愿军的攻势。“只要美军火力稍弱，四处就响起冲锋号和哨声、喇叭声，又冒出凶猛进攻的中国人和横飞的手榴弹”。与狂热、蠢笨、呆头呆脑，只会自杀冲锋的日军不同，久经沙场的志愿军战士却冷静和老练得多，遇上扫射就迅速卧到，利用地形不断跃进。美军的机枪很难打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志愿军战士，美军火力稍有间歇，便会遭到猛烈的机枪与手榴弹的猛攻。长津湖战役，只是朝鲜战争五大战役中第二战役的一部分，其它战役同样残酷。想到志愿军战士用鲜血换取今天的和平，每一个有理智的爱国者都会热血沸腾，心存感恩。 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还有中国的工业基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有互相经济协助的条文，但是如果不能落实，不过是一纸空文。苏联的慷慨，是有机遇期的。中国用 18 万条人命，抓住了这个机遇期。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朝鲜战争使斯大林意识到，在苏联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长期拉拢中国，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远东对抗美国的势力。对此，中国提出的价码就是要有工业基础。所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按照前面的分析，一旦苏联青少年成长起来，人力资源恢复，中国建立起基本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两国合作互惠的基础就大大削弱了。历任苏联领导人一贯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中国利益为重。所以，一旦没有合作互惠的基础，两国就很难长期友好相处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在中苏合作之初，就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的种子。当然，这是后话。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过程都要流血，国家崛起的成本是人命。每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都要改变原有世界格局，这必然遇到重重阻力。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丛林世界中，崛起与压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冲突，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要不断发动战争侵略、瓜分、争夺殖民地：一方面要把弱国踩在脚下敲骨吸髓，一方面要抢夺原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落后国家的枷锁，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也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完整，获得必要的安全缓冲区。这就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 外国出装备，中国出人力，联合作战的事情，在抗美援朝之前也有过，比如中国远征军与日军作战。中国付出了 20 万远征军伤亡的代价，但是蒋介石获得了什么呢? 美式装备、联合国安理会的虚席，外加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有人说，蒋介石时代，中国已经是五常之一，中国外交地位大大提升。问题是，中国投票要看美英的脸色，不能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说话列强当儿戏，这样的虚席有什么用呢? 美英对待蒋介石，始终严防其做大。美国虽然给予蒋介石大量军事援助，给了很多武器、装备、救灾物资，但是一直没有给予蒋介石完整的工业基础。蒋介石本身是否有要 “鱼” 不如要 “渔” 的眼光不好说，美国方面很清楚给中国“鱼”，绝不能给“渔”——蒋介石的实力太强，就容易不听话。 同样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美英仅仅给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发了蒋介石。这是因为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不独立，其存在仰赖于美英的支持。美英扶植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廉价利用中国的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蒋介石是美英在中国的代理人，无法拒绝美英的要求，也就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可以要求东家慷慨一些，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东家手中，东家给什么就只能接收什么。说到底，与力量开自中国本土底层劳动者的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始终没有和美英翻脸的资本。美英使用中国的人力进行对日作战，与使用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作战，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虽然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并没有获得像样的回报。 朝鲜战争奠定了中苏平等互惠合作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则使中苏进入了蜜月时期。1953 年斯大林去世，形成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三驾马车的局面，中苏合作继续稳步进行。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1956 年，为了排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高层干部，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这个报告捅了大篓子，直接动摇了苏共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在匈牙利事件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最终，苏联军队武装干涉，平息了事件。1957 年 6 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赫鲁晓夫的做法鲁莽、愚蠢而短视，斯大林的霹雳手段确实错杀了不少人。但是，没有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苏联能不能熬过二战，还有没有都不好说，更不用说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面会分析，霹雳手段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必然副作用。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滥杀无辜的恶魔，不公允。 虽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鲁莽，但是毛泽东其实并没太计较。甚至在东欧发生骚乱时，还声援了被孤立的苏联——此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多了一项新的需求，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还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需要中国的声援。毛泽东也抓住时机，对苏联援助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苏联转移更多的国防新技术。于是，就有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是一项交换。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的声援，毛泽东给予了声援。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那段时期，中苏关系异常亲密——赫鲁晓夫威望不足，毛泽东迫切需要苏联的军工技术。那时，毛泽东形容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 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蜜月注定是短暂的。苏联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技术，有内部原因。赫鲁晓夫树立威信，压制东欧，弥补国内壮丁不足，都需要中国合作。但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身边，培养出一个核大国。在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的问题上，苏联是否真打算落实? 不可能。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落实。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自制武器系统始终落后于苏联一到两代，国防工业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这就类似美国允许日本生产常规潜艇、战斗机、坦克，但是不逊于日本生产核潜艇、核武器，拥有远程轰炸机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在协定实施过程中，涉及尖端技术的部分，比如原子弹教学模型，苏联用各种理由百般拖延。许多技术只给样品不给图纸，或者只有图纸没有样品。对中方关于尽快落实技术合作的要求，苏联人采取各种理由百般敷衍。双方都在争取时间。1959 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稳固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稳固了，赫鲁晓夫也就悔棋了。1959 年 6 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分裂是逐步积累。1957 年，赫鲁晓夫安排大使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设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很不满意。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弱小，完全没有能力平等享受对等的权力。联合舰队的主导权必然在苏联人手中。不仅如此，按照有关内容，双方共享海军基地，苏联舰队可以重返旅大。赫鲁晓夫通过大使转达的建议被毛泽东驳回以后，在 1958 年亲自来华，旧事重提。结果，被毛泽东再次驳回。至此，毛泽东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感觉到中苏蜜月即将结束。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58 年中国炮击金门、1959 年 3 月中国西藏武装平叛，在赫鲁晓夫看来，都不利于和美国搞好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的做法。赫鲁晓夫可以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统一了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实力，决不允许当年斯大林为了苏联利益牺牲中国共产党利益、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利益的类似事件重演。毛泽东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蒋介石不能，因为两者力量来源不同。赫鲁晓夫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不点名地影射指责中国，毛泽东则同样不点名地反唇相讥，这是中苏论战的起点。 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中苏分裂中赫鲁晓夫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的过程，“从 1958 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 1959 年 9 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年 10 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当时，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论战也是。若看不到背后的利益冲突，单纯认为中苏关系分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之争，就无法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 武侠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帮主死了。少帮主为了夺权，把老帮主说成恶魔，干死了老帮主的亲信。少帮主拼命诋毁老帮主，其实也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毕竟，他是老帮主提拔起来的，他接受的摊子是老帮主留下来的。如果老帮主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是什么? 于是，整个帮大乱。二当家的站出来，支持少帮主，肯定老帮主。少帮主感谢二当家的撑门面，大力支持二当家的工业建设。过了一段，少帮主坐稳当了，要端帮主的架子，重新树立帮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要让二当家的为奴，甚至要出卖二当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二当家在老帮主去世以后的混乱中处事沉稳，威信骤增。于是，少帮主和二当家的闹翻了。中苏关系其实与这样的桥段类似。不过，如果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那么闹翻了也最多是面合心不合，但是到了 1960 年，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经过 15 年时间，苏联战后一代壮丁已经成长起来了，更高新的技术苏联不能给了，中国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基础，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包围本土安全了。 中苏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心而论，50 年代，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除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也与苏联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 1958 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外因则是苏联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 1958 年发起大跃进? 一些人的说法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盲目乐观，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建成世界强国，于是在建设热情的鼓舞下，主观盲动，发起了大跃进，最终遭受失败。这样的说法，忽视了当时有两个背景：一是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世界大战的阴影始终存在，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走远。一战和二战相隔了 21 年。如果以朝鲜战争为二战的尾巴，20 年为周期的话，那么 70 年代初，就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成为独立的一极，这是毛泽东必然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么在大战中很难保全自己的利益，即使选边充当仆从国也是如此。蒋介石名义上是四强领导人之一，实际上却不能保住外蒙和东北。如果要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至少要在实力上达到英国的水平，倒排工期，时间很急迫。二是毛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很能继续和睦下去。苏联的壮丁已经成长起来，赫鲁晓夫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已经坐稳了。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威望，一度远远超过办事孟浪的赫鲁晓夫。这些因素，决定中国和苏联的蜜月就快结束了。乘着中苏关系还没破裂，能多捞一点是一点，毛泽东是否这样想过? 1958 年发起大跃进有没有这个因素? 后人只能揣测。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苏联不翻脸，大跃进虽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那样的情况下，应不应该迈跨度那样大的一步呢? 在外交孤立加口诛笔伐不灵，军事打击不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他想以此逼迫中国就范，遏止中国进一步发展。1960 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提出停止中苏经济合作。当时，中方提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苏联突然停止经济合作，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毛泽东誓不低头。今天看来，如果当时低头，中国再也不可能有成为三足鼎立的一足的机会。最终，中国挺过去了，并没有达到足够动摇毛泽东领导权的效果。从此以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利用外资，以我为主的原则。中苏论战高潮时期，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两国恢复密切的经贸关系，毛泽东反应冷淡——上次苏联突然中断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没有致命。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这是误解。《论十大关系》之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会见外宾，经常谈到引进成套设备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并不反对对外开放，但是前提是对外开放不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危害中国国的基本的经济安全。 1962 年，中苏论战达到达到白热化。当年 4 月发生了“伊犁事件”——这是由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叛逃事件。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事件发生之后，祖农 · 太耶夫和马尔果夫 · 伊斯哈科夫两位少数民族将军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知道后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1964 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还想再看看有没有继续中苏合作的可能，结论是不行。这是因为，苏联不再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为了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也不可能转移给中国和苏联武器同代水平的更尖端的军事技术，再说苏联国内并没发生斯大林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苏联在东欧的势力也已经非常稳固了。巧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第二天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中苏关系最后一点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了。从密切合作到，斗而不破，到分道扬镳，到势不两立。背后的主线，是中苏实力增长，相互依存度下降，斗争性增加。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必然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山不容二虎。欧亚大陆容不下两个世界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金字塔不能有两个塔尖。苏联不想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阵营董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是苏联用 2200 万人口的生命换来的，当然不会随便放弃。苏联从二战的伤亡中缓过来了，不想当老大哥想当老子。中国获得了工业基础，不想当小弟，想平起平坐。双方的目标相差太远，自然谈不拢。大国之间，本来就会因为利益分分合合，只有小国，因为国力衰弱，无法自立，为了自保，才会抱定其它大国的大腿，成为仆从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往往也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仍然允许苏联途经中国运输各种物资，支援北越。国际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双方还是可以继续合作。 1969 年，中苏关系彻底闹翻，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兵戎相见。 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建国 20 年，经过中苏合作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两弹一星，基本完备成体系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不是 1950 年一穷二白的时候了。当时，中国手里已经有米了。虽然不多，但是也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基辛格这只 “鸡” 就来了。
1971 年 7 月 9 日凌晨，一位伦敦《每日电讯报》巴基斯坦籍记者在伊斯兰堡机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他当时就惊呆了：那个身影是基辛格! 基辛格飞往中国去了! 他立即给伦敦报社发急电，报道这一重大消息。伦敦值班编辑枪毙了这条消息，并骂这位记者喝醉了，不要乱报道假消息，基辛格怎么可能去中国! 一位忠于职守的记者，第一时间获得的足以震动世界的消息，就这样被一位同样忠于职守的编辑扼杀了。7 月 16 日(北京时间)，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世界震惊! 不知道那位巴基斯坦记者怎么咒骂伦敦编辑。 　　中美关系要从另一位记者说起。中共与美国最早的接触，源于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 　　按照前外交部长黄华的回忆录，1936 年，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斯诺希望实地考察中共，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访问了陕北苏区。斯诺一行三人，分别是斯诺、马海德大夫和黄华。按照公开的说法，1936 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斯诺邀请黄华同行作翻译。 　　不论是中共主动邀请了斯诺，还是斯诺主动要求去陕北访问，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宋庆龄介绍，斯诺访问了陕北。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斯诺，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并安排斯诺去各处走访。斯诺看到红军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宣传的 “打家劫舍、共产共妻” 的“土匪”。红军战士都是顽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满怀革命斗志和抗日精神。他从多方面证实了红军的高昂士气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看到了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与国军不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回到北京以后，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当时，苏区的情况并不乐观：经过长征，干部战士大批减员; 底盘狭小，遭受封锁，延安还在国军控制中; 军队干部信服毛泽东路线，知识分子干部多数信服王明路线; 张学良虽然与中共达成谅解，但坚持“抗日不反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平定两广事变之后，随时可能大兵压境(事实上，斯诺离开苏区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毛泽东需要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得到各方面进步势力的支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在舆论工具被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斯诺的报道，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斯诺的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深受感染，毅然奔赴陕北。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建国初期的中级干部的骨干，个别甚至成为高级干部。美国高层对中共的了解最初也是来自《红星照耀中国》。 　　为此，毛泽东一直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访华的过程中，斯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 　　然而，中美官方合作却并不那么友好、顺利，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的历史。朝鲜战争以前的历任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经济殖民地，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遏制的对象。简单地说，美国希望自己为主，中国为奴，如果不行，也不给中国发展、增强国力的机会，避免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毛泽东开展对中美合作的底线是平等互惠，不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不接受不平等条约，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目标是分庭抗礼则。双方的定位差距太大，只能经过激烈的武斗、文斗，充分展示实力以后，才能就双方合作的身份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美国官方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不熟悉、排斥、间接打击、直接武装冲突、长期遏制、主动合作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是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实力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促使美国最终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中美最早的官方接触，是在抗战期间。 　　按照《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向斯诺表明过希望与罗斯福合作的想法。毛泽东希望能与美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愿意与美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一切合作。1941 年 3 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 年 6 月 23 日，即希特勒发动 “巴巴罗萨” 计划第二天，毛泽东即对党内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即有在外交上与美英联合对抗法西斯的内容。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公开加入盟国，开始公开支援蒋介石。 　　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与美国的合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一方面是因为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兵种政治。 　　当时，中共控制的敌后根据地大约有一亿人口。这些庞大的人力资源，在战争期间尤其重要。相比国民党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国军挥霍人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民众支持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注意。1943 年，史迪威在三位外交官 “约翰三杰” 的建议下，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提出与中共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手抗日。该建议获得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希望与中共合作，获得华北地区的情报，并计划在中国开展对日登陆作战时利用中共的武装力量，减少美军伤亡。建议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此外，陈纳德也不支持史迪威的建议，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依靠驻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结合国民党陆军，战胜日本。这种情况持续到 1944 年。 　　1944 年 4 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陆军一溃千里，日军从地面端了美军的空军基地。国军的表现实在垃圾，愧对美国在华空军和美国的援助。陈纳德提出的美国空军加国民党陆军联合作战的模式，彻底破产。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空军，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若要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参加对日作战，涣散、腐败的国民党陆军显然不能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这时，美国再次提出与中共进行军事接触，提出需要与中共合作，营救美军被击落战机的飞行员。至此，蒋介石难以拒绝了。 　　于是，美军向延安派去了观察组。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至少有三个目的：一是摸底八路军的战斗力; 二是观察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 三是观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美国虽然没有给予中共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本身就是对延安的一种官方的承认。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领导人也分别设宴欢迎或与美军观察组密切交流。毛泽东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请他们选择合适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共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请他们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和连云港的情报。 　　随着豫湘桂全面溃败，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史迪威要求全权指挥中国军队，调动封锁边区的数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去抗日前线，给与中共平等军事援助。蒋介石则要求撤换史迪威，并以停止军事合作相威胁。 　　如何处理中国战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否按照作战效率给予中共平等的援助，这是一个需要罗斯福反复权衡的问题。 　　既然纳粹是美国在欧洲的头号敌人，罗斯福可以和斯大林合作，那么日本军国主义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头号敌人，为什么罗斯福在与毛泽东合作的问题上这么犹豫呢? 　　这是因为中国战区的政局，相比欧洲东线战场苏德对决要复杂得多。当时，中国存在日本、美国、蒋介石、毛泽东，四方势力。美日矛盾在珍珠港事件后，妥协的可能很渺茫，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矛盾，日本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没有妥协的可能。毛泽东与美国之间，日本与蒋介石之间，则存在合作的可能。 　　罗斯福必须反复权衡如下几方面因素：首先，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盟友，罗斯福与毛泽东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罗斯福与毛泽东合作，那么蒋介石与罗斯福就存在反目的可能。其次，美国与毛泽东合作的基础是日本的势力是双方共同的敌人。但如果日本的势力消失，那么美国和毛泽东就会失去统一的敌人。要维护殖民地的美国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毛泽东，失去共同的敌人以后，反目只是时间问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很可能成为一支比日本更强的敌人(日后的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罗斯福显然不愿意为了眼下消灭日本势力，付出长期失去中国的代价。再次，如果不与毛泽东合作，那么可以保证蒋介石暂时不投降日本，也可以避免培养出一个日后的强敌，但是谁来收拾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 不消灭这些日军，就难以结束太平洋战争。美国不想参加伤亡惨重的登陆战，蒋介石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苏联虽然有实力消灭日本百万陆军，但是在欧洲战场东线作战彻底消灭纳粹以前，一时半会儿抽不出手。最后，蒋介石能不能撑到苏联参加远东地区作战? 在此之前，蒋介石会不会垮掉? 当时豫湘桂战役正在进行，国军全线溃败，日军战略意图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日军会不会乘势兵锋向西进攻重庆? 万一日军兵锋向西，蒋介石能不能挺住? 如果蒋介石不能挺住，美国还是要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按照作战效率给予援助，那么中共毫无疑问将获得绝大多数美国军援，如此一来，美国援助重点也就从蒋介石变成了毛泽东。那么蒋介石集团有可能投降日本，使远东战局复杂化。以国军的一贯表现看，蒋系军阀投降日本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蒋介石本人不投降，蒋系将领也可能大批倒戈——一旦美国对蒋介石表现出不信任，导致蒋介石可支配的美国军事援助减少，大批蒋系军阀的忠诚度必然下降，蒋介石威信下降。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国军基础上的，国军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阀联盟。对每一名军阀来说，占地盘、筹军饷、抓壮丁是三项核心任务，与建筑施工队的包工队长的核心任务，是抢市场、催工程款、招人手，大同小异。维持这样脆弱的军阀联盟靠的是将领的个人利益、军事威胁、特务统治，而不是理想、纪律和底层的支持。保持这个集团不解体，既需要外来的军事、经济援助，也需要以中央军为基础，以军统和中统为打手，还需要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平衡脆弱的体系。 　　对蒋介石来说，在中国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选外国主子都是要务，不过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对处在殖民地国家金字塔尖的军阀来说，有枪就是王，有奶就是娘，投靠哪个列强，无非是哪个列强给的援助更多，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蒋介石失去美国的援助，没 “枪” 了，没 “奶” 了，谁还拿蒋介石当回事呢? 这就如同冷战时期，许多战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阀，今天投靠美国宣布信仰资本主义，明天投靠苏联宣布信仰共产主义。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蒋介石提出的与美国的停止军事合作不是吓唬人的。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现状和国民党内部的利益纠葛缺乏理解。他擅长军事指挥，没有蒋介石的政治手腕，也没有管理这样一个军阀联盟的经验。他一旦获得联军领导权，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这支军阀联盟事实上的领袖，必然破坏由蒋介石细心维护的联盟内部的脆弱的平衡。最终，他必然会发现，他要么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切断军阀军队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私人经济联系和暴力胁迫，使各级将、校、尉、士兵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私人间的雇佣或臣仆关系关系，使国军成为统一的整体，使国民党政权拥有现代国家的结构，要么模仿蒋介石继续维护微妙的平衡或者任由这个松散的联盟迅速陷入内乱之中，然后土崩瓦解。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强化国民党和国军的集体利益，需要削弱各个军阀的个体利益，削弱各个军阀个体的军权，建立统一的财权、人事权和司法权。这个过程与商鞅变法中削夺贵族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部分大同小异，必然触犯各个军阀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考虑到各个军阀都拥有独立的武装，史迪威的出身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改组失败或军阀联盟瓦解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蒋系军阀战斗力实在不堪，又几乎无法改组，那么如果把合作的重点从蒋介石转移到毛泽东，大力援助中共，由中共武装抗衡日军，制衡蒋系军阀，如果蒋系军阀投靠日军，就由共产党的武装消灭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这个方案似乎不错。当时罗斯福很可能也确实有在中国战区“换将”，或者各种抗日武装竞争上岗的想法。 　　不过，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罗斯福肯定能看到，一旦日本垮台，中日、美日之间的矛盾消失了，那么毛泽东与美国的矛盾就要摊到桌面上了。这就类似二战刚结束，美苏之间的冷战立即开始。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彻底消灭掉蒋介石集团，那么对美国来说事情可能更糟。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无能或者中共腐败，而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经济殖民地。 　　从《望厦条约》开始，中国就逐步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与英国直接割地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主要方式表现为要求中国协定关税、开放市场，扩大领事裁判权，允许美国军舰在中国港口巡查贸易。第一项要求，导致美国商品长驱直入，中国本国工业无法发展。中国只能输出廉价原料，沦为原料产地。第二项要求，使中国政府无法有效行使职权，任何涉及美国、美国人的纠纷，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名义上双方公平处理，事实上都由美方处理，美方自然偏袒本国资本和本国侨民。于是，美国资本、美国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中国资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人无法与之理论。第三项要求是前两项要求的基础。一旦中国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美国军舰可以封锁中国对外贸易，攻击主要沿海城市，陆战队可以登陆占领沿海发达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妥协。美国是英国前殖民地，所以深谙建立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技巧——直接建立殖民地政权耗资巨大，而且要经常投入兵力镇压当地民众反抗，有时甚至得不偿失。只要能控制殖民地国家的资本，抑制殖民地经济发展，派海军监视、制约当地政府，何必建立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政权呢? 　　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脱离列强的控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在《红星照耀中国之中》可以看得很细明显。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摆脱这类不平等的条约，触动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的目标则是要维持这样的状态。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冲突的，所以根本谈不拢。毛泽东独立性强，他领导的中共效率高，完全有实现他的目标的能力。《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他 (毛泽东) 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任何一位列强领导人读到这句话，都不会舒服。很显然，美国要在中国建立代理人制度管理经济殖民地，但是毛泽东不适合作美国的代理人。美国不与毛泽东结盟，不援助中共，不是看不到蒋介石的腐败无能，而是不希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做大，导致中国脱离美国的控制。 　　美国这方面的顾虑是无法消除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抗日效率越高，美国的顾虑越强。反过来，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抗日效率不如蒋介石领导的国军，那么美国也不会浪费物资。美国与斯大林结盟，是因为苏联已经是既成事实，苏联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而且唯一的能对抗纳粹德国的力量。美英援助法共，是因为法国国内已经没有独立统一的反纳粹政权。中国国内，好歹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蒋介石，蒋介石暂时也没投降。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只要有蒋介石存在，蒋介石就是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不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能力强弱，都很难从美国那里获得援助。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看到了军阀联盟的弱点，对国民党挥霍人命和抗战美援感到愤慨，看到中共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民党，希望统一指挥权，给予效率更高的中共以平等的援助。华盛顿的国务院从建立半殖民地的角度考虑，希望维持蒋介石的低效的统治，以免彻底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华盛顿敌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按照多次接待斯诺、与美国亲中共外交官关系密切的前外交部长黄华的说法，罗斯福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还多次和斯诺面谈询问了斯诺耳闻目的中共的详情，并读了大量由亲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写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详尽的报告。 　　那么，如何解决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呢? 以国军的实力，显然无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罗斯福打算与毛泽东合作的初衷，如果这个难题没有解决，那么罗斯福与毛泽东还有合作的可能。 　　1944 年 10 月，这个难题渐渐不成为问题了。当时美军即将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原子弹成功在即，斯大林在东线势如破竹，只要价码合适，苏联红军南下消灭关东军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美国在中国本土军队中寻找盟友的压力已经不大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共，中共可能在推翻蒋介石之后，使中国彻底脱离美国控制。相比之下，由苏联承担这个任务，美国要支付给苏联的代价更低，只要承认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东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利益即可。考虑到这个难题将迎刃而解，罗斯福也就没有和毛泽东合作的动力了。 　　最终权衡之后，罗斯福决定与蒋介石妥协，撤换史迪威。史迪威回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 “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蒋介石要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蒋介石的政权自然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下层仇视、不信任。反过来，一个政权越是不得人心，便越需要来自境外的支持，越会对境外势力俯首帖耳。所以，这样的政权，恰恰是美国维护经济殖民地必须的政权。一个在国内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权，如果控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面积辽阔的国家，还会听境外势力的话吗? 这样的政权一旦实力强大，必然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必然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罗斯福虽然是开明的总统，但是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在维护美国利益上毫不含糊。何况，西方国家的总统，不过是资产阶级推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即使罗斯福本人比较开明，愿意与毛泽东合作，也不能不考虑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意见。史迪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不是政客，显然不能理解这一点的。1946 年，史迪威在愤懑中郁郁而终。 　　史迪威回国，亲蒋的赫尔利上任以后，史迪威力推的美军观察组也就难有大的作为了。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有限的合作，最终无疾而终。1947 年，胡宗南进攻边区，美军观察组 (时称美军联络组) 撤离延安，回到重庆。 　　有人认为，如果当时史迪威将军不被调回美国，或者美军联络组能够一直保留到新中国建立，那么也许中美关系会在 1971 年以前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很难的。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相互之间的关系自然好不了。两国交往的外交地位，取决于背后实力的较量。早期中共和建国初期的中国的实力很弱，毛泽东的目标则是要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最终必然否定美国通过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以中共这样的实力，提出这样的目标，自然很难获得美国的认可，也就难以获得平等的外交地位。国家间的平等不是靠施舍得来的。不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在美国看来，中共的实力，并没有强大到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要求自己放弃既得利益的程度。在大陆的美国人，比如史迪威，看到蒋介石的腐朽与毛泽东的进步，认识到与中共打交道是迟早的事情，而在华盛顿的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儿，尤其是这个转变涉及巨大的美国在华利益。所以，中美关系，注定要经历激烈冲突和反复较量，在中共充分展示实力，美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以后，才可能步入正轨。这个过程就像美国人开始不承认苏联，最终不得不承认苏联一样。 　　随着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消失，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自然浮出水面。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与美国有四次大规模的较量，分别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和抗美援越战争。第一次较量，是在解放战争之中。 　　二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实力极大增强，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治国路线上的分歧难以统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代表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利益，要求走群众路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社会顶层的买办、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要求走精英买办路线。两种路线代表的利益尖锐对立，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国共内战自然箭在弦上。 　　毛泽东能力强，而且奉行独立自主、中国利益至上原则。没有哪个列强喜欢这样的人——美国更喜欢蒋介石，苏联更喜欢王明。毛泽东取代王明，苏联虽然不愿意，但是无可奈何，只能默许。毛泽东要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美国就插手了。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帮助国军调兵遣将，到安排马歇尔调停，暗中偏袒蒋介石，直接提供大批军援。毛泽东勃然大怒：“鉴于蒋介石的历史，如果美国希望继续支持腐朽的蒋介石政权，那是美国的权利。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做他要做的一切，蒋介石注定要失败。”毛泽东一语成谶，三年内战，蒋介石一败涂地。输了大陆，去了台湾。 　　蒋介石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 蒋介石的说法是美国援助不利。为了驳斥蒋介石的说法，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之关系》(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白皮书)。按照白皮书，美国对蒋介石的各种援助共计 45 亿美元之巨。这 45 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各种运输军队等服务。按照共产党的统计口径美国提供的援助是 59 亿美元。当时 45 亿 (或者按照中共口径的 59 亿) 美元价值多少呢? 不妨找个参照物，中共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给予中国 3 亿美元低息贷款，对中国经济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再举个例子，1949 年，钱三强要外汇买设备，周恩来特批了 5 万美元，当时中共手中的外汇有多少呢? 30 万美元。考虑到购买力就知道当时给的援助力度之大。 　　得到这么多的援助，蒋介石被毛泽东打得丢盔弃甲，说明蒋介石集团太腐败了，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群来自大后方的接收大员，如同恶虎下山，扑向沦陷区的百姓，到处充公逆产，洗劫这些饱经战争折磨的幸存者的最后财富，救济物资在黑市倒卖，变成私人存款。国民党员们忙着个人发财，更谈不上赈灾。将领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军官视士兵如奴隶，士兵视军官如仇敌，军队靠严酷的军法维持基本的纪律。这样的情况下，国统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军心涣散，怎么可能不出大乱子? 　　不过，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从美国选择并支持蒋介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失去中国大陆。 　　二战以后，美国获得了广大的势力范围，但是如何控制这些势力范围却并不容易。各国底层在反侵略战争中学会了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拥有了武器。各国共产党实力普遍增强。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战争期间的反抗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声望急剧增长。战后的普遍贫穷为共产党势力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这些国家战后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法共一度成为了法国议会第一大党。——反侵略战争给来自底层的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中外都一样。为了抑制红色势力扩张，稳定社会，美国援助欧洲 130 亿美元，经过四年的援助，欧洲世界稳定下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金字塔中上层，他们一旦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其社会底层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群众斗争性下降。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处在世界金字塔底层，就是恢复到战前水平，社会底层照样民不聊生，还是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比如，1946 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条约，美军驻扎中国不走，同时，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地位，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国统区的工业体系趋于瓦解。这样的条约，对与美国工业水平相当的国家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如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严重。 　　在抗击外国侵略过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管理层与本国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腐朽无能彻底暴露，民众在对外斗争中获得了战斗经验和斗争的勇气。于是，底层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买办精英。这时，想继续维持买办精英的统治，是很难的。 　　除非把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第三世界中的顶层国家，抛弃原有声名狼藉的买办精英的统治，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改善，削弱其斗争性。否则，这些殖民地很容易变成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中国的体量，显然没有哪个列强愿意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美国控制的西方金字塔的中上层，容不下中国的体量，中国挤进去，必然改变原有的分配格局，使之不利于美国。在选择扶植代理人这点上，列强的想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与其选择一个深孚众望、能力过人的英明领袖，不如选择一个千夫所指、唯利是图的狡诈政客。前者太容易摆脱控制，自立门户了。乌克兰、前东欧各国政客能被选中，获得支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代理人太腐败无能，就可能弄出个卡斯特罗来。选择根基比较弱的代理人，削弱代理人的同时，也就削弱了镇压底层反抗的能力。代理人自是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无力有效统治。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正是美英选择了内部矛盾重重的军阀作为代理人，所以星星之火才有存在的空间。如果蒋介石不能用中央军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难以有效实行军事指挥。反过来，美英愿意蒋介石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吗? 显然不愿意。地方军阀对蒋介石是有力的牵制。 　　除了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更换国民党代理人，还有一条路，就是拆分中国——按照种族、信仰、地域文化，把中国拆分成若干矛盾重重的小国。这样，一是有利于削弱这些小国的社会底层的共同利益，使之内斗不已，难以联合起来。二是有利于武装干涉。三是可以在这些小国内部建立金字塔式的结构，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层的小国，将成为美国的忠诚盟友，镇压其它国家社会底层的反抗。若那些处于顶层的小国之间彼此势不两立就更好了。这些小国既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又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违背美国的意志。 　　从经济的角度看，只要把各个国家拆分得足够小，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闭锁内循环，这些国家就要向美国开放市场，那时就不难控制目标国家。这些小国可以有卡斯特罗、金胖家族，或者军政府，但是只要美国封锁这些小国，就能保证它们的经济无以为继，让它们屈服。 　　不过，这招对中国不灵。首先中国本身有大一统的传统，难以拆分成若干小国，各个地区之间社会底层容易有共同利益，即使拆分了也很容易再次联合; 其次，蒋介石必然强烈反对，没有蒋介石的配合，这种拆分过程很容易演化为军阀混战; 再次，中共当时实力已经做大，盲目将中国拆分为若干小国，这些小国很可能被中共各个击破，最终很可能是中共趁乱胜出; 最后，苏联很容易乘机渗透，逐步蚕食。所以，对美国来说拆分中国为若干小国，建立经济殖民地的路，也走不通。 　　对美国来说，前者的模式类似西欧和西太平洋岛链各国和地区，后者的模式类似中东阿拉伯诸国和印度。两种模式都有困难，又没有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控制中国。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一味维持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同盟苟延残喘，最终必然失去中国。 　　满清垮台以后，美英在中国选择一个领袖作代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听话与无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小国的强有力的统治一个高效的政权的统治者，可以被美国选为代理人。相反，在中国扶植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做代理人，即使意识形态与美国接近，也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蒋介石领导的军阀联盟是一群乌合之众。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好处是听话，好控制。因为手下的大多数将领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蒋介石无力拒绝美英垄断资本的要求，也必然高度倚赖境外势力。蒋介石的实力在各个军阀中比较强，且乐于维护金字塔体系，于是成为军阀集团的首领。但是，这样的统治工具注定腐败低效，所以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军阀都是唯利是图、欺软怕硬的。各个军阀几乎各自为战，军阀联盟内部矛盾重重，松散的结构决定其只能欺压百姓或者镇压劳动人民零星反抗，经不起强敌的挑战。这样的军阀联盟既不能抗击日本的侵略，也不能有效镇压由羽翼丰满的共产党组织、动员起来的社会底层的武力反抗。一个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高效强力的组织集团，可以把中国的资源汇聚起来，形成合力，既能有效对抗外来侵略，也能镇压内部工农起义，但是这样的集团显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受美英资本的摆布。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作代理人，选择了他领导的乌合之众作统治工具，就要接受失去中国的必然结果。 　　解放战争末期，美国一度产生换将的想法，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希望从换一个强有力的代理人或者与中共合作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于是，先后出现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司徒雷登逗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 　　从 1948 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就减少了对蒋介石的公开支持。于是，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踌躇满志，担任代总统，走马上任。不久，他就发现除了自己的嫡系桂系军阀，谁也指挥不动。当时国民党政权出现了 “三权分立”：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在溪口遥控; 李宗仁在南京“代理”; 孙科(时任行政院长) 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哪个新的买办精英领袖，能够使原有的已经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提高效率，重获人望。如果要提出新的领袖，那么买办精英集团需要进行大规模内部调整，腐败、亲蒋的原有买办精英要大批下野，确而代之的是更加有能力有人望的买办精英群体。蒋介石为领袖的买办精英集团本来就是以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军阀同盟，整合利益，必然引起激烈的内讧。蒋介石的地位源自中原大战和其后若干年的苦心经营，嫡系中央军的实力远远超过地方军，主要将领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和财源。一般来说，否定一场战争的结果，需要另一场战争。若要否定蒋介石为核心、中央军为主体的军阀联盟，必须再来一次中原大战，否则李宗仁难以树立权威，有效领导中央军。在中共内部高度统一，以武力推翻买办精英集团为首要任务时，买办精英集团若发生那样规模的内讧，必然加速其倒台。所以，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李宗仁也做不到。 　　1949 年 4 月 20 日，百万雄师过大江。许多国家大使纷纷南迁。这时，司徒雷登没有走。时任天津军管委员会外侨事处处长 (相当于今天正司局级外事办公室主任) 的黄华，奉命调任南京，与司徒雷登进行秘密接触。4 月至 7 月，双方曾多次进行接触，黄华曾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司徒雷登也曾经表示乐于北上。但是，最终因为司徒雷登接到了艾奇逊禁止其北上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司徒雷登北上一事半途而废。 　　司徒雷登逗留南京似乎是有想与中共接触尝试发展外交关系的意图。既然中共派外事官员黄华与其接触，那么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正式见面，就打道回府了呢? 　　司徒雷登与中共高层接触一事，究竟是其个人的意思，还是美国国内高层的意思? 如果是个人的意思，那么很好解释，司徒雷登擅作主张，华盛顿知道后立即将其召回。不过，司徒雷登有一定外交经验，知道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大事，必须经过华盛顿拍板。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华盛顿安排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当然，也许是在司徒雷登要求下，默许其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正常情况下，司徒雷登的来去都受华盛顿指挥：他留下来，是华盛顿有人希望与毛泽东合作; 他打道回府，是华盛顿最终决定不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华盛顿安排或默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为什么在司徒雷登还没有北上，接触毛泽东以前，或者说，没有正式摸毛泽东的底牌以前，就把司徒雷登召回，使可能的接触半途而废呢? 　　按照黄华的说法，若干年后，黄华从周恩来那里得知，司徒雷登当年曾经托陈明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给毛泽东带去口信。司徒雷登托陈明枢转达自己希望北上的愿望，并托罗隆基说，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完全亲苏，美国愿意提供 50 亿美元贷款。参考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不过拿出 130 亿美元，就可以知道，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援助。陈铭枢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不仅如此，因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态度很明确，所以罗隆基完全没提 50 亿美元贷款的事情。 　　按照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当时黄华代表中共明确表示希望能与美国建交，获得美国承认，并希望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司徒雷登则找借口躲闪。中共当时急于发展国际贸易，并想充分利用上海，促进工业、交通、生产和建设。因此特别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关系，而华盛顿对建交并不积极，只是想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 “只要毛敢于自立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而并没有更多的援助或外交计划，根本没有提 50 亿美元贷款。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等。7 月 6 日，司徒雷登给华盛顿的报告中称，“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决定回国。有趣的是，6 月 30 日司徒雷登的报告中，他还盼望北上。司徒雷登什么时候知道的报告? 显然不会是 7 月 6 日刚知道。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应该早在 7 月 6 日以前就知道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文，但是仍然盼望北上。是什么情况使司徒雷登一直充满希望，却又最终放弃北上，可能性之一，他在等国务院的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看法，可能性之二，他在等罗隆基的回话，结合他的报告中的“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可以认为罗隆基确实带去了诱饵。他是在最终确定与中共建立预期中的外交关系无望的情况下，才决定离开中国的。 　　虽然毛泽东和美国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最终没有谈拢，没谈拢的原因，是双方对两国未来外交关系的定位相差悬殊：毛泽东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 美国则希望建立类似美国与蒋介石之间，那种主子与代理人之间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过陈铭枢提出的要求毛泽东不完全亲苏，具体包括什么? 如果仅仅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对毛泽东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反感斯大林遥控中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不完全亲苏的要求，即使美国不提，毛泽东在事实也会做的。除非美国要求毛泽东公开发表声明与苏联决裂，这样的要求，毛泽东显然不会答应。1949 年的新中国实力弱小，不会主动与一个接壤的超级大国公开决裂。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当时要求更高的建交条件。美国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 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中没有提，不过多次提到他在努力维护美国人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1949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的约法八章之中已经明确指出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条件不必他提出，毛泽东已经主动承诺了。很显然，司徒雷登所强调的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的范畴远远大于毛泽东提出生命财产安全的范畴，指的是美国在华一切既得经济、文化、政治利益。他是否会要求毛泽东承认，1946 年美国与蒋介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 这是很可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是美国在中国一切既得利益的基础。如果毛泽东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华的一切既得利益就均可得到保障。 　　毛泽东决不会答应《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且不说条约中涉及的关税、主权的内容，就是其中保护美国人财产这一条，毛泽东也不会答应。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答应这一条，大批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就会纷纷加入美国国籍。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把他们的财产充公或者分配给贫民。无法完成财产再分配，也就无法使多数人摆脱被奴役、被压榨的经济地位，无法颠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将不再是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解放者，而变成金字塔结构的维护者。 　　再说，旧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如果全盘接受与美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涉及其它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要不要废除? 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中国拥有很多特权，比如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由于拥有这些特权，外国法人、侨民、团体在中国境内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拥有大量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和房地产。这些外资集中在公用事业、航运业、制造业、金融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行业，垄断关键行业，控制中国经济基础。外国势力还控制不少宣传、文化、教育、卫生、救济、宗教机构，扩大列强在华影响，操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的方针，即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 这样做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如果不能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直接与美国建交，就是“不打扫房子直接接待客人”。那样中国怎么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 　　何况，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只字未提 50 亿美元贷款的内容。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与华盛顿商量呢? 本文认为，罗隆基带去的 50 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的口信，很可能是司徒雷登不负责任的画饼。就像当年美国答应给叶利钦俄罗斯的援助，一旦叶利钦接受并落实美国的条件，美国准备落实多少援助，那就另说了。马歇尔计划不过 130 亿美元，援助对象主要是美国的盟国，即使这样还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大使，怎么可能不经过国会，作主这么大的事情呢? 即使国务院同意这件事情，杜鲁门能不能同意呢? 即使杜鲁门能同意这样一笔巨款，国会能不能同意呢? 要国会同意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拨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显然，毛泽东肯定要复出巨额代价，杜鲁门才能说服国会。一旦毛泽东公开表态愿意接受美国援助，并落实美国的要求，美国能给多少援助，就不好说了。 　　如果毛泽东为了接受外来援助，保留对国家民族不利的条约，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那么与蒋介石有何区别? 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与美国建交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建交而建交，甚至不惜丧权辱国，那样的事情，毛泽东是不会作的。 　　毛泽东很可能经过与陈铭枢的谈话，已经摸到了司徒雷登的底。6 月 15 日，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表明了立场，即“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后，罗隆基甚至没敢提司徒雷登的画饼。 　　司徒雷登提出的价码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双方最终无法谈拢的原因。于是，谈判最终破裂。司徒雷登接到命令，7 曰 6 日决定打道回府。 　　最终，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能有效领导维护大买办、大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愿意承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国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不过，在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对美国的意义已经由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变成了遏制中国崛起、牵制中国大陆的力量了。 　　毛泽东拒绝司徒雷登的 “收买” 以后，中美之间不可能相安无事。武侠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大侠干掉了黑帮的金牌打手，老谋深算的黑帮老大一般都要考虑招安大侠，取代被干掉的金牌打手——对黑帮老大来说，用一个更强有力的打手替代一个被打倒的废物继续维持其统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许多人也确实接受了黑帮老大提出的交易。但是，如果大侠拒绝招安的条件，下一步就是大侠决战黑帮老大。新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模式，新人又不同意招安，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新人分一杯羹，还是为了树立威信维护统治，都有必要消灭不懂事的新人，杀一儆百。反过来，从大侠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提出合理要求。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司徒雷登希望收买毛泽东，由毛泽东替代蒋介石担任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拒绝了——“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黯然回国。不久，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打起来了。毛泽东的要价是平等互惠，美国的还价是主仆胁从，到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双方真刀真枪干一场，彼此试试斤两再说。 　　有人说朝鲜战争是金家惹祸，中国善后，中国为了维护金家的统治卷入朝鲜战争，白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朝鲜战争确实是一次意外之战，但是没有朝鲜战争，中美苏三方也会在东北亚某个地区较量，比如台湾或者印度支那。这些战争或冲突是决定的彼此关系，划分势力范围的必要之战。 　　朝鲜战争有深刻的背景，美苏要在东北亚划界，中美要经过真刀真枪的较量确定彼此关系，中国要展示实力确保与苏联平等交往。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中美苏三方展示实力的舞台。 　　有人认为，朝鲜战争导致美国介入台湾海峡，阻碍了大陆统一台湾的进程。事实上，不论朝鲜战争是否爆发，美国都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 “保卫” 台湾。6 月 27 日，杜鲁门宣布，派遣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 　　10 月 25 日，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在美国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4 个月，中国才正式卷入朝鲜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 4 个月，美国海军已经侵入台湾海峡了。 　　南北朝鲜打仗，美国海军跑台湾海峡来算什么呢? 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都是美国整体远东利益的一部分，南朝鲜也好，台湾也好，都是美国维护其在东北亚利益的关键战略支点。南朝鲜出现了危险，有必要及时巩固所有战略支点。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严重危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原因，一是解放战争初期不相信毛泽东有能力击败接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二是不愿意卷入可能付出巨大人员伤亡的地面战，三是解放战争后期对招安毛泽东抱有侥幸心理。1950 年，蒋介石已经失去大陆退缩海岛，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前沿已经在海上了，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明了立场，美国海空军拥有绝对优势，自然可以积极介入了。 　　虽然当时毛泽东并没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武装，更不希望失去在整个远东地区极具战略价值的台湾——尤其不能让台湾在不听话的毛泽东的控制下，因此美国必然会先下手为强控制台湾海峡。至于朝鲜战争，则只是一个导火索——这就如同萨拉热窝的那一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是不论有没有那一枪，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要爆发。即使美国没有朝鲜战争，日后也会找借口侵入台湾海峡——比如在毛泽东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时候。 　　进一步考虑的话，即使毛泽东接受司徒雷登的条件与美国建交，美国也很可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搞 “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作为牵制大陆的有效手段。1979 年以后的历史，即可证明这种可能性。 　　从美国的角度看，朝鲜战争是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必然一战。美苏在雅尔塔会议订下来的分界线，由于毛泽东的出现，被彻底打乱了。美国在远东还能不能保留立足之地?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美国已经直接插手中国内战，苏联异常轻视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新政权将以什么身份与美、苏开展外交关系? 美国已经插手中国内战，蒋介石叫嚣要趁 “第三次世界大战” 反攻大陆，新政权能不能巩固? 这些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从军事上考虑，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意味美国战略前沿从琉球群岛一线，前移到中国大陆沿海。陆地上，美国仁川登陆后，越过 38 线直奔鸭绿江。中国海军没有能力把美军撵回去，但是陆地上显然不能坐视美军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所以说，朝鲜战争是奠定新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基础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整个中美关系的缩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不打不成交。双方都想结束争斗，但是具体价码谈不下来，只能以打促谈。美国提出本国在军事上有优势，要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外交关系。中方提出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美方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谈判。中方回应那就战场上见，你打累了，打不动了，咱们再谈。 　　1953 年，美国终于认识到，经过毛泽东整合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结合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朝鲜的地形上，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战斗力。美国不直接进攻中国本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进攻中国本土，必须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承受巨大的伤亡，还可能陷入持久战的泥潭。苏联则完全可能趁美国疲惫的时期，在欧洲进一步扩张。所以，进攻中国本土，必然得不偿失。对美国来说，既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继续陷在朝鲜毫无意义，不如尽早脱身。1953 年 7 月 27 日，交战各方终于签订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暂停。 　　建国初期，华盛顿无力使中国倒退回半殖民地时代，中国实力不足，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双方自然谈不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已经知道，除非中共内部出现问题，否则无力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状态。这时，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由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维护半殖民地，变成遏制、围堵，坚决防止中国崛起。由于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也只能暂时搁置一旁。 　　虽然从抗战前夕，毛泽东就曾多次明确表达愿意与美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的愿望，但是美国不愿意与中共和新中国发展平等、互惠的关系，对中国采取遏制、围堵的政策，中国自然要两条腿走路，东方不亮，西方亮，不会一棵树上吊死。这时的外交政策倾向于苏联是情理之中的。“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场战争的结果，只能用另一场战争去改变。1840 年的鸦片战争的结果，要用 1950 年朝鲜战争去改变。经过朝鲜战争，列强不能再对中国开展炮舰外交了。对美国来说，适应这种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一场更严重的失败才能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不再是殖民地的奴隶。这就像清政府适应自己的从万国邦主到殖民地傀儡政权的身份转变，需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会异常傲慢。 　　解放战争，动摇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远东格局。朝鲜战争，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远东格局。由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美苏割据远东地区的格局，变成了事实的中美苏三方势力并存。此外，英、法两大老牌列强，由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力衰退，无力继续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有意在维持既得利益或者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体面地退出远东。当时，由中国支援的越军发动的对印度支那战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奠边府战役胜利在望。这种情况下，各大国自然有必要重新坐在一起划分势力范围。 　　可以说，日内瓦会议是真正的大国聚会。从那次会议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美英的傀儡，而是是事实上的五大国之一了，真正具有了与其它四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美国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因为中美之间的较量还不够充分，美国对中国的实力还不够认可，所以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成果。不过，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与美国建立了秘密的官方性接触。1955 年 8 月 1 日起，中美大使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至 1970 年 1 月，双方会谈 136 次，促成了钱学森回国。 　　日内瓦会议后，1950—1960 年代，中美暗战、热战不停，军事、外交激烈斗争。美方支持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中情局策划西藏叛乱。中方积极参加万隆会议，毛泽东热情接待蒙哥马利，尝试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1956 年 5 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毛泽东在外交上争取了道义制高点。 　　1955 年 3 月 3 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力量。1956 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使美国误判，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1957 年 5 月，美军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蒋介石以为自己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再次蠢蠢欲动。国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贵、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轰炸福建沿海。到 1958 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 年 12 月 12 日，美方直接通过代表降级的方式，使中美日内瓦大使会谈陷于停顿。1958 年 6 月 30 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此声明，美国置之不理。 　　美国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停止日内瓦会谈，蒋介石上蹿下跳，激怒了毛泽东。1958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1958 年 8 月 23 日下午解放军炮击金门。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 3 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 600 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被击毙。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 5.5%。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 30 天。 　　金门炮战好像兜头一盆冷水，让美国和蒋介石清醒过来。使他们认识到对大陆只能徐图之，短期内不能有非分之想。炮战至少达到三个目的，一是牵制了美军，影响其对黎巴嫩的武装干涉，粉碎了美国在东南沿海动武、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 二是在美蒋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 三是确立了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宣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藏区也不安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1950 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 1957 年至 1961 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不过，让美国人失望的是，解放军一出手，叛乱分子立即变成土鸡瓦狗。 　　说到西藏武装平叛，有必要顺便说一说 1962 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英国离开印度时，将印度拆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国之间一直长期敌视。与中国不同，印度国家内部各阶层高度稳定，一直实行稳固的大地主、大买办的精英统治。所以，印度一直是美苏双方都在拉拢的对象。尼赫鲁本人野心颇大，一面支持中国扩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对美苏打中国牌，一面对中国藏区和新疆有领土要求。 　　1959 年，中印之间发生朗久事件，印度吃了亏。1960 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也未好转。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尼赫鲁觉得时机来了。1962 年中印战争的时间对印度很有利。时值秋末冬初，中国很难再从内陆向西藏增加补给。印度挑选这个时点挑起战争，用心良苦。 　　当时的西藏并不安稳，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叛乱。从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40 年间，西藏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藏民内心之中，民族认同感很低。1949 年解放的时候，西藏几乎就是另一个外蒙。和内地不通汽车，几乎没有汉族，经济自给自足，没有中央政府驻军，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比和内地紧密得多。所以，印度觊觎西藏。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统一了全国，西藏真可能独立出去。1959 年，西藏叛乱。藏族叛军之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这些人追随叛军的原因，无非是对北京缺少认同感。叛军最终投降，不是因为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而是暂时力竭，无力再战，不得不暂时认输。如果在藏南发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兵败华沙”，那么西藏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叛乱之中。那时，平叛的成本更高。不仅如此，如果西藏的平叛不能速战速决，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不会老实。 　　当时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还有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刚遭遇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孤立无援，印度背后有若干大国支持、默许; 中国军队后勤补给困难，印度军队在开春以前都有后勤优势。印度人一切都算计到了，所以才会主动挑衅。不过，尼赫鲁精心盘算了一切，唯一失算的就是被毛泽东整合以后的中国士兵的战斗力，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士兵的战斗力可以比拟的。印军遇到解放军，如同华雄遇到了关羽。 　　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速战速决，有理有利有节。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中国没有恋战，而是主动后撤。从军事上看，解放军补给困难，继续作战很可能因为弹尽粮绝而失利。从国际环境上看，一旦中国与印度陷入长期战争，美苏很可能联手支援印度。那样一来，中国将陷入长期代理人战争。中印战争如果失利，必然影响西藏稳定。如果久拖不决，必然影响长期经济建设。从国际影响上看，中国战胜印度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反之，如果中国受挫，则可能直接危害经过抗美援朝、付出巨大代价才树立起来的大国形象。宣扬国威以后，主动后撤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多说一句，如果当年美军在仁川登陆，击溃朝鲜人民军以后主动后撤至 38 线，也不会栽那么大的跟头。 　　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与中美关系无直接联系，却不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那些认为毛泽东主动后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根本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潜在的中美冲突。 　　美国对中国搞颠覆，让中国边境不宁，毛泽东也不闲着，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抛开道义不说，也是有效的牵制美国，减轻美国对中国压力的手段，是全球反帝运动的一部分，是挖美国的墙角。实践表明，第三世界反帝运动越旺盛，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小——如果没有黎巴嫩，金门炮战美国会不会武力介入呢? 不好说。有人提出毛泽东时代援助数额巨大，其实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一种变相的国防开支。 　　1954 年奠边府大捷后，法国决定撤出印度支那。美国接手法国的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964 年，发生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1950-1970 年代，东亚环太平洋一线，是中美苏三方在东亚角力的主战场。美国控制的主要战略支点，都发生过战争。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民间掌握了武装，如果不能进化为半发达国家，本身就难以难以安定; 二是因为中国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雅尔塔会议中划分的美苏势力范围，各大国势力又角逐其中重新靠武力确定彼此实力的割据线。越南战争是这些战争中耗时最长，作战最激烈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美国综合国力的打击更是远远超过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在东南亚丛林的完美实践。在此之前，一个超级大国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拖垮的事情，并不常见。在此之后，又出现了阿富汗战争。 　　中国给予越南大量援助。截至 1968 年 3 月，中国先后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总计 32 万余人进入越南执行任务。其中最高年份，达到 17 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越南。越军的吃穿用，包括中低端武器，都来自中国。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中国允许苏联支援越南的防空导弹等武器过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与中苏都有尖锐的矛盾，苏联愿意提供武器打击美国，中国何必作梗? 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威信。如果中国作梗不许苏联武器过境，那么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会怎么看中国呢? 　　越南的人力资源加上中苏的军事、经济资源，使美国深陷越南泥潭难以解脱。美国实际上是在与三个国家作战。不进攻中国本土，不切断越南的外援，就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不仅如此，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日益高涨。这验证了毛泽东在持久战理论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会出现强有力的反战力量，甚至革命，最终帝国主义国家会内外交困，不得不退出战争的思想。 　　1968 年，尼克松以尽快结束越战为口号，赢得了大选。对尼克松来说，如何体面地结束越战，是一道难题。他想到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加大战争力度，给北越以沉重的打击，然后见好就收，速战速决。二是和中国接触，寻求中国合作，结束越南战争。 　　1969 年 3 月，美国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国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基地。5 月，汉堡高地战役爆发。1970 年 3 月 18 日，担任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部长的朗诺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国。朗诺上台后，加强与美国合作，美国侵入高棉共和国，进攻那里的北越军事基地。地面战异常惨烈，美军伤亡惨重。到 1971 年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 4 万。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 　　1967 年秋，尼克松在准备竞选期间，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暗示愿意与中国进行接触，毛泽东认为尼克松上台的话，有可能调整对华外交政策，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外交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9 年 1 曰 28 日，《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刊发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不久，毛泽东委托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四帅就中美关系开展相关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的研究。 　　1969 年，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苏联威胁要对中国开展大规模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尼克松进一步坚定了可以联合中国遏制苏联的信心。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约见基辛格，试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 苏联意图让美国保持中立。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把此消息透露出去。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透露：“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9 月 16 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 · 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 · 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赤裸裸的威胁。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为了展示抵抗决心，9 月 23 日和 29 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 2 万多吨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和当量约 300 万吨的氢弹爆炸。对此，美联社播评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尼克松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解决越战，也有利于牵制苏联，避免苏联一统欧亚大陆。于是，中美开始了秘密接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美国乒乓球队、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 汗，都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穿针引线，为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中美双方的努力和中间人的撮合，发生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杜鲁门下台，杜勒斯死了，艾森豪威尔下台，肯尼迪死了，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不睦。最终，主动访问新中国的却是坚定反共的大右派尼克松。不可否认，个人因素在外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关键作用仍然是国力的博弈。 　　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由斗争到合作，中苏关系由合作到斗争。这看似不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冷战大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实力由弱变强的过程、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力逐渐衰弱的过程、苏联从二战的损失中回复过对外推行沙文主义咄咄逼人的过程，便不难理解了：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对美苏都是威胁。中国和其中任何一个结盟，都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另一个，夺取其海外势力范围。苏联与中国结盟，美国在欧亚大陆上便难以立足。美国与中国结盟，则直接威胁苏联本土。以对方本土为目标的核战争中，没有赢家。何况，在核攻击之后，中国有希望剩余更多的人口。1960 年代末，中国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工业基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核武器，已经有实力成为三足鼎立之中的一足，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美国自然要考虑与中国联合。这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结盟类似。 　　从 1936 年，毛泽东就希望与美国结盟联手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到 1967 年尼克松主动暗示要与中国接触，1971 年基辛格秘密来中国访问探讨与中国结盟联手对抗苏联的可能性，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曲折的 35 年。这 35 年中，中共由地方武装到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不断由弱变强。因为中国实力强大了，美国才会主动来与中国结盟。国际上，没有实力，不会有公平的盟友关系。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当天下午 2 点，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通俗地说，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不会打仗，你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控制越南。尼克松说：苏联作大威胁美国的新形势下，现在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中国的外交立场。2 月 27 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28 日，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于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袖，所以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1972 年，中国与英国、荷兰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与希腊、日本、西德和澳大利亚等 18 个国家建交。加上 1964 年建交的法国，1971 年建交的加拿大。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却不太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却仍像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一样讨价还价，希望达成尽量有利的合作条件，获得尽量多的好处; 一方面是因为 1972 年 6 月即发生了水门事件，直到 1974 年被迫辞职前，尼克松一直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 　　当时，美国仍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作梗，以增加谈判的筹码。虽然美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作梗，其它国家却乐于做顺水人情。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 2758 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也离不开毛泽东长期注意搞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遗憾的是，1976 年毛泽东去世。1979 年中美建交至今，台湾问题一直成为遗留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方面就是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 是关键核心作用，还是牵制作用。中国认为是前者，美国认为后者。 　　1973 年 11 月 10 日、12 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反复强调苏联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他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 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 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这不是吹牛。当时中国不但拥有完整的工业基础，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核武器，还投入巨资修建了大量人防工程，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无论美国或苏联进攻中国，都会陷入长期人民战争之中。美国和苏联联手进攻中国，中国也撑得住。再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担心中国与另一方联手，拖垮自己。一个小小的越南能拖垮一个超级大国，何况中国呢? 　　楚汉相争的时候，武涉曾经游说齐王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经过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已经从任人宰割，无足轻重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三足鼎立的一足。美苏争霸，双方势均力敌，胜负的关键在中国与哪一方合作对付另一方。 　　中苏结盟，中苏分裂，中美结盟，中美分裂，中美俄三足鼎立，中俄联盟。从毛泽东时代以后，世界格局，就是中美苏 (俄) 三国博弈为主。欧洲一直想成为独立的一极，却一直没有机会。从美国的角度看，自然不愿意出现统一的欧洲。从欧洲各国的角度看，不经过惨烈的战争，难以形成统一的权威。 　　中国能获得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统一全国，离不开他全力推行工业化，也离不开他一直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中美建交始终始终是打打谈谈。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或者美国领导人好斗，而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国家的崛起，一靠实力，二靠战争。没有实力便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列强绝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默许新兴国家分一杯羹，更不会老老实实让位。毛泽东一直努力制止战争，但从不惧怕战争。幻想与列强和平合作就能自动晋升到大国地位，那是天真的想法。 　　大国之间，争斗是常态，合作是暂态。所以，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当年的话，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知乎用户 海雨天风 发表

认识一个香港妹子家里有近亿资产，跟我说按照比例，香港的千万富翁比大陆多多了。
我说对，肯定的，我说要是大陆的千万富翁比例和香港一样，世界上还能有欧美日俄的地方吗？他们几个地方加一起比中国大陆人口还少呢。
她说那我们家算是中国很富的人了。
我说是很富，但是大陆暂时不可能有这么多亿万富翁，主要和基本情况有关。
紧接着我给她说，我说大陆人民要养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以及装备。你们靠买卖房子是无法保证安全的，任何一个有军队的国家都可以攻打你们香港市，而没有任何国家现在敢轻易和中国开战。就是我们要交很多税养军队。
我说另外大陆有四五十个巨大的一千万人口左右的大城市，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非常复杂，像你们香港一样的大城市就有北上天重广深。这么些大城市哪个都要用税供养着。
还有和各国交往，香港根本不用考虑和任何国家进行交往，都不需要随份子。大陆好歹要随一些份子钱。这些也都从老百姓腰包的税里拿。
我说你家这么有钱要是在大陆你就会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你显然在香港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做的。就是因为你们那里地方小，相对丰富性差。
她说香港的金融怎么可能比大陆差。
我说只是一方面，实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嘉诚说白了不就是一堆房子吗？他有黄山有长江吗？有天安门有南京总统府有都江堰吗？你们光抱着一堆钱和房子，对你们个人来说很有价值，可是对国家来说那些东西只是纸和洋灰壳。

知乎用户 兔撕鸡大老爷 发表

虽然数据会说谎，但历史不会。

这堂课主要目的，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技术改革、国策对经济的重要性。课件摘取的时间，非常有趣。

1957、1965、1978、1981 年。

建国初期，质量最高的技术援助来自赫鲁晓夫。1953 年上台起就开始援华，但力度一般。1956 年，这位先生差点坐不稳苏联首领位置，只好以技术换取毛泽东对他的支持。在这时，我国获得了大量技术知识，包括原子弹在内。一共 156 项工程。
技术，不是说给就会给的，这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完美的政治交易之一。

从 1958 年炮轰金门开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渐渐不满。20 天前俩人还一起在中南海游泳，竟然没跟他提这事儿，真不把苏联当老大哥了。

随后中苏关系日益破裂，1959 年两国领导人互相不指名批评。次年，两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互相批斗。

1960 年夏，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了多国对中共进行猛烈批评。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怒了，指着赫鲁晓夫鼻子骂了几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时，赫鲁晓夫在玩【“修正主义”】。

1960 年 7 月 16 日不开森的赫鲁晓夫同志，决定召回在华全部专家。

经过四年沉淀，中国拥抱了一次高新技术。虽人走茶凉，但茶叶还可以再泡一泡。
中国工人毕竟跟苏联专家深入接触过，依葫芦画瓢，在磕磕碰碰中摸索出工业化泥巴路。

城乡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

毛泽东为了中国经济发展，11 月份主动示好，两国关系稍微解冻，差点迎来中苏关系第二春。

随后，赫鲁晓夫展现出他二逼的一面，不肯承认共产党 “双雄并立” 的趋势，争当大爸爸。1962 年起，在舆论和中印边境争端上，猛戳中国脊梁骨。

他高估了自己，毛泽东才是舆论斗争中的大 V 爸爸。苏联批中国用了一千多封信，中国只用九封信，就把赫鲁晓夫同学拉下了主席位置。

史称 “九评”。这一年，是 1964 年。

1965 年，得意的毛泽东同学一不小心，按下了文革按钮。最初目的，是想消除多年来的苏化政策。

顺带着破四旧，谁知道愈演愈烈。

课件从 1965 年一下跨到了 1978 年，这其中奥妙，洗衣粉可以解读一下。

文革期间经济的确有爆发式上扬，其主要驱动力，并不来自文革批判，是源自于技术革新！

第二次技术井喷，同样来自政治交易。1971 年，美国脱离金本位，四处寻找为米国经济买单的盟友，中国答应了。次年尼克松访华，就美元储备代替黄金做了磋商。中国以解除技术封锁等事项作为交易条件，中美关系解冻。

1972 年，在周恩来引导下，我国终于获得了先进的石油设备，多项高新设备被允许引入中国。总耗资高达 43 亿美元，史称 “四三” 引进方案。当年的 43 亿…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进了化肥、化纤技术。数倍促进了农业、纺织业发展，奠定了工业化基础。
还引进了挖煤、钢铁冶炼设备与体系，让基础建设能力跃升了一个层次。

历史意义非常巨大，可能你无法想象。在这之前，新中国还没解决温饱问题。你们也没想到脱贫基础居然来自米国…

1976 年，尝到甜头的小平同志说：“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年后，他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倡导改革开放。

有人说 1949 年只是政权的更迭，1979 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所以，这个课件，又以 1978 年和 1981 年作为区分。

1979 年邓小平画出的那个经济特区，成为近 36 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地段。外商投资，是当时经济腾飞主要驱动力之一。

所以那三年时间，经济增速很快。中美正式建交，也在 1979 年。

【点评文革期间经济】：

赫鲁晓夫的援助，只让中国有了技术革新。军工、建筑业居多，并没引发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

毛泽东也发动了一些经济驱动。

@通吃岛岛主

提到的医疗、水利只是一部分。但他话说错了，这些，对经济影响并不算隐性。

赤脚医生的工资花销，医疗器械、药品制造，也是经济驱动源之一。

水利驱动更大，仅 1975 年投资约 45.3 亿元。建国至 1979 年总额达 760 多亿元，成效卓著。其中建材消耗、工资花销，是一块巨大的驱动源。
水利对江河湖泊的控制，产生的经济影响才是隐性的。

望发言慎重…

说到底，周恩来主导的 “四三引进” 方案，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

化肥化纤，解决了温饱问题，解放更多劳动力，带来工业化基础。
而煤矿钢铁冶炼技术的革新，使基础建设效率跃升。实际上，基础建设做的越响亮，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道路、工厂、房屋建设速度加快，会刺激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下发的工资、粮票越多，产生的波纹效应越大，经济水涨船高。

这也解释了，四万亿投资，当初为什么会以房地产为主要目标。是受从前经验影响… 但没控制好楼价，让宝宝心里真的好难过。

@改之理 zcw

的阐述也没错，经济学不是光看数据，而是看思想。
其实很多经济学原理、算式已经过时了，就连很多教授也苦恼这些问题。

经济学进入了疑书时代。

经济，不能看浮于表面的东西，更主要的，是看数字背后的脉动。

文化大革命虽然让中国停滞十年，但经济发展趋势，没你想的那么不堪。期间像周恩来、邓小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仍对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统计局的这张图片，从侧面上看，真实有效，具有反思意义。

知乎用户 纪经 发表

如何评价汶川大地震那一年的北京奥运会？
汶川大地震的影响要辩证地看，虽然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那一年我国也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啊。

知乎用户 寺内正道 发表

我看了下高票

@通吃岛岛主

答案，错误好多。。。
比如第 2 张那个算平均增长率的表格，就是错的阿。直接对增长率取算术平均值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举例如下
某国今年 GDP 下降 50%，第二年 GDP 增长 50%，按照该答主算法，得到这两年平均增长率为 0。实际上两年后的 GDP 只有一开始的 (1-0.5)*(1+0.5)=75% 也就是说，这两年经济实际上倒退了 25%。

要算平均增长率，解

这个方程求 g 就行了。
按照该表数据，1966-76 年平均增长率是 4.6%，低于最右边三个数字。如果算统计局数据，十年大概增长在 5% 左右。作为一个从赤贫起步的国家，这个增长率还是很低的。

统计计划经济国家 GDP 一直都被认为是很困难的。
**我个人觉得统计局数据会高估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的增长。**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存在剪刀差，会导致工业品 过高标价，这个过高标价无法反映在通货膨胀等指标中。但是如果仅仅是过高标价，是不会影响 GDP 增长率的。问题是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会越来越高。当这个比重增高时，剪刀差就会夸大 GDP 增长。
也正因为剪刀差的存在，用工业产值来评价这些国家经济成就也是不科学的。
似乎现在没有数据库能完全克服这个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在采用现代 GDP 核算之前是没有统计服务业的。现在的服务业之类数据都是后来估算的。至于怎么影响、影响有多大我就不知道啦。

相比较 gdp，我觉得计算消费可能更能反映出经济状况，如果时间线充分长的话。

如果真要那 GDP 来算，并和别国比较的话，建议用 Penn World table, 这个数据的好处是消除了购买力影响。

用统计局原始数据和别国数据直接比较是错误的。

知乎用户 王相及​ 发表

1966-1976 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成就的，包括尖端科学（两弹一星）、重工业（石化汽车机械）、基础建设（桥隧铁水利水电）甚至外交（援外联合国席位）等等…… 但是这些无论这十年有多少成就，他们都跟文革没有关系，不是文革带来的成就，而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文革是完全错误的，这点即使站在 TG 的立场上也是如此。

知乎用户 短矢 发表

Death rate, crude (per 1,000 people)

鉴于经济好的数据够多，有些人转进到 “经济好、人民苦” 上了。那我就拿点健康有关的数据好了。世界银行的死亡率统计没有 80 年之前的，但 1980 年中国的数字是千分之六。这是两年改革开放的功劳？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先说是什么，再说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快吗？答案是，快，非常快。对于这种不符合大多数人常识认知也不符合主流舆论的结论，必须从头开始提供大量干货来论证。以下：

1.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什么？
毫无疑问，GDP 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一个指标。尽管这个指标存在许多缺点，但是由于直观有效可量化，它的核心地位一直不可替代。

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这是宏观经济学课本上的定义。可是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会发现一个问题，GDP 测算的是市场价值，是市场经济中物品和劳务所呈现出的价格，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并未实行市场经济，好比说本题中的我国文革时期，那将如何测算？

事实上，在 90 年代（苏东剧变与中国 92 改革）以前，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承认使用两种核算体系，一种是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GDP 是它的核心指标，另一种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tuct balances), 主要指标有国民收入等。前者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使用后者。这二者的差别很多（具体可以参考：谈谈《国民帐户体系》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核算国民收入的差别和资料换算方法，《统计》，1980Z1），我们只需要知道后者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值而不考虑非物质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医疗、旅游、房地产、餐饮服务、金融保险等等并不计入产值。

所以问题出现了，既然文革时期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与我们熟悉的 GDP 不同，也就是说既无法横向与当时的美英日韩比较，也无法纵向地与现在的中国比较，那我们该如何认识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呢？很简单，就像汇率的计算一样，设置一个两套体系间的换算公式即可。

2. 以 GDP 衡量文革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是怎样的？
世界银行提供的换算公式是这样的：GDP = 国民收入 + 折旧 + 非物质性收入 + 房租 = 国民收入 *（1 + 调整系数）

国家统计局并未完全按照这个公式进行计算，它采用了更加复杂的公式，但是最终结果差不多，调整系数都在 16% 左右。
这样计算，文革时期我国 GDP 增长率如下：

但是这个数据准确吗？这个几乎是公认的，不准确，而且对于 GDP 有着严重的低估。为什么？

首先说为什么被低估。

1. 医疗卫生。我前几天回答过一个有关赤脚医生的问题，中国当时的医疗创造了世界奇迹，可是医务人员几乎是无薪酬，仅仅计入工分，财政拨款也极少，所以绝大部分医疗服务并未计入 GDP。至于群众卫生运动对于农村卫生环境翻天覆地的改造，在市场经济下一定是以专职雇佣人员发放工资计入 GDP，但是在我国当时全是义务劳动，根本无法显示。

2. 水利设施。目前我国农村的水利设施 80% 以上是 80 年代之前建设的，有许多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无人管理也已经荒废。具体成果有：截止 76 年底，建成大中型水库 78000 多座，塘坝 650 万个，总库容量 4000 亿立方米；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 6500 多处，全国灌溉面积达到 7 亿亩左右；机井 200 万眼，机电排灌动力 5400 万马力；堤防海塘 158000 多公里，并疏通开挖了大量河道沟渠；等等。这也是举世无双的成果，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化肥的推广也直接推动了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我国粮食产量的快速提升，实在是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可是，除了少数工程为国家投资修建外，绝大部分水利设施都是群众运动的结果，GDP 的支出法核算公式为：GDP=C+I+G+(X-M)，也就是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之和，你说，群众运动算哪一项？如果用收入法核算，群众参与水利建设的劳动要计入生产队工分，但是生产队工分不参与财政和投资分配，因此也无法计算工资。综上，绝大多数水利建设的成果也没能计入 GDP。

3. 其他方面。如铁路公路交通体系的建设、低价购入的农产品等等在此不加赘述。

现在说说为什么被严重低估。
我们都知道，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投资是（市场经济以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在具体数值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在 60% 左右，高的可以达到 80%，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的拉动作用应该逐渐增大。

在被低估因素的分析中的水利、交通建设毫无疑问是投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又知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小让位于消费，那么很明显，文革时期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率一定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要大。所以，被低估的部分占 GDP 的比重应该相当大。

综上，文革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不仅被低估，而且被严重低估。

现在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其实…… 我也没有个明确的结论。历史书上一直都写着，“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形容明显有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开对前三十年的研究，这方面有价值的可供参考的文章太少了。

希望到了我有能力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会有这个条件和这个氛围，让前人用汗水血水凝成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人类共产主义事业道路的基石。

有一点有必要强调：本文绝大多数内容来源于这篇文章：
用 GDP 评价新中国头 30 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101
去知网上搜即可。
算是这篇文章的通俗版和简化版，有相关基础知识的同学可以看原文。我大概一年前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生出了那个疑问，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篇文章，十分激动。

——————————统一回复——————————

好了好了，评论区里有一些争论，我就来统一回复一下吧，主要是大家态度都不错，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没有乱喷，所以我也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下。

有同学以个人常识和日本韩国最高增长率的角度质疑个别年份的数据真实性，首先增长率和基数大小关系密切，

@officexp422

已经给出一些落后国家的 GDP 增长率，应该能让他们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是

@officexp422

同学指出数据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复利计算，可能是我在文章中为了简化没有表述清楚，这样，我直接把数据来源说一下，再从一些更加直观的而非专业的角度来说明一下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文中的表格数据当然不是我自己算的，是国家统计局 80 年代公布的，毫无疑问，他们的统计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不会出现低级的计量错误。

有关文革期间 GDP 的研究，学术界目前普遍使用的有三种数据，第一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第二种是张风波 1988 年出版著作中的数据，第三种是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搞经济史的同学可能知道 “麦迪森数据库”，涵盖每个国家上千年的经济历史数据，比权威机构的数据更加权威，非常厉害。如果你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不准，那么就看一下另外两个研究与它的差别即可：

很直观，张风波的数据与统计局的基本吻合，有些年份略微偏低；而麦迪森的数据明显高于统计局数据，平均每年高 29.8%（文革期间）。（麦迪逊那个是统一换算成 1987 年价格，只影响数值不影响比率）

国内外涉及到文革时期乃至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论文，基本上都采用以上三个数据中的某一个，如果还是有人觉得他们三个的数据都不对，那么麻烦你找出支持你论点的数据和论文，而不是 “常识”“我觉得”，或者说 “不符合我观点的数据都是假的”？

下面说一点我上课时遇到的事，从绝对感性的角度评价一下数据的真实性，你说从你的常识出发这不可能，那看看从我的常识出发如何。

第一个老师教授的是 “中国经济史”，这是一个年轻老师，UCLA 硕士、南开博士，学的是计量经济史。专业的缘故，它对数据要求十分严苛，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到现代史都用大量数据论证，也黑过陈志武那个妻妾研究的许多常识性错误，学术水平应该是过硬的。在政治倾向方面，应该是偏右，蒋介石必称 “蒋公”，毛主席则直呼其名毫无敬意，追忆民国时期经济史学大师，讲述中华民国的经济成就，最后专门空出一堂课来黑三年饥荒，当然不是网上那群无脑黑，老师给我们展示了无数研究成果，究竟饿死多少人的测算等等。他讲到文革时期的时候就用的是统计局的数据，很自然的使用，并没有任何质疑。

第二个老师教授 “美国经济史”，当然只是顺带提到，他是武大经济学博士，政治倾向不明显，根本不关心，他用的也是统计局数据。

第三个老师教授西方税收史（我喜欢经济史，选的这种课比较多……），是个老教授，九十年代以前右倾，下岗潮以后逐渐左倾，也算有一定地位的一个学者了。他讲到这一段历史时 PPT 上给的统计局数据，但是口头上提出了质疑。由于当时主要讲的是与西方的对比，所以并没有细讲为什么质疑，只是说应该低估了。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再补个表，回答评论里名义和实际 GDP 的问题

最后补个图回答评论问题，回答文革时期到底有没有人口红利问题。

知乎用户 通吃岛岛主 发表

我们来用看看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面的数据描述的是 1978 年的情况
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没有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 3 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 15 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 22.5 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 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 250 克猪肉、4 个鸡蛋、半小瓶豆油、100 克白糖、两块豆腐和 50 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
8 亿农民在 5 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 20 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更惨？怎么个惨法呢？我们来看看
当日中国农村 8.032 亿公社社员中，有 2/3 的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初期，有 1/3 则连 30 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 124 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 105 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 280 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1 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4000 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 1.12 亿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 1.91 亿人每天挣 0.137 元，有 2.716 亿人每天挣 0.164 元。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 0.06 元。另外还有大约 2 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 0.2 元。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
距省会兰州市仅 40 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口粮才 40-100 斤! 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 102.26 元之多。全公社 49 个生产队，有 48 个队人均收入 40 元以下；家产在 30 元以下的有 188 户；在 15 元以下的 41 户 (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 7000 多人，竟有 4371 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 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 2300-2800 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 页。看到这里，我顿时不会对 1978 年诸如某云南农场知青营养不良率为百分之百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了。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 215 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 138 公斤粮食，挣到 39 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 91 户人家里，有 91 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 1368 人里，恰好有 1368 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 页。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 “是的，这些? 很穷，不过，我们更穷! 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 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况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8 万多户牧民中有 1.6 万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4.1 万户牧民中，有 1.4 万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不知诸位乌有之乡网友是否有兴趣去体验一下挖洞式住宅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 “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 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 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 20 世纪的 40 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 1978 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 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6082 个社员中，卖血者 1631 人，其中包括 925 个男子和 706 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 4 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 300 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两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 3 次，共得 300 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 341 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陋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 128 元。
别以为卖血村这种事情改革后才有
计划经济时期的 “水利（害）”
实际上人民公社时代修的水库质量十分低下，1954 年来塌了 3500 多座，造成经济损失不计其数。现在这些人民公社时代所修的水库构成了 “病险水库” 的主体：
我国一部分水库建成于 “大跃进” 和“文革”期间。这个期间修建的水库，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水文站点少及普遍存在的设计、技术、施工力量和资金不足等因素，设计规范不完善，“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工程多，水库实际运行标准远低于设计标准。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许多水库的质量和建设水平都不是太高，大部分是小型坝，小型坝中的 90% 以上是土石坝，土石坝的寿命大约是 50 年，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已是超期服役。且在此后几十年的运行中，水库病险的数量过半，达 4 万多座。

　　1975 年 “板桥事件” 之后，中国曾展开了一次全国水库大坝安全检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水库大坝不安全。当时制定计划，要在十年时间里全面治理全国的病险水库，国家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在 1998 年的长江洪水之后，水利部再一次组织力量进行普查，普查的结果是：病险水库在 50% 以上。

这类病险水库危害巨大：
自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口及下游河道灾难性淤高（最严重时一直淤到距西安仅 30 余公里处）之后，渭河防洪形势明显恶化，下游局部河段已势成 “悬河”。由于下游河道淤积泄洪困难，出现 “三五年一遇的水，五十年一遇的灾”。如最近一次 2003 年渭河洪灾，就造成渭堤多处决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甚至渭南市领导视察灾情的船都被洪水冲翻，领导获救而随行记者牺牲。

三门峡原设计建造了高水头大库坝后电站装机 130 万千瓦，因 “水库” 不能蓄水也完全报废，六七十年代两次耗费巨大的改建后变成低水头小库容径流发电的小机组，容量只有原先的一个零头，只能算中型电站，从废物利用的角度讲还可以称为成功吧。三门峡成祸后的确有过 “炸掉” 之议而且曾被认真考虑过，后来虽然经过反复改建，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03 年渭河大水灾后 “炸掉” 呼声又起，专家如张光斗、官员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等都主张彻底放弃，就算不炸坝也应当“全年敞泄，放弃发电”，全当没有建它。后来虽因三门峡摊子已经太大不好收拾，作了妥协，但矛盾远未了结。
1963 年海河流域南系发生大洪水，刘家台水库（中型）大坝溃决，下游 900 多人死亡；东川口水库（中型）大坝溃决，下游 500 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60 亿元。1975 年洪汝河、沙颍河、唐白河发生大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田岗等两座中型及 58 座小型水库溃坝，1100 万人受灾，数万人惨遭灭顶；近年来，发生险情的多为中小型水库，危险性也非常大。 这类病险水库的经济效益也极其低下：
　据统计，现已查明的病险水库如果不进行必要的除险加固，则会减少防洪总库容 150 亿立方米，减少兴利总库容 120 亿立方米，减少供水能力 170 亿立方米，减少灌溉面积 200 万公顷。这，还没有计算其原已占有的地缘、生态和环境资源，以及为了建设该工程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代价。

　　很多病险水库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浪费。在湖北省天门市绿水堰水库，坝基渗漏，当地水利部门估算，这个中型水库每年有 470 多万立方米的水白白流走。

　　由于担心出现险情，许多病险水库的管理者不敢蓄水，像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就出现了当地农民多年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局面。

　　这就是老何家旁边的龙当水库，这个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中型水库，按照当初的设计可以用来灌溉的库容量达到 773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近三万亩。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运行之后，它已经百病缠身，大坝严重渗透，塌陷处将近 100 米。这种情况下，为了下游安全，管理人员即使在丰水期也不敢蓄水，现在水库只有不到 50 万立方米的水，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年。

至二十世纪末，全省（贵州）病险水库已突破 1000 座。这些病险水库不仅不能蓄水，还对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不能蓄水，自然谈不上什么效益。。。
为了除险加固，得没完没了地投入大量资金，堪称无底洞：
实际上上世纪 70 年代，病险水库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全国出现了许多 “病、险” 水库，有些水库一蓄水就垮，有的刚竣工尚未蓄水就垮坝崩堤。在 “大跃进” 之后的 60 年代和 70 年代里，每年都有很多这类的 “病、险” 水库垮塌。例如，仅 1973 年就垮掉了 500 多座，1974 年又垮了 300 多座。1974 年 5 月，鉴于这类的 “水害” 工程为祸甚大，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特别警告水利部及各省：“如果哪里再发生水库垮坝，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就应查明原因，严格处理。如果领导不负责任，就应处罚。”由于这类的 “群众运动” 式水利工程本身 “病、险” 太多，即使当地干部再小心看护，也难避免垮塌的结局。”。。。
与中小河流问题频发一样，中小病险水库是中国目前防汛工作中又一隐患集中区，基层水利专家指出，小水库已经成为中国防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和最大安全隐患。
“水利部总规划师兼规划计划司司长周学文在７月２１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８６０００多座水库，其中小型水库有８２０００多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建的，又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出现了大量的病险水库。”
“中国政府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十分重视，但目前大量的小型病险水库还没有得到除险加固。今年汛期垮坝的６座小型病险水库都是还没有经过除险加固的病险水库。” 周学文说。
安徽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王凤云告诉记者，安徽省自２００７年起，提出用３年多时间，先期完成全省１８２０座病险小型水库主体工程除险加固任务。其中小（一）型水库省财政补贴１５０万元／座，小（二）型省财政补贴５０万元／座，市县财政１比１配套，其余再利用一些涉农补贴资金。”
2003 年的资料：
1998 年洪水过后，中央和地方对水利基建的投资急速增长。水利部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些相关数字，五年来，中央水利基建投资达 1786 亿元，相当于 1949 年以来中央总投资的 70%。五年内用于防洪工程投资为 1040 亿元，其中堤防工程 774 亿元，病险水库加固 111 亿元。在对全国 805 座重点病险水库的加固计划中，截至 2002 年底已完成 441 座。这还没完

　　最早期列入除险加固专项规划的 1346 座病险水库，总投资是 270 亿元，其中，中央 135 亿，地方 135 亿，国家要求地方资金必须与中央一比一配套。第二期的 2117 座中，先实施的 365 座也基本上是这个比例。

后来的 7356 座，规划总投资是 540 亿，其中，中央的投资大概是 290 亿，剩余的由地方配套。

　　去年 7 月启动的 5400 座小一型水库规划投资 243 亿，每座 450 万，其中东部地区的水库 1/3 由中央负担，中部的 60% 由中央负担，西部地区则是 80% 由中央负担。今年 4 月启动的 41000 座小二型水库，其中重点小二型有 1.59 万座，规划投资每座 240 万，全部由中央负担，剩余的一般小二型则由地方全额负担。

第一期，1346 座全国的大中型和西部地区的小型水库规划，2005 年除险加固完成；第二期，2117 座全国大中型和中西部小型水库规划，也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结果只实施了一年多，即 2006 年的时候，由于病险水库的问题很突出，中央提出来用三年时间把现有的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最终，形成了 2008 年的《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下称《专项规划》），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集中、最大规模的水库维修工程。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投入了 620 多亿元、对 7356 座病险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基本完成了规划目标。

上面说的这个花 620 亿的工程持续了 3 年多，效果还好，然而到了十二五期间，病险水库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在继续巩固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成果的同时，加快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步伐，到 2015 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这是在 “十二五” 开局之年，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今，承诺如期兑现。截至目前，“十二五” 期间规划的 50742 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已基本完成。不仅如此，列入《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新出现的 320 座大中型病险水库，截至 2015 年年底，已累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议计划 61 亿元，201 座投资已安排完毕，其中 180 座已完成除险加固。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得没完没了地去加固～
也不知道这样的水利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
还有人造谣改革开放后没修水利，实际上 —————–
我完全不知道所谓 “改革开放后就不重视水利” 这种鬼话有什么依据：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利工作，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累计完成投资９５４５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７倍，其中中央投资４２３８亿元，是改革开放前的１６倍。”
就算算上通货膨胀，也是一大笔钱。
实际上 1998-2003 年的 6600 亿国债，就有百分之 20 是水利资金。
至于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完成了原始积累，实际上计划经济时代从 1960 年后年年都是粮食净进口国
也不知道你这原始积累从何谈起。
至于印度，民国时期哪怕是战乱期间，中国的农业都要远远优于印度，详见：http://www.fao.org/docrep/016/ap636e/ap636e.pdf，这个文件还只是民国内部 22 省，不包括东三省。。。
上述文件（不包括东北，西藏，新疆）显示，1931-1937 年，中国此时还处于战乱时期，然而卡路里摄入已经远远超过印度了。印度的卡路里摄入（1934-1938）是 1976，中国是 2234，蛋白质摄入量也高于印度。实际上就连 1946-1948 中国内战期间，卡路里摄入都要高于印度，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1948 年印度的预期寿命是 32 岁左右 https://books.google.ca/books?id=oT3x4OfqzKgC&pg=PA86&lpg=PA86&dq=life+expectancy+india+1948&source=bl&ots=vUHwLz40f4&sig=64fhgnVGzPs8MKp_mE88RCT2QQQ&hl=en&sa=X&ved=0ahUKEwjhscWp5eTPAhUJgj4KHZVTDM4Q6AEIUzAI#v=onepage&q=life%20expectancy%20india%201948&f=false，麦迪逊数字显示 1950 年中国人均寿命为 41 岁，印度为 32 岁，两者本来起点就不同（印度的热带疾病和感染很严重），完全没有可比性

知乎用户 傅翌才 发表

1853 年，英国人在印度（1947 年印巴分家之前为英属印度）修建了第一条铁路，长度 32 公里。

1859 年，铁路营业里程 1005 公里。

1865 年，5412 公里。

1874 年，铁路营业里程 10020 公里。

1881 年，15865 公里。

1886 年，20704 公里。

1892 年，铁路营业长度 28596 公里，中国开始修建铁路，年营业长度 225 公里。

1894 年，铁路营业长度，30320 公里，中国，435 公里（大陆，不包括台湾，下同）。

19 世纪末，中印两国铁路营业长度分别为 829 公里（1888 年）和 37831 公里（1899 年）。

1901 年，中国铁路营业长度 1516 公里，印度，40818 公里。

宣统元年（1909 年），中国铁路长度在 1908 年突破 7000 公里基础上达 7563 公里，印度，50678 公里。

宣统三年（1911 年，民国元年），中国铁路长度，9854 公里，印度是中国的 5.35 倍，长度 52849 公里。

清政府时期，中国共修建铁路 9854 公里。

1917 年，中国铁路长度 11004 公里，印度铁路长度，58472 公里。

1922 年，印度铁路营业长度突破 6 万公里，达 60540 公里，中国为 11535 公里。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修建铁路 2823 公里。

南京国民政府上台。

1928 年，中国铁路长度再次突破 1.3 万公里（1924 年曾突破 1.3 万公里），印度接近 6.6 万公里。

1936 年，印度铁路营业里程达到顶峰，为 69408 公里。

1947 年印巴分家后，印度境内铁路营业长度 54693 公里。

1949 年铁路营业里程，中国，21800 公里，印度，54754 公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共修建铁路 9123 公里，加上北洋政府后，民国时期 38 年共修建铁路 11946 公里。

1968 年，印度铁路长度达到 6 万公里，中国超过 3.8 万公里，新中国 20 年增加 16000 公里。

1990 年，印度铁路长度，62367 公里，中国，53400 公里。

1949 年至 1990 年，41 年间，印度铁路营业里程增加 7613 公里，中国增加 31600 公里。

1949~1977 年，中国共修建铁路 25600 公里，印度修建铁路 6049 公里。

新中国铁路

1949 年到 1968 年增加 16000 公里。

1968 到 77 年 10 年间大约增加 10000 公里。

1977 到 90 年 13 年间大约增加 6000 公里。

1949 年，中国 220 万吨，印度无数据；

　　1965 年，中国 551 万吨，印度 64.1 万吨；

　　1978 年，中国 1107.4 万吨，印度 86.3 万吨；

　　1993 年，中国 3841.5 万吨，印度 231.3 万吨；

　　2008 年，中国 7278.7 万吨，印度 679.6 万吨；

　　2009 年，中国 7649.7 万吨，2010 年，中国 7925 万吨。

　　奶产量：1951 年，印度 1749.1 万吨，中国无数据；

　　1985 年，中国 289.4 万吨，印度 4230.0 万吨；

　　1993 年，中国 563.7 万吨，印度 6314.0 万吨；

　　2008 年，中国 3781.5 万吨，印度 10990.0 万吨；

　　2009 年，中国 3732.6 万吨，印度无数据（估计仍然超过一亿吨）。

　　糖产量：

　　1949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20 万吨，印度 118 万吨；

　　1950 年，日本 4 万吨，中国 24 万吨；

　　1951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30 万吨；

　　1952 年，日本 3 万吨，中国 45 万吨。

　　粗钢产量：

1913 年，中国 4.3 万吨，印度 6.3 万吨，

1930 年，印度产量超过 60 万吨，中国产量 1.5 万吨。

在旧中国历史最高年产量的 1943 年，包括日满产量在内达到 92.3 万吨，

印度粗钢产量超过 140 万吨。

日本钢产量从 1901 年的 1 千吨增长到 1912 年的 1.5 万吨，同年中国为 3 千吨。

1913 年，中国 4.3 万吨，日本 1.7 万吨，印度 6.3 万吨。

1917 年，中国依然为 4.3 万吨，日本已经增长到 77.3 万吨，印度也增加到 16.7 万吨。

1921 年，中国 7.7 万吨，为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年产量，日本为 86.5 万吨，印度 18.6 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黄金十年” 里最高年产量为 1934 年的 5 万吨，

当年日本 384.4 万吨，

印度 81 万吨。

1935 年开始，随着日据东北钢铁厂的建设，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开始迅速上升，

1935 年为 25.7 万吨，日本本土则为 470.4 万吨，印度为 87.6 万吨。

1936 年，中国 (含日占东北）41.4 万吨，日本 522.3 万吨，印度 88 万吨；

1937 年，中国 55.6 万吨（含满洲），日本 580.1 万吨，印度 91 万吨；

1938 年，中国 87.5 万吨，日本 647.2 万吨，印度 95.2 万吨；

1939 年，中国 52.2 万吨，日本 669.6 万吨，印度 106.7 万吨。

1943 年，中国达到新中国建立前最高历史年产量

92.3 万吨，绝大部分是日占东北的产量，

日本则为 782 万吨，

印度为 136.4 万吨（印度独立前最高年产量为 1941 年的 143 万吨）。

1945 年，中国 26 万吨，日本 208.2 万吨，印度 138.8 万吨；

1946 年，中国 1.6 万吨，日本 56.4 万吨，印度 131.4 万吨；

1947 年，中国 6.3 万吨，日本 94.1 万吨，印度 127.7 万吨；

1948 年，中国 4.4 万吨，日本 171.5 万吨，印度 127.7 万吨；

1949 年，中国 15.8 万吨，日本 311.1 万吨，印度 137.4 万吨。

当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钢产量 15.8 万吨，

而印度 137.4 万吨，

是中国的 8.7 倍。

2010 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了 6.27 亿吨，

印度产量 6830 万吨，

中国是印度的 9.2 倍。

　　生铁产量：

1893 年，日本 2.1 万吨，中国无数据。

1912 年，日本增长到 24.1 万吨，中国仅为 3 千吨。

1913 年，中国 9.8 万吨（这一年印度为 20.7 万吨），日本 24.3 万吨；

1914 年，中国 13 万吨，日本 30.2 万吨；

1919 年，中国 23.7 万吨，日本 61.3 万吨；

1925 年，中国 19.3 万吨，日本 69.7 万吨，印度 90.2 万吨。

1928 年，日本生铁产量突破 100 万吨达到 111 万吨，

中国接近 30 万吨为 29.8 万吨，

印度为 107.2 万吨。

1934 年，中国突破 50 万吨至 52.1 万吨，日本为 177.2 万吨，印度为 135.3 万吨。

1939 年，中国突破 100 万吨至 107.1 万吨，日本为 330.9 万吨，印度为 178.7 万吨。

1942 年，中国 171.3 万吨，日本 442.0 万吨，印度 188.0 万吨；

1945 年，中国降为 21.3 万吨，日本 98.4 万吨，印度 142.8 万吨。

1946 年，中国 2.9 万吨，日本 21.2 万吨，印度 146.1 万吨，

1947 年，中国 3.4 万吨，日本 36.7 万吨，印度 145.8 万吨，

1948 年，中国 4.0 万吨，日本 83.6 万吨，印度 148.7 万吨，

1949 年，中国 24.6 万吨，日本 160.2 万吨，印度 163.6 万吨。

-——————————————————

1952 年，中国 193 万吨，印度 189 万吨。

1978 年，中国 3479 万吨，印度 972 万吨。

-——————————————————

1993 年，中国 8730 万吨，印度 1540 万吨；

2010 年，中国 59021.8 万吨，印度 3780 万吨。

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年产量为 1943 年，179.4 万吨，最低为 1912 年，3000 吨，

印度最高年产量为 1941 年，207.5 万吨，最低为 1913 年，20.7 万吨。

　　煤炭产量：

1903 年，中国 103 万吨，日本 1008.8 万吨；

1906 年，中国 903.3 万吨，日本 1298.0 万吨；

1912 年，中国 907.0 万吨，日本 1964.0 万吨，印度 1494.7 万吨；

1919 年，中国 2015 万吨，日本 3127.1 万吨；

1927 年，中国 2417 万吨，日本 3353.1 万吨；

1931 年，中国 2724 万吨，日本 2798.7 万吨；

1937 年，中国 3138.7 万吨（含满洲），日本 4525.8 万吨；

1941 年，中国 5524.3 万吨，日本 5647.2 万吨；

1942 年，中国 5837.4 万吨，日本 5354.0 万吨，中国首次超过日本；

1943 年，中国降为 5045.9 万吨，日本增长到 5550 万吨；

1945 年，中国 2628.5 万吨，日本 2988.0 万吨；

1948 年，中国 1242.0 万吨，日本 3372.6 万吨；

1949 年，中国 3243 万吨，日本 3797.3 万吨。

1949 年，中国 3242 万吨，印度 3220.4 万吨；

1952 年，中国 6600 万吨，印度 3689 万吨。

1978 年，中国 6.18 亿吨，印度 1.05 亿吨。

1993 年，中国 11.5 亿吨，印度 2.64 亿吨；

2010 年，中国 32.4 亿吨，印度 5.21 亿吨 (2009）。

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年产量为 1943 年 5837.4 万吨，最低为 1912 年 907 万吨；

印度最高年产量为 1949 年 3220.4 万吨，最低为 1910 年 1224.1 万吨。

　　焦炭产量：

1949 年，中国 54 万吨，印度 191 万吨。

1952 年，中国 289 万吨，印度 212 万吨。

1978 年，中国 4690 万吨，印度 1210 万吨。

　　天然气产量：

1916 年，日本 1400 万立方米，

1931 年，增长到 7700 万立方米，

1949 年，降到 5800 万立方米。

中国 1949 年为 700 万立方米，之前无数据。

1949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 0.07 亿立方米，印度无。

1952 年，中国 0.08 亿立方米，印度无。

1978 年，中国 137.3 亿立方米，印度 16 亿立方米。

　　原油产量：

1910 年，印度（含缅甸）81.8 万吨，中国无；

1926 年，中国 2 千吨，日本 24.8 万吨；

1930 年，中国 5 万吨，日本 28.2 万吨；

1935 年，中国 14.1 万吨，日本 31.6 万吨；

1937 年，中国 19.4 万吨（含满洲），日本 35.3 万吨；

1939 年，中国 38.4 万吨，日本 33.4 万吨；

1940 年，中国 58.5 万吨，日本 30.1 万吨；

1941 年，中国 66.3 万吨，日本 27.5 万吨；

1942 年，中国 81.7 万吨，日本 23.5 万吨；

1944 年，中国 20.1 万吨，日本 22.9 万吨；

1945 年，中国 17.5 万吨，日本 22.1 万吨；

1946 年，中国 7 万吨，日本 19.2 万吨；

1947 年，中国 5.2 万吨，日本 18.3 万吨；

1948 年，中国 7.3 万吨，日本 15.9 万吨；

1949 年，中国 11.8 万吨，日本 19.4 万吨。

1949 年，中国 11.8 万吨，印度 25.3 万吨；

1952 年，中国 44 万吨，印度 26 万吨。

1978 年，中国 10405 万吨，印度 1127 万吨。

1993 年，中国 1.45 亿吨，印度 2650.8 万吨；

2010 年，中国 2.03 亿吨，印度 3888 万吨。

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中国 81.7 万吨（1943），印度（含缅甸）123.8 万吨（1922）。

　　铁矿石产量：

1899 年，中国 135 万吨，印度 57.2 万吨；

1920 年，中国 133.6 万吨，印度 56.7 万吨；

1880 年，日本 2.5 万吨，

1892 年，中国 22.1 万吨，

1892 年，日本 6.9 万吨，

1899 年，中国 135 万吨，日本 21.1 万吨。

1920 年，中国 133.6 万吨，日本 18 万吨；

1928 年，中国 148.5 万吨，日本 7.6 万吨；

1929 年，中国首次突破 200 万吨达到 204.7 万吨，日本则仅有 8.8 万吨；

1937 年，中国 341 万吨，日本 29.4 万吨；

1940 年，中国突破 500 万吨达到 681.3 万吨，日本为 49.6 万吨；

1942 年，日本突破 100 万吨，达到 106.7 万吨，中国则接近 1000 万吨并在 1943 年突破 1000 万吨。

1945 年，中国跌破 100 万吨，仅有 44.6 万吨，日本则为 93.5 万吨。

1946 年，中国 29.4 万吨，日本 28.7 万吨；

1947 年，中国 14.2 万吨，日本 25.5 万吨；

1948 年，中国 15 万吨，日本 29.7 万吨；

1949 年，中国 56 万吨，日本 40.7 万吨。

1949 年，中国 56 万吨，印度 149.4 万吨；

1993 年，中国 1.17 亿吨，印度 3820 万吨；

2010 年，中国 10.72 亿吨，印度 2.16 亿吨。

民国时期最高年产量，中国 1017 万吨（1943），印度 208.9 万吨（1928）；

最低年产量，中国 14.2 万吨（1947），印度 56.7 万吨（1920）。

　　黄金产量：

1910 年，中国 5.5 吨，印度 16.1 吨；

1941 年，中国 11.3 吨，印度 8.9 吨；

1949 年，中国 0.6 吨，印度 5.1 吨；

1993 年，中国 160 吨，印度 1.9 吨；

2010 年，中国 340.88 吨，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大约在 3 吨左右。

　　硫酸产量：

1949 年，中国 4 万吨，印度 10.1 万吨；

1993 年，中国 1336.5 万吨，印度 374.2 万吨；

2010 年，中国 7090.8 万吨，印度无数据。

　　发电量：

1912 年，中国 0.46 亿度，日本从 1907 年的 2.77 亿度增长到 11.44 亿度。

1915 年，中国 1.3 亿度，日本 22.17 亿度；

1922 年，中国 5.19 亿度，日本 55.86 亿度；

1926 年，中国 10.11 亿度，日本 105.53 亿度；

1930 年，中国 15.46 亿度，日本 157.73 亿度；

1933 年，中国 20.74 亿度，日本 195.22 亿度；

1936 年，中国 30.75 亿度，日本 271.35 亿度；

1937 年，中国 18.64 亿度，日本 302.45 亿度；

1944 年，中国 53.14 亿度，日本 361.22 亿度；

1945 年，中国 48.76 亿度，日本 219 亿度；

1946 年，中国 36.25 亿度，日本 302.89 亿度；

1947 年，中国 46.71 亿度，日本 327.50 亿度；

1948 年，中国 44.98 亿度，日本 377.91 亿度，印度 45.72 亿度；

1949 年，中国 43.08 亿度，日本 414.94 亿度，印度 49.09 亿度。

1912 年，中国 0.46 亿度，印度无数据；

1939 年，中国（含日满发电量）27.73 亿度，印度 25.32 亿度；

1949 年，中国 43.08 亿度，印度 49.09 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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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中国 73 亿度，印度 61 亿度。

1978 年，中国 2566 亿度，印度 1010 亿度。

-————————————————-

1993 年，中国 8394.53 亿度，印度 3563.35 亿度；

2010 年，中国 42065.4 亿度，印度 9222.49 亿度。

　　汽车产量：

1949 年，日本 2.9 万辆，中国无。

1955 年，中国 100 辆，印度 2.35 万辆；

1978 年，中国 14.91 万辆，印度 8.3 万辆；

1993 年，中国 129.9 万辆，印度 57 万辆；

2010 年，中国 1826.47 万辆，印度 353.68 万辆。

　　载重汽车：

　　1949 年日本 2.8 万辆，中国无；

　　1955 年日本 4.9 万辆，中国 0.01 万辆；

　　1964 年日本 112.3 万辆，中国 2.08 万辆；

　　1978 年日本 328.4 万辆，中国 9.61 万辆。

　　拖 拉 机：

　　1953 年，日本 0.1 万台，中国无；

　　1958 年，日本 0.2 万台，中国 0.1 万台；

　　1976 年，日本 31 万台，中国 31 万台。

1977 年，日本 28.8 万辆，中国 41.9 万辆，

　　机床产量：

　　1949 年，日本 0.7 万台，中国 0.16 万台；

　　1950 年，日本 0.4 万台，中国 0.33 万台；

　　1951 年，日本 0.9 万台，中国 0.59 万台；

　　1952 年，日本 1.1 万台，中国 1.37 万台。

　　矿山设备：

1949 年，中国 0.07 万吨，印度无。

　　1950 年，中国 0.24 万吨，

　　1951 年，中国 0.21 万吨，

　　1952 年，中国 0.18 万吨，

　　1953 年，中国 0.82 万吨，

　　1954 年，中国 0.87 万吨，

　　1955 年，中国 1.12 万吨，

　　1956 年，中国 3.09 万吨，

　　1957 年，中国 5.29 万吨。

　　发电设备：

1950 年，中国 0.2 万千瓦，印度无。

　　1953 年，日本 116 万千瓦，中国 2.2 万千瓦；

　　1962 年，日本 504 万千瓦，中国 15.2 万千瓦；

　　1969 年，日本 1122 万千瓦，中国 203 万千瓦。

　　铁路机车：

1952 年，中国 20 台，

1960 年，中国 804 台，

1963 年，印度 1 台，

1973 年，印度 143 台。

　　水泥产量：

1949 年，中国 66 万吨，印度 214 万吨；

　　1949 年，日本 328 万吨，中国 66 万吨；

　　1950 年，日本 446 万吨，中国 141 万吨；

　　1951 年，日本 655 万吨，中国 2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712 万吨，中国 286 万吨。

1978 年，日本 8489 万吨，中国 7390 万吨，

2008 年，中国 13.83 亿吨，印度 1.8 亿吨；

2010 年，中国 18.8 亿吨，印度无具体数据。

　　化肥产量：

　　1949 年，日本 62 万吨，中国 0.6 万吨，印度 2 万吨；

　　1950 年，日本 64 万吨，中国 1.5 万吨；

　　1951 年，日本 73 万吨，中国 2.5 万吨；

　　1952 年，日本 76 万吨，中国 3.8 万吨。

1978 年，日本 215 万吨，中国 869 万吨，

2008 年，中国 6012.69 万吨，印度 2257 万吨；

2010 年，中国 6741 万吨，印度无具体数据。

　　乙烯产量：

　　1958 年，日本 1 万吨，

1960 年，中国 0.07 万吨，日本 8 万吨，

　　1966 年，日本 107 万吨，中国 0.54 万吨；

　　1978 年，日本 439 万吨，中国 38 万吨。

　　塑料产量：

1950 年，中国 0.1 万吨，

　　1952 年，日本 4 万吨，中国 0.2 万吨；

1956 年，中国 0.9 万吨，印度 0.1 万吨。

　　1963 年，日本 107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74 年，日本 657 万吨，中国 30.4 万吨。

1978 年，日本 587 万吨，中国 68 万吨。

　　纯碱产量：

　　1949 年，日本 12 万吨，中国 8.8 万吨，印度 1.8 万吨；

　　1950 年，日本 17 万吨，中国 16 万吨；

1951 年，日本 23 万吨，中国 18.5 万吨；

　　1952 年，日本 20 万吨，中国 19.2 万吨。

1978 年，日本 118 万吨，中国 133 万吨。

　　烧碱产量：

　　1949 年，日本 15 万吨，中国 1.5 万吨，印度 0.6 万吨；

　　1950 年，日本 20 万吨，中国 2.3 万吨；

　　1951 年，日本 33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52 年，日本 27 万吨，中国 7.9 万吨。

1978 年，日本 270 万吨，中国 133 万吨。

　　硫酸产量：

　　1949 年，日本 161 万吨，中国 4 万吨；印度 10 万吨。

　　1950 年，日本 203 万吨，中国 6.9 万吨；

　　1951 年，日本 237 万吨，中国 1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266 万吨，中国 19 万吨。

1978 年，日本 643 万吨，中国 661 万吨。

　　棉布产量：

1949 年，中国棉布产量 18.9 亿米，

印度 34.6 亿米。

　　1949 年，日本 8.2 亿米，中国 18.9 亿米；

　　1950 年，日本 12.9 亿米，中国 25.2 亿米；

　　1951 年，日本 18.2 亿米，中国 30.6 亿米；

　　1952 年，日本 18.7 亿米，中国 38.3 亿米。

1978 年，日本 23.2 亿米，中国 110.3 亿米

　　棉纱产量：

1949 年，中国棉纱产量 32.7 万吨，

印度 62 万吨。

　　1949 年，日本 16 万吨，中国 33 万吨；

　　1950 年，日本 24 万吨，中国 44 万吨；

　　1951 年，日本 34 万吨，中国 49 万吨；

　　1952 年，日本 35 万吨，中国 66 万吨。

1978 年，日本 45 万吨，中国 238 万吨，

　　机制纸及纸板产量：

　　1949 年，日本 51 万吨，中国 11 万吨，印度 9 万吨；

　　1950 年，日本 69 万吨，中国 14 万吨；

　　1951 年，日本 89 万吨，中国 24 万吨；

　　1952 年，日本 102 万吨，中国 37 万吨。

1978 年，日本 1650 万吨，中国 439 万吨，

　　化学纤维产量：

1950 年，印度 0.1 万吨

1957 年，中国 0.02 万吨。

　　1949 年，日本 5.7 万吨，中国无；

　　1957 年，日本 48.1 万吨，中国 0.02 万吨；

　　1967 年，日本 110.1 万吨，中国 5.22 万吨；

　　1978 年，日本 184.8 万吨，中国 28.46 万吨。

　　电 视 机：

　　1952 年，日本 0.02 万台，中国无；

　　1958 年，日本 121 万台，中国 0.02 万台；

　　1964 年，日本 527 万台，中国 0.21 万台；

　　1969 年，日本 1269 万台，中国 0.20 万台；

　　1976 年，日本 1711 万台，中国 18.45 万台。

1977 年，日本 1521 万台，中国 28.5 万台。

　　手表产量：

　　1949 年，日本 76 万只，中国无；

　　1957 年，日本 342 万只，中国 0.04 万只；

　　1960 年，日本 715 万只，中国 50.5 万只；

　　1978 年，日本 4919 万只，中国 1351 万只。

　　自行车产量：

1949 年，中国 1.4 万辆，

1953 年，中国 16.5 万辆，印度 26 万辆。

　　1952 年，日本 101 万辆，中国 8 万辆；

　　1958 年，日本 252 万辆，中国 117 万辆；

　　1973 年，日本 941 万辆，中国 497 万辆。

　　缝纫机产量：

　　1952 年，日本 132 万架，中国 6.6 万架；

1953 年，中国 5.4 万架，印度 6 万架，

1958 年，中国 64 万架，印度 21 万架。

　　1978 年，日本 343 万架，中国 486.5 万架。

　　卷烟产量：

1949 年，中国 160 万箱，印度 44 万箱。

1950 年，中国 160 万箱，日本 129 万箱，

1978 年，中国 1182 万箱，日本 603 万箱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历史统计 1750-1993 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月报数据库、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2011》）

国家统计局数字：

1949 年，全中国当年小学毕业生 64.6 万人，初中毕业生 21.9 万人；

1966 年当年小学毕业生 900.5 万人，初中毕业生 162 万人；

1976 年当年小学毕业生 2489.5 万人，初中毕业生 1206 万人；

-———————————————————————————————

1983 年当年小学毕业生 1980.7 万人，初中毕业生 960.3 万人；

1985 年当年小学毕业生 1999.9 万人，初中毕业生 998.3 万人

1914 年，

中国，马 493.4 万匹，驴 439.4 万头，

牛 2199.7 万头，

猪 7681.9 万头，

山羊无数据，绵羊 2218.6 万只；

印度，马 182.0 万匹，驴 150.8 万头，

牛 13722 万头，水牛 1998.6 万头，

山羊 3069.4 万头，绵羊 3140.7 万头，

骆驼 54.6 万峰。

1935 年，

中国，马 408 万匹，骡 466.6 万匹，驴 1054.7 万头，

牛 2264.7 万头，水牛 1160.3 万头，

猪 6263.9 万头，

山羊 2199.3 万头，绵羊 2095.7 万只；

印度，马 237.9 万匹，驴 200.4 万头，牛 16137.1 万头，绵羊 4262.2 万只，山羊 5197.5 万只，水牛 4516.1 万头，骆驼 102.5 万峰。

1949 年，

中国，马 487.5 万匹，骡 147.5 万匹，驴 949.4 万头，

牛合计 4393.4 万头，

猪 –5775 万头，

山羊 1613 万头，绵羊 2662 万头，

骆驼 24.7 万峰；

印度，马 140.1 万匹，

驴 113.1 万头，

牛 13384.1 万头，水牛 3958.9 万头，

猪 365.3 万头，

山羊 4411.6 万头，绵羊 3584.6 万头，

骆驼 63+1.3 万峰。

1978 年，

中国，马 1124.5 万匹，骡 386.8 万匹，驴 748.1 万头，

牛合计 7072.4 万头，

猪 –3_亿_0129 万头，

山羊 7354 万头，绵羊 9640 万头，

骆驼 57.4 万峰；

印度，马 91.6 万匹 (1977)，驴 97.8 万头 (1977)，

牛 18199.2 万头，水牛 5333.0 万头，

猪 850 万头，

山羊 7650 万头，绵羊 4221.0 万吨，

骆驼 106.0 万峰。

1993 年，

中国，马 996 万匹，骡 549.8 万匹，驴 1086.6 万头，

牛 10799.8 万头，

猪 3 亿 9396 万头，

山羊 9581 万头，绵羊 11165 万头，

骆驼 37.3 万峰；

印度，马 98 万匹，驴 160 万头，

牛 19270 万头，水牛 7855.5 万头，

猪 1163 万头，

山羊 11754.7 万头，绵羊 4460.8 万头，骆驼 151 万峰。

2008 年，

中国，682.4 万匹，驴和骡子 1010.5 万头，

牛 8262.4 万头，水牛 2327.2 万头，

猪 44642.3 万头，

山羊 14937.7 万头，绵羊 13643.6 万头，骆驼 24.0 万峰；

印度，马 75.1 万匹，驴 82.6 万头，

牛 17451.0 万头，水牛 9859.5 万头，

猪 1400.0 万头，

山羊 12573.2 万头，绵羊 6398+100.9 万头，骆驼 63.2 万峰。

粗钢产量：

1949 年，美国 7074 万吨，苏联 2329 万吨，英国 1580 万吨，法国 915 万吨，西德 916 万吨，日本 311 万吨，中国 15.8 万吨。

1978 年，苏联 15100 万吨，美国 12389 万吨，日本 10211 万吨，西德 4126 万吨，中国 3178 万吨，法国 2284 万吨，英国 2030 万吨。

生铁产量：

1949 年，美国 4982 万吨，苏联 1639 万吨，英国 968 万吨，法国 841 万吨，西德 717 万吨，日本 160 万吨，中国 25 万吨。

1978 年，苏联 11100 万吨，美国 7957 万吨，日本 8017 万吨，中国 3479 万吨，西德 3014 万吨，法国 1919 万吨，英国 1141 万吨。

焦炭产量：

1949 年，美国 5773 万吨，西德 2514 万吨，苏联 2430 万吨，英国 1574 万吨，法国 690 万吨，日本 258 万吨，中国 54 万吨。

1978 年，苏联 8640 万吨，美国 5250 万吨，中国 4690 万吨，日本 4389 万吨，西德 2541 万吨，英国 1225 万吨，法国 1030 万吨。

原油产量：

1949 年，美国 24892 万吨，苏联 3344 万吨，西德 84 万吨，日本 19 万吨，英国 16 万吨，中国 12 万吨，法国 8 万吨。

1978 年，苏联 57246 万吨，美国 42919 万吨，中国 10405 万吨，英国 5338 万吨，西德 506 万吨，法国 112 万吨，日本 54 万吨。

煤炭产量：

1949 年，美国 43597 万吨，苏联 23550 万吨，英国 21861 万吨，西德 11740 万吨，法国 5304 万吨，日本 3974 万吨，中国 3243 万吨。

1978 年，苏联 72400 万吨，中国 61800 万吨，美国 59915 万吨，西德 20750 万吨，英国 12354 万吨，法国 2239 万吨，日本 1909 万吨。

天 然 气：

1950 年，美国 1779 亿立方米，苏联 58 亿立方米，法国 2.5 亿立方米，日本 0.7 亿立方米，西德 0.6 亿立方米，中国 0.07 亿立方米，英国 0.6 亿立方米（1959 年）。

1978 年，美国 5331 亿立方米，苏联 3724 亿立方米，英国 372 亿立方米，西德 203 亿立方米，中国 137 亿立方米，法国 79 亿立方米，日本 29 亿立方米。

发 电 量：

1949 年，美国 3451 亿度（净发电量），苏联 783 亿度，英国 506 亿度，日本 410 亿度，西德 357 亿度，法国 303 亿度（净发电量），中国 43 亿度。

1978 年，美国 22860 亿度（净发电量），苏联 12000 亿度，日本 5640 亿度，西德 3534 亿度，英国 3534 亿度，中国 2566 亿度，法国 2226 亿度。

硫酸产量：

1949 年，美国 1037 万吨，苏联 220 万吨，英国 169 万吨，日本 161 万吨，法国 115 万吨，西德 114 万吨，中国 4 万吨。

1978 年，美国 3481 万吨，苏联 2240 万吨，中国 661 万吨，日本 643 万吨，西德 468 万吨，法国 458 万吨，英国 346 万吨。

纯碱产量：

1950 年，美国 362 万吨，英国 125 万吨，苏联 75 万吨，西德 74 万吨，法国 72 万吨，日本 17 万吨，中国 16 万吨。

1978 年，苏联 488 万吨，英国 190 万吨（1971 年），美国 164 万吨，法国 137 万吨，西德 135 万吨，中国 133 万吨，日本 118 万吨。

烧碱产量：

1951 年，美国 282 万吨，英国 55 万吨，西德 39 万吨，苏联 35 万吨，日本 33 万吨，法国 26 万吨，中国 4.8 万吨。

1978 年，美国 960 万吨，西德 325 万吨，苏联 276 万吨，日本 270 万吨，法国 134 万吨，中国 133 万吨，英国 92 万吨（1972 年）。

化肥产量：

1950 年，美国 426 万吨，西德 184 万吨，法国 165 万吨，苏联 124 万吨，日本 64 万吨，英国 56 万吨，中国 1.5 万吨。

1978 年，苏联 2365 万吨，美国 1941 万吨，中国 869 万吨，法国 470 万吨，西德 447 万吨，日本 215 万吨，英国 164 万吨。

塑料产量：

1952 年，美国 89 万吨，西德 17 万吨，英国 12 万吨，苏联 6.7 万吨（1950 年），法国 4 万吨，日本 4 万吨，中国 0.2 万吨。

1978 年，美国 1238 万吨，西德 675 万吨，日本 587 万吨，苏联 352 万吨，法国 291 万吨，英国 277 万吨，中国 68 万吨。

乙烯产量：

1960 年，美国 247 万吨，英国 45 万吨（1963 年），西德 23 万吨，苏联 18 万吨，日本 8 万吨，法国 8 万吨，中国 0.07 万吨。

1978 年，美国 1247 万吨，日本 439 万吨，西德 322 万吨，法国 197 万吨，苏联 148 万吨（1976 年），英国 125 万吨（1975 年），中国 38 万吨。

汽车产量：

1949 年，美国 625.4 万辆，英国 62.9 万辆，法国 28.6 万辆，苏联 27.6 万辆，西德 16.2 万辆，日本 2.9 万辆，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1287.6 万辆，日本 924.0 万辆，西德 458.4 万辆，法国 408.0 万辆，苏联 217.3 万辆，英国 160.8 万辆，中国 14.9 万辆。

载重汽车：

1949 年，美国 113.4 万辆，苏联 23.0 万辆，英国 21.6 万辆，法国 9.8 万辆，西德 5.7 万辆，日本 2.8 万辆，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370.8 万辆，日本 326.4 万辆，苏联 85.9 万辆，法国 45.6 万辆，英国 38.4 万辆，西德 30.0 万辆，中国 9.6 万辆。

拖 拉 机：

1949 年，美国 60 万辆，苏联 9.3 万辆，英国 9.0 万辆，西德 2.7 万辆，法国 1.7 万辆，日本和中国无。

1977 年，苏联 56.9 万辆，中国 41.9 万辆，日本 28.8 万辆，美国 20.5 万辆，英国 14.7 万辆，西德 13.0 万辆，法国 6.0 万辆。

水泥产量：

1949 年，美国 3594 万吨，英国 936 万吨，西德 846 万吨，苏联 815 万吨，法国 688 万吨，日本 328 万吨，中国 66 万吨。

1978 年，苏联 12928 万吨，日本 8489 万吨，中国 7390 万吨，美国 7174 万吨，西德 3350 万吨，法国 2820 万吨，英国 1592 万吨。

木材产量：

1950 年，美国 28266 万立方米，苏联 26600 万立方米，日本 5136 万立方米，西德 2659 万立方米，法国 2033 万立方米，中国 664 万立方米，英国 337 万立方米。

1977 年，苏联 37670 万立方米，美国 33844 万立方米，中国 4967 万立方米，日本 3431 万立方米，法国 3039 万立方米，西德 2873 万立方米，英国 389 万立方米。

化学纤维：

1949 年，美国 47.8 万吨，英国 13.0 万吨，西德 12.8 万吨，法国 7.1 万吨，日本 5.7 万吨，苏联 2.5 万吨，中国无。

1978 年，美国 390.7 万吨，日本 184.8 万吨，苏联 110.0 万吨，西德 88.2 万吨，英国 59.8 万吨，法国 33.5 万吨，中国 28.5 万吨。

电 视 机：

1958 年，美国 528 万台，英国 200 万台，西德 149 万台，日本 121 万台，苏联 98 万台，法国 37 万台，中国 0.02 万台。

1977 年，日本 1521 万台，美国 786 万台，苏联 707 万台，西德 468 万台，英国 218 万台，法国 191 万台，中国 28.5 万台。

卷烟产量：

1950 年，美国 784 万箱，苏联 250 万箱，英国 225 万箱，中国 160 万箱，日本 129 万箱，法国 63 万箱，西德 49 万箱。

1978 年，美国 1390 万箱，中国 1182 万箱，苏联 755 万箱，日本 603 万箱，西德 303 万箱，英国 213 万箱，法国 165 万箱。

糖 产 量：

1949 年，苏联 222 万吨，美国 199 万吨，法国 83 万吨，西德 61 万吨，英国 52 万吨，中国 20 万吨，日本 3 万吨。

1978 年，苏联 935 万吨，美国 523 万吨，法国 406 万吨，西德 297 万吨，中国 227 万吨，英国 111 万吨，日本 62 万吨。

机制纸及纸板：

1949 年，美国 939 万吨，英国 163 万吨，苏联 100 万吨，西德 89 万吨，法国 87 万吨，日本 51 万吨，中国 11 万吨。

1978 年，美国 5752 万吨，日本 1650 万吨，苏联 940 万吨，西德 687 万吨，法国 496 万吨，中国 439 万吨，英国 415 万吨。

棉纱产量：

1949 年，美国 171 万吨，苏联 61 万吨，英国 37 万吨，中国 33 万吨，法国 23 万吨，西德 23 万吨，日本 16 万吨。

1978 年，中国 238 万吨，苏联 161 万吨，美国 112 万吨，日本 45 万吨，法国 22 万吨，西德 16 万吨，英国 9 万吨。

棉布产量：

1949 年，美国 76.8 亿米，苏联 36.0 亿米，中国 18.9 亿米，英国 18.3 亿米，法国 10.9 亿米，西德 8.7 亿米，日本 8.2 亿米。

1978 年，中国 110.3 亿米，苏联 69.7 亿米，美国 36.4 亿米，日本 23.2 亿米，法国 10.1 亿米，西德 9.6 亿米，英国 3.8 亿米。

止于 1979 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小型水库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有计算表明，赶超战略时代，靠群众完成的工程体积为 2527 亿立方米，靠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 1083 亿立方米，总计为 3610 亿立方米。在 1949-1979 的 30 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相当于 1200 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 40 座。

水利建设投入是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的 7.08%。

笔者（苏拉密，孟凡贵）在《“制度性干旱”– 论中国北方恶性水源危机的社会成因》写作期间，掌握和研究了一部分水利工程史料，使得本文有可能以水利工程为突破口来估算毛泽东时代的 GDP。

截止 “五五计划” 结束时的 1979 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 7.3 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 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 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 13%[01]）。同时还完成 2.6 亿亩的除涝和 6200 万亩的盐碱地治理。

根据《水利部：建国 40 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03] 提供的数据：1949-1987 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2164.11 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 1137.03 亿元。

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 1958-1979 的 7.08% 降低为 2.7%。

在 1949-1987 的 2164.11 亿元投入中，有 1800 亿左右、甚至更多为 1949-1979 的投入。特别是 1137.03 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产队 “记工分” 完成的。

按当年 “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 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的 1800 亿大致是用来完成占工程体积 30% 左右的核心、枢纽、骨干、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和规划、设计、组织、配套、后期维护等支出的；群众的 1137.03 亿劳动力投入大致是用来完成其余 70% 土石方体积的。根据史料，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 0.45 元 / 立方米 [04]。也就是说，靠群众“记工分” 完成的工程体积为 2527 亿立方米，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 1083 亿立方米，总计为 3610 亿立方米。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 6 座，中型水库 17 座，小型水库 1200 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 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 200 亿立方左右。

　　1949—1976 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 302 座，中型水库 2110 座，小型水库 82000 多座，大中小水库 84000 多座，总库容 4000 亿立方。

　　截止到 1976 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 85400 多座，总库容 4200 亿立方。

　　大型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 大型水库 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 大中小合计 　　年 代 （座） （座） （座） （座）

　　1949 年前 6 17 1200 1223

　　1949－1957 年 19 60 1000 1079

　　1958－1965 年 210 1200 44000 45410

　　1966－1976 年 73 850 37000 37923

　　总 计 308 2127 83200 85635

　　总库容小于 10 万立方米时称为塘坝。

　　水库、塘坝划分标准： 　　按总库容划分。

　　大型水库：1 亿立方米以上；

　　中型水库：1000 万立方米以上，不足 1 亿立方米；

　　小（一）型水库：100 万立方米及 以上，不足 1000 万立方米；

　　小（二）型水库：10 万立方米及以上，不足 100 万立方米；

　　塘坝 ：10 万立方米以下，1 万立方米以上。

　　毛泽东时代 28 年时间，共建成大、中、小（10 万 m3 以上）型水库 8.6 万座，塘坝 640 万口（10 万 m3 以下）；总库容 4 千多亿 m3。

　　人工河渠总延长 300 多万公里，配套机井 220 万眼，各类堤防总长 16.5 万公里。

　　其 “工程总量” 体积折合土石方 3610 亿 m3，相当于 1200 座三峡工程。

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经历几千年达到的低标准的三亿亩，增长达 6 亿 7 千万亩，增加了 1.2 倍。1952 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18.5%，1979 年增至 45.2%。

联合国粮农组织 1980 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跃居 “世界第一位”。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动力机械、耕作机械、运输机械、收获机械、水力机械、林业机械、饲料机械、场上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机零配件制造等行业的农机工业体系，能够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农用运输车、水泵等各种农机产品。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区丘陵，一些地区不适用大型农机。在国家的支持下，又开发了大量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 因此形成了洛阳，天津，佳木斯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

　　到 1976 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 85.4 万台，

小型和手扶拖拉机 329.8 万台，

农业用汽车 35 万辆，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615 万台，

农用水泵 515.7 万台，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 123.5 万部，

小型和手扶拖拉机配套农机具 291.8 万部，

谷物联合收获机 35861 台，

饲料粉碎机 113.9 万台，

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 388.1 万台，

农用动力总功率 1.95×108 亿千瓦。

　　1984 年，机耕面积 5.24 亿亩，占耕地面积的 39％。

　　机电灌溉面积 3.76 亿亩，占灌溉面积的 56.4％。

知乎用户 李晋级 发表

很多人说文革期间，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诸如 chenqin 等人例举中国很多人均指标下降，但是

文革期间 10 年中国人口从 7 亿 4 千万增长到 9 亿 3 千多万，10 年期间增长近 2 亿，此速度空前，后面也会绝后。此人口增速约等于民国时期人口增速的 10 倍。也就是说民国那种环境下要增长 2 亿需要接近 100 年的时间。中国文革时期的人口增长率速可以说是中国这几百年来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十年。

年份 总人口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查询核实。 自然增长率 综合生育率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6.26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5.3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6.45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5.7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5.81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5.44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4.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4.54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4.1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3.5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3.24

至于 80 年代很多人均指标上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

除去人口增长，导致人均消费量的下降，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物质生产增长还是非常高速的。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国家实现工业化
我伟光正
我功劳最大

-———-
倒叙：

国家经济崩溃 地荒人死工厂倒闭机器报废
红烧肉要供不上了

“红烧 干炸 都是好肉！”
GDP:10->500

“你有什么功劳?”
“我….. 我….."
他实在想不出自己除了杀人放火吃红烧肉玩文工团之外还有什么 “功劳”
" 我给你们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他指着街上跑着的国产宝马说道

另外针对这名马列分子信口开河企图公然篡改历史的发言：另外说明一下，农民 “廉价销售自己粮食，而后高价购买工业产品”，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我国出现过，只存在于苏联早期和 1980 年以后的你国。"——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 - 贺云卿的回答 "

提供几个链接

建国后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筹集了多少资金
共和国辞典：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中国农民六十年之痛
辛逸、葛玲：大饥荒为什么主要发生在农村？
1959 年纪事 上要征购 下要瞒产
三年困难时期的北京食品特供
毛泽东谈粮食统购统销：“保护农民” 的错误思想要批判
彭劲秀：统购统销中的一位农民之死

鉴于有些话想说，但说出来回复就保不住了，忍了，但是你懂的。

知乎用户 [已重置] 发表

文革期间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完全是主流经济学的。过低利率导致房地产泡沫，政府对房地产准背书扭曲市场价格。
当时国际上学界也是以反撒切尔反里根为主流。中国学界提出的西方经济问题确实鞭辟入里。
只是文革结束，经济学被束之高阁，不再谈市场经济监管，苏州民营经济患着早就被中国文革学界指出的先天不足闯出来了。工人没工资，还要工人集资生产。这是创新管理还是便于诈骗。之后江浙民营经济确实也走不出与工人对立的两难。
有的东西，生老病死，不是简单的被预计了就能永生。
明知是挖坑，也得跳。

知乎用户 伊芸 发表

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是已经崩溃！

知乎用户 常青 发表

“我国的工人阶级以自己加倍的努力和产出回报了这种特殊待遇”

我就喷了，贵国工人当然有回报嘛，父死子继，顶职嘛，父亲工人儿进城，父亲农民儿种地。贵国农民就得死在田里，死在山上，逃荒就是流窜犯，雇佣八个就是资本主义。

贵国的工人阶级就是流氓无产者，还把别人批判一番，真以为自己高到哪里去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被问题吓尿了……
这都算高速发展，那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等不得哭死……
事实上，把改革开放以后 10 年和文革 10 年一对比，文革基本经济就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

知乎用户 天选者 发表

不要说文革时期了，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如果看工业指标都是迅速发展的，包括苏联也是一样。但是这种忽略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而盲目发展重工业取得的，重工业指标虽然迅速提高，但牺牲了巨大的民生发展，牺牲了农业发展，牺牲了城镇化。这种工业发展是极其扭曲的。

知乎用户 笨虎 发表

经济发展好 就是吃不饱

知乎用户 巴泊 发表

就说一点
70 年代城镇居民每月一斤肉票（鄂西）
敢问一个月一斤肉的生活众左派能不能接受，如果能的话，那你们的观点还有拿出来讨论的意义。

知乎用户 家鼐 发表

我家家庭成份贫农，我爸说那段时间吃不饱，中午回家也没吃的，直接在路上吃树叶，被老师发现还挺不好意思的。我姑说那段时间不敢动，早晨起来后就坐着晒太阳，一动就饿。我奶奶 89 年过年说：这日子终于赶上解放前了。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说文革好的，请自己去读平凡的世界，看看孙少安他们家在文革是有多苦，改革开放后生活变化多大。

知乎用户 帕夫洛维奇 发表

之所以有人故意误读这个毋庸置疑的问题，完全是文革现在拥有相当数量的信众，基本上是文革时期出人的人群，或是文革中受益的一小部分人，当然也不乏对那段历史了解不够详细的年轻人… 但是因为相信所以要相信并不可取，找出个别所谓的方面去美化那段历史同样更不可取，一次误读是调查了解的问题，重复误读，便有可能是歪曲事实啦，便从知识面，升级到了意识形态问题了，想想阿拉伯之春… 不挑起点事端，怎么能颠覆执政基础，用复辟为诱饵，动摇国家发展的路线… 意识形态陷阱不可不防呀…

知乎用户 坐看云起 发表

这个很简单，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仍然可以看做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如果没有文革，经济增长会更高。比如一个人参加高考的时候，突然感冒了，最终发挥差了一点，但仍然考进一所 211 大学。然而不能说这位同学因为感冒才考进 211，没有感冒，他的成绩可能会更好，可能会进入一所更好的大学。

知乎用户 「已注销」 发表

我出生时赶上文革尾巴，其实这问题很简单，你去体会下就行。父亲也算是资格不错，我和哥哥还要拉十公里车去买煤。大多数人那时连买煤都没资格。问这问题的拉出去饿半年，哼哼。

知乎用户 苏叔叔 发表

我们国家有很多历史发明家，把文革叫做探索时期。

知乎用户 呼噜 发表

纯属引用
“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把国家推到了一片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党组织遭受了沉重的破坏，许多党的领导人或被清洗，或被撤职。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教育系统的瘫痪致使国家损失了整整一代训练有素的人材。实际上，不仅是年轻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还有许多中老年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被送往农村干活，失去了好多年做研究和教学的时光。这个损失影响了三代人。非常讽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因为知识被看作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的根源。无数官员和百姓被错误地斥责为摘反革命活动，被逼得自杀或遭囚禁。”

知乎用户 通鉴 发表

“三五”计划本应在 1963 年到 1967 年实行。1962 年，中共中央曾设想 “三五” 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 年至 1965 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 1966 年起再搞 “三五” 计划。

由于 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的突如其来，正式的 “三五” 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 “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 “解决吃穿用” 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

　1966 年到 1970 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

“三五” 计划是从 1964 年初开始研究和编制的。其中内容比较详尽的计划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国家计委会提出的经 1964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另一个是 1965 年 9 月国家计委拟定的并经中央讨论基本同意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

《初步设想》确定的 “三五” 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顺序进行安排的：（1）大力发展农业，按不同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简短技术；（3）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发展。

依据中共中央提出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 年 9 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 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 “三线” 建设。

按照《汇报提纲》的要求，“三五” 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 16.2-14.1% 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 2.2%，工业总产值超额 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 6806 万吨，发电机组存量 860.4 万千瓦，石油开采 2777 万吨，炼钢 652.7 万吨，铁矿开采 3590.1 万吨，合成氨 244.4 万吨，化肥 204.16 万吨，水泥 1533 万吨，塑料 18.7 万吨，棉纺锭 322 万吨，化学纤维 1.23 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 3894 公里，新建公路 31223 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 1191 万吨。

然而，尽管 “三五” 时期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完成了计划，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为以后的国民经济大发展设置了障碍。

三五计划（1966-1970） 1966 年的 “三五” 计划是中国经济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计划：一方面它的制定和执行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在被迫中断后重新走上轨道；另一方面其指导思想也经历了由 “解决吃穿用” 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这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下一个四五计划，甚至更远。 虽然计划执行遭遇到 “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和破坏，但是 “三五” 主要经济指标仍然按时完成，只是 “三线” 建设步子过急，给整个经济协调发展埋下隐患，在日后造成了巨大的后遗症。

三五”计划的基本完成和 “四五” 计划的制定 自 1969 年起，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整个社会生产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进行。经过几年的动乱，广大工人、农民迫切希望结束动乱，恢复和发展生产。根据九大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的号召，特别是 1969 年初全国掀起的战备高潮，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 “三五” 计划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

1969 年 2 月至 3 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以全国计划座谈会的形式在北京召开。会议在讨论 1969 年计划工作主要任务时强调，要 “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重申了“文化大革命” 前“三五”计划对三线建设的部署。会议讨论修改了《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并把它确定为 1969 年计划的主要文件，交给各地代表带回，要求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

由于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各地的领导班子及经济计划部门，直至派出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顿的 “三五” 计划重点工程，因动乱耽搁的一些重点项目迅速重新上马。九大之后，出现了一次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复苏。 1969 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结束了 1967 年至 1968 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1]，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这一年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 1966 年的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6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比 1966 年增长 7.2%。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 9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与 1966 年持平；工业总产值 16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3%，比 1966 年增长 9.9%；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40.3 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为 1966 年的 87.2%；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 2.7%，比 1966 年增长 2.7%；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实际比上年降低 1.5%，实际比 1966 年降低 3.3%。 为尽快扭转 “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计划进度滞后局面，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草案)》。根据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认识及“以战备为纲” 的指导思想，出于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会议把对付外敌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 “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 的口号，强调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拟定的《纲要 (草案)》总要求是:“四五” 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主要内容为: 到 1975 年钢产量为 3500 万吨至 4000 万吨，生产能力达到 4000 万吨以上；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许多地、县也将建立起自己的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四五”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 “靠山、分散、隐蔽”；把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十个经济协作区，每个大协作区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建设比较强大的农业、轻工业和比较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状况，1975 年要求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亩稳产高产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 40% 至 50%；大力发展地方“五小” 工业 [2]，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小煤矿、小钢铁厂、小有色金属厂矿、小化肥厂、小电站、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等，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为实现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全面下放管理权限，各部直属企业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加速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积极改变燃料构成，扭转北煤南运状况；大家动手办机械工业，各行各业都要自己武装自己；“四五” 期间，除少数产品由于受资源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外，一般轻工业产品都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尽可能做到省、自治区自给，等等。 第四个五年计划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片面强调高积累，过分突出重工业，一味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而忽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的实际。 根据 “四五” 计划的总体要求，会议又具体提出了 1970 年各项经济工作指标和任务。会议确定，1970 年工业总产值 21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基本建设投资 22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大中型建设项目 1113 个，其中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项目 663 个；财政收入 5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左右；对外贸易出口 20.6 亿美元，进口 23.1 亿美元。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是: 粮食 4500 亿斤；棉花 5000 万担至 5200 万担；钢 1600 万吨至 1700 万吨；煤 2.8 亿吨至 2.85 亿吨；电 1050 亿度至 1100 亿度；原油 2600 万吨，等等。 为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1970 年计划提出: 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发展 “五小” 工业，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着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在年内完成。 当年 9 月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完成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九届二中全会还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企业下放。(2)实行物资包干，扩大地方物资管理权。(3)实行财政收支包干，扩大地方财政管理权。(4)实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扩大地方基本建设安排权。(5)实行 “块块为主，条块结合” 的计划管理体制，扩大地方的计划管理权。(6)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扩大地方管理权限。(7)提高生产公有化程度，等等。虽然这些计划有着当时难以避免的种种缺陷，但它毕竟结束了此前 “文化大革命” 中经济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对经济全局的指导和控制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得力措施，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共同奋斗，在 1969 年的基础上，1970 年工农业生产又取得大幅度的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 “三五” 计划。其中，1970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1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7%；农业总产值 10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8%；工业总产值 211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6%；粮食产量达到 4799.1 亿斤，比上年增长 13.7%；棉花 4554 万担，比上年增长 9.5%；钢 1779 万吨，比上年增长 33.5%；原煤 3.54 亿吨，比上年增长 33.1%；原油 3065 万吨，比上年增长 41%；发电量 1159 亿度，比上年增长 23.3%；铁路货运量达 6.8 亿吨，为计划的 112%―116%，比上年增长 28.3%；财政收入 662.9 亿元，财政支出 649.4 亿元，分别为计划的 114% 和 112%，分别比上年增长 25.8% 和 23.5%；社会商品零售 858 亿元，比上年增加 56.5 亿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 45.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3.9%；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147 元，比上年增加 5 元，增长 4.0%。 1970 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五年中，虽有 1966 年至 1968 年严重动乱的冲击，但经过 1969 年特别是 1970 年的努力，1970 年我国经济还是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了 “三五” 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 “三五” 计划指标的 16.2%―14.1%。其中: 农业总产值超过 2.3%，完成了低线指标；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 21.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完成计划的百分比为: 粮食 109.1%―100%，棉花 103.5%―94.9%，棉纱 125.7%，棉布 122%，钢 111.2%，原煤 122.1%，原油 165.7%，发电量 105.4%，铁路货运量为计划的 97.1%，财政收入为计划的 82.9%，社会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分别完成计划的 104.8% 和 101.4%；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为 609 元，为计划的 82.6%；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810.5 亿元，为计划的 95.4%。 经过 “文化大革命” 前期 “天下大乱”，经济建设仍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方面由于有 60 年代前期经济调整在各方面奠定的基础；一方面是“三五” 计划接受了 “大跃进” 急于求成、高指标的教训，计划指标安排得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对动乱的抵制与抗争，减少了 “文化大革命” 对经济的破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济工作中的“三个突破” 1969 年至 1970 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动乱对经济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破坏远未消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增长的这种恢复性质和实际状况缺乏清醒认识，认定 “抓革命” 确能 “促生产”，使经济建设出现“新的跃进”[3]，以为 1969 年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 胜利的产物，预示着 “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而在战备高潮中，既然认为大战在即，就使得一切经济工作都有了“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 的紧迫感。在这样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在 1970 年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 1970 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草案)》，对“四五” 计划期间的经济发展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4] 和不惜一切财力物力建设强大战略后方的任务，提倡各地发展 “小而全” 的经济体系，要求全面下放管理权限，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五小”工业。各地区、各部门在讨论和执行中又层层加码，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之风发展起来。 1969 年 8 月，首都钢铁公司向武汉、重庆、包头等钢铁公司发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倡议，各行各业纷纷响应。这被《人民日报》宣传为 “大跃进的先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信号”。1970 年 3 月，鞍钢率先提出五年内钢产量翻一番的口号，迅速在全国推广。1970 年初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和各部门的专业会议，纷纷提出各自生产短期“翻番”、大幅“跃进” 的口号，各种 “会战” 层出不穷。江西省从 1969 年底开始组织全省钢铁大会战，突击建设 15 个小型钢铁企业，并计划通过 “汽车会战” 和“拖拉机会战”，到 1971 年生产 1 万辆 “井冈山” 牌汽车和 10 万台 “安源??70” 型拖拉机，形成每个县造拖拉机和每个专区造汽车的散乱局面。经过 “汽车大会战”，到 1970 年底，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均称已能“成批生产” 汽车。会战高潮中，全国基建规模迅速膨胀，各地争相攀比上项目、铺摊子，国家基建计划一再被突破。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1970 年的生产指标虽然显著增长，但难免带有不小的盲目性，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例如: 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生产增长过快，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失调，投资效益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再度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急速扩大内地建设，把大量资金投在内地，布局分散，管理混乱，导致整个经济发展不协调，经济效益下降；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为以后经济发展留下隐患；片面强调 “自成体系” 的建设，阻碍了各地经济优势的发挥；产品质量严重下降，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职工人数增长过快，出现了工业、基本建设与农业争劳动力的情况，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增加了很大负担。此外，在未从根本上触及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前提下，大规模企业下放不仅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打乱了原有的指挥、协调系统和协作关系，给生产造成混乱和损失。 1970 年 12 月至 1971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低估了 1970 年经济工作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严重性，所制定的 1971 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1971 年的计划要求: 狠抓大三线和国防工业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发展科学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1 年计划指标规定: 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7%，工业总产值增长 13%；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2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亿元；大中型项目 1168 个，其中新建 112 个；等等。 1971 年底，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按原计划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4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2%。其中，农业总产值 11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工业总产值增长 23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粮食总产量 5020.8 亿斤，比上年增长 4.2%，完成计划的 104.2%―100%；钢 2132 万吨，比上年增长 19.8%，完成计划的 106.6%―101.5%。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出现了 “三个突破” 的严重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大大超出预定的计划，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出现了货币发行量的突破。周恩来尖锐地指出:“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5] 1972 年，“三个突破”问题继续发展。为解决粮食销量超计划造成的困难，除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业基础地位被削弱，农、轻、重的比例进一步失调。 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场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1970 年二三月间的全国计划会议，对所谓 “条条专政” 大加批判，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及方案。同年 3 月初拟定的《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通知(草案)》要求下放工作于 1970 年内进行完毕。除鞍山钢铁公司于 1969 年即已下放给辽宁省以外，在很短的时间内，包括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 2600 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下放给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甚至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截至 1970 年 9 月底，工交部门直属的 3082 个企事业单位，已下放 2237 个，占总数的 73%，撤销的有 104 个。这样短时间内过多、过猛地下放大量骨干企业，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造成企业管理混乱，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益。 线建设的全面展开 加强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毛泽东在 60 年代中期作出的战略决策。这项决策的提出，不仅是为满足当时备战需要，也有利于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三线建设于 1964 年开始，1966 年大规模展开。在随之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 动乱中，三线建设受到很大冲击，不少建设项目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勉强维持之中。 1969 年后，随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特别是当时严峻的备战局面，三线建设重新大规模、高速度地展开。1969 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通过《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草稿)》，要求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大、小三线建设。“四五” 计划草案以 “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 和“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指导思想，要求集中力量加快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力争在 1975 年建成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战略后方。按照 “四五” 计划精神制定的 1970 年、1971 年计划，也突出地强调了三线建设。 1970 年计划安排的大中型项目，三线地区占 60% 左右；全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三线地区占 55.3%。1971 年，计划用于大三线建设的投资，占全部预算内投资的 55% 以上。从实际投资状况来看，1969 年国防工业投资较上年猛增 1.36 倍；1970 年至 1972 年三年间，国防工业投资达 91.23 亿元，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16% 左右。这三年是 1949 年至 1985 年 36 年间国防工业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最高的三年。 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我国的三线建设出现了继 1965 年以来的又一次高潮。1969 年 3 月，连接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重要铁路干线――由湖北襄樊到重庆的襄渝铁路动工兴建。9 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市开始大规模施工。11 月，由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动工兴建。1970 年 5 月，从湖北枝城到广西柳州的枝柳铁路动工。7 月，纵贯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通车。1972 年 4 月，甘肃西北铝加工厂建成投产。11 月，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通车。 1965 年至 1975 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1269.67 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2919.7 亿元的 43.5%；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 1119.4 亿元，占同期全部国家预算内投资总额 2489 亿元的 45%；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767.6 亿元，占同期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1608.4 亿元的 47.7%。同期三线地区重点建设的 8 省共计完成投资 1112.9 亿元，占三线地区全部投资的 87.7%，其中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670.6 亿元，占三线地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87.4%。 1967 年至 1975 年间，三线地区的 11 个省、自治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中所占比重，由 1965 年的 32.9% 上升到 35.3%；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22.3% 提高到 25%。全国近 1500 家大型企业，三线地区占到 40% 以上。三线地区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多数已占全国的 30% 以上。 参加三线建设的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创业精神，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排除动乱干扰，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在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三线建设的开展，较大规模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改变了三线地区比较落后的局面，为以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过分突出战备因素，忽视经济规律，三线建设投资比例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 “靠山、分散、进洞” 原则，投资效益差，浪费严重，遗留问题很多。尽管如此，三线建设仍然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 农村经济和地方 “五小” 工业、社队企业的发展 1967 年至 1968 年间，由于 “全面夺权”、“天下大乱” 和种种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农业生产连续两年处于下降和停滞局面。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所谓 “三自一包”[6]、“四大自由”[7] 和“工分挂帅”。由于思想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些地区减少或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文化大革命”前农业战线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进典型大寨大队，在动乱中被树立为 “继续革命” 的典型。当时大寨大队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及批判所谓 “工分挂帅”、“物质刺激” 的经验成为全国农村必须仿效的榜样，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 1969 年后，随着形势趋于相对稳定和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级农业领导管理机构相继恢复或建立。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重要会议，初步落实党在农业方面的一些重要政策。1970 年 8 月至 10 月，国务院在大寨、北京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议讨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当时困扰各级干部的农村政策问题。会议虽然仍以 “农业学大寨” 为号召，但实际上却对当时流行的大寨的一些极左做法有所限制甚至否定。会议重申 “农业六十条” 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会议强调: 农村人民公社现有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制度，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慎重对待；在保证集体经济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强调要积极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加速农业发展等等，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规定初步扭转了 “文化大革命” 以来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思潮对农村政策的冲击，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高涨起来。这些会议对于其他各领域、各部门纠正极左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加之气候因素及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1970 年的全国农业生产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 “三五” 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 地方 “五小” 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是 “文化大革命” 期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根据加强战备和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要求，1970 年二三月间的全国计划会议和 8 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都强调各地要建立自己的 “五小” 工业，特别强调要发展中、小钢铁厂，各地 (市)、县要建立自己的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工业体系，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从 1970 年起的五年中，中央财政安排了 80 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地方“五小” 工业，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各地财政投资也逐渐增加，其总数很快由 1970 年的 100 万元猛增到 1973 年的 1.48 亿元。1970 年间进行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又使地方建设获得较多的自主权。为支援地方 “五小” 工业，上海、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全国地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设备。如 1970 年，上海市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同时，为各地制造 100 多套小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各省、市工业部门，以及各工业部门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为地方工业生产了大量设备。 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大量财力、物力的保证等一系列条件，促进了地方 “五小” 工业的迅速发展。1970 年全国有近 300 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 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1970 年上半年，全国建成投产小型化肥厂 150 座，水泥厂 300 个，化纤厂 65 个，洗衣粉厂 24 个，甜菜糖厂 91 个，塑料原料厂 35 个，正在建设的小水电站达 12000 多处。1970 年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较 1969 年增长 1.5 倍，生铁产量增长 1.8 倍，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 70%。其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发展最快，构成这一时期地方 “五小” 工业的骨干。1970 年至 1976 年间，地方 “五小” 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地方 “五小” 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 “五小” 工业的产值和产量在整个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增大，使我国的工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地区，各工业部门的小工业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持，逐渐形成以电力、矿业、钢铁为基础，以化肥、水泥、机械为骨干，包括多个行业在内的地方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有助于利用和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满足当地工农业生产及市场的需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与此同时，社队企业也获得很大发展。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农村人口迅速增长，使一些地区特别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压力增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城市工业的破坏所导致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短缺和匮乏，给社队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拾遗补缺的机遇。而且，一般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农村的动乱程度要低于城市。正是在这样一些条件的作用下，社队企业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这在沿海一些地区尤其明显。1970 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为 67.6 亿元，是 1965 年 29.3 亿元的 2.3 倍。不少社队用办企业所得利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了农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地方 “五小” 工业和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人才，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80 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些地区不顾条件一哄而起、发展过多过猛的 “五小” 工业和社队企业，也存在着诸如消耗大、成本高、质量低、污染严重、重复建设、原料缺少来源、一些产品没有销路、新增职工过多等问题。 注: [1]1967 年的增长率(以 1966 年为 100%，下同)，工农业总产值为 - 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 13.8%, 轻工业总产值为 - 7.1%，重工业总产值为 - 20%，农业总产值为 1.6%。1968 年的增长率又比 1967 年进一步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为 - 4.2%，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 5%，轻工业总产值为 - 4.8%，重工业总产值为 - 5.1%，农业总产值为 - 2.5%。 [2]“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两级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和小水泥厂。 [3]《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 年 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5 页。 [4]《纲要(草案)》确定 1975 年钢产量要达到 3500 万吨至 4000 万吨，比 1970 年增长 106%―135%，生产能力要达到 4000 万吨以上。实际上到 1975 年，我国钢产量为 2390 万吨。 [5]周恩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1973 年 2 月 26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5 页。 [6]“三自一包”，指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7]“四大自由”，指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和租地自由。

“文革” 期间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陈东林

一、一般研究状况 对 “文化大革命” 时期（以下简称 “文革” 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粉碎 “四人帮” 后的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 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 “四人帮” 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拨乱反正，揭露 “四人帮”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由专门机构组织撰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有些政治性评论语言如 “‘四人帮’代表党内资产阶级” 等，以后不再延用。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和彻底否定 “文革” 宣传教育运动的推动，以及１９８３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 “文革” 时期经济数据的带动下，发表了一批研究 “文革” 时期经济的学术论著。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本课题研究中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一定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 “文革” 前１４年和其后６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

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 “文革” 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的《关于１９６６年的工交座谈会》，阎放鸣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程中原的《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国民经济》一部。

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长，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１９８３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的 “文革” 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 “文革” 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 “文革” 时期取得的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 “文革” 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该行业、地区 “文革” 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 “宜粗不宜细” 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 “文革” 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１９６９～１９７２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时期通史体裁的党史、国史、“文革”史中，也相应介绍了 “文革” 的经济状况，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等。

但这些书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审视 “文革”，经济方面只附带涉及。

（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 以 “文革” 发动３０周年与结束２０周年的１９９６年为起点，以迎接建国５０年的１９９９年为高潮，对 “文革” 经济状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开始了观点争鸣。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较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但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校教材性质。它们对 “文革” 时期的经济状况或者沿袭成说，或者抽象论述，互相雷同，没有多少创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性的见解。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仲藜编著《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研究 “文革” 经济的专题性著作较少，仅有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８》、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等几部。其中，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严谨结论。

书中对贯穿 “文革” 时期的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其效率与效益的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

关于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 “三落两起” 的说法：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国民经济受到 “全面内战” 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１９７４年因 “批林批孔” 运动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 “四五” 计划得以完成；１９７６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

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５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５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 对于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各方面论著都有共识。

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１）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２）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 “文革” 之前的１４年（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和之后的６年（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

“三五”计划和 “四五” 计划虽然得以完成，但 “三五” 计划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的较高指标则被大大压缩。（３）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４）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

人均年消费粮食１９７６年低于１９５２年水平；到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村还有２．５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其间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 “文革” 前又有增加。 但对这种损失达到的程度，即对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价，各方面论著的看法存在分歧。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 “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 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以下简称 “有所发展论”）。除此之外，境内外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文革” 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 “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另外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文革” 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

后两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得到认同，本文不予评述。 二、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 最早见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报告为什么要把 “崩溃的边缘” 界定为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 “四人帮” 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在 “两个凡是” 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 “文革” 还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泽东批评 “四人帮” 以后的那段历史。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 “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　等被作为“崩溃边缘” 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 “崩溃边缘” 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做报告说：“到了１９７６　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说法，明显的是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 “文革” 时期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１９９３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纵观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这五年乃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５年这１０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１９９０年，胡绳指出，要把 “文革” 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准则，“文革”和 “文革” 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 “文革” 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

因此，彻底否定 “文革” 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 “文革” 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 “文革” 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１９９６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　“文革”十年 “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１９６５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 “濒临崩溃边缘” 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１９９７年２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中说：“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 “文革” 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 “文革” 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所谓 “文革” 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

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一文，从三个方面对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１９９９年５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 “文革” 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予以摘报，香港《星岛日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甚至德国《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ＴＥ》也予以转载。

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７。１％，社会总产值为６．８％，国民收入为４．９％；在阶段发展指标上，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６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９９％，翻了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７９％，社会总产值增长７７．４％，国民收入总额增长５３％；从生产水平看，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６６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３３．５％，原煤增长９１．７％，原油增长４９９％，发电量增长１４６％，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１１７．７％，塑料增长１４８．２％，棉布增长２０．９％，粮食增长３３．８％，油料增长６１．６％。

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和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１９７２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 “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２００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２６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石油工业原油产量年递增１８．６％，１９７８年突破１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 跃居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农业方面，１９７６年与　１９６５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４．１％、人口总数增加２９．２％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１９４５．３万吨增加到２８６３．１万吨，增长４７．２％，人均占有量增加１４．２％。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２００２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 “文革” 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 “文革” 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 “文革” 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 “文革” 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 “文革” 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革”，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也涉及对 “文革” 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 “文革” 时期 “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 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

例如，毛泽东提出 “抓革命，促生产，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 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 “革命” 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 “文革” 时期经济状况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 “文革” 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 “文革” 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 “濒临崩溃边缘论” 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１）“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２）“文革” 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３）“文革” 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２．５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４）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也曾用过 “濒临崩溃边缘” 的说法。

不赞同 “濒临崩溃边缘论” 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１）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

（２）“文革” 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３）１９６５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８０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 “濒临崩溃边缘” 中完成的，无法解释。

（４）邓小平曾用 “濒临崩溃边缘” 并不代表他的评价。有资料证明，１９８１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 “濒临崩溃边缘” 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１９９２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出版。该书没有用 “经济崩溃” 而是用 “经济破坏” 来评述 “文革” 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 “文革” 期间与 “大跃进” 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 “大跃进” 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 “文革” 虽然在其高峰时期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

书中专门介绍了 “文革” 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主题为如何评价 “文革” 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 “文革” 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４日通知，要求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

到１９７１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６９）》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３００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１９８０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

到１９８３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 “文革” 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关于 “文革” 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６．８％，国民收入增长率是４．９％，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 “一五” 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连续五年增产，与 “四三方案” 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 “文革” 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 “有所发展论” 的观点。

他指出：“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 “文革” 时期，他指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１０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６．１％。”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３％～４％，相当于这一时期（指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经济增长率的１／３～１／４”。

因此，他没有使用 “濒临崩溃” 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 ２００７年２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指出了中国自 “一五” 时期到１９７６年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

“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书中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书中以１９７６年为坐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１９４９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 “一度” 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中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 “濒临崩溃边缘” 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 “文革” 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 “文革” 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５０００亿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３０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８０％，超过了建国３０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同等的一份家当。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 “损失” 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 “败掉了”“一份家当” 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 “文革” 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 “经济濒临崩溃” 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 “少增长” 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９０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效益即低于 “文革” 时期。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 “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 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期间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为５．４％，低于７．５％～９％的模拟结果。”

（二）由于 “文革” 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 “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 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 “文革” 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１．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如前面所说，１９７６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３８１斤，反而低于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 “备战备荒” 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６斤提高到了１９７６年的６１２斤。 ２．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价 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９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 “三线” 和国防建设是否 “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２００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 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牺牲。 ３．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 “文革” 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８０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 “文革” 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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