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从香港偷渡？深圳边境的搜查、悬赏与防疫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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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边度来的？我哋依家捉香港人呀﹗”（你是哪来的？我们现在抓香港人﹗)2月26日，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福田区，城中村A的社区工作人员扶着铁栏向进村的人说，“进村就不能再出去了，想清楚﹗”。

穿着防护衣的防疫人员每家每户敲门走访，检查健康码之余，也查问家中有多少人居住。有村民说：“现在不捉超生了吧，这个时势（疫情期间）还查户口吗？是捉逃跑佬（偷渡客）呀﹗”

在横街窄巷中，鲜肉、活鱼、蔬果供应不绝，鱼档的档主强调是今日的鲜货：“车办了通行证可以开进（管控区）来，但出去必须要空车，有人检查拍照的，不能运任何东西出去。”入村不难，出村难。

除了防疫告示，整个褔田区还贴了另一张通告：悬赏举报偷渡入境者，奖励5百至2万元。

自1月31日出现本地新增病例以来，截至3月7日，深圳本轮疫情已确诊353人（含39例无症状感染者）。疫情管控地图显示，福田区近8成被标记为封控、管控及防范区，受影响人数近120万人（占全区80%人口）。而毗邻的香港，自2021年12月31日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已录得超过45万宗确诊。2月至今，香港输入中国大陆各地的病例累积有上千宗，输入地集中在广东沿海一带及上海、北京。随着疫情扩散，广东各地对“偷渡”的关注及讨论也愈加热烈。

在3月1日深圳市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市公安局副局长甘桂平指，已多措并举维持边防一线安全，防止境外人员非法入境可能引发的疫情传播。深圳网警、广东媒体发布打击偷渡、加强边防巡逻的措施，包括在海域拉起防止船只驶入的隔离带，并呼吁市民举报偷渡者。同时，不少褔田区居民收到电话，核对所在地和登记户籍地点不同的原因；一些封控区上门做强制核酸检测时，也要再次登记住户资料，包括居住人数；某村管理处的手写通告上，更直接援引传闻指染疫的香港人“从围栏爬了进来”，吁住户不要外出。

和香港元朗隔水相望的深圳湾公园，在13公里长的海岸线布下警示浮球。3月4日下午，常在深圳湾公园摄影的许强告诉端传媒记者，这些警示浮球是近半个月才出现的。除此之外，端传媒记者于深圳湾公园，亦见到至少4名身着军装的站岗军人盯梢着香港方向的海域。入夜，新增的探照灯射出光束，照向海面，同时有无人机盘旋在空中。

3月6日，福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小区（包括城中村）进出实行居民白名单管理，不接受访客进入，全区餐饮场所暂停堂食供应，进入小区（包括城中村）、办公、经营场所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纪录。早在3月2日，深圳全市搭乘地铁已经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该要求随后扩大至全市公共交通。据深圳卫健委的消息，截至3月2日，全市共有800个核酸检测点，市民需要至少两天检测一次，以满足日常出行的需求。

网络流传来自“罗湖政务”的电话短讯，指“目前从香港偷渡到深圳的人员很多，边检公安只抓到部分”，并指该区的个案和香港出现的病毒株高度同源，呼吁居民做核酸检测。端传媒梳理深圳卫健委2月发布的疫情通报发现，深圳本轮病例均由Omicron变异株（BA.2分支）引起，这也是造成香港疫情的毒株。至今，关于这一毒株如何在深港之间造成传播、是否有行之有效的阻截方法，依然没有答案。而港人偷渡入境大陆的传闻、谣言，在深港民间不胫而走。

管控区内的鱼贩在电话告知居民有鲜鱼到货。图：作者提供

“扫楼”：“工作人员连柜子、床底都要查看”

下沙村封得很突然，很多居民出门上班时才发现，城中村被封闭了。

2月22日，防疫志愿者小拳拿着居民的网格信息表（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住址），“挨家挨户敲门，核实个人信息，通知他们测核酸”。

据深圳卫健委当时公布的信息，2月22日下沙并无确诊病例，小拳敲门通知的时候，收到居民的疑问：“为什么封区？是不是有人得病了，什么时候能解封？有没有文件？（跟公司请假需要具体的政府文件）”这些问题他一个都解答不了，因为志愿者也不知道任何内部信息。虽然名为“志愿者”，但小拳和大部分人一样，是从不同的政府部门被抽调去一线的职员。

2月24日，小拳被派去福田另一个封控区工作，负责把确诊病例同小区的居民转移到隔离酒店。“当时我们接到领导通知，把小区所有的居民都敲门叫下来，由大巴车拉到隔离酒店，有公安配合我们扫楼。”小拳说，许多确诊病例的小区都只是要求全部人居家隔离，但领导要求这个小区的人集中隔离，原因他也不清楚。

据财新网报导，3月1日开展“扫楼”行动的社区包括下沙村、新洲南村、水围社区、沙嘴社区等。一名水围社区居民告诉财新， 除了检查核酸检测情况，“扫楼”工作还包括核实居住人员信息，“工作人员检查非常细致，连柜子、床底都要查看。”对此，小拳说，志愿者上门核实居民信息，一般不需要进屋搜查，下沙的情况也是他第一次听闻。

管控区内城中村的居民生活能在封锁范围内活动。图：作者提供

3月2日，在下沙封控区居家隔离的马丁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社区工作帐号“下沙管理员”发布通知：“每栋楼每个住户自查房屋人口信息，或是有没藏着陌生人，不能漏报一人。如果漏报，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从深圳卫健委公布的流调来看，这一波排查主要针对2月16日发现的确诊病例。当日，居住在福田区沙头街道城中村沙嘴一坊的二人在主动检测后确诊，至今未报告其他同源病例。但由2月16日开始，沙嘴村周围的几个大型城中村不断报告新的确诊病例，其中部分属于“0215”疫情的传播链，更多则未追溯到清晰的感染链条，病例均在强制检测——即“重点区域核酸筛查”或“重点人群”中发现（“0215”确诊患者的居住地分散在南山区招商街道和福田区沙头街道，据官方报告，2月15日至2月24日共有27名确诊患者属于这一传播链，之后未报告有新确诊病例）。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实践教授Donald Low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提到，因Omicron变种传染性强、致病性却不如其他毒株凶猛的特性，使得部分人、尤其是已接种疫苗的人群，极有可能在轻微症状或无症状感染时，不自知地传播了病毒。而引发深港疫情的毒株BA.2，是Omicron的亚谱系，1月底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Statens Serum Institut，SSI）曾有研究表示，BA.2传染力更比最初的BA.1高30%，但未有证据证明其致病性更强，其更具传播力的特性，也被WHO证实。目前，除中国大陆和香港外，Omicron变种的亚谱系BA.2，已在丹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至少10个国家成为主要的流行株，并开始在美国流行。

2022年2月23日，尖沙咀的市民欣赏日落。摄：林振东/端传媒

无论是香港还是深圳，由Omicron BA.2变种引起的感染，难以通过流调形成清晰的传播链，成为疫情共同的特征。

作为本轮深圳疫情重灾区的福田沙头街道，位于深港交界处，管辖有上沙村、下沙村等多个大型城中村，既居住了大量内地来深打工者，也是自1980年代起在深圳的港人聚集地之一。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沙头街道有26.5万常住人口，比2010年多出3.9万人。另据2013年的数据，上沙村的常住人口超过10万，下沙村的常住人口有8万，其中流动人口占绝对优势。城中村的建筑以村民自建房为主，楼房犬牙交错，通常一栋楼有几十到上百个房间，人口流动速度极快。

城中村A约十万人口，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外地人。村里播放着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不传谣的广播录音，本地村民对防疫信息一知半解，但对偷渡的可能性深信不疑。有村民说：“我们村内哪家哪户有多少人是一清二楚，但现在出租那么多屋给外地人，过农历新年来来往往的，谁住了多少人我们怎知道，要躲起来谁也找不到，反正一定不是村民。”

自2月底封村后，微博、微信群组和区内居民口中都出现类似的说法：有蛇头被捕后供出数以百计的人由香港偷渡，并匿藏在城中村内，这些人已受感染的机率很高，因此要封锁区域来捉他们。

2022年2月18日，明爱医院在急症室外隔离区，长者在帐篷中等待。摄：林振东/端传媒

谁是偷渡者？

2月16日，一则自香港偷渡入境广东的新闻引燃了舆论关注。一艘载有15名偷渡者的快艇，2月14日深夜从香港过海至大陆，15日凌晨在广东珠海斗门区上岸，后通过网约车、自驾、高铁等方式，离开珠海，入境至湖南郴州、广州、惠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目前当局已追踪到12人，其中4人确诊——2名偷渡至湖南郴州的，及2名偷渡至广州的。

根据《香港01》报导，湖南省郴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回应《香港01》记者查询时确认，从香港偷渡到湖南的二人是湖南籍人士，并非香港居民。二人目前已符合出院条件，同时也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立案。另外，《香港01》还提及惠州当地的内部通报显示，有两名偷渡当事人是在香港一家餐厅的后厨工作的广东人。

除此之外，上海卫健委2月18日也通报了一例“自香港非法越境抵沪”的确诊案例，其2月13日自香港入境大陆，14日从珠海乘坐高铁抵沪。

2月12日至17日，惠州、珠海等8个广东与香港比邻的城市相继发布悬赏通告，鼓励对偷渡组织者、偷渡作案工具等的举报，在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每条线索查实后的最高奖赏金额甚至高达50万。同时，福建南安、湖南郴州也发布了偷渡举报的悬赏。

2月18日，广东省通报表示，先后破获偷渡案件7起，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8名。

2021年5月，也曾有4位渔民自香港偷渡至惠州避疫，上岸后自惠州乘巴士计划前往广东茂名，途经东莞时被拦下。

除机场与西九高铁站外，深圳与香港共有13个口岸互通。莲塘、文锦渡、盐田港、蛇口、赤湾、妈湾、大铲湾等7个是货运口岸，福田、罗湖是客运口岸，皇岗、深圳湾、沙头角是货运与客运口岸，而大亚湾则是大亚湾核电站转用码头口岸。

香港爆发疫情以来，无论飞大陆任何一个城市的机位都十分抢手，客运口岸仅余深圳湾，每日仅有800人的名额。货运口岸仍照常运行，供港生鲜等物资主要以文锦渡、皇岗等公路货运口岸为主要通道，出口、转口贸易则在蛇口等水运口岸完成。2月底陆路跨境运输因大量司机确诊受阻，深圳又在水运口岸开通深港跨境运输的水路专线。

在深圳华强北从事水货化粧品贸易的李富先告诉端传媒记者，即便在疫情期间，用“大飞”（注：走私用的马达快艇）从香港往中国大陆走私商品的路线仍然一直存在，通常靠岸地点是珠海而非深圳。他说，近两周因为偷渡事件的影响，海上没有货过来，对生意也有一定影响。

悬赏举报、香港连续破万确诊数，以及深圳不断加码的防疫措施，都构成了滋生恐慌和谣言的温床。2月18日，微信群组谣传有香港偷渡者在深圳湾被发现，后被辟谣，实为轻生游客被救回。3月4日，端传媒记者在深圳湾公园听到市民谈论“偷渡人员偷穿防护服伪装成防疫志愿者买药”的传闻，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随后发布辟谣通告，并拘留了一名“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女子。3月5日，又有传言称“一男子携带一漂浮物游泳偷渡”，后被证实为游泳爱好者，巡逻民警发现后劝其上岸。

除此之外，微博上还有不少“#香港偷渡”的帖文，大都是身在深圳的人表达愤怒：“不交一分钱税凭什么偷渡回来我们要给他们治？”“别来害我们﹗”有人转发晚上射灯照射向水面的图片，标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甚至有人表示要“组团抓香港偷渡客”。

70年代的大逃港，是有关深港偷渡最主要的集体记忆。后来，“偷渡”二字主要出现在广东各市边防的出警通报里。大陆劳工、性工作者及东南亚籍劳工等通过快艇或藏匿在集装箱中，或合法出境再非法入境，偷偷越境至香港，找寻生活的出路。“东南亚一偷渡客潜于深圳河6小时，被抓时全身淤泥已奄奄一息”、“两越南籍人藏身车底欲偷渡香港”等标题，偶尔会占据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或淹没在网络信息的洪流里。

事实上，香港入境处每年都会遣返数百位自大陆非法入境香港的劳工，2021年这一数字更高达919人。广东边防每年都会联合港澳不定期开展打击跨境犯罪的专项活动，主要指向走私、贩毒、偷渡、人口贩卖等，例如，2000年起持续17年的“雷霆”行动，在2017年抓获嫌疑人790余名。2019年12月，深港警方也联合找到一条由广西，途径东莞、深圳，自海上非法入境香港的偷渡路线，主要运送越南籍人员到港务工。即使在疫情期间，深圳、江门等沿海地区也不时开展打击偷渡、搜查未登记船舶等行动。

城中村A的一位村民得到声称来自公安背景人士的消息指，因香港疫情扩散，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人担心染疫后被发现，更要承担非香港居民需要支付的每日5千至2万多的医疗费用，便偷渡回大陆躲避疫情。每人的偷渡费用一般二万多元，农历新年前已偷运了不少人回内地，这些人当中即使有香港身份证，大多数也都在内地有住处，甚至同时有内地户口。

2月，深圳市海防打私办向市民群发短信，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非法入境人员。3月3日，端传媒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海防打私办，接线员表示，近期的确有查到偷渡者。但他表示，偷渡者未必是直接经水路从香港到达深圳，可能是从大陆其他城市到深圳的。

2022年2月26日，当地居民在深圳市的黄强北地区排队接受 COVID-19 核酸检测。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偷渡记忆：“姐姐不识字不会游水都逃跑，是穷得无法挨下去了”

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名为《致敬﹗深圳湾浴海岸线巡防人员24小时值班》的短片里，展示了深圳湾边防公安在寒风中吃饭盒站岗的画面，边防人员盯着的那片水域，对面就是香港的天水围。中年以上的深圳当地人十分了解，只是以前是由深圳偷去香港，现在则是反过来。

“其实不可能这边（深圳湾）上岸的，这下面是泥，人很容易陷入泥沼的，以前由这里出发的死了好多。七十年代初，不懂游水也能下海工作时趁水退走过去，现在坐‘大飞’的，不可能在这边上岸吧？由大鹏（大小梅沙附近）上岸有人接应再入村倒是有可能，你看珠海的不就能去到湖南吗？人家一定有接应的，风声紧上了岸在就近躲一躲。”城中村A的一个村民说。管控持续加码，如今，区内的居民不能离开住所，商户也必须关门了。

城中村A的村民坚信：“现在偷渡去香港的人一定不是本地人，外省来去做妓女的多，还有打黑工的，我们当地人现在环境这么好，去香港都是去消费购物的，他们偷渡是去做犯法的事，和我们当年不是一回事。”

村民们还保留着对偷渡的记忆。他们叫偷渡客“逃跑佬”，用来描述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由内地偷渡到香港的人。今年六十多岁的肖姐回忆：弟弟七十年代逃到香港，过了两年想看望她们，提早一个月写信约好在深圳文化公园等。那时他有香港身份证，也有回乡证，但时值“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会运动，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逃跑出去会被村里抓起来的，所以不能入村。

弟弟在香港巴士公司工作，剪了整齐的头发，还特意拿来一部照相机，拍了好多照片，说回去冲晒出来天天看，也给她们送了一些饼干，“我们从未见过的款”。

右下角空地为下沙村的中心点，左上角深圳湾对岸就是香港天水围。图：作者提供

文革结束后，弟弟可以正大光明回来了。“那时他们如果穿喇叭裤回来的都先把裤脚剪烂才入村，免得太张扬，那时生活质素相距太远了，我们还在种田、养鱼，裤脚沾着泥巴呢。”这些偷渡客会带上家人需要的物资，几粒哄孩子的糖果，都是一代人铭记于心的故事：“小时候我弟弟想用白糖放在水里喝，家里糖票很珍贵的，哪能这样喝掉，所以常常被嬷嬷闹‘要喝你逃跑去香港’，他没到二十岁就逃跑了。”后来弟弟从香港回来，“给我的子女没少带糖果呢。”

年届七旬的黄先生的姐姐，也在六十年代末偷渡到香港。那时她在渔场工作，趁船开到海中心作业，水退时深圳河很窄，借机和两个朋友逃走了。姐姐在香港那边上岸时遇到一个女性，知道这边生活艰难，送了她一套衣服，给了一碗水，教她坐车到上水。“我姐姐不识字不会游水，连她都选择逃跑，不是她胆大，是村里穷得无法挨下去了。”他说。姐姐一直在香港当工人，退休前是个清洁工。

“现在村内环境不同了﹗我们当年没有走的，环境比她们逃到香港打工的好很多，风水轮流转了﹗但谁又能想得到呢？现在疫情来了，她天天在香港那狭小的屋窝着，不敢出门，连核酸都轮不到，我们这里天天可以做检测，有事可去医院，封村都有菜有肉卖。”他说，“但时势不同，她的子女在香港生活，我有地方招待，他们一家也不会回来的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物为化名。

端传媒记者柯恩林、实习记者张晋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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