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从香港偷渡?深圳边境的搜查、悬赏与防疫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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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边度来的?我哋依家捉香港人呀﹗”(你是哪来的?我们现在抓香港人﹗)2月26日,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福田区,城中村A的社区工作人员扶着铁栏向进村的人说,“进村就不能再出去了,想清楚﹗”。

穿着防护衣的防疫人员每家每户敲门走访,检查健康码之余,也查问家中有多少人居住。有村民说:“现在不捉超生了吧,这个时势(疫情期间)还查户口吗?是捉逃跑佬(偷渡客)呀﹗”

在横街窄巷中,鲜肉、活鱼、蔬果供应不绝,鱼档的档主强调是今日的鲜货:“车办了通行证可以开进(管控区)来,但出去必须要空车,有人检查拍照的,不能运任何东西出去。”入村不难,出村难。

除了防疫告示,整个褔田区还贴了另一张通告:悬赏举报偷渡入境者,奖励5百至2万元。

自1月31日出现本地新增病例以来,截至3月7日,深圳本轮疫情已确诊353人(含39例无症状感染者)。疫情管控地图显示,福田区近8成被标记为封控、管控及防范区,受影响人数近120万人(占全区80%人口)。而毗邻的香港,自2021年12月31日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已录得超过45万宗确诊。2月至今,香港输入中国大陆各地的病例累积有上千宗,输入地集中在广东沿海一带及上海、北京。随着疫情扩散,广东各地对“偷渡”的关注及讨论也愈加热烈。

在3月1日深圳市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市公安局副局长甘桂平指,已多措并举维持边防一线安全,防止境外人员非法入境可能引发的疫情传播。深圳网警、广东媒体发布打击偷渡、加强边防巡逻的措施,包括在海域拉起防止船只驶入的隔离带,并呼吁市民举报偷渡者。同时,不少褔田区居民收到电话,核对所在地和登记户籍地点不同的原因;一些封控区上门做强制核酸检测时,也要再次登记住户资料,包括居住人数;某村管理处的手写通告上,更直接援引传闻指染疫的香港人“从围栏爬了进来”,吁住户不要外出。

和香港元朗隔水相望的深圳湾公园,在13公里长的海岸线布下警示浮球。3月4日下午,常在深圳湾公园摄影的许强告诉端传媒记者,这些警示浮球是近半个月才出现的。除此之外,端传媒记者于深圳湾公园,亦见到至少4名身着军装的站岗军人盯梢着香港方向的海域。入夜,新增的探照灯射出光束,照向海面,同时有无人机盘旋在空中。

3月6日,福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小区(包括城中村)进出实行居民白名单管理,不接受访客进入,全区餐饮场所暂停堂食供应,进入小区(包括城中村)、办公、经营场所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纪录。早在3月2日,深圳全市搭乘地铁已经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该要求随后扩大至全市公共交通。据深圳卫健委的消息,截至3月2日,全市共有800个核酸检测点,市民需要至少两天检测一次,以满足日常出行的需求。

网络流传来自“罗湖政务”的电话短讯,指“目前从香港偷渡到深圳的人员很多,边检公安只抓到部分”,并指该区的个案和香港出现的病毒株高度同源,呼吁居民做核酸检测。端传媒梳理深圳卫健委2月发布的疫情通报发现,深圳本轮病例均由Omicron变异株(BA.2分支)引起,这也是造成香港疫情的毒株。至今,关于这一毒株如何在深港之间造成传播、是否有行之有效的阻截方法,依然没有答案。而港人偷渡入境大陆的传闻、谣言,在深港民间不胫而走。

管控区内的鱼贩在电话告知居民有鲜鱼到货。

管控区内的鱼贩在电话告知居民有鲜鱼到货。图:作者提供

“扫楼”:“工作人员连柜子、床底都要查看”

下沙村封得很突然,很多居民出门上班时才发现,城中村被封闭了。

2月22日,防疫志愿者小拳拿着居民的网格信息表(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住址),“挨家挨户敲门,核实个人信息,通知他们测核酸”。

据深圳卫健委当时公布的信息,2月22日下沙并无确诊病例,小拳敲门通知的时候,收到居民的疑问:“为什么封区?是不是有人得病了,什么时候能解封?有没有文件?(跟公司请假需要具体的政府文件)”这些问题他一个都解答不了,因为志愿者也不知道任何内部信息。虽然名为“志愿者”,但小拳和大部分人一样,是从不同的政府部门被抽调去一线的职员。

2月24日,小拳被派去福田另一个封控区工作,负责把确诊病例同小区的居民转移到隔离酒店。“当时我们接到领导通知,把小区所有的居民都敲门叫下来,由大巴车拉到隔离酒店,有公安配合我们扫楼。”小拳说,许多确诊病例的小区都只是要求全部人居家隔离,但领导要求这个小区的人集中隔离,原因他也不清楚。

据财新网报导,3月1日开展“扫楼”行动的社区包括下沙村、新洲南村、水围社区、沙嘴社区等。一名水围社区居民告诉财新, 除了检查核酸检测情况,“扫楼”工作还包括核实居住人员信息,“工作人员检查非常细致,连柜子、床底都要查看。”对此,小拳说,志愿者上门核实居民信息,一般不需要进屋搜查,下沙的情况也是他第一次听闻。

管控区内城中村的居民生活能在封锁范围内活动。

管控区内城中村的居民生活能在封锁范围内活动。图:作者提供

3月2日,在下沙封控区居家隔离的马丁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社区工作帐号“下沙管理员”发布通知:“每栋楼每个住户自查房屋人口信息,或是有没藏着陌生人,不能漏报一人。如果漏报,个人承担法律责任。”

从深圳卫健委公布的流调来看,这一波排查主要针对2月16日发现的确诊病例。当日,居住在福田区沙头街道城中村沙嘴一坊的二人在主动检测后确诊,至今未报告其他同源病例。但由2月16日开始,沙嘴村周围的几个大型城中村不断报告新的确诊病例,其中部分属于“0215”疫情的传播链,更多则未追溯到清晰的感染链条,病例均在强制检测——即“重点区域核酸筛查”或“重点人群”中发现(“0215”确诊患者的居住地分散在南山区招商街道和福田区沙头街道,据官方报告,2月15日至2月24日共有27名确诊患者属于这一传播链,之后未报告有新确诊病例)。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实践教授Donald Low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提到,因Omicron变种传染性强、致病性却不如其他毒株凶猛的特性,使得部分人、尤其是已接种疫苗的人群,极有可能在轻微症状或无症状感染时,不自知地传播了病毒。而引发深港疫情的毒株BA.2,是Omicron的亚谱系,1月底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Statens Serum Institut,SSI)曾有研究表示,BA.2传染力更比最初的BA.1高30%,但未有证据证明其致病性更强,其更具传播力的特性,也被WHO证实。目前,除中国大陆和香港外,Omicron变种的亚谱系BA.2,已在丹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至少10个国家成为主要的流行株,并开始在美国流行。

2022年2月23日,尖沙咀的市民欣赏日落。

2022年2月23日,尖沙咀的市民欣赏日落。摄:林振东/端传媒

无论是香港还是深圳,由Omicron BA.2变种引起的感染,难以通过流调形成清晰的传播链,成为疫情共同的特征。

作为本轮深圳疫情重灾区的福田沙头街道,位于深港交界处,管辖有上沙村、下沙村等多个大型城中村,既居住了大量内地来深打工者,也是自1980年代起在深圳的港人聚集地之一。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沙头街道有26.5万常住人口,比2010年多出3.9万人。另据2013年的数据,上沙村的常住人口超过10万,下沙村的常住人口有8万,其中流动人口占绝对优势。城中村的建筑以村民自建房为主,楼房犬牙交错,通常一栋楼有几十到上百个房间,人口流动速度极快。

城中村A约十万人口,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外地人。村里播放着戴口罩、勤洗手、打疫苗、不传谣的广播录音,本地村民对防疫信息一知半解,但对偷渡的可能性深信不疑。有村民说:“我们村内哪家哪户有多少人是一清二楚,但现在出租那么多屋给外地人,过农历新年来来往往的,谁住了多少人我们怎知道,要躲起来谁也找不到,反正一定不是村民。”

自2月底封村后,微博、微信群组和区内居民口中都出现类似的说法:有蛇头被捕后供出数以百计的人由香港偷渡,并匿藏在城中村内,这些人已受感染的机率很高,因此要封锁区域来捉他们。

2022年2月18日,明爱医院在急症室外隔离区,长者在帐篷中等待。

2022年2月18日,明爱医院在急症室外隔离区,长者在帐篷中等待。摄:林振东/端传媒

谁是偷渡者?

2月16日,一则自香港偷渡入境广东的新闻引燃了舆论关注。一艘载有15名偷渡者的快艇,2月14日深夜从香港过海至大陆,15日凌晨在广东珠海斗门区上岸,后通过网约车、自驾、高铁等方式,离开珠海,入境至湖南郴州、广州、惠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目前当局已追踪到12人,其中4人确诊——2名偷渡至湖南郴州的,及2名偷渡至广州的。

根据《香港01》报导,湖南省郴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回应《香港01》记者查询时确认,从香港偷渡到湖南的二人是湖南籍人士,并非香港居民。二人目前已符合出院条件,同时也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立案。另外,《香港01》还提及惠州当地的内部通报显示,有两名偷渡当事人是在香港一家餐厅的后厨工作的广东人。

除此之外,上海卫健委2月18日也通报了一例“自香港非法越境抵沪”的确诊案例,其2月13日自香港入境大陆,14日从珠海乘坐高铁抵沪。

2月12日至17日,惠州、珠海等8个广东与香港比邻的城市相继发布悬赏通告,鼓励对偷渡组织者、偷渡作案工具等的举报,在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每条线索查实后的最高奖赏金额甚至高达50万。同时,福建南安、湖南郴州也发布了偷渡举报的悬赏。

2月18日,广东省通报表示,先后破获偷渡案件7起,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18名。

2021年5月,也曾有4位渔民自香港偷渡至惠州避疫,上岸后自惠州乘巴士计划前往广东茂名,途经东莞时被拦下。

除机场与西九高铁站外,深圳与香港共有13个口岸互通。莲塘、文锦渡、盐田港、蛇口、赤湾、妈湾、大铲湾等7个是货运口岸,福田、罗湖是客运口岸,皇岗、深圳湾、沙头角是货运与客运口岸,而大亚湾则是大亚湾核电站转用码头口岸。

香港爆发疫情以来,无论飞大陆任何一个城市的机位都十分抢手,客运口岸仅余深圳湾,每日仅有800人的名额。货运口岸仍照常运行,供港生鲜等物资主要以文锦渡、皇岗等公路货运口岸为主要通道,出口、转口贸易则在蛇口等水运口岸完成。2月底陆路跨境运输因大量司机确诊受阻,深圳又在水运口岸开通深港跨境运输的水路专线。

在深圳华强北从事水货化粧品贸易的李富先告诉端传媒记者,即便在疫情期间,用“大飞”(注:走私用的马达快艇)从香港往中国大陆走私商品的路线仍然一直存在,通常靠岸地点是珠海而非深圳。他说,近两周因为偷渡事件的影响,海上没有货过来,对生意也有一定影响。

悬赏举报、香港连续破万确诊数,以及深圳不断加码的防疫措施,都构成了滋生恐慌和谣言的温床。2月18日,微信群组谣传有香港偷渡者在深圳湾被发现,后被辟谣,实为轻生游客被救回。3月4日,端传媒记者在深圳湾公园听到市民谈论“偷渡人员偷穿防护服伪装成防疫志愿者买药”的传闻,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随后发布辟谣通告,并拘留了一名“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女子。3月5日,又有传言称“一男子携带一漂浮物游泳偷渡”,后被证实为游泳爱好者,巡逻民警发现后劝其上岸。

除此之外,微博上还有不少“#香港偷渡”的帖文,大都是身在深圳的人表达愤怒:“不交一分钱税凭什么偷渡回来我们要给他们治?”“别来害我们﹗”有人转发晚上射灯照射向水面的图片,标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甚至有人表示要“组团抓香港偷渡客”。

70年代的大逃港,是有关深港偷渡最主要的集体记忆。后来,“偷渡”二字主要出现在广东各市边防的出警通报里。大陆劳工、性工作者及东南亚籍劳工等通过快艇或藏匿在集装箱中,或合法出境再非法入境,偷偷越境至香港,找寻生活的出路。“东南亚一偷渡客潜于深圳河6小时,被抓时全身淤泥已奄奄一息”、“两越南籍人藏身车底欲偷渡香港”等标题,偶尔会占据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或淹没在网络信息的洪流里。

事实上,香港入境处每年都会遣返数百位自大陆非法入境香港的劳工,2021年这一数字更高达919人。广东边防每年都会联合港澳不定期开展打击跨境犯罪的专项活动,主要指向走私、贩毒、偷渡、人口贩卖等,例如,2000年起持续17年的“雷霆”行动,在2017年抓获嫌疑人790余名。2019年12月,深港警方也联合找到一条由广西,途径东莞、深圳,自海上非法入境香港的偷渡路线,主要运送越南籍人员到港务工。即使在疫情期间,深圳、江门等沿海地区也不时开展打击偷渡、搜查未登记船舶等行动。

城中村A的一位村民得到声称来自公安背景人士的消息指,因香港疫情扩散,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人担心染疫后被发现,更要承担非香港居民需要支付的每日5千至2万多的医疗费用,便偷渡回大陆躲避疫情。每人的偷渡费用一般二万多元,农历新年前已偷运了不少人回内地,这些人当中即使有香港身份证,大多数也都在内地有住处,甚至同时有内地户口。

2月,深圳市海防打私办向市民群发短信,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非法入境人员。3月3日,端传媒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海防打私办,接线员表示,近期的确有查到偷渡者。但他表示,偷渡者未必是直接经水路从香港到达深圳,可能是从大陆其他城市到深圳的。

2022年2月26日,当地居民在深圳市的黄强北地区排队接受 COVID-19 核酸检测。

2022年2月26日,当地居民在深圳市的黄强北地区排队接受 COVID-19 核酸检测。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偷渡记忆:“姐姐不识字不会游水都逃跑,是穷得无法挨下去了”

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名为《致敬﹗深圳湾浴海岸线巡防人员24小时值班》的短片里,展示了深圳湾边防公安在寒风中吃饭盒站岗的画面,边防人员盯着的那片水域,对面就是香港的天水围。中年以上的深圳当地人十分了解,只是以前是由深圳偷去香港,现在则是反过来。

“其实不可能这边(深圳湾)上岸的,这下面是泥,人很容易陷入泥沼的,以前由这里出发的死了好多。七十年代初,不懂游水也能下海工作时趁水退走过去,现在坐‘大飞’的,不可能在这边上岸吧?由大鹏(大小梅沙附近)上岸有人接应再入村倒是有可能,你看珠海的不就能去到湖南吗?人家一定有接应的,风声紧上了岸在就近躲一躲。”城中村A的一个村民说。管控持续加码,如今,区内的居民不能离开住所,商户也必须关门了。

城中村A的村民坚信:“现在偷渡去香港的人一定不是本地人,外省来去做妓女的多,还有打黑工的,我们当地人现在环境这么好,去香港都是去消费购物的,他们偷渡是去做犯法的事,和我们当年不是一回事。”

村民们还保留着对偷渡的记忆。他们叫偷渡客“逃跑佬”,用来描述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由内地偷渡到香港的人。今年六十多岁的肖姐回忆:弟弟七十年代逃到香港,过了两年想看望她们,提早一个月写信约好在深圳文化公园等。那时他有香港身份证,也有回乡证,但时值“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会运动,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逃跑出去会被村里抓起来的,所以不能入村。

弟弟在香港巴士公司工作,剪了整齐的头发,还特意拿来一部照相机,拍了好多照片,说回去冲晒出来天天看,也给她们送了一些饼干,“我们从未见过的款”。

右下角空地为下沙村的中心点,左上角深圳湾对岸就是香港天水围。

右下角空地为下沙村的中心点,左上角深圳湾对岸就是香港天水围。图:作者提供

文革结束后,弟弟可以正大光明回来了。“那时他们如果穿喇叭裤回来的都先把裤脚剪烂才入村,免得太张扬,那时生活质素相距太远了,我们还在种田、养鱼,裤脚沾着泥巴呢。”这些偷渡客会带上家人需要的物资,几粒哄孩子的糖果,都是一代人铭记于心的故事:“小时候我弟弟想用白糖放在水里喝,家里糖票很珍贵的,哪能这样喝掉,所以常常被嬷嬷闹‘要喝你逃跑去香港’,他没到二十岁就逃跑了。”后来弟弟从香港回来,“给我的子女没少带糖果呢。”

年届七旬的黄先生的姐姐,也在六十年代末偷渡到香港。那时她在渔场工作,趁船开到海中心作业,水退时深圳河很窄,借机和两个朋友逃走了。姐姐在香港那边上岸时遇到一个女性,知道这边生活艰难,送了她一套衣服,给了一碗水,教她坐车到上水。“我姐姐不识字不会游水,连她都选择逃跑,不是她胆大,是村里穷得无法挨下去了。”他说。姐姐一直在香港当工人,退休前是个清洁工。

“现在村内环境不同了﹗我们当年没有走的,环境比她们逃到香港打工的好很多,风水轮流转了﹗但谁又能想得到呢?现在疫情来了,她天天在香港那狭小的屋窝着,不敢出门,连核酸都轮不到,我们这里天天可以做检测,有事可去医院,封村都有菜有肉卖。”他说,“但时势不同,她的子女在香港生活,我有地方招待,他们一家也不会回来的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物为化名。

端传媒记者柯恩林、实习记者张晋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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