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能摆脱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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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剧照

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后，网上常能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科学在哪都没法摆脱政治，美国也一样。”

科学确实很难摆脱政治，但怎样才叫“一样”，这判断就因人而异了。奥本海默所遭受的羞辱固然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好友伊西多·拉比事后说“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但考虑到原子弹制造事关最高机密，跟我们国内那些年的状况一对比，他的经历也就是“红红脸，出出汗”罢了。

虽然他未能获得安全许可，但他仍能和家人出国，也还是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倒是因其受难而获得了普遍的同情与尊重。

政敌斯特劳斯暗中做手脚，试图免去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但出乎意料的是，院内所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都在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上签了名，虽然他多年来曾得罪过其中不少脾气古怪的学者。最终董事会投票决定，继续由奥本海默担任院长。

陷害他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将他“赶下神坛”的斯特劳斯后来以3票之差，未能被任命为美国商务部长，主要原因就是几位关键的议员怀疑他在奥本海默一案中表现出来的人品。“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作为唯一对他做出不利证词的科学家，在学术圈遭到普遍的反感和抵制，不乏有人当面斥责乃至绝交。

那个年代的中国科学家，又是怎样一番人生？

《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
胡宗刚 / 夏振岱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9

我是读了《中国植物志编纂史（1950-2004）》一书才知道，就连植物学这样原本以为和政治不沾边的领域，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无法免于风暴。

虽然植物本身无国界，科学也无国界，但在我们社会牢不可破的信念是：科学家有国界。由西方人代为编写本国植物志固然被视为国耻，国人提供植物采集或研究成果，当然也被视为形同叛国通敌，连赠送植物标本也是“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

国际惯例，植物学分类使用林奈的拉丁文命名体系，植物志编写体例难免要遵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但在那个年代，也被看作是“是为洋人树碑立传，为洋人续家谱”。

“新植物学”确立的过程，首先就是要改造知识分子，打掉他们的傲气和个人英雄主义，而统为“工作者”。这需要知识分子思想经历一次“洗澡”，从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转向服从组织制定的集体研究。

1952年，植物学先驱胡先骕两次检讨都无法过关，第三次将所有批评都揽在身上，但竺可桢仍认为他“不老实，不诚恳”，当天20多人对他的揭批持续了8个半小时，直至深夜11点半。植物研究所里许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或下属，也难怪，他自感“众叛亲离”。

胡先骕（1894-1968）

胡先骕1949年就曾说，“我已赢得身前身后的名，只求继续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后来又再度恳求：“我老了，思想落后，改造不过来了。我现在不要求别的，只要像秉志一样，把我放在一边，我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安静做一些工作，也是党需要的。”

这样卑微的要求也没能得到满足。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这位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被视为一个思想落后分子，“虽知识渊博，广阅博览，但是学术作风则极为恶劣，追名求利，抢新种新属发表，科学态度极不严肃，自己公开承认其许多工作是粗制滥造”，并且不愿意按照“集体署名，不领稿费”的方式工作，还争稿费。何况，他还“自由散漫，擅自与国外交流”。

中国植物学起步很晚，直至民国初年才略有起色，钱崇澍第一个发表新种，即便如此，到1949年后研究中国植物分类时，到国外植物标本馆查阅资料、与外国学者交流仍属必要，然而，这在当时的空气之下有多敏感，可想而知。

当时哈佛大学也有出版《中国植物志》的计划，美籍华裔植物学家胡秀英1953年率先出版其中的锦葵科，对中国学者的刺激很大。她原想和国内同行交流，但屡次致函中科院植物所均遭冷遇。其中的原因不难想见：当时所有与国外联系的信函均需要单位批准、把关，到头来，“科学家们不是恭敬遵守，便是省得麻烦，不与联系”。

海外联系有多危险，从下面这一事例就可知：曾主持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园工作、从事蔷薇科分类研究的植物学家俞德浚，1971年遭受磨难，罪名就是他与国际山茶学会的联系，并在文章中写到世界各国植物园概况时，将香港植物园与中国植物园并列，“出卖祖国领土香港”。他由此被批判为洋奴、卖国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多次对其进行批斗、打骂和人格侮辱。

耿以礼（1897-1975）

1962年，美国《禾本科植物索引》出版，开创中国禾本科分类研究的植物学家耿以礼请求图书馆购买，但该书定价高达225美元，单这一本就将几乎用尽植物研究所全年购书外汇指标，他的要求肯定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两年后，英国植物学家Hubbard得知此事，从伦敦寄赠此书给耿以礼。这原本是跨国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却被耿的一位学生向所里举报，他明知这将给导师带来什么麻烦，但既不顾念师生情谊，也无恻隐之心。

当然，时穷节乃见，并不是没有人格高洁者。植物学者陈守良年轻时受钱崇澍提携，要求她追随耿以礼，不计个人得失。她也确实做到了，《禾本科图说》出版时有1万多元稿费，在当时相当可观，但每个参与编写的年轻人到手只百余元，也都毫无怨言。

后来耿以礼落难，有人重提稿费的恩怨，怂恿陈守良出面揭批导师，但她答：“我没有理由出来，因为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我自己当初的承诺。”

这当然已属难得，毕竟在那个年代，不泼脏水的结果就是极有可能被视为同党，然而，我们没办法寄望于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道德底线，到头来，这更多地是体现了个体自身的品行，却无法阻止风暴的蔓延。

你觉得那个年代已经很遥远了吗？就在不久之前，谈到核废水的科普，还有这样的笑谈：“你一说是科学问题，就暴露你的立场了。”上海辰山植物园的科普作家刘夙，就因在这一问题上的科普立场，上月底被施压，不得已发了一篇《删文致歉通知》。

所以你说科学能摆脱政治吗？那看你谈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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