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人粉斯大林?
知乎用户 魔怔暴论 plus 发表 7.18 日更新: 提醒大家一下,原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生物粉斯大林?”、后来又被改成 “为什么会有人粉斯大林?”,现在又改成 “为什么会有人不遗余力抹黑斯大林?” 不知道题主在搅些什么 (´-ω-`) …
党内二把手被暗杀了,而重要证人出车祸了死了,而且恰好只死了他一个。你是领导,你听了下属的汇报,你是什么反应?这种鬼话谁信啊?
所以导师是对的,他真的太软弱了,非得死了二把手才知道反击
你们可知道斯大林在大清洗之前是以软弱著称的
对,非常软弱,这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
直到有一天,斯大林最好的战友,二号人物谢尔盖基洛夫被杀,最重要的证人也被杀….
自此,斯大林正式变身慈父形态…..
你以为的大肃反
“天气凉了,搞个大肃反吧”
实际上的大肃反
“什么叫相父被杀了不知道凶手是谁?”
“什么叫子龙叔叔回来作证的路上出了意外???”
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知乎讨论比较多那一段嘛,就是保尔和冬妮娅重逢那一次。
那段剧情中,为什么要抢修铁路?
因为马上就要入冬,没有木柴人民就要挨冻,没有木柴铁路就要停运。
那木材为什么运不过来,因为旧官僚切尔文斯基和他掌管的铁路林木委员会故意在远离车站的地方伐木,并且将伐木的方向远离车站。
几百共青团员为了修通铁路,在没有人换班的情况下,冒着严寒、饥饿还有匪帮的骚扰,加班加点工作的时候,冬妮娅那个混蛋老公在工地上叫保尔什么来着?拉查隆尼!
这段剧情就是俄国革命后的一个缩影。俄国的土地上只有这个博亚尔卡车站发生了旧知识分子的蓄意破坏?只有一个冬妮娅老公这样的旧官僚在人民群众面前耍威风吗?
好了,现在,你是一九二一年的严寒中抢筑铁路的共青团员中的一员。
时间到了一九三四年,你和你的同志们很多已经步入了领导岗位。
肃反运动开始了。
你要怎么做?
讲道理。。。
斯大林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基洛夫被枪杀了。
然后凶手车祸死了,而且这个车祸只死了凶手一个。
斯大林一派怕是人人自危,这种恐惧必然会催生出可怕的后果来。
举个栗子: 国内的汕头纵火团灭巡视案,后果是 3000 武警 + 180 专案组直接到汕头,把汕头翻了一个底朝天。
这就相当于汕头地区的肃反了
打个比方,洪武年间马皇后病危,所有御医束手无策,老朱觉得不对,让锦衣卫找了个民间大夫过来看。民间大夫诊脉后开了一服药,吃完药马皇后感觉好了一些,此时民间大夫支支吾吾表示脉像复杂,要回去看看医书,回家后就上吊自杀
民间大夫自杀前把一封密信交给朋友,对朋友说:如果我是意外横死或遭人杀害,你就把我写的密信交给皇帝,记住一定要亲手交,不能过第三人之手;如果我是自杀,你立刻烧掉密信,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辞官远离京城回老家种地去吧
现在密信到了老朱手里,信上内容是马皇后不是生病,是中毒
老朱再让锦衣卫去查,有投毒嫌疑的凶手在民间大夫死的那天喝多了,走路没看路掉河里淹死了。所有证据都完整,大夫和凶手的现场没有第三人的痕迹,所有人证物证都说明他们是自杀
你猜老朱是就此销案呢,还是搞大肃反呢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斯大林的党内大清洗,证明斯大林相比列宁同志还是心太软;
如果是列宁同志,或许可以在矛盾萌发初期,通过说服教育、斗争或人事安排,就把事情了结了。
你的理解是站在肃反的官员角度上的,但大部分人的认知是:
某天突然宣布,要把黄小姐董小姐还有背后的人统统墙壁。过了几天,黄小姐董小姐还有她们的亲戚果然都被墙壁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也被墙壁了,你会如何评价?
听网友的,红军出不了井冈山。
看下伊朗是如今是怎么被一路暗杀的就知道了。
司令部被一锅端,核物理学家被各种暗杀,盟友被坑成翔。
早年我也是不太信基洛夫那事儿的,如今代入伊朗,这尼码还不肃反等死呢?
传说斯大林去世不久,赫鲁晓夫在苏共大会上做长篇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
有人从下面递上来纸条。赫鲁晓夫打开看,当众读了纸条上的内容,大意是说:你今天在这里批评斯大林,当初你在哪里?
赫鲁晓夫说:请写纸条的同志站起来。
结果场上鸦雀无声,没有人敢站出来。
于是,赫鲁晓夫微笑着说:我当初和你一样
大肃反 (❌)
自 1824 年以来俄国政治矛盾的集中清算 (✓)
我在知乎上看过一个打黑案件
令我震惊的是,扒开这个黑团伙的外围成员,其核心成员只有五个人。
五个有组织的黑社会,再加上十几二十个外围成员,就足够在一个县里横行霸道了。
这就是有组织和没组织的区别。
知乎有些一天到晚说公职人员吃人民占人民,结果斯大林搞肃反把公职人员洗了一批又开始说斯大林残暴。你这让公职人员多吃多占还没大清洗的美利坚很难办啊。
朱标跟马皇后一起出宫踏青散心,遭遇刺客刺杀,朱标跟马皇后当场死亡。马皇后贴身丫鬟还有一口气没死被救回来,说知道凶手是谁,但是要当面跟朱元璋说。
老朱急急忙忙的赶过来,丫鬟却被灭口了,所有的证据痕迹全部消失。
所有的嫌疑人,通通没有嫌疑。
所有的受益人,通通都有嫌疑。
分不清,根本分不清。
也没那个耐心去查案。
于是,老朱拿起了屠刀。
所有受益人,全部斩首,包括老二,老三,老四,等几个亲生儿子全部处死灭满门。
文臣武将,三抽一处死。
杀疯了
路边的野狗,爷给宰了
把反腐和反间谍叫肃反。
舆论战的好手段啊。
肃反是对的,问题是太晚了,就像延安整风一样,就那个比样不整风早 g 了,新四军就没有整风看看后果,看看那些专家整天胡言乱语,这还是关过牛棚的
你所在的城市,正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被反腐的名义处死了,你会反抗吗
伊朗政府好就好在,苏莱曼尼没有之后,没有进行大清洗,反向证明苏联大清洗的正确性;好就好在亲美投降派捞不着好处,反向证明抗美援朝的正确性。
苏莱曼尼死后,伊朗没有搞大肃反。
至于下场,大家也都看的很清楚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有个很好的场景
因为官僚阶级的不作为,几百个共青团员(苏联的共青团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属于后备干部)顶着大雪,忍着土匪骚扰物资短缺的困扰去修铁路。冬妮娅和她老公是怎么对保尔的呢?
十多年之后,这些后备干部成为了干部,他们看着雪花一样的举报信,他们是相信这些举报信还是相信官僚以及小资产阶级们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202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 356.3 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100.7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217.5 万件。立案 87.7 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73 人、厅局级干部 4348 人、县处级干部 3.5 万人、乡科级干部 12.1 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0.4 万人。处分 88.9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68 万人、政务处分 27 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73 人,厅局级干部 3838 人,县处级干部 3.1 万人,乡科级干部 11.2 万人,一般干部 12.8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61.3 万人。
纪监委去年处分了 88.9 万人,为什么没人反对?被处分的人为什么不反击?
很多人对肃反这事理解不对,题主很可能以为肃反就是斯大林列个名单,然后按照名单抓人、枪毙。
事实上绝大多数肃反案件的流程是这样的:
内务部收到雪片一般的秘密举报信,叶若夫时期,会根据被举报嫌疑人的出身,列个轻重缓急(叶若夫倾向于放过和他一样工农出身的俄罗斯族干部),贝利亚时期则是按照被举报事项的重要程度排序。然后半夜出动秘密抓捕重点对象,一顿大记忆恢复术,有的没的总能招供点什么(五大元帅之一的布柳赫尔就是接受大记忆恢复术引发心脏病猝死的),然后法庭审判,公布罪名和判决结果。
和咱们纪监委办案相比,大清洗的特殊之处只有两点:第一,取证简单粗暴,极为依赖大记忆恢复术;第二,小罪重罚,一个玩忽职守就会被扣上蓄意破坏的反革命罪被流放西伯利亚乃至枪毙。
对于第一点,当时沙俄完蛋才短短二十多年,各项制度建设本身就在逐步发展中,民众对大记忆恢复术的接受程度还比较高(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社会对刑事侦讯中采用大记忆恢复术的容忍度也不低)。再说了,过于血腥的场景内务部也不可能让外人知道。
至于第二点,则是由于二十年代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基洛夫案、纳粹上台、西班牙 “第五纵队” 等一系列事件催生出的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导致当时的苏联民众对这种扣帽子罪名接受程度很高。20 年代的政治风潮让人相信国内真有很多异议分子,而基洛夫案让人相信异议分子真的在故意搞破坏。
什么?有人反对?
肃反的苏联能活到 1991 年。
不肃反的苏联卒于 1941 年。
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更多的人支持斯大林。
斯大林并不是尤里,苏联也没有苏俄的心灵控制技术,所以他的胜利是依赖于一大批支持者的。
苏联亡国就是没能及时发动第二次清洗的结果
对于评论区的不同意见,我想说肃反当然不是重拳反腐,我只是打个比方,可能更类似 “严打” 和“整风运动”,按照斯拉夫人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其中肯定有不少无辜者,受牵连者。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如果继续任由反对派胡作非为,那么苏联人也得说德语了!
虽然斯大林杀的人头滚滚,但也确实完成了铲除异己,中央集权,最终反杀德三,还差点把新中国给搞死。
反面例子就是老蒋的 4.12 反革命政变。老蒋在建立黄埔时期是收到不少苏联的援助的,肯定也是对苏联的肃反了解不少的。但是老蒋他没那个伟人气质,还要学慈父的雷霆手段,最终玩脱了,同样杀的人头滚滚,却最终葬送百万大军,灰溜溜的滚去台湾。
对了,如果我们国家也有 “肃反” 的话,像这种崇洋媚外,颠倒是非,散播谣言的,一定要排在北极鲶鱼等等一众贪腐分子的前面!
斯大林的问题不是开启肃反,
而是肃反开启太晚了。
一个不算冷的知识:在列宁眼里,斯大林是个软弱的人。
之前我还以为列宁是看走眼了,
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我才意识到,列宁的眼光没问题。
很多重大疾病一开始都是小问题,但因为没有及时治疗,最终被拖成大病,只能使用化疗、手术等极端治疗方案。
到了这一步,哪怕病治好了,整个人也被折腾的元气大伤。
苏联也是如此。
苏联初期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建立得太顺了。
没有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内战,没有激烈的吃鸡大赛,有的仅仅只是几次政变夺权。
二月一场,十月一场,苏联政权就被拱手让给苏共。
所谓的红白歌会也就那样,完全没有我国红军当年爬雪山,走草地,几次反围剿的艰苦。
这直接导致一开始的苏共,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都过于松散,没有完全拧成一股绳。
另一方面,苏联内部矛盾也没有得到充分施放,
在没有真正把原本的既得利益者清扫一空的情况下,大部分苏联百姓并没有真的觉得,只有苏共才能领导苏联。
普通苏联人怀念沙皇,怀念白军的不在少数。
问题不解决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有可能越变越大。
这种内部问题,要么通过快速发展进行缓解,然后用时间来消磨。
要么,就只能通过激烈的内部斗争来施放。
如果列宁还在,那么苏联就有机会走第一条路。
但很不幸,列宁走得太早了,而以斯大林的威望,并不能像列宁一样威压所有人。
所以,在列宁死后,苏联的内部矛盾就开始快速发展。
其实,到了这一步,问题也不是没能解决。
斗争嘛,杀人嘛,在哪个国家都存在。
斯大林但凡早一点开始肃反抓人,苏联的内部矛盾就会暂时缓解。
可斯大林的性格缺陷这时候体现了出来。
他太软了,没有在一开始就采取从重从快的手段,还以为所谓的斗争不过是吵架罢官。
直到好朋友基洛夫被刺,
凶手虽然抓到了,却被 “车祸” 灭口,
斯大林想查,但整件事不了了之……
直到这一步,斯大林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的宽容被人当成软弱,而他的对手是真的想要肉体消灭他。
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因为悔恨……
总之,斯大林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刚好,在他的纵容下,苏联的内部问题已经变得无比严重,很多本来可以不陷入政治斗争的人被拉下了水。
一来二去,才酿成了规模庞大的 “大肃反”。
大肃反对苏联的伤害确实很大。
但另一方面,正是大肃反,以及之后的二战,让苏共团结在了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
也正是这两件事,共同铸造出了后来那个统领半个世界的强大苏联。
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觉得,苏联的建立并不容易,觉得我把红白歌会说得太轻描淡写了。
只能说,你们也见得太少了。
确实,苏联的建立算不上容易,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困难。
但也只是不容易而已,比起真正的地狱模式还差得远了。
最大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国。
从西周到汉朝,经历了春秋战国和短暂的秦朝,这才有强大的两汉。
在汉朝与唐朝之间,有着三国之乱,有拉胯的晋朝,有五胡乱华的南北朝,又经历了短暂的隋朝,这才来到盛唐。
在唐朝与宋朝之间也有着五代十国。
宋朝和明朝之间的元倒是很短暂,
但整个宋朝,中国北方都在不断失去,
先是燕云十六州,然后是黄河以北,最后连长江以北都没了…… 可以说,对那半个中国的汉人来说,宋代不是乱世却胜似乱世。
至于明朝之后到新中国……
我就不提漫长而黑暗的清据时期了,
就从清灭亡开始算,到新中国建立,也过去了整整 37 年,考虑到清末过国内外一直在打仗,所以完全可以从鸦片战争(1840 年)开始算,则这个时间是 109 年。
可以说,在中国,每一次盛世大一统王朝,到下一个大一统王朝,中间都间隔了很长时间。
每一次时代的更新换代,都意味着高强度的国内吃鸡大赛。
和中国的变革烈度相比,苏联才哪到哪啊。
不仅和中国比不了,苏联和欧洲的其他大国也没法比。
就拿法国来说,
比起从半封建社会一步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
法国只是从封建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社会,步子迈得没有苏联那么大,
但即使这样,法国大革命嘎掉的贵族也不在少数,
可这还没完,
而在大革命之后,欧洲的反法同盟又组建了好几次,法国被围攻了好几圈,现代法国才逐渐得以形成。
至于德国,它的建立过程中倒是没啥惨烈的内部冲突,可代价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以及战败后的内部大清算。
英国的光荣革命倒是没嘎掉那么多贵族,但代价则是大量的底层民众的生命,然后又加上数不尽的殖民点土著的性命,伊丽莎白那么高的 KDA 可不是白来的。
就连美国,在建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十三州起义和南北战争两场大战,又献祭了那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
总而言之,没有哪个大国在建立的过程中不杀个人头滚滚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人的社会要发展,人类的大规模分工合作,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才能进行。
人之所以建立国家,就是为了维持这种稳定。
但人都是自私贪婪的,因此只要物资还存在匮乏,人和人的相处就总会产生矛盾。
国家和强权的存在,只能压制矛盾,
有的矛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解,但对于物质分配的根本矛盾,只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积累。
这时候的国家与社会就像个高压锅,时间过得越久,矛盾积累得救越大。
而社会的革命,国家的更新换代,意味着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的总出清。
这样的矛盾出清,往往伴随着对其中一方的肉体毁灭……
不管死得是哪一边,只要死的人多了,分财产的少了,那么矛盾就能极大的缓解。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大家本是同根生,为了一点财产打生打死的也太不值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自己人死得少一点呢?
有的,兄弟,有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外部供应大量的资源,这样既得利益者就能在不付出太多的情况下收买被剥削的同胞,缓解内部矛盾。
那么,如何从外部获得大量资源呢?
答案很简单,抢劫。
通过战争、殖民的方式抢别人呗。
既然本是同根生的同胞不能牺牲,那就只能牺牲其他人了,不是吗?
总之,要么牺牲自己人,要么牺牲别人,要么都牺牲,总而言之,不杀得人头滚滚,不死上个几百上千万条人命,根本没办法积累出建立一个大国的资本。
当然了,如果只提物质,觉得一切矛盾都来源于物质的匮乏,那未免也太肤浅了。
人总要有点思想上的追求嘛。
但可悲的是,哪怕是思想的凝聚,也需要用人命来献祭。
说得难听一点,社会实验是需要代价的。
思想上的碰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道路才是国家走向未来唯一的道路。
那怎么办?
打呗,竞争呗,
低情商: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高情商:组织结构更先进,更科学的一方,天然就能组织起更大的力量。
到头来,还是得通过一场血战来证明各自的道途。
清末的中国就是典型的案例,
保皇派、改革派、立宪派、革命党、军政府、买办、实业派、共产党…… 几乎任何方向都有人探索,最终角逐出唯一的胜者,这才有了那句话——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而在这场大吃鸡挡在,人民的共识才得以建立。
当然,思想的统一不止能诉诸于内,也可以诉诸于外。
所谓人生四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
这也是为什么老欧洲殖民大国们不需死太多自己人也能国家富强。
对外的战争和殖民占了其中三者,很容易让一个国家的上下阶层结成利益共同体。
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罪大家一起扛,
当阶级矛盾变成了种族矛盾之后,同胞内部自然就思想统一了。
以上,我讲了那么多,是想表达什么呢?
那就是,一个大国的建立,是需要足够的代价的。
大国之路如同和魔鬼的交易,
而魔鬼的货币只有——灵魂。
区别只在于,你路走得顺,就少付点,走错的路多了就多付点——
要是错得太多,那把整个国家献祭了都不够。
但是,绝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苏联就是那个错路走多了的典型。
想要换取一个伟大的苏联,仅仅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还不足以支付代价。
就连大清洗,也只是前菜而已。
唯有卫国战争,才能塑造出后来主宰半个世纪的钢铁的苏联。
大林子最大的问题不是肃反,而是为啥那么晚才肃反。
导师评价他过于软弱不无道理。
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让我理解了小胡子;
以色列攻击伊朗,让我理解了斯大林。
做核酸的时候,也没看你硬刚啊
过去,
国家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建设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无数领导干部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现在,
一群人天天鼓吹铁路、电力不赚钱是因为国家垄断经营,要求国家把铁路、电力交出来给某些人私营!
那么,我问你,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因为有了大清洗,德军打到了莫斯科
如果没有大清洗,德军会攻下莫斯科
我发现有的人啊,面对人民不跟你们走的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波波那一套
知道光宗四大案吗?其中一个就是鲱鱼案。
1980 年,一名克格勃人员想吃鲱鱼罐头,买了一盒,打开后发现里面居然是橘黄色的顶级鱼子酱,这种鱼子酱对普通人来说吃一口就破产了,所以基于克格勃的敏感,该工作人员立马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他将案件报告给上司,开始正式调查。
发现原来是苏联掌管渔业资源的部门有一部分官员,与外国公司私下签订协议,将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产的高级鱼子酱偷梁换柱,装进了鲱鱼罐头的包装里,再与当地管理者勾结,通过正常出口程序将罐头运送到国外,这个内外勾结的犯罪行为竟然持续了十年之久。
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觉得,这么大的案子,单单一个渔业部门不可能敢做,于是继续深查,果然不出所料,苏联的高层几乎是人人涉案,连海军都参与了,如果按苏联法律处理,那么结果不亚于一场大清洗,最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只能高举轻放,处理了几个不紧要的人了事。
所以苏联最后亡就是亡在勋宗手上,你要搁慈父管你多少人全给你杀个干净。我看你下次还有没有人敢干。所以慈父手下的苏联能灭了德三。勋宗手下的苏联连一个阿富汗都拿不下来。
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大家喜大普奔总算有名义整人杀人了,没几个人会想,自己就是待宰的羔羊的。
这就是运动的恐怖之处。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个人类历史上很典型的问题。
比如白起坑杀 40 万赵国降兵,为什么没有遇到反抗?
为什么日本人的大屠杀,还有德国人的大屠杀的受害者并没有反抗?
为什么红色高棉对全国的大清洗没有遇到有效反抗?
为什么阿兹特克人长期大规模活祭奴隶没有遇到什么反抗?
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似乎人类对这种极端的大规模的灭绝行为常常是逆来顺受的。那些勇敢的反抗行为才是稀缺例子。
比如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屠杀,就经常遇到成建制的抵抗,不然我想印第安人不会现在还有诸多保留地与特权。
比如车臣人就激烈的反抗过多次俄罗斯,不然不会取得今天的自治地位。
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一直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不间断的反抗是很难的。比如上面的例子,赵国军队投降了,他们就任人宰割了。
而车臣人和库尔德人都是在面对强大帝国时不间断反抗的例子。
我想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群体内部组织度没有被毁灭的群体才可以持续反抗。而没有组织度的群体则基本上只是原子人汇聚而成的庸众。他们本身不是一个紧密联结的群体,并没有集体意识。
但组织度是需要联结体的。车臣人的联结体是宗教,印第安人的联结体是同部落的祖灵。组织度也需要资源的支撑,车臣人拿各种穆斯林国家的援助,苏联则收刮了整个沙俄帝国旧精英阶层的资源。且前有欧洲,后有美国的援助。
当你作为一个散沙,面对拥有巨量资源与意识形态组织度的集体时,你的反抗只是在浪费时间与精力,不如让自己痛快一点,干脆一点。你甚至提不起任何反抗的意愿。
他有秘密警察,你有什么?
他有宣传机器,舆论控制,你有什么?
他可以鼓励告密,分化瓦解,让你们互相监视,你能怎么办?
他可以通过怂恿,提拔新干部,年轻干部来斗老干部,你能怎么办?
他可以忽悠群众说肃反是为了打击国家的叛徒,然后污蔑所有被肃反的人都是有道德瑕疵的坏人,煽乎社会群体对立情绪。你能怎么办?
他已经几乎摧毁了社会所有的自组织,一切都是官方组织,你能怎么办?
你作为个人,几乎毫无办法。跑都没地方跑。
当然在肃反期间有零星的反抗了,但这成不了气候,真就只是典型的个人行为。不可能形成合力与趋势。
苏联早期获得如此多的资源,沙皇有责任,欧洲人有责任,美国人也有责任。他们共同有意无意的把资源送给了苏联。让苏联有压倒性的力量去碾压其它群体,破坏整个旧社会的联结架构,让人人都成为了只能依附于它的个体。
所以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反抗是毫无意义的。它在逐个拆解与毁灭其它组织后,已经是唯一有组织度的庞然机器了。
它控制了社会的每一个犄角旮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其实都得看它的脸色吃饭。任何组织行为在一开始就会被掐灭,所以你也不可能反抗。
你唯一的期待只能是等它自己资源耗尽。因为这种制度只能汲取资源却几乎无法创造资源。它只是在耗以前旧体系与外部无意识援助的老本而已。这是一个封闭型体系的宿命。
但很遗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没了就是没了,他等不到那天。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好基友基洛夫死了之后,大林子就应激了。
他怎么应激的呢?凶手在送审的路上出车祸死了,但司机活着。最后调查车祸也是不了了之,得出了后排安全带真的很重要的结论。
讲道理,这要是我,我也应激。
基洛夫跟斯大林什么关系,基本属于同志加兄弟那种。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是冲谁来的。那是个啥时代,大家动不动互相开除左籍,时不时互相肉体消灭,你很难说是不是有人在做一些事。
大林子这一应激,就开始抓人,而那时候刚好正是他权力最大的时候。于是大林子一派的人,可能是为了自保,或者为了邀功,无论如何都要立刻出马,为了表忠心,还要层层加码多抓快抓。这一抓人,自然就供出很多对的不对的混乱情报,大林子一看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敌人,就更应激了。然后苏共派系斗争跟肃反搅在一起,各个派系利用肃反相互攻击,于是情况就不可收拾起来了。
你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革命家是杀的太多,太残忍了。
但问题是,当年的革命家面对的敌人,难道就春风化雨吗?你看看贝当怎么投降的,再看看伊朗那一票被炸上天的头头,你想想苏联不团结打的过希特勒吗。
不肃反,苏联能活到 1944 年吗。
啊对对对,左壬喜欢互杀,喜欢开除左籍,等下希特勒来了,大家都可以在洗澡房里大团结了呢。
看看伊朗 军队一把手被炸死 摆明了渗透成筛子了
也不搞大清洗 现在口碑啥样吧
只需要杀一人就能救所有人,几十年里愣是没一个人敢干。
几亿人像屠宰场流水线上的白羽鸡一样被工业化屠宰了几十年,熬到人家自然死亡才停止,我想起了高中英语阅读理解读过的旅鼠跳海的故事。
斯大林就算中风死在自己的尿液里也不会有人反对,肃反没人反对不是很正常吗?
他们说官僚排队枪毙可能有无辜的,隔一个枪毙看到有漏网的。现在大林子这么干了,不知道哪来的鬼在这喊魂。
他们觉得官员流动固化,人家直接肉体消灭腾出位置来,喊冤的人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到底是什么人跟官僚共情啊?
斧头来到森林的时候,有些树互相安慰到 “至少他的柄是自己人”
说一个故事就知道了。1953 年,斯大林凌晨中风,从床上滚到地下,大小便失禁,他就躺在一滩冰冷的屎尿里。直到第二天中午,一堆主席团成员过来围着他看,一直看到天黑,斯大林才死。
1953 年 3 月 1 日早上 10 点,斯大林的卫队成员都坐立不安,平时这个点斯大林已经起床,还会要杯早茶,可今日一点动静都没有。
但是,没有人敢去一探究竟,因为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知道他睡在哪间房间,更不允许任何人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否则就得掉脑袋。
就这么耗到晚上 6 点,别墅终于亮起了灯,可里面依然没有动静。众人都很奇怪,就算斯大林不发布政令,起码也得吃饭吧,可整整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召唤他们的意思。
等到晚上 10 点,卫队成员们终于坐不住了,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他们推举出一名警卫,让他以送邮件为名,进入别墅探探情况。若是发生不测,大家答应照顾他的一家老小。
不过,这名侍卫终究没敢进,而是委托一位女仆进入斯大林的房间看看,发现斯大林正躺在地板上呼哧呼哧的喘气,已经不能张嘴说话了。
从当时的情况推断,斯大林早就已经发病,所以迟迟未能起床。兴许是想唤人求救,他才挣扎着开了灯,结果跌倒在地,手表因此被砸坏,时间停在了 6 点 30 分。
消息传到了国安部,但是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却不敢做决定,又跟他的 “上头” 中央主席团的马林科夫打电话。
结果,马林科夫也不敢做决定,又挨个打电话通知其他主席团的成员,因为斯大林一向独断专权,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
为了保命,他手下的人员都不当 “出头鸟”,出现这种大事,谁都不敢冒头,只好等人聚齐了,再互相探探口气,共同拿主意。
这么一来,时间就耽误了不知道多少小时,到了第二天,主席团成员终于赶过来了。
然后,这些主席团成员过来了以后仍然没有管斯大林,反而一起围着斯大林看,一直看到天黑,斯大林才死。
当老大混到这个地步,连一个忠心的手下都没有,也是没谁了。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仅仅 21 天后,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就被勒令退役,并被捕入狱。关于理由,除了道德败坏酗酒闹事,还被指控在空军中搞小团队,搞政治阴谋,并利用职务之便挥霍和侵吞国家财产。
“(瓦西里)极端仇视党和政府,多次表示对政府不满。主要表现是公然煽动改组国家机构…… 他已走到了以苏联人民为敌的边缘。瓦西里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挥霍和侵吞国家财产……” 这是 1955 年 9 月 2 日的判决书中的一段摘录。
指控书中说,有人向瓦西里的别墅送去了大量饲料,他的助手们就用这些饲料给他喂养了 2 匹马、2 只幼鹿、7 只火鸡和 20 只鸽子。
克格勃档案中存放着一份瓦西里受贿物品清单,名目多达 76 项:最珍贵的是一支猎枪,还有跳棋和马鞍(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赠送的生日礼物),其它的则是座钟、猎装、皮带、照相机、两只皮艇、两辆摩托车、两辆自行车等。
瓦西里的家中一次性就搜出这么多受贿物品,足以证明他的穷奢极欲了。
于是瓦西里被判刑八年,狱中恶劣的条件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监狱呆了六年的他被提前释放。
但是三个月后,他却再次入狱,瓦西里被流放到喀山,判其再服刑 5 年。
苏联文件中显示,瓦西里在出狱后短短的 3 个月内 “拼凑了一个带民族情绪的格鲁吉亚集团”,企图在他父亲的家乡夺取书记职务,旨在有朝一日发动政变。
1962 年 3 月 19 日,这位前中将司令,因酒精中毒引发急性心脏病撒手人寰,享年 41 岁。克格勃当地分局为其举行了简单的葬礼,葬礼仅花费 426 卢布零 5 戈比。
赫鲁晓夫文化不高,拍马屁水平却是一流。
1934 年,斯大林发起大规模清洗,赫鲁晓夫是鼓吹者之一,率先拍出一记振聋发聩惊天动地的马屁:
“任何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这种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处死他们!”
1939 年,赫鲁晓夫在《真理报》发表 “高级红” 文章,开始用 “伟大的慈父” 称呼斯大林。同年,他在苏共十八大上,多次使用这一称呼。
短短 20 分钟的报告里,赫鲁晓夫歇斯底里吹捧了斯大林 32 次,包括 “苏联各族人民的生身父母” 这种极端肉麻恶心的句子。
同年 12 月,赫鲁晓夫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 “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的句子。
斯大林居然成了 “亲生父亲”,那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民,,岂不都成了他的私生子和私生女?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罪行,大家议论纷纷。
很多苏联人都怀有疑问: 既然你早就认识到了斯大林的罪行,那么你为什么早先没有提过不同意见?你当时为什么天天拍马屁。
赫鲁晓夫正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听众席里突然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赫鲁晓夫于是说:“请提问者站起来说!”
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台下鸦雀无声。
赫鲁晓夫然后说:“好吧,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在你现在的位置上。”
看看以前的苏联,看看现在的伊朗,但凡有个能肃反的领导至于变成那个熊样么?
如果你把前苏联 “大肃反” 的前因后果连起来看、系统的看,你会发现死于 “大肃反” 的第一个人叫基洛夫,苏联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
死的不明不白,灭口灭到斯大林眼皮底下。
1934 年时苏联刚刚成立十几年,说是 “立足未稳、内外交逼” 并不为过。然后,反对者搞肉体消灭搞到苏联一把手面前,你猜斯大林会觉得这是内部政治斗争,还是覆灭苏共苏联的前兆。
斯大林如果不搞肃反,谁能保证他有一天不会被偷偷宰了,然后苏共等 “保苏派” 被 “大肃反”?
斯大林搞 “大肃反” 有一万个不对,也不能忘了这件事是从基洛夫不明不白挂了开始的。
2021 年懂王下台后,民主党虽然总搞他,但两边还能维持个体面,共和党建制派也左右摇摆,甚至搞出两边联手背刺麦卡锡这种好活。
但是等 24 年 7 月懂王被枪打头,你看懂、共对于两党斗争还留手吗?
你真以为共和党最后全面支持特朗普,是因为 “谁赢他们帮谁” 啊?
你看看伊朗。需不需要大肃反?太需要了。
各个地方。部门。机构
都要杀一批人。
现在你们公司 CEO 暴走了,把你们公司的
组织发展总监、企业文化负责人、品牌公关总监、战略传播顾问、价值观落地经理、员工体验总监、企业社会责任主管、ESG 事务负责人、数字化转型顾问、流程优化专家、对外联络部主任、公共事务副总监、政府关系总监、企业形象经理、团建活动策划专员、文化共建执行官、企业传播总监、战略协同办公室主任、组织气候分析师、年度表彰活动统筹人、内刊主编、首席幸福官、员工关爱部总监、仪式感项目经理、中高层共识营导师、职场仪表顾问、组织认同度提升顾问、人效改进倡导官、价值协同设计专家、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顾问、变革管理教练、企业愿景传播负责人、领导力发展中心副主任、多元与包容倡导官、“三会一课” 联络人、领导梯队盘点项目经理、业务赋能战略协同官、年度战略共创营主持人、敏捷转型引导师、跨部门赋能协同专员、内训体系总监、绩效文化推广官、企业荣誉墙设计负责人、办公环境体验主管、流程标准化倡导师、组织活力提升专家、年度口号征集大赛总策划……
都给鲨了
就问你支持不支持
普遍的看法是觉得他动手太晚了。。。
你想一想,我党抗日前要是有大量清朝老军官,各种杂七杂八的军阀,到处收编的土匪
这不搞整风运动会乱成什么样?
看了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我不禁疑惑,斯拉夫人怎么这么耐杀呢?不在乎别人的死亡,也不在乎自己的死亡,就好像斯拉夫人长大只要几秒钟一样,怎么杀都杀不完。
苏莱曼尼被杀了,
伊朗没有彻查,美国说 “我自己个干的”,伊朗就认了。
然后伊朗的硬骨头领导人就轮流被 “点名式清除”,傻子都知道有内应,但是伊朗就是不清理。
再搞个十日战争,里应外合,借敌人之手,把最后的抵抗分子清理了。
现在好了,全是反贼了,领导人都算半个反贼了。
假如被他清洗的那些人真的是叛徒。
斯大林在莫斯科甚至活不过三个小时。
打开手机,看看伊朗,请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你不清洗别人,别人就借外部力量清洗你。之前一群嘚比说的是个蛋,干革命事业最忌讳思想不统一,有人吹托派,我提醒一句在苏维埃根据地就有人不满中央决议为了夺权出卖情报给老蒋,试图以战斗失败来反对决议,达到夺权的目的。反对肃反,反对整风,张嘴闭嘴说自己斗自己,笑死,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搞搞清楚。天天说大清洗大肃反的,要不是搞不清政治斗争的严肃性。要不就是今天伊朗的亲美派,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宣传洗了脑,认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斯大林为什么是苏联被黑的最狠的,因为纳粹知道换成别人,纳粹就成了。
很多人以为斯大林狠,实际上先动手的是反对他的人,搞死了他的得力助手,斯大林才反击的。不反击,自己也得死。
因为你只看到了哪些在大肃反中受害的人,没看到那些在大肃反中受益的人。
有人反对,但更多的人支持。
在斯大林的大肃反中,有 2 个群体是直接受益者。
一个是以赫鲁晓夫、贝利亚为首的技术官僚们,这些技术官僚是国家的管理者,对布尔什维克理想并不是那么热衷,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以后,这些技术官僚便迅速成为苏联的中流砥柱,他们自然不会反对斯大林。
**而另一个则是苏联的底层民众。**大清洗运动于 1934 年爆发,这时的苏联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钢铁产量增加了 37%,煤炭产量增加了 81%,电力产量增加了 180%,随后的几个五年计划,苏联也成功完成,国内重工业大幅发展。
重工业的发展随即反哺农业,在大规模运用的农业拖拉机、化肥面前,农业集团化造成的生产热情低下根本不是大问题,苏联粮食产量也随之增加。
大量苏联底层民众,吃着苏联工业化后提供的充足大列巴,享受着斯大林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原先贫民的孩子也可以进入学校读书随后成为政府工作人员,这对刚刚经历过沙俄统治的苏联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背景下,加之大肃反主要肃反对象是苏共高层,又没有大面积残害底层人民,苏联人民为什么要反对斯大林?
小布尔乔亚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不断强调一个片面,从而影响外人对这件事的整体评价。
是的,苏共在肃反运动中杀了很多人,但肃反运动从来不是斯大林一个人主动发起的,而是苏共内部多个派系反复辗轧的结果,斯大林更像大清洗的幸存者,而不是大清洗的胜利者,更不是大清洗的主动开启者。
苏联、朝鲜、以及古代中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些所谓保家卫国的军队,其实是用来镇压自己人的,并且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无情屠杀民众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只要喂饱了军队,哪怕你把全国杀光了也没事。特别是进入热武器时代,平民没有持枪的权力,完全没法反抗。
因为其实
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斯大林的。
我不想探讨肃反的正确与否
但想分享一句话
你可以不相信群众的智慧,
但绝对要相信群众的力量。
群众支持你,
你就会成功。
一些反对的少数派
看似说话声音很大
看似很有话语权
但斯大林肃反的时候
还是像小鸡崽子一样被干掉了
那是谁脱离的群众?
很多人没搞懂苏系权力运作的逻辑,整天要抓反贼,你抓个屁。
绝对的权力 + 缺乏透明性公开性 + 缺乏监督,必然导致权力运行突破法律。
也就是说任何的行动最终都会以底层为代价,或者再说透一点,大肃反在顶层是权力斗争,在底层除却一帮人斗另一帮人外,再弄一堆不甚相干却无力反抗的人完成指标。
就像网友调侃的,如果苏联的国企裁员一半,开的全是干活的,同理,要抓 10% 带有反贼问题的人,除却斗输的,真有问题的,那大概率还是这波人里抓阄。
所以实际是用抓反贼完成对政敌的打击,指标层层摊派,完不成你就是反贼,执行者为了自己不是反贼就要捕风捉影,在捕风捉影就能定罪处罚中发现这种权力就是土皇帝,于是人们迅速向他靠拢,其必然获取大量好处。
这些好处怎么处理?怎么避免在下一轮运动中被揪出来?最稳妥的自然是存放国外,所以权力执行者最终的上岸归宿是财富转移成功,后代换国籍,再杀回来成为进步海龟,嘴上说着我爱我国,然后再轮回。
说句良心话,这些人对国家的伤害一个顶十个间谍都不过,只需要让他们上位,他们知道怎么搞垮国家,要个屁的间谍。
因红色高棉而死亡的 150 万人,也没见他们有说过啵啵的坏话呀。
就拿杨璟媛事件来说,假如你是武汉大学校长,事件发生过程是这样的:
杨璟媛偷拍肖同学那天,你正在图书馆角落里看书,目睹了全程。
看着他们吵架,你只是淡淡一笑,这么离谱的事情,怎么可能是性骚扰?只要调出监控,学校部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肯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然后,学校的处理结果出来了:肖同学性骚扰。
你大怒,下令必须把这事儿给调查清楚。
官僚们一帧一帧的看了录像,然后得出结论:经过我们反复的比对,确认他就是在性骚扰。
你打算开个会,当众播放录像,问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们对你说:我们看完录像后,把录像扔垃圾筒里,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你没有办法,想去安慰肖同学两句,然后他们对你说:肖同学出车祸死了……
重点是:肖同学的父亲跟你是旧交,他相信学校,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干涉事件进程。
请问,这时你打算做些什么?
你还在乎谁反对你吗?
大清洗之前的苏联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地区派性极其严重,几乎接近于军头。以军事系统为例,除去伏罗希洛夫代表的联共布中央外,就存在着四个派系:普特纳 - 普里马科夫派,图哈 - 乌博列维奇派,亚基尔 - 加马尔尼克派和远东布柳赫尔派。除了第一个派系是以托洛茨基分子为划分的以外,其他三个都以地区为基础:乌博列维奇的白俄罗斯军区,亚基尔的乌克兰军区,布柳赫尔的远东红旗特别集团军。这些派系也并不是所谓斯大林用来制衡的傀儡,相反,这些派系的独立性极强。以亚基尔的乌克兰军区为例:为了减少亚基尔在乌克兰的影响力,1935 年乌克兰军区被拆分为基辅军区和哈尔科夫军区,然而这两个军区的司令员依然是亚基尔和他的派系盟友。本质上并没有减少亚基尔对于乌克兰军区的控制。1936 年中央又一次试图将亚基尔调离基辅军区。但亚基尔再次以健康状况为由拒绝了这一任命,乌博列维奇支持他的决定。
在某些时候,这些派系的成员甚至能够直接违背来自联共布中央的命令。1936 年,加马尔尼克收到了前去逮捕布柳赫尔的命令(直接来自联共布中央)。早在 1936 年 9 月初加马尔尼克前往远东之前就已做出。从斯大林上述发言片段可知,加马尔尼克和阿伦施塔姆 “说服了军事中心领导层”,即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使其认同 “应该解除” 布柳赫尔的职务。
“1936 年夏天,为视察远东军区,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 ——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政治部主任 —— 来到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 她回忆道,“会议在参谋部举行,扬・鲍里索维奇没有到我们家来。”[1243] 她记错了:1936 年 9 月 1 日,加马尔尼克还在参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因此,加马尔尼克是在 9 月 1 日之后才前往远东军区的。“他和布柳赫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并不融洽。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心情阴郁、态度严厉,且忧心忡忡。加马尔尼克返回莫斯科时,他称病未去送别这位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宾客和上级,这显然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对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的一种表态…… 不久后,丈夫决定在途中追上加马尔尼克乘坐的火车。看来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早已有所打算。去车站前他对我说:‘事情很复杂,我要去追上加马尔尼克,必须这么做。你准备好紧急离开哈巴罗夫斯克,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走了。看看所有需要的东西是否都准备好了,我不会耽搁,会给你发电报。我们约好了,电报里会提到莉达(我住在辛菲罗波尔的妹妹)。如果消息说她要来,就意味着我们留在哈巴罗夫斯克;如果说她不来,就是要离开了。我从赤塔收到电报:“莉达会来。” 不久丈夫回来了,神色黯淡,沉重的思绪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无法平静下来,告诉我,他和加马尔尼克(在赤塔博恰列娃站途中会面)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建议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把我当作可利用的人除掉(“我们会宣布你涉嫌间谍活动,这样就能搞垮你 —— 你有年轻的妻子……”)。对此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回答(我逐字引用他的话):“她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孩子的母亲,只要我活着,她就一根头发都不会少。
在经过这么一番交谈后,加马尔尼克就走了…… 原因很简单,布柳赫尔和加马尔尼克私交很好,因此加马尔尼克拒绝执行来自中央的命令:
如果正如布柳赫尔遗孀所证,加马尔尼克拒绝解除布柳赫尔的职务,那么批评他正是因为他未执行命令。事实确实如此:伏罗希洛夫做出解除布柳赫尔职务的决定(无疑得到斯大林批准),雅戈达准备了指控布柳赫尔 “间谍罪” 的文件,而加马尔尼克未执行决定,迫使领导层将布柳赫尔召回莫斯科。当 “批评加马尔尼克” 时,“图哈切夫斯基支持他”。于是,加马尔尼克与图哈切夫斯基共同反对伏罗希洛夫 — 斯大林的路线,这种共同表态被定性为 “共谋” 或 “加马尔尼克与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在这之后加马尔尼克也没有遭到惩罚,布柳赫尔更是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1936 年 11 月,加马尔尼克返回莫斯科。他在远东期间对元帅命运的态度已发生转变。显然,当时的政治局势让斯大林感到担忧,迫使他暂时与布柳赫尔和解,将自己塑造成其保护者与庇护者,并将所有责任推给加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等人。
“…… 最后,我们召开会议,” 我再引用一次斯大林的话,“他(布柳赫尔 —— 谢・米注)来后,我们见了面。他这个人挺不错,比任何图哈切夫斯基、任何乌博列维奇…… 任何亚基尔都更明智、更有经验……” 斯大林以此解释自己对布柳赫尔的看法,更准确地说,是这一看法的转变。
这些派系之间也在明争暗斗,在这方面,布琼尼在 1937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评论很有趣。“…… 他(加马尔尼克)在雅基尔与乌博列维奇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勾结中的角色不明确,” 他说,“我就这些问题与加马尔尼克谈过。他的回答内容不能令我满意。他说这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指示:‘消除三个牙齿之间的内讧’。” 图哈切夫斯基在审讯中证实,他 “与乌博列维奇关系紧张”。乌博列维奇在审讯中谈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和雅基尔之间的某些分歧。应该说,乌博列维奇和雅基尔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如果看乌博列维奇和雅基尔,”1937 年 6 月 4 日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一位高级军官指出,“…… 除了在军事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外,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个人之间的不良关系,他们要么因为嫉妒,要么因为竞争等原因而不喜欢对方……” 在这方面,乌博列维奇对伊・谢・库佳科夫的《基辅的大炮》一书的反应很有代表性,他在书中对西南方面军的行动,特别是 1920 年第一骑兵军的行动进行了批判性阐述。从上述情节来看,亚基尔、伏罗希洛夫和都属于苏联军事精英中占主导地位且与乌博列维奇敌对的同一 “团体”。
冲突很可能在 1936 年 3 月 2 日之后爆发,并在 1936 年 4 月的战略演习期间持续存在。因此,加马尔尼克有理由感到担忧。唯一的出路是:与亚基尔一起,吸引许多不满的指挥官,尤其是高级指挥官,迫使斯大林将伏罗希洛夫解职。无论谁来取代他,斯大林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将严重削弱,对高级指挥层的行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陷入瘫痪。
在这么一个极其派系众多并且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环境中,**统一出能够反对大清洗的势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斯大林开启大清洗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是支持消灭对立的派系而非反对大清洗。这也为他们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密码的,什么叫没人反对?难道肃反反的都是支持斯大林的人吗?
斯大林的问题不在于太晚大肃反,而在于没有把大肃反常态化和持续化
汉武帝大肆任用平民出身的酷吏斗地主斗豪强斗诸侯,斗倒了以后酷吏从过程中获得利益成了新一代豪强,这是人性没法阻止。那你需要怎么做?自然是任用新的光脚的一批继续斗老的。
你一放松他们自然结成利益集团反对你,因为你的位置天然阻止了他们获得利益,所以要持续化常态化,有斗争才有活力,死多点人怕什么?人是死不完的,贪婪的人更是死不完的。
一旦他们形成的集团稳固了权力,就算部分人有为了国家的理想,但集体的存在最终会使得人性部分占据上风,会不断扩张自身的利益,形成对整个国家的压迫
不肃反的组织全都失败了。处于优势时还能忽视,但处于劣势还不肃反的全都失败。强大如美国在感觉共产主义的威胁后都肃反了,发动麦卡锡主义肃反。所以,肃反是为了生存,不肃反就是等死。
他搞清洗有错吗?有错,错太大了。他清洗的太少了,这一点慈父不如他的高棉徒弟了。如果把苏共的 90% 成员全清洗掉 他就是全人类的伟人,但他只清了其中几百万人,所以还有待提高
这个群体是赞同肃反的,只是不赞同肃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甚至肃反到了自己头上也赞同,说杀我就用刀吧,留着子弹打敌人。
等到胜利后反思肃反,也只是说肃反扩大化了,但没说不该肃反。
后来又进行了一轮轮的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打倒反革命集团,打倒走资派,等等。
实际上大肃反是开始的太晚了,要是列宁还活着根本不可能发展都这种程度,所以列宁说斯大林太软弱。
实话实说,主要是没经验。
这是人类文明第一次遭遇极权,完全没防备,实际上每个文明头次遭遇极权都会陷入一种面对死亡才会有的麻木呆滞反应。
极权完全看 no1 的素质,波波这样的怎样都逃不了。
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屠杀之所以容易发生并规模化,其根源在于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人性异化三者结合,形成了一套系统性、制度化的暴力机制。
以前也有很残酷的暴君,但是受限于社会效率,实际上有心无力,而极权通过恐怖统治和宣传垄断,彻底压制社会反抗的可能性。
比如社会彻底的原子化,消灭一切其他组织,现代化的特务让任何抵抗消灭在萌芽中。
最麻烦的是人的异化,由于任何思考都会带来危险,干脆就放弃思考成为工具,那轮到自己也只能麻木接受。
大佐最有力的辩护是或者假说,是苏联掌权后形成了一个享乐的官僚集团,倚仗功劳鱼肉百姓,大林子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利益集团的形成恰恰是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即使勃列日列夫那批新人长大一样形成了利益集团,清除这些最好的依旧是约束权力。
可能有人很奇怪,为什么苏联大批军官被杀,却一个起兵的也没有,原因也不负杂,一是即使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元帅,也只有战时指挥权,并没有实权,二是由于苏俄内战被迫用人,当时的军官多少都和以前的沙俄有点关系,一直被重点防备,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串联。
肃反这事本来就是正常的
不会有人以为肃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意思吧?
整个苏联斯大林说肃反,底下人就没有一点脑子,听到命令就毫不犹豫的去执行?
只不过斯大林手太软,把事情拖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才搞出来了这么大的乱子
如果早就下狠手,哪至于最后动静这么大,把苏联自己给打了个半死
因为斯大林太软弱,直到刀架到脖子上才反应过来,这时候已经只能你死我活了,还反对啥?
换导师来起手枪毙几批,99% 的人都不用死。
慈父唯一做错的是清洗少了
要是斯大林狠下心来清洗掉两亿人,苏联早飞升共产主义社会了
你看看纪委网站,看看每年查处多少人,应该在一百万人左右吧。现在我问你,如果把这一百万人都拉出去枪毙,你反对不?
当然他们都罪不至死。但是都被纪委差了,还公布出来了,铁定有问题。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了,你反对吗?
我反正不反对,没他们国家照样转,他们不干有的是人干。
所以,斯大林抓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凭空乱抓,也都有证据查出来点什么。但是都罪不至死而已,尤其是有些是过去的事儿,被翻旧账翻出来了。
例如你以前是沙皇的官员,现在改过自新了,但是查到过去你做的坏事了,你说你怎么办?哭也没用呀,总得对自己的过去负责。
还有就是有些群体,例如犹太人,你说我是好人,但是你是犹太人,这个你出身就决定了,也改变不了。人家就是排犹,你只能认了。
所以,看似杀了很多人,但是还都是少数,要么本来就有问题,要么是人民反感的群体,这个群体也是少数。
最后看起来就是,杀了不少人,但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发出反对声音也会被杀哦!
波斯人让斯大林大肃反的风评好转了无数倍。
林子拿家人做威胁屡试不爽,甚至都敢开放西方记者旁观公审。软肋被拿捏了的苏联高层自供罪行,还高喊斯大林万岁。西方记者震惊不已
腻乎人士觉得斯大林肃反杀人太多太邪恶了,所以肯定也很反对蒋介石背叛北伐事业,屠杀国民党左派和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的 412 反革命政变吧?
慈父不是不该发动肃反,他是太心软发动的太晚了,非要等到各方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了才发动,结果就是局势不可控,如果列宁还在,早在有苗头时就都给按死了。
但对当时处在悬崖边的苏联来说,肃反又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没有肃反苏联真挡不住德国,那欧洲各国就都得在澡堂子聚会了
美国搞印第安种族灭绝也没见有人反对啊
好家伙,大清洗有益于底层民众也能说的出口。
上一个月集中洗地 wegame,现在又开始洗地大清洗… 难绷。
希望佐友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整体而言是去暴力的,尤其是那种缺少常态化、制度化、透明化程序正义的群体暴力。这玩意就像开挂或吸毒,是停不下来的,大量波及无辜是必然,你但凡算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呢。
谈论朱元璋反腐的时候都知道有多扯,换皮朱元璋反腐就不认识了?PS:发动群众绑 “贪官” 也是老朱的拿手好戏
我在想啊 把支持斯大林的人支持文革爱苏亲朝的人 组织到一起,给一个特区发展一下 看看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发现我这个回答下 几乎没有苏粉朝粉文革粉表示支持和期待,难道因为大家都是高端玩家,没有新手虐?
左友们又开始左右脑互搏了——虽然左友们非常喜欢以基洛夫事件为借口洗大清洗,但是真的开始认真分析基洛夫事件之后,左友们纷纷钟会跳出来告诉你,这是意外事件,里面根本没有阴谋,因为只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分析,最后的指向只有一个:
斯大林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第一,基洛夫的保卫工作本身是由内务部负责的,而当时掌管内务部的是亚戈达,这次事件中警卫的表现可以用业余来形容,凶手尼古拉耶夫在案发前一个月曾尝试过一次行刺,警卫们在他的公文包里搜出了武器和写满了刺杀计划的记事本,单凭试图携带武器进入斯莫尔尼宫就足以判刑,如果警卫们再看一眼记事本的话,立刻就能弄清楚尼古拉耶夫的真实目的。
结果经过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扣押,警卫们把手枪和记事本还给了尼古拉耶夫,然后把他放走了。
一个多月后,尼古拉耶夫再次进入斯莫尔尼宫,携带了相同的公文包,这次警卫们干脆就没进行检查,直接把他放了进去,与此同时,走廊上基洛夫的警卫恰好被清空,尼古拉耶夫顺利的完成了刺杀。
第二,刺杀完成之后,斯大林亲自前往列宁格勒调查此案,陪同他的正是亚戈达,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查出来,案件关键的证人,基洛夫的卫队长居然在押送的过程中出车祸死了,而押送他的三个内务部特工都没事。
第三,事后斯大林亲自审讯了尼古拉耶夫,宣布他是受白卫军组织和法西斯势力雇佣的刺客,内务部还在列宁格勒展开了搜捕,逮捕了 104 名白卫军成员和法西斯间谍。案发后 29 天后,在案件并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尼古拉耶夫被判处了死刑并于当日执行。不久之后,凶手的妻子米尔达 · 德劳尔也被逮捕并处决,其他的亲人和朋友也都受到了镇压。
说实在话,如果该案件背后存在政治阴谋的话,打通的关节实在是太多了,案发之前需要搞定凶手本人,为凶手提供武器和通行证,还需要收买基洛夫的保镖、斯莫尔尼宫的警卫人员,让凶手能够顺利行刺。
案发之后,阴谋方还需要制造车祸杀死基洛夫卫队长,买通交通事故的调查人员,让他们编造出足够可信的报告,让斯大林相信这是纯粹的意外,甚至还需要买通斯大林本人,让他在案件还存在诸多疑点的时候,选择处决凶手而不是继续调查。
其实我在其他回答中早就说过了,这件事对苏粉最有利的解释就是独立偶发事件,因为这件事涉及的环节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中间真的有阴谋的话,这绝不是流亡到海外的托洛茨基,或者早已失去权力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能办到的,唯一有权势操作这么大的阴谋而不被发现的就是斯大林。
所以别看这个问题下不止一个左友用基洛夫事件为斯大林洗地,但是不会有一个人认真的分析其中的阴谋,而是经常进入了一种薛定谔的状态,他们会一口咬定基洛夫事件背后有政治阴谋,斯大林是被迫还击;但是如果想要跟他们认真讨论到底是谁制造了这一事件的时候,他们又会一口咬定这是纯粹的独立偶发事件。
以伊战争让我完全理解斯大林了 能怎么办,只有图图。
大肃反可从来不杀劳动人民……
那些所谓的被送古拉格的无辜者不是学阀,就是企业领导,政府官员。
就像现在的那尔那茜,董小姐,耳环小姐这样,这些人只是伪装成人民的士大夫罢了。
这些人不死,苏联人就要买烂尾房,给苏联英雄企业家 996,还要依情况排队献血。
本来这是没几个人看的一篇回答。就是突然的,就有几百几百的人过来喷,像是批量生成的用户名。是我的回答踩中了什么关键词?比如学阀,那尔那茜,士大夫,烂尾房,996?
另外,用苏联人生活的并不好来反驳我觉得就属于抬杠。毕竟苏联解体后的事实已经证明,没了苏联,俄罗斯人只会活得更差。
孤独的斯大林没同志
图源见水印,侵删。
你早饭的时候为何不报官呢?
4+4 和伊朗大漏勺
这两件事可称 2025 年的网络重要事件。
它们让当代键政网民认清了很多事。
弗拉基米尔:如果小林子能早点动手的话,基洛夫便不会死,其他很多人也都不必死,大肃反也没有必要了。
说到底都怪小林子太软弱了。
因为这是内战。
苏联在斯大林之前是个很奇怪的状态。
世界革命派和本土派的矛盾非常大,有点类似于今日的伊朗,国家事实上有两个政府。
世界革命派实际上是一群编辑,本土派里面底层群众和技术管理很多,所以打起来极为惨烈。
你问我这是什么原因,归根到底就一条,苏联毕竟是在俄国的土地上建立的。
1、很多人认为把现在当官的都杀了可能有冤枉的,但是十个杀九个肯定有漏网的。
2、很多人反对肃反,竟然不是反对误杀而是反对肃反本身的合理性。
只有两个可能:
1、这两波不是一群人。
2、是一群人,但是他们认为斯大林时期的官员比我们现在的官员还要清廉有原则,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你以为的斯大林:
事实上的斯大林:
无论是托还是布,在布尔什维克内都没有受到支持,甚至寥寥无几。斯大林的主张是最受支持的那个。
而肃反是早就定下的,斯大林一直在犹豫不决,直到基洛夫遇刺。
不是没有人反对斯大林,而是支持斯大林的占大多数。
我知道很多人借斯大林攻击国内。
然而,机会早就给了果党,果党不中用而已。喜欢谈所谓的民主,然而支持共产党的就是占绝大多数。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果党,早已不是当初的果党。跟毛周邓都不是一个层次的老蒋,在台湾岛蹲着承受唾骂就完事了。
凭几个知乎 er 能掀起什么浪花,还想替花园口战神喊冤,还是沙子吃少了。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你,那你谈个鸡儿的民主自由。
也不想想,天胡开局的老蒋是怎么把自己一步步搞成偏安一隅的败军之将的。
赛博斗士就是喜欢虚无斗争,跟自由派高度重合,没有主张,没有组织,没有牺牲精神。
只想靠嘴巴忽悠别人起来抗争,攻击性跟 Timi 撒娇一样,蠢的可爱。
我只能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总是要把事情拖到无法解决,才下定决心干。你以为得肃反,斯大林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声令下,全体人员无脑执行,实际上的肃反,斯大林只能苏共内部统一思想跟决策的化身,背后没有一大群支持者,怎么可能肃反
很多事未必如人想象的那样不得人心。我学生时代看过凤凰卫视的一个关于斯大林的节目,凤凰卫视的立场自不用说,肯定是反斯大林的。
里面有一段是凤凰卫视记者到俄国某个地方去采访(地名记不得了),正好遇见一个老头,那个老头是斯大林粉丝。记者就问他:” 斯大林如果好,那怎么把当地 XX 民族迁徙到西伯利亚”? 没想到老头听了说斯大林这事做的对,这个民族尽是干偷鸡摸狗和犯罪的事,把他们迁走好事,搞的凤凰卫视记者无话可说。
杨景媛,中国共产党员,武汉大学优秀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武汉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香港的大学优秀博士,假如没这个事,凭着光鲜亮丽的履历,杨景媛应该顺利进入体制,成为司法界的法官,一个优秀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法国 42 天亡国,因为法国没有肃反,苏联如果没有肃反,估计 120 天亡。
肃反清洗,不等于,枪毙。 我来告诉你们真相是什么,有数据做支撑,不是信口开河。不服的人,欢迎来讨论,但是请也拿出数据来讨论,而不是瞎逼逼。
根据学者对解密的官方档案研究,在 1937 年到 1938 年的 “大清洗” 中,仅有 1654 名军事指挥官被处决或者死于狱中。“大清洗”确实枪毙了一批高层军官,五个元帅三个死于大清洗,集团军司令 94% 被处决,军长 90% 被处决,师长 68% 被处决,团长仅有三分之一被清洗而不是枪毙。
总体而言,越高层被枪毙的比例越高,越往基层走比例越低。 而 1937 年红军军官团人数为 206000 人。
也就是说,死于大清洗的军官占苏联军官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这百分之一中,肯定有冤枉的,但不会全都是被冤枉的,必然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卷入了图哈切夫斯基主导的军事阴谋,或者参加了地下法西斯团体的活动。除了被枪毙的军官以外,军队大清洗还把 36761 名指挥员清除出了红军,这占了红军军官团人数的大约 18%。这个比例很高,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要清洗一个。但是,在 “大清洗” 结束以后,大部分被清除出去的军人又重新返回了军队。很多资料只强调 “大清洗” 中被清洗的军官数量,而绝口不提有多少人在大清洗结束以后又重新回到军队工作。
清洗的数据听上去非常恐怖,但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下定决心对军队干部来一次彻底的审查。
被逮捕审查之后,这些人并不是都被枪毙了,或者永远离开了军队。
被枪毙的数量如前所述,只占全部军官的不到百分之一。很多人被逮捕之后又被释放了,回去继续当军官。 比如,空军中校戈洛瓦诺夫就被逮捕,还被开除出党,但 “大清洗” 结束后被释放,回到空军继续当中校,二战中成了空军元帅。
列宁格勒第 5 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也被逮捕了,经过长时间的审查,最终被释放,回到第 5 军继续当军长,后来也成了元帅。 苏联国防军的一份档案显示,截止到 1940 年 5 月,已有 12461 名被清洗的指挥员回到了部队。
《斯大林:命运与战略》中提到了一个数字,即 1940 年 5 月,铁木辛哥取代伏罗希洛夫成为国防人民委员以后,“很快,大约 4000 名遭到迫害的指挥员又回到了工农红军的干部队伍中来”。 两者相加,估计到 1940 年底,就有 17000 被清洗的指挥员回到了部队。 随着红军人数的高速扩张,陆续返回部队的定不止 17000 人。返回军队的被清洗指挥员必然占了 36761 人中的大多数。
此外,梅德韦杰夫自己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 “大清洗” 结束以后,有四万军人获得了自由。
1941 年德军入侵前夕,苏军军官的文化素质和实战经验都显著高于 1937 年大清洗之前。 结论如下: 1941 年,红军指挥员中有 7.1% 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而 1936 年仅为 6.6%; 1941 年,52% 的红军将军受过高等教育,而 1936 年仅为 29%; 1941 年,29.5% 的红军指挥员有过实战经验,而 1934 年至 1938 年这一比例为 23%。
这一数据清晰的表明,所谓 “大清洗” 导致基层指挥员严重缺乏实战经验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真正导致苏军在 1941 年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的原因很简单:军队扩张速度太快。 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的时候,苏军只有大约 100 万人;而在德军入侵的时候,苏军有 540 万人。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膨胀了五倍,增长了约四百万! 任何一支军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扩张,都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大部分军官都是新提拔上来的。这跟有没有 “大清洗” 压根就没关系。
比如,梅德韦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中说:“1940 年初,70% 的师长和团长只在本岗位上工作近一年。”他把这个当成斯大林的罪状,当成 “大清洗” 造成军事干部短缺的证据。这很可笑。因为苏军在 “大清洗” 结束以后,从 98 个师增加到了 303 个师,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的 303 个师当中,有 205 个师是新成立的。205 除以 303,等于 67.7%。所以,有 70% 的师长和团长在本岗位上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不是必然的吗?因为这些岗位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呀。 “保留经验丰富的将领,就能大幅度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逻辑在出现重大军事技术革命和激烈意识形态斗争的二战初期,是不成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逻辑,并不是谁保留更多的一战经验丰富的军官,谁就更有战斗力。**而是,谁能跟上工业化和军事革命的步伐,并建立坚固的 “意识形态护城河”,谁才能赢得战争。
斯大林执政苏联近二十年,主要就是在干这三件事:国家工业化、军队现代化以及探索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图哈切夫斯基跟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是同一代将领,不能指望他在第二世界大战中有什么超乎他那个时代其他优秀将领的优异表现。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有什么超级天才,有他在就能扭转苏德战争初期局面的想法是幼稚的,或者是故意为了抹黑斯大林而臆想出来的。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党尊敬他。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 年 4 月
让我们先看一看问题的题干吧,题主对一种政治反对力量成功的想象就是军事政变和宫廷政变,但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的关键恰恰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正确认识了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并且成功地政治上呼应了工人阶级的要求,争取了工人阶级和苏维埃中的多数。对于这一断裂性的历史时刻,我们当然可以为革命的功臣叙功、论赏,编写厚厚的功劳簿。但历史并不会在这一时刻结束。政权的建立从来都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止,它会更公开、更彻底,曾经因为回应工人阶级要求成为革命领袖的人也要面对新的阶级形势。他们需要对抗斯大林的中央,但在十月的年代让他们胜利的力量已经无法为他们所用了:
1926 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到莫斯科航空仪器厂党支部会议宣传自己的观点,但会议通过了谴责反对派的决议;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红色普梯洛夫工厂讲话,但人们没让他把话说完。按多伊彻的说法,这些人是 “奸细、狂热分子和挑衅者”,“到处用嘲弄轻蔑迎接他们,用可怕的嘈杂声音淹没他们的演讲,恐吓听众,破坏会场,使听众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话”。这些让荣高功重的反对派们灰头土脸的人群究竟是正派的基层布尔什维克,还是斯大林煽动出来的流氓和无赖?今天的人可以凭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好恶选择答案,但多伊彻也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 30 年来的第一次,是他开始他那革命演说家生涯以来的第一次。面对辱弄鼓噪、偏执的嘘声和起哄,他那出类拔萃的辩才、天赋非凡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 从中央全会的辩论到工厂党支部会议,从郊野的秘会到工人的集会,反对派在自己选择的每一个战场上都被斯大林正面击败,他们在从工人阶级中动员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上并不比斯大林更成功。《反叛的无产者:苏维埃俄国的工人抗议,1917-1930 年》(Бунтующие пролетарии рабочий протест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7-1930-е гг.))指出,“是斯大林,而不是左翼反对派,成功地将相当一部分工人的不满情绪用于自己的目的,并将其转向反对派和新经济政策”——
Постепенно трудности нэпов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капливались. Больш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наблюдалось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е. Общество нуждалось в обновлении. И хотя рабочий протест в 1920-е гг., как выше отмечалось, носил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различ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ы не прочь были приспособить его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воих далеко идущих целей.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вернувшейся в обществе острейшей борьбы лучше все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протест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акопившийся в годы нэпа в рабочей среде, удалось сталинской группе. Решительно маневрируя, Сталин переводил разлитое в обществе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на своих критиков. Скажем, антисемит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как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Троцкий, бы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в подавлении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оппозици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развитое в рабочей среде “спецеедство” Сталин сумел направить проти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реди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немало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ников, — начиная от бывших членов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до скрытых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правого уклона. Знаменитое “Шахтинское дело”, которое сейчас иногда считают точкой отсчета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верху”, выросло не на пустом месте. Очень многие рабоч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искренне видели в осужденных по нему специалистах своих врагов, которых нужн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Митинги, принимавшие резолюции “раздавить гадину”, подогревались не только разнарядками вышестоящих органов, но и глубоким чувством социальной мести.
Умело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сталинск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е у рабочих нереализова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ожидания, чувство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и застойной атмосферой в стране, общее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нэпом, присущее и рядовым рабочим, и многим партийны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 не распрощавшимся с психологие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由于社会上展开的激烈斗争,斯大林集团得以充分利用工人阶级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积累的抗议潜力。斯大林果断地运用各种手段,将社会上蔓延的不满情绪转移到批评者身上。例如,正如托洛茨基曾经强调的那样,反犹太主义情绪被用来压制党内反对派。另一方面,斯大林成功地将工人阶级中发展起来的 “专家仇恨” 情绪引导到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身上,而这些知识分子中不乏他的政治对手,从前反对派成员到右倾的隐蔽支持者。著名的“沙赫特事件”如今有时被认为是 “斯大林自上而下革命” 的起点,但这并非凭空而来。许多工人真心实意地将因此案被判刑的专家视为他们的敌人,必须予以消灭。那些通过 “消灭害虫” 决议的集会,不仅受到上级命令的推动,也源于强烈的社会复仇意识。
斯大林的领导巧妙地利用了工人未实现的社会期望、对国家停滞不前的氛围的不满以及对新经济政策的普遍不满——这些不满根植于普通工人和许多尚未摆脱内战心理的党的领导人心中。
和二十年代一样,如果与三十年代大恐怖和莫斯科大审判相呼应的是煤矿事故后的克麦罗沃审判中工人控诉干部和工程师忽视通风设备、在劳动保护不足时强迫下矿,要求政权直视工人关心的事故率、规划和管理疏忽,在工厂报纸上控诉经理和厂长是破坏分子 [1],那么被莫斯科大审判的高级干部就不会是工人首先想关心的政治问题,在新的政治空间下,他们会投入的首先是自己关心的工作场所政治,因为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要以新的方式工作”[2]。必须承认,这里对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探讨还是很不充分的,认为 “没人反对” 斯大林的肃反也是不公正的。但反对者确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需求与自己的反对派政治实现呼应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讨论 “军队起义和政变夺权” 有什么意义呢?
在 1917 年能够回应工人阶级要求、在革命舞台上大展身手的英雄人物,如果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中失去了这种力量,在 1927 年、1937 年不能回应工人阶级的要求,他哪怕立过再大的功勋,都不可能作为苏联无产阶级的领袖取得成功。郑异凡沈志华之流可以为了谄媚君上大谈政治运动消灭了多少比例的高级老干部,今天的你也有权利为那些曾经英勇的革命者惋惜。如果只是一种历史素材商品,你可以选择一位历史角色复制他的立场作为自己看待历史问题的立场,展示一种激进的态度。但是对你来说,他给你的力量能在哪里起作用呢?他的文字、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血汗能如何帮助你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捕捉到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成为你政治道路上的思想武装呢?他们的价值应该在这里。当然还有另一种胜利。历史是有无数种可能的,也许某支政治力量可以在列宁去世后的某个时刻,将他们的反对者以某种会议的名义召集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动用一支莫斯科军区或哪里的私兵将敌对者一网打尽。这的确是一种胜利,也许这种胜利对胜利者的个人利益来说更彻底,胜利的余热可以一代又一代随着血亲关系传下去。但既然只能以这种小会密谋形式在个人掌握权力上胜利,那也同样意味着权力的形式与掌握者已经和工人阶级的阶级主权力量渐行渐远了,这种权力只能帮助胜利者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你想要的胜利吗?
普列汉诺夫曾经享有非常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在政治上跛了脚,工人就把他忘记了,就离开他并且把他忘记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大的威望,当然远不如普列汉诺夫那样。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 · 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 年 12 月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谶语是形形色色的革命遗产的命运,是各种各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的命运,也是你我会面对的命运。如果要与这种命运对抗到底,就抓紧他们他们留下的武器,直面并解剖这烂泥般的现实,坚持自己的政治,永远战斗下去吧。
你看看今天的伊朗,漏成什么样了,如果中国有这么多间谍也会有无数人呼吁展开大清洗。
斯大林只是大肃反的胜利者,而不是唯一开启者和执行者,甚至斯大林只是被动接受了大清洗的开始。
不理解老红军近卫军和新兴技术官僚之间的斗争,简单把大清洗简单理解为斯大林的清洗异己,真的是权威思想入脑了。
以后也被嘲讽女频了,一大堆人都以为斯大林只是坐上总书记的位置就能清洗几千万人。
实际上在斯大林之前,书记处真的就是书记,总书记就真的只是一个干活的,是斯大林勤勤恳恳处理公务才让总书记变成苏共一把手。
政治斗争中利益分配和集团对立才是一切事件发生的核心,但是现代所有主流叙事都把一件事的发生归结为某个人的意愿,这就是为了消解大众对于政治要害的判断,从而放跑真凶。
以非常典型的楚汉之争为例子:
很多人以为的鸿门宴:拥兵四十万的天下共主项羽放跑老流氓刘邦,然后因为过于傲慢和守旧而被历史潮流干翻。
实际上的鸿门宴:通过背弃项家归附熊心从草根晋升为武安侯和西路军主帅、实质上的天下第一强军刘邦主动放项羽联合军头回去干碎熊心,搅乱天下,为自己扫平登基称帝的阻碍。
是环境决定人而非人决定环境,抱有后面这种观念的人真回到那个时代会被玩得非常惨。
把革命斗争中产生的血腥归结于革命者已经是现代叙事中的主流,比如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苏联和新中国建立后世界才出现饥荒,在此之前世界上不曾有够大规模饿死人的饥荒。
我蛮赞同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软弱。
明明早期杀几十个人就能遏制住的事,老斯非得等到信任的二把手被害了,才反应过来,然后杀得人头滚滚——确实该杀,但是你能保证这里面就没杀错的?而且这个肃反的规模怎么保证老斯死后不会被反攻倒算呢?
你看,玉米帝这不紧跟其后就来了吗?
地狱中有三个人闲聊:
B:“我是因为支持叶若夫负责的肃反行动被处决的!”
C:“我就是叶若夫!”
因为斯大林没有一开始就表示自己杀掉所有人
大清洗的开端是:
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继承人基洛夫被人枪杀,然后案件的关键证人也死的不明不白
于是斯大林下令彻查,抓了一些人,然后苏联人的严刑逼供你懂得,然后这些人为了避免拷打或是出卖,或是诬陷了其他人
于是斯大林按着口供接着抓,然后再走一遍严刑拷打,招供,按口供抓人的流程
这套死亡循环走下去,可不是最后所有人都有罪了,你怎么知道谁谁谁没有在严刑拷打中随便说了个你的名字?
因为苏系国家官员人人都有小辫子和无限的内斗。首先苏系官员人人贪腐,人人都有小辫子,这个就像一根狗绳,可以放远你让你吃个撑爽个够,也可以拉回你来把你宰了,实现对大部分官员的身心全方位控制。另一方面,体系又鼓励无限内斗,狗咬狗,这样,当慈父决定肃反时,搞一派另一派一定拍手叫好,被搞的这派其他人的小辫子一抓,也就老老实实的。所以,慈父可以实现轮流清洗每一派,轻松又自在。
莫非,每一轮肃反,都要从干部群众里面抽出 5%的指标?
人人都认为自己属于 95%的大多数?
必须清洗,清洗不可避免
想像一下,假如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经过两三年的全国性内战,prc 成立了,那么你会在新的 prc 里看到:党内有本土马,有西马,有燃烧自己点燃世界的国际派,有坚持搞好中国革命再管外国的一国派,党外有觉得应该各省联邦的联邦派,有认为应该两党制选总统的,有认为该搞议会制的,有认为只管汉地十八省剩下的扔了的,有认为自己老家省份应该独立的,有认为应该君主立宪的,有认为应该彻底清洗关内满人的,有认为应该和日本合并的,有认为应该卧薪尝胆然后把洋人都沙了的… 政府里大量前清官员,军队里大量北洋军官,文化口大量西化派。共派,社民,军国;工人,农民地主,军阀,民族资本家,买办,帝国主义代理人…
这些人,能在一个国家里安稳和气地好好过日子?绝不可能,迟早得互相杀起来,杀到只剩几个互相看的顺眼的为止。苏联只是在补课,他封建残余太重,内战又太短,地方又太大,建国后上下矛盾重重,把各种不能合笼的势力都塞进一个政权,不清洗等自爆吧
我提一个目前可能没怎么涉及的方面:对共产国际的清洗
一般来说,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前期,除联共布之外,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支部是 tg——唯一一个长期建立了地方政权,拥有十万以上正规军的党。
那么站在斯大林的视角,他眼里的 tg 是什么样了?
斯大林的逻辑:
“我的宏观指导是正确的。”(要求重视农村苏维埃,游击战、运动战,不要过早决战)
“你们前线的报告全是谎言。”
“你们既不能忠实执行我的正确指导,又不能自己打胜仗,打了败仗还骗我、向我甩锅。”
推论: “你们这群人,既无能,又不忠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投机思想。留着你们这帮沱牌和帝国主义特务何用?”
结论: 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在 30 年代后期对共产国际内部,尤其是从各国返回苏联的革命者进行 “大清洗”,就有了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这是一种基于极度不信任和信息失真下的“系统重启” 行为。他宁愿错杀,也要确保剩下的都是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执行者。中共作为 “最优秀的支部” 尚且如此混乱,其他支部的状况可想而知。
至于你说为什么没人反对?
《铁托传》里提到,他从莫斯科回国的路线被当时南共一把手泄露给了当局警察,只是因为铁托多留了个心眼才没有被逮捕。然后铁托反手给莫斯科一个举报,送一把手去了卢比扬卡然后自己上位。
接着作者热情洋溢地为主角表功:正是在铁托的努力争取下,内部搞馋哭豆蒸互相举报的南共才没有像波共一样,被失望的共产国际勒令解散。
有的人真把其他几位同样是干了几十年地下斗争的家伙当成什么白莲花了。。。虽然基洛夫事件在后世看来他们真没干,还真就是巧合,但是各种地下反对派的事情他们是真干了。。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题主的问题:
众所周知,将军说过:“提出反对一定要有人提出”。那么,在当时苏联的情况下,谁(或者说直白一点,哪个社会集团及其代表)有可能对 “大肃反” 提出反对(此处限定于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提出)呢?
一般被认为苏联在 37-38 年间进行 “大肃反” 的理论依据如下:
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1]
可以看到,至少在苏联公共政治生活中,“大肃反”被认为针对的对象就是所谓 “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那么,这一批“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 主要又由哪些人构成呢?这里我们可以用大清洗之后统计的大清洗期间逮捕总人数做一管窥(需要指出的是,以结果倒推过程倒推原因在大清洗中是不合适的。例如,大清洗最后波及人数高达 140 万,但在前文提及的 1937 年 2-3 月全会上,斯大林估计党内需要被清洗的人数低于 1.2 万。此处只是用最终结果说明大清洗整个历程中最后影响的人数):
被镇压者所属社会阶层 | 被镇压者人数 |
---|---|
前富农 | 522774 |
前地主、贵族、商人、宪兵等 | 191384 |
牧师、教士 | 45009 |
手工业者 | 16258 |
家庭主妇、家属、养老金领取者 | 21951 |
职员(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不同,他们属于 “脑力劳动者”,主要履行“领导和监督” 的职能) | 229957 |
个体经营者 | 41147 |
集体农民 | 71811 |
工人 | 86482 |
红军战士(相当于士兵)和初级指挥员(相当于士官) | 8027 |
指挥员(军官) | 10363 |
NKVD 成员 | 7298 |
其他 | 168286 |
被捕总人数 | 1420711 |
其中包括 | |
联共(布)党员 | 99188 |
共青团员 | 15088 |
上表取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1 特别司 1938 年 7 月 “关于 1936 年 10 月 1 日 - 1938 年 7 月 1 日期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和定罪的人数” 的摘要。可以看出,在大清洗期间被镇压者中,“前富农;前地主、贵族、商人、宪兵;牧师、教士等”,**这一主要由革命前和农业集体化前剥削阶级构成的社会集团,占到了总的被统计在内被镇压者中的 53.4%,超过一半。**这批人可以被相对狭义地认为是斯大林所说 “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从他们个人而言,他们自己就是革命前的剥削阶级之一。他们很多也是在此之前被“剥夺选举权” 的人员:
革命后,1918 年宪法将阶级斗争原则合法化,剥夺了被称为 “旧阶层” 的各类人群的公民权——如神父、富农、前沙皇警察、商人、贵族等,将他们归类为 “被剥夺选举权者”(lishentsy)。据斯大林所述,这一群体最初占人口的 2–3%。1924 年宪法扩大了该范畴:政府详细列举了革命前的职位和头衔,规定拥有这些身份的人及其家庭不得投票,并将“不忠于苏维埃政府” 者也纳入 “旧阶层” 范畴。20 世纪 20 年代下半叶,布尔什维克再次收紧选举权限制,排除了白军军官、“反革命政党”成员、政治镇压受害者及其家属,使该群体规模扩大三倍。据估算,这些人占城镇成年人口的 7.7%、农村的 3.5%——共计超过 500 万人。菲茨帕特里克估计,1929 年他们占成年人口的 8.6%;谢尔盖 · 克拉西利尼科夫则统计为 3716855 人,占选民总数的 4.89%。集体化运动因驱逐农民而扩大了这一群体,但据莫洛托夫称,在 1934 年政策略有放宽后,被剥夺选举权者占 2.5%,即 9100 万选民中(被剥夺选举权者)超过 200 万人。[2]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职员” 这一社会阶层被镇压的比例也是体力工人被镇压的比例的两倍有余。**而从比例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一些材料表明,在 1928 年以前,苏联社会中 “白领工人” 和“蓝领工人”数量几乎相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 “白领工人” 涵盖范围包括工业管理中下层人员,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商业从业者,政府和其他机构办事人员等等,因此,所谓 “职员” 范围应当更小)[3],但是在五年计划期间,工人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他们的增长速度:1928 年到 1940 年间,从事工业工作的人员人数增加了三倍,重工业中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大幅上升。技术人员数量也经历了大幅度跨越式增长,到 1941 年初,在国民经济领域工作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数量与 1928 年相比增加了三倍,从 23.3 万人增至 90.8 万人,其中 32% 为工程技术人员。
但这一进程同时也伴随着体力工人大批接受教育和脑体差别的大幅缩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领域熟练工人的占比从 3.8% 上升到 7.1%,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专业人员占比从 0.92% 增至 2.6%。工程师与技术员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从五年计划开始时的 2 : 1.6 变为五年计划结束时的 2 : 2.8。1932 年 6 月,针对操作复杂机器和机械的工人,实行了强制性的技术资格下限;1935 年,决定在各地研究各工种的技术资格下限,对于技术水平达到技术资格下限的工人,还设立了 “斯达汉诺夫职业学校” 和专门课程。因此,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工业领域中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人的比例提高到了 40%。1928 年至 1941 年间,中等专业教育人才数量增加了五倍,分别从 28.8 万人增至 149.2 万人。其中 21.5% 是技术人员。[4] 并且伴随着高速工业化和社会的急剧复杂化,脑力劳动者中政府办事人员的增长则保持了一个可控的水平:在 “行政管理” 这一类别下的从业人数增长速度远慢于任何城市行业,1928 年到 1940 年间仅增长了 80%。[5] 因此,可以说职员被镇压的比例是远高于工人的;此外,集体农民中被镇压者的数量稍小于工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联共(布)党员在被镇压者中所占比例也远高于其在苏联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总得来说,我们可以说,在大清洗中,社会阶层越是接近于一般工人农民群众,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点也可以在个案中得到印证:
随着大规模逮捕的展开,官员对破坏行为的恐惧似乎高度集中于背景可疑的公民。另一方面,**当警方进行调查时,“正确” 的社会出身有时的确会有所帮助。**1937 年的一个案件涉及一名乌克兰女工,她在工作时眼睛被木屑刺入,并在慌乱中导致机器失控受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到场后,起初宣称她是故意弄伤自己以便破坏机器。**但两天后她就被释放了。**当然,这名女子的社会地位对她的情况有所帮助。在另一个案件中,一名男子经常与一起生活了四年的表哥坦率地讨论政治。内务人民委员部传唤了这名年轻男子,并告诉他,身为党员的表哥已经告发了他。警方没有拘留这名年轻男子,只是告诉他不应该再让表哥住在他家。这种宽大处理可能与他的工人身份以及内战时期红军退伍老兵的背景有关。
一名 1915 年出生于白领家庭的乌克兰工程师从未被逮捕过。 “假设我在生产中犯了一个错误,” 他告诉一名采访者,“我会被叫到特别部门。” **那里的官员会检查他的背景,然后 “不会对我做太多处理”。**当被问到:“如果你是一名工人的儿子呢?” 他回答说:“哦, 那样会更好。” 一名卡尔梅克人报告说,他的叔叔在 1935 年到 1936 年期间因持有一把旧枪而被监禁。在向苏联主席米哈伊尔. 加里宁上诉后,他就被释放了。1937 年,他的叔叔又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被开除出党,随后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度调查时,**该卡尔梅克人又再次向加里宁上诉,“强调他本人是雇农的儿子这一出身”。**加里宁再次进行了干预,于是他的叔叔再以免于逮捕。在这类案件中,当局对某些社会阶层的偏袒表明了他们觉得在这些阶层中不太可能发现敌人。[6]
事实上,这里也反映了一点:国家机器识别敌我的过程是在证据调查之前就开始的。所以说刑诉法是小宪法某种程度上就还有确定阶级关系这一层含义,尽管提出者原意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在 “大肃反” 中,普通工人群众和普通党员更加不可能被认为是敌人。**泽姆斯科夫(Виктор Земсков)提出:
正应当从这一数字(超过 4 亿人)出发来计算政治镇压和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在苏联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例。“纪念碑” 组织确信这种受害者总共有 1400 万人(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受审判,被驱逐的富农,被整体流放的民族,因农业集体化和 1930-1933 年饥荒死亡的人以及其他种种)。上述的 1400 万人占 4 亿多人的比例是多少?答曰:3.5%。这就意味着,**哪怕是按照 “纪念碑” 组织所给出的对于 “因政治问题遭到镇压的人员” 这一概念的宽泛化描述,也有 96.5% 的苏联居民没有遭受过任何形式的政治镇压。**如果基于 “纪念碑” 组织所说的因为政治问题遭受镇压的人员总数,就会得到这样的统计结果。而我们的看法则是不一样的。[7]
**反而在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更是肃反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温迪. 戈德曼(Wendy Z. Goldman)认为,工人对于管理层的不信任和仇恨是源于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戈德曼的研究对于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前期的生活水平的下降所引用的数据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对于经济因素的片面强调使得其结论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实际情况。[8] 相反,扬尼斯. 科科萨拉基斯(Yiannis Kokosalakis)在对 1921-1941 年间普提洛夫工厂进行研究之后的结论则是,苏联工人和基层党员,尤其是积极工人,在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对于工业管理层都有高度的警惕感:
**工人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并非源于中央发出的政治信号,至少从本书所考察的时期开始,这种不信任就一直是工厂车间劳资关系的一个固有特征。**领导层的政治举措决定了这种不信任的程度,以及它在党组织内部的表现方式。
……
这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为工业领域的镇压提供了背景,因为它制造了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多重冲突机会,这些冲突引发的检举揭发浪潮助长了恐怖氛围。**随着全联盟范围内的这一趋势,1937 年在基洛夫工厂,阻碍斯达汉诺夫运动倡议的指控演变成了对破坏和工业蓄意破坏的指责。**在工厂第三机械车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韦秋特涅夫的新晋人员因放任车间内发生 “破坏” 行为而受到抨击。**一位名叫科特利亚连科的人警告党员们,工厂里有许多人民的敌人,并指责韦秋特涅夫低估了破坏活动的威胁,任由斯达汉诺夫运动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逐渐销声匿迹。在科特利亚连科之后发言的工人斯皮察则认为,车间的失败部分应归咎于工厂的新厂长捷尔 - 阿萨图罗夫,**他任命了韦秋特涅夫担任这一职位,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检查车间的进展情况。斯皮察接着说:“从本质上讲,无论有意无意,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计划无法完成。” 斯皮察最后声称,在改善工作场所方面毫无作为,他质疑这是因为 “他们” 不能还是不想这么做。他的反问引发了现场的迅速回应,一位匿名参与者毫不含糊地打断他说,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
**鉴于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工厂政治的冲突性质,像斯皮察这样的党员抓住政治气候变化的机会对管理层发起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本章所讨论的 1935 年 10 月的车间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在党的领导层仍然坚持工业政策的技术官僚导向时,党员积极分子就已经将官僚管理人员和工头视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主要潜在障碍。
……
就像工厂引入 “一长制” 一样,**党员们利用了领导层希望能使工作流程合理化、提高生产率的政治倡议,来改善他们作为工人相对于管理层的地位。**使斯达汉诺夫运动取得成功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最终却让专家和工头为运动的失败承担责任,就如同 “一长制” 赋予厂长的权力最终让他们为计划完成的失败负责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共产党员作为党的政策执行者和问题解决者的活动,削弱了管理人员的地位,使他们成为了当局的目标。
一旦党开始寻找破坏分子,而不是解决工业问题的办法,工厂车间的政治话语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对无能的指责转变为对蓄意破坏的指控,斯皮察的声明就是一个例证,他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这并无区别,他所在车间的计划正在遭到破坏。
因此,无处不在的破坏分子成为了这场大规模镇压运动的主要参照点,在叶若夫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期间,这场运动在工业企业中展开。然而,如果说根除破坏分子的需求为追捕敌人提供了理由,那么镇压在工业领域蔓延的机制表面上看则是一项更为 “仁慈” 的举措。除了 “叶若夫时期” 的恐怖统治,1937 年领导层还加大了由宪法草案引发的民主化运动的力度。镇压与民主化的交汇在 1937 年 2 月至 3 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明显。[9]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普通工农群众是很难 “反对大肃反” 的,而在苏联国家机器的镇压下,占被镇压者超过一半的前剥削阶级也很难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对于 “大肃反” 的反对,除了在一些私下场合: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写道:“年轻人——无论是学生、士兵、作家还是警卫——都特别容易轻信他人…… 就连我们(她和奥西普),凭借我们所有的阅历,都无法对所有这些变化做出恰当的判断,那我们又怎能指望年轻人呢?”事实上,娜杰日达遇到的不仅有相信存在敌人的年轻人,还有这样的年长者,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当时,在多年之后也是如此。她提到了一位在 “大恐怖” 时期检举自己丈夫的妇女,因为她认为丈夫有罪;还提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一位地主,此人以自己充当告密者的角色为荣;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对斯大林及其统治 “深信不疑” 的人,包括她在 1953 年和 1957 年交谈过的一些女性。而在她的一本书中,她发现民众中存在“长期的恐惧”,并断言 “在恐怖统治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实际上,正如书中许多段落所表明的那样,**曼德尔施塔姆所谈论的并非全体民众,而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精英阶层。**她偶尔试图探究普通人的心理,但普通人的世界对她来说是陌生的。[10]
那么,苏联党政领导层中高层是否有对 “大肃反” 表达过反对呢?看起来,他们确实是参与到了大清洗中的许多重要过程: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清洗党员)行动在地方领导本人的控制下展开,并导致了对普通党员的大规模开除;在这些筛选中,只有极少数的全职党官员被开除。**我们看到,斯大林等人在 1936 年 6 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抱怨,并命令地方领导人通过加快上诉和重新接纳那些没有正当理由就被开除的人来 “纠正错误”。1937 年 3 月初,莫斯科的高层领导人再次谴责了对“小人物” 的“无情和官僚主义 " 镇压。马林科夫指出,超过 10 万人是无缘无故被开除的,而占据着党领导职位的托洛茨基分子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通过了筛选。
斯大林在 1937 年 2-3 月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呼应了这一主题。 根据他的说法,即使按照最夸张的方式统计,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数也不会超过 3 万人。**然而在对党员的筛选中,有 30 多万人被开除;现在一些工厂里的前党员比现党员还多。**斯大林担心这会产生大量心怀怨恨的前党员,并将这个问题归咎于地方长官:“你们犯下的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在给敌人的磨坊浇水。”在波斯特舍夫被免职的案件中,斯大林和其他人为一个名叫尼古拉连科的党员展开了辩护,这个党员在基辅被波斯特舍夫的妻子波斯特洛夫斯卡娅开除了党籍。像尼古拉连科这种 " 小人物”发出的关于敌人的 “信号” 被波斯特舍夫忽视了,他反而迫害了那些发出警告的人。[11]
以及在大清洗彻底扩大到全社会范围内的 “大规模行动” 阶段:
在各省关于 “叛乱” 组织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和政治局最终在 6 月 28 日批准了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罗伯特 · 埃赫(他曾明确拒绝发言支持日丹诺夫的选举想法)提出的一项请求,即成立一个有权判处死刑的紧急三人小组。这将成为未来由省 NKVD、省党委和省检察机关领导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典范。四天后,急于使这一过程规范化、系统化和置于控制之下的斯大林给各省的党和警察机关发送了一份电报,命令在各省组建三小组,并向身处莫斯科的自己作系统性的报告。[12]
不过,他们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是 “大肃反” 打击的重要对象:
希伯达夫和波斯特舍夫的降职是重大事件。二人都是政治强人,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几乎在像独立诸侯一样行事。对二人的严厉批判伴随着一场的反对 “压制批评” 和“违背党内民主”的可见政治运动。在 1937 年 2-3 月的中央全会上,日丹诺夫就这些主题发表了激烈的演讲,他谴责了“增选”(co-option)的做法,即地方党领导人拒绝召开党内选举,而是任命自己的心腹在机关中担任要职。**日丹诺夫要求在 1937 年 5 月举行强制性的党内选举,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将前所未有地面临由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的重新选举。**几名中央委员对日丹诺夫的选举提议热情不高;有人甚至以各种理由公开提议推迟投票。但是斯大林为日丹诺夫新党内选举的建议展开了辩护。
……
6 月,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开除名单包括几名重要的地方书记,包括斯摩棱斯克的鲁米安采夫、库尔斯克的希伯达夫、列宁格勒的丘多夫和科达茨基。**到 1937 年底,80 名地方第一书记几乎都被替换了,包括那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往往被指责为是 1936-37 年发生的经济和农业失败的罪魁祸首。[13]
而他们的目标与苏联党政中央领导层的目标也并不完全一致:
可以看到,当筛选由地方官员在 1935 年和 1936 年进行时,筛选的对象是大批普通党员。然而,在两次筛选之后,党员的核查工作由中央委员会直接控制,而这次结果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联的党政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在 “大肃反” 中的目标是与苏联党政中央不一致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
在中央全会和私人通信中,地方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在农村展开竞争性选举的恐惧和反对。竞争性选举的危险想法仍然有效。但在军事领导人倒台两周后,随着逮捕行动开始消耗党内的中高层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勉强听取地方关于农村的控制权被那些神秘、隐蔽的 “反苏分子” 所占据的论点。
斯大林需要地方官员来代表政权,在全国执行其政策,哪怕他们又讨厌又不听话。他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治权,但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余地逃离他的权威或失去控制,从而使整个政权在当地失去信誉。他必须或明或暗地与他们谈判。尽管他被提升到了半神的地位,但他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需求。这些地方的 “封建王公”,或一位学者所称的 “红色王公”,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其利益经常与斯大林的利益相矛盾。[14]
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一些人表达了反对:
会议结束两天后,科特利亚尔发出了他迄今为止最强烈的呼吁,要求限制那些在工会内部蔓延恐怖的指控。他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在工会莫斯科地区委员会的一次全会上,他恳求工会的同事们清醒过来,停止指控和告发。他说:
“不负责任和随意指责已经破坏了我们之间的权威。结果,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很差。在工会内部,我们用激烈的言辞侮辱对方,我们只是不停地互相辱骂。现在每个机构都在进行讨论,他们在各种问题上辱骂他人。他们说,‘你是形式主义者’、‘你的方法很形式主义’,而我们除了‘机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反国家行为’之外,没有其他的词。为什么呢?”
……
**科特利亚尔不是被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会、党或全联盟工会中央理事会下令搞垮的,而是被他自己工会的官员搞垮的。**部分原因出于恐惧,莫斯科地区委员会的成员和一个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女主席积极寻求将他免职并逮捕。他们写信给全联盟工会中央理事会、敦促进行调查、发送科特利亚尔 “罪行” 的“证据”,并反复强调他与那些已经被捕的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些人试图通过积极地设法毁掉别人来证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科特利亚尔试图压制来自下层的批评,因为他明白这只会导致更多人被捕。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认识到,每一个被捕的人都会在他们的密友、同事和熟人圈子中投下致命的政治阴影,这些人反过来会因为未能 “揭露” 他们中间的 “敌人” 而受到怀疑。一旦在 “敌人” 被捕前未能识别和指认 “敌人” 成为被怀疑的理由,受害者的同事、朋友和亲属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隐瞒他们与受害者的关系,要么全面披露这种关系。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会因 “隐瞒与敌人的关系” 而面临被开除出党、解雇和逮捕的后果;那些报告自己与受害者关系的人则会受到审查、调查和进一步的指控。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很多党员和其他人都为此而纠结。
有少数人,比如科特利亚尔,试图以某种有尊严的方式应对这个陷阱。科特利亚尔在工会内部采取的策略是倡导相互 “保护”:他试图说服他的同事们,如果他们团结一致,不再随意指责他人的不当行为,他们就能限制镇压行动的蔓延。然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全联盟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发起了民主运动,而这场运动恰恰旨在摧毁科特利亚尔所倡导的 “庇护圈子”。**科特利亚尔努力倡导人性中的正直,却因此成为了工会民主运动的绝佳目标:一个试图保护自己的圈子并压制来自下层批评的中层官员。[15]
这大概也就是题主所想要找到的对 “大肃反” 的公开反对了。
不是说斯大林肃反无人反对,换谁肃反大概率都是这个结果,只是程度或许不同。
大肃反的本质是权力绝对化、制度暴力化、社会原子化;无人反抗的直接原因是肉体消灭机制的高效运作。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死结!
俄罗斯辽阔的土地无险可守,为了获得安全屏障,只能不停扩张,直到依山傍海,守住四夷。
图中可见,当年拿破仑自西而来,一马平川;更早时候,蒙古人自东方跨过大漠草原浩浩荡荡。
换作谁都会考虑自己的屏障应该再远点、再高点、再险点。
但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俄罗斯再无实现的机会,除非退回乌拉尔山以西。但是,粮食!粮食!粮食!
在俄罗斯可怜的耕种水平下,徒有乌克兰大平原,无法粮食自给,还是要扩张出去。
一战之后,1917 年~ 1922 年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使苏联加深了危机感;
外国干涉军中,日本是最积极,最卖力的,打到西伯利亚。
纳粹党上台使斯大林愈发感到危机重重。
纽伦堡纳粹党大会是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力量的展现。
苏联深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无屏障的广袤平原需要绝对权威维持帝国不散架 – 肃反是地缘压力的暴力释放。
俄罗斯历史上为管控庞大疆域,形成 “权力金字塔 - 原子化社会” 结构,斯大林将其推向极致。
**党:**列宁时期政治局委员 7 人中有 4 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处决;
**军:**5 名元帅处决 3 人,185 名师长处决 154 人;
这张黑白照片是 1935 年苏联首批五位元帅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
米哈伊尔 · 尼古拉耶维奇 · 图哈切夫斯基:
苏联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被誉为 “红色拿破仑”,是苏军机械化、装甲兵与空军建设的核心推动者。1937 年大清洗中被诬陷为“叛国集团头目”,遭处决(斯大林借纳粹伪造的“通敌信” 罗织罪名)。
亚历山大 · 伊里奇 · 叶戈罗夫:
苏联红军早期统帅,参与国内战争(如对波兰、白军作战)和军事战略规划,是首批授衔的元帅之一。命运:1939 年因 “莫须有罪名” 被清洗,死于狱中。
瓦西里 · 康斯坦丁诺维奇 · 布柳赫尔(化名 “加伦将军”):
苏联远东军事指挥官,曾赴华担任国民革命军顾问(北伐战争时期),因战功获 “中国元帅” 美誉,是首批授衔元帅。1938 年大清洗中被诬陷为 “日本间谍”,遭处决(斯大林借“远东叛国案” 清除异己)。
后排从左向右:
谢苗 · 米哈伊洛维奇 · 布琼尼:
苏联骑兵军创建者,国内战争中以 “布琼尼骑兵军” 闻名,是斯大林核心圈子的军事代表,首批授衔元帅。他的骑兵战术思想深刻影响苏军早期建设。
克利缅特 · 叶夫列莫维奇 · 伏罗希洛夫:
长期担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政治亲信,首批授衔元帅,国内战争中以保卫察里津(斯大林格勒)成名。大清洗中积极配合斯大林,成为 “恐怖机器” 的既得利益者(其派系未被大规模清洗)。
最近一次是普京与瓦格纳雇佣军创始人叶甫根尼 · 普里戈任的恩怨对决。
情治机构:NKVD 首脑叶若夫最终也被灭口;
斯大林旁边的是叶若夫,他替斯大林干完肃反后也被清理,下一个是贝利亚。
自上而下的恐怖体系使每个个体既是受害者也是潜在加害者,耶努吉泽的死亡证明连权力顶层也无法逃脱:异议即死亡!
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的 “受难即救赎” 思想与大清洗结合,形成特殊的社会心理机制。
官方宣传将镇压美化为 “为新世界清除杂质”(如《真理报》称 “每个被捕者都是潜伏的法西斯”。)民众被迫在公共场合欢呼处决,私下的恐惧转化为对领袖的更高崇拜。
NKVD 在 1937 年收到匿名举报信超 300 万封(相当人口 1.8%)子女揭发父母(如共青团标兵帕夫利克 · 莫罗佐夫)被树为道德楷模。
结果,社会信任彻底瓦解,异议失去生存土壤
将苦难神圣化为民族使命,使民众主动配合对自身的迫害,自我驯化。
这种机制在俄罗斯历史中反复变形重现——从伊凡雷帝特辖军到苏联古拉格,再到现代强权政治,反复印证着恰达耶夫的警示:“俄罗斯是一部没有解决方案的命题集”。
你支不支持现在党中央对党内体制内军队内进行全面深入的纪律检查?
关于高层,特别是军事系统的问题,已经有回答说的很清楚了:
那么,民众又是以怎样一种心理,度过 1937-1938 年的 “恐怖岁月” 的呢?
来自俄罗斯档案的统计数据表明,斯大林统治下的逮捕和非正常死亡的规模不足以引起对该政权的普遍恐惧,即使将那些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带走的人的朋友和家人视为间接受害者。在许多回忆录、访谈和其他报道中发现的大量印象主义证据也表明了同样的事情。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人们支持政府铲除敌人的运动,而不是害怕政府。
更详细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对于苏联人,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苏联工人和集体农民来说,NKVD 的 “恐怖” 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概率很低——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1 特别司 1938 年 7 月 “关于 1936 年 10 月 1 日 - 1938 年 7 月 1 日期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和定罪的人数” 的摘要:
但凡有个有种的,直接做掉这种独裁者们,就不会被清洗掉那么多人。
-- 看了评论区,才发现大林子死了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么多遗落在中国的孝子贤孙,不遗余力的为他辩经,也真是一大奇观。
突然想说一个世界公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一个冷知识:
没错斯大林是一个一点都不极端的中间派,据说列宁还说过他软弱(列宁时代肃反杀的人也比远超斯大林)
他既不是列宁 - 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派
他们忽视俄国的自身利益,他们就是像苏联的国名和国徽一样,从根本上否认俄国的存在,只认世界革命。
举个例子,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中国执政党,我们很可能就是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的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分支,不是独立政党
又为什么说是几个呢?因为按照苏联的逻辑中国必将会被拆解成好几份,和俄国一样。
这说不上好坏,毕竟在世界革命派的世界观里没有国界和民族,只有为了暂时便于管理根据民族聚集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在他们的设想里这些区别在未来迟早会消失的,全人类走向大同。
他也不是俄国本土 “农业” 派
这一派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其实当时是真正代表苏联绝大部分人意愿的人,刚刚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俄国人民。
这一派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俄国传统社会的完美化俄国社会版本 —- 穿着一身共产主义这件新外衣的传统俄国人。
苏联要打一场声势浩大的内战,或者起码一场杀掉近千万人级别的大清洗(参考苏联对蒙古的共产主义改造,杀掉了当时蒙古起码五分之一的人口,还有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清洗),以此消灭掉俄国本土派。
以此彻底消灭俄国的存在,只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或者被俄国本土派赶下台,被彻底清洗掉共产主义思想,建立一个人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当然也非沙俄):参考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统俄罗斯理想国。
……. 没这可能,刚打赢了白军,列宁这个世界革命派死后怎么可能会让这些还在政权大厦最底层和白军有些像的本土派上台?
他拯救了苏联共产主义,因为世界革命派虽然领导群众,但是也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脱离群众,俄国的人民更关心自己,理解不了也不愿意为世界革命牺牲自身利益。
世界革命派在台上如果不马上果断的铁血清洗千万级别的俄国人,稍微拖延就要打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
他也拯救了俄国人,因为世界革命派和俄国本土派无论胜败,那场千万人级别的大清洗和内战都会彻底打残俄国或者苏联,几十年都恢复不了的那种。
而这时候纳粹来了……..
就算世界革命派最完美的状态下赢了,他也根本动员不了群众的力量,甚至连最糟糕的情况下惨胜的本土派本土派都不如,可以说连抵抗都做不到。
因为即使是斯大林这个中间派都只能靠民族主义动员,想靠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动员?起码需要上百年的坚持不懈,对俄国彻底完成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再说吧。
某人因反对肃反被斯大林肃反
皇帝要杀人的时候,你反对有用吗?
冷知识:在当代俄国时政评论圈,斯大林是被评价最软弱的苏联历代领导人。
不说别的,当时是戈地图上台,他都会想办法把党内人换一遍。而不是斯大林这种妥协妥协到最后连跟班都被杀了的。
大肃反官方档案里约 68 万人被判死刑,还有不少去劳改营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过百万。历史定性其为 20 世纪最严酷的政治迫害事件之一,是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的反面教材。
一个被定性为 “政治迫害” 的事件也有人乐意洗,都自动代入清洗别人的角色了是吧?那百万人里有多少是你认为该被清洗的,又有多少是无辜民众?
一场人为的席卷整个社会的浩劫,一场让整个社会人人自危的所谓 “运动” 也有人洗?真被自己家人举报送去劳改营就老实了。
这个话题里还有那么多认为伊朗就是清洗少了的,为独裁政权站台,热衷于制造白色恐怖,一个个真把自己代入独裁圣君、独裁圣君的娇子了?
发在评论区被吞,那就写在这里:只要 “肃反” 掉所有的反对者,就能在事后宣称自己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而这,也给后来人为自己辩经提供了方便。
没有进行大清洗,伊朗现在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
让我想起两个网文作品。
一个是《清末英雄》,觉得辛亥革命都过于激进了,二十世纪搞反清复明,坚决不搞土改,希望在地主保住土地的同时实现现代化。
一个是《民国投机者》,要初期中共的严密组织和纪律,但是坚决反对肃反,连整风都不可以。
他试图让 1927 年四一二后自我阉割的国民党有同时期中共的战斗力…
肃反是程度是不是太激进,不是该不该搞的问题吧?
这种提问给我的感觉是知乎上田墨轩真的好多啊。
按这帮人的指点江山来办,不是从井冈山下不来的问题,是国民党右派都要被打成极左的问题。
佐佐的幻想: 精准排查,定点清除,对待敌人如同秋风扫落叶,对待自己如春日阳光;
佐佐遇到的现实: 这栋楼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上车!
我很好奇为什么有些人在讨论此类问题的是自我代入的总是慈父,而不是被肃掉的人。
我记得前几年有个评价鲁赤水的问题,一水的回答都是什么 为了光明的未来,他自己承担了黑暗。看的我直恶心,你就从来没想过自己是有可能被肃掉的人吗?
有人说,我全心全意崇拜慈父,慈父为什么要肃掉我,这就是一种天真,慈父认得你吗,在说,慈父难道不知道这么搞会有很多冤枉的人吗,慈父知道,慈父不在乎。
有人幻想我跪在慈父脚下认他当爹,就能得到慈父的保护,甚至可以以慈父的爱子自居狐假虎威,这就是娇子文学的心理机制。
可惜慈父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情感,他像神一样冷酷,如果觉得这个地方的地质板块需要动一动,他会毫不犹豫的制造一场地震,至于地震会伤到无辜的人甚至是崇拜他把他当爹的人,他也不在乎,你们的崇拜臣服跟他心里的目标比起来,一文不值。
人民不会反对,反对的那些是人民的敌人。
都 2025 了,不会还有人没见识过这一招吧?不会吧不会吧…
我记得以前有个典故是这么讲的。说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正在台上痛斥斯大林在位时的恶行,底下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斯大林作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他!”
赫鲁晓夫并没有生气,转过身来问:“刚刚那句话是谁说的?” 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继续说:“现在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了吧?”
朱元璋清洗开国元勋也没人反对啊
无产者被鼓励提出批评,正如罗伯特瑟斯顿和盖蒂等修正派学者所说:[1]
当然,在清洗期间,批评意见受到了强烈的鼓励,地方记录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内容。1938 年底,媒体强烈支持来自基层的批评…
斯大林、媒体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都经常鼓励普通民众批评当权者。在最高层,斯大林无疑是一位不容置疑的人物,但在叶若夫运动时期,任何比他低几级的人都成了靶子。如果民众应该被恐吓并停止思考,那为什么要大规模地鼓励来自底层的批评和意见呢?– 罗伯特. 瑟斯顿
斯大林继续批评党的领导人,谈到另一个熟悉的话题:“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 斯大林说:“还有一种检查,就是从下面进行的检查。就是由群众,由下级来检查领导人,指出他们的错误,并指出改正的方法。这种检查是检查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斯大林说:“有些同志说,不宜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公开承认错误会被敌人视为软弱,并可能被他们利用。
同志们,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并诚实地改正,反而会加强我们党,提高我们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信…… 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还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我们身边,其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Getty, A.《大清洗的起源》。纽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46 页
苏联档案公开后,最令人震惊的发现之一,就是报纸、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机构收到的信件数量之巨。我们现在知道,在 1935 年 7 月这个颇为寻常的月份,《农民报》(Krest’ianskaia Gazeta)收到了大约 2.6 万封信件。加里宁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收信最多的人之一,在 1923 年至 1935 年间,他平均每年收到 7.7 万封信件。1936 年全年,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日丹诺夫每天收到 130 封信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哈塔耶维奇报告说(或许有些夸张),他每天收到 250 封信件。其他报纸、市苏维埃、检察院、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以及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领导人(包括斯大林)的办公室也收到了大量信件。
这些信件内容包括投诉、请愿、控告、忏悔和建议…… 大多数信件都是由个人署名寄出的,因为匿名和集体签名的信件会遭到当局的反对。无论寄信动机如何,作者都期待得到回复,档案显示,通常会收到某种形式的回复。报纸只刊登了极小一部分信件。更多情况下,工作人员会将信件转发给相关机构,或者自己写回信。收到信件的个别领导人会直接回复一些信件,也会转发其他信件,并附上评论和疑问。西格尔鲍姆
和索科洛夫,《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1936 年春,高层领导似乎频频发出警告,称当局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抗议信往往漠不关心。3 月,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谴责两位地方报纸编辑的 “政治盲目性”,并批评他们对这类读者来信的态度是“官僚主义” 和“封建主义”。命令各报刊登 “政治上最重要的” 来信,并审查其中的任何指控。此外,该命令还严厉批评了现行将投诉信转交给被投诉人的做法。后来,西部地区的领导下令认真审查党和苏维埃各机关收到的投诉。该地区的档案材料表明,他们对 “自下而上” 的信息分析空前热情……
1936 年 5 月,苏维埃监察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法令,该法令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该法令严厉谴责了 “苏维埃机关” 官员——即掌管全国行政和经济机构的干部——滥用职权的行为。法令指出,收到的投诉大多是关于干部越权的,并要求官员承担更大的责任,立即审查并纠正人们所举报的错误或失误……
这项法令无异于对 “苏维埃机构”,也就是国家机构本身的直言不讳的谴责,因为它疏忽了党和政府的反复指示,没有考虑到公众的反对意见和投诉。该法令不仅规定投诉不得转交给相关官员,还规定了调查和处理投诉的时限,并明确了各级干部的具体责任。它甚至规定,如果官员在纠正信中提到的错误方面行动迟缓或不力,将被绳之以法。
西部地区档案馆的信件和投诉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从集体农庄到工业企业。它们谴责这些组织负责人的做法,以及地方苏维埃干部甚至党员官员的行为。每封信都附有记录调查内容、报告和所获得证据的文件以及其他类似文件。人们会发现,投诉者的批评并不总是客观的,有时指控是错误的;……
Rittersporn, Gabor. 《斯大林主义的简化与苏联的复杂化,1933-1953》
而这么看来,这群无产者也算是某种程度意义上的反对者,毕竟反对官僚,反对街机敌人也是一种反对嘛。
首先我先反驳一下,叶努基泽被数次降职甚至最终丧失生命的原因是因为著名的 “克林姆林宫案”,其中叶努基泽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司令彼德森被叶若夫指责刺杀斯大林,而不是什么单纯的讲了几句话。
其次就是,斯大林是否开启了大肃反,在我比较详细的阅读完**阿奇盖蒂**《通往恐怖之路》(这里缅怀老爷子一下,阿奇盖蒂在今年 5 月左右去世),在他构建的叙事观中,我更倾向于 xz 学派的说法。
即斯大林开启了肃反,但是从肃反扩大到大肃反中并不只有斯大林的因素,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 party - 政府关系,中央 - 地方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等等。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谈论,但是我还是会列出阿奇盖蒂和马修莱诺的一些证据来反驳一些著名的谣言。也许我在暑假时会专门写一篇关于大清洗的系统性介绍的文章,方便大伙了解大清洗。
比如说斯大林开启大清洗的这种说法很容易引申出一个很重要,但又很荒谬的观点——斯大林计划了大清洗——而此类说法一般与关于斯大林的辩论中所谓的极权学派相应,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吉伟的《评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思想研究的范式演进和新方向》中如此介绍极权学派
第一,斯大林对苏联实行 “自上而下” 的强制领导。西方学者根据极权主义模式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等同起来,认为斯大林时期极权的政府与分散的、无抵抗的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范式解释政府如何缺乏民众支持和合法性,但是仍然掌权”。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基 本特征是: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否定先前存在的秩序并号召全体社会公民团结起来建成一个新世界; 由一个人 (独裁者) 领导的唯一的群众性政党是按寡头政治原则组织起来并与国家官僚体制紧密地 结为一体的;不仅对制度上的 “敌人”, 而且对党的领导人指定的一切人施以恐怖性的监视;党对一 切大众传媒手段实行控制;党对一切武装力量实行控制;对经济实行集中化的官僚主义管理,斯大林通过社会 “原子化” 和大量的、无情的 “灌输” 来实施他的思想和权力。
正如希拉 · 菲茨帕特里克说: “在极权主义模式下,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苏联研究领域对权力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体制的统治者垄断和对民众实施权力。**换句话来说就是,斯大林的大手操控着一切秩序。
而把这套叙事放在大清洗这个问题上就会衍生出这一结论:大清洗是斯大林计划的。比较可悲的是,作为简中最权威的苏联史丛书之《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中基本照搬了这套结论
但是结合当代一些比较有名的著作我们便会陷入矛盾中,比如,“如果斯大林计划了大清洗,那么基洛夫是不是斯大林杀的呢?” 关于基洛夫刺杀案的作品一直有着不少讨论。目前答主根据前知乎用户 saratov 的考证,列出以下几部考证作品
目前来说,作为修正学派的领头者之一阿奇盖蒂和被刘易斯 · 西格勃劳姆称之为 “新极权学派” 的奥列格 · 赫列夫纽克都在学术上与马修莱诺达成一致,即斯大林没有刺杀基洛夫。
这里就衍生出一个叙事上的裂缝,即最开始时斯大林压根不知道基洛夫怎么死的,又怎么利用背后的一系列种种关系去一步一步推动大清洗呢?
除了这桩迷案的原因,在最后的定罪也十分的拖沓,正如阿奇盖蒂所说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围绕犯罪的事件比有预谋的计划更令人惊讶。斯大林主义者似乎对暗杀毫无准备,并因此感到恐慌。事实上,他们花了十八个多月的时间才将他们所谓的目标——反斯大林的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派成员——定为刺客。
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极权主义叙事,斯大林以及苏联高层在有着无比强大的苏维埃大手的情况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决定审判老布尔什维克们,这不得不为其效率感到震惊。
不仅是效率问题,在基洛夫问题上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定罪也是逐渐向上攀升。比如在根据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的证词中,最开始只是给季诺维也夫定了个很轻的罪名
12 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但经过一个月的讯问,阿格拉诺夫报告说,他无法证明他们直接参与了暗杀。因此,在 1935 年 1 月中旬,他们仅因犯罪中的 “道德共谋” 而受到审判和 定罪。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其他人被煽动暴力。季诺维也夫被判处十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处五年徒刑
甚至叶若夫本人在 1935 年 6 月在掌握了一系列证据后在苏联高层会议上指出季诺维也夫也许不一定是道德同谋而是直接谋杀的建议下,斯大林本人仍然拒绝了这套说法。直到一年后叶若夫已经从季诺维也夫那拿到足够多的证据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正式被判死刑
仅仅从高层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苏联高层中的种种矛盾,比如布哈林多次被中央委员会要求审判,但是斯大林多次以证据不足结束调查。比如叶若夫一上台被党内众多人推举,认为只要叶若夫上台,一切都会走向正轨的。再比如地方精英们要求清洗反对派,而这些热衷于清洗的地方精英在一年后又被内务部清洗。以上种种都告诉我们大清洗从来不是一个大手的过程,而是由众多因素推动的逐步扩大的一场混乱。斯大林在里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斯大林的信息来源,举动以及最后造成的结果均不能完全说是斯大林本人的意愿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即阿奇盖蒂所提及的关于大清洗前一段时间背景下的镇压温和化。而在这里红锲社所翻译的书籍
(20 条消息) 《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怖》0 目录(可跳转)& 引言 - 知乎
中,作者罗伯特瑟斯顿提到关于镇压人数的减少和镇压力度的松弛
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越来越不想使用反革命法令。反革命法令是一种法律武器,它为任意行事和依赖行政手段提供了最大的空间,而不是依赖证据。这里没有出现恐怖统治增加的模式。1936 年,监禁的整体格局开始转向减少逮捕,包括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逮捕。
换句话说,在大清洗之前苏联社会的镇压程度是越来越小的,**那为何又会有所谓的大恐怖呢?**国内的书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
比如:在面对镇压程度减小和阶级力量改变后的产物 1936 年斯大林宪法中,《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的报告成为全会最重要的内容,人们日益感到民主化和绝对服从斯大林之间有若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在对镇压的看法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代序言很清楚的展示了斯大林对于镇压温和化的看法
在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政权。它有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职能,在这方面它和其他所有的阶级政权是一样的,因为任何阶级的政权都是镇压之权,但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其他所有阶级的政权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它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大多数人镇压剥削者,而不是镇压被剥削者,——这是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经济组织的职能。完成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组织任务。第三个职能是保卫生命、财产和领土不受外部敌人侵犯。就这三种职能。这是第一阶段——在消灭了阶级,政权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发展。我不想说,现在是阶级政权,说这是一个阶级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不是白白地使用劳动人民苏维埃这个称呼的。而且,在我们这里镇压的职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阶级已被消灭,也就是说构成阶级政权典型特点的这种镇压的职能在消失。也就是说,这种职能残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在这里其职能已不是要对付什么阶级的反抗,而是要去对付个别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反抗,只要有惩罚机关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不需要军队来对付,有些规模不大的惩罚机关就足够了,这些惩罚机关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镇压一些个别人。就是说,镇压的职能在我们政权内部,它的确是已无必要了,但是经济领导的职能却相当大地增长了。这里也不需要镇压。这里需要有组织的工作,任何镇压都不需要,经济领导也不需要任何的部队,甚至连惩罚机构也不需要,镇压 职能也就失去意义。
而在另一边,在我翻阅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也给出了类似的论据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镇压的问题在 1934 到 1936 年都有很好的体现,**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哪方面来看。但是大清洗就不一样了,这里又不得不增加一个疑惑的地方,**这真的是斯大林计划好的吗?**还是斯大林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原本对官方政要的刺杀最终会演变成规模如此之大的清洗呢。**为此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主要是基于笔者最近对大清洗的思考,不代表最终意见
麦卡锡主义算不算美式肃反?
不要把政治想得那么神圣,越是贴近一人独裁,政治越是变成了一个人的情绪晴雨表,这其实就和知乎上的一个热帖——曹操有牙疼的毛病,导致他在焦虑与痛苦中做出了很多离谱决策一样,很多时候你也想不到,可能就是一个贴身厨子做了一碗热乎的罗宋汤,一个贴身保镖擅长讲几句笑话,一个服务员,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就能让他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产生变化。
斯大林大肃反的背景是他早就把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杀完了,布哈林 - 托洛茨基反党集团都该杀的杀了,该关的关了,该精神病的都精神病了,这个时候他真正做到了孤寡之人,身边都是亲信,但是没有一个对他是那种真的忠诚,而是表演了一辈子谄媚的奴仆,直到自己大小便失禁泡死在自己的尿液中时才显露。
斯大林的大肃反是第二波,但是是最大的一波,因为前面的政治运动铺垫下,才能搞掉所有可能对自己后手有掣肘的人,这样,大肃反的时候就真的是说啥是啥了。
这就是一个对普通官员的囚徒困境,你知道面前这个人是一个魔王,也知道他的统治不可能持续,但是你提了,别人没提,那你就寄,而且你举报,你好歹还有点活路,尽管是暂时的,可能明天也会被人翻出什么黑材料。
可惜了,慈父之后再也没有肃反了,修正主义分子窃取了国家,解体已是必然
跟古代屠城是一个道理。把他们分群体就好了。比如清军扬州屠城,他们首先是将妇女儿童分开。用正面的形象说是为了逮捕前明余孽。和他们说只要你供出来前明余孽就放了你。于是就让他们相互检举揭发对方,以前和你不对付的二狗子你把他污蔑成帮过明军运送物资的,至于物不物资的不重要重要是安插罪名给二狗子。然后让其他人看来清军是 “正义的” 是来帮你主持公道的。然后就继续检举揭发你说不出来就把你砍了,然后你就继续检举揭发继续安插罪名给别人。到最后男的杀的七七八八了剩下的管你有罪没罪一起砍了。至于你老婆孩子,老婆在那些清军下面,玩完就杀了。孩子估计在水里泡着。
斯大林就是玩互相检举揭发这套手段,因为他是掌管整个党内的官职升降的人,但凡是有人举报你的,你不死都掉层皮。党内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因为敢说明天就被秘密处死,很多人都盼着你死了坐上你那个位置。至于星斗小民可能晚上就因为吃的那块面包上面烫个了英文字母,被一直讨厌你的伊万发现了就给克格勃举报,克格勃马上抓人去审你你敢反抗就一枪毙了。
现在这么多反贼,想想真的该肃反一次。
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是:
大林啊,你咋才肃反啊!
我们都等很久了!
-————————–/-/—-
如果现在我们的大首领要求严查官员党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政府工程造假,女拳势力……
你觉得多少人会反对?
干的足够彻底的事情有一个特点:容易让后人怀疑为什么要干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
苏维埃第一届核心成员(24 人)中,16 人是犹太人,列宁本人也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
1920 年代,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556 人)中,448 人是犹太人,占比高达 80% 以上。
犹太人在关键部门的垄断
外交领域:李维诺夫长期担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中犹太人占多数。
军事领域: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苏军高级将领中犹太人比例显著。
斯大林通过清洗托派、季诺维也夫派等政治对手,间接清除了大量犹太高层。例如: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犹太核心领导人被处决或流放。
军事领域:1937-1938 年,苏联 15 名集团军司令中 13 人被处决,67 名军长中 60 人被处决,师级干部被处决或流放者超 1.5 万人。
斯大林的直接指令:1939 年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 “把人民委员部的犹太人全搞走”,导致外交系统犹太人被大规模撤换。
战后反犹运动的升级
1948 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委员会成员被指控为 “美国间谍”,14 人中 13 人被处决,包括戏剧导演米霍埃尔斯。
1953 年 “医生谋杀案”:斯大林指控犹太医生策划谋杀苏联领导人,导致数千名犹太知识分子被逮捕或流放,计划将犹太人迁至远东犹太自治州。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党的区委书记中已 “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
军事系统中,1939 年苏芬战争暴露的军官断层问题,部分源于大清洗对犹太军事人才的清除。
犹太人移民潮与政策松动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0 年代),苏联放松对犹太人的限制,约 200 万犹太人中一半移民至以色列或美国,进一步削弱了犹太人在苏联的影响力。
时期 | 犹太人高层比例 | 关键事件与影响 |
---|---|---|
1920 年代 | 80% 以上 | 犹太人主导党政军高层,托派、季诺维也夫派活跃。 |
1930-1940 年代 | 显著下降 | 大清洗导致托派、季诺维也夫派被清除;外交、军事系统犹太人被大规模撤换或处决。 |
1950 年代 | 几乎为零 | “医生案” 等反犹运动后,犹太人被驱逐至远东或移民,高层几乎无犹太人存在。 |
在某种意义上讲:
斯大林通过强力手段制止了犹太人窃取苏联的权利,
并确保限制了这个反人类集团无法获得能够真正影响世界格局的武力,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犹太人对媒体霸权的控制,
加上苏联犹太人对全球最强大武力的控制,
两者合兵一处,那么
不是梦想
实际上主要是因为苏共党内隐藏了大量剥削阶级敌人,他们在民间,在田野,在森林,在荒漠,在监狱,在政府,在军队,在科研单位,在教育系统,宣传系统,医疗系统。一加二等于三固然没有阶级矛盾。可是剥削阶级敌人在做一加二等于几时肯定不小心给你搞错,给你坏事。火箭飞机不懂阶级斗争,没有思想。但是隐藏科研内部的敌人可能就让你飞机摔下来,火箭上不去。大量隐藏各个领域的阶级敌人不停破坏,刺杀无产阶级干部,科学家,领导,重要的人被杀。不搞清洗,就会被清洗。
其实欧美也搞了清洗。剥削阶级更是搞清洗。越是对的越被否定,越是错的越被肯定。滑稽不,搞笑不?
对,没错,根本就不知道肃反是斯大林发动的,
没有信息知情权,
苏系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体系?要先认识它的本质,
无数中下层党员是他们在基层的下层节点
几百上千个上层,是他们的上级节点,顶点的几个虫后虫王,掌管所有节点,
形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就是整个国家之意志,的怪诞体系,
虽说蚂蚁昆虫也号称社会性动物,但人不只有社会性动物的属性,还有感情,还有道德,还有文明,
而苏系完全摒弃了这一点,是所有底层平民为工蚁,为炮灰,
不需要很多人思考,虫将,虫王只需要固定的数量,
虫后更是只需要一个,在人类社会搭建出了一个昆虫社会,来进行他们的统治,
但凡开两局钢丝都能知道大清洗不如说是苏联内部吃鸡大赛。不能因为斯大林吃鸡了就说他发动大清洗。这期间很多所谓的受害者也在互相伤害。
因为在斯大林动手之前,苏联的政治刺杀已经泛滥了,斯大林只是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罢了。
有意思的是很多右派分子秉持的史观。
如果说个人崇拜是把斯大林神化,那么右派分子本质上是拼命往另一个方向把斯大林魔鬼化。
这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其实都是不把斯大林看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一样的 “超人”,只不过一个是认为这个“超人” 不仅能力强,而且道德水平高,另一个认为这个 “超人” 只能带来灾难。
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农奴不为自己能吃饱饭站台,为素未谋面的二主子站台?
这是什么劣根性?
斯大林肃反的前奏其实很值得玩味。在我看来他起码分了三步走。
第二步:没等季诺维也夫反应过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以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新党员(指 1917 年以后入党的,这类党员在 1927 年占到全体党员的九成以上)团结在自己身边(这个理论非常之巧妙且有效,成功地将斯大林打造成为新党员尤其是那些工农出身实际上没有多少马列修养的人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摧毁了季和加;
第三步:将主张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农产品的布哈林以反对工业化的罪名解除领导职务,并在之后将乌克兰饥荒的罪名栽到布哈林头上,彻底开除党籍。
三步完成后,斯大林在政治局已经无人可挡,除他以外要么是他提拔的,要么是些他的追随者。党内资历比他老的不是病死了就是跑路了,剩下的全部被开除出党,谁能反对他,谁敢反对他?
不进行大肃反,大清洗的结果,请看伊朗
看看现在的伊朗,被以色列特务渗透成筛子。
斯大林不肃反,就扺抗不住德国法西斯,就不会有正义之师在二战的胜利。
李邈请你再回答一遍,朕咋没听明白呢?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心怀怨恨,刺杀了相父,然后子龙叔叔在回来作证的路上马车从山上摔下来,还就死了他一个?
斯大林的大肃反,肃的是坏人,反的也是坏人,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开展大肃反,苏联就会被蛀虫彻底掏空,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一个正确的、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而开展的肃反运动,人们为什么要反对呢?
奴隶主会允许奴隶反对它?会让奴隶有反对它的机会?
其实这也是一个巨大的 BUG: 为什么号称最能代表民众的意识形态,其执行者随意胡作非为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民众却没有能力组织它?
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后续所有某理论信徒对此都是忌讳颇深不敢面对,洗地也是非要说被清洗的一定各个都是反动分子活该被清洗,至于为什么这反动分子随着主子的随心所欲越来越多、罪名越来越荒唐、没有任何调查取证就随意杀人是不是太残暴…… 对此根本也是避之不及。
关键就在于此: 如果民众无法阻止其胡作非为,那么其声称的所谓代表民众,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如果民众真鼓起勇气公开表示了拒绝,试问,斯大林是会响应民众的诉求停止大清洗,还是立马给反对的民众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拉出去枪毙?
答案不言而喻。
斯大林不开启肃反他都活不过圣诞节。
怎么又有人在搞类似 “阿塞拜疆教士集团” 的历史比附说什么大清洗干掉的都是鲶鱼啊。再说,正如伊思门指出的,在一个既没有也不执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一系列现代法律原则的地方,讲什么惠及普通民众是不是太幽默了。再说波共在苏联的 3817 名主要成员,在大清洗结束之后仅留下不超过 100 人,波共这群流亡者也成了北极鲶鱼?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monderusse/8253?lang=en
2013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詹姆斯 · 哈里斯主编、基于 2010 年利兹大学学术会议的斯大林镇压研究论文集。12 这部关于 1930 年代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新论文集提醒我们,尽管该课题已被深入研究多年,仍具重要学术价值。目前已有数个重大国际研究项目在此领域取得成果。3 关于大恐怖的新档案文献持续公布。在此背景下,审视该研究的最新阶段性结论、思考其学术方向、知识界辩论以及近期研究揭示的分析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恐怖剖析》 部分实现了编者詹姆斯 · 哈里斯提出的 “校准时间” 目标。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暴露出 1937-1938 年事件研究中一些令人不安的持续性倾向。本文旨在探讨这两个维度——既分析该文集在当前学术谱系中的定位,更着重审视部分撰稿人提出的某些尤为不妥的论点。
数据与历史语境
关于 1930 年代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历史编纂学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 基于对苏联档案的考察,当代研究已取代了已故罗伯特 · 康奎斯特提出的 “大恐怖” 戏剧化描述。1990 年代初,随着苏联时期档案的开放,首要任务是准确确定恐怖时期的遇难者人数。来自苏联惩处系统的档案统计显示,在约瑟夫 · 斯大林领导期间,苏联镇压机关造成的死亡人数并非先前认为的数千万之巨,而是 “仅” 有数千万人。其中政治镇压受害者仅占其中一部分。鉴于此,学界普遍认为有必要对现存档案信息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
斯蒂芬 · 惠特克罗夫特在本卷所收录的章节致力于此类阐释。惠特克罗夫特比较了关于镇压的最重要统计资料来源,并得出结论认为, 总体而言这些数据并不相互矛盾。梅兰妮 · 伊利克的文章《列宁格勒大恐怖:来自〈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录〉》 揭示了一个重要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不仅致力于计算恐怖事件的受害者数量, 还研究他们的社会 - 人口特征。大量基于证人证言 (纪念书籍) 的地区殉难者名录,以及历史档案本身,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4
惠特克罗夫特和伊利奇的文章提醒我们, 关于镇压统计数据的研究工作虽多年前就已启动,却远未完成。然而这一进程显然已经停滞。自 1990 年代初获得档案查阅权限以来,历史学家们仅从事了最基础的工作, 例如引用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 内务部及司法部档案部门预先编纂的 统计数据。尽管这些资料意义重大,但部门统计数据并未涵盖所有镇压行为。5 当前亟待完成的任务是确定并系统整理整个斯大林时期(包括战争年代)被枪决、逮捕、送入劳改营等人群的精确信息。目前仅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对 1937-1938 年大清洗运动的研究。 国家安全机关统计数据的进一步审查显示,1936 年 10 月至 1938 年 11 月期间,苏联有 170 万人被捕,其中 150 万人被定罪,包括被判处死刑的 74 万人。这些数据并非最终定论,但确实比官方数字高出约 8.5%。6
(这一切)所展现的惊人暴力与残酷性,解释了为何 1937‑1938 年事件始终引发强烈关注 。显然,大恐怖反映了斯大林体制及其本人的本质特征。但与此同时,若脱离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便无法完整理解苏联的恐怖现象。 本书部分章节的作者对此进行了阐释。大卫 ·L· 霍夫曼考察了二十世纪欧洲与俄罗斯国家暴力的表现形式,尤其聚焦于 “社会分类” 与 “社会切除” 等实践。毫无疑问,这些实践在斯大林时期经历了急剧而彻底的转型。此外,霍夫曼再次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他论述了特定现象在具体时空中成为现实的历史前提、具体动因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联性。 霍夫曼指出:“我并非主张社会分类与社会排斥技术本身导致了苏联的国家暴力。” 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大卫 · 普里斯特兰和 J· 阿奇 · 盖蒂继续深化这一论点,探讨了普遍背景与该现象直接先决条件之间的分野。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有必要将斯大林时期恐怖统治的宏观解释性概念与特定年份具体暴力行为发生的现实条件及动因区分开来。关于 1937-1938 年现象的具体成因 及其本质,学术界长期存在特定争议,本文所评述的著作便是明证。一方是我将暂时称为 “传统派” 的史学家群体 。7 另一方则是数十年来致力于发展 “虚弱砖蒸” 与自发恐怖理论的历史学者。依照学术惯例,我将同样暂时称后者为 “修正派”。
恐怖的内在逻辑
“传统主义” 方法的核心是将 1930 年代的恐怖视为一个总体概念,它是一系列具体镇压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是根据中央指令执行的, 其中斯大林发挥了领导作用。1937 至 1938 年间接连发生的恐怖浪潮,是多项 “大规模行动” 实施的结果。这些 “大规模行动” 的持续时间和目标由国家最高领导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所决定。基于对新解密档案的解读,研究斯大林时期恐怖历史的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以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恐怖而闻名的两位学者大卫 · 希尔和保罗 · 哈根洛赫,在本书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8 本书其他章节的作者也普遍支持这种 “传统” 视角。
与此同时,这部名为 《恐怖解剖学》 的论文集, 可视为 “修正主义” 思潮的最新具体表现,我们从中可得出关于修正主义思想发展的若干结论。长期支持 “修正主义” 的加博尔 · 里特斯波恩 9 在其关于检察机关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度冲突的章节中,用大量篇幅分析了 1937—1938 年 “大规模行动” 缺乏明确周密计划的现象。J. 阿奇 · 盖蒂进一步发展其早期提出的 “弱势 Diktatur” 概念,认为该体制始终受到强大官僚阶层的压力。温迪 · 戈德曼与威廉 · 蔡斯则继续为 “基层自发行为” 概念构建理论框架,他们视其为恐怖升级的重要因素。本书编者詹姆斯 · 哈里斯也充分展现出其 “修正主义” 倾向。
在阐述了 “修正主义” 的相关性后,哈里斯写道:“对于大恐怖初期阶段及其演变过程,我们仍缺乏一个全面解释”(8)。然而,这一论断与事实相去甚远。得益于过去二十年间大量新文献的涌现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努力,我们已对大恐怖及其起源、运作机制、“大规模行动” 的后果形成了透彻认知。 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对 1937-1938 年恐怖时期提供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解释。10
最新史学研究的若干总体论点使我们能够理解斯大林式恐怖演变的逻辑,这些论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在斯大林时期,暴力与恐怖最终演变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和维持稳定的根本方法。 这一因素决定了镇压行动的庞大规模。其次,残酷镇压与相对缓和的周期性交替,与斯大林政治路线的整体波动相吻合。1930 年代初的恐怖浪潮与集体化运动的实施有关, 随后又与 1932 至 1933 年的危机和饥荒相关联。 经济增长激励措施的应用,以及在纳粹威胁下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的导向, 导致 1934 至 1935 年间苏联境内出现了数次恐怖活动的缓和期——尽管谢尔盖 · 基洛夫在此期遇刺。第三,恐怖规模的调整始终遵循苏联领导层的指令。 由莫斯科策划的 “大规模行动” 起到了关键作用。倘若这些 “大规模行动” 未能实施,逮捕人数势必大幅下降。第四,无论恐怖程度如何,其首要目标始终是那些积极抵制斯大林政策或被政权视为潜在威胁的社会阶层成员。其中包括所谓 “富农”——抵制集体化的农民群体。长期遭受镇压的对象主要有:革命前的特权阶级;曾效力于白军的人员;以及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团体成员(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突出的“高危群体” 逐渐涵盖了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曾组建各类反对派的人士,以及在不同时期对斯大林及其路线提出 “质疑” 或批评的普通党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刑事罪犯,尤其是那些多次被判刑的累犯,被视为非政治性但仍是 “社会危害分子”。
苏联安全机关针对这些 “危险” 人群制定了大量详细分类清单。许多被列入档案的人员都受到行动监视。档案信息定期被用作实施相当有限镇压的依据。然而在 1936 年下半年至 1937 年间,苏联领导层愈发确信必须彻底消灭 “反苏分子” 或将他们隔离在劳改营中。若回想斯大林 1929 年首次提出并在 30 年代初实施的 “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 的口号,这一理念并不能称为新创。
自 1936 年下半年起,针对 “阶级敌人” 的清洗运动席卷了前反对派成员及官员群体。苏联领导层中许多人要么曾是反对派成员,要么曾与反对派共事甚至建立私交。正是斯大林为消灭前反对派分子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将这些坚定的反对者定性为蜕变为 “恐怖分子” 和 “外国代理人” 的敌对势力。在他的主导下,1936 年中期制定了必要的内部决议。同年 8 月,不仅筹备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剧本,还拟定了将在 1937 年 2 月 -3 月中央全会期间发动清洗的关键指令。与此同时,党的机关与安全机构系统梳理了所有高层反对派成员的档案材料与人事档案。12
最初主要针对党政官员的全面清洗,大规模镇压逐渐扩大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最终在 1937 年 7 月,下达了要将所有 “反 ‑ 苏维埃分子” 及其潜在 “敌人”" 作为一个阶级 “予以消灭的指令。斯大林批准了若干” 大规模行动 “,其规模远超往年同类行动。恐怖已升级为” 大清洗 “。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使我们能够追溯这场旨在彻底净化国家、消灭 “敌人”” 作为一个阶级 “的思想演变的具体逻辑。自 1936 年下半年起,这场清洗获得巨大动能,发展为针对所有潜在” 敌人 “与” 可疑分子 “的普遍性运动。但究竟何种政治机制与动机构成了这场全 ‑ 面清洗的驱动力?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争议,包括可被界定为” 传统主义者 “与” 修正主义者 " 之间的主要论争。
下达指令:斯大林与书记处
恐怖统治的逻辑与演变在 1937 年 7 月达到顶峰。当月,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00447 号命令,针对所谓 “反苏分子” 的大规模行动指令正式下达。其总体目标显而易见:在数月之内,必须彻底消灭或通过集中营隔离绝大多数 “敌人” 与 “可疑分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次行动最初是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既有档案策划的。逮捕与处决行动主要针对前 “富农分子”,同时镇压对象还包括 “反苏分子”、“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刑事罪犯等其他群体。
该命令的制定和颁布遵循了典型的苏联官僚体系运作模式。最初,关于此次行动的主要指示在莫斯科下达。1937 年 7 月初,各地方获悉了这些计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材料的要求,该命令确保特定数量的逮捕和处决得以执行。随后这些 “限额” 在莫斯科被重新审核修正。基于这些计划,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制定了第 00447 号命令。最终在 1937 年 7 月 31 日,该命令经政治局批准生效。原定行动方案规定逮捕约 27 万人,其中 7.6 万人将被处决,其余则送往劳改营。每个地区都收到了各自的逮捕和处决指标。命令同时规定,经莫斯科批准后这些指标可予提高。自此以后,关于继续执行第 00447 号命令的指示均由中央统一发布。 与此同时,针对所谓 “反革命民族分子” 的行动也展开了——这些群体包括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德国人、拉脱维亚人以及其他多个民族。现有文件普遍证实斯大林在发动大规模行动中起主导作用,多数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也依据这些资料展开工作。13
关于 1937—1938 年 “大规模行动” 的中央集权性质 - 以及 “强势 Diktatur 者” 特殊作用的明确证据,本应重创 “修正主义” 关于恐怖行动自发性的观点及其暗示斯大林软弱的论调。**然而,若干 “修正主义者” 仍试图固守旧有立场,对明显事实视而不见。14 这些尝试最终使 “修正主义” 信誉扫地,因为它们已然超出了理性边界。**本书中由阿尔奇 · 盖蒂撰写的两章尤其体现了这种倾向性。 通过对这些章节的检视,我们可以评判修正主义理论的现状。
盖蒂的论点如下: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斯大林决定推行一部新宪法,其基础是恢复那些 “异己” 和 “敌人” 分子——尤其是此前被剥夺权利的 “富农”——的选举权。此外,斯大林还计划引入自由的多候选人选举制度。这本将成为对抗地方官员的有力武器,这些官员当时已掌握了过多权力。然而,这些官员察觉到威胁后,不仅迫使斯大林放弃了多候选人选举计划,还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恐怖行动,既为免遭镇压,也为消灭潜在反对势力。正是这些地委书记迫使斯大林批准开展 “大规模行动” 的决定,并对签发第 00447 号命令负部分责任。
因此,Diktatur 者与 Diktatur 系统的主导作用在形式上不再具有必然联系。当然,只有斯大林——且唯有斯大林——能够发布如此重要的指令。但他并非独自作出这一决策,而是在外界压力和影响下颁布的。 总体而言,尽管表面上呈现妥协姿态,这一版本仍坚守了 “修正主义” 原始理论的基本主张。斯大林政治体制本质上是非定型化且中央集权薄弱的。 这位 “弱势 Diktatur 者” 甚至无法独立决定诸如实施 “大规模清洗行动” 这类关键问题。
为了验证盖蒂的说法,必须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斯大林是否真的准备在真正提名替代候选人的基础上推行选举?时至今日,尽管经过长期搜寻,仍无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种意图。当然,那些先前被剥夺选举权的民众根据 1936 年苏联新宪法重新获得了参选权利。选举确实变成了直接无记名投票(采用选票制)。但这些都只是表面改革。由于其体系建立在恐怖统治之上,由布尔什维克及其机构掌控的体制依然不可撼动。1937 年及后续年份的选举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假设各地书记确实恐惧多名候选人选举。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解释 “大规模清洗行动” 如何帮助他们化解选举对其权威构成的威胁——这一点在盖蒂的理论中并未阐明。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地方书记拥有向斯大林发号施令的权力?无论是盖蒂还是其他人都未能提供此类证据。通过笼统的表述而非事实依据,盖蒂在其著作中刻意营造出斯大林与地方书记之间存在平等对话——甚至可能是权力斗争的印象!他写道 “斯大林与州委书记之间的斗争”(66 页),“地方委员会负责人与中央之间的较量”(77 页)。“中央与地方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 [原文如此!]——斯大林与地区党领导人之间的权力角逐是真实的权力争夺”(83 页)。
为了使这些总体性的 “强势” 论点更具说服力,本书收录了盖蒂关于雅罗斯拉夫尔地区书记安东 · 瓦伊诺夫的第二章内容。通过研究雅罗斯拉夫尔州党委全体会议的速记记录,盖蒂证明瓦伊诺夫是一个成熟—地区关系网络的庇护者。单就这一发现而言,并不引发任何疑问。众所周知,苏联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的庇护—依附关系的发展。地方书记们与莫斯科领导人一样,身边都围绕着 “自己人”。然而,地方上强大的庇护 —依附关系如何证明存在一个政治权力如此之大、甚至能影响斯大林的书记这一论点? 盖蒂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瓦伊诺夫的例子同样证明了在实施 “大规模行动” 指令期间,书记们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只需指出 :瓦伊诺夫在 1937 年 3 月受到斯大林相对温和的批评后,到 1937 年 5 月就已被解除几乎所有职务 15。6 月他被逮捕并很快遭到处决。这是非常典型的命运。截至 1937 年 7 月 , 当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指令开始实施时,全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和州委的 58 名第一书记中,有 24 名书记被解除职务(通常随后即遭逮捕和处决):7 月份又有 11 人落马,到年底时几乎全军覆没 。16 对书记们的逮捕引发了其周边人员清洗的连锁反应 。 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正如文本试图向我们强调的那样,本应是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实际上却成为了第一批受害者。在恐惧的摧残下,他们竭尽所能地讨好上司,通过展现绝对的服从与忠诚来保全性命。
然而,让我们再做一个假设性的推测。假设那些在 1937 年 7 月前未被斯大林成功清除的书记们确实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向斯大林下达第 00447 号命令。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事实来支持这种推测?盖蒂为证明其论点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政治局关于西伯利亚西部地区 “大规模行动” 的决议于 1937 年 6 月 28 日获得批准。该决议批准处决所谓 “叛乱组织” 的头目——据称这些头目是从被驱逐的富农中产生的。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特别三人小组进行快速案件调查。17
毫无疑问,该决定对恐怖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问题在于,这一决定是否是由西伯利亚西部党的领导人罗伯特 · 艾赫强加给斯大林的?盖蒂试图证明事实如此。然而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弗拉基米尔 · 豪斯托夫和伦纳特 · 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所论证的,作为流放 “富农” 最重要中心之一的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恐怖升级,与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工作及其政委尼古拉 · 叶若夫的活动密切相关。事实上正是叶若夫指示西伯利亚西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谢尔盖 · 米罗诺夫处理大规模—地下抵抗组织网络问题。1937 年 6 月 2 日,叶若夫的副手以如下措辞指示米罗诺夫启动该程序:“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此事极为重视”。根据这些指示,米罗诺夫向叶若夫提交了捏造的材料,叶若夫随后将其呈报斯大林 18
正如迈克尔 · 埃尔曼所指出的,“将米罗诺夫的报告视为纯粹的地区性举措是错误的。“19 埃赫参与此事的程度完全无从知晓。可以确定的是,他听取了米罗诺夫的汇报并支持其行动。在埃赫参与这些正式程序的最后阶段,作为地区领导人,他向莫斯科提交了开展行动的申请。20 事实上,西西伯利亚地区行动的扩展与协调正是 1937–1938 年模式的典型体现。这些行动由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筹备,期间他与斯大林保持密切联络。各地书记们既支持这些行动,也支持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莫斯科转达的请求。
在夸大 “秘书阴谋论” 的同时,“修正主义者” 刻意忽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作用。颇具代表性的是,本书仅有一章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机关。伊恩 · 劳克兰分析了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契卡人员 [安全警察官员] 特殊阶层形成的史料。但这些材料无助于我们理解 1930 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真实状况,尤其在大清洗实施期间。
“秘书阴谋论” 流传多年,但支持者始终未能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相反,大量事实与文件表明斯大林在签发大规模镇压行动指令时是独立决策者。包括内务部领导层和地方书记在内的所有苏联官员,都积极迎合领导人众所周知的立场与情绪。21
J. 阿奇 · 格蒂与尤里 · 朱可夫
“秘书阴谋论” 的明显缺陷使其支持者寥寥无几,格蒂在其论述中仅列举了两位:他自己与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 · 朱可夫。作为历史学博士及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朱可夫以其鲜明的亲斯大林立场著称。其著作之一题为 《斯大林主义者手册》。22 朱可夫提出的观点往往与学术视角相悖。在某次访谈中,他如此解释恐怖活动的终止:“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上层职位多由半文盲的犹太人担任,劳改营体系亦是如此。这些人几乎全被撤换。接替者要么受过高等教育,要么具备不完全学历——完成三到四年学业——且主要为俄罗斯族。 那时,逮捕人数开始急剧下降。23 这些声明不仅公然表现出沙文主义,而且根本不符合现实。然而,正是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构成了朱可夫在媒体上大量采访和演讲的基础。
21 世纪初, 朱可夫成为俄罗斯重新斯大林化的倡导者之一。斯大林的辩护者们从 “档案革命” 揭露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开始采取攻势。他们寻找那些愿意宣称斯大林政权没有犯罪、反而是适合当代俄罗斯的有效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专家。朱可夫填补了这一意识形态专家的空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他采用了盖蒂关于选举和书记的论点。不过,朱可夫很少引用盖蒂的出版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遵循这位美国学者过时观点的事实。显然,这种 “不爱国” 的借鉴可能会让朱可夫在其 “爱国” 支持者眼中受到质疑。
朱可夫在众多访谈及其最负盛名的著作中,描绘了一个民主的 “另一个斯大林” 形象——这位领袖致力于为国家制定最佳宪法,并保护人民免受官僚暴政的侵害。24 朱可夫指出,真正的恐怖元凶正是这些官僚。总体而言,朱可夫 “印证” 了盖蒂的论点,并辅以数个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新论断。摆脱了策划恐怖行动的指控后,朱可夫笔下的斯大林呈现为一位高尚的领导者,他代表人民利益与心术不正的 “寡头” 进行斗争。这种叙事如此契合俄罗斯民众渴望 “铁腕” 惩治后 ‑ 苏联时期贪污官僚的心理,以至于朱可夫的著作被奉若揭示了更高层次的真理。
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朱可夫的著作甚至经不起最基本的审视。专业历史学家在评论中指出,朱可夫违反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他虚构事实与事件,篡改真实文件内容。至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案例中,朱可夫引用了根本不存在的文件。25 这些批评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朱可夫从未费心回应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反而持续为缺乏判断力且政治化的大众读者炮制荒诞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盖蒂也始终无视俄罗斯历史学家对朱可夫作品的批判性文章——尽管这些文章直接指向盖蒂理论与朱可夫学说之间的关联。
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这些努力虽缓慢但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 朱可夫及其理论的学术声誉已受到充分批评,然而盖蒂却出人意料地为朱可夫提供了支持。在评论哈根洛赫那本在我看来遭到不公正批评的优秀著作时, 盖蒂写道:“哈根洛赫似乎不熟悉莫斯科历史学家尤里 · 朱可夫关于发动大规模行动国内决策原因的著作。“26 这种建议采用一个因 “不准确” 而被定罪的政治化宣传家论点的做法显得非常奇怪, 看起来像是个意外。
然而,这一引用绝非偶然。盖蒂实际上已将朱可夫纳入其志同道合的思想家圈子,并在其近著中予以正面引述。27 盖蒂还在相关卷册的章节中引用了朱可夫 。更具揭示性的是格蒂在第 225 页对亚历山大 · 叶利谢耶夫著作的引用——这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活动家兼政论家,曾撰写过亲斯大林的小册子,宣称大规模恐怖是国家的救赎。不知何故,格蒂却称其为历史学家。
人们不禁要问,盖蒂对朱可夫和叶利谢耶夫的著作究竟持何种真实态度。在这方面,或许颇具启示性的是他从未引用过他们出版物中提供的 “事实”,而只援引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其理论的一般性论证和措辞。无论人们对这一具体问题持何种看法,或许更普遍的问题是:这种与不择手段且带有政治动机的新闻报导之间的妥协 ,是否适合真正的学术著作。28
斯大林指令的动机
如果史学家们对斯大林政治恐怖的基本前提条件有着一致评价,那么 1937 年授权 “大规模行动” 决议的具体动因则引发了争议。“传统学派” 提出了多种可能性解释:他们论述了国家领导层对社会工程学的执着、选举期间突发事件的风险,以及在战争威胁加剧时斯大林对臆想中 “第五纵队” 的清除。牛津论文集的多位作者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斯大林情绪与心理状态的重要性——马修 · 列诺注意到基洛夫遇刺事件引发的恐慌, 而 E.A. 里斯 “甚至将斯大林的行为归因于其病态人格”。29 这些解释各有优劣,显然需要整体考量。例如,将 “大规模行动” 的内因与外因对立起来的做法,本质上无疑是种经院式的讨论。 实际上,问题在于斯大林将内部威胁——即众多 “敌人” 的存在——视为 1937 年日益严重的国际危机下更为危险的隐患。30
无论如何,“传统派” 学者的核心立场在于承认斯大林对恐怖统治具有自主决策权,即所谓 “强权 Diktatur 者” 理论。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 “修正主义者” 的框架下,斯大林个人发起 1937-1938 年 “大规模行动” 的动机问题居于次要地位。既然斯大林是在书记们的压力下采取行动,那么首要问题便是书记们自身的动机。正如盖蒂所言,他们害怕在选举中失利。当然,他们必须向斯大林提出某些理由,但格蒂对此方面的论述并不充分。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测,书记们用大量 “敌人” 密谋的故事恐吓斯大林,并暗示他的 “自由主义” 倾向不合时宜。朱可夫认为斯大林可能确实畏惧这些 “自由主义” 的政治指控。毕竟这位 Diktatur 者根基薄弱,甚至可能因此丧失权力。
总体而言,在实质性解释的问题上,“修正主义” 立场是站不住脚的。盖蒂的条件反射式反应是全盘否定所有支持传统框架——即斯大林拥有行动自由——的论述。他攻击了关于斯大林动机最流行的 “传统派” 解释:消灭潜在的 “第五纵队”。盖蒂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首先,他声称 1937 年根本不存在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其次,他坚称在有关大清洗的文件中看不出这种动机。但用大量事实驳斥这两个论点并不困难。
盖蒂写道:“在 1937 年 7 月大规模行动启动前后的数月间,国际上并未发生任何威胁性事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我们不难证实苏联境内恐怖行动与国际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步性。仅列举几项最广为人知的事件:
西方列强对纳粹的 “绥靖政策” 以及 1936 年 3 月莱茵兰重新军事化;1936 年 7 月 18 日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 年 9 月 29 日政治局通过直接干预西班牙事态的决议;1936 年 10 月 25 日德意条约签订;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日签署 《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华后,远东长期存在的威胁进一步加剧。在苏联,这些事件构成了新一轮清除前反对派的基础,其结果是 1936 年 8 月首次莫斯科公开审判。1936 年 9 月 29 日,就在政治局通过干预西班牙决议的同一天,叶若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新任领导人,镇压行动获得新的推动力。 斯大林在 1937 至 1938 年西班牙局势升级期间异常关注事态发展,向驻该国的苏联代表下达了大量指令。他认定共和军总部潜伏着众多间谍和隐藏敌人,下令对其进行揭露与清除 31。1937 年 6 月 2 日,斯大林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成员解释红军领导层 “阴谋” 的关键时宣称:“他们企图在苏联制造第二个西班牙"32。1936 年起,军队与军事工业的扩张开始加速 33,相关例证不胜枚举 34。这一切都表明斯大林认为世界局势岌岌可危。“第五纵队” 的概念正是源自西班牙内战——他认为苏联也可能面临类似局面。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恐怖政策的支配,始终是苏联体系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石。 布尔什维克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掌权,并始终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对布尔什维克而言,战争威胁与政权丧失的危机是相互关联的挑战,必须采取强力应对措施。 詹姆斯 · 哈里斯在本书相关章节中再次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历史事实。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 1936 至 1938 年间,“第五纵队” 的危险概念已深植于斯大林的脑海中。盖蒂声称缺乏相关文献证据,却刻意忽略 “不便” 的史料而只关注 “有利” 文件。他忽视了斯大林在 1937 年 2 月 -3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位领导人当时频繁提及战争威胁。盖蒂还回避了其他涉及斯大林的相关文件。35 其核心论点是第 00447 号命令中未直接提及外部威胁。此外,盖蒂只字未提针对苏联境内德裔、波兰裔等少数民族的所谓 “民族行动”。36 这些行动中,预防性消灭假想敌国间谍的意图昭然若揭。本章在引用某些文件时也存在证据隐瞒的情况。 从尼古拉 · 布哈林在狱中写给斯大林的信件中,盖蒂仅引用了关键句子的一个片段:“尼古拉 · 布哈林在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全面清洗部分与’向民主过渡’有关”(第 230 页)。实际上,布哈林写道这次清洗是 “a) 与战前阶段相关,b) 与向民主过渡相关"37。
近年来公开的许多档案文件显示,斯大林对内外敌人勾结的恐惧如何被恐怖行动的直接执行者——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所理解 38。这些文件同样被 “修正主义者” 们所忽视。
近期史学研究的趋势特别关注恐怖时期的社会进程。人们当时如何生活?他们有何想法?是参与恐怖行动还是试图抵制国家暴力?得益于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们现在能够比以往更有把握地对这些问题作出判断。本书的撰稿者们并未回避这些议题。温迪 · 戈德曼的章节专门探讨了工厂报刊,其中 “敌人” 主题在恐怖年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威廉 · 蔡斯的论文则基于共产国际机关党内会议的材料,该机构同样经历了激烈清洗。这两章进一步证明,大规模意识形态运动是恐怖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在于面对日益增长的敌人威胁时,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苏联领导人。
毫无疑问,研究恐怖条件下的此类运动及 “洗脑” 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问题在于结论的推导。两位作者都倾向于将民众自发性视为恐怖的主要驱动力,而非将其看作动员民众支持恐怖运动的中心策略。戈德曼如此阐述其观点:“尽管中央党领导人发起了一系列在地方层面引发恐怖的运动,但各级领导层(车间、党组织、区、镇和地区委员会)的空心化,导致了一场人人为敌的混乱战争。” 蔡斯则将 “替罪羊机制” 等普遍现象的研究成果移植到斯大林主义的土壤中。“1930 年代苏联镇压的规模无疑具有特殊性,但促成这种镇压的行为却是可悲的普遍人性行为,” 蔡斯写道(280 页)。注意到戈德曼和蔡斯的学术贡献后,本书编者总结道:“若没有群众参与和支持,镇压不太可能如此迅速蔓延,也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受害者”(239 页)。 在这种观点下,民众对 “敌人” 的举报越来越多,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则相应地实施了越来越多的逮捕行动。
正如其他研究大恐怖时期的 “修正主义” 方法一样,民众主动性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文献证据的薄弱,以及对大量历史编纂学和原始资料的忽视。研究者仅基于一小部分非常特殊的文件就得出大规模结论。蔡斯仅研究了两起事件,其中一起与 1934-35 年基洛夫遇刺后的运动相关。而第二起事件至少同样容易与蔡斯的总体结论相矛盾。蔡斯笔下那位 1937 年遭逮捕的共产国际员工,其命运仅在 NKVD 实施逮捕后才被会议讨论。至少在这起案件中,没有任何 “民众行动” 引发了此人的毁灭。
无论是戈德曼还是蔡司,都未深入探讨关于恐怖整体组织或基层运作的大量文献。他们的案例研究仿佛悬在空中,脱离了事件背景和史学脉络。在提出社会作为恐怖驱动力的理论时, 他们并未解释其他理论为何不成立。
事实上,大量近期研究使我们能够确认,告发在恐怖升级过程中仅起到辅助作用。 契卡人员的档案中早已积累了多年形成的 “敌人” 与 “可疑分子” 名册,这些名册成为大规模行动的基础情报。39 在某种程度上,恐怖蔓延过程中还采用了其他揭露 “敌人” 的方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自有目录中的人名清单外,开启新案件最常见的依据是通过刑讯从被捕者口中撬取的 “证据”。任何类型的 “恐怖组织” 或 “间谍组织” 都能从被捕 “敌人” 的熟人、朋友、亲属和邻居中迅速构建出来。此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还向各级政府机关(主要是村苏维埃)索要关于社会出身、民族属性等特征的证明材料,并依据此类材料实施逮捕。 围捕行动在曾居住和工作的前 “富农” 所在的村庄或建筑工地,以及集市等场所展开。那些在围捕中意外被抓的人在审讯中遭受酷刑,被迫承认参与 “恐怖组织”。40
这种揭露 “敌人” 的群众性方法对契卡人员具有明显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快速完成日益增长的逮捕配额。相比之下,多少带有自发性质的告密信则缺乏这种优势。研究表明,调查主要依靠审讯中获得的口供。在托木斯克州 FSB 分局档案中,所研究案件中发现的告密信占比不足 0.5%。41 研究人员证实,内务人民委员部会忽视来自下级的信号,甚至包括党组织提供的检举材料。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们深谙如何捏造被捕者的 “供词”,便不再与线人合作。42 据研究者判断,部分保存下来的告密信实由 “专职证人” 或特工根据内务部人员指令撰写,严格意义上并非真正的告密材料。43 当刑讯流水线启动后,肃反人员手中已有大量待逮捕的 “候选人”,无需告密者协助。1937 年末,叶若夫下令要求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部机关上报借助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揭发的阴谋案件,但收效甚微。 一封典型密码电报于 1937 年 12 月 12 日发自鄂木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局长:“集体农庄庄员或工人主动揭发间谍 - 破坏活动的托洛茨基 - 布哈林或其他组织的事例尚未出现。“44
正如希拉 · 菲茨帕特里克早已指出的,1937—1938 年间的告密行为通常仅构成 “不利信息” 的来源之一。与纳粹德国不同,这些告密并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展调查的典型起点。45 斯大林式恐怖与群众告密虽是相互关联的现象,但通常具有自主性。 随着恐怖氛围的加剧,告密行为无疑为部分逮捕行动提供了依据。然而 “大规模行动” 升级的真正原因、目标及方向,绝非由 “群众运动” 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指令及砖蒸机关的行动——这些机构被预设要编造关于遍布各地、规模庞大的 “反革命组织” 的案件。
并非所有过去数十年间提出的观点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就苏联历史而言,这一平凡真理显得尤为正确。1990 年代初期那些此前完全无法接触的档案开放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斯大林时期诸多事件的认知。自关于斯大林统治本质与运作机制的 “修正主义” 基本理论形成以来,已过去约三十年光景,其中包括二十余年的档案密集研究。这段时间已足以评估该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发展潜力。
首先可以注意到,当代关于大恐怖研究的 “修正主义” 学派并未放弃其最初的基本立场。该学派继续主张斯大林砖蒸体系及斯大林本人作为 Diktatur 者的软弱性,仿佛他深受官僚特权阶层的重大影响。它过分夸大了 1930 年代恐怖中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和压力的重要性。与这些论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派” 学者更有理由将斯大林视为 “强势 Diktatur 者”。“传统派” 坚持认为 1937–1938 年的 “群众性镇压行动” 具有高度集中化的特征,强调斯大林在镇压行动的发起与实施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 当然,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 “传统派” 学者忽视这些悲剧事件的所有复杂性,或将它们视为一台按照精心设计的计划不间断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用斯大林时代的行话来说,就是不存在 “过火行为”。对 “传统” 研究路径而言,唯有一个事实具有根本重要性:斯大林的权力足以发动并掌控 “大规模行动”,并能在特定时刻以中央集权方式将其终止。而 “修正派” 学者所质疑的正是这一核心事实。
聚焦于 1937-1938 年大恐怖动机研究的当代
“修正主义者”赋予它一个实际上并不具备的普遍意义。从苏联历史上这一重要却独特的事件中,“修正主义者”试图得出关于整个体制的结论。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并未突破 1937 年的时空界限。他们对 1938 年 “大规模行动” 的终止机制毫无兴趣,更遑论 1930 至 1950 年代间的其他事件。这种狭隘视角扭曲了他们分析斯大林体制的整体视野。显然,苏联历史上的其他现象需要像 1937-1938 年 “大规模行动” 那样获得详尽研究,而不应事先参照这些行动来考量。换言之,某些事件和现象体现的是 “扩张型” 砖蒸,而另一些则呈现 “收缩型” 砖蒸。但在 1937 至 1938 年间,砖蒸确实达到了过剩状态。
当代 “修正主义者” 精心培育的偏见之一便是,他们与 “传统主义者” 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历史学家, 并自下而上地考察历史进程,而 “传统主义者” 则将所有事物简化为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历史。这一论点先验地赋予了 “修正主义者” 优势。显而易见且无可争议的是,在 Diktatur 统治条件下,国家的历史远比 Diktatur 者本人的故事复杂得多。
与此同时,现实中当代 “修正主义者” 宣称对苏联历史持有特殊视角——如该书编者导言所写的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实则是对其论敌立场的明显误解与歪曲。首先,当代 “修正主义者” 对理解社会与政治进程间复杂关联的贡献实属有限。 其次,“传统” 观点的支持者从未将恐怖统治单纯归因于斯大林个人。相反,他们积极研究恐怖时期的社会史,探究斯大林主义体系各层级结构间的互动关系。要证实这一点,只需参阅近十至十五年间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
当代 “修正主义者” 对待这些事实的态度完全是选择性的。即便在档案公开后,他们仍依据少数精心挑选的档案文件构建其预设前提。正是这种对整体史料和文献的漠视,使得 “修正主义者” 得以保持其理论框架的纯粹性。本书清晰展现了这一倾向。 当代 “修正主义者” 撰写的章节往往主要引用其小圈子内的著作,或仅选取部分档案来源。若对其有利,“修正主义者” 甚至准备引用边缘历史学家或激进评论家的可疑作品,如前文讨论的盖蒂关于朱可夫和叶利谢耶夫著作的例证。 他们对反对者著作的引用仅流于形式。实质性的辩论被抽象的宣言所取代。当代 “修正主义” 拒绝回应对手多年来提出的直接而具体的问题,用术语堆砌替代事实分析。 总体而言,当代 “修正主义” 正日益蜕变为一种 “史学宗派”,与其他研究者仅有微弱联系。
我们不能忽视,当代 “修正主义” 的发展逻辑反映了当前苏联史学界面临的普遍困境。苏联档案的大规模开放和研究成果数量的激增使历史学家陷入极其艰难的处境。我们无法跟进所有新发表的著作,因而错失许多新进展。这种趋势加剧了形成紧密专业圈子的风险——这些圈子专注于狭窄课题,成员间相互联系却对圈外动态漠不关心。海量的实证资料使许多学者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相同研究,并完全无视对手的批评。这些弊端似乎正以超出我们预期的速度蔓延开来。
把董小姐的爸妈,把 179 分读大学的那什么茜的爸妈,还有把周公子们的爸妈和周公子本人们,送去卢比扬卡玩消消乐,你作为一个吃不到特权,高考也没有加分待遇,毕业要自己投简历找工作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反对?
因为你善?
古代皇帝先用酷吏做白手套,用完了就丢出来平民愤。苏系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上一次灾难的积极分子,成为下一次灾难的对象,这样就可以利用前一次灾难,来促成后一次灾难,上一次的受害者成了新的白手套,就是这样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即使时隔多年,也会有大仙贝振振有词的说,你们反对吃饱,键身能整导致吃饱的人,你们又不高兴,岂非逻辑有问题?
回到问题上来,在那种环境下,能爬上去的都不干净,得罪的人多了,所以会有很多人乐意和斯大林相互利用。
肃的就是您反对派,您还自己主动送人头了?
肃反,就是清除 - 反对者,斯大林连政治局常委同僚都拉出去枪毙,谁有免死牌,与斯大林平起平坐提意见?
民选政治不存在肃反,肃反是独裁政治的产物,肃反的目的就是,反对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不能讲话了,要么不敢讲话了。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犯罪组织中的成员,人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所以,同志们只有团结起来,相互包庇,继续把罪行进行到底,才能取得 “最后的胜利”(避免被审判)。
远看懂王挨枪子
近看俄罗斯伊朗猖狂的间谍内奸
斯大林越发伟大正确
说大权在握,就能为所欲为肃反的人。解释一下广州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将蔣该死 “肃反” 了?反而被蔣该死用“中山舰事件” 夺了国民政府军权?
斯大林只是开启了明上的肃反,名为肃清反动派的公开的政治运动
但是大林子之外的苏共高级干部早就开启地下肃反,实质为肃清反对派的不公开的地下活动
你以为斯大林是为了肃清反动派精心策划了大清洗运动,事实上当时暗地里的互砍已经遮掩不住了,砍基洛夫那是因为砍无可砍,要砍大林子他不在而已。
为啥大林子最后被赫秃搞全盘否定,因为这货是托司机的粉丝,没被干掉的托派。
所以托派最后还是胜利的赢得了苏联
懂王羡慕死他了
没经验啊,苏联这事,全球独一份,你见过哪个国家会用一堆抽象词做判决,连辩解和审判都没公开,直接一波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基层人员一起杀的做法??封建王朝都没见过这事啊
社会主义的肃反整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可以理解为人体免疫风暴,是最后的拼命一博,扛过去就重生,抗不过去就死。
绝大部分组织连发动大清洗的能力都没有,悄无声息就死了。
不要把肃反单纯看作苏大林脑子一热做出来的事情,就像改革一样,一切的政策一如果执行的很到位,一定是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来推行的。
你苏联红军不听我的,我就上井冈山找红军呗
是是是,几千年底层牛马缺乏法治意识,不懂得暴力别人同时自己也会被暴力,只要相信法律努力维持秩序就可以了。李自成错了,孙中山错了就你们是对的!!来来来,先把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的头还回来???怎么,你们资产阶级革命就可以暴力,换到无产阶级就不行了是吧???[惊喜][惊喜][惊喜][惊喜][惊喜]
412 为什么没人反对??苏区石头过刀,人要换种怎么没人反对??还有,小胡子种族灭绝怎么没人反对??
因为整个大肃反时期本质上就是对当时苏联内部积累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的总爆发和最终解决。只不过在 30 年代这个时期,本国革命硝烟仍未完全散去,国际上全世界政治都在走向激进化,政治制度上各种制约和平衡仍不完善,加上斯大林本人在威望、理论和性格上的缺陷,使得这场总爆发和最终解决以这样一种偏激进的方式开展而已。
赵高 “指鹿为马” 时有人反对吗?
同理。
而且后人比前人聪明得多,至少没那么生硬,知道先用很多口号来忽悠。
恐怖份子自相残杀是好事啊
没有大肃反,就没有二战胜利,斯拉夫人早就灭绝了
你只看到肃反的弊端,没有看到肃反的益处,直白地说,没有肃反,很难齐心。
苏德战争初期到莫斯科战役前期,苏军的损失为 320 万,其中基辅战役被俘就是 70 万,但是,后方军心就是没有散,
德三在初期那个 “长刀之夜” 对冲锋队进行清洗之外,一片祥和景观,最后还是出现了 “狼巢” 对德三的暗杀及柏林暴动,
还有就是一些高层与盟军勾勾搭搭,
有时候,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朱元璋,赵匡胤也是不完全错的。
(还有一点,西方的工业文明太强大了,当时看到西线的美军,3 公里的路程,没有吉普车,他是不走的,每当看到这样的回忆,感觉很不理解,现在应该理解了,谁家也不会 50-100 斤的东西,用扁担去挑 6 里地,在 40 年前,这是很正常的。)
印度之所以会发生二月逆流这样的反抗,也就是老帅们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是因为尼赫鲁使用白手套。老帅们不敢和尼赫鲁 bb,但和宋美龄陈伯达对骂一下还是敢的。
斯大林则是亲自上阵了,有好几万人枪毙包括波兰森林那事都是他本人签字的,那就没办法了。平时把他捧到佛祖位置的就是这批人,事事都正确,那现在如来下法旨了,还能怎么反抗?
但亲自上阵这事是双刃剑,好处就是无人反抗,坏处也很明显,就是河清海晏之后你这责任撇不了。你不好再说这事是文珠普贤小集团搞的,斯大林平时也没有不许会议记录,最后的下场就是舍利子被移出来了。
首先说几个数字:68.1 万人被枪决。130 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大清洗不是清洗了几个元帅将军,是 3.5 万军官被枪决。
看到这么多吹斯大林肃反的也是无语 了,肃反是什么好词吗?不清楚苏联的肃反不妨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肃反就是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学苏联带回来的。可以查查博古,夏曦,张国焘都在主持肃反时都做了什么工作?看看教员,毛派是怎么被边缘化的,许继慎,曾中生,徐帅老婆是怎么被杀的。
不爱查资料的看看电视剧也行阿,李云龙都懂肃反是个什么玩意。这会居然有人吹上了。
有不少网友还是认为大肃反虽然残酷,但还是好处很大。对苏联好处先不争论,对官方定义的苏修领导人好处确实不少,这里提两个名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的晋升:从地方官员到中央核心
赫鲁晓夫早年以乌克兰基层干部身份崛起,1934 年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并在 1938 年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深度参与大清洗运动:
作为乌克兰肃反负责人,赫鲁晓夫批准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 “敌人”,甚至亲自拟定死亡名单,包括乌克兰共产党高层。
他支持斯大林的清洗政策,公开主张对 “托洛茨基分子” 等进行镇压,以此获得斯大林的信任。
1939 年,赫鲁晓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勃列日涅夫的晋升:斯大林提拔与职位空缺机遇
大肃反中的火箭式升迁
勃列日涅夫的快速晋升更直接依赖斯大林的个人赏识与肃反导致的职位空缺:
1935 年,29 岁的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副主席,后因忠诚可靠被斯大林关注。
1938 年,他接替因肃反被清洗的乌克兰第一书记,成为该地区实际掌权者,主导当地清洗运动。
战后进入中央核心
二战期间,勃列日涅夫以军队政治部主任身份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等关键战役,战后因斯大林的器重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1952 年,他被斯大林指定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进入苏联最高权力层。
三、两人晋升的共同逻辑与差异
共同点
忠诚与执行能力:均通过高效执行斯大林政策(尤其是肃反)获得信任。
职位空缺利用:大清洗导致大量干部被处决或失势,为两人提供晋升空间
枪毙叛徒就是大肃反,打死汉奸就是搞内斗。
面对人民不愿意跟他走这个问题,斯大林就是要肃反和清洗掉反对他的人,在肉体消灭中收拢权力。
有些答案能不能别把大清洗和文革混为一谈,压根不是一个性质东西。
你不能在发起大乱斗后被打了才说打人是不对的。
当他们处决白军降将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白军成员。
当他们处决农民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城市工人,我需要粮食。
当他们处决水兵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敢表现得同情他们。
当他们处决克里姆林宫的元老的时候,我没有说话,甚至还有点高兴,因为他们自作自受。
当他们处决托派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托派是什么。
当他们处决我的时候,我说我没有罪过,他们说指标下来了,能沙的都沙完了,但还有不少名额,只能委屈你了。
子弹穿过脑袋前,我在想草他妈的下辈子离这个地方远一点。
其实叶努基泽被处决并不是因为什么批评大清洗之类的,他被处决的根本原因是在面对阶级敌人时心软了,个人关系大过了党的利益,因为克里姆林宫案带来的对叶努基泽的指控就是对于阶级敌人疏忽大意:
叶努基泽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最高苏维埃中直接在加里宁手下工作。他被指责在允许 “阶级分子” 在他的行政部门工作方面松懈,经常在他的个人保护之下。他确实是一个慷慨的赞助人,在加里宁的暗中支持下,他悄悄地做了他能做的事情,以颠覆对贵族出身的人的迫害。—《在斯大林的团队中:苏联政治中的危险生活岁月》
而在基洛夫遇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道德责任锒铛入狱的这种关键时刻,叶努基泽的软弱使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安保上捅了个大篓子,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当中居然有加米涅夫的亲属:
巧合的是,在叶努基泽的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中发现了几名卡梅涅夫的亲属,其中包括加米涅夫的兄弟和兄弟的前妻。在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事件中,总共有 110 名克里姆林宫服务管理部门的雇员(包括加米涅夫的亲属)被捕;他们被指控组织了一个在克里姆林宫暗杀政府官员的团伙,并接受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 “恐怖主义指示”。这个组织后来扩大到包括卡梅涅夫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加(她也是托洛茨基的妹妹)。—《在斯大林的团队中:苏联政治中的危险生活岁月》
然而叶努基泽并未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很大的政治错误,他在党的会议上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声称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叶努基泽:没有人是未通过安全审查的情况下被雇佣到克里姆林宫工作的。这适用于所有官员,无一例外。
雅戈达:不是这样的。
叶努基泽:是的,是这样的。
雅戈达:我们提交了安全报告,但你坚持要雇佣。我们说不要雇,你还是雇了。
叶努基泽:雅戈达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年》
而由于叶努基泽在发言中抨击了 nkvd 办事不力,导致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深感恐慌,因此他加大了对叶努基泽的攻击,并建议将他开除出党,而叶若夫一开始的建议只不过是把叶努基泽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除名:
他声称他的组织不比其他组织更好或更差,并指责 NKVD 和监委官员没有好好审查被指控的人员。在政治上,他仍在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的发言是记述语,是有关于真假的断言,而当时所需要的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施行语。这项工作包括成为一个仪式化的代理人,通过特定仪式环境中的话语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有用的 “他者”,一个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使用的 “教训”。
NKVD 的主管雅戈达必须说点什么。按照程序和逻辑,本应是他的组织发现并报告这一罪行。但实际情况相反,是来自党书记处的叶若夫发现并报告了 “叛国罪”,这一事实已经让雅戈达的能力招致怀疑。叶努基泽在讲话中指责 NKVD。NKVD 受到了明确和含蓄的抨击。雅戈达必须发言,他在自己的辩护中必须强硬且不妥协。他必须表现得比教皇更加虔诚:
我认为,叶努基泽的讲话已经把他自己置身于我们党的范围之外了。他在这里所说的话,他带到中央全会上的这些话,是一堆庸人的废话。叶努基泽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雅戈达提议将叶努基泽开除出党,这超出了叶若夫仅仅把他从中央委员会除名的建议。—《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年》
而且由于叶努基泽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错误,这毫无疑问他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在政治上的疏忽大意和他面对党时桀骜不驯的姿态使得中央委员会中所有人都对叶努基泽产生了厌恶,这一点卡冈诺维奇作出了总结:
他坚持认为,每个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崇高——都必须遵循主人叙事和党纪仪式:“我们的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惩罚时对党内所有成员一视同仁,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 当然,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关系到叶努基泽,也因为我们党内无疑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放轻松点了’: 鉴于我们的伟大胜利,鉴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前迈进,他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打个盹了。”—《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年》
而斯大林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这也表明了他在清洗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未能表明立场可能反映了他对发动全面镇压的犹豫不决。他亲自软化了雅戈达对克里姆林宫案中被定罪者的许多判决,包括减轻一些死刑判决,并下令释放几名被告。—《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年》
最终,叶努基泽被开除出党,到了 1936 年 8 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有想法为叶努基泽恢复党籍,但是这一行动并未实施,这个未尝尝试的行动表明叶努基泽的结局可能比斯大林最初预想的要严重的多:
在又过了两次全会的 1936 年 6 月,斯大林一有机会就亲自提议允许叶努基泽重新入党。斯大林当时解释说,现在是接纳叶努基泽重新入党的最早时机:“否则,就等于是在一次全会上开除了他,而在下一次全会上又重新接纳了他。”—《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年》
所以可以说叶努基泽并没有很大的政治智慧,他和布哈林一样原本可以通过悔罪的方式得到党的原谅,但他们选择拒绝承认罪行,这就导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党分道扬镳,最终迈向他们的悲惨的命运。
苏联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最高密度的权力集中。不像美国是三权分立,彼此制约。苏联虽然形式上会开会讨论,本质上还是斯大林一言堂。苏联会从精神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政治立场层面先洗脑,对于洗脑不成功的提反对意见的会安排特科搞暗杀。
大家应该都知道诈骗团伙的套路,或者看看电影《孤注一掷》,你老老实实听吩咐去执行,可以保障你基本的生存权,你不听话就要挨揍,想逃跑就要处以极刑。在这种恐怖高压下,谁敢反对?
可以说斯大林统治手段比历届封建帝王都狠,真实历史上封建皇帝也不是说想杀人就随便杀人的,但是斯大林可以做到随便一个理由就签字处决。
不要说 1930 年代苏俄。2022 年现代俄罗斯,俄国内任何公开反对新沙皇 对乌克兰 “特别军事行动” 战争俄国人,要么坐牢,要么被做掉,要么被迫逃离俄国…
希特勒屠杀几百万犹太人,为啥犹太人排队等屠?
朱元璋清洗开国功臣,为啥十几万人排队被屠?
你看太平天国内斗能看出端倪,太平天国内斗时展开屠杀前,可不是通知你我要杀你了,而是你好我好,然后突然就动手了,大部分人压根没意识到屠到自己头上了
斯大林大肃反时,也没刚开始就列个清单,我要弄谁谁谁吧?如果第一天就列满几十万人,那毫无疑问的会直接进入暴乱状态,他说要搞人,但是没说要搞谁,都以为不是自己
那可太多了,本身肃反扩大化就是反对者的杰作啊。
抢方向盘,算是常见的政治斗争对抗手段。
但是,无论代价多大,到这个份上了,也只能肃反搞完。而且肃反本身是有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只不过操作过程中代价太大了,虽然不少代价就是因为反对者抢方向盘导致的。
斯大林在二战之后一言九鼎,甚至在二战顶住了第一波攻势之后可以随便干掉任何人,不等于他在列宁刚去世时就有这种权威。
那时候斯大林算个啥啊,也就是保卫察里津(也就是斯大林格勒)算是个亮点。
他刚上台时,根本没有二战后的那种权威。
大清洗运动之所以发生了,而且是以超过斯大林预期的规模发生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事它顺应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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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的苏联啥情况,大家可以参考现在的伊朗。绝对是可以参考的。
斯大林就跟哈梅内伊的权威情况差不多,说话有用,但没那么有用,下边各怀鬼胎的人一堆一堆的。而且反对派真的敢动手杀人。
说白了斯大林也许提出了大清洗这个概念,但实际上这是苏联内部派系本来就在发生的事,只是后人接着斯大林的指示给这些内斗加了个名字总结起来而已。
列宁去世后,几个路线势力肯定要找个机会进行一场难以避免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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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在强调大清洗运动对苏军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他们认为的那个 “苏军” 只存在于幻想当中。
现实里的苏军,收到坚守命令直接溃逃的比比皆是。
所以后来苏联拍《莫斯科保卫战》时还特别演了一段,师长接到坚守的命令,但要带着部队撤退过河,政委说我们政治部坚决不撤。
所以大清洗运动虽然降低了苏军的专业性,但提升了苏军的忠诚度。
而降低专业性这事也不好讲,因为你失去的是骑兵时代的专业性,在坦克时代未必是正面的价值,也可能会导致顽固不化,成集团军地把人给葬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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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评价现在伊朗的军队高层被斩首,也是类似的说法。
一堆脑子不灵活的保守老登被干掉了,下边更懂新时代军事的青壮派得到机会,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会提升。
你看后面这几天炸以色列富人区,思路就很对,就比真实承诺 2 那次的轰炸效率提供特别多。
没有办法反对。
苏联的体制就决定了整个国家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人能够约束他。斯大林想肃反就可以随便杀掉几百万人,苏联最顶层的权贵也是想杀就杀。杀到苏联权贵阶层自己都害怕了。
如果现在国家开始彻查并严惩协和 4+4,故宫大奔,武大学术不端,以及朱令案的责任人,可能一批学阀和权贵要掉脑袋,你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支持不支持?
某蓝色头像用户又重复 “斯大林谋杀基洛夫” 这种陈词滥调。想了解基洛夫案的可以看看 Saratov(可惜,他号已经看不了了。真不知道他的号是什么时候没的)的文章,参考一下,恐怕没有比这个更详细的案情叙述了。作者的观点是,这纯属郁郁不得志的尼古拉耶夫个人所为,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谋杀
抗飏虓虎最近关于基洛夫的两期各位同志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反对派一定要刺杀基洛夫?
以前看历史说 2 个日本人,1 个伪军控制了整个县城,当时我还想怎么可能,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这几个人,后面我长大了就理解啦
反对的人都死了,不就没人反对了。
文 / 飞天三水皮
社会主义绝不是以现成的形式诞生的,就如 “绝对理想” 那样,或者就像从海浪泡沫中诞生的阿佛洛狄忒那样。它本身是发展中的历史因素,其发展的出发点取决于内外环境及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它在成长。它在斗争。它在建设。它在取得胜利。它从发展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等等。由此可见,从超历史的观点、静止的观点,从直接用某种绝对的和冻结不变的观点去看待在现实存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都是极端愚蠢和荒唐的——不管这种不变的标准看起来像什么,也不管它叫什么。
——尼古拉 · 布哈林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许多地方干部在当地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圈子,地方机构的重要成员往往是这些地方领导的亲属或者亲信。他们常常歪曲或对抗中央的指示,并庇护自己的亲信,造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
自 1920 年代末以来,省委领导人已经成为与封建贵族相当的强大政治角色。他们控制了辖区内的警察、法院、工会、农业和工业。他们对莫斯科负责,执行计划,管理着基于庇护和个人权力的等级组织。斯大林在 1934 年称他们为把莫斯科的命令束之高阁并竭力向莫斯科隐瞒真实情况的 “封建王公”,称他们 “认为 [莫斯科的] 决定不是为他们而是为傻瓜制定的。”形式上,他们在各省代表着中央权威,但实际上,他们运行着强大的政治机器,主宰着他们领土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地方干部还常常大搞个人崇拜,把各种功劳全部都算到自己的头上,仿佛和中央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在阿塞拜疆,石油工业的进步被归功于巴库党委第一书记的英明指导。斯大林观察到,高加索地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委,只有基于党魁个人意志的统治(他就此使用了哥萨克用语 “阿塔曼”)。 在乌克兰,一篇关于文学的权威文本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辅党委书记的意见。 某期地方报纸提及了当地第一书记的名字多达六十次(该书记的妻子当时正在管理意识形态机关的这一事实无疑起到了帮助作用)。西部地区第一书记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当地报纸上,被称为是 “该地区最好的布尔什维克”。 在哈萨克斯坦,当地党委主席团甚至试图以第一书记的名字来重新命名天山山脉的最高峰。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他们还时常通过各种手段解决或者歪曲中央政策,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例如 1935 年进行民主改革时,部分地方领导为了免受批评对中央命令进行篡改。
地方组织担心 “讨论” 可能引发普通党员的批评,因此它们试图避免执行日丹诺夫的改革措施。例如,萨拉托夫市党委巧妙地歪曲了 1935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关于改进 “政治教育工作” 的法令,将要求党组织书记向党员会议 “汇报” 的规定,改成了只需提供“信息”。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由此可见,苏联许多地方干部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圈子。这些地方领导将自己的亲属或亲信塞进那些重要的机构,从而完全控制了地方的整个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 这些被领导塞进去的亲属或者亲信忠于这些领导,而不忠于中央。通过各种方法,例如意识形态部门的亲属或亲信通过职位的便利塑造对地方领导的个人崇拜来巩固其地位。 而地方领导又反过来通过自己的地位,保护自己手下的这些亲信免受政治风波。
这样紧密的利益圈子和对地方各机构牢牢的控制,事实上就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令他们可以歪曲、篡改和对抗中央命令。 这些利益圈子,形成了独立王国对抗苏联中央以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事实上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新生资产阶级。
1935-1936 年期间,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核查党证的运动,被清洗的大多是基层党员。该运动中被清洗的主要成员是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1935 年初至 1937 年 2 月期间各类清洗结果的总结显示,被开除人数最多的是 “白卫分子”、“富农”、其他“阶级异己” 和“敌对”分子(占 27.5%),紧随其后的是 “堕落变质” 的人(占 20.6%),接着是 “其他人员”(占 17.7%)、“诈骗犯和骗子”(占 8%)、违反党章吸纳进来的人(占 6.7%)、“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占 5.5%)和其他八个较小的类别。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然而,也许是因为许多地方干部自己和亲信本身就干过不少对抗中央的异己态度或者蜕化变质的事情,并不打算按中央的命令来执行,而是把矛头基层普通党员中的消极分子。
许多 “地方党的官员及其小团体… 没有利用党籍证件核查来调查官员是否持有可能被中央视为 “右派” 或异己的态度,而是把目标对准了普通党员中的“消极分子”。”,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打击的不是和中央异己的人,而是平时和自己有异己态度的人,同时又转移了矛头,防止 “自己人” 被波及。
例如基辅第一书记波斯特舍夫的组织就通过 “向党员询问深奥的经济理论问题,然后将未能通过测试的人以“消极怠工” 为由清除出党。”。
当然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比这更过分的。比如像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R.I. 埃赫为了维护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就公然把矛头转到工人身上,他 “在 1935 年 12 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就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表讲话时,与许多其他发言者不同,强调的危险并非来自管理者,而是来自工人中的 “落后分子”,这些人贪婪地从国家获取的比他们回报的更多。”
显然,比起工人,这些地方干部似乎更加亲近管理者和专家,阶级立场站在哪里,一目了然。
例如在 1935 年 12 月中央全会上:
波斯特舍夫关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其他言论也表明他主要关注的是加强秩序和纪律,以便更好地完成计划,并且他强烈反对攻击管理者和专家。1936 年 4 月,他声称虽然仍然存在部分破坏分子,但许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活跃的敌人已经成为了 “苏联人民” 的一部分。
… 波斯特舍夫和他领导的基辅党组织特别抵制莫斯科关于在党内更加重视 “党的政治工作” 和“民主”的要求。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强烈不满,像**叶若夫就认为开除消极分子这种事情就必须极其谨慎,不能随便乱开除,要三思而后行**。并且他坚持认为 “党组织不应该仅仅因为受到中央的压力就开除大量无辜的人。”
叶若夫谴责地方党领导们因为一些小过错,比如隐瞒阶级出身,就开除党员,然后把他们当作危险的敌人对待,剥夺他们的工作并将他们从住房中赶出去。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而斯大林本人的反对则更甚,他看穿了这些新生资产阶级的把戏,“特别担心对 “消极分子” 的迫害”,认为这显然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他甚至试图通过修改党章来阻止这种做法。”,因为他认为不能指望每一个普通党员都成为 “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 “党章中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掌握党的纲领、章程和最重要的决议这一条件应该取消”
显然,像唯心主义者常说的那样 “善恶有报,因果轮回”。
这些地方领导天天转移矛盾,不愿意革自己的命,去革别人的命,各种开除基层党员,迟早还是要革到自己头上的。
斯大林的使者安德烈 · 安德烈也夫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组织罢免了权势滔天的亚速 - 黑海边疆区委党第一书记鲍里斯 · 希伯达夫,并进而颁布了对政治上粗心大意的地方书记的新政策。 … 乌共中央第二书记、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帕维尔 · 波斯特舍夫也受到谴责,并被剥夺了其中一个职务。七周后,他被解除乌共中央书记职务调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一开始,针对地方干部的清洗烈度还没那么高,仅仅不过是降了职。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清洗的深入和民主改革的推进,斯大林没有想到这将成为自己一次曲折而充满血腥味的壮年冲锋,叶若夫也没有想到这将成为自己最后的冲锋。
早在 1935 年初,斯大林就提出了要实行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新选举制度。“斯大林相信政权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严厉的镇压可以用法制来缓和”
当时日丹诺夫就被斯大林 “派往萨拉托夫州党委调查联共 (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投诉,1935 年 7 月他对该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广受关注的抨击… 据日丹诺夫称萨拉托夫边疆区党委对普通党员采用了 “镇压” 和“行政手段”而非 “教育” 和“劝说”。党内没有“自我批评”,普通党员也因过于恐惧而不敢发声。”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而希伯达夫和波斯特舍夫的降职对此民主化改革的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二人的严厉批判伴随着一场的反对 “压 制批评” 和“违背党内民主”的可见政治运动。 ” 于是此事发生之后,“将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举行差额选举,并且党组织负责人将接受普通党员的批评。”
在 1937 年 2-3 月的中央全会上的演讲中,日丹诺夫 “谴责了 “增选” 的做法,即地方党领导人拒绝召开党内选举,而是任命自己的心腹在机关中担任要职。”
紧接着,日丹诺夫又继续 “要求在 1937 年 5 月举行强制性的党内选举,党的各级领导人都将前所未有地面临由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的重新选举。几名中央委员对日丹诺夫的选举提议热情不高;有人甚至以各种理由公开提议推迟投票。但是斯大林为日丹诺夫新党内选举的建议展开了辩护。”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地方干部不仅常常会将亲属或者亲信塞进常规机构以达到自己对地方的控制,而且也和地方 NKVD 负责人交好,从而保证清洗不会清到自己头上来。
地方 “家族圈子” 的另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将当地的 NKVD 负责人也纳入到机器中。虽然省级 NKVD 名义上向莫斯科报告,但它往往是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只要长期任职的 NKVD 负责人还在,他们就倾向于为受到下层批评的当地党领导人辩护。地方政治机器中的著名成员很少被逮捕,警察迫害落到了仅犯有轻微罪行的普通人身上。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方领导能够避免多次政治风波,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是如此。
然而,既然新生资产阶级之间会相互勾结,革命派干部又岂会坐视不管?
布尔什维克高层革命派很快做出了反应:
1937 年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叶若夫悄悄地撤换了现有的省级 NKVD 负责人。与此同时,对安全部门内部党组织的控制权从地方党委转移到了警察自己的手中,因此让地方的 NKVD 官员脱离了这些地方党委。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失去地方 NKVD 这个保护伞,这些曾经一出政治风波就将矛头转向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的新生资产阶级,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开始还是通过较温和的民主手段进行指控和撤职:
6 月,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开除名单包括几名重要的地方书记,包括斯摩棱斯克的鲁米安采夫、库尔斯克的希伯达夫、列宁格勒的丘多夫和科达茨基。
到 1937 年底,80 名地方第一书记几乎都被替换了,包括那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
他们往往被指责为是 1936-37 年发生的经济和农业失败的罪魁祸首。 由于开除和撤换地方党书记需要得到党组织的正式投票,并且斯大林希望动员普通党员反对中层领导,所以这些撤换都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
一名政治局的高级特使会从莫斯科被派往省会,奉命 “核查” 当地的党领导层。地方党委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特使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地方领导人和 “他的人” 的指控。 通常情况下,当地的第一书记会发言(如果他仍然自由的话),然后当地党委的成员会被发动起来谴责他们的领导人(由于一个莫斯科的大人物在场,现 在这么做是安全的),最后,当地的领导人会被撤职。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疑似阴谋军事政变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仅军队高层受到了清洗,还使得全国清洗烈度达到最高峰,“将军们的倒台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针对各领域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爆炸性恐怖。” 布尔什维克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随之达到最高潮。
而地方干部自然也不能不成为革命大恐怖所吞噬的对象:
“1937 年下半年,大多数人民委员(部长)、几乎所有省委第一书记和数千名其他官员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并被捕。这些高级官员中的大多数似乎在 1937 年至 1940 年间被枪决。”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清洗矛头转向地方领导,民主化改革也随之加快推进。
早在 1937 年 2 月至 3 月中央全会上,日丹诺夫和领导层就已经颁布新法令,规定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应按照新宪法进行:将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且包括前富农和牧师在内的 “阶级异己分子” 将首次被允许投票。”,布尔什维克高层用行动打破了血统论。
毫无疑问,地方领导人对这些变化绝不会感到满意。他们 “认为在党外举行这类选举之前,必须消除民众中 “阶级异己分子” 所带来的威胁。”
而到了清洗矛头已经对准地方干部的上半年末和下半年:
“1937 年 6 月 27 日讨论选举法草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和 10 月 11 日和 12 日中央全会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继续对富农和其他敌人所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
——《斯大林主义与动员政治》
地方领导还举例说 “牧师和宗教组织在选举活动期间格外活跃,他们利用了任何合法注册的组织都能够提名候选人的规定。”
部分地方干部对民主化改革的恐惧并不奇怪,毕竟就是从三七年六月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民主手段对省委领导进行清洗,而倘若每个地方都开始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和差额选举,那么想必将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干部因为平日的所作所为被人民换掉。
所以,自然这些新生资产阶级不能不找个借口抵制,于是他们就将矛头对准了富农等已经被打倒了旧剥削阶级,试图通过大规模行动把自己从被打击对象这个位置上挪开。
那么这些地方干部的借口本身是否有道理呢?
显然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富农、资本家、前白军分子、宗教团伙,这些已经被打倒的反动派,他们这些人毕竟还是在的。原本他们可以靠着剥削劳动人民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如今却被布尔什维克打倒,他们当然不会甘心放弃每一个可以复辟的机会反攻倒算。
而这些人的后代,尽管不一定会反动,但毕竟是在反动的家庭中成长的,成为反动派的可能性显然是远远大于工农家庭的后代。
布尔什维克高层显然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问题,民主化改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清洗地方干部是为了消灭蜕化变质分子,都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步骤。但是,如果开放选举后在旧剥削阶级的操纵下,所有地方干部不论革命派还是新生资产阶级全部下台,然后换上这些旧剥削阶级想要的人,那布尔什维克这几十年的革命不都白干了吗?
不搞民主化改革,就难以动摇地方家族圈子,那些地方干部迟早要演变或者已经演变成新生资产阶级,整个布尔什维克就可能变质,苏联就要变色。但如果搞了民主化改革,结果让旧剥削阶级渔翁得利了,布尔什维克就要下台或被渗透,那苏联还是要变色。
最终斯大林决定向地方领导妥协,支持他们发动 “大规模行动” 来镇压已经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就在困扰地方领导人的选举法公布的那一天,政治局批准对地方领导人所抱怨的那些分子发动大规模行动,斯大林几个小时后给各省党委书记发送电报,批准他们组建致命的三人小组。 … 在担心公开选举的地方书记的施压下,政治局在 1937-1938 年发起了 “大规模行动”。”
果不其然,地方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乃至肉体生命,为了使自己不被革命恐怖所吞噬,必然会将对准自己及其亲信的矛头转移到阶级异己分子和异见者身上:
许多地方官员可能至少像他们在莫斯科的老板一样迅速转向了镇压。不难想象,在 1937 年的螺旋式恐怖中,地方领导人会害怕被指责为 “人民公敌”,他们会发现,为了转移对自己的猎巫狂潮,发动针对他人的镇压运动是很方便的。
——《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大规模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旧剥削阶级的威胁就是要残酷迫害、无情镇压。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干部即那些已经或正在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人通过血统论转移矛盾,同时借此打击异己,尽管为了防止扩大化斯大林对 “每个地区的配额都有限制,增加配额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而当大规模行动真正开始的时候,还是造成了严重扩大化,伤及了大量无辜的人。
而根据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我们发现这显然是新生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法。
虽然苏联部分地方干部在工人和管理者、专家之间总会站在后者那边,但是在这种革命恐怖随时会将其吞没的时刻,部分人义无反顾地选择背刺专家。
例如,早在 1937 年初,中央就注意到有几名地方党书记,“为了避免受到谴责,他们非常随意地允许 NKVD 逮捕工业、运输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主管、技术主管、工程师、技术员和建筑专家。中央提醒你们,省委书记,更不用说地方的党官员,没有权力批准这种逮捕…”
随着局势越发尖锐,恐怖消灭了大批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旧剥削阶级,却也在反动路线的干扰下造成严重的扩大化,如果再不制止,整个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就要崩溃,因此不能不终止它了:“1938 年 1 月,中央全会公布了一项决议,批评了基于 “错误” 或过度 “警惕性” 的大规模开除党员行为。”
“政治局和斯大林个人都在担心党的解体和名誉扫地。党现在必须被 “平反”:必须停止大规模开除;必须加快接纳新成员和重新接纳被开除的成员。”
紧接着,得罪了太多人的叶若夫显然成了众矢之的,尽管斯大林试图通过将他调到水运部门来保护他,但他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最终,叶若夫还是在 1938 年底垮台,并于 1939 年初被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他被指控 为波兰和英国的间谍,他到 1939 年年中才招供。
后来,他在 1940 年 2 月接受秘密审判作最后陈述时表示他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就在昨天,贝利亚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对我说:“不要以为你一定会被处决。如果你愿意坦白并诚实地说出一切,你的性命就可以保全。” 在和贝利亚这次谈话后,我决定:我最好去死,我最好作为一个可敬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并且在审判中只说真话。在初步调查中,我说我不是间谍,我不是恐怖分子,但他们不相信我,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在我 25 年的党内工作中,我同敌人进行了光荣的斗争并消灭了他们。我犯了很可能被处死的罪。我稍后再讲这件事。但是我没有犯过控方在起诉书中指控我的罪行…… 我清洗了 14,000 个契卡。但我最大的罪恶在于我清洗的契卡太少了。我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会把对被捕者的审讯任务交给 一个或另一个部门主管,同时在心里想着:“去吧,今天审讯他——明天我就逮捕你。” 我周围全都是人民的敌人,我的敌人。我到处清洗契卡。我只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北高加索没有清洗他们。我以为他们是诚实的,但事实证明,我原来一直在我的羽翼下窝藏着破坏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和其他类型的人民公敌…… 我请求告知斯大林,我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欺骗过党,这是千千万万人都知道的事实,他们都知道我的诚实和谦虚。我请求告知斯大林,我是形势的受害者,仅此而已,然而,我所忽视的敌人也可能与此有关。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赴死。
(详见《通向恐怖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从上面论述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
大清洗远远不是自由派极权叙事中那个斯大林一声令下,NKVD 就跟癫痫一样大杀特杀,无辜民众和 “无辜” 干部全都乖乖等死的奇异搞笑恐怖故事。
这种幻想斯大林无缘无故的从一开始就密谋大屠特屠,实际上就是将他幻想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邪神,仿佛坐在莫斯科就能凭空预感到谁在想什么、谁有威胁、应该怎么消灭。斯大林如果有这么厉害,赫鲁晓夫之流根本就没机会活到后面否定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少年时就会被全家灭口。
而部分左派责非常荒谬的认为,仿佛整个大清洗就是所谓 “机会主义者”“精神病” 叶若夫一个人乱搞乱杀,而斯大林竟然愚蠢到过了那么久才知道他有问题。这难道不是变相的抹黑了斯大林吗?
说到底这不就是个网左版本的极权史观吗?只不过角度从抹黑斯大林变成为斯大林辩护,我的评价是辩护的挺好建议下次别辩护了,叶若夫要是真有那么大的能耐靠自己一个人瞒天过海那么多人,最后又怎么会落得个粉身碎骨下场?
实际上,他们头脑风暴出来的这一切,真正的历史相比是多么的空洞、僵化而简单化,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而仅凭臆想的结果就是这样。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和曲折,一开始是核查党证,清洗掉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一些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地方领导却趁机用来打击与自己而不是中央异己的人,保护自己的亲信。
后来,通过民主改革以发动基层党员批判和降职的温和手段清洗了许多地方干部,再后来随着阶级斗争尖锐化,革命恐怖吞噬到了这些新生资产阶级头上,其中不少人的肉体生命也随之终结。
再到后面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已经被推翻了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又开始出来兴风作浪,高层革命派又不能不和幸存的地方干部合作发动大规模行动进行镇压,高层革命派希望通过配额的方式限制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绞尽脑汁打破限额使针对旧剥削阶级清洗扩大化,从而转移针对自己和亲信的矛头,并趁机打击异己。
到最后,大恐怖终结了,叶若夫——这位沉重打击了新老资产阶级,却也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恐怖执行人本身,终于也被革命恐怖所吞噬,带着一大批反动派一同粉碎了…
斯大林没有本事自己开启大肃反,他虽然是领导但也是组织成员,他虽有势力可是也不只他一个派系,国家是由各种利益派系组成的,你当红军之父是摆设呢?
那个大清洗起源于各种派系的大乱斗,是互杀模式。当然他的派系自然受益于他的领导权力,可是你也别把斯大林想的太牛逼了,要说坏事都他一个人干的是一种污蔑方法,要说他和他的派系就可以搞成全国的大肃反那根本就是没长脑袋。
他要这么牛逼,你信什么耶稣,你信斯大林得了呗。
那么是怎么才能形成大肃反呢?
例如:托派说布哈林派破坏粮食→布哈林说军方通德国间谍→军方说地方官僚是不干活的莎比→地方官僚说托洛茨基是莎比…………
他们都认为自己指控的人背叛了理想,投靠了敌人。从而他们开始互相攻讦。当做敌我矛盾。互喷、恶意举报,以及动手去抓捕和枪毙对立派的人。
斯大林及派系,是在已经发生了的这种大乱斗当中,生存了下来。这肯定得益于他已有的权力,同时也得益于群众对他的支持。可以说斯大林是一个催化剂,但确实不是斯大林开启大肃反,他开不动。
如果单是斯大林与自己的派系,那么他只能给搞成一个短暂结束的事故、或单方面的 “安静反腐”(也就是有秩序的撤换掉一大批政敌而已)而并不能够搞成长时间的养蛊大乱斗。
这个大清洗,可以归结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形态的系统问题:他不是军政府,但却是仅次于军政府的纯粹战斗组织。他的优点是高效率复仇机器(党员也是战士、战士又要学政治)他的缺点是缺乏弹性,缺乏制衡(耿直互戕)—— 而这种组织形态,它是危机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是它却又无法超越那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提醒一下:这种形态和共产主义没有必然关系。马克思并没让你建立布尔什维克这样的组织。布党是一种时代方法论。因不同时代及社会环境,根据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目标,或有不同方法,不同的组织形态,而达到共同的理想。
我仅反对英雄史观。“斯大林创造了历史、斯大林决定了一切”,苏联队长是吧?这个想想都蠢。
正所谓,时事造英雄,英雄亦适时(换成枭雄也一样)——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好比问波尔布特和金太阳怎么没人反对
小胡子被犹太人洗白了,这下苏联大清洗也被犹太人洗白了
因为他手上有暴力机关
因为他手上的暴力机关听他的
因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应该做的事。
外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不去清查内部,现在的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
带着洁白的手套是没法干革命的
有些人将大清洗跟苏联打赢二战绑在一起,就很搞笑了。
要不是大清洗,一开始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也不至于打得那么窝囊,苏军初期被打成一坨史,就是军队中高层被清洗的结果,打仗的人水平都很烂。
要不是苏联土地辽阔,你早就跟法国一样直接投降了,还有资格讨论打赢二战。
为了洗白大清洗,直接跟你说大清洗是打赢德国的直接原因,真的知乎不要太不要脸。
要不是因为军队的清洗,你苏芬战争打成那惨状吗?希特勒要不是看到你搞军队清洗,会想着那么着急入侵苏联吗?
至于为何没人反对?反对的不都是被杀了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李可夫、拉科夫斯基等人不都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判了吗?怎么反对?化作鬼魂来反对?
大清洗是在 1936 年和 1938 年吧?本来斯大林清楚对手,成为说一不二的集权者的政治手段,硬是给你洗白成了打赢德国的关键要素。
然后还跟你扯伊朗的问题,跟你讨论杀不杀的问题,你怎么不说印度也应该杀不杀的问题,杀完信不信给你解体完了,靠那点宗教维持一点统治,杀完人看你死不死。实在太过搞笑了。
你要说斯大林反击纳粹的壮举,我没意见;但是你要洗白肃反,那就搞笑了:这种暴力的杀人手段只能导致后来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一团乱麻,因为你的权力会被继承和分割,之后又会有人学斯大林搞这一出,你苏联是古代皇朝还是非洲国家,搞血腥政变?
肃反是打倒一批人的同时又提拔了更多的年轻干部。
打倒的人包括季诺维也夫这样的布党老近卫军,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托洛茨基一派的军官和官僚,布哈林这种影响力极大的反对派,以及诸如鲍罗廷这样的国际派。
可别以为这帮人是什么好鸟,布哈林估计已经是其中相对最白莲花的了。
季诺维也夫,自称列宁最好的学生,但是支持临时政府和泄露十月革命起义计划都有这货的份(还得托先知麾下的水兵给他擦屁股)说他是反贼真不是冤枉他。
图哈切夫斯基,沙俄旧军官,标准的托司机一派。华沙战役失败这货得负主要责任,关键是他的军队建设也是一塌糊涂。有一说一这货被干掉也算是情理之中,他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布哈林可能是最不应该死的,但他对斯大林留下的遗言是:柯巴,我理解你为什么要杀我,换作是我也一样会这么做。
取而代之的,是在苏联成立后,在诸如五年计划等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技术官僚,这批人受益于斯大林的统治,忠诚且有理想有动力投身于苏联的国家建设。比如赫鲁晓夫和勋宗,都是大清洗时期上位的。而这群人也确实展现了足够的忠诚,纳粹都兵临城下了,没有任何反对派搞事,恰恰相反慈父一波红场阅兵还能在损失了主力部队的情况下继续持续不断的暴兵,玉米更是从乌克兰拉出了百万大军。作为对比上次德二离圣彼得堡几十公里沙皇就被逼退位了。如果图哈切夫斯基这种货还活着,苏联后方可能这么稳定么?
ps:所以现在明白玉米上位后的秘密报告这操作到底有多 sb 了吧。
再加上外部环境变化,对于德国纳粹上台再武装的恐惧,伪满洲国在远东施加的压力,以及对于德国左翼领袖李仆克内西被杀害这件事的 ptsd,苏共从内外两方面都有着充足的动力搞大清洗。
忠诚的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这里说一下我的看法,可能比较主观,也没有具体史料支撑(抱歉,逻辑非常混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修真史学的资料)
肃反是对的,但扩大化了
让我们先看一下清洗的原因———基洛夫案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 1930 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4 点多,基洛夫来到莫尔尼宫,他走到三层时,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跟在基洛夫身后,按理说应当紧跟着他,而是离基洛夫 20 多米。
基洛夫以前警卫利涅夫曾在 1960 年 12 月 30 日向苏联专门设立委员会作证时说,当时上级禁止警卫离领导人太近。
由于基洛夫是政治局委员,其警卫级别很高,有 23 名警卫。但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却不在,基洛夫一个人走向办公室,藏在楼道的凶手从背后向基洛夫开枪射击。
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就这么一个离谱案件,结案更是神奇。
押解鲍里索夫的车竟然是一辆很普通的卡车,而且半路上发生车祸。后来司机向苏联高层报告当时车祸情况:卡车正在行驶时,司机旁边的内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接往墙上撞。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为奇怪,鲍里索夫当场死亡,结论是死于车祸。后来他的妻子也被害了,司机也被关进了集中营。但 1959 年,几位当时的医生认为鲍里索夫是被从头顶上用金属物打击而死。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苏联的党争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地步,而之后的大清洗,则是把背地里的阴谋全部摆到台面上来,然后一一清算。
1934 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刺身亡。由此案,开始了肃反运动。掌管安全部门的亚戈达自然成为肃反运动的第一位直接负责人。当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即因涉嫌 “谋杀基洛夫” 被亚戈达掌管的安全部门逮捕。次年 1 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受审。在这次审判中,亚戈达迅速处决、流放了许多人,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只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所以在 1936 年,开始了基洛夫案的重新调查
1936 年 8 月 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 在莫斯科开庭。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
人民群众在听到消息,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后,发现反对派们如此险恶。
由此,人民被调用起来,一起参与肃反运动
但雅戈达本人并不热心参与肃反,有时甚至拖慢进程,专注于搞腐败,贪污公款享受生活。
于是 1936 年 9 月 26 日 亨里希 · 格里戈里耶维奇 · 雅果达被免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职,尼古拉 · 伊万诺维奇 · 叶若夫随后于 1937 年 1 月 27 日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和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随即开展了对于雅戈达的调查。
在叶若夫的领导下
托洛茨基派被清洗
右翼反对派被清洗
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阴谋被发现
民主集中派与工人反对派失势
苏联思想统一,军队建设转向于更务实的学派(骑兵集团军这群神人怎么没被洗?)
但是苏联绝不能只靠恐怖来维持。
自苏联八大(或者之前)开始的立宪运动,也号召着人民积极参加与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宪法学习活动,公会民主积极开展。
同时,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在快速进行,斯达汉诺夫运动仍然积极开展,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也让工人们处于过度疲劳状态。而在日丹诺夫的带领下,许多科技人员得到政治豁免,文艺工作者被保护,用来参与苏联的动员以及经济建设。
集体化与工业化完成,25、35 计划有序开展苏联科学院建立,大部门被拆分转化为更专业化的小部门
但同时,残存的白卫军和土匪对经济的破坏,又一步证实了清洗的必要性,工人和农民们开始保护他们的财产,同时尽力发现潜藏在自己周围的敌人,而管理人员则被要求写检举信(无论有没有敌人被发现)
这里提一嘴,叶若夫虽然非常的激进,权力几乎无限,但人家确实是心向苏维埃的。
最后,由于马林科夫报告,叶若夫逐渐失势,然后就是贝利亚上来翻案,持续到 1938 年的大清洗就此结束。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尾
“不能说在大清洗时没犯过错误,但可惜的是,所犯的错误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
加季托布这些反动匪帮当然反对。问题在于基洛夫这种人物都能被 “明杀” 了,还不进行大清洗肃反反动派,这才有问题。
除非有人能说出斯大林被刺杀之后苏联还能有什么好结局,但我想这么说的大部分人都巴不得罪恶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和罪恶的社会制度苏维埃一起毁灭
普通人面对这种局面,玉石俱焚是最好的下场,至少要够本。你看看天文台事件和许大小姐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要是有个深藏利刃的疯子,能文能武就得垫背了。
因为那群俄布官僚过于离谱,群众早就想杀了。知道哪个群体在大清洗中是最先被干掉的吗?公家食堂的经理和厨子。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民愤如此之大会被首先枪毙。大清洗中完蛋的,不能说全部,大部分都是这种货色。
肃反准确来说不是斯大林开启的
斯大林的主要支撑者是底层工人官僚和技术官僚
庞大的中底层官僚才是斯大林活到最后的原因
把反对的再肃反一遍就行了呗。
肃反只是一个壳,很多人都需要借这个壳往里装自己的东西
做个最简单的类比,《鹿鼎记》中,韦小宝查抄鳌拜府邸的时候,到底抄到了多少银子?
甚至韦小宝知道的那个数是真的吗?
这些都不好说
反对意见是上午提的,晚上你的名字就出现在了肃反名单上。
那一夜,枪声噼里啪啦的,跟过年一样。

苏联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就是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将肃反运动一笔勾销;
现在词典中的 “苏联肃反”,已被定义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在全面否定“肃反” 中,共产党的形象遭毁灭性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也遭到了空前的历史虚无。
可当 “苏东剧变”、“伊拉克战争爆发”、“俄乌战争爆发”,特别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迅速垮台中,“第五纵队”在其中的泛滥催化,让人们不能不重新认识 “肃反” 的极端重要性,也不能不重新审视苏共历史上的“肃反”。
一、苏共二十大对 “肃反” 的妖魔化
1956 年 2 月 24 日,苏共二十大闭幕最后一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当赫鲁晓夫搞阴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恣意妄为地做完 4 个多小时的报告,苏联主席团才知道他要讲什么,也才意识到他的发言特殊性和影响的严重性,可已经无力回天。
为此,苏共二十大会议禁止讨论,并十分严格地要求报告内容不可外泄,这才成了 “秘密报告”。而“秘密报告” 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指控肃反来否定斯大林,也可叫“妖魔化肃反的报告”。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又岂能关上?
很多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需要在历史的沉淀、历史的对比中清晰。1991 年,苏联这样一个世界强国轰然解体了,苏共这样一个曾经伟大的政党瞬间灭亡了。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多年来想要围剿消灭苏联,竟毫不费力地 “不战而胜” 了。此时,回头弄清肃反这样几个问题,大约也就看清了肃反的本来面目。
**其一,肃反为了什么?**任何历史研究的一个绝对前提,就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反思肃反,自然也不能离开。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四大威胁:
1. 党内反对派分裂的威胁。党内出现的八大派系,公开对抗苏共的决议,不仅使苏共陷入内耗,更使苏共面临分裂。尤其,当这种党派之争掉入暗杀活动,性质就完全变为敌我矛盾。
季诺维也夫等人虽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暗杀事件有任何牵连,但承认过去对斯大林的批评,可能客观上助长了苏联国内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承认对暗杀事件 “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至少说明,当时苏联恐怖主义的暗杀,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有一点必须明确,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绝非权力之争,而是为了保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不被改变,也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不被颠覆,更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不能复辟。
2. 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横空出世,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恨之入骨,反对共产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旗帜,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是他们共同的使命。
“斯大林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 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 “第五纵队”,在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
为此,苏联若不坐以待毙,必须对抗帝国主义的联合颠覆和绞杀,肃反本身就是必然和针锋相对的直接对抗。
3. 国内被推翻的阶级复辟。失败的阶级还在进行疯狂挣扎。他们 “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 ‘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叛乱,并勾结国际帝国主义,发动 14 国武装干涉。有很多军队打着保卫沙皇的旗号,想让尼古拉二世重登王位。
193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们仍然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破坏和捣乱,同无产阶级作拼死的斗争。当时的肃反运动是受到苏联全体人民热烈拥护和响应的。
4. 寻租培养修正主义代理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曾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1975 年以后,美国配合情报部门获取的情报信息,在苏联安插一批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各民族产生分歧。
**其二,肃反主要对象是什么?**在 “大清洗” 期间,主要打击对象是共产党干部和国家官员。“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清洗” 行动旨在加强对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控制,以打击腐败和犯罪行为。虽然确实存在一些无辜者受到牵连,但从整体来看,这场运动有其特定背景、步骤和目标,一直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规章地进行,并非是无序的暴行。
当然,对于执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否用 “肃反” 的手段,这值得商榷。但苏联的 “肃反” 绝非等同屠杀,而且,大部分肃反对象是只作了组织和行政处分之类的处理。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斯大林并不赞成执法机构过度镇压无辜者,并曾对此进行过严厉批评。即使斯大林对肃反扩大化应承受一定领导责任,但不能将所有问题完全归咎于他个人。
其三,肃反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基础。受到法西斯德国所进攻的国家,无不潜藏着希特勒的 “第五纵队”。而苏联通过肃反清除内奸及内部敌人或不可靠的分子,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在战争中的准备程度、效率和战斗力。
对此,在肃反期间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 1941 年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知道希特勒的间谍到处都在活动,甚至在美国和南美。德军进入布拉格时得到格伦的军事组织的积极支持。挪威、斯洛伐克、比利时,也是如此…… 然而,在俄罗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事。‘希特勒的帮手在哪里呢?’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他们被枪毙了’,我回答道。到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苏联政府在清洗的年代做得是多么富于远见……”。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德国政府通过苏联驻布拉格使馆与俄罗斯的一些重要人物保持着联系。阴谋的目的是推翻斯大林,在俄罗斯建立新的亲德国的制度。苏维埃俄罗斯着手进行清洗,这场清洗是毫不留情的,但至少是需要的,它清洗了政界和经济界。苏联军队不受亲德分子控制了。”
如果没有这个肃反运动,苏联一旦战败了,那绝不是多几千万人遭屠杀的问题,而能让整个俄罗斯民族灭种,能将苏联推入万劫不复!
其四,如何看待肃反的扩大化。肃反运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出现扩大化在所难免。中国的土改没出现扩大化吗?但能否认土改吗?中国的反右没出现扩大化吗?但能全面否认反右吗?
如何看苏联肃反,“根本问题在于立场”,关键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去分析、总结。须知,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直在竭力诋毁、丑化肃反运动,就是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
1. 恶意妖魔化肃反的扩大化。凡修正主义分子上台,都是相伴谣言四起,这已是一个历史规律。赫鲁晓夫这个 “两面人” 上台,同样相伴着制造各种政治谣言泛滥。其用 “秘密报告” 妖魔化肃反,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这只不过是谣言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典型案例。
德国纳粹党的宣传部长保罗 · 约瑟夫 · 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中国也有句古语:“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 重复散布谣言,尤其是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公开造谣并反复散布谣言,极容易形成社会的思维定式,这也是一个宣传规律。
就在公开并反复散布谣言中,苏联的肃反和斯大林、捷尔任斯基、贝利亚等人,就被思维定式成 “恶魔” 了。
2. 肃反出现扩大化难以避免。隔壁的德国希特勒已经上台了,正在野心勃勃地扩军备战,留给斯大林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急迫将肃反范围扩大转入第二阶段。时间的紧迫性、历史的复杂性、现实的严酷性决定,肃反不是温良恭俭让地吟诗绣花,扩大肃反范围必须进行。
对这样的肃反运动,列宁有个比喻很形象:就如两个人在对打中,很难说清那一拳应该打,或那一拳不应该打。肃反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甚至不排除存在诬告,更不排除有敌对分子恶意去扩大化,但在当时很难把握那一拳不该打,很多事要在沉淀后,才能看清。
3. 斯大林搞肃反绝无私心杂念。斯大林有坚强的党性,他毫不利己,一心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无论是对老朋友,还是一些所谓的 “老革命”,只要是陷入党内派别活动,或者涉及里通外国问题,一概 “六亲不认”。他的妻弟斯瓦尼泽因被揭发出参与间谍活动,就在肃反中被处死。
斯大林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苏联,他将一个扶犁耕种的农业国,迅速建成与美国比肩而立的世界超级大国。斯大林逝世后,他只留下一个烟斗(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他的私人物品)、一个红色笔记本、两件日常换洗的上衣、五条深色长裤,还有 1000 卢布。
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墓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4. 斯大林积极纠正肃反扩大化。至于肃反存在扩大化,这不能仅仅从斯大林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当时的客观、主观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对于肃反有可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甚至不排除存在诬告,并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次提出,斯大林早已有认识并积极进行纠正。
1937 年 6 月,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想,无论我们的指挥员当中,还是在政治工作人员当中,还有一些偶然牵涉到的人。对他们…… 自己来说明一切,就宽恕他们。” 他还重复地说:“应当宽恕,保证宽恕他们,决不食言。” 可见,斯大林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反对任意扩大打击面。
1938 年 1 月,《真理报》专门发表题为《为被错误开除的人平反,严厉制裁诬告者》的社论,可见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对肃反存在扩大化,不仅已经有所认识,更公开进行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很多引用的材料,就是斯大林已经在肃反结束后一年,就已着手肃反存扩大化进行平反昭雪的材料,只不过被肆意放大成对肃反扩大化的全盘否定。
6. 肃反运动的伟大功绩不容抹杀。一个古今中外没有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政权,会引起全世界的仇视,会竭尽全力去颠覆破坏,而国内的失败者会千方百计地复辟。
苏联的肃反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反渗透、反复辟,甚至是反侵略的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起了重大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的,这个大方向应该肯定。一风吹地平反昭雪,这是形而上学猖獗,是另一种极端化的阶级报复!
苏联社会主义的亡党、亡国、亡制,大约就是这个极端化阶级报复的恶果深度显影。而苏联社会主义的亡党、亡国、亡制,似乎从反面又印证了苏联肃反运动的伟大功绩光照千秋!
普京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谁要想回到苏联,谁就是没脑子。谁不怀念苏联,谁就是没良心!
根本原因是 1. 白军的军阀 / 节度使 / 军头和第四教的骑士团模式的权力来源有根本不同,骑士团只是为教主打圣蘸的,没有反抗的资本,也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
2. 慈父不仅是天可汗还是第四教教主,他在挡郑机关树大根深经营多年,支持者是很多的,肃反并不是整所有人,而是一拨人整另一拨人的宗教裁判所。
因为开的晚了,列宁说的一点儿错都没有,他就是太软弱,事情发生了才搞这个。
所以现在还有多大比例的人认为 cr 没必要?
尤其是经历过前几个月的事情以后?
朱重八死后登基的朱允炆一上来就在朝堂上大骂自己的祖父是独夫民贼,是十恶不赦的暴君,然后给所有在洪武三大案中死去的人不论身份地位,全部昭雪。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朱重八自己是非不分,搞出三大案冤杀了数万无辜者,只漏了一个真正的凶手朱允炆呢?
还是说害死马皇后的凶手为满朝文武百官以及自己整个朱家皇族?也就是说整个大明朝全没一个人支持朱重八全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只要把反对者都肃反了,然后再扣上各种罪名,这不就没有人反对了?这不就证明肃反是必要的了?
独裁者为了维护权力,常用的就是这种人身消灭手段。可笑的是那么多普通人,各种角度替斯大林寻找这种大规模杀戮反对者的必要性,合法性。
看到这个问题下,各种为这种肆意杀戮叫好的,再看看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也挺可悲的。
斯大林这种大清洗,除了极大的巩固了斯大林的权力,还带给了苏联什么?在账面实力并不弱的情况下,仅仅五个月时间,就损失五百多万苏联红军和天量军事物资。是不是还得感谢斯大林的大清洗,没这个大清洗苏联可能直接完了?
一个国家,统一思想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肃反,弄不好德军兵临城下就直接投降了,甚至巴巴罗萨没开始先打内战了。
不肃反的例子也有,伊朗,靠拉拢底层民众推翻买办政权的教士阶层,没有下决心肃反清洗,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如果咱们没打内战与常凯申共存了,现在可能会回到没好的民国时代吧
另外,国家的政策或者行为对国家有没有利,看西方媒体就知道了,如果被西方夸得跟花一样,就小心了,不是卖国也是对西方有利的买办,比如甘地,曼德拉,叶利钦,泽连斯基,常凯申。
你不能只在自己被图图的时候反对大清洗
而当时每一次肃反,被肃的都是绝对少数,于是大家都迎来了自己应得的美好下场
列宁式政党的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下级听命上级也是很有必要的,把不听话的换掉,清理队伍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大林子的理论水平压不住其他人啊。打嘴仗打不过别人,只好动真枪了。
这点上,还是庆幸老毛活的够久,老邓又是个身段灵活,不走极端的人,才能平安过渡。
泽连斯基开启全乌克兰石壕吏大赛为何没人反对?
按照张口闭口 “左友左棍” 的人的说法 乌克兰人民那是在保家卫国,所以没有人反对抓壮丁,那些不愿意上战场保家卫国的人,都是懦夫,人民群众乐见泽圣把他们送上战场报效祖国
同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同志和苏共党中央那是在肃清反革命,所以没有人反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祖国内部和平和稳定的人,都是苏维埃的敌人,人民群众乐见铁叔喂他们枪子儿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一,大清洗并不是斯大林发起的,相反,斯大林本身就是大清洗的幸存者。
第二,斯大林作为幸存者,为什么没有选择结束大清洗,相反要搞肃反把大清洗推向高潮?
可能因为他的最好的战友基洛夫被人搞死了,他觉得,大清洗不对,但错在不精准,不彻底,该搞死的没搞死,不该搞死的弄了好多。
所以,斯大林掀起了他主导的,更加深入的,更加彻底的,针对性更强的大清洗。
有人觉得斯大林洗的更多,所以并不是更精准。其实不然,因为之前的大清洗并没有一个明确目标和标准,理由太多,有点对人不对事。
而斯大林肃反坚持了对事不对人,说要清洗反革命,就要清洗反革命,你打仗负过多少伤,立了多少功,有什么干系,我管你是不是将军,是不是英雄,你反革命就是要打倒。
所以,人多,并不是因为不精准,而是因为目标很明确,标准很客观。
那是不是有很多人被扣帽子,扩大化,是的,正是如此,但这是结果不如意,并不能否定斯大林搞肃反,继续大清洗的动机。
想要了解大清洗的历史可以看《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怖》,或者这篇文章 斯大林大清洗对苏德战争弊大于利吗?
一个核心事实是,当时从普通民众到党内干部,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国家面临着来自内部破坏者和外国间谍的真实威胁。这种信念并非空穴来风:
1 内战的创伤记忆犹新,“人民公敌” 和外国干涉的说法与许多人的亲身经历相呼含应,使得民众对存在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宣传接受度很高。
2 尽管在政治上早已失败,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等反对派的存在是事实。1932 年柳廷纲领明确提出要 “摧毁斯大林的独裁”,这种激烈的言辞很容易被解读为暴力信号。同样,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国外与苏联内部的异议分子建立“集团” 也确有其事。这些事实为后续扩大化的指控提供了“一粒真实的谷子”。
3 在快速工业化的混乱时期,生产事故频发。在官方宣传下,这些事故很容易被归结为 “破坏分子” 的蓄意破坏,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解释。
大清洗并非差别的、针对全社会的恐怖,而是广泛的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清理。
清洗初期主要针对的是前反对派成员。1937 年 7 月叶若夫下达的大规模逮捕令,其目标也主要是富农、刑事犯、神职人员、旧政党的成员等早已被污名化和孤立的群体。对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这更像是一场针对 “社会异己分子” 的清理运动。
对于许多普通工人和农民来说,这是国家在清除腐化、无能的官僚,他们甚至通过检举等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当时流传的一个笑话很能说明问题:“你们找错门了,共产党员住在楼上!”
到 1930 年代中期,所有有组织的、能够对斯大林领导层构成挑战的政治反对派都已被彻底击败。布哈林在 1936 年 12 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辩护词就是这种无力感的集中体现。他没有从根本上挑战大清洗的前提,反而承认了其他 “破坏分子” 的存在,只能诉诸个人荣誉和对党的忠诚,但这在当时毫无作用。
问题提到只有阿维尔 · 耶努吉泽一人敢于向斯大林直言,这并不准确。在高层内部,反对斯大林最严厉主张的情况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生过。最典型的例子是 1932 年的 “柳廷事件”。当斯大林要求处决柳廷时,政治局内部的关键人物,包括谢尔盖 · 基洛夫、谢尔戈 · 奥尔忠尼启则和瓦列里安 · 古比雪夫,都表示了强烈反对,最终迫使斯大林让步。
1937 年 6 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一批高级将领被逮捕和处决,这是决定性的事件。这次清洗直接消灭了任何有能力组织军事政变的领导核心。
大恐怖不仅限于最高层,而是席卷了整个军官队伍,制造了普遍的恐惧和互不信任,使得任何形式的密谋串联都变得不可能。1937 至 1939 年间,仅陆军和空军就有超过 28000 名指挥官因政治原因被解职,其中近万人被捕。
这种内部清洗使得军官们更害怕身边的同僚和政治委员。士兵被鼓励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指挥官,甚至出现了士兵杀害被怀疑是 “间谍” 的军官的事件。
就像上面所说,政权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基础,军事政变需要面对这一现实。许多来自工农家庭的士兵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并认为清洗对于保卫革命果实是必要的。军事政变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场反革命行动,而非简单的更换领导人。
借图来答
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晚年是孤独的
你以为的:钢铁列了一个捕杀整个政治局的名单,下达命令
实际上:钢铁不断地通过拉一派,打一派。比如先和 123456 结盟,做掉 789。等 789 完蛋了,再和 1234 结盟,做掉 56,最后再和 12 结盟,做掉 34。 最后就做掉 12。 这个过程中,不断有空缺的职位,那就直接从底层提拔新人,更忠心
至于为什么在和 123456 结盟做掉 789 时,没人反对。 一来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事后来的结局,二来,钢铁因为把自己和列宁强绑定了,整个代表大会里,支持钢铁的占多数
或者也可以更简单的理解:钢铁相当于中国的皇帝, 皇帝在和朝臣的斗争中,因为其天然的优势地位,最终总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例如明朝的大礼议事件,无论朝臣如何反抗,事件总是一步一步向着万历皇帝的目标滑动
这问题下的回答,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却似乎没有一个人指出,大肃反根本不是斯大林发动的!
因为和老百姓没什么直接关系。
反腐就是用合法的手段肃反,贪官被抓你也兴高采烈。豪车开进故宫你也发帖子骂人。
肃反就是用不合法的手段反腐。
真反腐是要把制度问题解决掉,而不是只抓几只老鼠的。
如果只抓老鼠不改制度,那反腐就是肃反的合法手段。
专制制度,谁能反对?
不反对可能会死,反对则是一定会死
没有越南入侵,波波也能统治很久。
而且斯大林主要清洗内部人员,大部分被杀者问心无愧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自然愿意配合接受调查。然后就被冤罪杀害。可能临死前才能明白,这场清洗只是为了斯大林自己保住权力,排除所有对自己有威胁的人而已。
清洗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让苏军变得够烂够菜,以至于在苏芬战争中出尽洋相引起德国野心。
又因为苏德战争前期,苏军烂的彻底,一溃千里,被几十万几十万的成建制消灭。以至于吓得盟军去全力援助,又让德国变成深入敌境补给困难。
如果苏军没有因大清洗变得那么弱,前期轻易能挡住德军进攻,反而盟军不会全力援助苏联,德军也深入不了苏联腹地,那么德军估计也很难全军覆灭。可能双方就会在边境附近演变成无止境的消耗战。
只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管你乎各类各色见证壬平时表现的多么反减脂,一遇到老鼠上桌就抱着决议不撒手,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自己爱老大哥。
憋逗我笑。
不懂了吧,不反对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没问题。
真的有问题的人要么反抗要么跑路,他们真的以为斯大林同志是想抓叛徒和外国间谍的,还没被抓的真的以为被抓的人都有问题,轮到自己发现来不及了。
可惜,斯大林的做法只能表明两种可能,要么整个国家就是叛徒间谍卖国贼建立,并且打跑帝国主义干涉军的。要么斯大林只是在稳固地位,这两项必定有一项成立!
….
你坐着火车唱着歌去外地加班
然后路上听见了董小姐被枪毙了
然后你一搜还有周公子
再一打听
北小姐也枪毙了
那么你现在是义愤填膺的去骂枪毙的人不是人
还是点个火锅?
约纳 - 亚基尔大将,时任西南方面军司令
因为赞扬的不够卖力而被贝利亚下令秘密解决
刚开始说的整风,也没提要突突啊……
据我所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过对斯大林行为的反对。
什么你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在反对美国总统。
这个提问最大的价值就是评论区的各色人种很好的诠释了——为什么会存在独裁者
如果斯大林 1934 年死了,那现在网上就会有两种观点
1. 如果不是温和派斯大林死了,就不会有大清洗。
2. 如果不是斯大林太温和,莫洛托夫也不用大清洗
因为根本就不是肃反,就是杀政治异见者
毫无疑问被肃反的人里面肯定有走资派的,这点必须肯定,但是有很多其他人你甚至都不需要调查就知道肯定不是走资派的人
比如托洛茨基,一个 tmd 天天去搞工人演讲还 tm 要把苏联变成无产阶级兵工厂搞世界革命的人你说他走资?可能么?
斯大林的儿子上战场,赫鲁晓夫儿子当叛徒。
赫鲁晓夫的小儿子谢尔盖,2020 年 6 月 25 日在美国被枪杀,他是 90 年代逃亡美国的,一度是美国自由派座上宾。
谢尔盖 1999 年在美国罗德岛的移民局通过了加入美国国籍的考试,入藉的 20 道题中他答对了 19 道,顺利加入了这个他父亲曾经扬言要灭掉的国家 (尽管说完这话不久,他父亲就屁颠屁颠地于 1959 年前往美国与肯尼迪会晤)。
而赫鲁晓夫的长子列昂尼德,更是在卫国战争时期率军向纳粹投降,后被斯大林处死。
因为酗酒,列昂尼德在红军军营里屡犯军纪,他曾失手开枪射杀过一名高级海军军官 (让他在头上顶酒瓶,列昂尼德来射击),后在赫鲁晓夫的恳求下斯大林网开一面赦免了他。
然而当列昂尼德被德军俘虏后,他连雅科夫百分之一的勇气都没有表现出来,直接向纳粹吐露了军机。
后来作为战俘,列昂尼德被送回苏联,直接被推上苏联军事法庭。赫鲁晓夫为此低三下四地再次向斯大林求情,甚至当场跪下,但后者仍果断地拒绝。
赫鲁晓夫还有一个女儿,拉达尼基吉奇娜,此人是个劳保暴力狂,眼里只有抓人打人杀人整人,引发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厌女情节?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同样不遑多让,在六七十年代岳父当政时期目中无人、大兴海关走私、敛聚巨财,最后在 1988 年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2 年。
一句话:叛徒的子女,没有好下场。除非你有能耐推翻这个国家(比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子女就过得都不错),否则,早晚拉清单。
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过赫鲁晓夫:“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
基督教的 “大洪水” 和 “末世”,佛教的 “末法时代”,提出这些的宗教领袖显然是不断在见证一个组织从有信仰到腐败的全过程,所以耶稣会破防到去砸商业化的神庙,释迦牟尼要破防到和懒得在雨季传道的弟子互喷。到最后耶稣被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佛陀好点,也落得个年老体衰吃坏肚子而死的结局。
我其实不爱用宗教的叙事手法,但是宗教这种玄之又玄且古老的东西内部是蕴含着人类对于人性和组织的一些直觉性的认识。而且你看,我上面描述的场景是不是和很多历史事件都重叠了?能提的和不能提的都是如此。
说回 “大清洗” 这类事件,所谓 “斯大林开启” 这一表述其实就是让这个事件开始失真了。其实是斯大林主导而已。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主导”?——因为高层对于组织开始变烂变恶心有 B 数,所以他们不仅行为上默许,而且大概率内心赞同。
你不能简单地因为参与者有些人变态了,有些人争权上瘾了,有些人背黑锅了,就认为他们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权利斗争。一群有如此见地完成了一些时代伟业的人,他们不会弱智到不清楚自己的组织是个什么水准,不会在这时候为大局有半点着想。他们可能也是被现状恶心到了,觉得需要做些什么而已。
附录:关于大洪水和末法时代的表述
(大洪水虽然远早于耶稣,但是组织变质的事必然可以跨越旧约和新约)
证明了肃反的绝对的正确性,证明了肃反只是在消灭间谍而已
按照知乎 er 的意思,只要知乎的右派们过去,就能组织游击队武装推翻斯大林,过上全民自由民主的日子
伊朗现在搞大肃反,会不会有人反对,会不会有人支持。
科学家,社会精英,成批量的被点杀。
内部海量的反贼,不用重典,或者说用不了重典,伊朗差不多就这样沉沦了。
如果斯大林不敢大肃反开杀,那下一步就是政变夺权。
甚至都不一定是敌人政变夺权。
斯大林的派系接班人被杀了,而且刺客立刻就出车祸了,车祸就死了凶手一个,车祸看起来还是他自己撞的。
相关人等抓了审了一点问题没有。
他不杀人,以后立马有人有样学样。
以后斯大林派系所有人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
甚至杀了基洛夫的人就是赌
赌斯大林不敢啥都不知道就开杀
甚至于斯大林这么滥杀就是给这帮人看
敢有下次我还这么杀
你敢赌下次你没事儿吗
现在的舆论体系下,大肃反是反人类罪,这个定义权还是在昂撒手里,它们经常定义反人类罪,虽然他们天天干着反人类的行为,那么关于大肃反是反人类就按现在的定义,承认它是反人类的。
那么这个反人类行为后,苏联怎么样了呢?
消除了党内反对派的威胁,重塑了干部忠诚体系,对不对看每个人的屁股共情哪一边,也没有统一的答案。
清除了间谍与第五纵队,这个有没有必要?
强化了国家安全机构,这个有没有必要?
加速了重工业发展,使苏联在 1939 年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这个可还行?
消除清洗了经济领域的投机分子和官僚腐败,稳定了战时经济秩序,这个有没有必要?
凝聚了反资本主义共识,强化了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提升了国家凝聚力,有没有必要?
抑制了阶级思想的渗透,遏制了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有没有必要?
你要怎么批判都 ok,看你立场在哪边咯。
对于真正想了解苏联历史的,如果你经常交流,或者哪怕是只看发到某乎的文章(搭配文章自带的干货),对网上那些哨子也早就免疫了。
对苏联历史不了解的,也可以用最近发生的现实例子做简单判断:
1. 如果柯巴真的一个人发起清洗而(绝)大多数其他人真的反对,那么他的结局就是现在的
因此,你不能不说这事是有很多人支持的,至少是对绝大部分人或者圈子也好,是有利的。
2. 如果柯巴不清洗,那么苏联大概率活不过 42 年。
得亏斯大林活的时间够久,又发动了大清洗,把苏共内部国际主义分子和主张俄国完全牺牲不要去和英法美资本主义列强全面开战的极左分子一网打尽,把苏共彻底打造成为大俄罗斯主义政党,所以,苏联才能撑到 1991 年,照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么玩命牺牲俄国的一切又要提前掀起二次大战,苏联,1940 年都撑不过去
斯大林千不是万不是,发动大清洗灭掉托布,把苏共内部国际主义分子一网打尽,对俄国,祸在当代,功在千秋,成功避免了国际主义分子把俄国往更细了拆分,让俄国 1.8 亿人口 1940 年就发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次大战然后再多死伤 6000 万人,然后俄国成功无人区
有斯大林打造大俄罗斯主义政党并大清洗灭绝国际主义分子,不然,1991 年苏联解体,俄国本部也会往更细了解体,再解体成十四五个国家,以托布国际主义分子的脑子和秉性,俄国本部不人造出几十几百人造民族然后统统赋予充分自治,然后利用阶级叙事编造俄国人对这些人造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仇恨,帮助这些人造民族编造民族文字、民族语言、民族服饰,然后大力推广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学校教学,快速树立这些几十几百人造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对俄国人的敌意,那就不是托布和国际主义分子了
哪国都可以把斯大林贬的一文不值然后丢粪坑,唯独俄国不能,正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加打造大俄罗斯主义政党,消灭驱逐托布,大清洗剿灭国际主义分子,俄国,即使苏联解体,现在还能有 1700 万平方公里,还是世界第一大国,俄国人口主体还是俄国人自己
大清洗运动,除了国际主义分子和主义入脑的坚定革命派,整个苏联,人人都是受益者,不管支持还是反对苏联,不管左还是右
对于苏联本身来说,国际主义分子和派别被一网打尽,有助于苏联本土意识的大大增长,新提拔上去的,统统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凡事都要以俄国利益为出发点,不再对外以俄国本国的巨大牺牲来输出革命,全世界共运都要配合俄国利益,成为一个个俄共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分部
对于苏联人民来说,因为国际主义分子和坚定革命派的被一网打尽,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迅速被终止,苏联大清洗之后,快速走向经济建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平发展的建设化道路,此后几十年,大清洗之前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再也没有了,共产主义和俄国本土化迅速结合,跟中国改开之后一样,不管主义,只管发展
对于俄国本土精英、知识分子和宗教界来说,大清洗运动固然被波及,死了不少人,但大清洗之后,因为坚定革命派已经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也停止了,苏共本身迅速本土化,俄国化,精英、知识分子、宗教界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巨大提升,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结合被提上日程,东正教宗教体系被在从首都到地方全面恢复,苏联红军全员引进军中牧师;高等教育和斯大林模式的全面铺开,使得批量制造了极大数量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群体,经济建设和与西方国家的开放贸易、政治结盟又重新使得苏联形成了社会主义精英群体并且从此不可动摇
对于农民、少数民族来说,随着国际主义分子和坚定革命被一网打尽,苏共全面开始本土化,新晋的技术性官僚充斥苏共上下,这些人不热心阶级斗争、整人运动,只是机械性的执行斯大林模式的种种,无形中,俄国革命前期对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毁灭性的迫害、洗劫政策快速没人搞了,而且大集体化需要对于中下层的利益输送和长期反哺,无形中,全民福利大范围铺开,大机械化使得集体农庄那点生产积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对于整个苏联来说,除了国际主义分子和坚定革命派,大清洗运动,整个苏联,人人都是受益者,为啥要去反对
而国际主义分子和坚定革命派是个什么东西,从苏联到东欧到中国到东南亚,历史都上演过一遍了,对于苏联来说,把这些人提前全部大清洗掉,实在是俄国人民之福
当叶戈洛夫打死克格勃的时候大清洗就停止了。
虽然二战后又来了第二次大清洗,但是第一次大清洗结束于一个敢于反抗的元帅
先看看被清洗的都是什么神仙再说话吧
“一国社会主义”
“官僚集中制”
“放缓城市化” “推倒村庄”
还有经典的托派
不打掉这帮人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
因为反对的人都死了,你在书上看不到。
其实所谓的大清冼大肃反在各个国家都有,只是西方针对苏联特别在包装和丑化这个词而已。
美国没有大清冼,但是它有大屠杀,把原住民都杀光了,所以就没有反对者了。然后对 GCZY 通过麦肯锡主义全部杀光了,所以也没有反对者了,剩下的都是在规定的地方定点游戏玩个民主把戏而已。
苏联没有大清冼,就不可能有稳固的苏联。中国没有三反五反,也不会有稳定的人民政权。
革命不是请客气饭,它就是这样。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算不得新鲜。
美国现在就在大清冼移民,非法不非法的都在清,只是杀人比过去少了。
因为这种类型的统治基础就是 5 个字: 谎言加暴力。
不是没人反对,而是反对的都被暴力消灭了!
怪领导怪将军怪商人怪外族的古今中外见多了,怪农民的还是第一次见
极权统治下,最恶者当政! 斯大林开启肃反杀人如麻甚至不经法院审判,主要是其极权体制决定,敢有人反对,若有,那只有坐牢流放或被杀。
因为斯大林是先在 1924 年到 1934 年这十年间拉一派打一派巩固了权力,清洗了左派的托洛茨基,打击了左派的加米涅夫基诺维也夫以及右派的布哈林之后,才在 1934 年开启大清洗的。
此时,斯大林已经大权在握,无人能制衡。
顺便说一下,基洛夫案不是反对派搞的,也不是斯大林搞的,是一个独立案件。但是斯大林以此为借口栽赃反对派,开启了大清洗。
顺便考证了一下苏共十七大斯大林反对票数。米高扬回忆录表示斯大林获得了 292 张反对票,基洛夫获得 3 票,投票委员会将斯大林的选票销毁,改为获得 3 票反对票。
而苏联官方的文件显示,斯大林只获得了 3 张反对票,基洛夫获得了 4 票反对票。总投票人数 1059,斯大林 1056,基洛夫 1055,有两人全票。至于有无篡改,不得而知。
正是因为斯大林同志过于软弱,才把问题拖到肃反大爆发。
我感到迷惑的地方在于:
一边有人认为官员全图了至少 99% 不是无辜的,
然而当我说,那还有什么让 gov 存在的必要的时候,
一边又会有人说,不行的,没 gov 是不行的,这样社会会崩坏的。
这些话和他们曾经反对的劳保有什么区别?
斯大林把境内十万华人连赶带杀全部清除,又鼓动蒙古国独立时杀境内的华人,也不妨碍国人膜拜他啊。何况人家还是一个民族呢,感情不是更深吗?
大清洗,wg 以及法革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基层民主化导致的,想要获得权力的人刻意迎合这种风气。
就比如某一天一堆村民压着个人准备下锅,你问就是他以前是地主,霍霍了很多人,你解放军阻拦还算什么革命军队,你不阻拦,好,wg 开始了。
“太阳底下无新事”
武后曾对侍臣说:“从前周兴、来俊臣等多次奉诏承办狱案,朝臣互相牵连,都承认反朝廷。我怕有冤情,派近臣复查,都得他们亲自写的服罪书,并不冤枉。我没有什么怀疑了,就批准周兴、来俊臣等的奏请。自从酷吏来俊臣等被诛后,竟没有反朝廷了。那么,过去被来俊臣等以反朝廷罪论处的人,该不会有冤枉的吧?”
姚崇说 “:自垂拱以后,被告发者大多被迫自诬。在那时,以告发别人反朝廷为有功,所以天下人称告发行为是‘罗织’,这比汉朝钩党之害更为严重。虽然陛下派近臣去重新审问,但他们自己尚且不能自保,怎么敢摇手否定原案而违背来俊臣等酷吏的意向呢?况且被审者如果不承认,就会又遭受惨酷肉刑,如像张虔勖、李安静等都是这样再受惨刑的。现今靠上天的圣灵,启发陛下明通,凶残小人被消灭干净,朝廷太平安定,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官员再也没有谋反者了。陛下将告密的小报告摆在一边不予追究,以后如果有谋反事查实,臣情愿按知而不告发的罪受惩处。”
武后高兴地说道 “:以前的宰相都一定顺我意去办事,害我成了乱用刑法的君主,现在听你说的话,可说真合了我的心意。” 乃赐给银千两。
很多国家解放后都有个尴尬的问题,就是组织内没有足够的官员。
对,缺当官的,准确说是缺乏合格的管理人员。
推翻旧政府还需要建立一个新政府,不可能说大家一起当安人嘛。
所以往往不得不继续任用旧官僚,直接使用旧政府现成的官员是最简单的,把他们吸纳进入组织就成组织的人了。
然而这些旧官僚实际上未必会和你一心一意。
二战后许多独立国家出现的自我内耗就是这样来的,内部在左右互搏,当时的苏联是该玩法的体验服。
斯大林搞大清洗是发现这些人已经在威胁自己生命安全了,所以很急,因此用了一个现在互联网常用的办法——查成分。
显然,这个办法有点低能,网上用用就算了,他拿到现实里让子弹去执行太过逆天。
但肃反本身没什么好反对的,毕竟解放前旧官僚压迫你,解放后旧官僚还压迫你,那不是白解放了吗?
底层是没有理由反对肃反的,再说肃反又不反底层。
刚开始使用旧官僚是没有办法,随后替换掉他们是正常操作,体制要开始过渡。
斯大林的问题是做的太凶了……。
如果不搞肃反,都不说波斯那边,香港就是例子。
东方神秘势力同样碰到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多管齐下,吸纳旧官僚,任用党外民主人士,从军队抽人担任官员。
所以后来的事情比苏联要温和许多,当然,还是整了不少活。
中国社会之前其实有很严重的军队风气,源头是那帮军转干部,而一些逆天大活和反智言论则是旧官员和民主人士弄的,可以看出来和东亚神秘势力的思想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跟东亚神秘势力不是一路人。
本来就是在进行服从性测试,你小子不服是吧
“他们最初逮捕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不说话。
随后他们逮捕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逮捕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时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因为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集体意志,要肃反一下了,必须沙一批人了
而不是斯大林要肃反,斯大林是一个温和包容的人,如果斯大林都容不下他们,列宁和托洛斯基也不能。
所以大清洗就是历史必然性,那些人是注定该死的,完全无需共情。
从结构上,苏联是俄罗斯的旧官僚旧军人旧教士还有地痞流氓们建立的国家,不够坏都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
不沙行吗???
有的人早就看出来了,比如胡适。但是更多的人没有看出来。
人家又没有把坏到流脓几个字写在脸上。
古人所说的一脸正气凛然,一肚子那个啥~~~
谁敢反对呢?谁反对谁就得死,而是连同家人一起
苏联成立的时从列宁开始布尔什维克高层里呈压倒优势。
历年大肃反判刑处决的人里,犹太人占九成。经过大清洗布尔什维克从一个犹太人在高层占绝对优势的党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基本失势的党。而犹太人只占苏联人口的不到 2%,所以大部分反优的苏联公民开心还来不及呢。
大清洗和 cr 是社会主义体制天然自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决物质财富世袭罔替封建化的功能。
是迄今为止唯二解决了将军的儿子也是将军的问题的办法。
矛头要直指将军本人,不管他有几个儿子,将军自己活不到死就可以了。
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体在任何时间点提出的任何方法,不是拿来比较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一点战绩。
如今的企业家,不就等于弃权脱罪,卷钱跑路的官僚么。
效果就是这么两个方法有效果,你用不用,划算不划算,那是另外的事情。
认倒霉,没打赢也不算丢人,毕竟当年 cr 也没打赢,现在的人比起当年弱小多了,正常。
幻想一个零代价秒杀敌人的方法,称之为法制,这不就是政治福瑞吗?
除了用来精神自慰,有过特么一点用?
大家都不是第一天做东大人了,你这问题和东大放卫星、背小红书为何没人反对有什么区别。
列宁领导的 苏维埃政权 在建立初期的高层中,犹太人占据显著比例。
第一届苏维埃中央委员,一共 24 人,有 16 人是犹太人,另外 8 人中,列宁有 1/4 犹太血统,斯大林是假犹太人(没有犹太血统)。军队的高层领导包括红军的建立者托洛茨基大部分是犹太人,全俄肃反委员会、KGB、秘密警察中超过半数是犹太人,而且还有专门的机构 —-“犹太人问题解决委员会”。
然后,然后
至于斯大林时期
我不知道了
代入感是个非常美妙的东西,
每个人讨论纳粹德国的时候,带入的都是攻城略地的希特勒,而不是集中营里被屠杀的战俘和贫民。
每个人讨论大秦帝国的时候,带入的都是横扫六合的秦始皇,而不是阿房宫下的累累白骨。
每个人讨论曹操屠城劫掠的时候,带入的都是屠城称霸的曹操,而不是妻女被奸污,全家被杀光的百姓。
每个人讨论大明王朝的时候,带入的都是权斗博弈的高官贵胄,而不是洪水下流离失所的百姓。
每个人讨论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带入的都是被祁同伟提拔当官的警犬,而不是被强奸女儿的贫民。
……
这个回答一路看下来,几乎每个答主都把自己带入到了屠杀的施虐者一方,而不是受害者一方、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大清洗开始后,是自己拿着屠刀去杀别人,而不是别人拿着屠刀杀自己。
实际上,就算真的是屠杀别人的雅果达、叶若夫和贝利亚,前后三任刽子手,没有一个能逃过清算,
更有意思的是,雅果达因为杀人如麻,犯了众怒,被斯大林扔出来平息众怒,亲手处决他的是继任者叶若夫;而叶若夫又因为杀人如麻,犯了众怒,继续被斯大林扔出来平息众怒,又被继任者贝利亚亲手杀了;贝利亚运气好赶上了战争爆发,否则肯定也会因为杀人太狠而被下一任清算掉。
即使如此,等斯大林死后,其他人也要继续清算贝利亚。
这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任何人都不会放过他。
即使是斯大林自己,最后也没逃过清算,瘫痪在屎尿堆里,大家都不去救治,等着他溺死。
他通过屠杀一百多万人,来威胁剩下的 1 亿人不敢反对他…… 大家也的确是不敢反对他,但没有一个人心底不盼着老天爷赶紧收了他。
最后他瘫痪在屎尿堆里的时候,医生、侍从、警卫员、属下、官僚、甚至亲属,没有一个人愿意救他,没有一个人想让他活下来。
……
不会真的觉得斯大林屠杀的 120 万人全部都是高官,没一个贫民吧?
当时苏联部级以上高官也就区区六百多人而已,算上厅级也就八千多,这比例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至少 99%,都是被无辜屠杀的贫民。
但是那些通过代入感,把自己带入到了斯大林身上的人是肯定无所谓的,
宁杀错不放过,只要这十万无辜贫民里有一个反对我(斯大林)的人,那我宁可把这十万人全杀光,也绝对不能放过那一个反对我的人。
我是斯大林,所以我宁可错杀十万人,也不放过一个敢反对我的人!
我们可以认同屁股决定脑袋,但起码也要知道自己屁股在哪儿。屁股是人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决定的,不是代入感决定的。
明明是一个被君王屠刀宰杀的猪羊,却整天幻想着自己是能去屠宰猪羊的君王,幻想到也没什么错…… 但幻想多了就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了,真把自己当君王了,
这不叫屁股决定脑袋,这叫脖子上长了个屁股。
既然道路自信,那就无需清洗,走在这条道路上必将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如果你要清洗,就是自己对这个道路极度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以至于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那到底是道路自信还是不自信呢?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在抗战前杀掉汪精卫和胡适?
把肃反视作官僚斗争,一切疑点便迎刃而解。它的核心目标,是彻底摧毁列宁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权力网络,为新生的官僚集团清除一切潜在威胁。
尽管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已经被肃清,但在基层,苏俄早期的左派思想仍有残留。
而 “大清洗” 的进一步推进,不仅促成了赫鲁晓夫与贝利亚派系的上位,也使这些基层左派被彻底根除,从而巩固了中央官僚体系对整个国家的全面控制。
大清洗,洗得全苏联只剩下支持赫鲁晓夫的,那些被清洗掉的都是什么人呢?
所以说,苏联的 “修正主义” 并非始于赫鲁晓夫,大清洗本身就已经为其铺平了道路。
在此背景下,我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对苏联体制的看法:
我通常将苏联定义为 “国家资本主义”——一个终极形式的垄断企业,它垄断全国一切资源与生产资料。
在我看来,马克思之于苏联,正如尼采之于纳粹:他们的思想被盗用、篡改,最终为极权体制披上了理想主义的伪装。
苏联只不过是一个以 “社会主义” 为名的国家资本主义怪兽——它盗用马克思的光环,恰如 Nazi 曲解尼采哲学,最终建立起比任何跨国公司更彻底的资源垄断体制。
而 “大清洗”,正是这个体制在成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真正作用,是消灭那些被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幻象吸引而来的理想主义左派。
有点像刘慈欣笔下的终产者,
事实上,我认为:真正逻辑自洽的 “终产者”,应该更像苏联那样的国家——以暴力攫取、掠夺资源为手段,才能走向绝对垄断与资源统治。刘慈欣原文那种,完全不合理。
不少左棍喜欢说企业内部的制度为 “计划经济”,在这点上,其实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经济” 正是国家化公司治理的极端形态。
那三年 一个老大爷保安就能把你关在小区里面或外面 也没见几个敢反抗的
权利自上而下的传递,谁敢反对?
因为这是极端宗教行为
人人都是绵羊
大清洗是个技术活,不是慈父一声令下下面就图图。
大清洗有一套流程,首先舆论上制造对某种现象的讨论,然后《“真理” 报》开始批判,真理报发话了等于定调,上层成立某某问题的研究小组,由契卡执行,直接控制软禁 “首脑人物”,但对外只是说调查,这时候中层由于老大未被迫害,一般是按兵不动观望,同时自己也比较慌乱,契卡就开始抓下层,并让这些下层任务享受卢比扬卡的全套服务同时搜集证词(罗织、创造罪名),这个过程由于也没有碰中层,这批人会心存侥幸,同时也给点时间让上层其他大佬 “策反” 和收受少部分中层的投靠。
等下层抓完了,就开始动中层,由几个有人保的中层出来 “揭发”,研究小组借此公开转为专案组对中层进行抓捕,而且最妙的是通常安排中层 A 去肃反中层 B,让 A 以为自己安全,当 A 满怀希望一丝不苟地肃反完 B,就让 C 来肃反 A,这样一套连招下来,整个中层不攻自破。
而且因为下层都抓得七七八八了,这批中层通常也无力反抗,同样中层清理完了,那么 “首脑” 也就没了爪牙,那就可以“最高保卫措施” 了。
这样的流程下来,不是针对你,你自然不反对,甚至能让你的人去填补部分中层的位置,针对你,你第一时间被控制了,还反对个毛,最多也就有反对自己的权利了。
话说这个肃反是个用脑子的精细活儿,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可着实不低,不能光靠蛮力。而且肃起来也要有先有后,深入浅出。一般情况下,先控制首脑,但是又不能马上杀掉。因为这些首脑往往有着巨大的威信,在他们的威信没有倒之前是不能加害的。就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也采取了驱逐出境而非直接杀害的法子。
在控制了首脑以后,就要从下面寻找突破口。先整一些不太重要的小角色,这样可以杀鸡儆猴,制造出恐怖氛围。这个时候因为首脑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没有加害,因此中层干部们还有侥幸心理,以为不会轮到自己。所以可以先不动他们,先动下层…… 动下层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往上牵连,等到下层都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了,中层也就失去了凭借。那样就可以开始肃中层的反了,杀最高的首脑了
当然,肃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队伍,而是要净化队伍。所以也不是一网打尽,也不是人人都受害,也要有获益者,特别是那些勇于出卖同伙,揭发同伙,甚至是诬陷同伙的人,这些人必须要让他们受益。这样树起一大批榜样来,那下面的小团体就再也没有凝聚力了,而组织的威信也就起来了。总之,肃反也是一门精妙的学问,是对人类心理活动拥有深入研究以后才能有效展开的工作,绝不是随便杀人就行的。那些历史上手腕高深的肃反工作领导者,可以对一支掌握着枪杆子的军队展开有计划的屠杀,而不会引起任何反弹,反而能做到越杀忠诚度越高。
你要问同志们的觉悟到底高不高?能不能在被捕之前认真的配合组织上开展肃反工作?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毕竟也是向党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这种事情在苏联肃反工作中遇到的多了。那些有点小问题历史也不怎么清白的干部,往往比没有问题历史也清清白白的干部还要积极,还要急于证明自己。哪怕是明天肯定就要被捕了,今天也要认认真真把肃反别人的工作做好,以求减轻一点罪孽,虽然那样注定是徒劳的,可是谁又肯放弃那一丝活命的机会呢?
——《游戏民国》
中国互联网上有一群人,认为:大清洗来了,一定是图图别人,特别是自己讨厌的人。而非自己。
所以,不但不反对,恰恰是支持,甚至期待。
实际规律:上一轮的积极者,一般是下一轮的清洗对象。
而且一轮比一轮更残忍。
一直远离是非,活下来的概率大一些。
聪明人(绝大多数人)做法:不支持不反对,远离是非,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安全概率大。
这种 game,一旦 “潘多拉魔盒开启”,破坏力就不受控制了。
如果是自下而上:当前中国,月入 3-5k 的人,网上最容易信杀富济贫,觉得月入 1w 以上的人是富,该杀;
而月入 1k 的人会觉得月入 3-5k 的人是富(稳定月入 3-5k 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真不多),也该杀;
没有收入和欠一屁股债的人觉得有收入的人都是富,都该杀。杀来杀去,最后大概率是有点财产的人都被杀。
身价几十个、几百个小目标的,人家有统战价值,要么是 ZF + 里的座上宾,重重安保,要么拿着钱润去国外了,反倒没事儿。
如果是自上而下:当前中国,小 fen 红自干五,最信仰《肃反必要论》,认为应该图图自由派、体制内特色派。
这个逻辑一旦开始,那人家保持一致派、体制内特色派,还认为小粉忠诚不绝对,是社会不稳定分子,也应该图图。
大多小 fen 和自干五,观点、诉求跟 dzy 确实不一致,甚至相悖,只不过在反牧田、反儒家这两点统一罢了。
保持一致派 B 又认为,前面的保持一致派不够卖力,也该图图。保持一致派 C 又认为,B 派这么卖力,一定是心怀叵测,也该图图。
最后,极左派认为,你们所有人都该图图。
自己人图自己人一顿。古早的自由派、体制内特色派,有的统战价值,有的润了,有的闭嘴早,甚至特色派很多有官位,反倒可能没事。
肃反是对自己的政敌肃反,支持他搞肃反运动的人更多 ,肃反运动又不是他斯大林一个人就能发动起来,把政敌打到了位置空下来后跟着他搞运动的人不就能坐上去了。独裁者就是喜欢搞一遍又一遍的运动各种清洗打击政敌,让他的同僚头从心里畏惧他,使他建立个人集权和前所未有的个人崇拜。
有回答说利于底层?这些完全不懂历史高层是神仙打架底层就直接遭殃,你光看上面哪个被毙了底层人民你是看不到的。你以为是精确制导炸弹定点只干那一家?人家相当于把一栋楼都给你平了。
一些尔比说伊朗需要肃反,你特么连伊朗国内是个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看到和你那浅薄认知中哪怕有一点点相似就网上套?
喜欢大肃反的可是大有人在。
苏德战争前,苏军里都有一堆二十多岁就当连长的,因为长官被洗得太多,自己火箭升迁了。
除非他们穿越的,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现眼了,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大肃反?要不是肃掉那么多老东西们,我这个小毛孩子哪有这机会。
同样,肃掉的那么多人,空出了多少位置?给多少边角料留了机会?肃的但凡少点都轮不到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反对?
「革命狂热」是一种常见的革命 PTSD 症状,多出现在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初期。该病症的成因有以下 3 点:
①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国家建设是自上而下的,从革命过渡到建设,意味着执政集团的执政理念要经过一个 180 度急转弯的过程,以前要依靠工农,现在要依靠商人知识分子、甚至是某些旧贵族。理念的急转弯势必造成集团内部出现分歧。
②旧制度刚被打破,新制度尚未建立,国家处于 “制度真空” 状态。一旦集团内部出现分歧,他们就没办法通过可控、有序的民主法制流程来弥补分歧。又因为政权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出于对暴力的路径依赖,人们会不由自主的诉诸暴力手段,依靠秘密警察、肉体消灭来解决分歧。
③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外有强敌,内有旧政权的残党。一方面,人们极度缺乏安全感,处于一种神经过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如临大敌,将内部分歧误判为敌我矛盾。另一方面,人们极度亢奋,想将革命成果扩大化,消灭更多的 “敌人”,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建成地上天国。
首先有人反对。
其次开启政治清洗肯定是有基本盘的,斯大林的基本盘就是工人代表和新兴官僚集团,和那群整天争路线细节的布尔什维克旧官僚老学究站不到一起的。
大清洗对抗的也是布尔什维克内的官僚,对民间影响也没那么大。
不开玩笑,因为当官的永远是少数人,永远有绝大多数想进步的普通人
说句难听的,你不当官,有的是人想当
你宰掉一个县委书记,这个县还有十几个人想进步当县委书记,还有几百个人想进步当局长,还有几千个人想考编当科员,还有几千临时工合同工想转正,还有几万想要份单位临时工工作的
天下英雄过独木桥,几千个人争一个岗位
你死了,正好别人可以进步了,进步的人就会成为斯大林的铁杆 “口头” 拥护者和命令执行者,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进步的果实
赫鲁晓夫就是斯大林铁杆的 “口头” 拥护者和命令执行者,斯大林说 1,他绝对不会说 2,不光是斯大林可以杀他,还在于只要斯大林想,一个昨天田里种地农民都可以第二天直接提拔到总理,赫鲁晓夫只是个名字罢了,这个人用的顺手才一直留着。
所以斯大林想杀多少官僚军官都可以,想怎么杀都可以,他杀 100 万,背后有 500 万人在支持他。
而斯大林这种杀法,换上来的人基本都是 “口头” 支持者,你的命令坚决执行,至于内心大家都跟明镜似的,所以斯大林一死,所有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防止出下一个斯大林
你自己看今天的美国啊。
首先是死了一个阵营的重要人物,还是被刺杀的,苏联死了基洛夫,前几天美国死了查理. 柯克。
然后是特朗普他们的定性,他演讲中大谈激进左翼的危害,枪手是右翼那边的,就非要把他往左翼那边靠,犹他州直接说政治谋杀。
基洛夫死的时候也类似啊,调查报告说死因是私人恩怨,斯大林不相信,那就扩大范围呗…….
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跟美国政府和特朗普说,那些对查理. 柯克之死发表不同看法的人只是个人言论自由,没有其他意思,你不要扩大打击面,我坚决反对。
你猜猜美国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听你的?
假设在 2040 年,印度进入王朝末期赛道。然后经过 50 年的动乱拉锯,死了 3 亿人,建立新朝。
2100 有个印度科学家发明了时光机,带着未来科技回到 2030 年,掌握国家机器,拥有先知,大祭司,元首等称号。
等权力稳固后,印度元首宣布大清洗,杀了既得利益集团 100 万人。
把整个利益集团清理了一遍。避免了 2040 内乱,拯救了 3 亿人。
请问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该怎么评价?
纵观历史,每个王朝末期的问题解决都可以简单粗暴的用杀 100 万人解决。
那么在杀 100 万人成为文人口中屠夫,和放任问题发展导致十室九空,国家灭亡之间怎么选?
说一千道一万,指望统治阶级自发的改革才是对人性不切实际的幻想
幻想什么都不做历史就能解决问题,幻想等待一切都会变好何尝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宣传?
因为大革命而流的血,一个广场就可以装下;因为上千年专制统治而冤死的法国人民,整个法国都装不下。
为何总有人去谴责风暴,而对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寄予同情。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客观的历史,站在所谓 “现代” 的视角,认为一切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历史才是正确的方向不就是预设了意识形态立场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结果导向吶?
在大部分庸才手中,历史不过是掩饰自身懦弱无能的借口。
历史只有在行动者的手里才有意义,行动者通过自身的行动赋予了历史意义。
当你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复杂的地缘、阶级、历史趋势,只有对未来有想象并在现在行动的人才能决定组织的命运。
你可以不服、可以不喜欢,但你若是连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都没有,那也确实只能狗叫。
不管是塑造新秩序还是捍卫旧秩序,都必须用行动做出回应。
这个世界上无用的人太多,行动者太少。
而行动者也不会听无能者的狗叫。
基洛夫是斯大林派系重要的批判性武器,主要手段顶天了也就是政治站队 + 开会演讲政治批判。裁撤托洛夫斯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派的干部,再就是将其二人开除出党。
然后基洛夫被暗杀,说是暗杀都说不过去,就是明杀!凶手尼古拉耶夫此前曾两次因携带武器靠近基洛夫被捕,但均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释放。
党争升级到肉体消灭了,换谁是斯大林,都会选择批判性武器永远比不过武器性批判。
“肃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队伍,而是要净化队伍。所以也不是一网打尽,也不是人人都受害…… 也要有获益者,特别是那些勇于出卖同伙,揭发同伙,甚至是诬陷同伙的人,这些人必须要让他们受益。这样树起一大批榜样来,那下面的小团体就再也没有凝聚力了,而组织的威信也就起来了!总之,肃反也是一门精妙的学问,是对人类心理活动拥有深入研究以后才能有效展开的工作,绝不是随便杀人就行的!那些历史上手腕高深的肃反工作领导者,可以对一支掌握着枪杆子的军队展开有计划的屠杀,而不会引起任何反弹,反而能做到越杀忠诚度越高!真是令后人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今天来参加酒宴的宾客当中就有这样的高手!
话说这个肃反是个用脑子的精细活儿,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可着实不低,不能光靠蛮力。而且肃起来也要有先有后,深入浅出。一般情况下,先控制首脑,但是又不能马上杀掉。因为这些首脑往往有着巨大的威信,在他们的威信没有倒之前是不能加害的。就像现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也采取了驱逐出境而非直接杀害的法子。在控制了首脑以后,就要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先整一些不太重要的小角色,这样可以杀鸡儆猴,制造出恐怖氛围。这个时候因为首脑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没有加害,因此中层干部们还有侥幸心理,以为不会轮到自己。所以可以先不动他们,先动下层…… 动下层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往上牵连,等到下层都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了,中层也就失去了凭借。那样就可以开始肃中层的反了,杀最高的首脑了!
这么说吧
你上司和你同龄,还是同班同学
在你眼里
他,学习成绩从来不如你,干事能力也一般般,唯一比你强的就是后台比较信任他
假如正常升迁,你这辈子就只配当他的马仔。
现在好了,后台寄了。
你选择
A、继续当他的马仔
B、跟他比一把,赢的当大哥,输的下地狱。
大肃反就像人患大病时,免疫系统的一顿咔咔乱杀,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但好歹活下来了。没人反对?人体哪个不器官不反对?这里痛那里酸吃不下睡不好…… 的就是反对。只是在大脑的坚强领导下,统一了思想而已。
以前看过的段子: 赫鲁晓夫正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的暴政,这时从台下传过来一张纸条 “斯大林在台上时你为什么不说”,赫鲁晓夫厉声问 “谁写的?、、、谁写的?、、、、谁写的?”,全场静默片刻后赫鲁晓夫说:“当时我和你一样,我也不敢”
你可能还并不知道 “肃反” 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帮你翻译一下:
就是肃清反对者。
解决反对的人,不就没人反对了吗 ?
╮(‵▽′)╭
因为有些非常精明的人渣,你真的没法做到等他搞了事情再去惩罚他
这种人一旦搞事就是大的,大到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惩罚他的能力
举个例子,司马懿
你在他搞高平陵之变前,没理由弄他
你在他搞高平陵之变后,没能力弄他
但这个人、这个家族就是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还有蒋介石,这货就是个低配版司马懿
只不过他面对的对手是加强版诸葛亮,所以他最终被揍跑了,造成的问题没有司马懿严重
有句话是这样的:“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未犯的罪而惩罚他,哪怕你有极大的把握肯定他会犯罪”
这句话,我不完全同意
这句话只适合对普通人,不适合对掌握巨大权力、巨量资源的人
掌握巨大权力、巨量资源的人一旦明着作恶,大概率是已经确定事成之后无人能惩罚他了
你既然进了统治阶层,享受了统治阶层的好处,你就该承担这种把身家性命填进去的风险
你不能既要统治阶级的好处,又要规避统治阶级的风险
这和又当又立有什么区别?
知乎用户 魔怔暴论 plus 发表 7.18 日更新: 提醒大家一下,原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生物粉斯大林?”、后来又被改成 “为什么会有人粉斯大林?”,现在又改成 “为什么会有人不遗余力抹黑斯大林?” 不知道题主在搅些什么 (´-ω-`) …
知乎用户 发表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不要啰啰嗦嗦说一大堆。 知乎用户 Coldstream 发表 代价忒大。 知乎用户 李一哲思潮 发表 一句话只能看出立场和偏见,形容斯大林时代至少要一本书,,, 知乎用户 神乐妮可 发表 这个世界 …
知乎用户 戴德平 发表 我们角色转换一下,你是斯大林,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苏联实际的一号人物,但是苏共政治局里都是和你资历差不多的人,他们有的手里有兵,有的门生遍布天下,甚至军方的老大公开反对你,后来授衔的五个元帅一半以上你都管不动,你利 …
知乎用户 waaagh 发表 开国领袖的性格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气质面貌。 教员骨头极硬,弯不下腰,受不了气。如果不出兵,中国就是苏联的头号马仔,后期实力再强,在国际事务中也做不到有责任的大国。 当年反对出兵的人看到国内百废待兴,看到苏联龌龊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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