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公知真的很盛行吗?
知乎用户 赵国星 发表 大家可以去挖一挖,今天的一些网络正能量,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是什么立场,就可以知道了那是个什么年代了。 打个样 [军事广角] 中华民族对外战争史上最大耻辱——豫湘桂战役之三大天方夜谭_煮酒论史_论坛_ …
因为同时也是官方的重灾区。
比如某次马克思研讨请来个专门研究文革的美国学者还被人家问的一片沉默。
某次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座谈会上,一位理工科出身的学校领导就表示,人文社科这一块儿怎么会有这么多论著?他认为文科的论文和著作水平实在很难以评判。
这位理工科领导,其实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文史哲这一块,水平没法客观判断。
但是针对这位领导的说法,韩儒林弟子、元史大家陈得芝很明确的表示了反对,他认为:
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成果水平的鉴定也有明确的标尺,和理科是一样的。如史学论著,**一看作者是否了解该课题前人的研究情况及其成绩和缺陷,二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相关资料并比前人有所扩展,三看所用资料是否经过检验,考异辨误,如同理科之通过实验获得准确数据。**这三条标准都是很明确的,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来衡量,必须在相当程度上达到标准(或称 “到位”),其研究才能获得新的成绩(或称 “创新”)。
陈得芝提出的三条标准,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你对研究课题的现状了解与否,你的作品与前人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你体现不同之处所采用的资料与逻辑,经不经得起检验。
文史哲领域公知多,只是因为门槛低(大家认为的),大众的接触面广,而很多一知半解的人,总觉得自己已经独孤求败了。
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沉下心来读一些相关领域的著作以及原典,很多文章的好坏还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的。
例如谈明朝开国史,却频繁引用明代中后期史料;谈明代文化,上来就跟你大谈特谈一些十分生硬的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仔细一看文章引文,基本就是《明史》的东西拼凑等等;谈明代宦官,上来就拿几块出土的碑刻,说史书记载不对,你看碑刻上面的他多么伟大。
这些人的文章,看一眼就可以丢了,学术垃圾。
经典论著看多了,就能知道真正的大家是如何思考现象、引用史料、展开推理的;原典看多了,就能明白很多论文的剪裁史料之处。
两边一对照,拿到一个文史哲学术作品,就像古物鉴定所说的 “望气” 一样,稍微看看就能知道深浅。
因此,为什么国内文史哲领域公知多?因为爱好者基数太大,而真正肯下功夫去学习、有鉴定水平的人又太少,于是自己的脑袋只能沦为叔本华所说的 “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其实,理工科的论文就一定有价值吗?作为理工科出身,国内外期刊都发过,相关论文也看得不少,说句实话,我不觉得比文科论文高到哪里去,多的是学术垃圾,只是出了本专业的人没人看得懂罢了。
世界上本来没有公知,自以为无所不至的无知多了,公知就有了。
PS:此处公知所指为中国互联网中常用的含义,并非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之中所倡导的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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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批提问。
不管在什么斗争中,都应该把敌人切割成尽可能小的群体再分而治之。
切割,切割懂吗?
打一个 “文史哲领域净出公知” 的大旗只会促进所有这一领域下的人团结起来互相辩护,还会让真收了钱的反贼得到机会把自己归进更大的共同体里求得自保。
正常一点的打击方式是
“发表 xxx 显然双标言论的人不具备基本的学术素养,不配做一个合格的文史哲法领域的研究者”
别 tm 把这一领域里的正常人逼得去站反贼!
《工科公知》
A:今儿请到了一位公知,非常难得,是 IT 从业者。
B:大家好,我是一个公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
A:等会儿,我们请您来可不是为了给我们介绍这个的。
B:那介绍什么呀?来这儿的人不都这么说嘛。
A:您没看人家那都标榜着文人大师嘛,您不一样,您得说点新花样儿。
B:别介,拍马屁不是我的特长。
A:哎哟,您这也太实诚了,我们难得请一位非文人公知,您就结合着自己的学识,给我们介绍介绍相关领域欧美的成就。
B:这简单,那欧美领先的可多了,首先啊,这个计算机的历史就源远流长,我们省略一点,先从这个伟大的美国科学家,计算机行业的先驱——冯诺依曼讲起…
A:停停停,这个冯诺依曼是谁?
B:一个科学家啊,我不正要介绍呢吗?
A:那您这介绍可太平淡了,我问您,为什么冯诺依曼能成为计算机行业的先驱?
B:因为他是天才啊。
A:您这不对了,您想想,为什么这样的天才诞生在美国?
B:天才降生到哪儿不都是上帝决定吗?
A:您这就更不对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一个天才的成长需要优质的教育环境,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这得益于美国的先进制度,优秀的欧美文化铸造了天才,这要放中国,填鸭教育之下,能诞生天才吗?
B:可冯诺依曼是 20 世纪打头儿生的,那会儿的中国还兵荒马乱呢,肚子都填不饱还填什么鸭?
A:就说您是个实诚人,您换个角度想,20 世纪打头儿,美国的教育制度就如此先进了,这都快 100 年了,在更先进的教育制度下,那肯定是冯诺依曼遍地走了。
B:行行行,换个内容,我来介绍一下美国的发展比中国到底强多少,咱就说这家喻户晓的手机吧。
A:手机好,我从来都只用三星、苹果,决不用国产。
B:咱这手机里面的 CPU 啊,RAM 啊,ROM 啊,基本都用国外生产的,国内都做不出来。
A:您等会,什么优,什么螺母?
B:CPU,ROM,就是处理器和… 哎呀你看我说的复杂,就是芯片。
A: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敢情咱这就是一组装厂,把人家的东西拿来一拼就拿去卖钱,中国的资本家可真不要脸。
B:倒也不是,这个组装也不是拼装就行…
A:这块就不用了麻烦您介绍了,咱知道前半段就可以了。
B:咱这操作系统也不是国产的,安卓手机用的是谷歌开发的系统,苹果手机是 ios,这大家都知道。
A:这好,人美国多牛气,咱用着人家的硬芯片件,还得用人家的系统,但这系统究竟是什么,还得烦劳您给观众介绍介绍。
B:把手机比作一个人,这操作系统就跟人的脑子一样,非常复杂,要处理很多的事情。
A:那做这个难度是不是很高?
B:非常高,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做不出来。
A:瞧瞧,行家的东西还是得指望人欧美,怪不得我老觉得苹果和三星这么智能,原来人家做的是大脑,再瞧瞧国产的,这不就是一小孩玩的破砖头吗?
B:不是…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咱这手机用的也是同一套系统。
A:哦哦哦,我懂了,意思就是咱拿人家的东西用,但是咱没那水平,结果把人家的东西改的不伦不类,你瞧瞧,中国人就是没水平,活脱脱就一抄学霸答案都抄不及格的熊孩子。
B:不是…
A:(强行打断) 欧美真棒,人家有优秀的教育制度,能培养出冯先生这样的人才;在手机这行业人家也是独占鳌头,能做出手机的芯片,也能做出手机的大脑,总之两个字总结,牛逼,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观众朋友们。
台后:导演盯着屏幕上少得可怜的观看量,眉头紧锁。
A:今儿可真是累趴下了,这场你可得给我加钱。
导演:可别说钱了,我这个月绩效怕得扣光了。以后还是请文人啊。
A:这我可得给你个醒儿,别请那些真文人真大师,那些人大道理一串一串的,摆事实说证据,观众可不吃这一套。要请就得请像高老师这样的,标新立异,张嘴就来,甭说欧美,印度都得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导演:这话靠谱。
文史哲不算什么,来看看法学的。
法学界,尤其是宪法界,有时候我也不好说这些人的理论是从哪来的,以某特别著名的教授为例,该教授一直宣称 2000 年前中国就走错了路,错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阶级流动实在太频繁了,阶级就应该固化。
中国的士农工商不是世世代代传承的职业,是流动的,科举考试对社会流动起到了巨大作用,日本的士农工商是不动的。为什么日本有良好的商业传统?因为他的阶层是完全封闭的,形成一种阶级间的对抗和妥协。中国社会没有巩固的阶层力量和皇帝对抗、妥协以及谈判,没有联合,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没有一个文明像我们这样的,是一个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的社会。像日本的士农工商,他们之间是不流动的。而我们的是流动的,不断的流动。这当然和科举考试有一定的关系,科举考试让我们的社会不分地位高下,你要做官都必须考试。这种流动性的代价是社会没有固定的阶级结构。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大宪章
很难理解这类似的思想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一向觉得,科举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让阶级能够上下流动,今天的放牛娃,明天就可以登庙堂,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以阶级固化为自豪的。
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国家以阶级固化为自豪,穷人的儿子还是穷人,富商的儿子还是富商,我觉得这个应该沙特学者吧。
但是人家就是觉得阶级固化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那你怎么办呢?
还有类似于,为什么清末的时候中国受辱?
因为清政府欺负西方人。
嗯…… 唉…… 怎么讲呢。
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好吧。
首先,什么是公知?
最早的公知,指的是一些敢于抨击一些社会不合理不公正现象、揭露黑幕的学者。
十几年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还非常落后,经常有胡乱抓人、屈打成招的恶例。呼格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处女卖淫案等等,很多学者呼吁严格审核死刑、改善审判体制。
外地人去深圳打工创业,需要办理边防证,2005 年才可以仅凭身份证进入深圳特区,2010 年可以仅凭身份证进入二线关管理线以外的地区,2014 年这些才取消。
还有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但是暂住证还得过几年。
当年假货遍地,职业打假人有被判刑的,有被暴打被杀的。
还有各种气功大师、民间神医,各个不是专治疑难杂症就是包治百病。大作家柯云路推出一本 70 万字的巨著《发现黄帝内经》,隆重介绍了一个 “神医” 胡万林,结果他拿芒硝治死了几十人,2013 年刑满释放后,这位 “神医” 重操旧业,又用芒硝治死一个大学生。
今天在美国有点走火入魔的方舟子,当年多次打假各种大牌虚假广告、气功大师、民间神医、学历作假、论文抄袭等等,2010 年还被人用辣椒水和铁锤袭击。
还有暴力拆迁,补偿问题,有人造土炮抗拆迁,广东乌坎村事件等等。
南方系媒体、新京报等等都在这些方面曾经大声呼吁,就这些事情上书全国人大、呼吁舆论关注的学者,他们都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使很多人的某些观点今天让人难以接受,当年他们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很自然的,种种因为整体社会经济落后而产生的问题,被简单粗暴的定体问,于是现在网络普遍意义上的 “公知” 就这样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以 “公知” 自诩,把任何事情都定体问,盲目吹捧欧美的一切,甚至印度贫民窟、战后伊拉克都能拿来吹。
其次,文史哲领域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也很难找到可靠的答案。
数理化是有答案的,李森科可以把所有反对他的科学家都打成反革命,但是按照他的 “革命理论” 就是无法培育出高产的农作物品种。
但是文史哲方面,是真的可以信口胡说的,而且门槛极低,语不惊人死不休可以快速提高知名度,恰烂钱。
比方说,阿合马可以声称东北亚大陆对妇女压迫最深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远远比不上中东。
但是沙梨熊却这样的热情洋溢地讴歌伊朗革命:
3 月 8 日,当 1.5 万名长舌妇再次在世俗派授意下,以女权主义为旗号,进行挑战人类良知,男人底线的伤风败俗大游行时,手持冲锋枪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如神兵天降,整个世界立刻清静了!全民公决如期举行,领袖的主张获得了广大穷苦,失意男人的一致拥护,4 月 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文史哲的运行模式,很难像数理化那样经常有固定公式,比如说永动机就是不可能的,根据无机成油理论勘探石油是注定会失败的。
对于文史哲,个人觉得,差不多用公式表达的话,F(a,b,c……)* 运气 =α,β,γ……,变量有很多,而且其中很多变量我们还无法知道也无法控制,结果也有很多,其中很多结果我们也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知道。休克疗法在波兰和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俄罗斯却导致了一场灾难。军事政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常不是好事情,但是皮大帅居然在智利刷出了一波 “经济奇迹”,虽然水分很大。
而且,文史哲领域,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乱入发表一通暴论,快速提升知名度的。
朱学渊:《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www.douban.com[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转载)_国际观察_论坛_天涯社区bbs.tianya.cn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51053-1.shtml)
所以说,会出现一切定体问的 “公知” 真的不是啥怪事情。
主要还是:殇。给殇的。
要知道,那可是整整一代人的殇。别的答案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比如以前国内电视那是珍宝,美国废旧还能用的直接扔路边。国门一开,多少人殇了,自信心直接就彻底给废了。那是在 深 圳 南 边 开出租车的都能过来深圳包 N 号房的时代。
另一方面,文史哲向来是有和管理方对立的传统的。
秦始皇 “焚书坑儒”,(这里的儒并不是后来的儒家的儒)也是因为文史哲成天 BB,秦始皇要搞郡县制,这帮人成天 BB 分封制。汉武帝扫除匈奴外患,司马迁说你年年这么搞民不聊生啊。
历朝历代,文史哲跟管理方对立是常态。
主要是个个都以为自己是治国安天下的奇才。而管理方的决策只能采用一个,必然是会有他们不满意的地方。
你不对立,与你同样身份的人们说你是舔派,没有风骨。
所以最后成了一种碰瓷。BB 无成本,碰对了辉煌一阵子,甚至流芳百世。碰错了大部分时间无所谓。
到了清朝就很安静,敢碰瓷直接灭族。
那么,现代文史哲和古代文史哲的区别就在于:古人总是用圣人、圣君、贤君,先皇做个马甲,掩护自己;现代文史哲总是用欧美作为马甲掩护自己。
古人总是圣人言,如何如何,不听我的,你就是不听圣人的。最后如果错了,不要紧,是圣人错了。
现代欧美比我们发达,国家层面很多年是号召学欧美的,睁眼看世界欧美确实先进得不行,所以自然开口就是欧美如何如何。然后天天说,说多了,把自己的屁股说歪了。
所以这是文史哲类人普遍心理状况。
公知呢,在这些文史哲的基础上,再加上坏。如果不坏,纯粹是殇,还情有可原。比如易三国,明明三国研究得挺好的,非要谈政治,一谈就殇味尽现。还有马古董,明明讲古董讲的挺好的,非要扯日本啊、德国啊,一扯都是 媚,其实心灵深入还是殇。
所以,像易三国和马古董这样的,其实不是公知,他们本质还是爱国的,只是因为殇了,改开那会深刻见证了中国的落后,以至于站不起来。但本质不是坏,本质的出发点和古代的文史哲人没有太多的不同。
但是,公知就不一样了,他们是真的坏。其实,本质是他们恰烂钱。最近建国同志告诉了我们很多内幕,美国给这些人每年是有拨款的,数额还不小。这些人其实就是赚老美的狗粮,典型的如茅经济。还有些人做的是国内的买办生意。比如罗太君,开始教外语,培训机构的基本流程就是上来摧毁学生的朴素爱国心,跟你说美国都好,让你向往美国,然后化向往为学习动力。袁历史也是这套路,补习班的嘛。然后就不得不说俞东方了,俞东方水平更高,通过美国的事例、现象,然后上升为感悟,然后上升为人性,然后让你自己觉得美国好光辉啊,自己国家好黑暗啊,我要好好学英文啊,我要奔向自由啊。所以,这些都是生意。潘石头的媳妇就是给国内房地产商拉美元贷款的。这些,都是恰钱的,都是真的坏。
总结一下:
-- 因为中国文人有 BB 的传统,BB 时要马甲,现代的马甲是更先进的欧美。
-- 由于当年的巨大差距导致的殇,爱 BB 的文人认识出现了问题。
--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恰烂钱,故意贬低我们,美化欧美。
哪国的文史哲领域都是公知重灾区。
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大多数时候好歹还要靠数据说话。而如果用鲍曼的话来说,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身份就是权力话语的 “阐释者”。而在大多数时候,“阐释” 的基础就是一套特定的理论框架。不同框架之间如果产生冲突,那就是一场场永不停歇的撕逼。
就拿文学来说吧,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学”?
有些人说,文学的核心在于批判现实。
有些人说,文学的核心在于表达人的感情。
有些人说,文学的核心是语言。
有些人说,文学的核心是思想。
……
由此往下,一千个人可能会说出一千种不同的理解。
这种理解上的不同,最后会导致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如果说你认为文学的核心是批判现实乃至于批判体制,那么 “敢写”、“敢骂” 就是很多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而这背后隐含的自然是一种对当下政府与现行体制始终如一的反对态度,至于语言的水平就不在考虑范围中了。(这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就是今年始终争议不断的《方方日记》。即便我可以罔顾事实地认为方方写出了某些不能描述的现实,可《方方日记》单从艺术水准而论,在方方自己的作品序列里都属于下等。某些人却把《方方日记》的文学性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假如说我们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什么坏的动机,那至少也说明他们评价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就是所谓的 “批判性” 而不是本身的艺术性)。
反之,如果你认为文学的核心是语言,那么汉赋、齐梁宫体诗这类辞藻艳丽的文章可能才是你心中好的文学的代表。一旦你接受了这个标准,那么文学就可以与现实彻底隔绝开,你的作品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就是华而不实。一部深度通批社会弊病的作品,可能就因为作者的文笔比较差,在你眼里没有任何价值。或者说,在你眼里,一个作家把社会分析得再深刻,只要文笔差,他的作品在文学上也没有任何价值。
我不去说哪种理解一定是对的,但在不同的理解框架下撕逼是必然的。
从现实中来说,很多想进体制内的人应该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文史哲法经管专业进入体制的难度要比理工科小得多。按道理说,理工科的学生总认为文科学的东西没什么壁垒、一学就会,而理科的东西文科生很难学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体制内的大多数非技术性岗位都倾向于文史哲法经管这些专业呢?
从根本上说,这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事实上,就算体制并不能通过专业的筛选保证所有进入系统的人一定都完全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但相较于理工医等领域的技术官僚,前者的可信度相对还是高一些的。
至于说理工医等领域为什么看起来不容易出 “公知”,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很多观点是以专业话语来表达的,大多数人很难听懂。再加上技术人才的特点是适配性高,所以往往会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头巴脑没用的东西,这种“中立” 的立场培养出的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公知”。
我校教授,也是国家文字学领域的权威王宁在开学的时候就常常会对学生说,“中文系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这话当然说的太直白了点,有些人不爱听。那我就换个说法,比如福柯经典的 “话语即权力”,这总听过吧?权力最直观的显现就是意识形态,而所谓的“话语” 其实就是阐释意识形态的框架,这些自然就是文史哲这些专业的工作。
总的来说,文史哲法经管领域天然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在这个领域不出 “公知” 反而才奇怪。如果你把目光跳出中国大陆,那你会发现公知其实遍地都是。台湾媒体上那些一切以美国为尊、看不得中国大陆一点好的所谓专家们,难道跟大陆的公知不是一路货色?越南在越战中承受了美国多么大的打击,但如今却跟美国过得如胶似漆,这背后难道没有 “公知” 们在做舆论引导?更不用说在决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面对欧美发达的物质生活,怎么可能没有人下意识地认为它们一切都是对的。
教员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曾经说: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在这句话中,有人看到的是狂热的政治斗争,但从这句话本身来说,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如果你觉得把文史哲说成是意识形态是过度政治化的表现,真正的文史哲专业应该是 “追求真理” 而与意识形态无关,那么你的这种想法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所以,既然知道了公知是怎么出现的,也就不要想着公知会消失。只要有人存在,公知打不完也打不绝。越是如此,恰恰越证明文史哲专业本身的重要性。
如果有人认为把文史哲专业全部取消,世界就清净了,那只能说这想法是相当幼稚的。你怎么就能保证所有理工科学生的想法完全一样呢?立党老师跟曹大佐都是理工专业出身,他们是一路人吗?
(仅哲学角度来讲)因为大家都在搞政治哲学,不搞形而上学。
不管是理工农医文艺体美经法等等等等等领域
真正的大家都是属于,本专业随便说
超出了专业会明说:这一部分我不熟悉
题主有这个概念,是因为啊,文史哲领域里边半瓶子不满随便晃悠的人,扯的淡大部分都看得懂
理工农医这里,扯淡不容易看懂
比如扯个淡,什么八国联军烧圆明园是因为清军杀害俘虏啥的,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也太搞笑了吧?
但是砒霜治疗癌症这个,看着是扯淡,问题是特么还真不是扯淡 ···········
我们希望有专业人士把自己的知识点用通俗的话讲给大家听,而不是这个专业人士,除了本专业不讲,其他的啥都讲 ···········
举个例子】
电影爱好者,问加勒比海盗
正常的会说是什么拍摄手法、故事情节的推动、演员的发挥等等来讲解加勒比海盗电影的故事
然后讲讲幕后制作
对不对?
而大家比较厌恶的公知是什么呢?
加勒比海盗好啊,真是好啊,一对比中国的电影差啊真是差啊,为什么差啊,因为国人不行啊,因为制度不行啊因为这个不行啊因为那个不行啊
全是空话,一点有用的实际的东西都没有,最后就是体制问题结尾 ····
真正的专业人士,会怎么回答呢?
会说清楚
加勒比海盗是耗资最高的一部电影,拿了多少多少的奖,特效制作是如何精良
我收藏了加勒比海盗的蓝光光盘,设计多么多么的美观
男女主表演的是如何的入戏,
悲痛欲绝的男主和旁边的幽灵
猪脚船长杰克斯帕罗是如何的英明神武
这才是正确的回答方式
而不是不谈自己的专业,只在别的地方扯淡 ·····
我们一般谈论自己专业之外的地方,也就是一个整理工,就是把资料进行整理,省却大家查找的时间罢了。
因为三个原因。
一,文史哲直接针对人的思想,本身就是舆论战的核心焦点区域。它本来就是战场,这是基础原因。
二,包括文史哲领域在内的科学界,它们的优秀专家学者大多集中精力在行业领域内的科学研究,不太关注舆论斗争,将精力分散到非科研工作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权威性。
三,文史哲领域缺乏明晰、通俗的衡量标准,因此在是非判断上相对理工科更加依赖权威,但是由于原因二,真正的权威很少发挥作用,导致舆论阵地被占领。
这三个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在文史哲领域出现了很多奇谈怪论。
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杠精的网友,一定遭遇过这样的言论:
故事是假的,但现象肯定是真的;
不管真假,但它反映了现实;
不管真假,都有教育意义,千万别找凤凰男;
虽然事情是假的,但具有讨论的价值;
即使这条新闻是假的,类似的矛盾依然存在;
我一个同学的老家就是这样;
我同事说,她老公的老家跟这差不多…… 等等。[1]
用早已证伪的谣言来证明一个人是英雄人物,在历史圈这样的言论非常多。诸如 “尽管记载是假的,但这个历史人物一定做过这样的事” 的话在一些粉丝中间反复出现。甚至有 “尽管这些故事都被证明是假的,但也有可能是真的” 的砌词强辩。然后他们自我宣布胜利,继续忽悠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分工明确的现象:
1. 平时大量刷资料装专业的大 V,只发言论说 “我看你还可以挽救”,然后刷一堆无关的历史资料。注意,一定是无关的历史资料;
2. 平时扮群众做气氛组的小号,只发言论说 “假的也是真事”,然后刷一大堆“小学生”、“多读点书”、“无脑黑” 之类的攻击性言辞带气氛。
前者利用影响力支持后者,但是前者刻意避开了脑残言论,难以直接批评他们鼓吹脑残言论;后者制造舆论支撑前者,但是又刻意避免将言论与前者挂钩。二者的理论与行为都是片面割裂的,只有合二为一才具有逻辑合理性。但是他们却执行了按照严格的分工各司其职,遵守极其严酷的纪律强行脱钩,形成了有明显军事化色彩的网络军团。
对于这些谬论,具有行业权威影响力的所谓专家固然不屑一顾,但同时也不会予以批驳。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舆论阵地完全被谬论占据,公知泛滥成灾。
可笑的是,行业里真正的从业人员还一脸迷茫,在别人批评文史哲领域缺乏足够明晰的判断标准时,盲目辩白说 “史学界对于论文标准有严肃的要求”。这种连文字都读不懂的人是怎么在文史哲领域从业的?
谁不知道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我说你没标准了吗?我说的是你的标准跟别的行业比不够清晰。你连审题都不会,文史哲从业人员就这水平?再说了,说了半天,你那科学有效严谨分明的标准,也没用到过对文史哲领域公知的战斗中去啊,那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这个领域的失败,与整个行业的愚蠢密不可分。
泻药,
其实我的观点可能和绝大多数答主都不一样。像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如果彻底的象牙塔化和技术化,成为少数专业学者卖弄概念和发核心的领域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既然自然科学需要向大众进行科普,法律需要向大众进行普法教育的话,人文学科,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向大众进行普及也是特别必要的。而这样的工作必须得让公共知识分子来做。
而现在互联网上的文科公知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讨论的公知化,而在于他们本身不够学院化或者说基本功根本不扎实。如果我们参考欧美的经验的话,所谓的 “public intellectuals”,应该是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素养(其中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起码是个最低要求),同时愿意关心公共事务,愿意通过大众传媒向普通民众进行知识普及或者进行社会批判的学者。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得是一名学者。而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会发现欧美社会的公知代表是像哈贝马斯,桑德尔,以及阿甘本这样的本身就是名校的教授,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同时热衷于公共事务,愿意面向大众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学者。
很明显,如果我们中国自己的公知队伍里也能有像哈贝马斯,桑德尔这样的公知的话。那么对于文史哲领域的大众化来说非但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反而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只是目前为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的公知的专业素养严重欠缺,甚至 “公知” 这个名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种贬义。然而,**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现代社会和现代的公共舆论空间是不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而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将直接导致整个公共舆论失去了思辨性,从而彻底成为了工具性娱乐的游戏场。而每个公民也没办法真正在公共空间中学习与成长。知识也可能彻底成为象牙塔里被垄断的话术。
综上所述,我本人是欢迎真正的公知关心和参与人文学科话题的讨论的,这甚至是我们的现代生活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公知” 的名号必须进行去污名化,而它的去污名化与它的专业化和学院化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稳定,我们需要,也必须拥有一批我们自己的哈贝马斯,桑德尔式的公共知识分子。
因为公知这个词儿眼下是大众用来送给一切跟自己观点不一致又看起来比自己懂得多一点的人的帽子。
而在文史哲领域我们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其实从中学阶段以后就再也没接受过什么新观点。他读书也好(虽然基本不读什么书),看文章(主要是头条小编)、看视频或者知识付费,其实都只想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一种有趣的方式重复中学课本的观点,他们就觉得好。如果有人不重复甚至推翻了课本的观点,他们就觉得这个么要么水平太差要么居心叵测。而居心叵测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是公知。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认为你说的不对!”
“虽然我连时间地点人物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说的不对!”
“虽然你看起来比我知道的多,但我能把握住历史的主题,你却迷失在那些细节里!”
这些可笑的反智言论背后都有一句没说出口的真正理论,那就是 “虽然我不如你,但中学课本是对的!”
而我们的中学教育刚好就是提供结果让学生背诵的。你可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定要背下来它的结果和影响。这种教育是传教的最好办法!
但蠢货只看到人民有信仰,聪明人却能看到有信仰的人民就是韭菜。既然人民不关系细节你为什么还要纠结具体事实呢?
你就给傻子胡说八道,他听了哈哈一乐,流量来了钱就来了。袁腾飞、高晓松、还有键盘国师都明白这个道理。有朝一日他们的信仰变了咬你是公知,只要你钱赚够了,坐在墨玉府的落地窗前俯瞰万家灯火,跟哥们说 “可别看不起他们,这些都是靠他们赚的!” 多好。
只有我这样想不开的人才想说点不一样的。自己跟自己较劲的原因一是笨,二是想不开。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这个学科领域目前存在如下四个大问题,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就是……
文人集团……
被收买……
跪久了……
河殇派(根据最近在我乎的见识,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已经被追溯到民国了)……
我认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已经出现严重的方向问题……
程心,罗辑,三体人,降维攻击(用于任何领域,作为一种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现当代文学最高水平的作品就是……
你这个观点停留在第一层,我在第三层,而他已经到了第五层(别问什么意思,量化到这么精确了你还要啥自行车)……
三观……
恶心到我了……
你是方方(汪主席)粉丝……
我们泥腿子……
那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举一大堆压根不是在某领域、却发某领域暴论的人,然后让他们强行代表自己想让他代表的领域)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这个圈子如何如何……
听听,有逻辑嘛这都。
崔永元是研究转基因的吗?还是高晓松是史学大拿了?
如果不是在一些人眼里这个领域门槛已经低到这些人自己都算圈内人了,又怎么会把高晓松、崔永元当做这个领域的代表呢。不说你捡个硬茬捏捏,你至少也得抓个正经是圈子里人的人,在他自己领域犯了低级错误,结果这个圈子还没发现愣是被你先发现了,这样才能证明这个圈子门槛低到你的脚下了吧?
田余庆驾驭不了,来捏捏阎步克好不好?是不是顶多到了袁腾飞这个段位,才算是 “文史哲领域” 的人?那再往上算什么?有些弟弟你摸到门槛了吗,就在这儿这门槛那门槛的?
某些人连圈子里在关注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自己跟着一些二道贩子装复读机,用自己朴素的中学教育基础,争论一些吓人的、连问题成不成立都两说的问题,完了还以为自己看到了本质。
就这还天天笑话民科吧的老哥是民科呢。
啥也不说,立红号志就完了。
哎对了,立红号志算哪个领域的?
看了一下前面的回答,有一些回答提到理科更易于判断对错,文科主观性强容易胡掰
我们不妨先看一篇 paper 的截图, 兰道 - 托里拆利函数的可还原性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这篇文章有没有公式?有!写的规不规范?太规范了!
怎么写的?用这个
Randomly generated math papersthatsmathematics.com
大家都知道 github 上流行一时的狗屁不通文章编辑器,因为前阵子天天要交疫情期间学习强国思想感受,受到大学生的广泛欢迎,这个编辑器差不多意思,只不过是随机数学论文生成器,从头到尾连摘要到参考文献都写齐了,只不过内容是胡掰的。
我一开始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很多人觉得因为理科 “严谨客观” 而文科 “主观性强” 所以容易产生“公知”,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分不出来文史哲什么时候在胡掰的时候,也分不清理科什么时候在胡掰,光摆公式没用,我也可以用数理逻辑的方式写一屏幕公式论证哲学命题。至少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从作为学科的文史哲角度去讨论价值不大(虽然我可能后面会提一下公知还真的就是有这方面渊源),一个讨论的基础是,不要抱有因缺乏了解而产生的学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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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地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要把核心术语弄明白。所谓的国内文史哲其实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研究学习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员的集合,这个地方不那么紧要,真正麻烦的是 “公知”。
公知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关注这个话题有几天了,昨儿晚上我和一位好朋友吃撑了溜达,我就问他,你说到底怎么定义公知?一开始我们都是发懵的,我们俩做过不少各种圈层的社会调研,在学院里也接触过对各大宣传平台做定量分析的,但是公知这个概念,离我们确实有点远。在我看来,公知第一感觉字面上不算坏词,甚至非常正面。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可能是在小学,我当时会联想,公德、公园、公厕,这都是好东西呀,而且一般都是免费提供某种服务的。那公知,就应该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为人们免费提供知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不满足于自己在某个方面有专业知识,还要以免费的方式(或者放宽一点,不高的代价,比如很多 19.9 元公开课)为没知识的人提供知识,就像前桌的好学生帮你辅导功课一样。
当然这和更学术的定义不同,那里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强调去机构化地参与公共领域,这个语境在中国似乎不大适合,我就不扩展下去了。到这里,一个存在于理论上的公知应该是定义结束了。
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开始,现在我们说的公知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好形象。
这里我先引入一个思考方式,如果不看也没关系,看了能想的更清楚。上世纪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塞拉斯,关于他对觉知知识(observational knowledge),或者通俗地说,从外界获得可靠知识的看法上,另一位当代哲学家布兰顿作出过一个很棒的评述。简单地说就是知识的两层论,一层是针对外界的刺激能够作出可靠的差异反馈倾向(reliable differential responsive disposition),比如说我看到苹果是红色的,如果它是青苹果我也能分辨出是绿色的,我总是能做出很可靠地对差异的反馈。但是这种反馈不仅是人有,一条巴甫洛夫的狗也有,一只被训练的鹦鹉也可以作精准的辨认颜色反馈,更极端一些,一块儿铁也能够十分可靠地根据环境是潮湿地而生锈。所以重要的另一层是真正理解这个概念的运作,或者说能够在语言中合适地运用这个对应概念,比如说,我看到苹果是红色而不是绿色,我是真的理解 “什么是红色”,而且我知道它不是绿色黄色白色,说明我掌握了这一整套颜色的概念,我真的理解自己在说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如同一只被训练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的小狗。
对于公知来说,我引那位朋友的话,其实人们认识公知基于一个两轴的坐标系,一轴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另一轴是政治观念上比较接近 liberal democracy,也就是亲 “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早期的公知是八十年代那一批人,他们是经历过信息的封锁的,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 和平民大众之间有很大的信息差,稍微有点学问的人都可以输出大量的知识,那是一个国内人文社科学术领域的田园时代,从外界翻译或者引入的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做一点就可以吃很久,很多学科的基础框架就那么搭建了起来,我认为这里是公知出现真正的源头。公知的出现是一种功能性角色,为什么一些先驱者选择翻译一些西方经典与名著,为什么一开始先走美学引领?因为社会在失落的年代后曾经需要这样一些角色,来对公共领域的知识传递做传声筒。因为知道的太少,所以我们听讲即使听到了夹带私货,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不一定需要了,或者说,需要转向了。
先让我们回到二代公知和他们的退潮。如果说一代公知是那些引入知识和观点建立国内知识领域基础格局的人,他们内部学术程度更高,也真的见过一些市面;那么二代公知更接近世纪初的那些国外如何如何的神话讲述者。这两批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前者因为是某种意义上的基础建设者,所以说的也主要是和业务相关,但是后者的言论往往建立在闻说知识而非专业知识基础上。比如著名的矮大紧老师,矮大紧很多讲述内容之所以总是被证伪并嘲笑,(引这位朋友说),是因为他说的很多东西来自于环境,比如他在什么地方呆过十年,那么他的话确实有一种权威性,但是这种权威性一旦探出这个并不大的见闻圈子就会变得苍白,导致作为公知,他说的越多错的越多。同样如果我在英国呆了十年,我会不知道哪一家的炸鱼薯条难吃的要命吗?但是如果我说,“X 家难吃是因为他们用的澳大利亚土豆而不是约克郡土豆,掉价儿!”,那这就是胡掰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去辨认公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说的内容根本不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了,在这个圈外,他可能并不比普通人强多少,比专业更是差的远。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我们何以说他是公知的呢?其实这个方面很多公知都是一样,他们开始探出自己的领域进行评论,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放弃知识分子身份了,就像不应该在医生面前说喝消毒液杀新冠一样。可是大众还是能够如前面分辨苹果一般,非常娴熟地将这些人划分为公知,**因为我们在这里忽视了两个坐标轴中的专业知识,而只是看到了政治倾向。**如果用我前面引入的思考方式,那么我们的这种认知方式就是一种温度计式的观察——我因为看到温度计指针到了三十摄氏度,所以要去开空调。但是真正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温度计 30 度代表很热了,这么热的时候我是要开空调降温的。如果我们跳过了中间 “热” 的这个概念化过程,那事情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如果这个温度计坏了,总是指在 29 度,那么我就不能开空调了吗?或者说,如果屋里湿度很大,体表温度高,那么即使是 28 度我感到热也应该开空调,但是熟悉了 30 度 = 开空调的我可能就是如此一个夏天都没开过空调。对于公知也是一样,其实本来公知应该在领域内说的话才被当事,他的政治情绪如何是次要于知识输出的,但是现在大众由于习惯了这些人的思路比较亲自由民主,所以一旦遇到政治倾向不正确的也直接戴上公知的帽子,殊不知这个领域上他们说的话往往已经不具有专业价值了。
而他们的退潮,可以大致确定在 13 年前后,当然客观地说政治交接带来的管理影响是有的,但更主要的是,公知的 “知” 门槛变高了,通过搜索引擎,一个有手机联网的人随时随地都能查到大量的信息来验证公知一条微博里的话,以前的公知说日本人刷马桶可以喝水,一个盘子刷七遍,德国人严谨到了下水道油纸包,但是现在随手查一下,立刻就能破除纯粹事实层面的神话。当然,现代的宣传方式带来的是更复杂的神话,如果有时间我回头会在后面写一些。
回到疑问点,那么为什么是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很多这种公知?
其实从我前面对大众温度计式观点的批判已经可以看出,大众说的所谓公知,只不过是政治倾向 “不正确” 的持不同意见者,很难说的上在政治或者他们谈论的领域算“知识分子”。而另一混淆在于,并不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和学习者产出这种伪公知,而是伪公知往往出现在文史哲的讨论领域。我非常不认同的一点是人们认为这些领域门槛低,因为实际上伪公知和民哲是类似的,对于民哲的定义,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个答复
现在我们说的 “公知”,包括疫情期间对国家行政重拳出击的,在节目上公开带着偏见作浅薄的跨界评价的,还有很多很多,我想说的是,他们更应该作为公知被批判的原因是在自己不了解的文史哲人文社科领域开意大利炮,而他们的政治倾向本身反而是次之的。很多人觉得文史哲入门门槛低恰恰是因为母语的错觉,实际上要说自己“入门了” 对于一个诚实的学习者来说是很重的评述,不能随意做出,但是偏偏宣传总是让我们的大众觉得,做人文社科研究也就那么回事,就像我理解的懂点哲学和大众理解的懂点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一样。
* 我在这里不妨讨论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关于门槛的迷思。
我觉得有一句话也许是我们大多数人心里都暗戳戳地想过的,只是碍于面子很少说出来,**“如果我在人文社科领域瞎扯,会不会根本看不出来,因为这个领域没有一个所谓的最终 / 标准答案”。**说得好听点叫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说的糙一点就是 “没人说的一定是真理,所以我怎么说都有道理,你不同意是因为你不懂”。这种话术挺常见的。
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门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领域的门槛真的很低吗?是不是我像那些大教授一样坐在台子上 “鬼扯” 也能总结出几十万字的书。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是在初中看林语堂的一个传记小说《苏东坡传》,我感觉既然王安石能写那么多卷解字的废话,我也行,我对于一个话题也能说写就写十万字,我的思想是如此深邃,理论的思想田野是如此广阔,随随便便写几本书都可以。当然,这肯定是不对的,我在高中写调研报告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你发表意见的时候,最终限制你的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魏宁格(Otto Weininger)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逻辑和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写作的时候需要有逻辑,这在实用角度说更方便公共交流,但是追根溯源,这个 “要有逻辑” 的压力应该是来自我们对自己智识的诚实。上中国哲学课程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无聊的老师要求抄经,买两本竖版的线装本抄,一下午就可以抄完几本名著,但是这肯定不算我自己 “吐出来” 的字,我对这个文字不负责任,我可以抄的很快。胡说八道也是,一个人当然可以胡说八道几万字,可是当她养成了一个对自己的意见负责的习惯的时候,有些东西她就没办法写出来,因为说话有逻辑并且有一定的深度已经是思维的一种训练有素的习惯。很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种训练,当然,他们并不需要接受深度思考的训练也可以活得很舒服,毕竟如陈嘉映老师所说,幸福的好日子并不等同于良好生活。
然而这就是一个门槛,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言论一直是不负责的,那往往产出很差,这就是我们说的伪公知、群氓、民哲 / 科的感觉。说得俗气一点,当知识是可以如此轻快地被获得时,区分的门槛就是有多要脸了。回到那句灵魂发问,胡扯能不能被看出来,**当然可以,**科班学习者除了要训练良好的思维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足够的知识储备,你胡扯的东西不一定能让她们搞明白你在想什么(我其他回答评论区真的出现过令人抓狂的逻辑归零者,就像长指甲挠黑板一样恐怖),但是她们的训练足以支撑判断你是不是在胡扯,所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我没认真学习过相关知识,也可以指点江山并搬出 “没有绝对真理” 的免死金牌,这种反智毫无意义。世界上或许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它们至少都是树叶这一点,是相同的,顺着差异性无限滑坡是很糟糕的诡辩术。所以在公共讨论中,我并非不支持小白的言论自由,你当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求自由发言的时候,不能同时要求别的人还一定要同意你,更不能因为别人反对你就跳脚,然后搬出 “没有谁能说自己的理论一定是对的”,来强行拉平你和专业学习者的差距(一些伪公知和网络无赖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专业人士说的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比你严谨,一般也更经得起检验。
做一个梳理,当大众错误地将部分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描述为公知打倒批臭的时候,将之归为 “文史哲” 领域是公知重灾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文史哲门槛认识的太低(不管文理其实都一样),谈论者不一定算是该领域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他们误解了公知的判定方式,以政治倾向这个次要因素来界定公知,只是碰巧政治倾向与人文社科领域的确有亲缘性(毕竟你说点什么反动的很少带着数学公式说,除了巴迪欧)。
在有意宣传的包围之下,舆论正在被有效地引导来攻击这些被当作公知的持不同政见者。可喜的一点是,这是平均文化水平提高和知识来源丰富易得的结果,网络令人们不再相信简单的神话了;麻烦的一点是,一些更复杂的神话形式被应用了,我们置身其中却很少察觉。对于前者,其实逐渐演化成反转的常见,太容易出现不断反转的社会事件,这固然受到我们的大众总是喜欢挑边儿站、立场先行的影响,但也是现代媒体习惯于六经注我、推拉民意的结果。对后者,一些复杂的形式比如对真实数据的巧妙处理(统计学不一定是一门严谨的理学学科,它实际上更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对材料的刻意编排,夹带私货的情感 / 思路渗透。在这些宣传之下,仿佛我们可以说(知乎似乎最近常见这种画风),“公知的倾覆说明民智开了”,但是这多大程度上是大家真的懂了?多大程度上是另一种隐蔽形式的话语和思想统治?互联网或许并不是阶级固化的解药,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智识的。
当大众批评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史哲领域出叛徒,公知该死的时候,这些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批评的公知一样是在越界进行傲慢的谈论?或者说,他们真的理解什么是公知吗?他们真的理解为什么要批判这些政治倾向吗?为什么 “公知” 又会采取这些倾向呢?
要多想。
这可能是全世界文史哲界的通病了。以前我觉得中国公知太糟糕,后来看了美国公知的情况,我发现美国比我们糟糕得多。把中国公知和美国公知比较,就好像把新冠疫情中的湖北官僚和美国政客作比较。
中国相比美国至少有三个好。
一是中国公知的理论水平很低,理论联系实际接地气讲道理的能力很弱。基本是来自西方的二手三手理论,盲目照搬甚至抄都抄不对。还有一些是在传统故纸堆里发掘糟粕。这是比较容易被现实打脸的,也是容易被业余键政者批倒批臭的。而美国的公知理论是成体系的,不管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在冷战和国内政治斗争中磨砺多年的,洗脑能力和舆论动员能力不容小觑。
为何中国公知能力不行?这是有一段历史时期不得不自废武功的后果,不详述了。反正结果就是官家和资生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精气神和判断力都重挫。当然了,自废武功这事我觉得中长期看利大于弊。
二是中国的决策上层头脑清醒能力了得不为公知所扰。而美国的顶层废柴化已经至少二十年(布什奥巴马川普三大昏君),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公知(当然是分派别的)。最典型的就是总统被舆论绑架,总觉得要拼命讨好基本盘,而讨好的议题设置方面公知有很大话语权。很多中国人以为川普跳脱了公知束缚,这是不对的。他只是跳脱了大学智库和非 fox 主流媒体类公知的束缚,但依然强烈地受另一种类型的保守派半野生公知影响,比如 Hannity,Carlson,Bannon,Limbaugh, Beck 之流。
三是中国民智大开,民众在实事求是和讲理优先方面的素养大大超过美国民众。美国民众长期受(保守派和自由派皆有的)反智主义影响,信仰传统又很深厚,加上冷战后盲目自信以及国内大选站队不站理乃至大搞身份政治的现实斗争需要,他们的言论和思维远比中国民众更像明星粉丝团成员。我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扭曲状态。
的确,把中国公知和美国公知比较,就好像把新冠疫情中的湖北官僚和美国政客作比较。湖北官僚初期不行,但其他省行,中央行,人民群众行。美国政客不行,各州都不行,中央也不行,人民群众也不行。于是后者破坏力远超前者。
有鉴于此,我对中国公知的事情已经看得比较开了。反正其影响可防可控,反正我们赢定了,反正美国舆情失控的骇人后果会令中国主流吸取教训(就像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一样)时时给自己打疫苗。
数学公式少。
因为不能正常交流。
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的进步,绝大多数源自于交流。
无论这个交流是文明友好的,还是野蛮暴力的。
但绝对不可以是 “不能交流” 或者“没有交流”。
举个例子,外国学者研究我朝 50 年前历史的时候,提出过很多可能性。
譬如我隐晦提到过的因为知天命,想要一步到位,结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其实最早我就是在某个犄角旮旯里看到的观点。
我能说吗?
我只能说点不知道的人压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车轱辘话。
他们要是在我朝正面问起这个问题,谁敢接招?
全是送命题。
你接个我试试。
没人接招,我怎么知道我看法是对是错?或者我怎么知道最像正确答案的回答是什么?
这又不是数学可以逻辑上严格证明,也不是物理可以做实验证明……
无法正常交流的结果一定是:失去交流过程中精进的任何可能性。
既然是去了可能性,我甚至连说的东西是对是错都是难以辨别的,还谈什么进步?
没有进步,自然都是重灾区了。
所以不要问我为啥老喜欢拉黑,一些人除了念经啥都不会,
会点啥的但凡说点啥就 7 天 15 天的,剩下的除了念经还能是点啥,不拉黑难道留着过年?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文科的很多理论知识本身就没有被证实,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2。一些教授还意识不到事物的复杂性,还在用自己的常识解释。他们的学历权威性和学术能力在解释一些复杂现象时并不比普通人高
3。由于学术能力很难客观衡量,教授水平层次不齐,下限低。学科封闭,学阀现象严重,学科标准和话语权被牢牢握在一些教授手里,难改进
一,文科的理论知识有些是纸糊的
复杂网络元老 Duncan Watts 2017 年发在 Nature human behavior 上的评论文章很好的总结了社科发展的问题:社科学界鼓励不断发明新的理论而不是用实证研究来解释众多互相矛盾的理论。
毕竟是发在权威期刊上,Watts 的用词很谨慎。“reconciling the innumberable in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s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通俗点翻译就是很多理论是纸糊的
二,常识并不靠谱,文科教授在对一些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下结论时,他们所学的知识并不比普通人多。第一,二点合起来也就解释了为啥常有文科教授的言论大跌眼镜,被现实打脸
比如今年初清华社会学教授郭于华量产了很多暴论(被河蟹)。根本原因就是她的学术权威性(如果有的话)是社会文化理论,而她下结论的是传染病防控,需要对传染病模型、计算机模拟了解以及拥有足够的数据才能下正确的结论。在这个话题上,她并不比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权威性高
继续引用邓肯瓦茨的观点:“社会的运转是由数百万甚至更多不一样的个体每天在很多维度互相影响的,而一些学者却认为他们能凭借自己每天生活中积累的常识来解释社会问题”
文科范畴内研究的问题很多都是用常识怎么解释都说得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严谨的研究方法和足够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来得出结论。
这点 Watts 在他的书《反常识》开篇就用一个例子讲述了例子:城市人和农村人谁更适合军旅生涯?城市人更习惯集体行动,服从意识更强,而农村人更适应田野生涯,干体力活的经历更多。问卷结果是城市人更适合军旅生涯。
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几十年里学科和研究领域是更融合了还是更分化了?一方面研究高度复杂的问题上需要跨学科合作,另外一方面,研究领域细化则会导致学者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学科里,也是左右都说得通。但是当你画出过去几十年的 SCI 期刊文章引用网络就会发现,同一年网络中任意两篇研究的距离是逐年下降的,从 5 下降到 3。显然,学科研究在不断交叉融合,而非怎么说都对。
拿社会学举例子,国内的论文经常是引用了一堆左右解释都解释得通的理论,然后作者再凭常识下结论。如果样本大一点,测量变量更精确一点,结论变了我不会感到意外。
三,教授水平层次不齐,学阀现象导致学科封闭
我看见一个高赞回答提到南京大学。我这里就拿南京大学举例子:社会学系的青年长江们,有人几十篇文章是抄的
有人被系统科学的降维打击
青年长江陈云松的发表期刊有: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北师大系统科学的博士周建林发表期刊有: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tometrics
目前在西安交大的王洋老师发表期刊: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由于社会学的青年长江也发不了好 SCI,他们就干脆不拿好的 SCI 期刊当学者科研能力评审标准,而是用自家学校开设,标准堪忧的中文期刊
“欧洲中世纪教皇曾经下令禁止使用十字弩。因为十字弩可以在近距离直接射穿重甲骑士的胸部甲。而且只要用弩,农民也能随随便便就能杀死全副武装的贵族的事情触动了欧洲封建的等级观念”
“国内社会学学阀们达成共识不用 SCI 做评价标准。因为大数据 + 计算可以将他们做的小作坊研究降维打击。只要找对了大数据,分析方法得当,没有社科基础的人做的研究也能随便超越读过几十本纸糊的社会理论的正教授。这种事情触动了社会学专业的学阀等级观念”
意识是构建物,构建意味着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在解构的过程中可能被曲解,甚至在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可能被二次曲解。
而在一次次建构→解构→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到底哪些意识才是正确的,没人能给准确答案。
毕竟人的认知随着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而逐渐演进和深化,而意识往往落后于物质发展。
说白了,意识领域没有最终的正确答案,那么大家无非在争论谁相对正确,但是判断相对正确的标准呢,又很难达成一致性。
包括马老爷子也说过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最终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好使。
所以最终标准很简单: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支持话必然失败,毕竟物质决定意识对吧…
所谓重灾区呢,其实不过是养蛊,所谓百家争鸣其实就是不同意识相互撕,但最后还要看谁对上面有用,不然为啥表彰六经呢。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文史哲不同意识撕哔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不同意识互撕不是啥问题,但问题是混战之中有些人浑水摸鱼,还被人发现了。
公知这种事情呢,本质上不坏,可惜劣币驱逐良币,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垃圾味儿太大,污染了整个领域。
知乎上充斥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无知和偏见。
有些人,他们对官方意识形态报以不屑,觉得那是糊弄底层老百姓的,糊弄不了受过高等科学教育的我。同时,他们对其他意识观念又知之甚少,或者同样不屑一顾,对外国社会的认知主要靠逻辑推断。最后,他们还乐于用自己 “独创” 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理论学说” 圈地自萌,并且还以此论证“害,要什么国家社科基金,我们都一勺儿烩了”。
这才是空谈误国啊!
从评论区看,很多朋友觉得 “文科不讲科学不做实验所以门槛低,谁都可以叨叨两句装装专家”。人文学科我就不说了,确实不以实验研究为主要范式。来看看几个你们说的文史哲专业:
语言学,根本上是一门实证科学,以人类的语言现象为客观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从人类语言的生理学,到 NLP(自然语言处理),发展出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交叉学科。
考古学,根本上是一门实践科学。没有国家战略性投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客观合法性就难以立足。
传播学,大量的实验方法和数学模型。沉默螺旋、议程设置等主要理论都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不会用 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不会做建模分析,好些研究方向的硕博士恐怕毕不了业。
逻辑学,哲学范畴,不做展开了。
哪止文史哲领域呢?
前几天知乎不是牛逼到问为啥清北都是米畜附中了吗?
这个论坛不是特别喜欢喷 “民国大师”“知识分子”“文官集团” 吗?
**按照 “知识分子” 定义(**有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难道不应该所有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全都是公知预备役(你乎很喜欢的一个用来说明贫富差距大的例子不就是每年只有一半初中毕业生能上高中吗?)吗?来来来,别叶公好龙,骂知识分子的只要有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全部切腹,赶紧的。
最后再说一下文科门槛问题。
同样是一个哥白尼革命问题。
你想象的文科:
实际中的文科:
哦对了,这本库恩的哥白尼革命正文 258 页。基本全是这玩意。
我觉得一个还忙着研究四六级和考研的论坛还真别看不起有编制有正式身份的知识分子,毕竟 114514 路诸侯嘴诛国贼这么长时间方方一根汗毛都没掉下来。
如果将 “公知” 作为形容词来形容亲西方的倾向的话,那有的领域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比如法学这一块。
首先法学来源就是国外的一套理论。从清末修律开始就是移植国外法律,民国时期继承了很多清末修律的内容,就算是后来学苏联,苏联法学本质上也是西方式的,第一部苏俄民法典颁布于 1922 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早了 98 年;苏俄第一部刑法典也颁布于 1922 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版刑法早了 57 年。建国后国内法学领域先是由于政治因素除了颁布几部基本法律之外长期搁浅,前民国时期法学界各路大家又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了冲击;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国家的法律建设受到重视之后,这些经历过运动的法律人才被重新启用,当这些受过冲击的人挑起了法律建设的大梁,很难保证他们在搞学问的过程中不掺杂一些私人恩怨的想法进去,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苏东国家集体嗝屁,老师死了也就没有什么好学的了。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法律规定也逐步向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引进消化吸收了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这些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经常被提及。
以上背景交代清楚了,所以现在设想一下,你作为一位法学学生,自己学的东西根源是西方那一套化用过来的,自己学的专业是现政权曾经批判打压过的,自己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经常在教学的时候说被打压时候吃了多少苦头,阅读文献时候经常会提到哪些国外法律制度曾经被引进学习改进,考法考时候听着花脸猴老钟 “大陆民法抄台湾台湾民法抄德国” 的表述,写论文的时候被要求参考文献必须有多少外文文献,学习间隙刷着社会新闻又看到一些同行律师 “死磕求公正” 的“光荣事迹”,看看美剧英美法系陪审团各种正义断案正道的光 ·······
有一位西方传媒人说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他就是鸭子。结合上述事实,当你的专业到处都是西方那一套,出点 “公知” 式的人物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你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信奉并遵循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自己一整套不同于过去一切政党的崭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俄国,创造性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产物。它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俄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合理历史要求。但是,斯大林执政后,从抵制到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至根本拒绝列宁的晚年思想,再通过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意识形态 “大转变”,完全转变到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上来,先后经历了一个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即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过程。所谓树立斯大林的个人理论权威,就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唯斯大林独尊,以斯大林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为最高真理准则,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依归。**从 1929 年以后,特别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定之后,长期以来,苏共就是以这个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分辨社会主义的准则,进行意识形态禁锢的。
自此之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和崇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解释成了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斯大林的策略是,先是依凭 “列宁学生” 的身份,来神化和崇拜列宁;而神化和崇拜列宁的现实目的,正是为了神化和崇拜斯大林自己。当其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不再需要依凭列宁时,便直接树立他自己被神化了的形象。
从 30 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代替了列宁主义,甚至也通过斯大林对马、恩思想的垄断性解释,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 30 年代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伪造俄国革命的所谓 “两个中心”、“两个领袖” 的理论,把斯大林神化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的地步。到 30 年代后期,特别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当做了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 “最伟大” 的理论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这时,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成了当时最高、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未着眼于从体制上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对它进行清理,最终还是留下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浓厚残余,不仅其各种思想理论影响和体制模式依然存在,而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复发和回潮。所以,纵观苏联大部分时期,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乃至神化,可以说是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有方式。
苏共意识形态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以 “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 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 “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 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从此,苏联社会成为不断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 “分裂” 的社会。在苏联大部分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一般党、政、军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终日惶惶然,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有被扣上“信念不坚定”、“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逃兵”、“工贼”。
苏共意识形态第三个主要内容是,崇尚所有制的一 “大” 二“公”,奉行一成不变的、不思改革的、死板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缺乏效益的理论模式。它造成的是短缺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第四,苏共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方面,是遵循 “自我中心主义” 和“霸主”心态。早在 1927 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 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 “社会主义阵营” 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第五,苏共意识形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 “超阶段” 发展的理论。从 1936 年宣布苏联 “基本建成” 社会主义时起,这种 “超阶段” 论支配着苏联几乎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从二战后就提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高调,勃列日涅夫的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系发源于此。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教授购买一台 14 英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边是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承认,职工对公家财物的“顺手牵羊”,是对工薪的一种“补充”,一边却大肆鼓吹,要在全民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明显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底层汹涌澎湃,舆论中却宣扬苏联社会“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已经形成。这种 “牛皮论调” 吹得愈高,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 “社会主义” 的失望情绪就愈深。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对现实生活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却脱离苏联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达社会主义论”更像一曲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理想当做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而人们一觉醒来,心头袭来的却是严重的失望和空虚
苏共的意识形态支配苏联达半个多世纪,给苏联人民炫耀的其实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而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却是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受到种种限制的精神文化活动;唯一可宽慰的,是一个可以炫耀武力的、奉行扩张政策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所消耗的却是人们本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苏共意识形态给人们描绘的画饼,同现实生活相距太远,人们对它由失望、冷漠,转而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这种靠封锁禁锢、造神和镇压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 “温室” 环境中培养出的 “理论队伍”,又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理论教条,又难以折服人,因此,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而太多倚重于书报管制、查禁和行政压力,只有短期之用,而无长远之效。苏共正是长期依靠了行政压制措施,采取了“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 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苏共僵化的理论教条。
1)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封锁和禁锢,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历史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都将导致落后和愚昧。苏联党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为借口,查封、清除、禁锢、销毁国外和过去时代的大量书报文献,其数量和范围是惊人的。除上面谈到过的有关情况外,仅 1938 年宣布为政治上有害的图书就达 10375706 种、招贴画 223751 件,又有 55514 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最初,资深研究员经批准,还能阅读有限的外文资料,后来这些研究人员连这一点权利也被禁止,加上出国学术文化交流对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当时几乎谈不上,这就完全封绝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科学文化信息,造成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无知。所以,直到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苏联主导舆论还认为生物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是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它们进行大肆批判,甚至还把有机合成化学列入“反科学”、“非科学” 之列,不准发展。这便造成了苏联科学理论甚至应用技术的落后,跟不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被动局面。
(2)苏联过度控制新闻书报造成的封杀和禁锢,造成教条主义盛行、思想理论僵化,使屡次改革受阻失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造成相当影响。斯大林对书报信息监控之严,实际上也监控、限制了马、恩、列文献的发表。众所周知,列宁晚年的著作和文献就曾遭到粗暴删改和禁止。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不利于斯大林的文本更不许发表。**1934 年,斯大林曾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对发表马、恩文献控制之严,连恩格斯给母亲的家书,也要由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打报告给斯大林,由其亲自批准方可发表。笔者在苏联档案馆就曾看到斯大林对该报告的这一批件。对马、恩文献控制尚且如此,那么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任意封杀列宁 “老近卫军” 的著作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切透出改革萌芽的思想,都遭到镇压;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 “违背无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倾向” 和“无思想性”作品的地步,——这一范围是极其宽泛的,按当时的标准,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千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这样的学术和社会环境,造就的 “理论队伍” 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他们实际上代表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同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相结合,形成了阻碍改革的思潮和扼杀改革的巨大力量。这正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封杀精神文化产品,并随之进行的批判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一批体制内改革派转向体制外改革,这样就造就了持不同政见者以至发展成为运动,为埋葬苏联培育了 “掘墓人”。苏共长期不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吸引人,以其思想理论的严密逻辑说服人,而太多倚重了书报管制和行政压力。要知道,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压,往往是压不服也压不住的。在这里使用行政强制和暴力,只能适得其反。压的结果,只能“压” 出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群体。苏联的反对派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苏共在几十年间用这种方式 “压” 出来的。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在 60 年代中期,不正是为了打压、禁止两位作家在国外出版书籍,对他们进行关押逮捕,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抗议,而造就了最初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吗?
实际上,苏共通过封锁禁锢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 “温室” 和“无菌环境”,培养出的是一批弱不禁风的 “理论战士”。他们在知识信息上的“封闭性”,形成了理论上的“脆弱性”,所以,他们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 后涌入的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冲击下,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发生。
注
所谓俄国革命的 “两个中心”,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国外中心” 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俄罗斯国内中心”。所谓“两个领袖”,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在 1912 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进入党中央。也正是这个缘故,斯大林才把布拉格会议夸大到极为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马龙闪,1941 年生,河南省宜阳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俄罗斯苏联史研究,兼顾世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问题。曾参加 “六五”、“七五” 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研究,主持 “九五” 国家重点和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并单独完成中宣部、教育部有关课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现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理事。先后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洛阳大学特聘教授和温州大学兼职教授。从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和《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等 3 部;曾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三主编之一)、《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变革》、《苏共执政模式研究》等 4 部;合著:《苏联史纲》(1917—1937)2 卷、《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1953—1964)、《斯大林模式研究》、《苏联剧变新探》、《20 世纪世界文化》等 8 部。译著有《巴黎公社史》(上、下册)、《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和《从阿尔巴特到西伯利亚》等 4 部。主要代表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0 年)科研成果三等奖,入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发表学术著作、论文、文章、译著等 130 余种。
顾诚,费孝通,罗尔纲,王仲荦,王绍光,贺雪峰,周雪光,王奇生,瞿同祖,吴玉贵,乌云毕力格,范文澜,孙培良,王希,罗彤华,傅衣凌,何竹浜,杨宽,杨伯峻,阎步克,梁方仲,杜家骥,姚念慈,任继愈,杜继文,李碧妍,张国光,苏力,荣新江,杨鸿烈,仇鹿鸣,黄艳红,樊铧,田余庆,林承节,杨若薇,王曾瑜,邓广铭,谷霁光,李新峰,赖建诚,张泽咸,萧东连,李向前,於莉,唐长孺,楼劲,侯旭东,刘后滨,严耕望,何炳棣,经君健,李锦绣,姚大力,曾小萍,邓小南,戴建国,谢忠志,毛亦可,胡丹,孙英刚,黄楼,李凭,陈安全,戴晓芙,张跃斌,汪晖,苏崇民,张一兵,戴桂菊,刘新成,马克垚,陈苏镇,周佳,赖瑞和,孙继民,岑仲勉,贾志刚,孙国栋,胡宝华,赵冬梅,程喜霖,郭华榕,张金龙,朱绍侯,贾国静,吴伟,薛宗正,刘子凡,栾成显,陈勇,马大正,成崇德,段连勤,祝总斌,曾瑞龙,王小甫,杨海英,叶晔,郑春荣,黄宗智,周黎安,章奇,李治安,齐小林,黄道炫,樊百川,柏桦,蒋真,陈宝森,王家瑛,周一良,李峰,任剑涛,饶胜文,张艳茹,袁森坡,胡鸿,李里峰,彭明浩,多杰才旦,韩树峰,吉辰,梁庚尧,李华瑞,王赓武,张旭东,史念海,黄宽重,刘城,杨奎松…….
这个名单没有完,只是开了个头,虽然不乏脱离专业瞎开炮和个人局限还有道德问题。
你说说这里面有几个能跟现在已经 “臭大街” 的所谓 “公知” 相比?
或者说是 “公知” 跟他们比。
包括像杨奎松,李新峰,任剑涛等等这些 “有点问题” 或者 “问题很大” 的。
这个未完名单的绝大多数人在舆论场里都是根本没有位置,怎么 “公共” 法?
当然了,舆论场里有没有位置不一定改变 “公知” 与否的问题。
因为很多东西无非就是把这些人的工作庸俗拙劣的重复百遍,千遍。
“理工” 的问题就少或者没有?
倒不如从社会环境,学校氛围,工作单位来说,看看个人的经历,人生的顺逆,收入多寡,地位高低,社会关系简单还是复杂,生活方式规律不规律,有些什么习惯,专业,课题是不是 “锐利”,能不能发出声音,有没有人帮你拿喇叭,发出声音是个什么频道。
要按照新起来的一小股潮流,未完名单里的 “唯物”,“唯物辩证”,“阶级”,“虚假自由民主” 的可是不少,动辄马恩列毛,一顿剖析痛批,那离 “公知” 就更远了。
这个问题只能说既不 “文史哲” 也不“理工”。
你现在上街,还是民主自由,市场经济这套东西能行,或者说某种话术和 “通识观念” 能行。
满大街都是 “公知” 预备役?
社会意识要维护社会的物质基础,因为它就是物质基础产出的,太自然了。
你觉得是挣脱枷锁,不好意思,人家觉得你是在剥夺人家的财产和体面,放光了在街上跑。
“没有东家,可怎么活啊”。
这可是心理话。
很多 “公知” 在结构上,不过是重复和强调了 “现状” 而已,他们又不是那个力量,最多是透明人穿的一件衣服。
我不是说 “公知” 没有自主性和个人利益,但这不重要或者说附属,屈从于力量。
“公知”,反 “规训”,结果帮助(出了一部分力)规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样的 “拔河” 是怪谈吗?
美国现在就是。
补充一个。
你看看沈逸的微博,也是公知,天天朝美国开炮,近来尤其是发射特朗普搞地月,地日考察。
知乎上充斥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无知和偏见。
其实我觉得知乎上已经好很多了……
不少人文社科类的民科公众号简直跟邪 jiao 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您的几句话就想着让国内外从事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失业……
爱因斯坦在描述自由的时候是这么说,
爱因斯坦在描述民主的时候,是这么说,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 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式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所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刮,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加以有计划的破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爱因斯坦描述爱国的时候是这么说,
1921 年,爱因斯坦撰文指出,“社会或者国家不是他盲目崇拜的对象;他把社会要求个人作出牺牲的权力,完全建立在社会应当给个人的个性以和谐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之上。”
1931 年 11 月 22 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主权的限制》一文。这篇文章精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他指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文集,页 82)与此同时,他直截了当地对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提出批评,“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文集,页 83)爱因斯坦的话似乎有先见之明。“国家主义”与 “爱国主义”,是“二战” 后诞生的那些威权国家特别崇尚的意识形态。
在《他们为什么憎恶犹太人》一文中,爱因斯坦说:
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理工科容易跑掉,每年你 T 你 P 理工科那么多留学,然后转码留在当地的,我们不能说他们都不是 patriot,但他们的脚告诉我们,他们总归是对哪里不满意对不对?
但理工科既然容易跑掉,也就没必要整天在网上说些不好听的了,大说漂亮话不好吗?跟主流一致不好吗?
文科就倒霉了,跑不掉,又满肚子怨气,就只好整天阴阳怪气的了。
国内文史哲领域都有严重的以论代文 / 史 / 哲的问题,简单来说由于晚清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影响,国内文史哲领域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被高度政治化了,不管是建制和反建制,都把文史哲领域当成自己的宣传思想主张的 “阵地” 和“战场”。
必须注意到的是,上个世纪末主流的 “反建制自由派”,本质上仍是建制内的一部分,自然连“造反” 都是浓厚的建制味道。即使是 30 年前的那场风波里,绝大多数 “自由派” 仍留在建制内,不过是降级冷落或者失宠了而已,因为某些人很清楚建制内的斗争是路线斗争,只要不以破坏建制为目的,没有必然搞个你死我活,这是他老人家聪明的地方——针对他个人利益而言。
而且随着那次风波后三年的另一次风波,“自由派” 也相当于是赢了里子输了面子罢了。明眼人都知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政策显然部分甚至大部分继承了他们的思路。总而言之,这种话语权的倒错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形成了一个诡异的现状,在刚开始发展壮大的网络舆论里,发声的主力居然是反建制的自由派,而这些领域的反建制者是怎么拥有话语权的呢——答案是通过建制。这很讽刺,但也很真实。
很难说这是一种精神分裂或者 “宽容”,因为很大程度上,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建制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建制” 的,90 年代一波三折的政治风波,使得建制的权力体系处于一种 “我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的尴尬状态,所谓的 “公知” 只是侧面表达出这种意见的无意中的回音壁而已。
但是网络崛起大量普通人涌入之后,情况就因为当初的错位变得越发的诡异起来。因为反建制派使用的本质上仍是建制的话术,建制内政治挂帅非黑即白的宣传口号,所以到头来反而遭到了厌烦这种建制式话术的人的批判。
然后接下来网络用户在第二个十年进一步随着移动端的扩散而壮大,甚至允许了大量的底层也涌入网络,而恰逢经济危机影响开始显现,建制顶层也随着危机降临开始转换思路,于是网络生态又开始大变样。
网络舆论开始 “嘈杂”“非理性”“结党”(讽刺的是其实头十年网络舆论圈子的结党才更可怕更富有行动力甚至可以上升到人身层面,反而是新十年的“结党” 不过是互相声援点赞,更多的是精神“结党”);
“公知” 的话语权急剧萎缩(这和建制的话语权萎缩是同步的),自由派式微;
“小粉红”的出现,以及过去相当一部分 “野生公知” 摇身一变转型成 “粉红” 或者右翼(我相信里面有不少人你们现在都经常能看见);
建制对舆论试图收紧,但是键政的讨论热度反而比上个十年激烈而多元的多,建制真正能掌控的领域反而越来越后退,以至于收紧舆论看起来大概也只是挣扎的应激反应。
至于下一个十年,比起键政圈的风云变幻,还是先担心现实政治风云变幻吧,毕竟键政大不了拔网线,地球 ol 可没有拔管的选项
因为如果愿意空谈的话,文史哲可以谈到天荒地老,而理工科谈不了几句就得做实验了。
复旦的冯玮教授在 2014 年曾经发表过文章《缺乏支持的日本社会党不可能成功》,文中将日本社会党的崩溃解释成没有坚持道路自信。
为了将没有坚持道路自信作为社会党崩溃的原因,文中并没有提及日本社会党与总评关系的变迁,此外还在提到日本社会党提出放弃 “道” 的《86 年宣言》时介绍 86 年参众同日选举中的惨败,却在介绍社会党第 55 回大会时闭口不谈 90 年众院选日本社会党所取得的大胜就直接迁跃至 93 年众院选大败。
能在 2014 年,在这个被部分网民认为是群魔乱舞的年代里,能发表和敢发表这种特定政治倾向浓厚的应援文的绝不可能是某些人口里所谓的” 公知 “,但是现在他的互联网评价就是这个。
怎么会是重灾区,都是禁区吧
我坐下来,望望上面,马哲学得魔怔,都为政治服务,到了一些敏感话题没人敢研究。即政治化。
望望下面,对文史哲的偏见层出不穷,恨不得文史哲明天就原地暴毙。即偏见化。
再看看知乎,把学问分成文理科仿佛一辈子都活在高中的样子互相筑造堡垒互相攻击。即割裂化。
你就知道为什么文史哲是公知的重灾区了。
大概是公知喜欢指点江山、俯视众人的感觉吧!比如
因为公知这个词儿眼下是大众用来送给一切跟自己观点不一致又看起来比自己懂得多一点的人的帽子。
——那公知又送给反对派什么帽子呢?
直接人身攻击,当然,在高先生眼里我是属于 “比他懂得少一点” 的人,所以扣起帽子、乃至人身攻击毫无心理压力。
高先生反对 X 卫兵,但问题是,阁下的手段和你讨厌的并无不同,挂人、人身攻击、群嘲,阴阳怪气,看来你并不反对 X 卫兵,只是恨自己不是 X 卫兵罢了。
又比如阁下的一篇雄文:
什么叫 “歧视学历低的好歹有个毕业证”“歧视穷人的好歹有点财产”?这不是立场论是什么?阁下挂我时我记得您说 “不该只有立场”,怎么到了你的文字里全面都是立场?我可不敢这么武断,因为歧视学历低、歧视穷人的有不少是相同境遇的人。
阁下又说
这些可笑的反智言论背后都有一句没说出口的真正理论,那就是 “虽然我不如你,但中学课本是对的!”
而我们的中学教育刚好就是提供结果让学生背诵的。你可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一定要背下来它的结果和影响。这种教育是传教的最好办法!
但蠢货只看到人民有信仰,聪明人却能看到有信仰的人民就是韭菜。
“应试教育” 在阁下的文章频繁出现,我不知道应试教育对您做了什么,也不敢问,我非常了解你这个年龄的人,因为我过去可你激进多了,也你公知多了,但应试教育下的历史我还可以,即便当时我不信教科书一个字,我以我的经历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教科书改变不了你的政治观点,但是生活可以。如果应试教育真如你所说,是 “传教”,那岂不是太失败了?
阁下说 “有信仰的人民就是韭菜”,那美国历任总统哪个不是韭菜?再看看那些以宗教为国教的国家?啊,全球都是韭菜田,精资狂喜。还是说阁下认为凡事信仰马列毛的都是韭菜?你又凭什么提前预设立场评价呢?
公知的信仰自由是 “只允许信仰我的自由”
公知的言论自由是 “只允许我言论自由”
但凡提出异议者都是蠢货、韭菜,打着柿油主义,行的还是 X 卫兵那套。这也是为何公知恶臭的原因,君不可不思之!
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本来就是指的社会科学。你要是擅长数理化,好意思叫公共知识分子吗?你只是个知识分子呀。
文史哲领域公知泛滥,这不是文科生的错。也不是理科生的错,是半吊子的错。我就说两个比较著名的公知:
矮大紧先生,清华化学系肄业。
方舟子先生,中科大生物系。
这两位和文科有关系吗?
但要做一个优秀的公知,文史哲不能不谈,要从几千年的历史、东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上,找出种种证据,找不出也要歪曲编造出,譬如 “德国良心下水道,日本夏令营呱呱叫” 之类的文章,以此来达到贬低祖国,狠夸西方的目的。
问题是,你个理科专业出生的,不好好干科研工作为国效力就罢了,成天扯你半懂不懂的文史哲领域?真以为历史是看地摊文就能学会、哲学是讲几句名言就对、社会科学是几个小故事就能悟出的啊?你谈谈你的科研方面,化学研究方面中国与西方比如何?生物研究方面中国与西方比如何?这些你们说说,大家可能还要听一听。可你谈的那些,老百姓一上百度就什么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印度绝对不是人人都会带着微笑的快乐国,大家都知道象棋绝对是中国人发明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催化钠,新文学出身就专心搞好你的新闻学就可以了,成天扯你半懂不懂的转基因,连 NaCl 有毒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这不是文不文、理不理的问题了,这是没有履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的问题啊!
公知真正泛滥的地方,不是文史哲领域,也不是理科领域,而是中间的,那些喜欢跨专业的、冒充全能型选手,实则废物一个的半吊子
首先这个所谓公知肯定是指那种水平很烂各种暴论复读的公 rui 知 zhi。
那么这么说吧:因为睿智装成在文史哲领域很有水平的难度比较低。
因为研究得越多越深,就越会发现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而普罗大众不会去想这么多。就像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但是搞科研的人基本上都是无神论一样。
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可能并不是最有用最合理的,但一定是最经得起质问和反驳的。
因为普通人定义的公知一般是指说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这批人,公知不受人待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和自豪感。
第一,工科的一大特点就是专业性较强,普通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讨论的本身就很少,比如每年高考大家最喜欢谈论的一定是作文题目,而不是数学卷里出卷老师玩出了什么花活。
文科是一门下限极低,上限极高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虽然普通人其实根本不懂文科教授到底在研究什么,但是他们可以随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上去,然后肆意嘲讽所有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类似的还有股票和债券,每次股市牛市人们都会津津乐道,坊间到处都是 “股神” 嘲讽学院派机构不懂股市,而前几年的债券大牛市却很少人会讨论,也没有民间 “债神” 指点江山。
第二,工科的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量化的,比如一个工科教授说国外的光刻机比国内先进,实验室设备比我们好,人们不会认为他是公知,只会认为他在陈述问题。如果一个文科教授说某某方面我们不如国外,那么他就是一个公知,因为文科类的东西很难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司马迁的史记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哪个更好?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即使专业人士也很难得出结论。
**第三,**人们平时对世界的认知往往都是很感性的,同时又缺乏逻辑性,很容易被大 V 们带着走。我就在知乎见过一个自称自己是极左的小朋友同时对这么一个问题点赞的情况,这个问题叫
事实上我稍微看了一下,在据说 “左派” 遍地的知乎,最高的几个答案基本上都是强调票是自己买的,即自己的私有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即使让座,也必须是在这位孕妇感恩的情况下自己出于善意让位。这至少说明此人在私有权力和财产方面不是一个极左,所以大概率是支左,不是他自称的极左。
人们出于朴素高尚的爱国主义情绪下,很容易智子疑邻,出了一个事件,第一反应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先站队,比如知乎这个问题下的答案,高赞的几乎清一色都是打鸡血痛骂 “卖国贼” 的,这些大 V 为了点击量,点赞数,当然是顺应潮流,甚至煽风点火的鼓动进一步扩大。毕竟提问的人往往早就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了,他们提问只是想找志同道合者一起群起而攻之,并不是想探究问题本身。
煽风点火这方面,最近的漂亮国尤其突出,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各路大 V 群魔乱舞,普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已经在为了一个 “神圣事业” 摇旗呐喊了,至于这个神圣事业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他们所需要关注的。各国的大 V 们赚的盆满钵满,也懒得去想。
造不出蛋糕的,自然 格外在乎 蛋糕的分配模式:
给我等精英多分点 ……… 多分点 ……… 再多分点………
而教员留到今天的蛋糕分配本色,依然是遏制豪强精英集团的利益。
不会造蛋糕 / 格外在乎分蛋糕的 “民族良心” 们一看自己的蛋糕始终多不起来,总是利益受损,自然恼火。
理工科又不分东方西方,全宇宙的物理规律都一个样。
他就算是个公知你也看不出来,除非他在非本领域发声……
因为研究文史哲之后更容易知道真相。
恰恰相反,因为文史哲领域有一批人啊,小管家不让我说那词。
别删评啊,是不是心虚啊你?
该答主的行为很完美的表现了公知能力的段位。
得亏我 tm 不信公知,崔永元这批人带头送头我必吐血。
历史哲学我不清楚,文学我是略知一二。
要说一些文学带佬的文学水平比民间达人高,我还是真的不信的。
崔化钠证明了有一批文人的知识面很狭窄,而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必定要博闻广记。由于近代古代信息流通不畅,这种博闻广记的成果尤为可贵。
我觉得写网文的都比他们知识量大,噗嗤。
上面那句话可不是我吹牛啊,有个作者编名字溜得一批,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设定集还能和动物植物,历史人物联动。
这种龙套还有三千八百个
别怕啊,开评论区让我们看看你的知识量啊
继续对该答主进行解构:
语言这东西确实很有意思,我在上文中说文学达人必定博闻广记的原因在于:对文学作品的信息解读往往依赖于历史和对作者的了解,不对这二者有所了解的人是无法入门文学的。这种情况客观的提高了文学的门槛。
该答主所说的情况反而在媒体宣传中是一种很高明的文字手段:信息指向性高,信息可解读性高。这个错我觉得崔永元是不会犯的,毕竟崔永元专业是这个方向的。
至少比他的回答要高明,他的信息密度太低了,准确度也惨不忍睹。
我对文学方面的了解很粗糙而且非主流,但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说两句的,趁黑公公给我点赞给你们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很多作物在古代是没有的,很多器件也是在历史中被逐渐发明出来的。
如果说有一本书说秦始皇在吃西红柿鸡蛋面(史上第一混乱),那这本书必定是后人写的小说。
封神榜就有类似的情况。
作物这种事情只是小事,不会影响阅读和理解,但鲁迅的作品就要对鲁迅有所了解才能够有较高水平的理解了。其他诸多大佬亦是如此。
所以看到一些离谱的奇葩发言想都不要想,这个人的知识量大不了。
对于文科生一定水准的人,偏见是不可能的。
我一个日语二级低空飞过的铁 five 都能在思考词源辨别同义词细小区别的过程中所获甚多,大部分专业人士对自己专业的思考方式必定是超出我们理解的。
也不是说随便来个人就能超出我们的理解,怎么说我都是悟道成功的了,再菜能菜到哪里去?
我对文学的理解很疲弱,对于我来说,文学只是一把打开了新大门的钥匙,开完门就没用了。也就问我文学相关的问题了。
至于我说的没有道理,反驳我的我也很欢迎,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我怎么感觉印象当中之前都回答过类似问题,现在换个语法又出来了?
其实这种现象不光出现在国内,不分体制和国家。
很早之前就有人因此讽刺过公知。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拉丁美洲抛头露面的程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也许这是来自法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法国也是如此:一位作家或画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所有问题上的专家,可以评论任何事情,包括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试管胚胎受精的是与非,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起的灾难,等等。
我们拉美文化的这一特点本来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是它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我们的知识分子热情得很,对他们缺乏知识的每件事情都毫不谦虚地说三道四,吵吵嚷嚷,其代价是,他们反复说的话会成为形成拉美人世界观的一个关键因素。拉美知识分子当中的许多人是反西方、反美和反市场的,因而后果是严重的。不管他们的言论是如何地违反我们星球上 20 个最发达、最繁荣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这些言论造成的后果,是削弱民主,妨碍人们对未来建立合情合理的信心。如果这些知识分子鼓吹可怕的革命前景,那么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看到资本外逃,人们会感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长久不了。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以下是我当时回答高校恨国党多的一个原因:
高校教师身份带来了一种虚无的优越感,自认为 “无所不能”,有资格对他人指手画脚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至少都是有真才实学的。
在八九十年代,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也就初中文化时,他们却已经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
但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这些高校教授无论在专属领域再怎么厉害……
他们就一定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同知乎上的海贼王路飞吗?
拿这位金老师来说,专业领域也许他很强,但要比烧菜的话,也许他还不如食堂大妈。
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恰恰就在于此:因为自己身份优越,就认为什么都懂。
和很多自媒体大 V 如果被喷了,也许就会乖乖认怂不同。
某些高校教师已经把自己代入到了救世主的身份,所有反对者必须被打倒,不得翻身。
有人就评价过这样的 “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
然而在国内高校的某些群体之中,他们觉得自己是无限的。
并且,他们骨子里根本看不起生活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人。
他们认为,那些就是 “愚民”“XX 贼” 甚至于“乞丐”。
然后,他们自以为只要国家愿意俯下身子,让他们去左右国家发展,那么分分钟就能让中国变成世界第一。
亦或者,是分分钟成为美国眼中 “最可爱的中国”。
但是,好气呀,国家偏偏不愿意听他们的!
甚至,就连那些 “庶民” 都不愿意听他们的,以前微博上编个 “霸气小护照” 就有几万点赞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当他们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自己那套理论,甚至站在对立面时。
这些高校教师会恼羞成怒,把自己摆在数万米的高空,傲慢地对下面的 “庶民” 进行批判。
(可惜这条朋友圈下结论太早,现在看起来是在嘲讽美国和英国…… 懂王脸红,女王惊诧)
而方方的队友中,大抵都是人文专业的大牛。
虽然开地图炮不太合适,但我真心觉得不少人文专业(我自己就是人文专业出身)的高校教师很容易陷入这种思维怪圈,并且完全看不出清醒的迹象……
这倒也容易理解,我就经常被人吐槽 “写的东西不接地气,太飘”,总以为好像一个念头下去,什么都能改变。
相对而言,理工类至少得踏踏实实面对现状,知道自己哪里不行,又怎么才能行。
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寨大国朝着智造强国前进。
可能一位美国人比我们国内许多 “人文大牛” 看得更清楚:
共和党参议员 Tom Cotton 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中国学生不应被允许在美国大学学习科学和技术,而应该研究莎士比亚文学。
嘿,你们这些人文学科的大牛被歧视了,不去反击一个吗?
你觉得对方在盲人摸象,对方觉得你在盲人摸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你不留意的地方有一堵墙。
各国都是重灾区,因为文无第一,所以谁都不服谁,贺电的文采操李白的心,而且为了博出位要不当个太监把圣贤书背的滚瓜烂熟的保守主义,要不我不做人了 JOJO 把古人骂的体无完肤的极端主义,你没看中东文字狱开始全面向后转,欧美文革爆发开始砸铜像了嘛。你告诉我这帮人文史哲学了个嘛。
区别是中国民智已开,所以衬托那些烂文伪史假哲非常扎眼。我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七成微博认证作家讲话水平在我这个祖安战神之下。
而在外国他们还有孝子贤孙捧着,还有斡旋家帮着圆谎罢了。
中国的公知其实挺惨了,换国外咋不也混个社会活动家啊,每年光卖韭菜选票月入百万不是梦。哪像中国被我祖安大军挨个阴间问候全家还不带脏字的,最近微博起码几百公知被怼的删号关评。
并不是文史哲是重灾区,只是其他领域的公知你们看不懂。
因为历史老是改来改去的。
何止国内文史哲,目前西方的主流知识圈,文化圈,甚至政治圈,哪个敢提出民主制度是一个需要改革的制度?首先是福山为首的高级知识份子提出了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制度,是接近完美无缺的。就算近期他说稍微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但是并不会修正对于民主制度的看法。世界顶级知识份子都这么说,比他差一点的呢,比他差一点的知识分子的徒子徒孙呢?
整个西方社会实际上被这种语境给圈住了,中国政府经常说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可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在美国政府那边听到制度改革之类的话语了,美国社会,美国政治体制,有改革的空间和能力吗?就算有,谁敢提出,对完美的民主制度提出要改革,这是多么的政治不正确啊。可以说西方社会,是自己用政治正确给自己画了一个牢笼,你敢走出去就是政治不正确。
这种环境之下,中国近代文史哲本身就是用西式科学手段进行文本研究而产生的新学科。清末民初全盘西化也曾是中国在晦暗时期的选择之一。因此中国文史哲既主动选择了投向西方话语,也被动做为西方文化渗透的重点地区,思想上认可民主体制,意识上跟随西方政治正确才是正常的。所以大家经常会见到很多教授学者下意识的变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呈现者,完全不自知。而他们的后继者更是有意识的贩卖恐慌和对立,有意识的当渗透者。由此可知目前国内文史哲那么容易出公知也不奇怪了
更新
西方目前缺乏制度改革的动力和意愿,这是现实。评论却一堆人喷,西方早就有批判民主制度的理论,这不废话吗。问题是西方主流话语是什么,媒体主流话语是什么。今天是 2020 年 7 月 9 日。我大美利坚川建国同志带领我大美利坚走向 310 万人感染新冠的大好局面。主流媒体除了偶尔骂骂我党同志川建国,谁敢说民主制度有问题?反正如果川建国同志十一月选输了,锅都给他背就可以了。
理论不合于现实,那就更改现实去符合理论,这就是目前国内公知最大的问题,不是主观符合客观,而是客观要符合主观。所以一堆人觉得只要西方有批判理论,说明西方就是有改革制度的能力和意愿,甚至已经在行动了。公知让人讨厌,就在于此,编织虚假现实迎合理论。
再说一次,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流舆论根本不认为这次新冠,或者美国发生的问题,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只是川建国同志个人的问题,换一个就可以解决了,民主制度依然完美无缺。美国资本集团多年来为了稳定国内,为了演变他国编织出来的理论,恰恰让美国自我禁足,画地为牢,政治正确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其实就是谎言反噬自身的表现。洗多少回都没有用。
你理想中文史哲领域是什么样的?求是?半月谈?环球时报还是观察者网?
利益驱动,人家吃的就是这碗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费和社会资源重点放在理工科,而很难偏向文史哲领域,尤其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因为政客有大搞政治正确的需求而疯狂向这些领域投钱(比如建立各种诸如 XX 种族权利研究、XX 群体权利研究之类的学科或者基金会)。
于是这帮文人为了生存,开始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谁的言论更极端,谁最能引导情绪,谁最能唬住人,谁就能攫取利益。至于谁的思想更有底蕴,更有逻辑,更能经得起实践检验,早就没有人关心了,无他,不挣钱尔。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这帮 “公知” 批评国内、吹捧国外的绝大多数言论,不管如何连篇累牍天花乱坠,最后的实质性落脚点其实都在 “言论自由” 这件事上,一切事情争论到最后都是“泥国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啥啥都不行”。为什么?因为对于这帮人来说,“言论”是他们挣钱的工具。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他们需要的 “言论自由” 并不是真正给所有人的,而仅仅是给他们自己的,至于那些与他们观点相左的人,要么搞一波阶层歧视抨击你们愚民不配谈政治(如《县城粉红中年 XXX》),要么疯狂碰瓷挑刺举报——相信我,这些天天喊着言论不自由的人,对举报不当言论的流程比我等单纯的自干五熟练多了,这与他们所说的言论自由可一点都不矛盾,毕竟读书人偷书不叫偷嘛。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言论自由’是第一生产力”,“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骂国需求与我国互联网对辱国造谣言论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看清了这一点,也就看清了他们的荒谬与可悲。
三十年前,中国还很落后,大多数人都没钱,这帮 “文化人” 凭借自己比普通老百姓掌握更多的信息而地位尊崇,那时候他们说国外是啥样老百姓就相信国外是啥样,美国小学生如何优秀,日本马桶水如何干净…… 靠着社会地位的背书、信息的垄断,他们吃得满嘴流油。
可惜,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削弱了他们的话语权,刚刚造谣 “一地手机”,几小时后就能给你找出原图来啪啪打脸,那个“知识分子” 说啥是啥的好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这帮人习惯了高居庙堂不事生产,当年那点学识与底蕴也早已还给了祖师爷,如今除了会哗众取宠,百无一用,怎能不日渐疯狂地追忆往日荣光,向往那个 “言论自由” 的时代呢?
于是他们殚精竭虑地在前人的理论中抠寻着能够给自己一点支撑的只言片语,说着些越来越让人听不懂的话,揪着人问 “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 然后打着 “为民请命” 的幌子,提出各种标新立异的概念与观点,不过是妄图通过“注释经典”,苦苦挣扎着想要再争取一次话语权,重新坐回往日的神坛上。
满清遗老,封建腐儒——这帮学习文史哲出身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他们自己少年时最瞧不起的模样。
美国文史哲领域也是白左大本营,其实原因差不多。
其实人都是从众的~相比于理工科庞大的招生规模,文史哲三科加起来,是实打实的少数派~
人既是从众的,也是性喜攻伐的~他们只需要有人给他们指出一个攻伐目标导,把他们的力比多导引到一个方向,就可以开炮了~
很多年前这个导引方向是指向政府和 D,指向尚未健全的公权力架构~现在国家的力量逐渐稳固,矛头就逐渐被调转过来了~
这其实反映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
我记得 10 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表姐的干哥跟我同校,学的是汽车还是电子专业…… 好像是电子汽修还是啥…… 我忘了~反正工科~
他说他最喜欢去听他们的政治老师喷 DG~听得那叫一个爽~
公知基本上都需要读很多书(才有素材),要能说会道,并且具有非常鲜明的 charisma 人格~一席话就能引发人群集体高潮~
当时那些在台下高潮的人,多数都是理工科生~因为文科本来就没多少人,而且文科女生多,对政治军事权力这些事情,相对来说关注得还比较少~
后来公权力反扑,逐渐禁声了各位公知,并通过搞臭的方式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 “毁圣像” 运动~全面取缔和抢夺了公知们的话语权~
广大以理工科为主的在校生屌丝,就得去寻找其他偶像来崇拜(因为人天性从众,再次强调一遍)~
他们一部分投入了粉圈(这部分可能女生比较多);
一部分开始自己造神~于是公知下场以后,工业党、入关论等由工科屌丝自产自销的网络爆论就开始横行天下~捧红了马前卒、曹丰泽等一类脑洞达人~
这类人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修养其实…… 在我们科班出身的文科生眼里只能用 “不堪入目” 四个字来形容~但他们最大的优势其实是能和一众工科屌丝一起共享一套脑回路~~
说实话,文科生和理科生挺难共享脑回路的~因为文科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地把事情讲复杂(所以公知在某种程度已经背离了文科,只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个专业训练的根基在)~而理科则是反其道而行,尽量把事情往简单了想~因为它简单,所以理解起来毫不费力~
第三种寻找高潮的方式,其实根据网络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套路——网络出征~
这下子连偶像都不需要了,只需要组织者~几个人组一小队,几个小组组一纵队,最后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如蝗虫过境一般朝打击目标猛扑过去~
这三种人,跟第一种人有不少重叠~所以就会出现肖战粉丝之类的~他们的行为模式跟几年前的小粉红何其相似?!
这其实反映了网络时代进一步的原子化~不搞这种事情,就感觉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单体而无所依归~大家都很孤独~
公知不光是在公共领域被禁声,其实高校里,在社会各界,其实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举报文化又兴起了嘛~举报其实也是网络出征的一种形式~现在的爱国小将动不动就叫嚣着举报,我私信里都有好几个说要举报我的……)~
所以,文史哲的话语权哪怕在高校大本营,也缩减了不少~
文科本来开课就不多,除了那几个顶级大学,那些在普通大学或者较差的学校上了文科的人,本身可能就是志愿报错落到那里去的,本身可能也没有多喜欢文科~
互联网时代又决定他们从网络上获取到的信息和三观,要远远多过他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
所以老师如果能力和魄力不够,最终这帮底层的文科生也会在某些机构的刻意引导和某些人的煽动下,迅速倒向反公知阵营那边,与广大理工科屌丝殊途同归~
这世上绝大多数人其实就是浅薄的~包括在公众受欢迎的时代~
所以他们无论是挺公知还是倒公知,都是动物性的释放而已~
比起合理性的论证,他们更关心归属~一定不能落单了,落单了,就证明自己错了……
至于文史哲为何是公知的 “重灾区”?很简单,因为只有文史哲的人会读书啊~当公知是需要读很多书的好吧?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读书~而且不是不求甚解的阅读,而是有一套严格规范的~这种阅读的深度和强度,不是爱读书的业余人士轻易可比~
绝大多数工科屌丝都是上完课搞毕设,然后就毕业就业 996 了,哪有空读书?
稍微有点时间读书的,都变成工业党了啊……
大概是因为理工科公知舔的姿势过于辣眼睛和惊世骇俗,以至于围观群众看到他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不是公知,而是直接把他们当神经病了。
文史科公知:” 这国怎,我陷思,定体问。“
围观群众:” 公知!殇民!恨国党!“
理工科公知:” 你就算把西半球立刻用核弹炸平,北京人也住不上大 house,皮卡也开不进北京市区,也吃不上廉价牛肉。“
围观群众:?
理工科公知:” 整个世界献给洋大人享用 10000 年都算是少的。”
围观群众:??
理工科公知:“全世界应该真正学会彻底和大陆断绝一切形式的关系来往 50 年。”
围观群众:???
理工科公知:“西方的精英们是真的贵族,真的有文明,是真的珍惜多样性,是真的打算帮助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围观群众:????
理工科公知:“就算 0% 的亚裔录取率,我也感恩美国。 我心中只有感恩。”
围观群众:
以下是彩蛋时间,论理工科精英的史学功底:
“辽国打下了北宋。”
“既然辽国不厉害,为什么在《杨家女将》中,萧皇后那么厉害,害死了那么多杨门男将呢?
为什么还需要穆桂英出面才能打败辽国?这是为什么呢?”
“哪怕到了元朝,朝鲜都没被征服。朝鲜那是真牛。”
“朝鲜不牛不牛,在辽、金、元三轮撸羊毛中,北朝鲜灭亡,只剩下南朝鲜。最后南朝鲜的抵抗军都跳崖了,朝鲜灭亡。”
还是回到那句老话,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理工科恨国党一点也不少,早期公派出国叛逃的理工人才也数不胜数。
关键是理工科的恨国党的专业领域在理工科,话语权只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人听,所有的政治爆论只能在私下里传播,没法广泛流传。而且缺乏专业训练,大部分理工科的哪怕权威大师,对于政治言论也只能做到爆论,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架构来说服其他人。
社科专业的人本来就是吃这碗饭的,但凡有一个屁股歪的专业人士都能整出一整套的理论体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权威性,发在公开期刊上广而告知,寻找盟友。自然也就出名的多的多。
最简单例子就是哈佛医学院的权威教授能靠发假论文建立一个不存在的医学领域,而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师们学医只能把自己治死。现在大家都知道哈佛里面有庸医,文学大师把自己治死这种蠢事不过是个笑料。
我给你们唱个反调,这种情况就是合理的,还是必须坚持的。
我且不说文史社哲里面多少风风雨雨,单说一个大家最喜欢的马哲,马哲从一开始作为哲学思辨再到后来延伸为革命方针,西马不知道对它动了多少手脚。既有哈贝马斯这种乌托邦主义者的批判,又有后现代主义者的重构和再创造。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存在于学术圈子内部的辩论,不像现在,阿猫阿狗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大放厥词。
在圈外发展大辩论的,举两个例子,法国革命大辩论时期和民国时期。前者不用说了吧,意识形态的争斗已经内化到政治和军事方面去了,大量小贵族、小资产阶级参与的大辩论促进了断头台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和军事极权者的出现。民国的圈内辩论通过报纸、出版物等方式也在主要城市中外化,这其中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大家多少也知道一些。
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因为这些内容从圈内发展到圈外,利和弊都是十分明显的——利在于催生公民内心的政治觉醒,弊在于社会思想的巨大混乱。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到了信息技术鼎盛的今天,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问题不在于谁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如果社会大辩论还要搞政治正确那就失去意义了。如果大家还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风气,那么上面说到的哈贝马斯这样的社会学家岂不是要在今天被骂去跳楼,那又何谈学术的发展呢?
大家之所以讨厌公知,是因为互联网让一些 “人渣” 有了向所有人发言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譬如高晓松,你说他在音乐方面内行自然没错,但是对于社会、政治、哲学方面,他算个什么东西呢?
自然,像方方这种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也存在,可真正要批评的人远不止这些。我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少数斯文败类而导致更多不合理出现的情况,害怕很多人搞不清哪些人是真的精神外国人而哪些人是思想上的不同意见者,害怕标签化吞并了所有想法。中国如今有些文史社哲学家,不仅为了保全名誉而怯于发挥自己改良社会的作用,更有甚者,见急风而转舵,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而说一些删删减减的话、说一些不符合自己学术逻辑的话。还有些自媒体和网络大 V,利用群情矛盾来给自己营销赚钱,实在是更加的无耻。
人渣治则治矣,真正的思想的权力一定要抓回来。思想的权力若不在手中,那么今天有一个方方,明天就有另一个,月亮之下永无新事。
真要说乱,乱的永远不是学术圈子,乱的是无根杂草,望诸公慎论。
文史太多人不实事求是了。然后在架空的逻辑自洽空间自爽。
哲学家罗素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他的言论到今天依然比绝大多数当代哲学文史大师更加种族平等,更加文明平等。
但他依然会基于完全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下意识的这样说:
当一个普遍性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这样。最早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都源自希腊人。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思想活动的大繁荣,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这样的巅峰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在短短的 200 年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伟大成就,这些杰作汇聚成奔流不息的激流,最终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开始于公元前 6 世纪初米利都 [插图] 的泰勒斯。
《哲学简史》的第一章。你可以看到古希腊 “唯一” 的各种论述。
然而,其实大量的 “事实” 是这样描述的
泰勒斯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一些也许是真实的。
第一章看下看,你会发现,古代古希腊的言论是非常多,就像百家争鸣,而且所谓的早期哲学,都是每人一两句总结(还不是原话)。可以说是后世挑选出了合适的文字,串联起来。这就是不是真的他们的核心哲学观,是非常可疑的。
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是经过千年传抄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文献,都有大量例子证明,存在传抄的时候根据最新的认知进行补充的行为。其中大多数还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正确的行为。忠于原著,并不是那时候的普遍标准,甚至大量宗教文献都存在后世补充而且难以区分补充部分和原文的情况。
比如千金方这种药方经典,就有后世的药方。千金方可以通过科技考古区分一部分。但历史就麻烦大了。比如后汉书和汉书就有不少历史事件的细节变化了。从后汉书作者角度看,他是去伪存真。
但如果汉书完全没有流传下来。或者事件核心上有冲突的部分都没留下来(这很正常,本来有冲突就不多)。那么对于考古来说,就没法知道西汉年间的记载了。
更加知名的例子就是竹书纪年了。已经足以说明传抄对会导致历史事件记载的不断改变。更可怕的是,改变这些事件,从考古上是很难证伪的。比如尧驱逐舜,还是舜让位后自己回到故乡。这从考古上几乎无法区分啊。
比这种官方撰写并官方传播,大量县志参考的情况,古希腊文献的传播途径要恶劣多了。大量单线传播的情况。
最典型的,就是古希腊文献还晚的《建城以来的历史》,这个公认比哲学和民主制度的记载等可靠多了吧。结果现在考古出来啦,建城时间比这个记载至少早一两百年而且文明是传承的,政权很可能也是是传承的。这是罗马本朝人记载本朝首都历史啊,都可以错了百年以上。
现在能在古莎草纸找到只言片语,就证明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是那样的吗?能证明不是后世传抄中不断修正的结果?
实事求是,考古发现了哪个年代的证物,证明了多少东西,就说那些是真实的。没证实的就说待考证。这才是正确的治学态度。
不要盲目宣称现在看到的古希腊哲学著作内容就是公元前的内容。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操守吗?
可惜,以这个操守底线为要求,文史,特别是中国西方文史大师,一个也过不了关。
实际上,我必须说大多数文史学者,做不到 “一份证据只说一分话”。他们太滥用诠释这个工具了。
罗素是年代所限。当时考古证据还不足,考古学科本身的还非常不科学。很多造假也未得到重视,而且考古学家还有点宗教狂热。那时候的罗素完全相信文献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考古已经科学的多,全世界考古出土了更多证据,链条更加清晰。古希腊地区很多历史上没记载的先进工艺都已经挖掘出来了。古希腊的整个城邦,政治面貌,和罗素年代所知的已经有了不少差异。结果看看现在的文史大师,这几年都作品依然用着罗素当年的历史认知来推断。
什么民主一脉相承,什么哲学一脉相承。。。。如此不能根据最新考古做到实事求是,好意思吗。
当然,国内更是重灾区,因为掌握古希腊文献的更少,掌握对应文物年代的就几乎没有了。
他们反对质疑的时候,往往只会说,没看过文献和论文别插嘴。但是他们自己却完全拿不出对应文献的具体文字是怎么考证出来的。
这不是说要他背。但至少应该知道在哪里可以查到吧。如果不好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发一级刊物是没问题的啊(很多概述近年来的考古发展的都能发)。可是他们一边抱怨文章难发。一边不肯查到底自己笃信的名句到底出自那一年。到今天有什么考古证据证明。是否坚实可信。没,一概没有。相反考究耶稣事迹的,已经是小的不能在小的细节,已经无关重要的地步了,还照样能写论文,发顶级刊物。
文史界本身抗拒用事实说话。还非要扯更加容易被后世传抄污染且难以辨别的哲学,文明,文化。你说能不出问题吗。
我这里摆几个问题作为擂台,看看有没有人能给大家答案就知道文史界是不是实事求是了:
1。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里面提到十个范畴,被考古证实是确实是这十个范畴的文物是哪个世纪的。
2。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和排水量关系。证明环地中海出现了这个论断的最早文物是哪个世纪的?
3,欧几里得的五公设。其中的平行线公设,最早出现的文物是哪一年?
上面的都是很基础的事实求证对不对?而且仅仅是为了证实这些哲学思潮真的在公元前就有而已。如果连这些已经要求很低的基础事实都糊里糊涂,好不掌握。这样的文史专家有啥脸面言必称古希腊?
回答不了上面三个问题,还坚持古希腊哲学起源地的文史学家是什么,我这里可以给个类比:有些物理学家,对相对论三百六十度了解,但就是不知道公式怎么来的,连去哪里查都不知道!
最后,强烈推荐罗素的《哲学简史》。里面解释了为什么数学选择无限,以及因此带来的大量悖论。以及怎么修改数学可用范围,回避了这些悖论。
前几天爆出来的精日学的什么来着?忘了。
我寻思这些 “打击公知” 的人别老盯着教授、律师看啊,微博上的某些 “脱口秀译者” 猛料不少啊,怎么没人扒一扒呢???
科普书有一个行规是:书中每多一个公式,书的销量将减少一半。
同样,一个人传播自己的思想,每多一个专业概念,受众就会少一半。
要恰公知这碗饭是需要流量的,文史哲领域大多概念是生活中常见的,你说他诡辩也好,夹带私货也好,大家都能 “听得懂”,受众非常广,但理工科往往隔行隔重山,而用自身常用的知识概念解释世界是每个人的习惯,这注定学理工科的恰不到流量,就算恰流量也恰专业的流量,比如李永乐老师。
又来了,能不能少提这些地图炮问题?
按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说,为什么国内理工科是学术造假重灾区?
捡几个个例以偏概全,跟被批判的 “公知” 有啥区别?
——
这咋还折叠了呢,那我再多说几句吧。
其实我本意很简单,因为 “重灾区” 恰恰就是个标准不明确的 “定性判断” 嘛。每个人对于 “重” 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连个大致比例也没有,所以讨论的共识是不够坚实的且没有明确标准的。用这个来对好几个庞大的领域下断言那不就是以偏概全的地图炮嘛?
另外,我举了理工科的例子,虽然近几年新闻上出现好几次大规模集体撤稿以及个别地位崇高的理工科科研人员学术造假的消息。但是我还是认为不能说 “理工科就是学术造假重灾区”,理由同上。
世界很大,也很复杂,用一个标签给一个庞大的对象做 “定性”,坦白来说,这种做法在各位严谨的科学家看不上的人文社科领域,也是行不通的。个体之间的差距比学科特性带来的要大。
当然,标签化,简单化更有利于观点的输出和传播,但是正确性就无法保证了。后果是什么?疫情初全网营销号对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发言断章取义,肆意批判,好像才没多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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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文史哲不好定量、无法验证的诟病是很多的。也就此说几句。
1 文史哲并不必然排斥定量工具,只不过是目前的数学工具和算力很难保证能够处理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变量而已。这是工具限制问题,并不是学科问题。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是人类科技的整体发展程度问题。
至于说以后数据能处理了,人文社科怎么办?当然是运用新工具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了。难道因为用了新工具,到时候这些学科就不叫文史哲了?何况现在文史哲用的定量并不少。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说文史哲不喜欢有标准化,而是做不到不得已的选择。——你还能因此不研究了?
2 无法验证、重复的问题。
我们倒是想验证,但是恐怕一验证的话就不是号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头还有没有的问题了。笑。
不过政府部门其实是可以验证的。当时我们也做过政府一些产业的发展报告,这些报告表面上全是用的政策性语言:即,只有结论、指示,没有论证——政策下来是给你执行的,而不是讨论的。但这后面没有相应的人文社科理论和知识么?是有的,只是体现在背后的逻辑里。——只是很可惜,具体理论的实践效果和数据,哪里做了改动,怎么改动的,这些宝贵的 “实验” 信息,并不会完全反馈回来。但这个信息是存在的,并且会有作用。(不过这个具体的运行情况是很复杂的,就说到这里吧。)
其实目前我国搞的种种政策 “试点” 就是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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