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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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文|谢梦遥

编辑|张跃

图|(除特殊标注外)权义

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包兰芳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2014年时的姜辉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白栓富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家属栗二友展示十年来往返于北京「找人」的火车票。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事发后,聚集在丽都饭店的家属们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 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 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 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留尼汪岛发现的MH370残骸机翼残骸图源视觉中国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2014年10月11日,山东济南。文万成和老伴住在儿子购买的别墅内。老文坚持认为MH370上的乘客能够平安归来。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2014年3月8日,一直在「延误」的MH370。图源视觉中国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徐京红妈妈的家里,墙上写着菜谱,由于母亲失联,很久没用的瓶子上都落满了灰。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徐京红的文身。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徐京红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2014年4月25日,北京,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前,姜辉和部分家属向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宣读抗议书。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2015年9月4日,北京,凌晨1时许,刚刚送喝醉的徐京红回家的姜辉。当日,法国检察官宣布在留尼汪岛发现的机副翼确认来自失踪的航班MH370。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不对,都是花的你的钱。花一分也是你的,攒下一分也是你的。我们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两个老人最后的财产,都留给俺儿媳妇。」

2024年的姜辉。

消磨

过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属极度挫败的一年,打击接踵而来。

2018年5月,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对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为止最后的搜索。7月,国际调查组对MH370的《安全调查报告》发布,这个事实上的最终报告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之前每年发布的中期报告的重复,飞机消失的真正原因无法确定,「不排除第三方干预」。年底,国际调查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处也关闭了。

家属期待法律能够彰显公义,能够以判决而不是让他们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赔偿(哪怕要将其中一部分付给律师),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与马方、波音公司沟通中被匆匆带过或者从未回复的疑点,能有摊开讨论的机会。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终局比想象中来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属在马来西亚对马政府的行政诉讼败诉(因为二审每人需交纳高达十几万元的法庭费用,诉讼没再往下进行)。11月,家属在美国提起的对波音的民事诉讼,被一审法院以「不方便管辖原则」驳回(2020年上诉法院维持这一判决)。这些诉讼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走向失败,在媒体上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儿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个月给女儿手机续费。哀悼信息在群里连成长龙。随后这些年,在马航家属大群里,我看到过几次家属去世的通报。

叶伦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体重超过200斤,腿脚不方便,总搭姜辉便车去空港中心接待处,后因对残骸的不同看法,与姜辉疏远。叶伦在2023年4月去世,只有57岁。发布消息的人写道:「他去了那个没有失联的天堂和他的双亲团聚了。」这句话构成一个伤感的悖论:叶伦是个阴谋论者,相信父母被秘密关押在美军冲绳基地。

2014年12月20日,北京,马航失联乘客部分家属聚餐,三名女性家属抱在一起痛哭。餐桌后,姜辉身旁坐着家属叶伦(左后二)。

我注意到,叶伦噩耗传来,大群里只跟了零星几条留言。「过去我会在群里说一句客套话,那天我就没有。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在群里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说。

「能说什么呢,无非是让大家更悲伤。」徐京红说,眼泪从她脸颊滚落,「我想每个人心情都应该是很沉重很沉重的。」这些年下来,至少有十几个家属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亲。一些噩耗没有在大群发布。

徐京红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看你妈这个事情也没个结果,不甘心啊。」

父亲去世后,有一天,徐京红产生一个念头,想给母亲做个衣冠冢,让父母合葬。她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权义,希望他来拍照做些记录。权义知道,决定是沉重的,她在寻求告别的一种仪式。但这件事卡在一个环节,她无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亲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仅是一种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私家车年审、房产过户各个方面。在一些人看来,不得不去开的死亡证明,就像亲手杀死了亲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几乎是年长父母)宁愿相信「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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