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慰富士康青工之难

抚慰富士康青工之难 | 舆论手札

迄今为止，封闭的郑州富士康园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稀少。然而，徒步返乡的青年工人，三三两两穿越麦田，或者成群结队行走在高速路上，却传达了无比震撼的画面。这些画面钩沉了河南人逃荒的惨痛记忆，还把新世代青年与历史同框到一个尴尬的镜框中。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政府向富士康派出工作组，介入到这个超级工厂的运营。对富士康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它可以获得一个应急整顿的后勤支持，帮助郭台铭暂时渡过生产压力的大关。外溢的危机，促成了政企放弃界限而联手，也算特例。

员工逃离或自愿离开富士康，根本原因是在封闭的感染环境下，富士康无法提供足够的抚慰。瘟疫时期的郑州富士康，与十几年前出现员工连续自杀案的深圳富士康一样，除了一份工资，无法为庞大的“工蚁军团”供应更多关乎心灵的东西。

十几年前，那个动用诉前保全措施，悍然攻击媒体记者的郭台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试图把控制力局限在厂区的懦弱台企。逃离事件一出，舆论讨论的一个后果，即是猜测富士康撤离大陆的可能性，所谓势比人强，其颠倒也不过是十数年光景。

有一种论点，将郑州富士康的疫情局面，归咎为几十万名员工所组成的“复杂社会”。此论看似指出了症结所在，实则大谬。富士康的问题，实质上是用超级工厂模式最大可能剔除社会基础造成的——它不是“社会复杂”使然，而是经高度提纯后的社会荒漠化导致。

在无事发生的情况下，这种去社会化的工厂社区尽管脆弱，却也能够凭借充足的劳动力更替维持其运转。可一旦遇到大范围的恐慌事件，流水线工具人的平凡人性苏醒，战胜了模块化的依附性顺从，看似强大的超级工厂会像多米诺骨牌，被逃离的个人推倒第一张牌。

尽青工逃荒式返乡极具视觉冲击力，引发了相当广泛的同情，为事件平添了浓厚的悲情氛围。可仍有一些值得辨析的问题被同情心遮蔽了。这涉及到一个很难被展开讨论、却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富士康的封闭防疫模式因为哪些综合原因而丧失其自适应能力？

大量试着探究富士康事件缘由的讨论，都因为心存忌讳而让观点陷入了自相矛盾。比如，人们对徒步返乡青工的同情，实际上弱化了同情者在防疫科学性上的立场。最遗憾的是，这种弱化因为无法靠另外的科学讨论来弥补，于是加重了不言自明的尴尬。

这是一个不太好把握的度。人们对离厂青工的共情，有情可原。但这些广泛的、下意识的同情，其实在强化他们逃离富士康的合理性。亦即，社会大众的同情，或多或少地固化了对病毒的偏见与恐惧。这是一个相当别扭的地方，眼下紧缺一个让社会摆脱这个困境的逻辑。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些官方宣传人员正在以个人身份，通过私域传播向公共舆论场渗透的方式，向富士康员工及更多的关注者科普某些关键的科学结论，比如“病毒极少制造重症”的特性等。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交战，同样矛盾。

如是观之，两大意见人群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积极地给予富士康青工抚慰，而这些抚慰似乎令接受者无所适从。因为，假如同情者根据德先生所愿，付出的同理心是无可指责的，或者说，如若忽而出现的赛先生是对的，该责备什么就成为费解的疑惑。

这么说吧，正因为本该就解决的前提问题未被解决，以致于发生富士康青工应激反应事件后，立场不同、各持不同进路的解释者无法在整体上解释这种危机。而强作解人的结果就是，混乱的依旧混乱，不安的依旧不安，释疑解惑无法靠零打碎敲的TIPS来完成。

需要理解的是，在一种弥漫的危机感驱动下，郑州富士康青工不是靠反抗、而是仅凭逃离流水线的自发行动，就动摇了富士康所象征的全球意味的东西。这是明喻，也是现实。最具有驯服精神的青工，无意中制造了最为轰动的效应，这反而是最值得注意的。

就此而言，能不能诚实地看待郑州富士康青工逃逸事件，避免习惯性地大事化了；能不能以此为典型，为已然落后、萎靡的社会解释框架提供正当交锋的机会——最起码的，能不能成为个人在疫情时代拓展视野的机会，将继续强化或削弱时代的注脚。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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