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丨“占领华尔街”十周年;外卖平台用工的外包“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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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占领华尔街”运动10周年引发的讨论与反思和运动本身带来的长期影响;以及外卖骑手如何被层层外包交错而成的复杂法律关系网络死死缠住,在面临工伤事故时维权举步维艰。

文|龚思量、吴它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10周年,运动的影响与遗产*

距离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过去了10年,这场不断升温的运动带来了超越运动本身的影响力。在经历了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的大衰退、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失去住房和大规模失业后,抗议者以“我们是99%”的口号控诉1%的极富人群吞噬大量的社会财富,剥削在职员工,使人们背上负债,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而身为99%的民众则被迫依靠日益贫乏的资源勉强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舍弃了传统阶级运动中依靠强势领袖的形式,发展出了例如“人民麦克风(People’s Mic)”等多样的群众沟通方法,鼓励更多的人们直接参与到运动中去。2011年秋天,数十万人加入了“占领华尔街”及相关项目在美国600多个城镇的占领活动。

这场运动围绕着经济不平等的运动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占领”。[1]然而,这场抗议运动在10年前迅速消失,似乎只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标语,却未能改变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但是,在“占领华尔街”十周年之际,多位活动的亲历者及支持者指出:“占领华尔街”对美国的政治及文化格局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它点燃了一个反抗的时代,重新定义了一代人的经济权利、进步政治和抗争方式。

在谈及“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表示:“与民权和反战运动相比,占领运动不同于其他运动,从本质上讲,作为一种策略,它让人们聚在一起构建一个社区……这是一次教育,对很多人来说,它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2]这场运动帮助振兴了奄奄一息的左派,在种族正义、气候变化、债务取消和有组织的劳工抵抗等方面迎来了社会运动的复兴;教导了正在崛起的组织者们如何进行集体行动;构建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经济信息,将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反公司的立法者推到选举的聚光灯下”。[3]

《国家》杂志在近期与20多名积极参与该运动的活动家交谈后发现,“占领华尔街”对急剧上升的不平等和根深蒂固的企业权力的高度关注改变了人们关于资本主义和阶级的普遍“常识”,还催生了新一代进步的政治活动家。2011年之后,一些占领者在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和美国民主党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中变得活跃起来;其他人则投身于“黑命攸关”、气候运动和劳工运动。即使对经验丰富的组织者来说,占领运动也是一个变革性的时刻,它重塑了他们的政治分析和正在进行的工作。此外,该运动获得了大量的公众关注,进一步鼓励了激进主义。[4]但是,受访者也对占领运动的局限性,包括运动在种族多样性和性别平等、保护女性抗议者安全等方面的缺陷;占领运动本身的策略,以及占领运动缺乏组织一致性和问责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反思。

然而,正如部长兼占领活动家迈克尔·埃利克牧师告诉我们的那样,“占领华尔街是一种立即赋予没有权力的人们权力的方式”。该运动使得陷入困境的组织者们能够有信心去建立能带来持久变革的组织和运动,并激发了新一代的积极分子加入他们。回顾10年前的这场运动,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到一场抵抗运动中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Willie Osterweil曾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不想要观察者,我们想要参与者。我们不想在乘坐电梯时说服别人签署文件或捐款,我们希望人们表达自己,体验并为自由而战。我们不想要媒体的头条,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媒体。我们不要支持者,我们要的是战友。”这种扁平化的参与方式为运动带来了更大冲击力和凝聚力。作者Rebecca Nathanson在《卫报》的文章中写道:“占领华尔街将整整一代人政治化了。在后9/11年代,在乔治·W·布什的领导下长大的一代,将他们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他的‘希望与变革’的理念未能得到体现,这一代人对此感到失望,并开始质疑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本身。”对于亲身参与了抗议的Rebecca Nathanson而言,占领运动有两大支柱:对不平等的批判,以及对另一种组织社会方式的愿景。前者从边缘走向中心,将不平等带入全国讨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虽然这场运动需要通过共识来做出决定,同时也是混乱而缓慢的,但它挑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是既定”的这一想法。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为经历了冲击和创伤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抗议和相互依靠的平台,在那里,人们不怕说出他们所经历的挣扎和艰难时期。参与加州“占领”运动的作家和活动家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回忆了运动带来的变化:“我认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一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绝望使得人人孤立的时代,人们进行了深入、真实的对话。‘占领’教会了我,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就只能呆在家里。当你失去了你的家,你就会从附近消失。当你被医疗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无法获得医疗护理时,你可能会在无形中遭受痛苦。所有这些对话都揭示了这些人们在经历的痛苦,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觉醒。”“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个人层面,《大西洋月刊》的作者Michael Levitin表示,占领运动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在经济中角色的理解,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劳工反抗,雇员成为了活动家,工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力量。2012年秋天,“占领”运动的组织者与工会和非营利组织联合起来,将经济正义的信息传递给了最愿意倾听的人:寻求15美元最低工资的低收入者。作为回应,选民和立法者提高了美国一半以上州的基本工资;包括西雅图、洛杉矶、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在内的几十个城市都规定了15美元的最低限额。此外,在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活动家帮助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沃尔玛黑色星期五罢工,最终导致世界上最大零售商的50万员工获得更高的薪酬。起义蔓延到了整个低工资部门,包括罢工的清洁工、机场工作人员、护士、家政工人、酒店工人、医院雇员、建筑工人、超市店员和其他人员,改变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平衡。长达十年的工人抗议浪潮在2018年造成了最大的影响,当时在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何马州、肯塔基州、亚利桑那州和卡罗莱纳州的公立学校教师发起罢工,要求加薪并赢得了这场罢工,这成为了著名的“红色州起义”(Red State Revolt)。在2021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几十年来最支持工会的法案——《保护组织权法案》(protection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旨在加强对劳工的保护,扩大集体谈判权,惩罚违反劳动法的雇主,并削弱工作权法。而以上这些运动和立法都与10年前的“占领华尔街”引发的讨论和意识觉醒,以及运动的组织者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但也许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具震撼力、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其对政治本身的影响。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华盛顿没有一个主流立法者敢批评资本主义对政治造成的彻底腐败:肮脏的贫富差距、由大公司设计的法律、亿万富翁逃税、以及华尔街扮演1%的人掌权的旋转门等等现象。“占领华尔街”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它宣称经济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华尔街贪婪政策有意造成的结果。而诸如伯尼·桑德斯等政治家则得益于这场运动,并且成功地进入了选民们的视线,很多人甚至称其为“占领运动的候选人”。2015年的初选季,一群占领运动的活动人士发挥了他们在数字组织和社交媒体上的才能,帮助桑德斯首次出现在全国地图上。然而,桑德斯的崛起离不开“占领”运动造成的觉醒,加州第十七选区的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表示,“早在占领运动之前,桑德斯和沃伦就已经投身于他们的事业中,但我不确定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准备好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不是占领运动把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摆在了前台和中心位置,我不认为他们会成为全国性的人物。”[5]

另一方面,运动的支持者致力于帮助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进入民主党的领导层,以此来推进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无债务大学、15美元的工资,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等议题从边缘走向主流。支持者效仿了占领运动的模式,通过互联网宣传、小额筹款等更为直接的方式使千禧一代成为推动运动的利益相关者。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国际和公共事务教授,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表示:“桑德斯竞选和美国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兴起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在思考,‘我们到底能用那些占领的东西做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些机构并建立结构。’如果没有立法机关的权力,我们无法仅靠街头营地取胜。街头政治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需要在工作场所、法院、机构和政府中获胜。我们需要建立工具和组织,在这个领域战斗并且获胜。”[6]

在10年前,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媒体曾批评这场运动幼稚、业余与混乱,并且表示这场运动将是“昙花一现”的。然而,在10年后,全世界的左翼仍然在从这场运动中汲取知识,正如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妮可·卡蒂(Nicole Carty) 所说:“我们不能忘记99%。现在我们拥有的,是在运动时代成长的整整一代人,他们为我们带来了进步。”在回顾10年前这场运动的遗产和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贫富差距,社会在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方面进一步撕裂的当下,新的99%又将会引发怎样的运动?

外卖平台用工“暗网”:难以认定的劳动关系

近日,服务于劳动者权益的公益法律援助与研究机构“致诚劳动者”的公众号发布《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一文,受到广泛关注。该篇文章从法律视角尝试理清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经过大量调研和案例收集后,却发现这一群体除了“困在平台的算法系统里”外,也被层层外包交错而成的复杂法律关系网络死死缠住,面临工伤事故时维权举步维艰。

图源:“致诚劳动者”

现行法律框架下,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在帮“饿了么”受九级工伤的专送骑手邵新银维权过程中,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现,背后藏着一张用工关系极度复杂的“暗网”,乃至无法认定“用人单位”。“蜂鸟团队版”App上残缺不全的薪资账单显示邵新银是迪亚斯公司的“全职骑手”,然而他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其工资一直是由太昌公司发放——迪亚斯公司已经把相关配送业务“外包”给太昌公司了。而邵新银的个人所得税App显示出的个税扣缴义务人(一般而言是用人单位)至少有2-3家他从未听闻过的公司,这些公司分布在全国各地。随着“致诚”进一步挖掘,发现大量的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在中国法律框架下,一旦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个体工商户,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不再可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而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个体工商户”意味着同时“避税”和“避社保”的架构操作。经过搜索发现,仅仅一个地市州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就注册了14万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据了解,专送骑手通过应聘后,站长往往会以发工资、少交税为由,强制要求其下载市面上一些灵活用工平台的App;骑手不知道的是,一旦注册App就意味着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了承揽协议,同时授权灵活用工平台将自己自动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游离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败诉才恍然大悟。“劳务外包”早已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被企业用作规避用工风险的工具,以至于在当下成为“资本的最后一片油田”,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劳务外包通过虚虚实实的灵活用工平台变得“光明正大”,并开始在全行业泛化,成为企业针对“强替代性工种”的标准操作;而这些外卖员、快递员、电话接线员、保洁员和超市员工所代表的群体,正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劳动力。而短短数年来,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已经发展至“个体工商户模型”。“致诚”拼凑出了一部外卖平台进化史:2008年起,随着数字技术与设备的发展,饿了么、点我吧、美团外卖、百度外卖等平台相继出现并迅速扩张。餐馆开始与外卖平台合作,在平台上发布信息,由外卖平台统一提供配送服务。2015年10月左右,出现了“众包”这一新型用工模式,以增大平台运力,起初,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与众包骑手签订合作协议,并为其购买意外险。但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成功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专送骑手(正规军)的编制。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区隔风险,外卖平台开始与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合作,将配送业务“外包”,由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并对其进行直接的日常管理。经过如此一番操作,外卖平台和专送骑手之间也隔了一道“防火墙”。这番操作成为了里程碑,彻底甩掉高昂的人力成本、规避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和责任义务。原本专送骑手与众包骑手不同,是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固定工,因此将专送骑手外包给配送商之后,外卖平台节省了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风险在内的约40%的成本。然而,相应的成本和风险便落到了配送商的头上,配送商继续“甩锅”,将全部或部分配送业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多个公司,甩锅到最后可能落至骑手自己身上——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演变的终极形态“个体工商户模型”。外卖平台与专送骑手之间已经筑成三道“防火墙”,分别是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个体工商户。而这些层层“防火墙”的安排下,骑手的劳动控制却丝毫未被放松。一张困住工伤骑手的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随即展开:外卖平台和A公司对其进行日常管理、B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并发放工资、C和D为其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形成的是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遭遇工伤状况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骑手的“劳动关系”被外包一步步人为打碎。法院在裁决时也面临着重重难以理清的责任困境。

“致诚”主任在文章后记中写道,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2021年7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发布了规范平台企业用工的指导政策,9月10日,国家四部门专门约谈了美团、饿了么等大型平台用工企业。根据王三青9月初刊发于《澎湃·思想市场》的

《劳动论丨平台用工的劳权保障新政策:进步与挑战》一文,7月发布的“总体指导意见”触及了几个更核心的问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上,细分了三个类别,即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托平台的自由职业。三个分类中的第二类,即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企业也需要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上,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台均需要提供最为基础的劳动保障支持,较之过往实践是一个进步。其中的亮点是平台要承担安全卫生管理的责任,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减少职业安全事故和工伤职业病发生。如果这条意见能够落实,平台就无法从职业安全的责任里完全脱身开来。不过,这些仅仅是开端,破解平台劳动者的困局,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引用文章:[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how-occupy-wall-street-reshaped-america/620064/[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sep/15/occupy-wall-street-10-year-anniversary-lessons[3]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21/09/occupy-wall-street-changed-everything.html[4] https://jacobinmag.com/2021/09/occupy-wall-street-anniversary-boston-dewey-square-99-percent[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how-occupy-wall-street-reshaped-america/620064/[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ctivism/occupy-bernie-99-percent/[7]https://mp.weixin.qq.com/s/FIdsv8K-tESolDNLlXGMog

[8]https://mp.weixin.qq.com/s/W6ZFZmt8op_jb1s4FVsx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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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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