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好邻居”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 | 政见C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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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适价值带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但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成本。

王也**/**政见观察员

To J, my long-time role model

家住加州的瑞雪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租住在校外的公寓，房东是个白人老太太，人很和善，总是乐于帮忙，还时不时跟她一起在家里吃中餐，或是带她造访周边的景点。但与此同时，老人家是个坚定的特朗普粉丝，每天只看福克斯新闻，在门口挂出了“All lives matter”的标语，跟路过的抗议者互相叫骂。一方面待中国房客有如家人，另一方面又拥护视中国为仇雠的政客，这种矛盾时常让瑞雪感到困惑。

在美国保守派身上，类似的鲜明对比并不罕见。不少造访过美国的游客会觉得，保守派占主导的中西部和南方地区，民风更加淳朴好客。相比之下，东西两岸倒往往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看看哈萨克斯坦记者波拉特在纽约和德州的不同遭遇吧）。保守派也乐于宣称自己重视家庭，重视邻里关系。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保守派更愿意住在亲戚附近，也更经常跟朋友分享政治观点。

然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好家人、好邻居，却也更有可能对美墨边境移民家庭骨肉分离的惨剧熟视无睹，更有可能支持加强警权，对反抗社会不公的示威群众进行镇压。他们会为威斯康星白人枪手的母亲起立鼓掌，却似乎忘了倒在他枪口下的也是人命。他们自认为信仰坚定道德高尚，但又投票支持一位婚内与艳星有染，对圣经所知甚少的总统候选人。

自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他们的声音在美国国内变得愈发响亮。保守派们自豪地宣称，他们是在保卫自己和家人的自由，保卫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会告诉记者，不戴口罩，是因为自己不是绵羊；但当记者问道，其他人都戴上口罩的话，你会不会从众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回答Yes。今天被自由派无情嘲讽的这些“红脖子”，“乡下人”，其身影贯穿了美国的整部历史。但他们昔日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如今这么糟糕，在政治场域中的声势也从未这般浩大。是什么因素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保守派？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他们身上的种种矛盾之处？

从道德体系到政治立场

对此最省事的解释是，保守派都是伪君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很难想象这样的策略能够长期维持——如果人际交往足够频繁，言行不一只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认为，保守派身上的这种反差，恰恰反映了其与自由派在处世原则上的根本差异。

所谓「处世原则」，也就是道德体系，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为了解决「我们应如何与他人相处」这一问题而发展出的一套规则。假如没有这些规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将变成一次次囚徒困境，每个人都会选择背叛和欺骗，合作共赢乃至建立社会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成员之间的互信互惠可以极大地提升社群的生存概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的演化路径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或多或少发展出了被称为「道德黄金律」的基本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回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差别上来。尽管双方都认同「道德黄金律」，但对于「勿施于人」的范围究竟该有多大，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 Benjamin Enke 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对于保守派而言，这一范围只包括于身边关系亲密的人，比如亲属和朋友，而自由派则会对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一视同仁。他跟合作者在西方各国广泛地招募了被试参与最后通牒博弈。博弈中的一方将在得知另一方身份之后，决定如何分配一笔固定额度的资金。他们发现，保守派留给陌生人的金额要明显少于留给熟人的金额。自由派虽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但减少的幅度要小得多。

换言之，随着社交距离的增加，保守派的利他主义倾向降低得更快。Enke 教授因而总结道，保守派要比自由派更在乎社群成员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是「社群价值（communal values）」，而自由派的信条则是「普适价值（universalistic values）」。这还表现为保守派更多地向本地（而非全国性）机构捐款，跟亲朋好友共处的时间也相对更长。

价值观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政治立场的分化。由于自由派更加「待人如己」，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较高，更愿意支持那些预期回报高，但实际效果依赖于个人诚信的政策设计。比如说，他们希望能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因为觉得不求上进，只知钻社保漏洞的人终属少数。如果真是这样，那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的确能减少人们做决策时的后顾之忧，鼓励企业家精神，从而使全社会从中获益。

再比如，自由派更倾向于维持较低规模的警察和军队，因为他们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合作的局面比冲突更有可能出现，所以投资于武力纯属浪费公帑。在同一项研究中，Enke 跟合作者分析了样本中实验对象对于不同政策的偏好，发现在实验中更加重视社群的人，确实也更容易对保守派政客主张的政策表示赞同。

道德情感造就了道德体系的差异

那么，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道德体系上的差异又是由何而来？以 Jonathan Haidt 和 Jesse Graham 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提出了「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断定道德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情感。Haidt 在其著作《正义之心》中，将道德情感和理性判断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大象和骑象人：尽管后者可以对前者施加影响，却无法强行扭转它前行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是否符合道德的时候，更多依赖于其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的情感。所谓的理性判断，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在为这种情感辩护而已。

这正符合心理学大师 Daniel Kahneman 对「系统一」和「系统二」所做的区分。前者依赖于潜意识和直觉，不需要过多注意力，但时不时会让我们因成见（stereotype）而陷入误区；后者调动理性，能帮助我们消除源自情感的偏见，却极耗精力。对于普通人来说，政策选择大多数时候只是一项低成本、低收益的活动（Aldrich, 1993）。只开动「系统一」，由情感得出结论，自然是普遍的做法。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们已经识别出了至少五种基本的道德情感：关怀、公平、忠诚、权威和纯洁。这其中，前两种意味着无差别地对待他人，更为自由派所在乎，后三种有助于维护社群内部秩序，对保守派的意义更为重大。但显而易见，无论哪种情感的缺失，都会给人类社会的延续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学会关怀他人，那么在艰难时世，就无法守望相助；如果我们的祖先不珍视纯洁，那很可能会因为误食了被污染的食物而身死族灭。

具体到每个个体，究竟哪几种情感主导着我们的道德判断，是由我们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决定的。Haidt 由此断言，说服他人改变政治立场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要修正 ta 理解世界的方式，反思曾经的自己，并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全新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的论点能在情感上引人共鸣，那么说服也会变得稍微容易一些。

Benjamin Enke 近期的工作指出，宗族结构对于个体道德体系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倘若宗族成员的关系较为紧密，那么个体不需要跟外界协作即可生存。长此以往，每个成员都会意识到宗族对自己的重要性，不但会自发地维护社群价值，还会从小就教育子女要依此行事。背叛了宗族的人，不止会被其他成员唾弃，甚至会被上门寻仇。同时，由于跨宗族的合作收益不大，人们在跟外族人交往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偷奸耍滑，也会告诫子女对陌生人要小心提防。

相对地，若是宗族结构较为松散，那个体就未必能依靠本族的力量来对抗风险，从而不得不跟其他族群展开协作。为了使之成为可能，宗族之间逐渐建立起了普遍适用的道德体系。在历史上，这种体系常常表现为一神教的兴起——善与恶从此不再只取决于是否有损本族利益，而是有了绝对的标准（神的律法）。由于宗族难以对外人的背叛进行惩罚，第三方仲裁也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司法机构。

Enke 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两种均衡状态——即宗族结构和相应的道德体系——各有千秋。紧密的宗族能提供更好的保险，而松散的宗族会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协作。道德体系内生于宗族结构，又通过代际传承确保了该结构的稳定性。究竟哪种均衡更胜一筹，要看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环境。通过统计分析，Enke 教授发现历史上传染病较为普遍的地方，宗族结构的紧密程度也往往更高——比如说，子女在婚后有更大可能仍与父母同住。很显然，病毒降低了跨宗族合作的收益，让社会选择了第一种均衡。直至今日，来自这些地方的个体也表现得对社群价值更为认同。

但是，普适价值天然跟工业化更加契合，有利于合约的履行和跨地区分工的形成。因此，当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普适价值盛行的地区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而社群价值主导的地区则显得举步维艰，不得不主动去拥抱迥异价值观的洗礼（比如皈依一神教）。经济史学家 Greif 和 Tabellini 在早年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大分流的起点是公元200年，当时罗马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而汉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督教塑造了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而儒家则让大宗族在东方得以保留。当帝国覆灭，蛮族入侵时，西方人被迫签订宗族间的契约以求自保。而这为今后自治城市的兴起，乃至公司化生产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他们的观点跟 Enke 的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社群价值和右翼兴起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代化的社会中仍然有社群价值的生存空间？一方面固然是历史遗存，另一方面，跟陌生人合作的好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实现。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固化严重，那么个体的生活空间可能会被局限于出生之地，很难跟远方的陌生人产生什么交集。

既然如此，转身拥抱社群当然是更理性的抉择。经济和政治危机会进一步加速这个过程。首先，危机提升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但又切断了社会中的弱联系，进而让社群成为了很多人唯一的倚靠。比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印尼民众为了获得救济，开始更加频繁地参与社区宗教活动（Chen, 2010）。其次，心理学理论认为，危机会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安定、忠诚和权威的渴求，激发潜在的“威权主义人格”，使我们更能接受既有的等级秩序。有证据显示，2014年的雨伞运动加剧了普通市民对香港经济前景的担忧，并将他们推向了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Wang and Wong, 2020）。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传统的制造业地区就受到了中国进口产品的巨大冲击，收入和就业率双双下滑（Autor et al. 2013）。而当地居民很快表现出了对权威更强的向往和对移民更大的敌意。2008年金融危机则是雪上加霜，以至于2009年，高举民粹大旗的茶党运动席卷美国，掌控白宫的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多数。政治经济学家 Madestam 等人的分析表明，茶党兴起跟共和党的得票份额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尝到了甜头的保守派政客们，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于是，以维护社群价值为噱头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趸。特朗普2016年的大选胜利，将整场运动推向了高潮。

Enke 今年发表的论文从民众和政客两侧考察了美国右翼民粹的兴起。他基于 Haidt 等人设计的「道德基础问卷」，对美国民众展开了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对忠诚和权威这两个维度较为看重的选民，更有可能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和总统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利用 Haidt 等人所开发的心理测试网站，他还发现，从2008年至今，填写测试的美国人平均道德观愈发倾向社群价值，来自农村地区的个体尤为明显。

Enke 还对美国历史上各位总统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发言做了文本分析。从1960年到2008年，两党政治家使用的说辞不断偏向普适价值。但从2008年至今，趋势陡然改变。政客们，特别是共和党政客，开始强调起社群价值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是1960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在社群价值上得分最高的一位。希拉里·克林顿则是另一极端，在普适价值上独领风骚。相比之下，2008和2012年的奥巴马反而始终秉持“中道政治”，其普适价值得分甚至比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还低。

自由派在未来应如何应对？

以上发现，无疑给我们理解美国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解释了为什么受到「中国冲击」的工人，没有如一些左翼学者预计地那样去反对资本，反而投身于右翼民粹的浪潮：这些学者看到了房间里的大象，却忽视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那头大象——相比于对资本的厌恶，我们对异族、对他者的恐惧，要根深蒂固得多。

特朗普一直以来试图去利用的，正是这种恐惧。所以他才会把建墙当做竞选纲领，所以他才拒绝去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不遗余力地渲染自由派掌权对社群价值的威胁。然而，沉浮华府多年的拜登，远比他当年面对的希拉里·克林顿更加身段柔和。时间也并不站在他一边。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卫美国的郊区，但过去几年间，郊区居民的构成正在日渐多元化。曾投票给他的沉默一代逐渐退场，而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年轻一辈，大多对他宣扬的陈腐理念嗤之以鼻。

可是，自由派没有掉以轻心的理由。特朗普不是右翼民粹在美国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代理人。倘若年轻世代踏入社会，却发现维持生计如此艰难，阶级鸿沟不可逾越，那他们会不会追随父辈的老路？普适价值带给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但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成本。特朗普之后的美国，能不能给身处危机中的民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使得他们不再有逃避自由的理由？这是自由派必须去思考的问题，必须去应对的挑战。

我们应当庆幸，在威权领导人之中，特朗普并不算出类拔萃之辈。但他的成功，无疑会让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如果美国的领导者们无力令民众满意，那不久之后，我们也许就会看到，一位更有手腕，更富魅力的威权领袖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而年轻一辈将聚拢到这看似如父亲般伟岸的领袖身旁，追随他的光荣事业，直到最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本文原载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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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Aldrich, John H. “Rational choice and turnou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246-278.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013): 2121-68.

Chen, Daniel L. “Club goods and group identity: Evidence from Islamic resurgence during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_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_118.2 (2010): 300-354.

Enke, Benjamin. “Kinship,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oral systems.” _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_134.2 (2019): 953-1019.

Enke, Benjamin. “Moral values and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10 (2020).

Enke, Benjamin, Ricardo Rodríguez-Padilla, and Florian Zimmermann. Moral Univers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No. w275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0.

Greif, Avner, and Guido Tabellini.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2010): 135-40.

Haidt, Jonathan.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Vintage, 2012.

Kahneman, Daniel. Thinking, fast and slow. Macmillan, 2011.

Madestam, Andreas, et al. “Do political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tea party movement.” _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_128.4 (2013): 1633-1685.

Wang, Ye and Stan Hok-Wui Wong. 2020. “Electoral Impacts of Failed Revolutions: Evidence from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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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付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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