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上海老人，寂静地走过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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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航 殷盛琳

**编辑 ****|**王姗

灶头间

灶头间大概二十几个平方，八九户人家共用，西边阔，东边窄，靠窗放了一排煤气灶，没有油烟机，烧饭时一团团烟雾像逃兵似的，竞相挤出木窗，日积月累，墙壁都熏得乌漆麻黑。

这里是曹家街45号，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4月初辰光，弄堂里一个外地租户，核酸阳性了，照样用灶头间，四五户人家全传染开了。桂和藩听隔壁邻居说，楼下一个外地老太，平常下不了床，这回都阳性了。

桂和藩与丈夫一直没敢下楼，4月14日，他们有点感冒症状，就自己拿发的抗原检测，还是阳性了，她马上打电话通知隔壁邻居，叫他们当心点，自己也尽量少出来。

饭总归要烧的。既然隔不开，邻居跟她商量，戴个口罩，时间错错开，一户人家烧，另一户就等下，“最多拿药水喷一喷就了不起了”。

桂和藩住的老西门街道，许多人依旧生活在传统里弄，至今共用厨房甚至厕所。说起这场疫情，很多人都习惯从灶头间讲起。

有人感染了，家人照样出来做饭，邻居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错峰，有消毒水的，自己用喷壶洒一下，或者用电磁炉在自己屋里做饭。六七十岁的人还会用微信通知彼此做饭时间，年岁更大的，只能靠听动静。

年轻人难免担心，“这么窄的老房子，气溶胶什么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里遇到了。”90岁的桂和藩倒是不太晓得害怕的，老头胆子小，但被她带着，现在也马马虎虎了。生活跟往常区别不大，睡觉、看电视，但是烧饭次数尽量少了。

桂和藩：

上一趟用厨房，大概前天还是大前天，一只鸡烧掉了，吃到现在第三天了，还有半只，这只鸡有两斤半呢。就是上趟（居委会）发下来的鸡，三黄鸡，冷冻的。放电饭煲里厢，放点水，放点盐，放点黄酒，就可以了。阿拉现在酒也没了，老头放的是糟油，稍微有点酒味，解解腥气么当老酒也算了。

我牙齿还可以，还能吃蟹叻，好咬蟹壳，说说91岁了，我嘴里面还有22只完整的牙齿。爷叔就剩了半只（自己的牙齿）。

日子也就这么过，就是有时候，嘴巴干了，想买根黄瓜，切成片，腌糖吃，现在买不到，只好等解封了。

●上海老房子里，共用的厨房和洗手池。讲述者供图

石库门

桂和藩和丈夫已经老了，下半年都将迎来90岁生日，用她的话说，“活得已经开始遗忘了”。比他们更老的是房子，老到他们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桂和藩是嫁到这的，如今大女儿都六十四岁了，丈夫在此地生活更久，10岁时，父母养不活，把他从江苏启东老家送到上海伯伯家。房间最早就是他伯伯住的，更早前的历史，桂和藩也不晓得了。

房子是木头结构，许多缝隙透风，台阶散发着霉味，走上去吱吱呀呀。外墙用清水砖，门框用花岗岩，门楣上有西洋风格的雕花，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这些老房子诞生于19世纪东西方建筑文明的融合，如今已衰败不堪。

整条曹家街上，石库门一幢贴一幢，楼内同样用尽每一寸空间，只余一个天井采光，一条弄堂进出。在上海最市中心的黄浦区，曹家街只是老城厢风貌一角，这些繁华了上百年的古董般的街区，在疫情里成了城市软肋。

曹家街往北，隔了两条马路的黄家阙路88弄，一个名叫久安里的石库门片区，30岁的Eason形容疫情像洪水一样将他包围，“东南西北（楼栋）都出现了阳性”。为了减少接触，他们将公共晒台的竹竿取下，架在屋里两个柜子上，但最终，自己住的这幢三层房子也沦陷了，从一楼开始往上，三户人家陆续感染，包括Eason一家，还有他伯父一家。

Eason家面积算大了，40平米，父亲阳性，他们让他住在5厘米木板隔的里屋，母亲在外面睡沙发，Eason则住在阁楼。但父亲上厕所依旧要出房门，他们让他戴手套，穿围兜，每次出房间穿上，回房间消好毒，再挂上。直到4月23日，楼里发生阳性十天后，仍是阴性的住户集体坐车去浙江湖州异地隔离，阳性患者进入方舱，紧张才告一段落。

瑞金二路上的一位独居老太太则为倒垃圾发愁，她隔壁的住户确诊了3个，被拉去方舱隔离，但一位家人作为密接还住在那儿。两户人家的家门离得很近，对方的生活垃圾经常堆到老人家门口来。

老人的外孙女在网上发帖求助。据她讲，这栋楼原本有人专门负责收垃圾，现在里面有确诊病例，收垃圾的人也害怕，就不到里面来收了，让居民把垃圾放下去，他们喷点消毒水再收走。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两周。

老旧里弄物业本就薄弱，有的甚至干脆没有，居委会也显得力不从心。繁华的南京东路背后，一栋四层的老房子里，二楼一个住户测出阳性后，同住家属依旧进出，这让其他人不敢出门。专业消杀一直没能等来，一个住三楼的小伙主动站了出来，拿着喷壶从一楼喷到四楼。

桂和藩：

这栋房子，现在算阿拉两个人最大。大部分年纪都蛮大，阿拉隔壁邻居，夫妻俩60多岁，一个儿子30多岁。同个扶梯，楼下还有两家，一个爷（父亲）五十几岁，一个小姑娘只有十几岁，还有对老夫妻大概也六七十岁。

阿拉物业没的，连个居民小组长也选不出来，大概五年前老居民小组长死了以后，没人要做，全部老了呀，还有一半租的人家，流动性又特别高。

团购阿拉没有的，就有一回，邻居买了一袋荤素菜，问阿拉要伐，阿拉看蛮好，他们帮阿拉从居委买来，后来大概居委的人也（核酸）阳性了，就没有了。

阿拉自己（抗原）做出来阳性以后，我电话找居委要跟他们讲，寻来寻去寻不着，打了三只电话，还没人接，个么也算了，我就跟（社区老年食堂）送中饭的讲，叫他跟居委讲一声，也随便他传的到还是传不到。

倒垃圾么，阿拉老头总归每天还要下楼。没办法呀，又没人能帮阿拉倒。

●上海，老人与弄堂

阿咪

屋里头的老鼠终于开始造反了。本来用老鼠纸，粘上一只，其他老鼠看见，就不敢来了。现在整个曹家街空空荡荡，老鼠纸是买不到了。夜里桂和藩看电视，一只老鼠直接从竹竿上溜过去，跑到她脚边，不怕人了。没办法，她只好把米装进米箱，牛奶藏进柜子。

刚退休时，桂和藩养过两只狸花猫。她欢喜猫，有时更甚于人。在弄堂里走一趟，能遇上几个人她不晓得，但旁边如果有只猫，一准儿能瞧见。

第一只养得贼胖，12斤多，一只爪搭在老头脚上，另一只能够到他嘴巴旁边抢鱼吃。桂和藩没给它取名字，就喊小猫，阿咪。只可惜，阿咪在曹家街待到八九年，有天自己跑下楼去，自此行踪不明。桂和藩认为它是被人家偷掉的。第二只阿咪倒没遇到过意外，平静生活了快10年，在衰老中死去。

两只阿咪先后离开曹家街后，桂和藩快要80岁，拿不准老两口和小猫哪个先走，不敢再养了。“万一养了，阿拉（我们）死掉了，两个囡儿（女儿）全不欢喜养的，叫它去做野猫，也很可怜的，索性不养了。”

老房子里不再有小猫的叫声，变得更安静。

曹家街往西大概两公里，瑞金二路，石库门老房子里的一位老太庆幸她的阿咪在身边。因为疫情管控，平时照料她生活的保姆过不来。三个女儿都在上海，离得最近的只有五六站公交距离，但也被各自封在家里。

一个月来，她独居在家，出门晒太阳的习惯暂时行不通。隔壁邻居确诊了阳性，她连阳台都不敢去。陪伴她度过这段时间的，除了偶尔打到老年机里的子女电话，只有一只猫咪，一只乌龟。

●静修路一处老房子的内部构造 讲述者供图

药

四月中旬，桂和藩有两天烧到38度多，吃了一个多礼拜的连花清瘟，胃受不了，停下来，又自己做了次抗原检测，转阴了。老头还是阳性。

她身体一直不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一直是半条命拖着”。老头前年查出小肠气，主动脉有个血管乒乓球那么大，年纪太大医院不敢开刀，拖到了现在。

两个人每天常吃的药，将近20种。疫情第三年了，她说思想上总归有准备的，3月中旬就去医院开了两趟药，现在常用的药倒不缺的。

但在老人聚集的里弄，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幸运。

与曹家街接壤的静修路，一个60岁的尿道癌老人，需要频繁插导尿管，因为疫情整个4月都没更换。往东走三五百米，小桃园路上，一位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平常吃十多种药，现在因为配药困难，只好药量减半撑下去。

由于缺乏隔离条件，问题有时还显得更复杂。那位患尿道癌的老人，早在3月28日就检测出阳性，这发生在她去菜场买菜3天后，女儿跟疾控中心反映了情况，对方让暂时居家隔离，但家里并没有隔离条件，在小心翼翼中等到第12天，老人自己转阴了。

更紧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老西门地铁站旁边，一个患有肾衰竭的90岁老人，连着几天没做血透，一直没法喝水，身子也浮肿起来。因为是密接，老人没法自行前往医院，只能等待120来接。

老人的楼里住着三户人家，八九个人，几乎都阳性了，包括照料老人的儿子。没做血透的第六天，孙子上午打电话给120，被告知前面排队还有50多车，过了一个小时，只前进了两三位，急得他在能找到的渠道都发出求助。终于在晚上8点，120接走了老人，儿子没法陪同，一块去的是居委安排的志愿者。透析回来第二天，老人核酸也阳性了，和儿子一同住进了定点医院，这倒让其他家人放心不少，至少不用再担心做不上血透。

●3月31日，疫情防控下的上海老城厢

天井与窗

桂和藩和老头上一次参与核酸检测是4月5号。前段时间，天井底下又有人喊话，老头在窗户里面问，阿拉自测阳性，还要下去测么？人家说，你们年纪大了，家里待着，我们会上门的。

弄堂封掉以后，居委会送了四五趟小菜。开头他们是阴性，隔壁邻居帮他们去拿，现在不好再接触了，桂和藩也不知道发过没有，只收到过一次大礼包，现在蔬菜只剩下两个西红柿，几个洋芋艿。她耳朵不大灵光了，楼下天井里喇叭里喊的东西，送小菜也好，测核酸也好，她全听不清楚。

上海弄堂，密密匝匝的老旧房屋里居住着同样衰老的居民。封控后，他们熟悉的线下生活被切断。互联网上，年轻人的声音响亮，抢菜、团购、群聊，都被隔绝在里弄以外。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古早而单一：天井、窗口，还有电视。

许多现代住宅区组织起“自治”，业主们充当志愿者，搬物资、组织测核酸乃至消杀，但在老人为主的里弄，这些都显得太过奢侈。弄堂里的几个年轻人尝试发起团购，老年人牙口不行，团肉根本没人买，最成功的一次是团购鸡蛋——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需求。

小桃园街上，那位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开始还能有片刻时间认识人，后来记忆和行动能力一起失去了。现在，她的表达仅限于生理需求：饿了、需要上厕所。封控期间，家里只有一个58岁的保姆陪着，也是半个老人了。保姆弄不清楚网上的东西，也没有加入社区、楼道微信群，每天除了照料老人起居，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盯着窗口看。看到有人来发物资，或者招呼测核酸，她就赶紧跑下楼。

桂和藩也经常来到西边窗前，从那里能看到部分曹家街。以前曹家街有一个小菜场，5点半开门，夜里送菜的车一部部开进弄堂，很热闹，后来菜场没了，街口摆了几只小摊。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倒是经常看见穿着隔离服的人走来走去。

黄昏时分，桂和藩和老伴习惯坐沙发上，一道看电视。除了往常的《今日亚洲》、《国家记忆》、《海峡两岸》，最近的收看清单上又加了一项很要紧的节目。白天10点钟，她要准时调到上海台的《新闻综合》。每天阳性人数多少，无症状人数多少，她都要仔细记下来。

不看电视机的时候就看看书。这两天夜里，闲来无事，她开始背起秦观的词：

昨天夜里没事情做，枕头旁边摆着，拿起来背秦观的词，背着白相相（玩）。我会背交关多（很多）诗词，从前年后半年开始，脑子不来塞（不行），全忘记掉了。

平常日子我是欢喜看书的，样样看的，中外古今。我看小说是哪能个看法呢？文学发展书拿过来看，上面有哪些名家那些名著，我就挨个看，我们两个孩子我也是这么给她们看。

家里书是蛮多的，老西门新华书店关掉以前，我基本上每个月钞票全用光的，主要是买书。后来女儿嫁出去以后，到养老院去的时候，我大部分书全分给她们了。现在要买书，倒是买不到了，好像没人看了。我也不舍得卖的。

《红楼梦》我小学里就看过了。我有好几部，小的时候，哥哥给我一部，被人借走没还给我也算了，后来大概买过两部，看过靠（近）10遍总有。我欢喜史湘云，她的性格我欢喜，林黛玉，（叹气），太苦恼了，至少应该寻点开心。我是身体上半条命，经常生病，但我尽量做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不做的。

今天想看书，我就看书，想织绒线了，就织织绒线，反正看自己高兴。

●静修路一栋老房子的木质楼梯 讲述者供图

猫眼

电视看了三四个小时，过了晚上10点，哪怕睡不着，桂和藩也要关掉了，不然影响人家睡觉。老房子隔音不好，邻居都听得到。住在静修路的一个年轻人对此深有体会，只要楼上的居民在走路，她家的天花板都在震动。她去沟通过几次，最后发现没办法，再怎么提着脚走路，还是会发出声响。

老房子里免不了因此产生些争吵，疫情封控后，邻里关系变得更微妙。豆丁住在外滩后面的老房子里，4月初，豆丁家还正常在外面烧饭，他那时还不知道，左边第三家邻居已经有了阳性。对方没有告知大家，闷头待在家里。是信息更灵通的邻居提醒了豆丁——封控期间，邻居习惯通过猫眼往外观察情况，正好看到那家人在外面烧菜。

弄堂里的人小心翼翼地审视着邻居的生活。住在瑞金二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每次都要通过猫眼，确认隔壁密接人员的门外没有垃圾，才会出门。天津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则是通过摄像头，知道门口堆了好几天的垃圾终于被大白拿走了。

豆丁记得，在自己小时候，楼里有老人去世了，邻居们会一起坐大巴车去殡仪馆，参加集体葬礼。仪式结束，大家会一起找个饭店，吃“豆腐饭”。但这些年，老一代的人慢慢不再出门，第二代混出头的都搬了出去，再加上前几年旧改时，因为公共区域的占用问题，很多邻居的矛盾摆在了明面上。大家的关系变得冷淡许多。

一场疫情，让邻里之间添了防备，不过有时联系也更密切了。豆丁家的电闸突然坏掉了，他电话给电工，对方说，外面的商店都关着，买不到配件。他在群里抱怨了一下，说日子过不了了。邻居看到后，送来了自己的备用电闸。

●2022年4月26日，上海正处于社会面清零攻坚关键时刻。当天上午，在黄浦区老城厢，防疫人员进行消杀工作。

上海折叠

桂和藩听马路对面邻居说，他们本来6月底就要搬离，曹家街和这片区域的其他弄堂，都会作为“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留下来。她这侧，人们估计年底也要动起来了，但因为疫情，现在都不好说了。

里弄的人们普遍更期待旧改到来，桂和藩是个例外，她喜欢老西门这里的便当生活，“看病也便当，买东西也便当，样样全便当。脚一滑，样样东西都能买到了。”

两个囡儿早就买新房子，叫他们去住，桂和藩不高兴过去。2017年她和老头去养老院住过半年，开药不便当，而且不好带冰箱，不好带电热毯，“我要吃隔夜菜，吃不到的。”最后又搬了回来。

如今的老城厢正经历着疫情的席卷，一个女儿转述了居委书记的话，“隔壁那条弄堂，（确诊的人）几乎团灭的那种”。她的父亲作为密接，被集中转运到宁波隔离。但在4月中下旬，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网上呼救：“我爸妈70多岁有基础病，整个楼面其他人都阳了，希望尽快转运。”“有两位阳性患者需尽快转运，我家老人住在隔壁很危险！”

桂和藩也终于打算离开这片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弄堂，“便当是便当，但阿拉毕竟老了，这趟隔离，搞得阿拉两个囡儿急死人，两个囡儿讲，等隔离好之后，先把阿拉搬出去，跟她们住到一块去。否则阿拉两个老的，吊在外头，她们老担心，你讲对伐？”

在屋里头等了半个月，始终没有人上门，4月29日上午，桂和藩实在忍不住，下楼问了马路上一个穿隔离服的人，自己连续四次抗原阴性了，现在怎么办，对方说，她可以去做核酸，于是她就拎着塑料板凳，排到了曹家街做核酸的队伍里。

检测结果是阳性。老头自测也是阳性。

电话终于打来了。桂和藩告诉疾控中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不了方舱，希望能去医院隔离。对方说记下来了。挂掉电话，她开始收拾行李，吃的药，穿的衣服，自己抄的古诗词，还有肥皂毛巾牙刷……一只蛇皮袋，想到什么都往里扔，随时准备离开。

●上海老城厢示意图 图片来源网络

桂和藩

我讲给你听呀，我旧社会新社会全晓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也待过。

我老家江苏吴江县震泽镇，个辰光日本人杀人全部杀在一个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去读书，学校里操__场上，踢开一只死人骷，踢开一只死人骷。大部分死人骨头处理掉以后，有些死人头骨，就在草地里滚来滚去，没清理掉，所以到处都是的。

所以阿拉胆子老大的，死人头骨让我捧起来，我也敢捧的，因为我看惯了，无所谓的。

我是解放前考到上海师范学校，（19）50年毕业，解放了，我教工人夜校的，小学也教过，中学也教过，语文教过，数学也教过。后来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得话也说不出，就到江南造船厂，做化学分析。阿拉老头只读到小学毕业，老早呢，是在酱油店学生意的，解放以后，就读夜校，三年功夫，拿初中高中读掉后，考进交大的。他也不是说聪明，实在苦读书，拼命读书。

1965年辰光，我差点死掉的，后肢静脉发炎，血块堵住了，（炎症）跑到心脏、肺部，送到瑞金医院，医生跟阿拉老头说，好准备后事了，还好夜班碰上个心脏专家，拿我抢救过来了。

那时候我也无所谓的，跟医生说，你们救得活就救，救不活么死了算了。

我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冷，马上穿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感冒了。老早要么不咳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我一直是半条命拖着，哪晓得一拖拖了五十几年了。

我讲给你听，我思想也蛮怪的，我娘是1975死的，她的骨灰还在我橱子上面，我不给她做坟的，我不相信的。阿拉囡儿是说呀，将来怎么办，我说等我死掉了，骨灰摆到一起，一块倒掉海里算了。

91岁了，已经多活几十年。（阳性）也无所谓。你想阿拉两个90岁，也只不过感冒症状，电视机上讲（死亡病例），主要年纪大的，有其他毛病的。阿拉倒也还好。

截止5月4日，桂和藩和丈夫还留在弄堂里，她说，医院没有空床位，居委会让他们先居家隔离一周，每天会派人送饭、上门倒垃圾。

文中人物涉及到的地点：

曹家街45号/天津路195弄/黄家阙路88弄/九江路210号/瑞金二路街道/小桃园街/静修路35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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