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创业环境到底有多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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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由于资本寒冬、市场萎缩、中美贸易战、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中国的创业环境不容乐观。不过，现代的创业者们很难想象在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创业环境到底有多糟糕。

1912年，中国已有20749个所谓的“工厂”，但是其中只有363家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其他的都还在依靠人力和畜力操作，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生产方式。这从侧面上说明，当时的创业者很难创办新式企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马云爸爸。

一、拉不到投资

要实现创业梦，资本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环节之一。

现代的创业者可以找银行贷款，可以找天使投资，甚至还可以发动网络众筹，但是在清末，这些条件一个都没有。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才出现几家中资新式银行，比较重要的是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户部银行（1904年）、交通银行（1907年）。但是这些银行生逢乱世，并没有发挥为民间企业提供贷款的作用。

以盛宣怀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为例，由于盛宣怀本着“自家生意自家做，利益不落外人”的经营原则，通商银行主要为盛宣怀掌控的招商局、电报局、仁济和保险公司、汉冶萍煤铁公司、华盛纺织厂、磁州煤矿等企业服务，极少贷款给其他民间企业。

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商银行北京银行、天津银行损失惨重。 仅义和团就一次砸开银行的银库，“计抢去钞票十万两，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元及各户借卷契据一概无存。”兵荒马乱之中，通商银行共损失九十多万两。这是一笔巨额亏空，经过多年的积累，直到1914年，通商银行才将此亏空垫完。

自身尚且难保的中国现代银行，遑论去给民间的企业贷款。

那通商口岸的那些资本雄厚的外国银行，可以给中国的新式企业贷款吗？相比较贷款给中国的新式企业，外国银行显然更热衷于贷款给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借款的数额巨大，而且还款能力也比较稳定。

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借款，就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贷款方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此后，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乱中，汇丰银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于大量的借款，清政府对汇丰等外资银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金融命脉逐渐落入他人之手。

▲英国的汇丰银行

就算外国银行愿意贷款给中国的新式企业，可是他们的贷款不仅利率高，而且在兑换中由于银对金的比价跌落，常常会给借款方带来巨大损失。从他们那里借款，跟借高利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而且清政府也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人办的企业，例如1890年，清政府批准李鸿章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特意交待“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尽管中国社会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通过丝茶出口、洋货销售、海关银号等业务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的资金很少会投资给新式企业。他们往往投资于土地、当铺和钱庄**，**因为这些传统投资项目可以带来高额利润。

以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和华盛纺织厂为例，它们的股份官利最多只能达到8%-10%，而土地、当铺和钱庄的利润每年能达到20%-50%。就连中国当时的工业领袖盛宣怀本人，对于投资传统项目的兴趣也要远远大于投资新式企业的兴趣。

盛宣怀除了在常州、苏州和杭州拥有大量土地，他在上海租界内还拥有价值1000万-2000万两的不动产。他在江苏省10多家当铺拥有大量资金。而他在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不过330万两，在汉冶萍厂矿的投资不过100万元——而且这在当时中国的新式企业中还算是巨额投资。

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他们都很清楚，新式企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未来前景难以预料，因此不可能投资给这些冒险事业。即使很多企业有官方明确的支持，在获取投资上依然步履维艰。盛宣怀曾说，“有资财者皆好图一人一家之私利，即所谓朋充者不过数人合开一店而已。如泰西之股份公司，总不能畅行于中土。”

▲大生纱厂

以“状元实业家”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例，尽管这个项目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佬，以及盛宣怀等人的鼎力支持，但是在融资上却磕磕绊绊。从1896年开始，到1899年纱厂正式开办，张謇在4年间才勉强筹到不足25万两的资金。**只有当大生纱厂取得不错的效益之后，才会吸引到更多民间资本。**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创业的本钱。

中国大部分的新式企业的资金都依赖于地方大员的倾力扶持，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李鸿章从直隶政府中拨出一大笔资金借给它，它根本就没有开办的可能性。但是李鸿章这些人只会给自己要办的企业贷款，他们是不会给一般的民间企业贷款的。而且他们自己办的企业，常因为自带官僚风气，缺乏现代管理手段，导致企业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止步不前。

二、找不到人才

《天下无贼》中黎叔有句名言——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给洋务运动提供相应的人才，地方大员们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并着手创建福建船政学堂。随后，江南制造局下设江南工艺学堂，广州机器局附设西学馆，汉阳铁厂设立铁政局化学堂，轮船招商局设驾驶学堂，唐山铁路局有唐山路矿学堂，等等。另有速成或补习性质之教育设施，一批具有教育设施的企业得以建成。

但是，这些新式学校所培育的人才，且不说优秀不优秀，单从数量上来说，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近代化的需求。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福建船政学堂，从1867年创办到1907年停招，四十年时间，也不过培养学生数百名。

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教育体制一成不变，那么新式企业就会严重缺乏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轮船招商局的轮船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轮船招商局，1885年，该局144名船长、大副和轮机师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全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而同时期的日本邮船会社，63名船长中，37名是日本人；196名海员中，141名是日本人；甚至在轮机师中，日本人员也比外国人多上百人。

**轮船招商局不是对外国人情有独钟，而是情非得已。**中国的水手、舵工面对轮船，完全是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问以天文历象而不知，询以海道地图而不熟，测星避飓一切不谙，茫茫然如瞽者夜行”。

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在轮船的驾驶上完全依赖外国人，这注定了它无法向外国在华的航运公司的垄断权提出真正挑战。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技术方面的人才紧张**，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就更是匮乏**。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无法参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曾痛心疾首，说“夫以日本之小，且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病在讲究商务之无人耳。”

当时唯有一类人可以勉强胜任新式企业的经营管理岗位，那就是在教科书里备受鄙视的买办阶级。买办因为长期在通商口岸与外国人、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方法广泛接触，使得他们的思想较为开放，现代商业知识也略知一二。

买办其实没有我们印象中那么反动、可恨，他们只是在外国企业工作过，或是协助外国企业在华贸易，如此而已。而且他们对西方商人的商业实践和社会观有密切的观察，有助于给中国的商人阶级带来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革新。像郑观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买办，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爱国者。

▲澳门2002年发行的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新式企业都是官督商办，虽然他们聘请了一些买办，有些买办的管理技能还非常优秀，但是他们的能力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地方大员们会在自己创办的新式企业中，安排低级官员作为总管。然而这些衙门里的人，对于经营任何工商企业都是两眼一抹黑。

外行来领导内行，导致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死胡同。曾经被李鸿章邀请来轮船招商局担任首任总办的原怡和洋行买办唐景星，由于反对专制政权的控制，坚持举行两周一次的董事会，导致他被调离这个公司。

直到1910年，轮船招商局管理部的6个商董，也仅仅只有一个不是官方任命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使得真正的专业人才无法尽得其用。

**即使是买办，人数也是非常有限的。**好在部分企业家领袖已经意识到人才匮乏的问题，盛宣怀先后建立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教授西洋课程，并选送优秀毕业生去国外深造。不过这些人才学成归来，大清国离灭亡也没有多长时间了，他们要发光发热，只能在民国了。

三、外商的竞争

在中国的外商，也使得中国新式企业的创业环境雪上加霜。

外国政府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商在中国取得特权地位以及协定税率的优势。加上这些来华的企业本身就实力雄厚，中国的民族企业很难与之抗衡。

除了协定关税，清政府还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

而中国的商品在内地运输，却依然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外国商品可以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而中国的民族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特别是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外国企业可以在中国雇佣相当廉价的劳动力，而且省下了从欧洲运输原料来中国的费用。

外国人努力把他们的商品推广到中国内地，加深侵入有限的中国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农村手工业大量破产而产生的缝隙，本来应该是中国自己的新兴工业生产的基地，结果大部分都被欧洲的产品所填充，使得中国的企业难以为继，例如华盛纺织厂的子公司裕晋纱厂，1901年被迫卖给外商；1889年建成的漠河金矿，1901年被迫卖给外商······

1896年，总理衙门提出，要向中国所有机器生产的产品，不管是中国人制造的还是外国人制造的，征收10%的产地税。但是清政府的征税计划在未经列强同意之前，是无法对外商生效的。

可是中国人制造的产品，却被迫要缴纳产地税。这个产地税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所以张之洞和盛宣怀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取消汉阳铁厂的产地税。

外国企业的存在，把中国企业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还是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它与日本邮船会社成立时间差不多，创始规模也差不多。但是到了1885年之后，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依然局限在中国沿海水域，而邮船会社已经将业务发展到了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

轮船招商局的运货吨位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邮船会社25年间的运货吨位从86.7万吨发展到326万吨。轮船招商局这样的中国民资企业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其他那些只有几台机器的小企业了。

以上所说还只是大清创业环境糟糕的一部分原因，如果真的把方方面面的所有原因都写出来，估计二十几万字都打不住。

比如，没有任何工商法，企业家和股东们随时都可能被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大冶铁矿为例，当地知县以办地方警察为借口，每年强行索取4000两银子；

比如，统治者的勒索，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慈禧太后60寿辰之时，强迫该局进贡5万两“朝贺费”;

比如，政治斗争的影响，以电报局为例，李鸿章一去世，袁世凯就排挤盛宣怀，将电报局据为己有，此后，盛宣怀与袁世凯来回争夺，政治斗争使得企业经营动荡不安；

······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在最后的十年意识到了发展新式企业的必要性。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

清政府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等法律文件，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使得当时的创业环境稍微改善。

不过，此时的清王朝气数将尽，它的经济政策的转向固然是好的，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况且，整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改变一部分经济政策，根本就是单脚前行，可以挪动几步，但绝对无法登高致远。

参考资料：

1.（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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