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通信第一人——潘建伟的亿万富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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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通信第一人——潘建伟的亿万富豪之路

作者：邓老头

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身的潘建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待了五年后，以实验物理学博士后的身份回国，再次回到了中科大，成为中科大近代物理系的教授，时年31岁。

31岁就是中科大的教授，而中科大的物理系一直都是我国前几名，可见潘建伟的学术生涯多么一帆风顺。如果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他以后在国内学术圈小有名气，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管理学中有个“马太效应”，就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或者说资源本来雄厚的人或单位，将变得更加雄厚。潘建伟岂止是小有名气？他的鸿运，来了。

2002年5月，物理系实验室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学校同意，正式定名为“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也就是研究微观物理的实验室。从更名过程来看，这个实验室的规格很高。

2004年6月，这个实验室的第一届理事会成立，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任理事长，杨福家院士和唐叔贤院士任副理事长。2004年8月，中科院又正式聘任唐叔贤院士为实验室主任，侯建国院士为常务副主任。

五个院士领衔，可见规格之高。

根据介绍，这个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整合了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这五个一级学科的研究力量，是一个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在十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开展基础性研究。

可以想象，这个研究中心的牛人有多少。

这里面当然有潘建伟，但当时他肯定不算最牛的。

2001年他回到中科大后，就参加了筹建实验室的工作。2002年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5年，他又任实验室的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主任，才逐渐成为国内量子通信行业的大拿。

那么，量子通信技术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事情要从1993年说起。1993年，美国IBM的研究人员提出了量子通信理论。此后，美国、欧盟开始集中力量研究，日本也把量子通信作为战略项目。看到欧美日都在大干快上，我国也不甘落后，以潘建伟领先的中科大研究人员，从此获得了历史机遇。

2006年夏，潘建伟小组、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欧洲慕尼黑大学 —— 维也纳大学联合研究小组，各自独立实现了“诱骗态方案”，同时实现了超过100公里的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实验，由此打开了量子通信走向应用的大门。

看本文不需要了解这些专业名词，大家知道这是先进技术就行了。

2008年底，潘建伟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制了基于诱骗态的光纤量子通信原型系统，在合肥成功组建了世界上首个3节点链状光量子电话网，成为国际上报道的“绝对安全”的实用化量子通信网络实验研究的两个团队之一。另一个小组为欧洲联合实验团队。

这里加引号是因为早有人质疑，后文再说。

2009年9月，潘建伟团队在3节点链状光量子电话网的基础上，建成了世界上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络原型，首次实现了实时语音量子保密通信。

确实不错。

但是，如果仅仅是在实验室研究倒也罢了，但以潘建伟为首的我国一些人，认为我国在城域量子网络的关键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产业化水平。

产业化和实验室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产业化的技术，不仅要在核心技术上过硬，而且要解决无数工程问题，在实用性方面达到很高要求，可以大规模量产。

举个例子，汽车的产业化，绝不是说有个发动机、有四个轮子和一个座椅，好像就能生产汽车了。早期的汽车是烧煤的，当然不行。还得有橡胶轮子、稳定的刹车和转向系统，一切都得慢慢来。后来人们发明了烧油的发动机，但是噪声极大，而且汽油冒黑烟太多，也让人很不满意。于是有人发明了更好的内燃机（所谓四冲程发动机或内燃机），此时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下一步是大规模生产，由福特解决。所以从汽车发明到进入产业化阶段，人们用了一百多年。

潘建伟在搞了几年研究之后，认为量子通信的工程问题已经解决，于2009年5月成立了安徽量子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量子”）。2015年9月10日，改名为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国盾”）。

公司总部在合肥，法人代表是赵勇，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息系统、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及通用量子技术开发等。上市前，第一大股东是中科大（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占比18.00%，第二大股东就是潘建伟，占比11.01%；第三大股东是中科院（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占比7.60%。此外还有彭承志、程大涛、陈增兵、柳志伟、于晓风、费革胜、冯辉等人。

其中，彭承志、陈增兵也是量子通信研究团队的成员，潘建伟已经是中科大常务副校长，其他人都是资本方。所以，科大国盾（安徽量子）是以中科大和中国科学院为背景、潘建伟团队为核心、众多资方投资所形成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要干什么？当然是要做量子通信工程赚钱了。

请大家记住它，因为2020年7月上市的科创板股票“国盾量子”，就是科大国盾。只不过上市前的股份是6000万股，上市时面向大众又增发了2000万股，所以总股本变成了8000万股。各方的股权，也就相应稀释了1/4。

国盾量子的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下表所示。他们的股权都稀释了1/4。

稀释没关系。不上市怎么变现？以国盾量子7月17日星期五收盘的市值293.6亿元计算，潘建伟的市值高达24.2亿元，其他各方的收益也都十分丰厚，很值了。

先不说国盾量子，还是说说它的前身科大国盾以及安徽量子。2011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正式立项；2013年，“京沪干线”立项。这都是国家级项目，毫无疑问，业务都属于安徽量子，或者科大国盾。

潘建伟底气十足地说：“我们的科研团队已经是国际牵头的第一方阵。”

有如此背景和工程，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成立新公司，并把中科大的一帮量子通信科学家吸引过来。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量子。

潘建伟从这家公司套现了好几亿，所以值得一书。

九州量子的前身是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县级市桐乡的一家通信公司，做光纤的，盈利能力非常一般。但是郑韶辉看到量子通信如火如荼，于是也想进来分一杯羹。2016年7月27日，他把老公司正式更名为桐乡九州量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九州量子。

接下来，他要和科大国盾，实际上就是潘建伟那帮人，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了。

郑韶辉这个人也不简单，他1968年生，比潘建伟大两岁，同样毕业于中科大，管理学博士，和科大国盾的一帮人算是校友。郑韶辉在做光纤前，曾任UT斯达康的商务部经理、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会秘书兼人事行政总监、德邦证券副总裁、北京福田产业控股集团总经理、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的总经理等职。可见他履历非常光鲜，人脉也很丰厚，绝对的商界老手，而且当时是浙江国资系统的人。

所以他觉得，既然都是中科大的人，他和潘建伟们合作，共同在量子通信这个新兴产业中倒腾，应该能得到不少好处。所以他在科大国盾成立时就入了股，在2015年又收购了桐乡的那家光纤公司，2016年7月改名为九州量子，想在新三板上市。

如果事情做成了，郑韶辉肯定发大财。

郑韶辉为什么要插进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省想做。

2014年9月，浙江国际贸易集团向时任浙江省长李强，递交了一份《关于量子通信项目工作的汇报》。文件显示，“浙江国际贸易集团通过与潘建伟院士为首的量子通信技术及产业化研发团队进行沟通、交流，最终实现量子通信项目落户浙江。目前，作为量子通信技术在浙江省落地的平台——浙江神州量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量子”）已注册成立。其中，总经理等核心技术团队已部分到位，拟由陈增兵教授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大家还记得陈增兵吗？前文说过，他是潘建伟团队的。

所以，浙江的这个项目是和科大国盾密切合作的产物，浙江和郑韶辉，很想插足被潘建伟们已经吹起来的量子通信产业。

2015年底，已经改名为科大国盾的安徽量子，和神州量子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由神州量子采购科大国盾的量子通信组网产品和技术服务，来做浙江的量子业务，推动浙江“杭沪量子商用干线”的尽快建成。

此时郑韶辉已经接盘了桐乡那家光纤公司，然后他经过一系列资本运作，和神州量子、桐乡市科技创业园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浙江神州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为了和上述“神州量子”区分开，不妨简称“神州量通”。神州量通将继承和科大国盾的框架协议，做“杭沪量子通信试验干线”，以下简称“沪杭干线”。

请注意，科大国盾做的是“京沪干线”，在2017年号称通过了验收，已经全面运行。而“沪杭干线”则始终没干成，原因下面就能看到。

神州量通的大股东是九州量子（之前还叫桐乡那家光纤老公司的名字，这里统一是为了方便），实际控制人当然是郑韶辉，否则前文也不用费那么大劲介绍他了。

神州量通成立后当然要募资，说要在新三板上市。由于科大国盾以及神州量通的背景，加上郑韶辉的人脉资源，九州量子在2016年8月挂牌新三板，并正式叫“九州量子”，成为“新三板量子通信第一股”。

九州量子在2016年底完成第一轮5亿元的定向融资，腰包鼓起来了，估值为55亿元。后来在新三板挂牌，最高价一度达到70.5元/股，公司市值高达296亿元。

如果一切顺利，发大财的将是郑韶辉，以及他身后雄厚的江浙资本。当然，中科大的一帮科学家也能沾一些光。郑韶辉很能玩关系，频繁和科大国盾套近乎，说2008年就开始和中科大那帮量子科学家接触了。

与此同时，为了以后更好地运作，郑韶辉悄悄脱离了浙江国资系统。

一个已经不再有国资背景的人，居然想在量子通信领域发最大的财，好像玩儿得太出格了。

不过，郑韶辉玩儿砸的原因还不在这儿，而是反对科大国盾的那帮人套现，尤其是潘建伟们的套现。

前文说过，科大国盾成立前后，郑韶辉就进来了。

2014年，郑韶辉曾主导云鸿基金入股即将成立的科大国盾。但后来科大国盾变更了原来的入股协议，在没有任何机构做出评估报告的基础上，短短两个月内，将原本50元/股的入股价格，降低为约36元/股，从而“节省”出3234万元。随后，科大国盾又将这笔钱返还给云鸿基金。

云鸿基金很大方，说这笔钱可以“借”给包括科大国盾董事长彭承志在内的9位高管。

借？没错，而且是无息。

郑韶辉代表云鸿基金与科大国盾的9位高管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分别将3234万元借给彭承志、赵勇等9名高管，借期为20年（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2034年9月9日止），无利息。协议还规定，如果科大国盾（安徽量子）在A股上市成功，或者成立以后的累计利润达到1.7亿元，云鸿基金将3234万元作为奖励，不需要彭承志等人还款。

这么大方？

没错，好人做到底。这都是资本市场上的常见套路，郑韶辉想和科大国盾搞好关系，并激励高管把公司业绩做好。郑韶辉曾经直言：“这几乎就等于是送”。

但后来双方不愉快了。

事情也很简单。2016年以后，中科大那帮专家，后来纷纷把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别人，累计套现了好几亿。

具体地说，有两次：

1、2016年12月16日，在科大国盾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潘建伟以130元/股，转让了持有的270万股股份，接受方是楼永良、国元直投、国元创投。股权转让款为3.51亿元。扣除所得税后，潘建伟套现2.808亿元。

2、2016年12月29日，陈增兵分别向树华科技、益胜投资转让科大国盾50万股、20万股，转让价格分别为130元/股、120元/股。扣除所得税后，套现7120万元。冯辉向拓森投资转让所持科大国盾20万股，转让价格为130元/股。杜军红与树华科技，费革胜与泰生佳朋，于晓风与惟骞投资，也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各自转让十几万股到几十万股不等，转让价格均为130元/股。

当然，也有其他公司股东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其他个人的。总之，发生了一系列股权转让事件。

这两次股权转让，占股将近10%的云鸿投资都表示反对，无奈不是大股东，说话不算。

因为云鸿基金（实际上是郑韶辉）认为：我们怎么着也算是科大国盾的股东，之前也够豪爽。如果量子通信是真的，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急着套现？难保不是怕将来骗局败露，前功尽弃吧？

一些投资基金经理也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有违常规。一位投资基金经理称，“技术团队的入股资金是向基金借的，现在技术团队却抢先套现，这无法向基金交代。”

但是，科大国盾的众多专家们，还是套现了几个亿。

既然中科大的一帮科学家和管理者都成了亿万富翁，还用得着一直占着云鸿基金那3234万吗？

所以郑韶辉提出：把这3234万还给科大国盾吧。

但科大国盾表示，上述借款是经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同意的，没必要现在还。

这就出幺蛾子了。

平心而论，郑韶辉未必是想把这笔钱还给科大国盾，他很可能想拿走，因为这本来就是云鸿基金的钱。但科大国盾说的也有道理：董事会已经同意的事儿，你郑韶辉凭什么反悔？

归根结底，还是套现惹出的祸。

当然，科大国盾在转让股权时早有高大上的理由：新股东看好科大国盾发展前景，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决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都是公平合理的。

另一方面，科大国盾看郑韶辉早就不顺眼了。就凭郑韶辉一年多的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九州通信的市值居然高达300亿，用的还是科大国盾的技术。而且，此时郑韶辉已经离开了浙江国资系统，身后只有资本势力，居然挡着科大国盾套现，这不是找不痛快吗？

于是科大国盾想摆脱和郑韶辉的关系。科大国盾的法人和总裁赵勇说，科大国盾直到九州量子挂牌新三板时，才知道郑已经脱离了浙江国资系统。

于是在2017年，九州量子逐渐失去了科大国盾的支持。

2017年9月，双方矛盾激化。潘建伟团队的重要成员、量子科学卫星的总设计师彭承志，爆出他被郑韶辉威胁的事儿，说郑韶辉要“锤杀”他，还威胁过潘建伟的夫人楼小青。于是彭承志报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彭承志还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科学家遇上流氓怎么办？我没什么办法，但我可以说出来》，抖出了很多猛料。

事情闹到这一步，双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只能对薄公堂。后来郑韶辉也转让了他在科大国盾的所有股份，所以后来国盾量子上市，股东中已经没他什么事儿了，彻底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

回到2017年，当时科大国盾的总裁赵勇出来讲话，撇清公司和郑韶辉、九州量子的关系：

“实质上是郑韶辉利用担任国贸东方总经理的便利，窃取了国贸集团与科大国盾在量子产业上进行合作的成果”。

这句话很重。

因为这意味着，郑绍辉就是个小偷和骗子。他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以及科大国盾的技术，要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潘建伟带领的中科大上海研究院和“微尺度物质国家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也发表了与“沪杭干线”投资方、建设方没有任何合作的声明。

这样一搞，九州量子肯定凉了。

2016和2017年，九州量子在资本市场上玩儿得风生水起。与各方合作，频繁对外投资，甚至还和中国联通的子公司合作成立了联通新沃，投资参股了新三板公司君信达、裕源大通和信维科技。公司业绩貌似也很靓丽。2017年年报显示，九州量子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4亿元，同比增长46.49%，也有1621万元利润。

但是出了这些事儿之后，媒体爆料说九州量子的业绩都是做出来的，这还怎么玩？

2020年7月17日，九州量子在新三板的收盘价是4.12元，每天的交易额只有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市值在8到16亿之前徘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光。

说实在的，九州量子撑到现在居然还能有十几亿的市值，也算是奇迹了。

郑韶辉也不傻，闹翻之前曾试图缓和矛盾。2017年7月19日下午，他先是派人与彭承志团队沟通，之后又多次约见潘建伟，但都遭到拒绝。

闹翻之后，媒体多次约见赵勇、彭承志、潘建伟等人，希望他们能详细谈谈内幕，但他们都说“不便回应。案件已移交司法，后续进展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

2018年9月14日，因短信威胁恐吓“量子之父”潘建伟的妻子楼小青，郑韶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在安徽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但在法庭上，公诉人出示了彭承志的一份证词，一改之前与“沪杭干线”从未合作的说法，承认签订过买卖合同，为沪杭干线提供过设备。

但郑韶辉当庭指出，沪杭干线是在潘建伟的团队密切帮助和联系之下修建的，并称有十几个包括潘建伟或彭承志在内的工作群，在微信工作群中经常围绕沪杭干线为题讨论。他还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双方在沪杭干线上有过密切合作。

法庭上还有很多猛料，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没有当庭宣判，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这是一条大的支线剧情，但因为和潘建伟们的套现纠缠在一起，也和我国的量子通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不得不花不少篇幅说说。

回到主线，套现的事儿结束了吗？没有。

2018年6月，潘建伟、程大涛、杨涛等人，又把手里的一部分股票转让给其他人和公司，转让价格均为167元每股。其中，潘建伟转让160万股，数量最多。扣除所得税，又套现2.1376亿元。

所以，在国盾量子上市前，老潘已经套现将近5亿元了。

所以从2017年到现在，一方面是九州量子几乎被搞死，另一方面是科大国盾的筹备上市。2020年7月9日，科大国盾以“国盾量子”为名上市，当日盘中一度上涨1000%，创下了A股有史以来的记录！

前文说了，凭借潘建伟的股份，他在国盾量子的市值有20多亿。但他之前已经套现了五亿，所以不管以后国盾量子如何，他都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先抓牢手里的五亿，以后再看国盾量子能套现多少。虽然他之前的转让价130元、167元只有目前360多元股价的四成左右，但这是老成谋国之策。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公司能否上市，更不知道盘中价格居然能上涨十倍，更不知道在2020年7月15日一度冲到496元的历史最高位。所以潘建伟的财技，杠杠的。

那么，量子通信技术到底进没进入实用阶段呢？

看表面发展，一切都挺好。2016年8月16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随后，“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三大科学目标，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跻身国际领先地位。

2017年9月29日，世界首条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

量子通信工程的推动者们通过主流媒体也向大众承诺：

“2019年前后，量子通信将会服务于消费者的网上转款和支付。全国性的组网建设将由运营商主导，量子网络标准将建立。2023年有望建成全国量子通信网。”

“量子通信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辐射千家万户。”

“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建成全球化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

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成功？

可是2017年以后，媒体却全体选择了沉默。京沪量子通信干线也失去了夺目的光彩。原计划中的多条跨省量子通信干线建设，已经全部停工。

实际上，对于量子通信，网上早有不少质疑的文章。最有名的是一篇文章，指出量子通信工程被市场抛弃的三大原因：

1、极低的成码率。

2、不能与互联网兼容。

3、极不安全的可信中继站。

文章中还说：为了掩盖量子通信的三大技术困境和转移视线，于是有关人员就泡制了两个神话故事：

1、量子通信的无条件安全性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

2、只有量子通信可以拯救公钥密码危机。

这两个神话故事成了对付批评质疑的挡箭牌。神话故事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虽然量子通信工程有许多技术障碍，但它理论上是无条件绝对安全的，“一俊遮百丑”，所有的技术缺陷只能将就吧；虽然量子通信并不具备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但传统密码的天空都要塌了，甭多想了，先上工程再说吧！

由于论证的内容太专业，这里只说结论，不展开了。

或许仍然有很多人力挺量子通信，认为潘建伟们做出了可实用的工程。但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已经在2017年通过验收并实际运行的京沪干线，如果真的那么好，科大国盾的业务早就爆发式增长了。

但是2016年以来，科大国盾（国盾量子）的历年营收如下图所示。

它的历年营收始终徘徊在2.5亿元左右，而且2017年以来居然在缓慢下降，2020年第一季度居然只有可怜的155万！

净利润更是疲软，如下图所示。

2019年，国盾营收2.6亿元、净利润还有4930.61万元，但是今年第一季度，巨亏883万。

如果“墨子号”和京沪干线真的很成功，科大国盾的业务怎么每况愈下呢？

所以，网上早已出现了《强烈要求对两大量子通信工程进行检讨和问责》的文章。文章中说：

中国花费1亿美元发射量子卫星 “墨子号”。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总投资5.6个亿。包括前期和后期工作，二者实际花费可能大于20个亿。事实已经表明，前者是骗局，后者面临报废。

网上还有一篇《量子通信工程通向何方?》，是2019年写的，作者徐令予。文章的结论是：

京沪量子通信工程完工已有二年，上述三大技术困境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量子通信工程失去自愿付费的忠实用户群，现在只剩下各级政府买单了。工程的投资费用就别提了，估计现在连日常运营维护都无法自理。整整二年过去了，没有经济效益、没有铁杆用户的京沪量子通信工程只能黯然走下舞台，它被市场无情地抛弃是必然的下场。　　是这样吗？

笔者不是量子通信专家，不敢轻易下结论。

但是，从国盾量子的历年业绩来看，好像颇为可疑。

所以，我写此文的目的，一方面是让读者看看潘建伟的亿万富豪之路，另一方面，就是希望以套现五亿元、身价几十亿元的潘建伟为首的国盾量子的专家们，能好好解释一下这两大工程的实际效果，并给出国盾量子未来的发展预期，看看能否支撑它目前将近400亿元的市值。

(XYS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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