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斯到新型肺炎：恐慌中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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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斯到新型肺炎：恐慌中的理性

·方舟子·

（2020年1月29日科学猫头鹰微课实录）

这次新型肺炎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推特上说了：大家没有必要恐慌，也不建议大家到公共场合戴口罩。然后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水军翻墙过来骂我，骂我不该叫大家不要恐慌、不戴口罩。很多人还说，应该把方舟子空投到武汉去，让他不戴口罩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看他敢不敢。他们认为，我因为人在美国，离武汉很远，不在疫区，所以是在说风凉话。其实，在2003年整个“非典”期间，我就一直在北京，北京就是“非典”的疫区，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就是北京和广州这两个地方。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是在北京的，跟现在在武汉的人是差不多的，整个的状况也就相当于在武汉疫区。

十七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没有感到恐慌呢？是不是因为人在疫区就害怕呢？没有。我也没有一出门就赶快带上口罩，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当时我老婆所在的单位也发口罩，还发中药，我中药是扔了的，口罩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倒没有扔，但是也没有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跟现在一样，一直有朋友来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都告诉他们，如果没有病的话，去公共场合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

一般的人总是觉得，口罩戴总比不戴要好吧，其实未必。我今天刚刚在科学猫头鹰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关于戴口罩的问题的，在这里就不重复了。200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也说了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最近重新在网上发表了。那个时候的观点跟现在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因为这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根据的是医学权威机构的观点，根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当然我的观点就没有改变。2003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都不建议普通公众在公共场合靠戴口罩来预防“非典”。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甚至建议不要戴口罩，不要把戴口罩当做常规。现在没有这么建议了，但是也没有建议戴口罩。所以总体上他们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建议的。（补记：此次微课之后，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指南明确指出普通公众不要使用口罩预防该病毒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指南也指出普通公众在社区环境不必戴口罩，戴口罩是某些国家的地方文化习俗。）

当时北京人出门都戴口罩，有的单位也要求上班要带口罩，但是我和我老婆出门从来是不戴口罩的。该干吗还干吗，该买东西还是买东西，该去玩还去玩。还跟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子一起到北京植物园去玩。我当时住在长安街的边上，所以一路都是沿着长安街开过去的，整个长安街畅通无阻，几乎没有车。到了北京植物园，里边空荡荡的，没有游人，相当于我们把整个园子给包了。

快五一的时候，我就想趁长假的机会，跟我妻子一起回趟福建老家看望父母，但那个时候已经不能随便离开北京了。北京不像现在武汉这样封城，我是无业游民当然想走就走；但我妻子当时还在新华社工作，有单位管着，她要离开北京的话，是必须打申请报告的。所以就写了一个申请报告，也讲了没必要因此恐慌的理由，单位领导就批准了，说可以去福建探亲。

我们到福建我父母家的第二天，就有县卫生局的人来了。说我们同一趟飞机有一个人被认为是“非典”的疑似病例，同一趟飞机上所有机组人员和全部乘客都要到医院去隔离，所以想把我们两个也带到县医院去隔离。我就不干了，我说你们这么做是没有任何道理，也不符合规定的。县卫生局就只能把这事报告到省卫生厅去了。省卫生厅给我打电话，劝我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啊？别人都已经去医院隔离了，你们能不能配合一下，不要搞特殊化，也去医院隔离呢？我就说了，不是我要搞特殊化，而是你们这么做不符合规定，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的，我是不能遵循的。为什么呢？我就把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的要求从网上下载下来，念给他听。

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有一个文件，里面说跟“非典”病人同机、同车、同船这些人，不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不是密切接触者的话，就没有必要隔离观察。密切接触者指的是有非常密切的接触的人，比如共同生活的人，就需要隔离观察，但对于同一趟飞机的是不用隔离观察的。这是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里说的。中国卫生部当时也有一个指南，订得比世界卫生组织更严格。同一趟飞机如果出现了疑似病例或者“非典”病人，那么跟这个人同一排的，以及前、后三排的都是密切接触者，都要求隔离。但是我们那一趟飞机的疑似病例（就是发烧的那个病例）是坐在飞机前面的，而我和我妻子坐在飞机的后边，隔了十几排，不符合卫生部的隔离要求。所以我就跟省卫生厅的人说，不管是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还是按中国卫生部的指南，我都不符合被隔离的条件。省卫生厅的人就说：哎哟，你不能保证那个疑似病例在飞机上没有走来走去啊，不能保证没有刚好从你身边走过啊。我就说，这种可能性本来就很低，即使他从我身边走过，刚好打了一个喷嚏、咳嗽，刚好飞沫溅到我的鼻子上、眼睛上，我被感染上的这种概率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能拿这种极小概率的事件来要求所有的人都隔离。所以，这完全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完全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规定，擅自扩大隔离的范围。你们这么搞实际上是在搞伪科学，正是我要痛批的。而且，你真的把我弄到医院隔离的话，万一在医院里真有“非典”病人把我们传染上了——我们本来是没有的，你把我们传染上了——那你敢负责吗？你能负责吗？其实对“非典”来说，医院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传染源，很多人都是在医院传染上的，很可能是跟其他人一起隔离的时候被传染上的。

跟省卫生厅的人这么交涉，也可以说把他教育了一番以后，那个省卫生厅的人口气就软了：你们不去隔离的话，能不能去医院照X光、抽血查查，我说不行，即使我被感染了，也还在潜伏期，照X光、抽血是查不出我有没有被感染的。他又说，能不能在家做自我观察，就看有没有出现症状，让当地卫生局每天早上晚上量体温。我说，那可以，完全没问题。早上晚上量两次体温对我来说又没有什么损失，只要不把我隔离就可以了。后来定下来卫生局每天派一个人，早上晚上给我们量一次体温。

即使那样说好了以后，省卫生厅的人连续三天还在给我打电话，还在动员我：能不能去隔离？还说别人全都隔离了，最好你们两个也去隔离。但是我都坚决拒绝，所以，同一趟飞机的人只有我和我妻子两个是没有被隔离的，其他的人全部都被隔离了。我在家只是每天早上晚上量两次体温。虽说没有把我隔离，县里还是派了人来监视我们，几个人就住在我父母家对面的一座楼里头，晚上就在那里打麻将，可见害怕到什么程度。

我和我妻子一出门去玩，就有人跟着我们，看我们走到哪里，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而且我还担心，我们去过哪里玩、去哪里吃了饭什么的，他们跟踪会不会把我接触到的那些人也全都给抓起来隔离？我回到云霄老家的第一天，有两个中学的同学来看我，后来就被他们单位领导要求在家里自己隔离，不让他们去上班了，所以我就担心会因此连累别人。那时候福建刚好是梅雨季节，每天下大雨，出去也不方便，没有出去的动力，就一直在家里面呆着了。雨下了两星期，他们要求隔离的就是两星期。监视的人都撤了，雨也停了，可以出去玩了。所以，相当于雨把我在家里隔离了十来天，因为下雨前还是出去玩的。在福建过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北京，一直在北京呆到“非典”过去。所以，我是经历了整个“非典”过程的，是身处在疫区的，并不是隔着什么太平洋在说风凉话的，没有。

有人可能会说，好吧，你在“非典”的时候没有恐慌，你表现得很镇静，但这次新型的肺炎是不是要比“非典”更可怕？因为网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在传了（一会儿说哪个香港专家说的，一会儿又说哈佛大学的哪一个专家说的），说这次要比“非典”更可怕什么的。那么即使在“非典”的时候不应该恐慌，这次是不是还应该恐慌？接下来，我就把这次的新型的肺炎跟当时的SARS也就是“非典”（一开始叫“非典”，后来定下名称叫SARS）做一个比较。

SARS爆发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知道病原体是什么，而且还导致了不少的一线医护人员死亡。所以，一开始引起的恐慌，把它当作一种神秘的病原体，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肺炎的病原体很早就确认了，还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什么神秘的传染病，这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媒体还这么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跟SARS的病原体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源的程度比较高。冠状病毒很可能都是从蝙蝠那里来的，蝙蝠可能是它的天然宿主。而且，这种病毒的序列也知道了，前面也有对付同属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验。中东呼吸综合征也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冠状病毒，连这个新的冠状病毒也算上的话，总共是7种，其中4种能够引起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大概百分之十几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是很轻的，不会致命，没有什么可怕的。另外3种才是会致命的，就是SA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还有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新型的肺炎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搞不清楚的传染病。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病原体，也知道了病原体的基因序列，以前也有怎样对付冠状病毒传染病的经验，所以，并不是像SARS刚刚爆发时那样眼前一摸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没有。现在大家对它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知道了新型肺炎的病原体，就比较容易搞清楚它的传播途径。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它作为一种冠状病毒，最主要的传播的方式就是飞沫。打喷嚏或者咳嗽咳出来的飞沫沾有病毒，病毒被鼻腔吸进去或者跑到眼睛里，或者飞沫沾到某个物体上被手碰到了，脏手又摸了眼睛、摸了鼻子、摸了嘴，就被感染了，我们对它的传染途径会很清楚。知道了传染途径是怎么样的，也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预防、来避免被感染了。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知道了病原体、知道了传播途径，也就知道了预防的手段。当然，这是一种新发的、新型的传染病，所以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比如它毒性究竟有多强、传染性怎么样，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的。但是，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爆发了一段时间了，已经有了很多的病例了，也有了致死的病例、确诊的病例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心里大致有一个底。

这种传染病，大家比较关心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它的致病性。这种传染病的病毒，它的毒性究竟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导致死亡、死亡率会不会很高，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SARS因为已经过去了，会死的病人也都死了，确诊的病人数目也已经固定了，就可以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致死率了。SARS的致死率大概是10%，在中国内地还低一点，大概7%。为什么这么高？主要是香港的SARS致死率很高，百分之十几，可能跟特殊的毒株比较毒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在全世界范围内，SARS的致死率大概就是10%，实际上不是很高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致死率比SARS高多了，是35%左右，所以SARS其实并不是特别恐怖的一种传染病。比SARS致死率更高的传染病还有不少，除了中东呼吸综合征，还有埃博拉病毒更恐怖，致死率能够达到50%，甚至达到90%。这么看就可以发现，其实SARS并不是一种非常恐怖的、致死率很高的传染病。

那么，新型肺炎传染病的致死率是多少呢？现在还没法准确地算出来，因为还在传，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达到高峰，准确的致死率是不清楚的。但从现有的病例和死亡病例可以估算出来，它的致死率是不会很高的。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有报导，柳叶刀发表了论文，说第一批新型肺炎病人的致死率高达15%。15%的致死率是要比SARS高一些，但是要知道，首批病人往往是病情比较严重了、症状比较明显了才引起重视的。你想，这个新型的传染病刚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人没有去就诊，就不会被发现；或者虽然到医院去就诊，但被当成普通感冒或者流感给治了。所以，靠首批病人计算致死率是会偏高的。后来开始大量地筛查，那些轻症的甚至没有症状的病人都给找出来了。这个时候，得病的人数一下子就大量地膨胀，死亡的病例也增多了。因为这种病，死亡是要过一段时间的，我看了一下，一般平均可能要两三周的样子。有的比较快，住院后可能过几天、十来天就病死了，有的要过两三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才病死。在一批病人逐渐病死的同时，新发现的病人、新确诊的病人又不停地在增多。可以看出一个趋势，就是在确诊的病人当中，病死的比例其实一直是在下降的。早期差不多是4%，后来变成3%，后来是2.8%，今天我算了一下是2.2%——越来越低了。这完全是估计出来的，当然不等于它的致死率，但可以看出，整个死亡病例占的份额并没有再增加，反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所以从目前来看，虽然不知道准确的致死率，但估计不会很高。我估计可能不会高于3%，有可能还要更低，因为还有大量的疑似病例没有被确诊。虽然会有一些人逐渐病死，但是又有大量的疑似病例被确诊，还有大量没有被发现的病例被发现了，所以分母也在变大。分子在变大，分母也在变大，从整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分母变大的趋势还要高于分子变大的趋势。所以，很可能整个是会往下降的。

目前来看，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新型肺炎病死的这些病例，绝大部分是本身就有其他基础疾病（比如心脏病）或者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大家想想，这些人如果得了别的肺炎，而不是非典型肺炎，那么他们的致死率也是非常高的，也很可能会病死的。这么一想就觉得并不是很可怕、很恐怖的一件事。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人就活该，就不值得治疗，只是说跟其他的肺炎或者疾病相比，新型的肺炎就显得没那么恐怖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跟“非典”这个杀手来比，新型肺炎反而没那么恐怖，因为SARS死亡的人当中，很多是青壮年、很健康的人，这个才让人觉得比较恐怖。

在传染的过程当中，病毒会发生变异，毒性有可能变得更强，也有可能变得更弱。昨天我看到国家卫健委主任说毒性变得越来越强了，不知道他有什么根据说这种话。病毒是有可能变异得毒性更强或更弱，但总的趋势是它的毒性会越变越弱的。在SARS刚刚起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过这个道理：为什么在传播的的过程中，病毒的毒性会越来越弱。这是根据自然选择规律做出的一个预测。因为毒性强的病毒会让病人很快死亡，这个病人就没有太大的机会去接触别人、传染开去；所以毒性强的病毒的毒株没法传播得很广，它的传染性就不强。但是那些毒性弱的病毒，携带的人因为症状不明显或者不严重，到处乱跑、到处接触人，没有及时隔离，就很容易传播。所以，病毒的毒性总的趋势会越来越弱。

除了毒性，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病毒的传染性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能够快速地传给很多人。如果传染性很强，就会出现传染病大爆发，就没法控制。关于新型肺炎的传染性究竟怎么样，现在还处于初步的估计的阶段。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它的传染性并不是很强。如果不采取隔离手段，不加外力干预的话，大概一个病人平均能够传给二点几个人。这个传染性就跟SARS差不多了——SARS的传染性大概是一个人平均能够传给两到五个人。当然，这个新型病毒传染性也许会发生变化，有了更完整、更新的数据以后，也许还要修改；但如果只是一个人传给二点几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传染性跟SARS病毒是差不多的。所以，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个新型肺炎的传染性跟SARS差不多，它的毒性又比SARS弱，因此也就不像SARS那么可怕。但是，跟十七年前SARS的时候相比，现在普通公众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对这种新型肺炎的反应，还是表现得一样恐慌，甚至更加恐慌。面对一个毒性不如SARS、传染性差不多的传染病，却表现得一样恐慌甚至更加恐慌，这就非常的没有理性、非常的没有必要。

和SARS的时候一样，人人都戴口罩，满大街全都戴口罩；不一样的是，在SARS的时候，医学机构、医学专家还只是“建议”大家戴口罩，现在反而出现了武汉、广东、南京、无锡等好几个地方都强制要求所有的人去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不然就违法。网上已经有广州警察在抓那些不戴口罩的视频了，还有人向我反映，他在广州也因为没戴口罩被抓了。SARS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地方把公路堵起来，不让外人进去；这些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农村。现在很多地方也出现把路挖了，甚至干脆砌一堵墙把公路给堵了，封的还不只是农村比较小的公路，而是连公路桥也都堵了。这种表现就比SARS的时候还要严重了。在SARS的时候，公安部还发过一个“三不准”的通知，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堵塞交通，不准用石头、用土，或者用什么把路挖了的方式来破坏交通。现在很多地方破坏交通比当时还要严重，但我没有看到公安部发通知说不准，好像已经默许这种做法了。

还有就是乱吃药、吃中药。在SARS的时候是熬各种各样的中药汤，号称能够预防SARS，要大家都喝，甚至要学生喝，导致有的学校的学生喝了中药汤发生了中毒。现在，中毒的情况还没有听到，但是网上甚至是政府部门，也公布了预防的中药药方，有一些医院也在卖这种汤药让大家喝。这个情况跟以前也差不多。SARS的时候就流传板蓝根可以预防SARS，有一些医生、一些部门也在提倡吃板蓝根。这次倒是没有再提倡吃板蓝根，但换成别的更贵的中药了，比如那个莲花清瘟颗粒。甚至武汉一线的医生也说他们是在吃莲花清瘟颗粒来预防，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去武汉支援的时候，号称也是带了莲花清瘟颗粒作为预防药物的。莲花清瘟是一个中医骗子搞出来的，我以前已经揭露过了。它可比板蓝根贵多了，所以现在不说喝板蓝根颗粒，改吃莲花清瘟胶囊、莲花清瘟颗粒了。这可以说是一个中药骗人的升级版，因为这个药贵得多，可以骗到的钱就更多了。

还有发生的抢购，不只是抢购口罩，还要抢购日用品、抢购大米、抢购油、抢购方便面。我现在不记得当年有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了，应该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现在更严重了。网上的报导也都出来了，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恐慌呢？这种恐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级官员的蛮干。从SARS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卫生部的规定比世界卫生组织严得多了，这本来就已经算是一种蛮干了；到了地方，地方政府一下子就把它给扩大化了，那就更加蛮干了。都是怕承担责任，所以要把疫情说得非常严重，万一出了什么漏子，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且，以后战胜了疫情，功劳就更大了。所以他们对疫情要夸大其词，采取一些更极端的做法，怕被人指责说防疫不力。从一开始的隐瞒，到后来采取各种极端的防疫措施，都在SARS的时候发生过，现在同样在发生，而且更严重。在SARS的时候，虽然当时对疫区的出入会有一些控制，但是还没有采取把整个城市给封起来的极端手段，那么现在已经有了——把武汉封起来。后来发现光封武汉不行，还把周围的其他城市也都封起来。封一个武汉就封了1,100万人口，那么把周围的其他城市也全封起来，就好几千万人口。而封的时候又没有考虑到补给的问题、市内交通的问题，慢慢地就会发生社会混乱，各种混乱就多了起来。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医护人员在有意无意地夸大疫情。上次的“非典”，医护人员把它说得很可怕，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一开始有好多医护人员殉职了。这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医护人员以身殉职。前几天传出武汉有一个医生病死了，当时很多人都在说这是英雄，推特上也看到很多人在赞颂。那不过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并不是参与防疫死亡的，不能说他是殉职，他只是个普通的病人。而且，他只是疑似病例，究竟是得了新型肺炎病死的，还是得了流感病死的，还不清楚。目前还没有医生是因为对付新型病毒肺炎而死亡的，并没有那么恐怖、那么可怕。但是国内的这些医护人员表现得非常悲壮，网上贴出来的一些医生在朋友圈的言论或者书信什么的，好像自己在跟死神搏斗一样——这个“跟死神搏斗”不是指要把患者的生命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而是觉得弄不好自己也会死。去支援的就开始写战书，搞什么宣誓仪式、出征仪式等等。这些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渲染一种悲壮的气氛，让一般的人、普通的公众看到也感到害怕，以为真的大难临头了，所以需要这些医生去送死。这也是制造恐怖、恐慌的一个因素，是非常不专业的做法。除了中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生会这样做，会觉得自己去防疫、去抗疫、去处理疫情、去支援是要去送死，然后表现得特别悲壮，因为这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像埃博拉那么恐怖的传染病，都有很多国家的医生去支援，也没有见到其他国家的医生会写“请战书”，搞什么宣誓仪式，没有。该去的就去了，甚至自愿要求去。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医生的职责。这才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也是一种很冷静的态度。不需要拼命地煽情，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医生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觉得有了一个改变自己形象的机会。因为中国医生的形象这些年来一直是很不好的，医德是很差的，医患关系也很差。他们觉得出现了这种疫情以后，可以让医生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因为当年在“非典”的时候，的确改变了一下医生的形象，好像医生一下子都变成了英雄。他们觉得现在机会又来了，所以就拼命夸大疫情的严重性，让大家觉得医生多么伟大，是在跟死神作斗争，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还有，媒体为了吸引读者，拼命地煽情，把疫情说得非常严重。这种吓唬人的方式可能是一种营销手段，说得越耸人听闻，读者就越愿意看。虽然这很符合传播的规律，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不专业的做法。不仅中国的媒体这样干，国外的媒体也这么干，只不过不及中国媒体那种程度，人家毕竟要专业一点。即使是这样，柳叶刀的主编前几天也在批评媒体对新型肺炎夸大其词。他针对的应该主要是国外的媒体，但实际上，中国的媒体比国外媒体还更严重，十七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而且，现在因为互联网更发达了，十七年前传统媒体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纸媒已经不重要了，大家主要都靠网媒了。网媒是更爱煽情、更爱吸引眼球的，为了吸引流量，为了转发率、阅读数，它们更喜欢煽情。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普通公众科学素养还是很差。虽然这十几年来不断地测科学素养，一直在说具有科学素养的比例翻番，不停地翻番；但在我看来，实际进步还不是很大。绝大部分普通公众还是没有科学素养的，还是很愚昧的。所以碰到这种新发的传染病，还是非常害怕的。即使被传染的概率极低、极低，还是非常害怕。如果有一些科学素养的话，算一下被传染上的概率、被传染以后病死的概率，应该完全没必要恐慌的。在十七年前，SARS引起了那么多的恐慌，最后总共也就是8,000多个病例，死了大概800人，这是全世界的情况。再算算全世界有多少人，就该知道被SARS传染上的概率有多低。各个地方可能不同，有的是在疫区，有的不在疫区，那么即使在疫区，北京一千多万人口就算有几千人被传染上，这个概率也是非常低的，染上以后再百分之七八的死亡率，就更低了。

跟十七年前相比，这些情况都还存在：官员蛮干、媒体煽情、医生夸大其词、普通民众很愚昧。情况还是一样，甚至更加严重了。我开玩笑说，跟十七年前相比更加“自信”了，因为国力更强大了，经济发展了，手上有钱了，就更加“自信”了；这么干起来，就更加不讲理了。十七年前，省卫生厅的人还听我讲道理，最后没敢把我隔离起来；现在可不一样了，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肯定不跟我讲道理，直接就把我抓进去了。

如果再过17年，再来一场新型的传染病——这是避免不了的，新型的传染病迟早总是会爆发的，甚至可能出来更严重的新型传染病——如果中国的这种现状不改变，那么结果可能还是这样，到时候还是一样的恐慌。这就要求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科学普及的工作，让公众能够在恐慌当中保持一定的理性。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做科普，告诉大家要保持理性，是要挨骂的。而且像我刚才说的，由于现在中国人更“自信”了，那么骂的人就更多了，就更不理性了。十七年前，我做科普还有很多人听，我几乎听不到也没有什么人会来骂我。当时已经有互联网了，但也没有什么人像现在这样一批一批地翻墙过来骂我。我那时候写了一系列的科普文章，还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那个时候我跟《环球时报》关系还不错，写过好几篇文章都是在《环球时报》上面登的，《环球时报》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报纸。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在报纸上很难听到这种比较理性的、呼吁不要恐慌的声音了。不同的声音是很难听到了。在网上虽然有，但还是少数，大部分的人还是在那里攻击，在那里谩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科普，告诉大家要冷静、要理性，就更需要有一种勇气。我一直在说，在中国做科普是需要勇气的。在平时需要勇气，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在公众的恐慌当中，那就更需要有勇气。

我今天就讲到这儿，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可以解答。

问：据说此次病毒是XXP4实验室泄漏出来的，此种消息该如何用批判性思维甄别？是否可以从自愈病人血液中提取到抗体？

答：说新型冠状病毒是武汉的病毒所搞出来的，主要依据是2018年中央电视台曾经报导过武汉病毒所研究冠状病毒。这种阴谋论是不值一驳的，因为研究冠状病毒是一种很正常的研究，大家都在研究。特别是自从出现了SARS以后，大家都去研究冠状病毒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天然宿主是什么。查来查去查到是蝙蝠，所以就去研究蝙蝠的冠状病毒，这个是很正常的研究。不能因为他们以前研究过冠状病毒，就认为是他们泄露的，是他们搞出来的。

像这种冠状病毒的感染，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如果是重症病人，去医院只能起到支持治疗的作用，比如呼吸困难的时候，上呼吸机帮助呼吸。最终是要靠自己自愈的，自愈以后身上就有了抗体了。这个抗体的确是可以用来给别人治病的，但这是很低效的一种治疗方法，因为不可能弄到很多病人的血清给人治病，如果病人多的话。

问：一个病人传播二点几个人，这是说一个人传染几个人后，他身上的病毒就没传染性了，还是仅仅是最终的一个统计数据？你推测武汉肺炎大约什么时候能结束？

答：一种传染病的传染性有多强、平均一个人能够传给多少个人，是统计出来的，有很多因素能影响到一种传染病的传染性。比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因为它要非常近距离地接触才会传染，所以被传染的都是医护人员或者家属。照看病人的这些人就是非常近距离接触的。还有，一种传染病如果很快就治愈了，就好了，那就不会传给多少人了。所以这个完全是看情况。

问：关于R0传染值，不同的机构有多种说法，到底应该听哪个机构的？

答：关于SARS病毒的基本传染数，世界卫生组织和大家公认的是2~5。因为SARS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数字——目前公认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就是2~5。至于新型肺炎、新型的冠状病毒，因为还在传播当中，得到的数据还是波动的、动态的。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模型做出不同的估计，所以这个数字就不太一致。

问：您说武汉、广东等地强制要求戴口罩是不理性的，其实国家卫健委官网上就有要求戴口罩的官文，可见并非地方擅自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的前后两篇文章关于口罩也有一些差异：第一篇没有推荐口罩，第二篇说“若戴口罩……”，可见也有变化；美国CDC没有提及关于普通未有症状的人戴口罩的信息。那么三个机构有差异的表达，我们一般公众是相信哪个好呢？为什么？

答：世界卫生组织是从来不建议一般的人、没有病的人靠戴口罩来预防传染的；当然，如果选择要戴，那么就要戴好——是这个意思。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指南是从来不提普通的人戴口罩的，只是有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类似于图表的——可能是专供中国人看的——里头说，如果选择戴口罩，那么就要戴好，就应该怎么怎么戴。

当中国卫健委的指南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或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南不同的时候，应该听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听世界卫生组织的，听美国疾控中心的。因为这两个组织机构的权威性高于中国卫健委的权威性。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平时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卫健委没有什么威信，公信力不强，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却宁愿相信国家卫健委的，不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不相信美国疾控中心的？

问：能否详细说一下封城可能造成的后果？

答：刚刚宣布武汉封城的时候，英国自然杂志就报道过一个澳大利亚病毒学家的看法，他说这样做的后果：第一，会让整个城市变成一个细胞组织培养皿，所有人就在里头互相传染；第二，会有物资供应的问题；第三，会对城市居民造成心理打击，就是在心理方面会有影响。后来的结果的确说明他说的是很对的，至少是后边这两点（物资供应问题、造成居民的心理问题）都被他说中了。至于第一点，说变成了一个培养皿、大家互相在那里传染，这在理论上是可以推想出来的，会发生传染变得更严重的情况。最主要的是造成了恐慌，恐慌以后，只要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小毛病，就都往医院里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封城以后武汉医院的视频，里面人挤人的。现在是流感季节，很多人是会出现流感症状的，慢慢地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新型肺炎了？一听说这个事情非常恐怖，必须要尽快确诊，就全都往医院里面跑。实际上，里面的绝大部分人不是新型肺炎，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流感。往医院跑反而导致交叉传染，真正传染上新型肺炎。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封城以后造成的一个后果。

问：美国CDC网站上有几篇2003年以后发表的针对口罩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效果作用的文章，多数都表示坚持正确佩戴口罩有一定作用。您怎么看？

答：关于佩戴口罩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效果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对医护人员做的。这是不适合于普通公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情况的，因为环境不一样。在医院里，医生面对的是传染性很强的病人，这个时候就有戴口罩的必要，而公共场所几乎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另外，医生知道怎样正确地佩戴口罩，而一般人是不知道或者没法坚持正确佩戴口罩的。所以，不能把在医院环境对医护人员的研究结果，用来证明普通公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能起到预防传染病的作用。是不能这么算的。

问：麦田认为您“照本宣科”，“鼓吹不用戴口罩”，我认为他根本看不懂您的推文，甚至不理解“不建议”“不宜”和“不用”的区别。您怎么看？

答：麦田说我“照本宣科”，这是非常可笑的。他不知道，对于预防传染病，就是应该照本宣科，就是应该照着权威机构的指南来。因为指南是几十年、上百年来总结出来的应对传染病、处理传染病的科学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不照本宣科，那么要听谁的？听某一个大仙的？还是麦田觉得自己要比世界卫生组织、比美国疾控中心更专业、更能耐？

问：怎么看待美英法日撤侨行动？是因为疫情更加严重了，还是因为当地医疗条件不足，或者是对地方控制疫情的能力不信任？

答：美国、法国这些国家从武汉撤侨，我觉得跟疫情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封城造成的。因为封了城，生活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各方面都不方便，还不如把人撤走了。所以，并不是因为疫情非常严重，没法呆了就撤走，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恐慌，让大家觉得已经严重到外国人都觉得不行，赶快把人都撤掉了。

问：目前武汉人人待在家里，除了买菜基本不出门。不谈损失，单单对疫情的缓解应该还是有作用的吧？

答：要是武汉的所有人都在家里呆着，不出门、不工作、不去拜亲访友，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家里自我隔绝14天——像某个北大的中药教授建议的（被传成是钟南山建议的）——如果真的这么做，当然对于预防传染是会很有效的，问题是值不值得。如果这样，对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对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经济、对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值得吗？

问：柳叶刀一篇文章里提到深圳一10岁患者，除了CT和核酸检测阳性之外，没有任何症状，被香港人称为“cryptic cases of walking pneumonia”。一些外媒认为可能具有传染性，请问您怎么看？

答：那名10岁的患者没有症状，只能说明被这种病毒传染以后，可能会表现出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这个病例并不能说明没有症状的潜伏期病人就能够传染给别人，没法证明这个10岁的患者传染给了别人。即使潜伏期的病人具有传染性，这种传染性应该也是很低的，因为我们对冠状病毒的传染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问：病毒目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飞沫，经过变异后会不会有新的传播途径比如空气？近期有专家指出有潜伏期传染的案例，这个新病毒潜伏期不具备或者仅具备弱传染性这个结论目前是世界公认的吗？

答：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就是飞沫传播。飞沫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传播性是最强的。如果没有任何症状，不咳嗽、不打喷嚏，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那么即使会传染，传染性也是不强的。所以关于所谓的潜伏期会不会传染，首先要解决：一，是不是会传染？二，即使会传染，也要看只是偶然的事件，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潜伏期的传染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而不具有普遍性，那么对于整个疫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基本上可以忽略。所以，我反对这些专家，甚至医疗的、保健的、卫生的部门，在没有确切证据、不知道潜伏期是不是真的会传染，以及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情况下，就去渲染这样的例子。这样渲染就是告诉公众潜伏期具有传染性，会造成更大的恐慌。

问：假如公众经过充分教育，能够正确佩戴口罩，且保证口罩供应，那么要求公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利大于弊吗？

答：正确佩戴口罩即使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也比不上经常用肥皂水洗手至少20秒。所以，与其教公众怎样正确地佩戴口罩，还不如教公众怎样正确地洗手、怎样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这个是更容易做到的。要教会所有的人都能够正确地佩戴口罩，而且长期这么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疫情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谁能保证大家几个月内都能够正确地佩戴口罩呢？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关键是在普通的公众场合，即使能够正确地佩戴口罩，那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因为在普通的公共场合，刚好被一个病人近距离接触、刚好被他喷出的飞沫传染上，这种可能性本来就是非常低、非常低的。所以，并不值得花很大的精力来教育每一个人正确地佩戴口罩，因为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问：但是现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强行要求戴口罩，怎么破？

答：强行要求戴口罩，不戴就抓起来，这就没办法了，你只能去应付了。我当时在北京可以不戴口罩，因为那个时候政府部门只是建议大家戴口罩，并没有强求戴口罩；没有说不戴口罩就不让上地铁、不让进商店，甚至要抓起来，所以我可以不戴。如果我现在去北京，如果北京强求大家都戴口罩了，我也不得不戴，不然的话就会被抓起来了。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问：既然病毒来自野生蝙蝠，今后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比如取缔野生动物买卖？

答：野生动物包括很多种，比如说鱼、海鲜。有很多海鲜也属于野生动物，淡水鱼也有很多是野生动物，那么取缔野生动物的买卖是不是连野生的鱼也不能卖了，海鲜也不能吃了？所以这是做不到的。能够做到的是规范野生动物的买卖，做好管理。有一些野生动物是要禁止卖的，像蝙蝠。我听说武汉的那个所谓的海鲜市场连蝙蝠什么的都卖，这就很可怕了。所以，某一些野生动物是要禁止买卖的，但没必要一概取缔。

问：口罩使用后怎么处理？处理不当有哪些危害？

答：口罩使用以后，最好拿塑料袋或者纸袋包起来，再扔到垃圾桶里。口罩用过以后，上面有很多的细菌、很多的病毒，如果随意扔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传播病菌、传播病毒。而且传播的病毒不一定只是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还有别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别的病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只是强制要求公众戴口罩，并没有强制要求公众正确处理用过的口罩，到最后就是口罩随便乱扔，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没有正确处理的意识；结果到处都是口罩，就会变成公共卫生灾难。到时候，不只是造成新型肺炎流行，还会造成其他已有的各种疾病，比如肺结核、流感这些可能更可怕的疾病流行。

问：美国出现了感染者后为什么敢于科学应对？万一出现了失控，他们的官员不怕担责吗？

答：美国针对传染病有一整套非常专业、非常规范的做法。如果出现失控，只要是按部就班来的、按这套做法来的、按程序来的，没有出现什么失误，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中国一贯就是乱来的——一开始就不按照步骤来——先是隐瞒，隐瞒不住了就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极端措施、不科学的做法，完全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问：眼角膜感染新型肺炎有依据吗？

答：呼吸道的传染病能够通过眼睛传染，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就知道的。为什么医生在面对重症病人的时候，除了戴口罩，还必须带护目镜？就是怕病人嘴里吐出来的唾液飞沫跑到眼睛里，然后被传染了。但这一般都是要非常近距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而且通过眼睛传染的概率是很低的。

问：流感的病死率比新型肺炎高吗？流感还有有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呀。

答：流感的病死率并不比新型肺炎高，其实还比它低很多，只不过得流感的人太多了，所以病死的人也要多很多。全世界一年有60万人是因为流感死亡的，中国平均每年差不多也有9万人得了流感死亡的。因为得流感的人非常多，所以病死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是比较低的。由于流感是一个很古老的病，研究非常多，所以也就有了疫苗，有了药物。

新的传染病我们以前不知道，所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要重新研究疫苗，要重新研究药物。因此也就没有疫苗可用，没有有效的药物可用，没有特效的药物、针对性的药物可以使用。那么，疫苗的研发要多长时间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有的疫苗很长时间都没研究出来，一直是失败的。即使一切顺利的话，一个疫苗研究出来，要做动物实验，还要做人体的试验，这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出结果的。像SARS疫苗，到现在也没有研究出来。大家在SARS期间看到报导，说疫苗已经研究出来了，实际上只是做了第一期临床试验，根本不能证明是有效的，后面就没有持续下去了。

问：为什么说毒性弱的病毒传播力强，但毒性会慢慢减弱呢？

答：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这是根据自然选择的定律可以预测的。因为被较弱的毒株感染的人没有明显的症状，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比较广，接触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这种病毒就更适合于生存，更适合于传播。因为病毒是一种寄生的东西，如果人死了，它也跟着死了；如果在人身上存活的时间长，那么后代就会更多。所以，毒性越弱的病毒就越容易传播自己的后代，导致毒性越传越弱。

问：口罩经过开水消毒后还可以再用吗？

答：口罩湿了以后就不能再用了，用开水煮过更没法用，因为已经起不到阻隔的作用了。用开水消毒，最多也就把上面的病毒给杀死了，细菌都不一定能够杀得死。即使用高压锅消毒，把病毒、病菌都杀死了，那也只是表明这个口罩不具有传染性了，但是已经不能起到阻隔的作用了，阻隔作用已经被破坏掉了。

问：跟2003年相比，社会、公众应对新病毒的态度和方法变化都不太大：中医照样捞钱，群众照样恐慌。您觉得再过几代人才会有明显的变化？

答：要经过多长时间这种状况才会改变？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一个因素是体制的改变（让官员没有蛮干的权力），所以是很难的。提高素质、改变体制是非常难办到的，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办到？这个我是不知道的，没法预言。

谢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微课再见。

(XYS20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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