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的忠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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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争论时事，有一位格外引人侧目：他以唯一正确的权威自居，给所有不合己意的人都贴上“不爱国”之类的标签，宣称“冒头就怼”，战斗力爆棚，谩骂侮辱，不一而足。即便没有被他骂到的，也都不免困扰，一天下来足有十多人默默退群。

微信群也是社会的缩影，甚至由于并非面对面的互动，虽然没法当场打起来，但人们在争论时却更容易无所顾忌地宣泄情绪。我也早已不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情形：很多人在遭遇异议、挑战或反驳时，往往因为“失了面子”而试图通过更激烈的方式来挽回面子，但这样耍泼下去，最终其实却更丢脸。

这意味着，“面子”所代表的人格价值，其实有威权和礼仪两个面向：很多人骂战中不愿输了“气势”，因而咽不下气，缠斗到底，这是因为在威权意义上，“输阵”就是“丢脸”；但所谓“面子”本身就是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因而在礼仪的意义上，逾越尺度本身就是在自取其辱。

对旁观者来说，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成年人，通常总会觉察到他者的眼光，进而由此审视自己的行为，难免产生羞耻心，为何他可以对此毫无自知？**甚至他所攻击他人的用语，完全更适用于自己，但他好像觉得那些只能衡量他人。就像有人被指“没教养”后恼羞成怒，回骂“说人没教养，才真没教养”，但他激烈辱骂对方，达成的却是一个反效果，无异于自证确实没教养。

说起来，这又何尝只是几个人的问题？其实连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也大体如此：用战狼的方式激烈捍卫自己的“面子”，年初以来8位大使被召见，2个使馆推特封号，以不理性的方式极力抗争，最终却加剧了自己的困境。这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有机的公共生活，因而未能在接受社会规则的基础上反观自身。

在此值得留意的是这样一个现象：这种激烈以“气”抗争的个性，常有着一种集体主义的取向，认为道德的理想和自我的实现，是在全体（“国”）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乍看又是极其自我的，几乎是一种“谁也不服”的气势。“无法无天的忠诚者”或“忠诚的造反派”似乎是矛盾修辞，却是对他们的最好形容。

当然，像这样的人格特质，对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凡有点了解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曾说，改开初期的很多暴发户，正是以前的造反派，因为他们在此前的年代里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19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而也就不受任何规则限制。

既崇拜权威，又富于反叛，这矛盾吗？并不。事实上，这可能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人格特质之一。虽然中国有国家主义的强大传统，但与此同时，一如和辻哲郎《风土》中所说的，乡土社会的中国人“过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生活，根本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刘师培甚至认为中国传统下层社会是近乎“无治”的社会，法令近乎空文。看似相反的这两种政治文化渗透到全社会的结果，是很多中国人集顺民与暴民于一身。

在古典小说中也能看出这样的端倪。《西游记》中真正的主角孙悟空一度大闹天宫，即便在取经路上，也常不把各路神仙放在眼里，但他对唐僧的忠诚其实远远超过了猪八戒。《水浒传》中宋江的个性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他“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首领，但他口口声声忠孝仁义，确实有点令人费解”（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晚明时甘为异类的思想家李贽赞许他是“忠义”的化身，但点评家金圣叹却认为他只是个伪君子。更典型的是李逵：他极为鲁莽血腥，见谁都杀，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但却是个赤诚的孝子，至死对宋江愚忠。

在小农社会中人们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的状态下，从宗法结构中脱嵌出来的游民，大抵“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真正制约他，而社会又缺乏妥协机制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于是在冲突时常常出以最激烈的手段。《射雕英雄传》里的梅超风虽是虚构角色，但她的内心独白倒是非常吻合这类江湖人的特性：“管他们叫甚么名字，是甚么来历，反正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天下人人可杀！”

这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在社会的有机交往中，将社会的规则、礼仪、文明内化，并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相反，他可能既无法无天地横扫一切权威，同时却又毫不动摇地崇拜另一权威——这并不仅仅是“哪个权威更大”的问题，也是因为其内心就同时有这样的双重性。

在现代心理学中，大抵将之界定为“权威主义人格”，也就是把对权威的屈从与对群体外的人的攻击结合起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这是权威主义伦理学培植起来的人格，这些人很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他们：不服从是最大的恶。其结果，他们成年后“以极端独立为基础反对所有权威”，这是“一种主张自我的企图，用反对权威来克服他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尽管有意无意地，渴望臣服的欲望仍然存在”（《逃避自由》）。

对这些人来说，社会规则的格言并不是“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权威不禁止者皆可为”；而他们所服膺的权威，则常常是一个他们自己在力量上远远无法与其对抗的对象。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也会对权威失望甚至报以激烈的反叛，但那往往并不包含理性的批判反思，也很少留有妥协余地。也因为这种特质，他们内心非常害怕失败，因而他们保持自己尊严的方式，就是对他人报以轻蔑。

在美国相当盛行的一种理论认为，正常人就是完全融入社会的人，因而起来反叛的人常被看作是心理紊乱、缺乏对集体的适应能力；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则认为真正的人是以反叛精神为标准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1964年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如果存在一种真理的话，或许它就在这两种理想之间的某个地方。”

他这么说，显然暗指当时山雨欲来的青年反叛运动（“五月风暴”要等到1968年），但如果放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则需要问一问：集体，哪个集体？对象不同，“反叛”的意味也迥然不同。由此带来的问题，只有我们有了充分的公共生活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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