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无天的忠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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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争论时事,有一位格外引人侧目:他以唯一正确的权威自居,给所有不合己意的人都贴上“不爱国”之类的标签,宣称“冒头就怼”,战斗力爆棚,谩骂侮辱,不一而足。即便没有被他骂到的,也都不免困扰,一天下来足有十多人默默退群。

微信群也是社会的缩影,甚至由于并非面对面的互动,虽然没法当场打起来,但人们在争论时却更容易无所顾忌地宣泄情绪。我也早已不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情形:很多人在遭遇异议、挑战或反驳时,往往因为“失了面子”而试图通过更激烈的方式来挽回面子,但这样耍泼下去,最终其实却更丢脸

这意味着,“面子”所代表的人格价值,其实有威权和礼仪两个面向:很多人骂战中不愿输了“气势”,因而咽不下气,缠斗到底,这是因为在威权意义上,“输阵”就是“丢脸”;但所谓“面子”本身就是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才有意义,因而在礼仪的意义上,逾越尺度本身就是在自取其辱。

对旁观者来说,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成年人,通常总会觉察到他者的眼光,进而由此审视自己的行为,难免产生羞耻心,为何他可以对此毫无自知?**甚至他所攻击他人的用语,完全更适用于自己,但他好像觉得那些只能衡量他人。就像有人被指“没教养”后恼羞成怒,回骂“说人没教养,才真没教养”,但他激烈辱骂对方,达成的却是一个反效果,无异于自证确实没教养。

说起来,这又何尝只是几个人的问题?其实连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也大体如此:用战狼的方式激烈捍卫自己的“面子”,年初以来8位大使被召见,2个使馆推特封号,以不理性的方式极力抗争,最终却加剧了自己的困境。这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有机的公共生活,因而未能在接受社会规则的基础上反观自身

在此值得留意的是这样一个现象:这种激烈以“气”抗争的个性,常有着一种集体主义的取向,认为道德的理想和自我的实现,是在全体(“国”)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乍看又是极其自我的,几乎是一种“谁也不服”的气势。“无法无天的忠诚者”或“忠诚的造反派”似乎是矛盾修辞,却是对他们的最好形容

当然,像这样的人格特质,对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凡有点了解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曾说,改开初期的很多暴发户,正是以前的造反派,因为他们在此前的年代里培养起来的“蔑视一切、批判一切的人格,大大有助于1980年代初期的发财致富”,“两个阶段虽然迥然不同,在精神气质上却有着隐秘的连续性”,这些人“崇尚反叛精神,不把法律和道德放在眼里,也不在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而也就不受任何规则限制。

既崇拜权威,又富于反叛,这矛盾吗?并不。事实上,这可能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人格特质之一。虽然中国有国家主义的强大传统,但与此同时,一如和辻哲郎《风土》中所说的,乡土社会的中国人“过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生活,根本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刘师培甚至认为中国传统下层社会是近乎“无治”的社会,法令近乎空文。看似相反的这两种政治文化渗透到全社会的结果,是很多中国人集顺民与暴民于一身。

在古典小说中也能看出这样的端倪。《西游记》中真正的主角孙悟空一度大闹天宫,即便在取经路上,也常不把各路神仙放在眼里,但他对唐僧的忠诚其实远远超过了猪八戒。《水浒传》中宋江的个性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他“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首领,但他口口声声忠孝仁义,确实有点令人费解”(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晚明时甘为异类的思想家李贽赞许他是“忠义”的化身,但点评家金圣叹却认为他只是个伪君子。更典型的是李逵:他极为鲁莽血腥,见谁都杀,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但却是个赤诚的孝子,至死对宋江愚忠。

在小农社会中人们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的状态下,从宗法结构中脱嵌出来的游民,大抵“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能真正制约他,而社会又缺乏妥协机制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于是在冲突时常常出以最激烈的手段。《射雕英雄传》里的梅超风虽是虚构角色,但她的内心独白倒是非常吻合这类江湖人的特性:“管他们叫甚么名字,是甚么来历,反正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天下人人可杀!”

这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在社会的有机交往中,将社会的规则、礼仪、文明内化,并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相反,他可能既无法无天地横扫一切权威,同时却又毫不动摇地崇拜另一权威——这并不仅仅是“哪个权威更大”的问题,也是因为其内心就同时有这样的双重性

在现代心理学中,大抵将之界定为“权威主义人格”,也就是把对权威的屈从与对群体外的人的攻击结合起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这是权威主义伦理学培植起来的人格,这些人很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他们:不服从是最大的恶。其结果,他们成年后“以极端独立为基础反对所有权威”,这是“一种主张自我的企图,用反对权威来克服他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尽管有意无意地,渴望臣服的欲望仍然存在”(《逃避自由》)。

对这些人来说,社会规则的格言并不是“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权威不禁止者皆可为”;而他们所服膺的权威,则常常是一个他们自己在力量上远远无法与其对抗的对象。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也会对权威失望甚至报以激烈的反叛,但那往往并不包含理性的批判反思,也很少留有妥协余地。也因为这种特质,他们内心非常害怕失败,因而他们保持自己尊严的方式,就是对他人报以轻蔑

在美国相当盛行的一种理论认为,正常人就是完全融入社会的人,因而起来反叛的人常被看作是心理紊乱、缺乏对集体的适应能力;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则认为真正的人是以反叛精神为标准的。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1964年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如果存在一种真理的话,或许它就在这两种理想之间的某个地方。”

他这么说,显然暗指当时山雨欲来的青年反叛运动(“五月风暴”要等到1968年),但如果放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则需要问一问:集体,哪个集体?对象不同,“反叛”的意味也迥然不同。由此带来的问题,只有我们有了充分的公共生活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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