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病死，被穷死， 中国疫情中“把人逼疯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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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赵先生从湖北黄石一栋高层住宅的顶层公寓望着窗外，很想就这样跳下去一了百了。那是他一年前刚刚按揭买下的住所。

现年28岁的赵先生在上海一家整形医院做销售代理，月收入过万，农历新年前，他回老家过年，却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困在这里。

除夕当天（1月24日）——疫情中心武汉封城第二天——黄石这个人口约250万，距离武汉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级市宣布封城。当天，湖北还有12座城市相继停摆。

在这场让无数中国人家破人亡的疫情中，赵先生幸运地躲过了病毒，但生活的压力依旧让他喘不过气。他要求美国之音只透露自己的姓氏。

2月10日起，中国部分省份和行业陆续复工。湖北解封的日子却一推再推。2月底的一天，用人单位用微信通知他，不用回来上班了。

赵先生被击垮了。他寝食难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我真的压力太大了，”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房贷一个月3000多，车贷5000多。”

赵先生可以精确地说出他账户里仅存的金额：3325块8毛3分。“我真的觉得自己穷到谷底了，”他说。

赵先生的父母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月薪加起来不足一万元。想到要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生活买单，赵先生很惭愧。

“我已经28岁了，竟然又去啃老，”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压力太让人受不了了。”

经济放缓、美中贸易战已经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显露出脆弱。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普通百姓的日子尤为难过。

赵先生说，周围很多人和他一样，因为这场疫情没了收入来源，但房贷、车贷、各种开销一样不少 。因为物资供应不足，人们还要被迫去买一些质次价高的食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

“我们这边隔三差五地就能听到这个自杀，那里捞尸的，特别多，只是很多被当地给压下来了，”他说。

“底层民众太苦了，”一位观众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垄断企业‘旱涝保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苦不堪言，说多了都是泪。”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3000多万家中小企业，7000多万个体工商户。一位自称 “张思想的古拉格”的美国之音观众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自己在江苏南京有家规模很小的店，原准备2月5日开业，但附近所有小区门都被封锁了，街道上冷冷清清。街道办事处的人每天在外面巡逻，规定没有接到通知的店铺一律不许营业。

“我非常焦虑又很苦恼，眼看着我的收入停止了，可是亏损却一天比一天在上升，心情感到很沉重，”他写道。

“张思想的古拉格”还说，在他老家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超市的蔬菜、水果价格比春节前贵了三到五倍，肉更是贵得离谱。因为父母一辈子种地，家中三四个月内不会断粮，但全家人已经不再吃肉了。

武汉钢铁公司退休职工余全红每天忙着在各种团购平台上比对菜价，看准哪家有优惠赶紧抢购。

封城迄今，她已经花光了一张银行卡，那是她原本计划去旅游的钱。 余全红说，虽然拿着退休金，但自己家的经济条件也不算好。

“跟最穷的比，还能过的去，跟好一点的比，还是比较穷，”她说。“不能遇到大病，不敢去医院。家里要是什么事都没有，平平安安，也能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不能有事。物价上涨，我们就有点承受不了。”

余全红反对让社区的人来发菜、发肉。她说，这样不仅增加交叉感染风险，还会导致克扣、贪污。

“政府应该给我们现金补贴，”她说。“每家补贴2000块钱挺好了。”

一些原本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也被疫情打乱了步调。

因为封城，26岁的武汉居民屠龙辞去了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职务。眼下，父亲和别人合伙开办的小企业也面临关门的风险。

屠龙说，当地不允许企业因疫情开除员工，父亲必须给按月给他们发工资，同时社保又没法缓缴，光这一项开支就足以压垮很多中小企业。 因为担心当局报复，他要求使用化名。

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经营的这家小企业的资金链也出现了困难。

“我们武汉这边的习惯是，初八开了门之后去收年前最后一批的尾款。但是现在没办法开门，这批尾款就没有收到，但是他又欠着供应商的钱，”屠龙说。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3月4日援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研结果说，中国近九成企业账上资金撑不到三个月，能支撑半年以上的企业不到10%。近半数受访企业已计划裁员。

报道说，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压力，国家已经放出大招，比如阶段性减征医保费，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此外，还有减免房租水电成本等优惠政策。

屠龙觉得这些都是空话。上个月，父亲公司的帐直接被社保划走了。所谓减免房租水电成本指的是承租国有资产的中小企业。

“在中国能够租到国有资产的人能有多少呢？ 我爸不是那种幸运的，私人老板该收多少还收多少，” 他说。

但是屠龙说，相比武汉很多其他家庭，他家算是好的，肉价涨了三倍，还吃得起。家里有个做旅行社生意的亲戚，因为疫情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

距离武汉1000多公里以外的的四川成都市，39岁的谢俊彪已经复工快一个月了。他在双流区一家食品加工厂做包装工，每个月底薪加业绩可以挣到3000多元。

当被问及是否担忧疫情时，谢俊彪说：“肯定担忧，哪个人不担忧呢。担忧但也要硬着头皮嘛。”

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说：“咱也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家里特别有影响的，耍个半年一年的不工作也可以。说白了我们也算是社会的最底层，你今天不劳动就没有一份钱了。”

“不复工必死，复工不见得要死，如果能艰难地活下去，谁愿意出门！”网民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心酸。

对于湖北黄石刚刚失业的赵先生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他上网去找工作，可人家一听说是湖北的，直接就拒绝了。

“外省人对湖北人是特别特别排斥，”他说。“基本上知道你是湖北的就不要来上班了，就好像自带病毒似的。”

湖北解封的日子还遥遥无期。每天起床后就坐在沙发上发呆的赵先生说：“完全就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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