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伦敦大疫

by , at 14 March 2020, tags : 瘟疫 皮普斯 伦敦 死亡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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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年至 1666 年间,伦敦暴发令人色变的大瘟疫。皮普斯的日记如此珍贵,像散落在地的珠宝,每个读者都得用自己的见识和经验,自行把它串为通常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

【1664 年 12 月 17 日】人们纷纷议论夜晚的彗星。国王和王后,昨晚一夜未眠,坐看彗星,谈论它。今晚我也想看,但多云,看不见星辰。

1664 年 11 月中旬,一个大彗星进入地球的天穹,它的星尾横亘 30 度天空 (如按《清史稿》里的描述,初现时尾长七八寸,最盛时在次年二月,尾长八尺),果然像把长长的扫帚。东方人看见了它,西方人看见了它,南方人恐惧,北方人惊慌。英国大诗人弥尔顿,则把它 (以及瘟疫) 同撒旦的愤怒联系起来。通常认为,尾随彗星的灾祸,出在大人物身上。也许因为这个,如日记中所说,查理二世和凯瑟琳王后终夜未睡。又据别的书,王后的弟弟,远在葡萄牙的阿方索六世,竟拿出手枪向彗星射击。这彗星在头顶上逗留三个半月,把人们吓得够了,若无其事地离去。

我唠叨这颗彗星,是想把读者,也把我自己拐带到 17 世纪中叶的伦敦。那时,近代科学刚刚破土而出,而医学,尽管有那么多的努力,还没来得及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在和自然界相关的方面,不能解释的事情如此之多,以至「命运」一词承担起主要的安慰工作。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习以为常的设施和安排,彼时最有想象力的人也不曾梦到过,而当时的人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在现代人看来是没办法忍耐的。伦敦在当时算是先进的城市,而它的排水系统在今天看来,只能用阴沟二字形容。那时,全世界的城市都是如此,一样的肮脏,一样的昏暗。如果说伦敦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潮湿而已。

流行病,在我们引为骄傲的现代社会,都能够造成严重的破坏,在 17 世纪,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可以想见。何况那次的疾病是令人色变的鼠疫,何况这鼠疫先前已肆虐欧洲三百年,杀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我们知道伦敦熬过了这场袭击,而且愈发强壮,假如同等严重的事情发生在现代社会,我们能做得更好吗,谁知道呢?

古时,雅典发生过一次很大规模的瘟疫,光荣从此不继。修昔底德说,雅典人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便不再在乎神意和人间的法律。这样的观察既可能是敏锐的,也可能是俗套的。或者,在修昔底德时代为深刻的洞察,后人若套用,可能便是懒惰。因为类似的现象,存在于每一次类似的危机之中,或自然发动的灾难,或人行的不义,或兼而有之,都可能令众人失去信心,但不是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令作为整体的社会失去意志和所有的远大动机。

不过,也不存在类似「凡杀不死你的,都将使你强大」的定律,因为,从历史中,我们确实见过文明一蹶不振,失去本来的追求,在昏暗中偷生,直到从内部产生或从外界获得新的方向,而那往往是很多世纪之后的事。幸好,我们也见过城市或国家重整旗鼓,仿佛有种面目不清却可以扶持的绳索,在制度和人性的迷雾里,引导人们踏上道路。至于使人类社会从颠踬中恢复的力量,是凝结在高贵的神学或哲学中,还是散落在难以捕捉的日常细节中?是体现为整体的宣言里,还是隐藏在个人的选择之中?以及,如果这两种都有可能的话,在每一个特例里,又是如何冲突、合作和分配,才使漏水的船安然前行?这些问题,每次都要重新考察,才能得到答案。

这也是为什么塞缪尔·皮普斯 (Samuel Pepys)——一个半官僚半学者的人——的日记如此珍贵。

那是他写给自己的,用着速写符号,毫无隐讳,随兴而记。它有别于经过剪裁、表达作者解释的历史著作,呈现为散落在地的珠宝,每个读者都得用自己的见识和经验,自行把它串为通常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

阅读他的日记的最大好处是,我们那些在耳濡目染中被庸俗哲学和神圣权力塑造的思维和判断的框架,有机会遇到挑战——这也是一种悲哀,因为我们自己的日常经验,明明更是活生生的,却因是塑造者更明显的目标,而为成见所分割、统合,以至我们要唤醒感悟,有时还得去访问前人的经验。

(要说明的是,皮普斯日记使用的是儒略历,与我们现行的公历相差十天,本文未作转换。另外,我对英国史完全是外行,若有误译,预先致歉,凡拿不准或不会译的地方,以及几个专有名词,或附或径出原文。)

【1665 年 1 月 21 日】上床之前,在书房里坐到两点,阅读胡克先生的《显微观察》,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奇妙的著作。

【1665 年 3 月 1 日】……然后去格雷沙姆学院,听胡克先生的讲座,内容之一,是论证这颗彗星很可能是 1618 年出现的那一颗,而且很可能还会在未来现身。

【1662 年 4 月 23 日】到了早上,我说他一定血统纯正幽远,而且是 house of the Clerkes,因为所有的跳蚤都去咬他,而不咬我。

罗伯特·胡克用新的力学理论计算彗星对黄道面的升高点,并猜测它就是 1618 年的那颗大彗星 (哈雷彗星)。他猜错了,不过在 17 世纪的一连串错误中,人类在积攒真正的知识。《显微观察》即胡克的名著《显微术》(Micrographia) 里边,胡克手绘的插图中,最有名的一张,画的是跳蚤。那张画宽达一尺多,折叠着纳入书中,描绘之细致入微,现在来看,也令人赞叹。

胡克很得意自己对跳蚤的观察,浑然不知镜片下的怪物,就是瘟疫的使者。对这小生物的「力量与美丽」,他予以热烈的赞赏:「说到跳蚤的美,显微镜放大了它全身貂皮般的甲片,光亮如精心打磨而成,连缀整齐,被以丛丛尖刺,好像豪猪的毛,又像闪闪发亮的钢锥……」

皮普斯在 1662 年那则日记里的玩笑话,也许能解释他为什么坚守在伦敦而没有感染。从黑死病之起到此次伦敦的暴发,没人知道跳蚤的角色,而在当时的卫生状况下,老鼠与跳蚤是人的日常伴侣。有人记过一个习俗,住旅店里时,抬起床的四脚,各放在水盆里,以冀阻止跳蚤上床。

此次疫情中,伦敦市政当局发布的应对中,有一条是杀死猫狗,而没有老鼠的事。另外,胡克后来曾猜测瘟疫的起因是地震时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

【1665 年 6 月 7 日】今天,在德鲁里巷看见两三所房子的门上贴着红十字标记,还写着「上帝怜悯我们」。我记得以前没见过这种场景,这是第一次,所以尤感悲伤,顿觉身体不适,连气味都不对了。我只好去买那种卷起的烟草,又是嗅又是嚼,这才放心了一些。

【1665 年 7 月 20 日】步行至罗瑟希德村 (Redriffe)。听说疾疫到处蔓延,上周死于瘟疫的人数是 1089。卡特雷夫人送我一瓶去疫水,带回家中。

丹尼尔·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写主人公得了疟疾,用朗姆酒和烟草 (当然还有祷告) 治好了自己。烟草转入欧洲后,很长时间里给当成神奇的药物,在中国也一样。明代名医张景岳说烟草能驱逐阴邪寒毒,并介绍这种奇药的服用方法,「吸时须开喉长吸咽下,令其直达下焦」云。

古代无论中外,任何有浓烈气味的草木,都给当成药物尝试过。现代人不能仅因此而嘲笑前人,因为在这些尝试中,前人不一定总是加固自己的原始思想,有时也在预备新的精神。再说,直到今日,那种原始的思想,也没有离开我们,就在 21 世纪的这个月,我还读到烟草抵御肺炎的文章。

笛福还写过一本《疫年纪事》,里边有一个掘墓人,护身术是口含大蒜和芸香,还有就是嚼烟草。他的妻子,则用醋来洗头,或用蘸过醋的巾子捂住嘴。这本书里还记载了伦敦市政当局公告的举措,内中规定检查人、搜尸人、看守、看护、医生等诸多人员的职责,如何标记、看守、封锁感染者的房屋,如何通风,如何清理垃圾,禁止游戏和宴饮,让酒馆只有营业到晚上九点钟,等等。他失记的是,当局的举措里边,还包括在街道上焚烧有香味的植物,以及推荐人们嚼烟草。人们是如此相信烟草,甚至有人强迫小孩子来吸它。

至于卡特雷夫人好心相赠的「去疫水」究为何物,不得而知。不过,我在别处读到一种配方,原料有洋委陵菜、明日草、芍药、莪术、土木香、鼠尾草、蝎子、白屈菜、芸香、迷迭香、艾草、玫瑰茄、艾蒿、艾草、虎耳草、龙牙香、蓝盆花、龙葵、药水苏、万寿菊、飞廉等等,看来各处都有大药方。

1665 年,伦敦瘟疫肆虐 (左图),死亡统计表上有详细的记录 (右图)。

有一本出版于 1672 年的医学著作,书名为 Loimologia,副标题是「对 1665 年伦敦瘟疫的历史性记述,以及对类似传染病的预防方针」,作者是医生奈森尼尔·霍奇斯 (Nathaniel Hodges)。瘟疫时期,他一直在伦敦行医。这位严肃而可敬的医生在书里说:「考虑到吸食烟草时肺部的辛苦,随之吸入的致命的毒性,以及那讨厌的气味,我必须承认,我对它没有信心。」

这种态度,是新的开始。

【1665 年 7 月 25 日】瘟疫肆虐的消息令人哀伤。今天布伦克爵士给我一本葛兰特先生研究死亡统计表的著作,是最新增订印行的。

【1665 年 9 月 20 日】最糟糕的是,公爵让我们看上周的死亡数字,那是伦敦市长昨晚派人送来的统计。与我们的期望相反,又增加了 600 例死亡。总数是 8297,其中死于瘟疫的数字是 7165。比以前最严重的一周还多出 50 人。

【1666 年 3 月 1 日】谢天谢地!上周的死亡数字相当不错:总共死亡 237 人,其中 42 人死于瘟疫,这里边只有 6 个是在城里。

威廉·布伦克子爵是数学家,皇家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同时出任海军专员。约翰·葛兰特是研究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学者,更是世界上第一位流行病学家。这里提到的是他的名著《对死亡统计的自然与政治考察》。

伦敦特有的死亡统计表,最早出现是因为 16 世纪末的一次疫情,后来则成为常制。由教区执事公会负责采集数字 (因为葬礼一般都有教会的人在场),汇集起来,每个星期四印行,订阅一年的费用是 4 先令。一开始,只是记录简单的死亡数字,后来加入新的栏目,比如死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样详细而连续的记录;伦敦人务实、精确的风格,不近人情的冷静,给后世提供了研究和进步的基础。

如果离开实际的情景,或许很难同意人因死亡数字而欣慰,哪怕是因其减少而欣慰。我们确实会这样,人都会如此;在教条主义者眼中,这是罪过。如果说死亡数字会在其发布与流传中渐渐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某些本来是以抗议对人过分抽象而产生的主义,最后自己也要变成抽象的教义。还有高蹈的道德说教,表面上是普遍而广大的同情,而因其不承认个人感受的主体地位,早已退化成冷酷的压迫性力量。

【1665 年 8 月 15 日】在我到家之前,天就黑下来了。下船后我从台阶往教堂巷那里走,悚然发现一具尸体,离我只有几阶远。谢天谢地我并没有吓坏,不过,以后务必小心。

【1665 年 9 月 3 日】主日。起床,穿上我最好的丝质外套,戴上新的假发。这假发买了很长时间,因为买的时候瘟疫已经蔓延到威斯特敏斯特一带,就一直没有戴,积上了灰尘。不知道瘟疫对服饰业有什么影响,比如假发,由于怕染病,没人敢买人发了,担心那会是从死人头上割下的。

【1665 年 10 月 7 日】与抬尸者擦身而过。上帝啊,看看我们在习惯什么!我几乎对这些事无动于衷了。

皮普斯写过街上焚烧东西的火,夜里丧钟的声音,感慨过夜晚太短,不够从人们眼下藏起那些埋葬,但最恐怖的记录,当属 9 月 3 日这一条。统计表的死亡数字,如果不与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很可能止于数字。街上的尸体,把手举在空中哀告的穷人,让人不安的气味,来自亲近的人口中的消息,是这些可感的事,促人考虑死亡的意义,不论是在宗教或哲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

任何抽象的哀伤都是虚假的。一些看起来不合时宜的欢娱,倒是深切的。有一首流传至今的儿歌,产生于那一年的伦敦:「满口袋的玫瑰花,编,编,编花环。啊嚏!啊嚏!我们都倒下了。」

鼠疫的症状之一,是玫瑰色的环形皮疹。这儿歌也许有些可怕的意味,而远更可怕的是我们对这样的记忆扭过头去,转而编织虚假的另一种花环。有些事情,人们或者倦于谈论,或者不情愿谈论,或者简单地被禁止谈论,都不意味着事件的影响从此消失或减弱,这些影响会渗入社会的所有方面,越是难以觉察的,越是深远,因为它越是难以发现和消除。

【1665 年 6 月 29 日】起床,乘舟去 (老) 白厅,宫外挤满车子和人,都是要出城的。去「竖琴与球」酒馆 (Harp and Ball) 喝酒,同玛丽聊天,得知她近来住在我的邻人奈特利先生家里,我便把一些话收了回去。瘟疫一天比一天严重,上周的死亡数字是 267,比再上一周多了 90;但托老天之福,只有 4 例是在内城。

【1666 年 1 月 3 日】在公爵那里,听到了令人大喜的好消息,上周死于瘟疫的人为 70。全部死亡人数是 253,这是二十年里最小的数字,远低于寻常,因为眼下伦敦城里空空荡荡。回到家,拢来我那些好伴当,有科尔曼夫妇,兰纳利,尼普和她的哭丧脸丈夫。我们唱起好听的曲儿,科尔曼唱了《翻脸美人》(beauty retire),是我作的曲,我觉得还不错,大家更是大加赞扬。然后我们跳舞,用餐,直到罗尔特先生来了……

【1665 年 7 月 27 日】四点钟就被叫醒,准备好宫里要的文件,乘船至沃克斯豪尔……赶到汉普顿宫……我们目送国王和王后出发去索兹伯里,在他们身后,是公爵及夫人。我吻了公爵夫人的手,这此之前我没有这样做过,也没见到别人这样做过,她的手胖乎乎,白皙美丽……到家后读到上周的死亡统计,较上上周增加了一千,死于瘟疫的人,为 1700。

玛丽是酒馆的漂亮女招待。皮普斯后面几天里又连去那里三次。根据保留下来的统计表,267 是死于瘟疫的数字,死亡总数是 684。

科尔曼是位作曲家,兰纳利是多才的艺人。伊丽莎白·尼普是国王剧院的女演员,就在头一天,皮普斯还同她在马车里亲昵。所以毫不奇怪,她的丈夫,在皮普斯的描述中是坏脾气的,爱嫉妒的。《翻脸美人》的内容取自威廉·达文南特的歌剧《罗德岛之围》,皮普斯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的谱曲,所以流传下来。

我好像能够看见一些人在皱眉。我好像听见一些人在说,皮普斯风流成性,也就罢了,在灾难时代,难道任何人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吗?

如果我对他们的内心状态负有责任,我会解释说,皮普斯是那个时代最勤奋的人,这一两年里的多数时候,他每天天不亮时就起头,快半夜才睡觉,偶尔欢娱,更多的是工作。因为他的职责之一,是参与维持国家的运转,特别是他为海军工作,特别是正在进行第二次英荷战争;我也许还会多翻译几条来说明他本来可以逃走伦敦却选择留下,如何写遗嘱,如何忙碌,如何因疫情而哀伤等政治上正确的内容,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无意改变他们的想法。相反,我更想补充的是,之前的一条中,他不是表达了对疫情的哀伤,然后收到葛兰特著作吗?而就在此前一天,他与朋友——男性与女性的——纵情欢娱,几乎一夜没睡,只在马车里和朋友家中打了两个盹。

瘟疫降临伦敦时,因之兴奋的各色人物,除了江湖骗子,占星家,算命的,卖假药的,还有一类人士,把灾难看为呼吁人们摆脱平时的罪恶生活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职业前景本来就寄望在日用伦理的挫折,寄望在理性的薄弱或僵化上,此刻他们的声音更加低沉,描述世俗生活的可怕前景,无非是想将教义或道德信条,那是他们自以为握有的,变成权力,由他们执掌的权力。

皮普斯的日记不是惟一流传下来的。作家约翰·伊夫林 (John Evelyn) 的日记,便是另一种风格。1665 年 8 月 2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全境皆有心情沉重的斋戒,以求打消上帝对英格兰的怒气,那是以瘟疫和战争来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牧师 (our Doctor) 布道时讲了《利未记》26 章 41 和 42 节,含意是,获得宽恕的途径不是抱怨,而是谦恭的服从。」——此处我不是在批评伊夫林,因为他虽然古板,却是个有理解力的好人,我只想说明,连这样聪慧的人,有时也没意识到自己口中话是缺少同情的。

最后一条很有趣,或该一提的是,(约克) 公爵便是下一位国王詹姆斯二世。庄严的礼节和可怕的瘟疫,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纯净的生物。只要是人,就会像皮普斯先生这样。遗憾的是,太多的人或力量不承认这一点。

【1665 年 9 月 14 日】……但我尽量将这些哀伤从心里驱出,多去想妻子和家人。晚上在谢尔丹先生的照料下吃了一条很好的鳜鱼 (一整天没吃饭了),然后各自上床睡觉。

我没有翻译前面一大段。那里,皮普斯郁积的情绪罕见地暴发。忙碌终日后,他回顾最近的事情,简单计算了自己的前程和财务,然后陷入哀伤。他想起那些尸体,破溃的患处,关闭的酒馆,街边房屋中女人对丈夫谈论瘟疫的声音,然后是一个个他认识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失去亲人。他的一连串句子以「听到」开头,因为那些声音如在耳边,这一周是瘟疫的最高峰。

如果篇幅允许,我最想译出 1665 年 12 月 31 日的日记,因为我们能从中看出什么是瘟疫能够动摇的,什么不是。皮普斯照例回顾全年的个人生活,尽管有大疫,尽管他的恩主三文治伯爵在这年里失势,尽管避疫乡下的王室不理政务令他不愉,他还是计算出自己的财产又增加了,家人安好,亲戚中只损失了一位姑姑和远房表姐的孩子,城市恢复生气,店铺开张,在私生活方面,他结识了有趣的尼普夫人,科尔曼夫妇,还有舞姿曼妙的兰纳利,如此等等,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从来没像今年这样快乐。」

在我看来,这一天的日记可以作为试金石,检测我们的思想是否受到额外的限制,不能自由判断。如果有谁感觉这一日的皮普斯是自相矛盾的,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某些粗暴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的受害者。甚至,如果有谁认为皮普斯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我都想建议他即使不能从头脑中驱逐教条,也要把身边的持教条者赶走,因为我相信,这一天的皮普斯先生,做了这些叙述的皮普斯先生正呈现为人的最简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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