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被重重掩盖，一个黑幕揭发时代怎样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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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阿瑟·温伯格、萊拉·温伯格   翻译︱展江、万胜

全文共8215字，阅读大约需要 18分钟

政府机构可能会因为利益和面子而说谎或捂盖子，只有媒体和大众不断地保持追问和质疑，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和被刻意隐蔽的内情。

美国国会大厦的抗议者。

（一）

一个由自由放任主义统治、致力于维持原状，并视美元为成功象征的国家，面对着一群作家的抨击，终于幡然猛醒:它并非所有可能存在的国家之中的最佳国度。

在20世纪之初的美国图景上展现这一猛然觉醒场面，是许多事件与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

数以百万来到美国的移民聚居在新兴城市中的廉租公寓里进工厂干活，从事粗重的手工劳作。数以百万的人向西进发，接近了边疆。较老的美国人和第二、第三代移民组成了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小生意业主和专业人才。在社会的上层，商界巨头是主宰牛肉、钢铁、铁路和石油产业的投机家，他们居住在奢华的宫殿和城市的高级住宅区里。

据估计，1860年美国只有3个百万富翁，而40年后却有了大约80个，十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财富。难怪一位参观过纽约城的游客将纽约城比作“一位衣着舞裙的贵妇，戴着钻石耳环、蹬着一双露脚趾的皮靴”。占据着商界、工厂和工厂生活的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变得更为重要。运作有序的财富统治着政治，呼风唤雨，政治腐败成了大商业和大政治老板之间每日的风流韵事。

然而，新世纪伊始的12年内，在唤醒人们，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良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杂志却是有序、冷静和令人肃然起敬的。1890年代的杂志大部分都是文学性的:《哈泼斯》、《斯克里布纳》、《世纪》、《大西洋月刊》是其代表。《斯克里布纳》的售价是25美分，其他3份是35美分。这些杂志没有竞争对手，它们迎合了所谓的“有教养阶层”的势利口味。

与之背道而驰的杂志中，创于1889年的《角斗场》是较重要的一份，其主编本杰明·奥兰治·弗劳尔被称为“民主的社论主笔”，是社会改革永不倦怠的鼓吹者。

刚好在世纪之交的前夕，有几份杂志转而迎合大众口味。《芒四》的发行人弗兰克·A·芒西认为，杂志都在不遗余力地模仿那4份最成功的杂志，而对普通读者来说，一份杂志25或35美分的价格太高了。而且，杂志的内容过于沉重，读者需要一份“有图片和美术，能给人欢乐和富有人情味的”杂志。

《世界主义者》的约翰·布里斯本·沃克也在重新定位他的杂志，以寻找对于吸引新的广大读者群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

就在《芒西》和《世界主义者》正在作迎合大众口味的转变时，S·S·麦克卢尔在1893年6月和他的《麦

克卢尔杂志)横空出世了，从而开始了廉价、大发行量杂志的时代。

系列的环境因素使杂志降低价格、扩大市场成为可能。首先，引入能制成光面纸张的木桨代替了成本更高的破布屑，降低了工务成本。其次是新开发的、价格不高的照相凸版制版技术。第三是中学教育体系的扩展产生了更大读者群。

1870年，公立学校在校注册学生人数约为700万。到1900年，入学者翻了一番以上，估计达到1550万人。1860年时，大约有300所公立中学；新世纪伊始，这个数字跃升到约6，000。1880年，文盲占人口总数的17%，到1900年则跌到了11%。

第一期的《麦克卢尔》售价15美分，编辑精致，配有插图，既有小说也有纪实文章。在这第一期杂志中，有一篇文学界名人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亚尔马·约尔特·博伊森的对话，还有《雷默斯大叔》的作者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写的一篇小说，该期杂志还许诺说，以后还会刊登诸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拉迪亚德·吉卜林、A，柯南道尔、托马斯·哈代，约翰·伯罗斯、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哈姆林·加兰这类名家的作品。

杂志的价格和内容都吸引了公众。

《世界主义者》立刻将售价降至12.5美分，《芒西》也在1893年10月宣布，杂志价格每份10美分，全年1美元，这种健康、合理的价格正在给杂志发行“开辟一个新纪元”。

泰然自若、声誉良好的高质量杂志面对这些革新者深感不满。《独立》的社论说:“雕版印刷技术的革新，且不提其毁灭性，对月刊运营的改变就构成了威胁。……一旦7月号的《世界主义者》和《麦克卢尔》将价格降至10美分……像《哈泼斯》、《世纪》和《斯克里布纳》这样价格较高图文并茂的杂志又将受到怎样的打击呢？这也许是难以预见的。但有可能的是，它们认为将价格降到类似……的数目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它们希望能维持原有较高、较纯的文学水准，正是这一水准使它们成功地吸引到了素质最高而非最广泛的读者……它们不能将读者群扩大到赏识它们的那些相对较有教养的人之外。”

但是新杂志还是有市场的，发行数字证明了这一点。10美分一份的杂志吸引了数以百万的新读者。比方说，1895年8月号《麦克卢尔》的总发行量是12万；到11月份是17.5万；到12月份则比8月份翻了一番还多。1900年的发行量达到了37万，1907年则将近50万。

黑幕揭发在提高其他杂志的发行量上起了重要作用。如《柯里尔》、《人人》、《汉普顿》、《独立》、《皮尔逊》、《成功》和《美国杂志》，像《麦克卢尔》和《世界主义者》一样，这些杂志都采用了黑幕揭发的作法。

在期刊出版史上，《美国杂志》的黑幕揭发经历可算是段独特的遭遇，其所有者是一群作家，曾一度一起在《麦克卢尔》工作，后来他们发现在经营方略上与S·S·麦克卢尔意见相左，就离开了那里。他们决定集资买下一份杂志，按自已的意思来编辑。

1905年，《弗兰克·莱斯利大众杂志》易主，并改名为《美国杂志》。新任主编为埃勒里·塞奇威克。在《美国杂志》任职两年后，塞奇威克攻击黑幕揭发者，认为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歪曲、真相、半真相、夸大和谎言。塞奇威克主持下的《美国杂志》不能算是黑幕揭发的一部分。

但是在1907年，杂志再次出售。买下它的正是林肯·斯蒂芬斯、雷·斯坦纳德·贝克、艾达·塔贝尔和《麦克卢尔》的主编约翰S·菲利普斯，还有社会讽刺家芬利·彼得·邓恩加盟，后来作为堪萨斯《恩波里亚新闻报》主编而扬名的威廉·艾伦·怀特。

正是在这份杂志上，贝克发表了署名为戴维·格雷森的文章《满意中的猎奇》和《理解中的猎奇》，还有关于黑人的系列文章。斯蒂芬斯发表了关于赫斯特的报道，艾达·塔贝尔报道了关税状况，而芬利·彼得·邓恩则通过其虚构人物杜利先生来影射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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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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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一场运动，黑幕揭发开始于1902年，1903-1904到达如火如荼的状况。1908年，从事黑幕揭发的杂志发行量开始下降，1909-1910年有所好转。到1911年，黑幕揭发开始出现下滑趋势，直到1912年完全并入了进步运动。

黑幕揭发者的黄金时代几乎正是西奥多·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期间。1901年9月，一位刺客的子弹结束了威廉·麦金利的生命，罗斯福继任总统。在就职仪式上，罗斯福宣称他会继续麦金利的政策:“我想说，我要做的就是全盘照收地继续麦金利总统致力于维护和平、繁荣和我们挚爱的国家荣耀的政策。”

罗斯福任总统后并不愿迎合以马克·汉纳和威廉·麦金利为代表的共和党人的意愿。这一迹像首先表现在报纸报道罗斯福的司法部长应总统的要求，对J·P·摩根的北方证券公司提出诉讼，指控其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托拉斯这个话题是罗斯福最热衷于谈论的。他不但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进行论述，而且在他巡游全国城镇时所作的短暂停留的演说中也有所涉及。

但正是罗斯福称之为“扒粪者”的这些人将整个托拉斯的故事和他们那伙人如何赚钱的细节公之于众的。

罗斯福对那些“扒粪者”赖以存在的大众化杂志很是尊重，他意识到它们内在的力量。他把结交那些主编和作者作为他的正事，一个写作了有助于罗斯福改革的文字的作家成为他午餐的座上宾，这就并不是异常之举了

但是，尽管作家们对总统所极力铲除的罪恶做了如此之多的披露，他们仍然很意外地发觉，对于黑幕揭发的方法，他并非百分之百地赞同

就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世界主义者》开始在1906年刊登《参议院的叛国罪》系列文章后不久，罗斯福在华盛顿特区的 Gridiron报人俱乐部上发表演讲，他把致力于揭露腐败的作家们称为“扒粪者”，将之比作班扬的《天路历程》一书中手持粪扒的那个人。“那人手拿粪粑，两眼只知朝下看;他被赠予天国王冠以替换他的粪耙，但他既不抬眼望天也无视于王冠，却仍继续耙那地上的秽物。”

像所有的 Gridiron俱乐部成员的讲话一样，这篇演讲也没有记录在案。然而，有关攻击的新闻还是成了人们日常的谈资。总统很高兴。他为这项激动人心的事业点了把火。他还宣称，他将在1906年4月14日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奠基典礼上做同样的演讲。

尽管一般公认《角斗场》是黑幕揭发杂志的先驱，而《麦克卢尔》是第一份黑幕揭发杂志，但谁是第一个黑幕揭发者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贝克和马克·沙利文，还有斯蒂芬斯都认为非己莫属。

在致路易斯·菲勒的信中，贝克暗示说，我知道你证实了斯蒂芬斯的第一篇黑幕揭发文章发表于1902年10月2日。但看看我的两篇文章吧，一篇是1901年11月30日发表在《柯里尔》周刊上，题为《北太平洋交易》，另一篇1901年11月发表于《麦克卢尔》杂志，作为头篇文章，题为《美国钢铁公司真相及其运作》。

在沙利文写的《一个美国人的教育》一文中，他断言:“事实上，第一篇政治性黑幕揭发文章是我写的《宾州之疾》，1901年10月，即整整一年之前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

然后又有艾达·塔贝尔开始对《美孚石油公司史》的调查，5年后，即1902年11月，该系列文章才开始陆续登出。但她自己却从不断言自己是“历史学家”还是“扒粪者”。

斯蒂芬斯则对他的观点直言不讳。在他的自传中，他把他写的《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的图片标为“第一篇黑幕揭发文章”。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较为随便地就认定林肯·斯蒂芬斯是第一位黑幕揭发者。

事实上，诸如“揭露文学”一类东西并不新鲜，废奴主义者的文章就接近于黑幕揭发，还有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那些伟大的小册子。雷·斯坦纳德·贝克甚至认为，耶稣就是最伟大的黑幕揭发者之一。

历史上充满了黑幕揭发者的业绩，他们是一群参与了他们那个时代“黑幕揭发”运动的人们。不管受到同时代人的尊敬或谴责，他们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的弊病和不公。以利亚和苏格拉底便是代表。近现代史上在黑幕揭发运动之前，有哈里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有单一税之父亨利·乔治，有在小说《回顾》中预言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爱德华·贝拉米，有在《危害国民的财富》中猛烈抨击美孚石油公司的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然而，第一次涌现出一批作家、一批杂志致力于挖掘社会痼疾，就使得黑幕揭发年代与以往不同，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时代。这种坚韧的揭露斗争，在期刊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因为杂志发行量大，黑幕揭发吸引了全国读者。一般的黑幕揭发文章并没有提供救世良药，尽管带批评意味，但它是摆事实的。它主要致力于引导这个民族的社会良知，意在揭露，而非解决。

黑幕揭发者是“改革的宣扬者”。他们是进步运动中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发杂志在唤醒慵懒公众正义感的愤怒上功不可没。他们使进步主义为世人所瞩目，给这个政治运动提供了动力，帮助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

在进取心和煽情性上需要把握一定的度。这正是黑幕揭发者的重要性所在。如果没有事实，也就不存在机智的争论和行动。黑幕揭发者为公众提供的正是鲜活的事实。路易斯·菲勒教授这样评价道:“改革的热忧由它(这些作品)所引发，进而对未来美国政治产生了催化作用。”

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无一幸免。他们描述、分析，准确无误地指出弊病。黑幕揭发者是大胆的。他们的指责详尽而直接，指名道姓，对政界、商界的腐败毫不转弯抹角。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殚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教会也不能逃过黑幕揭发者的探查，特别是备受尊敬的，有名的纽约三一教会及其廉租公寓。雇用童工的罪恶也被公诸于世。

社会历史学家弗农·路易斯·帕林顿将黑幕揭发时代总结为“一个清扫旧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久积尘土的洒扫门庭的轻快时期”。

沃尔特·李普曼在《变移与控制》一书中强调说:“民众想听的是黑幕揭发新闻这一事实，从很多方面看来，是整个运动最重要的启示。

“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释黑幕揭发者迅速赢得的喝采声。他们发出的不是荒野里的呼喊声，他们也不是被人掷石头的孤独的预言家。他们需要有人倾听，这得到了；他们渴求信任，他们也得到了信任……不满必定有其缘由，否则，这片因崇拜成功而臭名昭著的土地就不会那么野蛮地攻击成功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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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些黑幕揭发者煞费苦心，颇具学院派风范，以不惜工本地进行详尽的调查为基础。《麦克卢尔》曾非常强调这一作派。托马斯·劳森的《疯狂融资》和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叛国罪》这样的系列文章更为煽情文章的典型。主编兼批评家约翰·钱伯林将塔贝尔和斯蒂芬斯比作“运动中的学者”，而菲利普斯和劳森则是“施放烟火者”。

到了运动的中期，黑幕揭发者自已也承认，揭丑已演变成为一种时尚。1905年5月25日一期的《柯里尔》痛心地写道，斯蒂芬斯和塔贝尔一类的真正的调查者发现，他们的“权威性下降了。既然讽刺在前，谁还会再去听事实呢?”

埃勒里·塞奇威克在担任《大西洋月刊》主编之前曾在《麦克卢尔》当了一年主编。他的评语是，理论而非事实开始支配黑幕揭发。他指责道:调查尚未开始，人们就在杂志社的会计室里受到审问并被发现有罪。

黑幕揭发者同样受到了最保守的《批评家》杂志的指责，该杂志认为他们实施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通过给无辜的人造成最大伤害来赚钱。人们在虚假的焦虑中挣扎，以为所有坏事是身居高位的人干的，而报纸和杂志以对他们进行揭露维护了公众利益。其实不然。他们寻找着丑闻和敲诈的线索，因为这类东西有销路，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原因也仅在于此。”

无论黑幕揭发者的动机是经济方面的、个人方面的，还是出于想看到改革的愿望，那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也许三方面原因多少兼而有之。但历史学家总的来说都同意这种观点，即20世纪的最初12年间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促成了诸如《纯净食品和药物法》这样的立法、人寿保险的改革和广告的改进。

黑幕揭发者的文章给人们以下渴求以新的动力：监狱改革、参议员直接选举、黑势力调查、城市和州的改革、铁路立法。

《人人》在1908年1月号上显然是过份乐观地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骗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政治老板风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和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众资源得到了保护。”

商业受到黑幕揭发者的打击尤其沉重。尽管不可能证实它的业务是因为黑幕揭发运动而得到显著改善的，但还是有一些人争辩说，“正是因为对腐败和不公作坚持不懈的揭露，才使得美国商业界的整个呼声高涨起来。”商界开始不惜以任何代价对攻击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普林斯顿大学的埃里克·戈尔德曼教授是这样揭示以下主题的:“也许我认为黑幕揭发者最有帮助的一点便是他们在发现‘公开宣扬’中所起到的相当重要的作用。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许多产业界人士都认为不是个好东西。当时的理念是秘密操作。然后西奥多·罗斯福率先发现公开宣扬是一种政治武器。黑幕揭发者将公开宣扬作为反商界的武器，而在对黑幕揭发者的直接回击中，产业界开始意识到，如果公开宣扬可以被用来对付他们，那也同样可以为他们所用。这就是整个公共关系行业的诞生经过。”

英国现代评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这样写道: 在“黑幕揭发者”的那个引人注目的时代，林肯·斯蒂芬斯和厄普顿·辛克莱的无情揭露使城市老板体制和大托拉斯处于守势。该时代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经过‘进步主义’，将到伍德罗·威尔逊送入白宫，然后又经过1920年代浮华的暴力革命运动，产生了罗斯福的新政，而且，尽管老板体制和大托拉斯都成功地避开了攻击，但它们在这场磨难中也并非毫发无损。”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艾达·塔贝尔小姐的《美孚石油公司》对洛克菲勒王国经营方式所作的揭露，使得洛克菲勒先生接受了他的公共关系官员、臭名昭著的艾维·李的建议，以为公众做善事来挽回他的恶名，即尽人皆知他是靠腐败、残忍和背信弃义发家的。

钱伯林写道:“黑幕揭发运动确实为迈向社会民主的整个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在第一届威尔逊政府任内达到了高潮。”

西北大学新闻学教授、美国众议院政府信息委员会首席顾问雅各布·谢尔则发展了这一观点。谢尔教授指出黑幕揭发者每每集中注意某一问题时，他们总是发出未来舆论方向的先声，而这些观点本来可能要在多年后，或是在威尔逊政府或是在罗斯福政府执政时期，才被表达出来。”

美国白宫。

(四)

黑幕揭发者也包括小说家，他们揭露、呼吁、激发黑幕揭发者提的各种问题，并使之戏剧化。

这些人当中较出名的包括弗兰克·诺里斯。他的小说《章鱼》讲述了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州政界一手遮天的故事。在《深渊》中，他描写了粮食投机家如何控制小麦市场。

布思·塔金顿和布兰德·惠特洛克对美国政界生活持批评态度，美国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同样如此。在《李树》中，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揭露了政治内幕，在《伟大上帝的胜利》和《第二代》中，他揭示了金钱的腐蚀力量。在《苏姗·伦诺克斯的沉浮》中，他着力描写了社会势力如何将一个乡下姑娘逼上了卖身之路

除了《屠场》之外，厄普顿·辛克莱还写了《货币兑换商》这类有关华尔街的以及描述纽约虚饰豪富的夸张噱头的《大都市》等书。西奥多·德莱塞发掘了一位芝加哥拖拉机巨头的生平，以此作为他一部小说的主题。罗伯特·赫里克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回忆》则触及了芝加哥肉类包装业的道德问题。威廉·艾伦·怀特的《某富人》攻击了掠夺性财富。杰克·伦敦生就一副黑幕揭发者的脑袋，这表现在他的散文中。

这些小说家，加上准黑幕揭发者本·B·林赛法官、阿尔弗雷德·亨利·刘易斯、约翰·斯帕戈、里塔·蔡尔德·多尔、乔治·凯南和乔赛亚·弗林特，连同黑幕揭发者，对促成整个国家趋向自省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五)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之后不久，黑幕揭发运动就告中止了，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谢尔教授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一个转折点。战争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转到了国际舞台。威尔逊的新自由吸收了“黑幕揭发文学”所宣扬的许多改革理念；广告商开始从这些杂志撤退；到最后，以洛克菲勒雇用艾维·李为开端的新闻代理人时代使大商业“让公众实际上不相信一切”成为可能。

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是一位无愧的黑幕揭发者，他在《皮尔逊》的一篇文章《杂志的软肋》中，指责杂志的广告部阻挠了黑幕揭发者的工作。他的矛头同样指向广告商，他以《人人》为例，声称在他关于牛肉业托拉斯的系列文章刊出期间，该杂志损失了7页的广告。这些撤出的广告宣传品是火腿、加工后的肉类、肥皂、专利清洁剂、肥料和一家铁路公司。

钱伯林写道:“我们也许可以肯定，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透过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的成长来实现的，广告商的封杀是有作用的。然而与这种封杀相比，更大的原因是公众的冷漠，他们由于无知而让自己被毁掉。”

威尔·欧文在为《柯里尔》所写的权威性研究文章《美国报纸》中指出，杂志的普通订阅者对阅读有关市政腐败、掠夺成性的托拉斯、对待劳工的不公、掠夺自然资源的文章日渐生厌。公众注意到，政治家们已经关注建立工业委员会这样的举措，而这样做，正是政府本身进行的黑幕揭发。

他进一步断言，杂志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往牛奶中掺水，正如专业媒体过去常说的那样。”

按照厄普顿·辛克莱所说，这种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菲利普斯在《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中做得过火了”。有些杂志，如《人人》和《美国杂志》，由于银行终止延长贷款而只能宣告破产。直到最近，《柯里尔》放弃了黑幕揭发，方得以死里逃生。如今，已经没有一份杂志能冠以黑幕揭发者之名了。

今天还有人在从事黑幕揭发吗?

是的，在个别情形下还是有的。

不时会有一家杂志、一份报纸、一部影视纪录片回复到最纯正的黑幕揭发传统。但是，标志着新世纪肇始的密集型黑幕揭发的驱动力却不再存在了。

还有黑幕揭发的必要吗？因为黑幕揭发者的努力减轻了伤势的一些疮疤，在今天的社会是否又开始化脓了呢？这些问题留待人们来争辩。

在黑幕揭发年代中，杂志作家们撰写了数百篇文章，他们仿佛是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在改变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思想的走向方面的确起了作用。他们既影响了个人的生活，也影响了社会。他们的作品是历史的卷宗。

摘自《新闻与揭丑》（海南出版社2000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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