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娃,他们有多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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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和女儿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作者 |  王子伊

编辑 | 杨    杰

为了成为一名母亲,金子花了26万元。

这些钱,约等于一辆奥迪汽车、1000只口红、560瓶香水,或者,8年来6家医院的辗转治疗、5次移植和4次取卵。她的宝宝,成为我国每年诞生的30万名试管婴儿之一。

如果将怀孕看作一次航行,终点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但每个人的起点和过程,并不相同。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不孕不育家庭占比攀升至18%。这意味着,平均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问题。

为此,有人抄经祈福,辗转于各地的送子观音前;有人尝试艾灸针灸泡脚热敷,把家里搞成了“人间仙境”;有人频繁进出医院、吃药打针,决定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母亲或父亲。

做检查,建档案,定方案,促排卵,取卵取精,胚胎移植,整个过程像严密的高科技生物工程。但只有跋涉在试管之路的人知道,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针尖上。

门 槛

金子和老公喜欢孩子,但“天使”迟迟不肯来。2018年,28岁的金子备孕4年无果,决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要一个试管婴儿。

那些日子里,金子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试管人”:每天边忙着和老公一起创业,边跑医院,上网做功课、笔记和复盘。一天最多的时候,她要打7针,吃9种药。

创业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金子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工作甩出去,让别人来做,即便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这是一个付出和舍弃的过程。”金子说。“成为自己”与“成为母亲”,两个同样美好却偶尔彼此“打架”的抉择中,她偏向了后者。

金子等不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随女性年龄增长而下降。30岁以下、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成功率能达60%,而40岁以上女性成功的概率,则可能跌落到20%。

“驻扎”医院8年的金子,见证了很多高龄女性生育的艰难。她记得有个44岁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六七岁时因一场医疗事故离开人世,想要二胎,却一直取不到好的卵子。还有一对夫妻人到中年,后悔做丁克,45岁开始要孩子,但促排2次,取到的是空卵。

近10年来,我国平均生育年龄从26.29岁,推迟到29.13岁。此外,工作久坐缺乏锻炼,生活压力大心情郁闷,长期失眠熬夜内分泌紊乱,总吃不健康的外卖,都可能导向孕育的艰难。

浸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夫妻俩的神经绷得很紧。28岁的金子被诊断为卵巢早衰,“卵巢就像45岁的”。老公的精子正常形态率1%,属于严重畸形精子症。他们的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只能边调整生活习惯,边尝试试管。

金子曾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湿了眼眶,也曾躲在被子里哭成泪人,后来,慢慢变成流下几行泪,然后继续吃饭,“这次不成功,下次我再来”。

为了有个健康的宝宝,他们戒掉了外卖,挤时间锻炼,尽量减少工作熬夜,保持心情愉快。压力积得多了,夫妻俩也会爆发,但每次“只吵事儿,不质疑人”。金子相信,他们不会分开。

漫漫求子路,也有人婚前没做婚检,之后才得知男方少精只能做试管,求子数次失败后耗尽感情,只想离婚。

辅助生殖治疗技术费用昂贵,且以自费为主。一个周期至少两三万元起步。几轮拉锯战后,也有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人。从事辅助生殖技术20多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沈浣曾说,之前有很多患者因为费用问题,放弃了治疗。

压 力

当“求子”赶上了“求职”,很多HR翻过写着“已婚、未育”简历,就再没了下文。从职场退回到家庭,传宗接代的压力又扑了上来。有母亲劝自家“生不出来”的女儿:“要不你用别人的卵吧,男方的血脉毕竟重要。”她觉得委屈,不过是想生个孩子,为什么这么难?

结婚以前,张晨没想过怀孕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

在所谓“适孕期”截止线的28岁,张晨结了婚。成家头两年,亲朋好友的催生“轰炸”了她。

张晨的母亲最着急,特意求神拜佛,催得女儿都不敢接她的电话。后来,她也理解了母亲。母亲31岁生了张晨,在她那个年代属于晚婚晚育。“可能她也遭受了很多压力,不想让我也被婆家看不起。”

丈夫因工作原因没法常回家,自己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张晨都没觉得是事儿。她以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生技能”,顺其自然就好。31岁,张晨查出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开始频繁往返于妇科和中医科。那时的她,依旧没想到,不孕不育这种常在电线杆小广告上看到的病,会和自己有关。

2019年秋天,34岁的张晨体检发现甲状腺有问题,一年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被高度怀疑是癌。当时,她的身体多项指标已经出现问题,如果切除甲状腺,更加影响怀孕。

张晨决定冒险赌一把。“反正试管要孩子挺快,生完再说。”那时,她对辅助生殖技术不太了解,觉得做试管就是“花钱买捷径,很快就能成功”。

2020年8月,张晨第一次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探路”。开始打车时,她怕被司机笑话,不敢定位“生殖中心”,只定到旁边的连锁餐厅。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殖中心,此前只是一个几十平米的试管婴儿室,如今总体规模达7000多平方米。近3年门诊量近180万人次,完成新鲜试管婴儿(IVF)周期5万多个。

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相比,这里是安静的。连夫妻之间的争执也显得克制,止步于一句念叨、一记眼神和甩开的手。三楼男科的区域,男人们隔位落座,低着头,看着手机或检查报告。据统计,导致不孕症的原因中,男方所占的比例达40%。内分泌实验室的门口,贴着6个花体字:细节决定成败。

女性的取卵和移植,都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的8层。即便在周日,IVF手术家属等待区32个按摩椅也都被占满了。坐着的,90%都是男性,他们手里攥着保温杯、粉色皮包或牛皮笔记本,时不时接起电话,处理工作,回复亲友。

IVF检测分诊处的座椅上,则多数候着女性。她们或沉默地刷着宝宝、烹饪类的短视频,或互相交流情况,“上次积水B超没做出来,移植两次没成功,医生说不清楚原因”。

从初建门诊病历,检查取卵,再到两次移植失败,一年多的时间,张晨攒了厚厚一摞挂号条和收据,检查费、药费、手术费、胚胎冷冻费算下来,大概花了四五万元。

张晨身心俱疲。她的老公很喜欢孩子,有时候出去吃饭,会对着邻座的小朋友一阵发呆。他们无数次憧憬,有了孩子给他买什么玩具,带他去哪里玩。张晨说:“可能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宝宝一直没有来。”

试管移植一击即中,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张晨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要孩子”转移出来。她买了钢琴,和老公坚持每晚在楼道里跳绳,2022年的除夕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王子伊/摄

接 力

在结婚的第12年,35岁的杨晓婉两次试管移植失败后,第一次怀孕了。

测完血值的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谁也没动手机,望着对方:“这就怀孕了?怎么那么不真实啊。”然后,彼此“嘿嘿嘿”傻笑半天。丈夫说,我要做爸爸了。杨晓婉开始哽咽流泪。

五个月前,养了14年的狗“小豆豆”离开了她。此前,杨晓婉一直把它当成孩子养。没有宝宝,很多夫妻把感情给了宠物。

今年2月,杨晓婉建了第一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试管交流群,而后是第二个。现在两个群加起来,有800多个一起在试管路上的同行者。她们在群里交流经验,复盘看诊流程,推荐挂号医生、孕期补剂,分享报告单,打气鼓劲儿,传递好“孕”气。

金子在小红书上做试管的知识科普,也建了6个试管“好孕”群,加起来总人数1600多人。她们彼此交流踩过的坑,或让与备孕相关的闲置物品流动起来。

每天,群里的人也在流动。一天,一个人发了长长一段文字,告别了姐妹们。她称被家人逼着嫁给二婚不育的老公,对方“抠门算计,撒谎成性”。她不想遭那么多罪,给这样一个“队友”生孩子。

道路坎坷,更体现出“队友”的重要性。杨晓婉的老公,是她的挂号帮手、专车司机和跑前跑后的小助理,负责拿水壶、资料袋和包,取号、取检查报告和取药。他们经常兵分两路,一个去抽血,一个去排队挂号,一个去看医生,一个去取报告。

在8年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金子和老公一次次地坐在嘈杂的医院走廊等待,领取一大包药回家,在闹铃提醒声中吃药、打针。失败,挣扎着爬起来,重新开始——她只有握紧身边的那双手,才能继续往下走。试管3次失败后,他们郑重谈过:“如果拼尽全力还是不行,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去周游世界。”

金子现在还记得去年3月22日那天。拿化验结果的两小时前,她不停咽口水,手一直在抖,越接近时间,心跳得越快。直到老公拿着化验单走过来,告诉她“成功了”,金子依旧没有实感。她问老公:“医院不会误诊,拿错了写我名字的化验单吧?”老公安慰她:“怎么可能,三甲医院能出这个错吗!”

金子顿时在大厅里放声大哭,被来来往往的人围观。但她不觉得难为情,“我恨不得他们都来问自己,小姑娘你哭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成功了!”

张晨同样等来了暗夜之后的光。她的甲状腺疾病并非癌症。去年11月某个接近零点的时刻,张晨在微信上问老公:“你是不是总有一天会因为失望离开我?”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张晨想,“那就一起继续走下去吧,不管是我们俩,还是我们仨。”

2月的一个晚上,张晨做了一个梦,阳光明媚的上午,她的床上趴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哼哼唧唧地哭着,小屁股上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金黄色的光泽。那个哭声和触感,张晨醒来都还记得。她赶紧给老公发了条微信。一向务实的老公没理她。

一个月后的傍晚,张晨突然连打了五六个喷嚏,还流鼻涕。吃感冒药前,她拿了4种不同品牌的验孕棒,都显示双杠。一周后,张晨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老公。对方说着“不可能”,一遍遍地看着弄不太懂的化验单。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

4月初,张晨把药箱里没用完的试管用药送人了。试管药很贵,一支雪诺酮就要90元。张晨把药免费给了北京朝阳、四川绵阳、广东阳江、山东烟台的姐妹,顺道交流了试管经验,“大家都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成功怀上宝宝,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准妈妈们,陷入了又一场与“不确定性”的对抗。

焦 虑

从查出怀孕起,张晨就开始了漫长的焦虑。

张晨买来近400元的胎心仪。从孕10周开始,她就通过这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仪器,早晚听一次胎儿的心跳,“确认胎儿当下是有生命的”。有胎动后,张晨又以每月400多元的价格租来胎监仪,从曲线中,她可以看出胎动和胎儿心跳是否异常。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就立刻往医院跑。

张晨建卡的北京天坛医院,看产科约号比较难。于是,孕晚期的张晨平均每周闯急诊一次,搞得医生看到她就头疼:“怎么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紧张干嘛?”张晨承认自己“玻璃心”,宁可白跑一趟,也比真出问题要好。

技术,让问题变得可见了。过往,人们只能祈求于神秘仪式和积德行善。如今,孕前、孕中、生产后的检测项目,让监控胎儿与婴儿的缺陷成为可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将重点出生缺陷疾病纳入综合防控方案,建立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我国每年会有80万-120万名缺陷儿呱呱坠地,平均每30秒出生一名。其中,只有20%-30%患儿经早期诊断和治疗能获得较好生活质量。及时、科学的检测,能避免许多悲剧发生。

NT(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无创DNA,大排畸,SMA(脊髓性肌萎缩症)、耳聋基因、脆性筛查,小排畸,糖耐,这是张晨能数得过来的“大考”。每次产期检查的前几天,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无创DNA抽血送检的10多天里,张晨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医院打电话告知宝宝有问题,每个陌生电话都让她的心一揪——好在通通不是。

没看见B超上的胎心、胎芽前,金子几乎被焦虑填满,上网查各种资料,计算宝宝离开她的风险。医生安慰她:“胚胎的生命力非常强,它一定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抓紧你。”

胎心、胎芽出来,又一道关横在面前。金子查出弓形虫阳性。弓形虫会导致胎儿发育异常,严重则会导致胎停流产。金子慌了神。医生建议她再去别家妇产医院化验一下,那边显示正常。医生判断,胎儿没问题,两家医院的试剂不同,才导致了结果不同。

没那么幸运的人,只能告别来之不易的孩子。

生命是脆弱的,金子始终相信这一点。

她形容,女儿像“从山涧湿漉漉的迷雾中突然洒下的光,真实又奢侈”。每次推着闺女出去玩,金子都要提起“120个心”,从来不在小区楼下停留片刻,怕突如其来的汽车。她也从来不在北京的大风天出门,担心高空坠物。哪怕去郊区,金子都会买公园提供的人身意外保险。

金子必须小心谨慎,还有更多甜蜜的焦虑,等待着她。夫妻俩给宝宝取名“子期”,从妈妈名字和“未来可期”里,各取了一个。金子希望女儿能在大时代,做个有梦想的人。

张晨的预产期在11月13日,她意识到:“天呐,和宝宝见面的日子这么快就要来了。”杨晓婉逐渐适应了“妈妈”的身份,她之前的知识储备都关于试管,怀孕后每天都在“恶补”孕期知识。

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卫健委首次明确为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破冰”。

10月30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这为依然奔波在试管路上的人,带去了新的希望。他们盼望着,“慢性子”的小天使,拖曳着脚步,早一点找到爸爸与妈妈。 

(应受访者要求,张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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