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么关注北大,我们和北大校长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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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火星试验室

文:张慧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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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说,你要是出新的case,我可能都不用过问,因为它有一个程序,自己就可以按照程序走,但是把20年前的case拿出来,这就让我们很难办。人也走了,我们也没有权力把case重新审理一遍。

4月23日下午,北大校长林建华在北大120年校庆前夕,接受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博客天下》和《中国新闻周刊》五家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北大近年来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果和北大精神的传承,以及北大针对性骚扰、学术抄袭等社会关注问题的制度建设。

林建华表示,北大是维新变革和国家图强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定是改革运动的先锋,无论是‘985’,还是学校内部改革都走在国家前列。北大人都有这种被选择感,这是北大精神在每个北大人身上的体现。”

除了谈到北大在改革和创建“双一流”大学中取得的成果,林建华还表示作为北大校长压力很大。他主动谈到最近的性骚扰事件,认为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遇到危机要建立制度,通过程序解决。

记者:北大近20年来推行的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有怎样的困难?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林建华:2003年的教师队伍改革算不上很成功,方法上掌握得并不是那么好。2005年实施“百人计划”,对所有新聘任的人实行6年试用期,类似于美国的tenure track 制度,2014年开始在全校新聘人员中铺开。

现在年轻人的状况是很好的,可以和国际很好的大学争一争的。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人在北大扎下根了。

北大整个的水准在提升和改善。去年SCI文章9000多篇。我1998年当化学院院长,全校SCI文章只有几百篇。

现在的北京大学,从科学条件来说是装备非常精良,从队伍来说,是世界水准的队伍。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我们是过渡阶段。现在的北大活力非常强,交叉学科的氛围慢慢形成,学科的布局在改善。

记者:北大下一步发力的重点何在?

林建华:今后“双一流”建设,我们要在大的领域下些功夫。党中央说过几次,要让世界读懂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起来,如何出一批大师,北大更是当仁不让。

中国逐步走到世界中心了,我们的大国关系表明我们变成了世界性的国家。现在应该真正去研究别人了。我们只说自己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们要带动外国学者来研究中国问题。

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是公开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样本,供大家了解和研究中国。

我们还建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把区域国别作为学科调整的方向。希望这不仅能改变北大的学科,也能对整个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有个引导。

记者:这些改革从百年校庆之后陆续推进,1998年之后北大改革的动因是什么呢?

林建华:我1993年回到北大工作,那时候北大的情况是很危急的。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出租汽车司机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他们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我们是四五百块钱。那时候很有意思的故事是中文系退休的老讲师,在西门口坐着给人家补鞋。这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消息,说明他退休之后生活是没有保障的。那是教育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当时学校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没有资源是做不了事情的。

所以当时的百年校庆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一下子拿出了18个亿。

985计划提出之后,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心态和信心。北大也好,中国大学也好,进入了快速的腾飞期。如果将来回顾北大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大派了很多管理人员出国考察,讨论元培计划,学习哈佛的模式。人们的心气儿就不一样了。

记者:可以说这二十年对于北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吗?

林建华:当然,非常重要的时期。经过这二十年的努力,我们从条件上,管理上,并不是那么有竞争力的学校,变成了有世界竞争力的学校。在世界上已经是非常杰出的了。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都是问题,但是国外校长都是很惊讶我们成长的速度,中国大学的变化让他们特别震惊。

记者:您回头看二十年的改革,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林建华:任何改革都是要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做的。学习别人不是照搬,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从“985”到今天,基本是学习别人的管理方式,队伍,学科、资源配置的方式。

从今天开始,我们比较认真地考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能是第二个哈佛,应该是第一个北大。

中国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好的学术问题去解决。中国的发展也提供了好的资源。能请很多人回来,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条件,研究条件不比国外差了。

当然我们的学生也很不错,很聪明很勤奋。中国的文化也很好,我们愿意向别人学习,海纳百川,吸收各个文化的精华。

记者:现在北大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变化吗?

林建华:教师改革的驱动力在衰退,因为基本面已经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改革的动力不像之前那么强了。现在我们开始逐渐规范化,这是一个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的改革已经不一样了,20年前很多制度都没有建立,从哪里拿来一个就可以用,至少能用一段时间。现在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改革,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教育改革就不仅是教学管理部门的事情了,首先要解决的是老师教学的积极性,就要从人事制度开始了。这个和原来是不一样了。从3年前开始,北大就开始综合改革。

记者:您作为校长,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林建华:校长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希望学校变得更好,外头人看起来成绩很好,但是在学校遇到的更多是问题。

比如说性骚扰的问题。我2015年回来做校长,就有这样的case。一个学生告老师性骚扰。以前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行政把他处理了,研究研究,证据很充分,就开除和停职了。但我回来就说不能这么干,不能用简单行政的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教师。

由教师为主体的教师行为规范与纪律委员会建立章程和执行办法。由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老师是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学术上做得很好。但是委员会决定让他离职。

遇到危机的时候,要通过建立制度保证以后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所以现在北大对于性骚扰是有完善的制度的,当然我们现在在进一步完善,现在很多规定都在教师手册不同的章节里,我们现在用一个新的文件把它们放在一起,让这个更清楚。

沈阳的事情出来之后,我就说,你要是出新的case,我可能都不用过问,因为它有一个程序,自己就可以按照程序走,但是把20年前的case拿出来,这就让我们很难办。人也走了,我们也没有权力把case重新审理一遍。

各个学校在早期学术道德是遇到很多问题的,因为制度不完善,后来制度慢慢完善了,我们就不怕这个问题,因为来一个问题我就知道哪个部门,哪个委员会他们去处理。

对北大而言,我还是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最后的决定不用校长做,老师们自己就做出来了。

问:

记者:除了制度建设,北大还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患于未然?

林建华:将来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让大家知道什么行为是不应该的。用什么方式去预防这些行为。这些都是要做要完善的。即使你把这些问题都讲得很好很清楚,我们也不能保证将来不出现这种问题。关键是出了问题有制度去管着它,就不会形成风气。风气就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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