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医院捐了 300 瓶消毒液，想换一个妈妈的住院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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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收下了她的消毒液，但她没有开口

口述 | 潘璇

毫无疑问，我的母亲属于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中幸运的一类。这可能与我曾是一名护士，有医药行业的资源，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以及人缘不错有点关系。然而即便有这些条件，整个求医的过程仍充满波折，我甚至想到了用捐赠医疗物资以换取母亲入院的办法，我也真的筹集了物资，送给了医院，只是在那一刻没能开得了口罢了。

时间是从 1 月 20 日下午两点之后发生变化的。

2020.1.20

母亲的求助电话

在这之前，我其实知道有肺炎这件事。1 月 14 日就有医生朋友提醒最近多戴口罩，只不过我没太在意。等到 20 日这一天，媒体开始广泛报道，我和很多人一样去药店抢购了口罩，那时人不多，不难抢。随后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日常一个人住的母亲说，自己早上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热度下去了，但身上没力气。

我让母亲马上去家附近的军工总医院，这是三级甲等医院。母亲在呼吸内科的门诊排了 3 个小时的队，轮到时一量体温，又发烧了，医生让她去 24 小时发热门诊。这时她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我提前下班，赶到医院，帮母亲挂号、付费、排 CT。拿着结果出来的患者，几乎一拍一个白肺。母亲的 CT 也是一样，医生诊断很有可能是新冠感染，但医院里没有试剂盒。医生开了抗病毒药和消炎药。狭小的发热门诊里挤了几十个人，我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发烧了，正自己给自己量体温。

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母亲回家，到家时已经过了凌晨 12 点。我给丈夫发微信，让他不要来照顾，和孩子尽量待在家里。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近一个月，我一直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2020.1.21-22

砸开公司的柜子拿公章

回到家后，我开始从医生朋友那里搜集这个新传染病的知识，大致明白了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得靠自身免疫力，病情的重要指标是血氧饱和度。我马上做了三件事：在京东上买了血氧仪；从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里把氧气瓶都搬回家；托人购买能增强免疫力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第三件事最难。免疫球蛋白理论上是处方药，医院里开不出。我所在的医院有采购资质，但离除夕只有两三天，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已经放假。院长和同事帮我托人，找到了货源。为了让我赶紧开出采购的证明，院长让我去医院，直接把柜子砸开，拿公章出来自己敲章。最终，我以每瓶 600 元的价格买了 30 瓶——平时的价格是 200 多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买到这个药，也没办法自己在家使用，因为它要静脉注射。好在我做过护士。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在家中用接近专业的方式照顾母亲，每天注射两瓶免疫球蛋白，时刻注意她的血氧饱和度。我一面告诉自己，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疾病，可以熬过去。但另一边，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让母亲入院，我找遍了每一个定点医院的熟人，但这时再硬的关系都没用了。

1 月 23 日一早，母亲开始喘不上气，我一看血氧饱和度，已经跌到 90%。于是我打了 120。这天上午 10 点，武汉启动封城措施。

2020.1.23

第一次进入五医院

我从没去过武汉市第五医院，那里离家远，也不那么有名。但 120 救护车带着我和呼吸急促的母亲往那儿开时，我只有一个念想：让妈妈赶快住进去。

挤满急诊室的看病的人让我第一次有了绝望的感觉。母亲因为症状严重，被安排在门口的一张床上，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说话，看了血氧饱和度，给她吸氧，开了消炎药，就转头去看别的病人，再也没时间管了。

这一天，我除了把母亲的床从急诊门口挪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就做不了别的了。我去找了急诊科主任郑先念，求他安排母亲入院，但这样的家属郑医生一天大概要面对几百个，所以他一次次回答没有床位。随后，我和另一名患者家属去行政楼找到医政处，也被「按照排号」的回复挡回来。绝望感在这一天持续加码，但爆发的时间是 1 月 24 日。

2020.1.24 AM

最绝望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郑先念主任告诉等待的病人家属，晚上医院会新开出一个病区，可以入院一批。于是所有的病人家属都去排队办住院证，根据先后顺序排号，医生会在重症患者的住院证上写上「急」，再签字，医院优先安排。

但希望很快被打破。急诊科医生告诉大家，根据上面安排，新开的病区将会接受从武汉第一医院转来的病人。我看到住院区门口确实有第一医院的救护车，有的病人可以自己步行走下来。

我大声说自己拍下了视频，并拿给医院的领导看，但是，没用。

因为没法离开母亲身边太久，我又赶紧回到急诊室，此时地上已经躺着病人了。我和另外一名家属再次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这名 44 岁的医生在和医院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情绪失控，大喊「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不想活？」。我拍下这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成了 2020 年除夕点击量超高的视频，被全网转发。

我曾经做过急诊室护士，知道医护的难处，也抱歉添了麻烦。事后我几次去向医院以及郑先念道歉，不过在当时，我还顾不上这些，我只看到扎堆的焦虑的病人，看到一位相识的护士自己去拍了 CT，肺部有阴影，我还看到殡仪馆的车开到了医院门口，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张床推出医院。当我的周围全是这样的画面时，我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母亲还躺在一旁吸氧，这是我最崩溃的时候。

一条微信让我最终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一位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弟弟的朋友是五医院呼吸科 ICU 的医生，这位医生发过一张物资需求单。朋友出了主意：如果能帮医院拉到物资，也许可以换到一张床位。

2020.1.24 PM

消毒液捐了，却并没有提要求

我没有犹豫的时间了。马上在朋友圈发出了求助。我的发小张涛帮了我。「口罩和防护服已经不可能了，但消毒液还有机会，而且有的厂就在武汉。」他帮我联系了 30 箱 84 消毒液，我联系了那位 ICU 的医生，对方愿意接受物资。电话里我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张涛还帮我找到了志愿者对接资源。装着消毒液的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呼吸科的医生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接这批消毒液，因为「上面有规定必须要通过红十字会」。他的语气很无奈，我挂了电话，只觉得一切都白费功夫。无奈之下只能把消毒液先拉回自己工作的医院，那是我能想到的暂时的存放点。东西刚搬下车，那位相识的护士又打电话过来说急诊科需要这批消毒液。于是我和志愿者又重新搬了 10 箱上车——我们已经没力气搬更多了——运到急诊室。

在五医院，3 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把这些消毒液搬走了，她们点头致意，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忽然有点难以开口，可能与当时我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有关，如果她当时情况严重，我可能都没心思去联系物资了。

2020.1.25

自己也感染了

这一天是除夕。我在饿了么上点了饺子，和母亲在急诊室吃了。从那天开始，凡是在五医院，我俩的餐食几乎都是靠外卖。我把取餐点定在离医院 100 多米的地方，让骑手把餐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取。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感染了。1 月 24 日，母亲要重新拍一张 CT，当晚我也为自己排了个号。次日凌晨拿到的结果是单侧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也没有其他症状。和母亲一样，也没有试剂盒供测？试。事后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服用了抗病毒和消炎药。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也感染了。1 月 25 日早上，母亲病情稳定，再加上实在没有病床，我们决定回家。

2020.1.26–27

疑新冠

回家之后，我接到通知，所有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例，要去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会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上门来诊断。不过医生没有真的上门，只是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情况。我试过让社区帮忙联系床位，帮忙配药，或是询问是否有氧气，但我只是把这当作一条路——就像我也试过打市长热线——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会试。社区也给过一个解决方案，告诉我有个隔离的酒店，当我追问酒店里有氧气么，对方说没有，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相比其他在家隔离的患者，我们的条件已经要好得多，但家里的氧气瓶总会用完，免疫球蛋白也已经用掉了 28 瓶。

2020.1.28

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

这天凌晨，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急促，并且出现嘴唇紫癜。我知道叫 120 来不及，就自己开车送母亲去五医院。当时武汉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路上也没有交警拦我。

到了医院，医生的判断和我一样，母亲应该马上入院，她再次拿到了急诊科开的住院证，这次上面有郑先念的签字，还有「急」字，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没有床位。而母亲已经处于如果没有氧气就情况危急的状态。

我遇到一位眼熟的家属，除夕的时候我们同在急诊室。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已经入院，并且悄悄透露自己用很多个手机号在市长信箱留言，还发微博，打电话投诉，当天早上，医院领导联系他，安排了入院。我没有用这个办法。当我再次去行政楼，这时这栋楼已经处于封锁状态。我找到院领导的电话，说了狠话：「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但还是没用。

最后，一无所获的我去了病区。那里理应是隔离病房，但并未隔离。我一层层地找，看有没有空的病房。在 10 楼我真还找到了，赶紧向护士打听负责这一楼层的医生是谁。要到了名字，我就问朋友要到了电话，这位医生了解病情之后同意母亲入院。我回到母亲家，洗了个澡。万分幸运的是，第二天起来，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消失了。

2020.1.31-2.8

我母亲病情开始好转。我们也都排队等到了试剂盒的检测，我的结果还没出来，母亲的结果出来，是阴性。在群里，有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不少见，试剂盒的检测本质上是看病人是否有传染性，但症状可能并未消除。

值得担心的事还有很多。如果我被确诊，我就可能被划到轻症病人的范围里，集中隔离。我不排斥隔离，但我不能接受和母亲分开。我无法停止设想，如果被迫要和母亲分开，该怎么办。

2020.2.8

一切还在继续

母亲测了两次核酸，也是阴性，医院安排我们出？院。按照那时的规定，已经要「应收尽收」了，我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要被集中隔离。果然，第二天中午，社区卫生中心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我马上自行前往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隔离。我回答说可以隔离，但是要让我妈妈一起隔离，因为我得照顾她，对方说可以，但一遍遍催我快去，说不去就要上门强制执行，我毛了，说「好啊，我愿意，请你们来强制吧，正好没人帮我搬东西」。

说的也算是真心话，为了自己照顾妈妈，在她住院时，我就在网上买了制氧机。准确地说，不是在网上买的，而是在淘宝上搜到了店，直接联系店家，然后到武汉的一个仓库，当面取货，微信付款。

2 月 9 日下午两点多，我准备了一堆吃的，还有制氧机、取暖器，开车和妈妈去酒店了。

酒店的隔离还算稳定。每天有穿防护服的人，到电梯口送餐，大家排队去取，都自觉隔了很远。我有时也会叫外卖，除此以外，就是每天量次体温，发熬好的中药汤剂，上面写着「三号方」。

还好带了取暖器，2 月 15 日开始，寒潮来了，武汉大雪。酒店的中央空调当然不能开，有取暖器，对母亲来说好多了。

目前还没人跟我说，隔离要到什么时候结束。不过总算一切稳定，现在就希望妈妈的病情能一步步好转，毕竟肺部损伤是需要慢慢养的。我还担心我的公婆和孩子，他们所在的老小区，封闭之后，送餐、送菜的配套都没跟上，他们又都有基础疾病，要真遇到情况不堪设想。我先生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住，因为他在一个商场负责安保和消防，商场里有超市，得开门，他就得上班。一家人隔在 3 个地方，只希望都平安吧。

对了，2 月 12 日，我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汉阳区防疫指挥部，问我母亲还需要床位吗，我苦笑，说已经出院了。对方很惊讶，还确认了一遍，然后说「那就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就挂了电话。

平心而论，不管是自认还是别人眼里的我，已经是一个积极要强的人，但崩溃依然无法避免。有的人崩溃了之后想开了，开始自救，有的人放弃了，或者是被迫放弃。这些天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也愈发感到自己和母亲在这场灾难里的幸运。

新冠肺炎抗击实录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潘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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