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压抑是和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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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我日前写的那篇《性骚扰的社会根源》，引发了不少批评，“这些你知道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押沙龙在提到我观点时比较客气，说是“部分正确，但总体不对”，在他看来，性骚扰“真正的推动力量是‘权力’”，“非要说这是性压抑的结果，我是不太相信的”。我一位朋友就盛赞“还是押司脑子清楚”，“拿性压抑来说事，简直就像是为这帮人渣找理由了”。

社会学者王芊霓更直率，她说看完后当时“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要科普多少遍才够，这些性骚扰的加害者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无法控制欲望的冲动，或者是长期性压抑找不到女朋友，而完全是在针对容易下手的对象行使手中的权力。

我不懂维舟为什么会犯这样的认知错误，可能因为他是男的吧。

我尊重他们的不同看法，也理解那种义愤，只是对于将观点的分歧归因为我是男性这一点，略感遗憾。在我看来，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说我们讲的是不同侧面，彼此补充。

其实我们所讲的并不矛盾，只是他俩更注重性骚扰事件中的权力关系，着眼于更具体的场景，而我所说的，则如标题已点明的，是这一行为的“社会根源”——并不是说史航这些人都是因为性压抑才行为出格（我和他们又不认识，老实说无从得知），我在意的不是触发个人行为的直接动因，而是一种更抽象、间接的社会因素。

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涂尔干在其社会学名著《自杀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自杀的增加在欧洲是普遍现象，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是明显”，这是“文明的代价”。在此，他把握到的是“文明”本身对个体精神状态普遍而潜在的压抑，难道你能质问：“什么鬼？你倒是给我找出一个人来看看，哪一个是因为太文明而自杀的？”

为免误会，我再完整表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在一个道德严格、性别关系保守僵化的社会里，性压抑、性骚扰乃至性暴力的发生率都会偏高，再加上中国社会那种既严格又放纵的道德观，会使一些人一有机会就释放被久已压抑的欲望。既然如此，那么想要通过加强道德约束来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非但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反过来造成这类病态人格的多发，这需要我们全面反思和改造当下的两性互动模式和性别文化。

我当然深知，性骚扰行为深植于权力关系中，实际上，要说起来，性压抑和性骚扰都是同一个父权制礼法秩序的副产品。简言之，性压抑本身是和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而性压抑的释放往往也是如此。

当然，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压抑的表现形式和释放途径会很不一样，也不是有了性压抑就会去骚扰别人。很多人都说：“那女性也在这一秩序底下，也有性压抑，怎么没去骚扰谁？”没错，那完全可能有不同形态。小时候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思慕梦中少年而死，长大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也是性压抑。

记者李宗陶在采访过不少文化人，在《那些说不出的慌张》一书里，她提到有的艺术家如何将这种内在压抑升华：

在一个言不由衷、虚与委蛇的年代，除了个把例外，中国男人多是性压抑的。朱新建曾向栗宪庭坦白：我觉得我的内心太不能见人了；我太好色了，这种东西是不能跟人说的，就在小纸头上画啊画，然后把它们撕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那些性骚扰者其实是家长制下的病人。原始社会没有性压抑，两性交往是自然的，也就不存在性骚扰问题，封建社会当然已有严格的礼法秩序，但至少也有妓院这样机构充当减压阀，然而，现代社会则是既压抑又没有减压阀的。

这既不是“为人渣开脱”，更不是说他们的欲望就必须得到满足，只是在说明一点：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如果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无法改变，那么这种性压抑就会埋藏在潜意识里，释放时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在此，认知到这种性压抑的存在、批判这种权力关系都是必要的。

在舆论场上，对一些男性在性骚扰中表露出的权力支配欲，也是最激起公众反感的，然而“权力”究竟是什么？

潘绥铭、黄盈盈曾分析2000年以来的三次全国性行为调查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国内女性所遭遇的性骚扰，大部分来自与受害者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仅有13.1%的动作性骚扰来自具有权力优势的人——“老板、上级、领导、老师、对我有恩的人”，三分之一强发生在同学和同事等平级的人际关系中，陌生人、刚认识的人合占五分之一。

这个结论看起来违反我们的直觉，怎么解释？

我想有三种可能的反驳：一是数据本身有瑕疵；二是相对比值（例如具有权力优势的人，可能只占受害者接触社交圈的5%，但在动作性骚扰中却占了13.1%）；三是，“权力”并不只是社会地位的落差这一狭义，隐性的社会地位同样构成权力压制。作为国内知名的性学研究者，第一种问题他们应该不会犯，但后两种都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对于隐性权力的争议肯定比显性权力要大得多，但我想女性本能地都能理解这一点——这根本不需要对方在社会地位上比你高，同样是在地铁上被陌生人骚扰，一个身高马大、有反击能力的男性或许并不在意，但对女性来说，那种恐惧、不安全感乃至羞耻感很可能长时间都挥之不去。

身为男性，我不敢说自己感同身受（说了大概也没人信），但至少有两次，我也接近了那种体会。

大学在厦门，我有一次带着来访的老同学去鼓浪屿，但我不是个合格的导游，结果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四周黑灯瞎火，风声可怖。等我们反应过来往回走，又正遇到五六个喝醉酒的男青年迎面而来。小巷里无处避让，看着他们大声唱着歌一步步走近，别说是她，我心底里也不由自主涌出一阵从未有过的强烈惧意。

虽然那只是一场虚惊，但我自此知道，女性的那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又何等强烈。说实话，如果当时只是我一个人，或许反倒不会如此恐惧，因为男性缺乏那种身体可能遭侵犯的本能警惕。所谓的“权力”，未必是通过社会地位的高低来支配，有时社会地位相等的他人，就能唤起这种强烈的内在不安全感。

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不耐烦了：“说来说去，那还不是落在权力支配上吗？那些人渣之所以性骚扰，就是欺负弱者，他们性压抑个屁啊？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想之所以有人觉得“你谈性压抑就像是给人渣开脱”，原因可能也在这里：她们在意的不是什么“社会根源”，而是从女性的处境出发，希望更多人能体会这种结构性困境。此时，重点不是去解释那些性骚扰行为背后的病态人格，恰恰相反，要证明他们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这样才能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责。

之前和女性朋友讨论起相关话题时，我也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看似都在“分析”事件发生的根源，但实际上，她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解释，而是有人能倾听她们、感觉到自己被理解和接纳，进而批判和改变对她们不利的权力结构。

一位朋友说：“很多相当生活化的问题上，我媳妇也觉得我不能理解她。后来我发现，她只是想让我听她倾诉她的不爽，或者让我陪她一起骂她想骂的人，而我总是忍不住去分析这件事情，但她根本不想听所谓的是非对错、解决方案。她埋怨说，她闺蜜就不像我，每次她表达不爽，她闺蜜就跟她一起骂对方。”

实际上，也有人和我说过类似的话：“你分析什么呀，骂就完了，关键是骂得爽，读者要的是情绪价值，不是你这种云里雾里的社会分析。”但没办法，这就是我，我只会写这个。

也有人沮丧地说，国内社会事件每次都这样，骂的时候酣畅淋漓，事后就烟消云散，没留下什么。但不管怎样，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这个社会难得有机会讨论相关的权利意识、权力不平等、法律程序，这相当于是每个人都做了一次陪审团。不可否认，在这些意识上，国内还很落后，但这没办法一蹴而就，只能靠我们一次次地反复公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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