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下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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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被车轮压死，需要多大的运气啊，我真感到惊诧！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

这是布莱希特在剧作《四川好人》中发出的感慨。而一位处于困境之中的读者，自然会深刻地记住这样的句子。确实，一个正直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早或晚地会遇上自己的道德焦虑。突如其来的思想和一定数量的朋友，也许并不重要，总会有那样的时刻，你将在镜中，确认自己心脏的位置。无论以何种方式，一个人总是会向前走下去。

可以想象到，同样地，写作也是某种纾解的方式。那样的焦虑，必定事先存在于写作者的经验之中。对于读者和作者来说，这也是建立关系的时刻。作为一位经典作家，这是布莱希特初次向我呈现的情境。

对我来说，布莱希特实在是一位特别的作家。读到《四川好人》，正是在自己广泛阅读外国文学的时期。布莱希特的剧作译本，是不可被绕过的文学经典，我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作品中，另一部使我不得不回想的是《伽利略传》，“从黑暗中走出理性，它一天都守卫在大门前”。

而我第一次记住他的诗作，是在汉娜·阿伦特的评论集《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译者是王凌云、谭毅。在关于布莱希特的那篇文章中，阿伦特引用了这一句：“不再顾念他的整个青春，但唯独不包括梦幻；/长久地遗忘着屋顶，却永记屋顶之上的天空。”屋顶上的天空，保有澄澈的蓝色，它仿佛只在人们沉睡时才显现。“黑暗时代”这个词语，正是阿伦特从布莱希特诗作中摘引出来的。

再一次被布莱希特触动，是在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译者是绿原：

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 在一条落雨的村路上 黄昏时分我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鞠躬示意，求我们带他一程。 我们有房屋，我们有空间，我们把车开过去 我们听见我悻悻地说道：不 我们不能带任何人。 我们走了很远，也许有一天的行程 这时我忽然吃惊于我的这个声音 我的这个言行和这 整个世界。

这种惊讶，也传递给了我们读者，带着一种曾经发生过的隐痛。我想起一幅外国画家的作品，在临近海边的一片田野里，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前行，他的身后跟随一个透明的鬼魂，它有一只骷髅头。也许我可以复述出那样的场景，但很难传达出同样的情绪。

诗人批评家张定浩曾经谈论过布莱希特诗歌在汉语中的处境，他的感慨是，从德语直接译出的诗作，反而不如从英文转译的更好。当然，这也是因为那时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布莱希特的诗集，我们也无从了解诗人的整体轮廓。现在，经过等待之后，一本相对完整的布莱希特诗选终于得以出版了，译者是黄灿然。

整本诗集按照时间顺序编选，将布莱希特的诗人生涯分成了七个时期。我在灯光下摊开这本黄色的诗集，从中寻找自己所需的事物。首先，我查阅了那首“屋顶之上的天空”，还有那首“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果然，这两首作品都选入了书中，并且标注了写作日期，前一首写于1917年，后一首写于1937年。而黄灿然先生的译文有所不同，这似乎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接着找到的，正是《坐一辆舒适汽车旅行》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惊讶。“但这一切，哪怕是最熟悉的部分，/我都使它们产生惊愕。/一位母亲给孩子哺乳，/我描述得难以置信。/一个看门人把一个冻僵的人拒之门外/我表现得闻所未闻。”这是1935年的《剧作家之歌》。布莱希特用短短几句话，勾勒出这种“惊愕”、“漠然”、“怜悯”交织的情绪，也重复展示了《四川好人》中的两极处境。而这种简明、清晰、线条式的诗歌语言，正是他所擅长的。

似乎布莱希特，正属于席勒所说的“天真的”诗人，或者用另一种译法来说，是“素朴的”诗人。他的简练、他的箴言体、他的社会实践和写作文本混合起来的一种综合形象，都使得他与另一类“感伤的”写作者完全不同。黄灿然在译序中引用了乔治·斯坦纳的评论：“对他（布莱希特）来说诗歌几乎是一种日常探访和呼吸”。与席勒的二分法类似，布莱希特自己也做出了差不多的判断，他认为，歌德之后的德国诗歌存在着两大阵营，“主教式的和渎神的”；显然，格奥尔格和里尔克属于前者，而布莱希特当然将自己置于后者。

“过于敏感的良心，若不被伟大的活动力保持平衡，是会造成忧郁的人的。”这是歌德对艾克曼道出的一句箴言，也许恰好能够用来比较布莱希特的境况。还是在阅读《四川好人》之前，我就曾在诺贝尔奖作家卡内蒂的自传中领略了布莱希特的形象。卡内蒂眼中的布莱希特，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写作者，“以各种方式让人觉察出他对‘高尚的’道德思想的蔑视”，“他取舍的东西必须立刻为他所用，这些都是他的原材料，他利用它们不停地生产着……他是一个一直在制造东西的人”。“原材料”和“生产”的说法，确实也贴合了斯坦纳所说的“日常探访和呼吸”；但至于“对道德思想的蔑视”，显然，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是布莱希特为自己套上的一层外衣，正如青年卡内蒂看到的那“一身无产者装束”。这身装束，正好可以用来象征布莱希特持续一生的“活动力”。

在同一个时期，布莱希特与好友本雅明都被左翼思想吸引，但两人作为诗人的呈现方式又完全不同，本雅明看起来确实是过于忧郁了。译序中引用道，“布莱希特一开始就使自己与流浪汉式的局外人维庸的‘尘世’诗歌为伴，而不是与他所见的德语传统中的放纵和深奥为伍”。在整本诗集中，布莱希特确实没有把诗当成“艺术”，而是当成“工具”——也许早期名作《回忆玛丽·安》除外。

诗集中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两首晚期诗歌。一首是1944年的《我，幸存者》：“我当然知道：这么多朋友死去/而我幸存下来纯属运气。但昨夜在梦中/我听见那些朋友说到我：‘适者生存。’/于是我恨自己。”另一首是1953年的《难受的早晨》：“那棵银白杨，本地著名的美人，/今天是一个丑老太婆。那个湖/是一口洗碗水的臭坑，别碰！/金鱼藻中那些倒挂金钟廉价又艳俗。/为什么？/昨晚在梦中我看见一些手指指着我，像指着一个麻风病人。指节受劳受损，/破碎。//你们不了解！我尖叫，/良心受谴责。”

这两首诗，都是布莱希特记下的自己梦中的尖锐自省。同样地，这也使人想到阿伦特在评论文章中提到的布莱希特的诗学悲剧，——她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这两首诗。阿伦特认为，当布莱希特为斯大林写出颂诗，他也就受到了丧失才能的惩罚。当然，她最终同意《致后代》的著名结尾，请人们不要对他审判得过于严厉。阿伦特虽然批评布莱希特的政治实践，但同时懂得他“流泪谷中的黑暗，和巨大的冷漠”。

这本诗集恰好没有收录阿伦特提到的那部分政治性诗作。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布莱希特选集》中，收录的诗歌主要就是这种类型。它们可以在同样是近期出版的冯至译作《德语七人诗选》中找到。对照这两部分作品，读者可以看到，写口号式诗歌的布莱希特，确实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光泽。这也使我想到，在冯至先生自己的诗歌全集中，相较于四十年代的沉着思辨，他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显得苍白、空洞。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可能是同一种悲剧。

回到阿伦特文章的结尾，她总结道，“在20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而我也又一次想到开头引用的《四川好人》，做一位诗人，当然也是需要极大运气的事情，需要多少突如其来的思想、多少个朋友。诗人布莱希特，最后留下了怎样的面部模型呢？我们暂且读完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它写于他去世的1956年，可称是遗嘱式的作品：“我总是想：最简单的话/已足够。当我说出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心一定会被撕成碎片。/如果你不挺身捍卫自己你就会倒下去/这你肯定明白。”

2018.8.23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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