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深層規律與未來走向｜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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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已有40年。再加上1949年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將近70年的時間裏，中國成了一所共產黨主持的人類社會試驗室。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好比撰寫一份試驗報告。

如果說，企業家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者，那麼，中國政治家，就是全要素組合者。他們組合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多種要素，以及這些要素構成的不同系統、不同規則體系，試圖用這些東西建構理想社會。但是這些要素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配比，卻導致距離理想社會忽近忽遠。

本文討論六個問題。

第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軌跡。

第二，社會試驗得出的三條規律。

第三，提高自由度。

第四，改革開放的兩個副產品。

第五，2012年至今的回調。

第六，重回改革升勢的可能性。

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軌跡

改革開放40年，政策的基本走勢是兩波：兩上兩下，進三退一。上是自由度提高，下是自由度降低。我們可以用下邊的趨勢圖表示。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走勢（1978-2018）繁端傳媒製圖

第一次上行：1978年-1989年，走了10年多。主要標誌是解放思想、農村改革、城市私營經濟的重新出現和發展。

第一次下行：1989年-1992年，用了3年左右。主要特徵是意識形態回調，提出防止和平演變，限制私營經濟。回調的時間幅度為30%，進三退一。

第二次上行：1992年-2012年，持續了20年。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意識形態不爭論，市場經濟合法化，民企大發展，加入WTO，房地產市場形成。

第二次下行，2012年-2018年，至今已有6年。標誌性事件是唱紅、反腐、打右、國進民退、加強黨的領導。回調的時間幅度接近30%，又接近了進三退一的幅度。

我們還可以在更長的時段中考察自由度的增減軌跡。上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批判鄧子恢提倡的四大自由，即借貸、勞動僱傭、土地租佃和貿易自由，主張「四小自由」，還說要逐步取消。結果正如毛澤東要求的那樣，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人民公社大躍進，自由取消了，大饑荒來臨了。隨後調整放開，一度退到了包產到戶。經過三年調整，再次收緊，發動文革，全方位壓縮自由。

在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試驗中，權力兩進兩退：壓縮自由、部分恢復，再壓縮、再恢復——改革開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復，也可以看作針對前三十年極權走勢的大逆轉。

在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試驗中，權力兩進兩退：壓縮自由、部分恢復，再壓縮、再恢復——改革開放就是自由的再恢復，也可以看作針對前三十年極權走勢的大逆轉。

二，社會試驗得出三條規律

1949年至今，在將近70年的進進退退之中，考察四大自由的每一個領域、每一次進退，大體可以確認三條規律。

第一條規律是：自由度與財富創造正相關。自由度每提高一級，就會有相應的財富創造和GDP發展，反之則是蕭條、甚至災難。

第二條規律是：執政黨順應第一條規律，執政就比較順利。對抗這條規律，經濟就出問題，導致政治分歧加大。

第三條規律是：摸着石頭過河，決策者根據下一步的成本收益權衡，依據自身利益，決定是「收」還是「放」。

三，自由度提高

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解放思想開始，從農村改革起步，主要在經濟領域展開。

在改革釋放的自由空間裏，新經濟主體生成並發展壯大。社員變成了小農，鄉鎮企業發展，個體戶誕生。民營企業家和農民工隨後生成。新主體帶來了新規則、新思想、新的社會秩序與生態。

從經濟角度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轉化為農民工，必須有企業家招聘。而企業家辦廠，又必須有市場、資金和技術。中國對外開放，加入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市場、資金和技術。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憑藉廉價勞動力等方面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迅速發展壯大。

龐大的國內市場，互聯網新經濟的出現，深化了市場分工，為長時間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基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順利。

從政治角度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府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慎用否決權。**接受在自由空間中誕生的新主體，認可他們的行為，允許他們存在發展。用改革初期著名的表達方式說，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

**第二，自由增量競爭。**各地政府彼此競爭，招商引資，承諾提供更多的自由乃至特權。地方政府整合調整各個系統，承擔起政治、經濟、社會全要素配置的使命。這是弱小的民營企業無法承擔的。極權半極權體制，很容易向下授權，設立某種多要素承包機制。

**第三，加入WTO體系，**這是推動國內經濟和相關法律系統加入國際體系的新整合。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圖為大芬油畫村，一幅毛澤東的肖像被一陣風吹起來。攝：林振東/端傳媒

四，改革開放的兩個副產品

市場經濟的擴張，帶來了經濟繁榮，也產生了兩個副產品。一是兩級分化，二是腐敗。兩級分化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腐敗則是非法的權錢交易。

胡錦濤時代建立並擴大社保體系，取消農業税，努力解決貧富分化問題。這是政治家的系統重建和系統整合。

習近平時代面對嚴重腐敗問題。中國歷代王朝，40%多死於民變，40%左右死於官變，20%死於外敵入侵。2012年時，民眾仇官仇富情緒蔓延，遍地乾柴，一個火星就可能引發大火。民變概率提高，威脅到政體安全，反腐敗可以降低民變風險。

五，2012年至今的回調

如果把毛澤東時代的高度一元化的中國稱為「極權社會」，把轉型前台灣的有限多元化社會稱為「威權社會」，那麼，今日中國處於二者之間，可謂「半極權半威權社會」。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反腐敗運動、意識形態唱紅、加強黨的領導、國企做大做強。這套國內政策，還意外地損害了中美關係。

所謂「回調」的意思是：向毛澤東時代的一元化方向調整。反腐敗運動、意識形態唱紅、加強黨的領導、國企做大做強。

在這種背景下，重點討論三個方面：反腐敗、意識形態、中美關係。

1，反腐敗

本次回調，從2012年開始，就是以反腐敗開路，憑藉反腐敗保駕護航的。如前所述，反腐敗是對改革開放副作用的補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正當的，還可以降低民變風險。但是，反腐敗運動本身也有副作用。

第一個副作用，就是自由的價格提高了。

中國改革從極權社會啟程，現在走到了半極權半威權的位置。一路走來，民間的經濟自由一直處於稀缺狀態。中共中央承諾改革開放，這是大方向，但具體在各個領域的突破，難免需要私下交易。其中，行賄就是一種交易。在這個意義上，行賄，就是民眾和資本對自由的贖買。這是一種權錢交易的黑市。更進一步，資本還會以行賄的方式購買政治保護，或購買特權。這種交易導致了民間的仇官仇富情緒蔓延。

行賄，就是民眾和資本對自由的贖買。這是一種權錢交易的黑市。

反腐敗為民眾出了一口氣，但也提高了黑市上的自由的價格。同時，反腐敗導致官員普遍不作為。在權力要素特別重要的中國，作為全要素組合者，超級企業家，地方政府官員失去了改革主動性，自由的供應就減少了。

反腐運動，使得中國經濟中兩個最積極、最重要的主體——民營企業家和地方政府官員——同時處於危險和恐懼之中。

反腐敗的第二個副作用，就是官變的風險提高了。

在中國歷史上，官變的概率和民變的概率幾乎同樣高，都在40%上下。1949年以來，官變也發生過多次。成功迫使最高領導人改變政策的，至少有三次：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1967年武漢「7.20事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

政治運動式的反腐敗，也就是規模大、效率高、但不那麼遵守法律的反腐敗，抓了400多位省部級高官，讓官僚權貴集團的私人和小集團利益嚴重受損。這個半極權半威權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強力反腐的條件下，轉化為「既得風險集團」。風險/收益的變化，迫使他們的體制偏好轉向，轉向法治和權力制約機制。

反腐敗不僅損害了貪官污吏的個人利益，也損害了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損害了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由於官員普遍貪腐，幾乎人人都有毛病，而最高領導人比較廉潔自律，又敢抓政治局常委，黨內的平等協商關係，很容易轉向命令服從關係。

官僚的整體利益和私人利益雙雙受損，按照歷史慣例，官變的概率必定上升。如果不調整政策，官僚持續不作為，經濟繼續下行，也會導致民眾不滿。官變疊加民變的概率一起上升，政治風險將大大增加。

2，意識形態回調

改革開放時期的意識形態邊界是在1986年確定的。那一年，鄧小平決定不再提「共產主義」目標，說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經過十幾代、幾十代人的奮鬥，把共產主義推到了幾百年之後。取代共產主義目標的，是「發展經濟」。同時，鄧小平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還要反30年。

此後，中國的意識形態大體就在這左右兩條邊界之間。右邊要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也就是資本主義，左邊要堅持黨的領導。按照趙紫陽的說法，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新民主主義，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2012年之後，共產主義理想一再被強調，所謂「不忘初心」，幾百年之後的目標重回眼前。與此同時，官方「敢於亮劍」，右側的言論空間一再遭到打壓，改變了意識形態不爭論的政策。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向左移動。

但是，在以上第一主題之外，還存在着第二主題：在2013年和2014年發布的兩份中央決議裏，中共中央要求提高市場經濟的純度，提高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的水平。此後，合憲性審查提上日程，高官就職要宣誓效忠憲法。這些提法和做法擴展了鄧小平劃定的右側邊界。不過，在實施中，第一主題明顯強於第二主題，可以說「左聲部」壓倒「右聲部」。

意識形態左轉造成了全社會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覺危險，投資意願下降；官員不知所措，普遍不作為。同時國外也困惑：中國國進民退，已經破壞了國際市場經濟秩序，不知中國會不會進一步成為自由秩序的挑戰者。

意識形態左轉造成了全社會的普遍困惑：民企感覺危險，投資意願下降；官員不知所措，普遍不作為。

中國政府試圖做出調整，例如，在民企投資增長率從2012年的24%降低到2016年7月的-0.01%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兩年內出台了三份決定，強調保護產權，鼓勵民企投資，鼓勵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當代領導人支持鼓勵民營企業的調子已經高於鄧小平時代。順便一說，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強調，來自奧地利學派，而奧地利學派對馬克思主義持批評態度。

總之，中國的意識形態呈現出自相矛盾的狀態。有人開玩笑說，鄧小平時代，打左燈，往右轉；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打右燈，往左轉；現在左燈右燈一起閃。

我的預測是，第二次意識形態回調即將見底，明年或後年，重返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歷史經驗，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自相矛盾狀態，往往是向某個方向突破的前兆。持續向左，代價太高，得不償失。我的預測是，第二次意識形態回調即將見底，明年或後年，重返鄧小平劃定的意識形態邊界，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反腐敗不僅損害了貪官污吏的個人利益，也損害了官家集團的整體利益，損害了集體領導的決策機制。攝：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3，中美關係

（1）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特色就是「市場經濟+黨的領導」，我稱之為「資本-官家主義」。這種結構，決定了中國對美國的兩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是合作，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經濟體系，接受市場規則。這是資本的需要。

第二種態度是抵制，官家集團堅持自己的主導地位，黨要領導一切。面對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對國內民眾的吸引力和誘惑力，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自衞，說本國政治制度的好話，說美國政治制度的壞話。民主憲政制度對中國民眾的吸引力越強，官家主義體制感到的威脅越大，官方對西方的防範也就越嚴。

（2）如何調節合作與抵制的力度？這取決於合作與抵制的成本和收益。按照鄧小平路線，合作多，抵制少，兩國關係長期穩定，對中國發展有利。回到鄧小平路線，繼續韜光養晦，降低意識形態對抗的調門，不挑戰美國主導的秩序，承諾遵守這種秩序，深化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介入，也對中國有利。

當然，重返鄧小平路線，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然不能解決兩重性問題。內政決定外交，中國內部制度的兩重性——有限自由的市場經濟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對外政策的這種自相矛盾。

（3）中國的現行政治經濟體制面臨更大的壓力

「黨的領導+市場經濟」這種模式，在過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憑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即勞動要素便宜，開發區土地便宜，環保要求不嚴等等。至於政治要素，即制度成本，例如產權保護、法治水平、税費負擔等方面，中國一直高於美國。現在，隨着中國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的提升，產業的升級，相對美國而言，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的優勢基本消失，政治-經濟體制問題已經成為拖後腿的主要因素。

這種政治-經濟體制的特點是：官太強，民太弱，國企壟斷了太多，而且政策隨時可能變化，中國的民營企業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一直有不安全感。在偏離了鄧小平路線之後，不安全感加劇，資本外逃或不投資的現象很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是國內政治經濟權利分配問題，也是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成功，不僅可以緩解國際政治困境，也可以提高國際經濟市場領域裏競爭力。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對中國民眾有利，對官方的長期穩定也有利。

（4）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了新壓力。

美國對公平貿易的要求，主要針對國企的壟斷和特權。民營企業和中國消費者對國企壟斷和特權同樣不滿。在這個意義上，承受壓力最大的是國企、以及要把國企做大做強的政府。而對於很多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可能面臨一邊受損、一邊受益的前景。受損可能是因為關税增加，受益是因為政府被迫降低税費，推出對民企的優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經濟。

在貿易戰中，中國政府面臨更大的壓力重返鄧小平路線。甚至，比鄧小平更進一步，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讓民眾和國外資本恢復信心。

果然如此的話，中國的民企和消費者，中國民眾，很可能成為貿易戰的最大受益者。

對於很多民營企業來說，他們可能面臨一邊受損、一邊受益的前景。受損可能是因為關税增加，受益是因為政府被迫降低税費，推出對民企的優惠政策，提高自由度，提振經濟。攝：林振東/端傳媒

（5）美國副總統彭斯說，美國希望中國的自由將擴展到各個領域，不僅是經濟，更是政治上，尊重私人財產、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權，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著名政策也變得空洞。

希望落空，是因為美國的期望偏高偏急。直到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挺好，政治體制不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不強，不緊迫。外圍有許多經濟緩衝帶。

什麼時候緊迫呢？應該在經濟緩衝帶消失之後。人權、個人自由，以及保障這些自由的政治體制，必須要有很多人一起追求，而且這些人還必須很重要。現在，以民營企業家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這批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要。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增添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意義。

資本和知識這兩樣東西，與土地上的農民不一樣。農民的資產難以轉移、難以隱藏，規避強制命令體制的能力很弱。而資本和知識容易轉移，壓力一大就會消失不見。和他們打交道，只能通過契約交易，不能強制。這是中國發生的基礎性變化。因此，強制命令體制，必須走向協商契約體制。

在資本和知識分子的追求下，在鄧小平的政策無法得到穩定保障條件下，在經濟和外交都出了問題的條件下，政治體制改革才成為中國國內不得不認真考慮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說，這個問題，剛剛出現在國內改革日程表上，尚不是當務之急。

（6）總之，這些新增的國際國內壓力，將推動中國的改革，調整意識形態，逼出更多的法治、更多的產權保護，逼出降税降費/降低政府規模/降低對經濟的行政干預程度，更加尊重WTO規則體系，合作面增加，對抗面減少。

換句話說，彭斯所描述的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過去似乎偏於樂觀，現在似乎偏於悲觀。其實，中美衝突的基礎並沒有那麼深厚。

彭斯所描述的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過去似乎偏於樂觀，現在似乎偏於悲觀。其實，中美衝突的基礎並沒有那麼深厚。

六，重回改革升勢的可能性

如何結束第二次回調，回到擴大自由的改革開放趨勢？ 歷史經驗展示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是最高權力主動調整。**我認為，重回鄧小平路線是雙贏的，而雙贏是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所以我預測第二次回調即將結束。

當然也有人說，人的決策未必理性。還有人說，專制政體容易扭曲信息，報喜不報憂，這種體制就不那麼理性。所以，我只能推測一個大概率事件，不理性的概率越高，我的推測越不可靠。但我知道，我們這代人，無論如何保守，內心也具有毛鄧兩重性，這種意識形態的兩重性，決定了回到鄧是有感性基礎的，不必完全依靠理性。

第二是體制調整的可能性，例如前邊提到的七千人大會和十一屆三中全會。蘇共歷史上也有這類先例。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調整方式，也就是繞開權勢的方式。**任何權勢都不可能佔據全部時空，在這個時空之外，我們可以看到潛規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週期性的平反改正，等等。

如果遲遲不能重拾升勢，常見的歷史規律是，偏離利益均衡點的張力越大，未來的升勢越猛。

（吳思，媒體人，歷史學家，著有《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隱蔽的秩序》等作品。本文是作者2018年10月25日在耶魯法學院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的演講稿，有補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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