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关于经济…
这么多年来,关于经济数据,我反反复复的说过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单独粉饰某一个数据毫无意义,只会凸显数据的虚伪性。而系统性数据造假?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提供经济数据的部门,海关财政部央行工信部人社部自然资源部,林 …
涉嫌违纪违法,不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仍然称为同志,说明目前发现的问题相对来说不算大。
这类表述之前也有过,比如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更轻一档的表述,是涉嫌严重违纪(党纪严于国法,违纪不一定违法、违法肯定违纪),比如原国务委员杨晶。
刘的最后结果:决定给予刘士余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杨的最后结果:决定给予杨晶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按程序办理。
肖的最终结果如何,就得看深入调查后的问题究竟有多大,以及调查期间的表现了。
有些朋友质疑被查时都会称为 “同志”,并非如此,参考截图吧。
答复大家的几个疑问:
一、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是什么?
违纪: 一般指违反六大纪律,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违法: 结合语境,一般指违反《监察法》。
违纪不一定违法,违法一定违纪。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二、肖被查释放什么信号?
释放反腐败工作永远在路上、越往后越严的信号,反映中央巩固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成果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一点侥幸心理都不要抱。不得罪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14 亿中国人。
之前讲过,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坚决查处;阳奉阴违的 “两面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坚决查处。
三、接受调查后在通报里仍称为同志,是否意味着没有触犯刑法?
不一定。高级别官员接受调查且公开通报的,基本是已经锁死了部分证据,基于现有证据,认为可以教育挽救的,通报会称为同志,进一步调查中如果发现其他不掌握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仍然可能走司法程序。但通报称为某某同志又走司法程序的,极少,尤其是在近年来越来越严谨的基础上更是少见,因为态度端正是可以教育挽救的前提,所以一般会主动交代,故而一手证据基本已经很全面。当然,记忆中有一例特例。
四、大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应该有这几点: 一是行为本身: 是不是损公肥私、贪赃枉法,把岗位作为自己的提款机,即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二是行为后果: 是否触犯刑法,蹲不蹲的问题;三是行为处理: 是否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制裁。
据说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所以才会走上这么重要的岗位。“能吏” 腐败问题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之前的刘志军、仇和就是例子,既是 “能吏” 又能保持纯洁的,少之又少,既是 “能吏” 又不忘为民初心的,往往会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戴,就目前来看,如山西的耿彦波。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加粗部分要考,不对的请小管家批评指正,且高抬贵手。以下为原答。
——————————————————
个人见解:
第一,涉嫌违纪违法,涉嫌是法理意义上的通用表述,一般通报出来的,可以无视涉嫌两个字,因为前提肯定已经是证据充分了。
第二,不是严重违纪违法,说明问题是有,但是还没有严重到触犯刑法的程度。这种级别的官员违纪违法,且通报出来,一般会被留党察看、降职处理。党纪处理后,才会有降职等政纪处分。
第三,通报表述为某某同志,说明没有严重到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有教育挽救的机会。
第四,廉洁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履职方面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
具体参考: 吴爱英、刘士余、李立国。
工信部可不是什么小部
国务院里能比工信部强的应该不不超过一只手
看他的履历,以前在中铝干过,但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中铝的事情要查,18 大就应该拿下了,能干到现在显然不是当总经理时候的事情
个人猜测估计是滴滴事件的连锁反应,当时大伙都忙着吃瓜,没有发现调查滴滴的牵头单位是国安,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工信部牵头,国安打辅助,结果滴滴事件反过来了,这位估计是在滴滴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不好的作用
不过这位在中铝还是有过一些成绩,前几年顶着贸易战搞供给侧改革有算是有成绩,应该可以少判几年
暂时还是同志,还有挽救和戴罪立功的机会。
中南大学为杰出校友颁的奖是不是 “大老虎奖”?
建议以后名校表彰校友尽量选过世盖棺定论的或者已经垂垂老矣命不久矣的,否则这种情况真的很尴尬。特别是有的校友是从政高官的时候……
以下摘自百度:
秦光荣,男,汉族,1950 年 12 月生,湖南永州人,1972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 年 8 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工学硕士(在中南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曾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书记。 2021 年 1 月 19 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秦光荣受贿案,对被告人秦光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秦光荣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2022 年 7 月,肖亚庆涉嫌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执掌工信部刚刚两年的肖亚庆在任上落马。
7 月 2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63 岁的肖亚庆也成为国家部委中今年首个落马的部长。他曾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国务院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2020 年 7 月底任工信部党组书记、8 月任部长。
官方通报仍称同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他被查的简短通报中,仍然称其为肖亚庆同志。此外,他 “涉嫌违纪违法”,而非 “严重违纪违法”。
如此通报措辞,之前也有过先例。2019 年 5 月,官方通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同年 10 月,刘士余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那么有关肖亚庆的通报措辞意味着什么?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般在审查调查期间,对被调查人都会称同志。
他认为,通报称 “同志”“违纪违法”,表明肖亚庆的问题在处理上应该不会按照第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可能会按照第三种形态处理。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显示,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 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按此条例,彭新林所说的第三种形态,指的是 “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第四种形态,则指的是 “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未入选二十大代表名单
7 月 28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7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293 名。在媒体公布的二十大代表名单中,未见肖亚庆的名字。他曾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
另外,作为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近日缺席了多场重要活动。
他最近在工信部官网 “露面” 是月初。7 月 6 日,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主持会议。
工信部官网 7 月 7 日发布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在讲课时提到,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党员干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扛起发展制造业的历史责任,并要求部系统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更早前 6 月 30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人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资料显示,肖亚庆,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早年在中南矿冶学院学习,毕业后到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从工程师起步走到省部级高位。
他早年工作经历主要集中在国企,曾任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西南铝加工厂厂长,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等职。2009 年 2 月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年后,2016 年 1 月肖亚庆转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2019 年 5 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一年两个月后,2020 年 7 月底他被调往工信部任职,至如今落马。
“我觉得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
肖亚庆的仕途中,几个节点值得关注。2004 年执掌中铝总部后,他主导了一系列中铝并购,任内中铝于 2008 年进入世界 500 强。
一位曾在中铝总部供职的人士曾对媒体表示,肖亚庆 “注重细节、情商很高、谨慎低调”。肖在会见客人时,经常对会议室灯光、空调甚至是打什么领带这样的细节都会想到并过问。
对此,肖亚庆自己也不讳言,曾说,“我觉得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出的问题全是细节,这些例子太多了,现在说细节决定成败,眼前的事都管不好,这么大公司能管好吗?”
2016 年肖亚庆履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从曾经的国企经营者变成了国资监管者。这期间,他力推多项改革举措,包括主导多起央企重组及去产能攻坚战。
不过,有关国资领域腐败问题也引发关注。2021 年 5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国资除蠹》介绍,近年来有 11 个省级国资委主任被查落马。文中提到,一些国资监管者却将其职权当成疯狂敛财的 “资本”,由国有资产“守门员” 堕落为国资蛀虫。
2019 年 5 月,肖亚庆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总局的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此外还负责组织查处重大违法案件,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等。
2020 年 5 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肖亚庆当时说,要全力配合中央巡视组完成好巡视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巡视有关规定和工作纪律,自觉接受政治监督,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全面客观反映情况。
在巡视组进驻两个月后,2020 年 7 月底,肖亚庆调任工信部。同年 8 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反馈说,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压力传导不够到位,下属单位和协会学会管理不够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存在;中央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推进不够有力。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作者:佟西中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人民网评:德云社真得好好自我检视了。
这可是名人啊——
外号股市题材发动机,内幕消息没少透露给庄家!
感觉不是工信部,是国资委的事情,这几年国有资产流失可以追溯很多人。
A、人民网评称:德云社以德打头,更需守住道德底线,告诫公司的艺人涵养功德、遵守法律。
德云社在管教艺人上是否存在失职行为?平时是否缺乏应有的教育?
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德云社旗下不时地出现问题艺人。
问题出在哪里?
徒弟出事,有自身的原因,不能把板子都打向师父,也不能责任都推向公司。
可是德云社完全撇清关系也说不过去。艺人每每做出出格的事,德云社不该反思?
是表面上表个态还是内部彻底反省,是有区别的。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德云社在培养艺人、郭德纲在收徒时应该也有过类似强调,但是效
果如何需要探究?时不时出现问题艺人绝不正常。
德云社真得好好自我检视了。
B、人民网友称:公务员以公打头,更应该公而忘私,告诫公务人员一心为民,遵守法纪。
高飞之鸟,易死于食; 深潭之鱼,易死于饵。
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 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200;
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高 1 倍;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 6 倍。
——法学教授陈忠林。
公务员是犯罪率最高的职业,但人们心存侥幸,都抢着做。
犯罪后处罚较轻,一人冒险,三代富裕。所承担的后果和受益不成正比。
社会监督只是说说而以,老百姓根本说不上话,且信息也不透明。
中国经济特色:叫做政治经济学。
政治是啥?就是分配。就是公权力可能会参与灰色和黑色经济。
中国商业的悲哀在于:
当少数人坚守商业底线,多数人无底线时,就造就了社会大面积 " 劣币驱逐良币 “。
官场亦复如是:一大帮精神美国人占居了高位。40 年来,裸官知多少?
" 金本位 " 至上描述、衡量、评价一切社会现象!
C、工信部长落马说明:在座的就有腐败分子!
工信部部长掌握了多少资源,和大量的官员及企业平时有来往,既有工作层面的来往,也有私下里
的交情。今年已有 25 名中管干部被查,就很能说明问题。
说明反腐败任重道远,存量还未清零,增量还在发生。
曾经在座的领导,揪出了 25 个腐败分子,这说明反腐败任务艰巨。
那么,现在在坐的领导还有没有腐败分子在装模作样呢?肯定有!
因为存量还未清零。将来还有没有腐败分子混进党内装模作样呢?也会有,因为增量还在发生。
人民网:德云社该好好自我检视了。
众网友:人民网该好好自我检视了。
随便百度了一下: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郑德刚因受贿被公诉。
人民日报海南分社采编中心主任丁汀受贿罪,行贿罪,判有期徒刑十三年。
人民日报该好好自我检视了!还有在座的更应该自我检视!
实在看不下去某些高赞答案那些 “国家安全”、“信息安全” 等阴谋论了,完全都是脑补的…..
新闻出来,和一位监委工作的朋友聊天,两个用词细节,体现很多东西,供参考。
一是通稿中仍称呼 “同志”。在官员落马公告中,极大多数情况都直接称呼其名,而不会加上同志一词。此次却为 “工信部长 xxx 同志”,属实少见,而正部级官员落马公告是字字斟酌,不可能是打错了,背后是有深层意思的。
二是违纪违法前没有加 “严重”。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部级官员基本上都是严重违纪违法,这位没有严重一词,而是 “涉嫌违纪违法”,而正部级官员落马公告是字字斟酌,不可能是打错了。
此种表述并非 18big 之后的头一次,前几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党组副书记刘某落马时也是没加严重,并称同志。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刘被降为二级调研员。
背后体现的是此人的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害还到不了之前大老虎的程度。
附带一嘴,还有更轻的说法,叫严重违反党纪,去掉了违法,偶尔也会有公告用,这种比这个更轻,一般不会坐牢。
所以,什么 “出卖国家机密”、“危害国家信息安全” 等阴谋论可以休矣。
同志两个字在过去的革命年代,是需要历经血与火的锤炼才有资格叫的,延续到现在,叫同志,在国内政治圈相当于还是自己人,还有救的余地,大概率最后调闲职,或者降级退休,重拿轻放的结局。
这么一个大老虎级别的人物,放出这样的新闻,目的有点警告某一群体的味道。
工信部直管的部门,行业都在这个范围內。
比如滴滴和联想们。
在处理你的时候叫你同志,说明是人民内部矛盾。
死不了。不过对他这种人,这已经是最大的惩罚。
话说回来,这个资历没当副总理,说明一直有人对他的行为很有看法。
这个级别还能上热榜让你讨论说明问题不严重
到工信部才两年,估计 2020 年前在铝业公司任上犯事的可能性比较大。部长虽然权很大,没有 “二传手”,想搞事麻烦也很多,不如 “总经理”,特别是 00 年代缺少监管的 “总经理”。
注意两处细节:有同志,无严重。但愿这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不要太大。
我们单位正在撤他的来调研照片
正儿八经的身职要位,国资委主任、市监总局局长,工信部长…
仅就这个随便写写自己看到的怪现象,过去 10 多年目睹的怪现象。
所有国家做产业政策的时候几乎都是 top-down 的形式,钱 + 人聚集各种资源砸下来,之后一群关系户和乌合之众纷纷进去分食资源搞各种名目听起来高大上的项目辅之各种媒体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可经常是过几年发现遍地窟窿,能用的没几个几乎都是遍地鸡毛。
但是实际上产业发展过程大多是 bottom-up 的模式,像是一棵倒立的树。先有从枝叶的纷繁复杂的需求综合出来逐级的产品需求,再上升到核心需求再上升到产业。一个产业的形成需要大量的中小微的企业和用户形成人数最众多的参与群体,之后资源汇集集中到上游中大型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逐渐迭代产品,这里面无论是哪个需求方和供给方都需要紧跟市场需求操作的而且产业人才也要从这个市场中逐渐培养和适配。
而大产业政策搞出来的企业几乎都不管市场,盯着老美的产业直接抄,随意践踏自己最终用户的实际需求,而搞出来的东西最终用户都不愿意采用而就算被强制采购的国企事业单位也不愿意维护反馈。以国产芯片和系统为例,从其宣传中几乎从来看不到为最终用户和中间客户做的什么之类,问就是国产,问就是自主。产品的文档和培训都做得几乎空白,不知道这种产品是给谁做的你让最终用户怎么正常使用,最终往往是热度下降就凉了又是一地鸡毛。
肖亚庆同志在西南铝当老总时的情况还是有印象的,最大特点是敢干事、敢负责。
到市场总局时没有直接接触,听说脾气更大了。
至于到了工信部,有怎样的变化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对这些公职人员的心路历程很感兴趣,从基层到高层,从做事到管人,人会有怎样变化?有哪些是不变的?为什么会这么变化?
以某公为例,在市里时,励精图治,三更半夜,说开会就开会,已经有点强人所难了,到省里的时候,心理开始变态,做事的套路让人匪夷所思,再进一个层次,用的人,走的路,说的话,干的事,简直罄竹难书。
莫非象有些人所说的,权力真的会扭曲人性?扭曲到一定程度,真的会颠倒黑白,玩弄是非?做到极致真的会把人不当人,也把自己不当人?
如果真是这样,被授予权力的应该警醒了,别被权力迷失了自我。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一切都还来得及。
公告上是涉嫌违纪违法,一些媒体唯恐不乱,直接把自己通稿和发文改成严重违纪违法。要是这位同志自己看到,估计会气冒烟…
这不应该吧…
肖总 2008 年在中国铝业当一把手,力主了一项对外并购,收购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当时全球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之一,另外两家是巴西 Vale 和澳洲 BHP)的股份,收购完成后中铝会成为力拓第一大股东,意义非常重大。虽然最终失败,但肖还是很有魄力、能力的一位领导。
就因为这个项目,肖被调至 GWY 任职。结果过了十多年,再次看到他的信息,居然是这个…
—————————
绝大部分时候,出现优质项目资源并购的时间窗口期非常短,可以说一瞬即逝,就如同战场,不可能等你什么都准备好了之后再去打仗,对手也不会给你这种机会。
能不能捕捉到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不怕承担风险,对决策人的眼光、魄力、执行力要求很高。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狂跌,力拓此前的产能扩张计划刚好没有踩准时间点,2006-2008 年之间上了高财务杠杆,金融危机一来导致财务压力巨大,不得不对外寻求融资,但铁矿石价格 2008 年底触底之后就开始快速反弹,一口气马上就缓过来了。
至于中铝当初对力拓并购的低违约金比率,更多的是表达出一种合作的诚意,中国企业去盎撒国家收购这种核心资产,不表达出十足的诚意,人家很可能不搭理你。
既然还叫同志,那可能目前还认为可以再抢救抢救?
这?你们同志之间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不好说话。吃瓜,让子弹在飞一会儿吧。
工信部部长是个什么职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感谢评论区大佬督促。我修正一下说法。
我说的就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一共有多少个部门呢?
目前一共 26 个。总结起来就是 21 个部,3 个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审计署。具体就是: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
那工信部负责什么?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为: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
所以你看看这样一个人有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所以补充一下国务院吧。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是最重要的行政主体,依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国务院行政机构根据职能分为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设立办公厅,由秘书长领导。秘书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都是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依法分别履行国务院基本的行政管理职能,具有规章制定权。国务院组成部门(26 个)我上面已经说过,就不重复了。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只有 1 个,就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正部级单位,代表国家履行对国有企业的出资职责。
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国务院的某项专门业务,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直属机构包括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包括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事机构协助总理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气象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立法授权的行政主体。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主管特定业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烟草专卖局,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国家移民管理局,由公安部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自然资源部管理;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文物局,由文化和旅游部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不是部委的内设机构,属于国务院的组织机构。
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承担跨国务院行政机构的重要业务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比如说,咱们的疫情防控工作,卫健委一个部门肯定是搞不定的,还需要其他部门,包括应急管理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办事机构在职能分解的基础上设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立司、处两级内设机构,也可只设立处级内设机构。
——————
近些年,人民的日子好起来了。可能对某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在乎了。之前有滴滴,再有上海的疫情,再有前段时间的毒教材。这些都是什么领域出了问题?
大家不是傻子,很多问题只能看,不能说。国务院下这么重要的机构的关键人现在遇到事儿了。那么后面会如何。只能等官方公布结果。(
大基金的很多猫腻是该查查了
以国之名 行私之实
养肥了多少恶劣的投机者
之前那帮扎堆搞芯片皮包公司的
查下这几年有多少打着芯片产业落地结果烂尾的项目 该查查了
武汉弘芯 山东泉芯 河北昂扬 南京德科 成都格芯 山西坤同 贵州华芯 淮安德淮
通报和前证监会刘同志很像,但又略有区别。
肖同志是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刘同志是涉嫌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相同点:都还是同志,都只是违纪违法而非严重违纪违法。
不同点:1. 刘同志是主动投案 2. 刘同志是配合审查调查,肖同志是接受审查调查。
所以肖同志的处理一定是严过刘同志。
刘同志的处理结果是,察看两年,降为一调。
肖同志大概是什么呢?
再拿河南省人大原副书记、副主任王同志来对比。
王同志当时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_投案_自首,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最后开除籍,降为副处非领导职务。
所以,结论:
肖同志的处理结果,大概是在刘同志和王同志之间,可能二三四调;察看或开除都可能。
为什么还是同志?
国资委主任、市监总局局长,工信部部长,
是个搞政府事务的能手,
但是不是搞思政的高手。
这个说还算是同志事情不大
那个把他履职经历细细描画
感觉各位斗争经验都很丰富
一问职级是二十四级副主任
堂堂一个部长,竟然违法乱纪,首先必然是个不要脸的两面人,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抹黑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他的违法乱纪究竟是从哪个岗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究竟乱了哪些法,违了哪些纪,涉及到哪些人,必须彻查,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会影响咱 5G 不?
这种问题都可以讨论,真的是言论自由
感觉像拔出” 滴滴 “带出泥,滴滴事件后面可能还有大瓜落地。
发公告,主要是为了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这个人被调查了,今后涉及到他的事情另有其他人员负责,同时也向民众公开;
后缀仍保留同志,说明他仍是党员,没有被清除出党,他所做的事情还没有达到损害到党的严重地步;
违纪违法这个措辞有讲究,违纪在先,证明先是违反了纪律,然后触才犯了法律,逐渐腐化;
公告字数很少,证明案件正在调查之中,还没完结,其他内容还无法奉告;
这个公告能够上热搜,说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的性质对于民众来讲并不敏感;
以上仅是推测,一切以调查结果为准。
我对他因为什么原因被查一点兴趣都没有
单纯为他被查而高兴
这两年国内 Linux 替代化开了个头就没有下文,Linux QQ 两年没更新,跟他没关系?
中美关系恶劣到这个份上了,还跟 M$ 勾勾搭搭。人今年把俄罗斯 IP 的下载都封掉了。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下,各种寻章摘句、揣摩上意,我就想笑。
人不能,至少不应该,把宝贵的生命,放在这上边。
·
如果你要对办公室这些海精专们皓首穷经,10 纳米雕花工艺的 A4 纸权威性祛魅,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看看这些文件,在他们无法控制的地域,出过多少丑。
看看外国人,会不会拿着放大镜,去研究你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
工信部的主要职责,包括了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互联网行业管理、安全审查也是他们负责的。
中国重点大学里工信部直属高校共 7 所,工信部共建高校的就有 5 所
如此重要的单位一把手都有被渗透嫌疑(目前未出通报,所以是嫌疑)现在大家知道为何国内互联网会有如此多的带节奏、空瓶风向吧,后面是有 “保护伞” 的。
我国的对外宣发也一直异常摆烂,其后原因大家也请拭目以待
整治需要一步步来,对方的棋要一口口吃,国家都知道,我们总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为这次国家的整治力度点赞!
要仔细看这则新闻
第一,称呼:肖亚庆同志
第二,是违纪违法,并不是严重违纪违法
证明,目前为止掌握的情况看,此人有点问题,但是问题不严重
那么接下来就是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之前干的缺德事儿最好全都抖出来,别挤牙膏
希望在劳改所里,好好反思,重新做人
这一声 “同志” 叫的如此亲切与温柔,充满了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做体制内的同志,真好!
同志?
好几年之前,这种隔着玻璃让你听的玩意就充斥全网络了,没有细节,没有后续,问急了,给你编造一个结尾,除了几个含糊不清的形容词和动词,你会席以为常吗?
小区物业老说,看我今天抓住了一个小偷 (穿着物业衣服的),明天又说抓了一个十恶不赦者 (还是穿着衣服),你想知道到底怎么了… 一句滚!
所以,你来告诉我,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有必要添加一个回复:
________________
你坚持问,我这么说,这位肖亚庆是不是人,一句话就说接受审查,哪怕他十恶不赦,他在未经审判之前都是无罪的,到底怎么审查的,他个人的权利如何受到法律保护?
他想请律师,很朴素的道理,一般人懂多少法?而且想对着媒体记者给我们大家说点什么,我们也想问他一些情况 (这就是我说的纳税人想知道的细节)
我们的电视直播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这正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体现法治,保护个人权利的普遍做法)
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个落马的官员想叫哪位律师辩护,并且庭审对公众公开审判了的?法治不能只是系统对个人吧?那是古代的 “法制” 才干的事情。真干出这种没皮脸的事,以后的人会笑话我们的!
我再问一遍,我们的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声音为什么普遍性缺失了?律师本来是我们每个人在需要法律保护时的指引人!
滴滴
https://www.zhihu.com/answer/1990720875
滴?
花帅枝繁叶茂~万年长青啊~
执掌工信部刚两年,肖亚庆被调查。
这是现职的正部级干部被查,还是比较少见的,其次在通报中说的是涉嫌违纪违法,没有 “严重”,用的是肖亚庆同志,还没开除党籍。
肖亚庆被查充分说明了反腐无禁区,而且以后越来越严,但也说明了可能他问题不是太大,就看最后公布的查实情况了。
一个冷知识:这张经典动图中,右侧红衣姐姐当时的提问对象正是肖,当时时任国资委主任。
————————————————————
一句话的问题要说个两百字
还能叫同志,说明问题不大
不要联想!!!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出生于北京,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据悉,肖亚庆曾任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09 年年初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6 年年初出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2019 年 5 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被评价为拥有国企 “实战经验”、懂企业。
2020 年,肖亚庆被任命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自 2008 年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以来,共有李毅中、苗圩两人先后出任部长一职。肖亚庆是工信部第三任 “掌门人”。
肖亚庆还是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在工信部官网上,肖亚庆最后一次现身是 7 月 7 日发布的一则消息,透露肖亚庆近日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党课。
值得注意的是,肖亚庆被查之后今年已有 25 名中管干部被查。
此前 24 人分别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宏武,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铭晖,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宝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希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计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国华,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云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黄毅,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辽宁省副省长郝春荣,青海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杰翔,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孙远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如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相,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
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04.05 兼)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这个大概率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偏远帮派旗下
国家部委一把手,实权正部,相当于省委书记!总算逮住一条大鱼了,给中纪委点赞!!!!!!
工信部的人怎么管理网络舆论的?
最近这些屁民怎么老在网络上谈论正事儿,网络热点怎么这么多?把管网络的领导拿出来敲打敲打!
到这个级别了,不会查出太大问题的
没说严重,还称同志,最重要的是还能让你我在知乎上讨论,感觉问题不大(目前)
但牵扯的事、人可能不少(丁文武、路军)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04.05 兼)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2020.08—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2022 年 7 月 28 日,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货履历跟我以前写的一篇回答的人生旅程一模一样。如何看待现在的国企混改? - 知乎 (zhihu.com)
国企内的腐败程度是政府难以想象的,前有深圳宾利姐,后有南昌周吉力。然后政企不分还把国企领导一个劲的往政府里调。你在染缸里找白莲花呢。100% 腐败。在国企顶多搞破产一个公司,在政府直接搞垮一个国家。
有些人天天吹嘘国企压仓石,没了国企就跟乌克兰一样寡头遍地。压不压仓石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国企就跟明末的官军一样。养兵千日,养成奴隶兵了,肥了军阀们。用兵一时,打几个流窜到南京的倭寇还行,真打大顺和后金就萎了。然而这些人还因为官军擒获了几个假倭表示生活的很安全。
7 月 29 日,根据 IC TIME 的信息,原工信部电子司司长、紫光集团前总裁刁石京被调查,目前处于与外界失联状态。
同时还有紫光前董事长赵伟国,芯片大基金总裁丁文武。
对了,肖上台那一年,恰好就是全国各地大造芯运动的开始,你们应该记得那次运动的结局是什么。
有人说事情不严重?我可以跟你们说,这是 2010 年以来最严重的事情之一。
前几天滴滴被开了天价罚单。
打老虎拍苍蝇,前后搞了多少年了,但是,就是遏制不住贪腐。
前赴后继,趋之若鹜。
难道不应该反思反思?
人管人,依然是管不住人。
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有力?监督是否全方位?
滴滴?
一些相关信息:
工信部职责: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
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04.05 兼)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我觉得比较魔幻的一点是
有些媒体似乎觉得这是好事……?
你工信部部长都被查了,为什么还那么骄傲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被查】 https://b23.tv/IsaDg8M
还有同志。
同志是党内称呼,称为同志也就是犯的错误不至于开除党籍,也不会撤销公职。
以年龄推测,估计是党内警告,而不是处分,不会做降职处理,不再担任党组书记,但还是党组成员和党员。
无论是继续担任部长还是退居二线,向同级别单位职务调动,退休时候都是部级待遇。
很可能是: 同志们,不好意思,还得干两年;好消息是,下一任部长还没定,大家都有机会。
新闻里专门提到了支持 5G 转 6G,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6G 根本就推广不开,大概是项目失败或者产生了亏空,需要有人负领导责任吧。
之所以会有人 “狂欢”,是因为有人负领导责任的情况下,项目参与人员需要负的责任相对就会少很多。
从工信部部长开始,大项目找到了负责领导,以后类似小中大项目,都能找到主要、重要负责人了。
责任递减,只是参与项目的话,责任相对会少很多——这种部级项目实际上相当于国家主导项目,下面预计涉及成千上万人,很多人都不会失业了。
当下来看,这可能是一个信号,涉金融项目,很可能会减轻处罚。
我在其他文章里提到过,赖小民的案件判死刑比较过分了,钱与命不能画等号——个人贪占和投资失败产生的亏空也必须分清楚,不能逮着谁就全压上去。
信息公布之前,应该已经完成了取证,所以公布被监察审查的信息也会被重视。
工业和信息行业涉及范围广泛,希望早点将相关情况说明。
微博上的 “芯片研发没进展,高层极为愤怒” 就是笑话,高层让两院把工信部查一查吗?这高层必须是“人民的名义”,网民跟演电视剧一样。
大基金贪腐窝案?
疾控中心主任能全身而退我是万万没想到。
天涯无净土,耗子尾汁
别的贪官我不知道
这个俺知道呀!!!
俺之前还在烟草的时候
每个月都要整理学习材料
上头经常让我们学习他的讲话
所以啊,拜托上头
别老整天让我们学习这个学习那个
先查查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吧……
在烟草学的都是贪官的讲话
清廉的人学贪官的讲话
就让人觉得很讽刺
你知道吧……
我觉得
如何做人
尤其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他得向我学习!!!
退休和离休有什么区别?
退休后你家门口就没人来往了。
离休你家门口仍然热闹。
退休就是指你不干活撂挑子了,以后你就离开了爱你的群众,你怎么对得起他们?所以群众都鄙视你。
离休指你只是离开去休息一下,鬼知道你是不是会回来喊一嗓子?群众依然希望得到你的教诲。
同志这个词能乱用吗?
你得病了,但仍然是同志,说明组织上还没有准备放弃你,觉得你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会派出得力的医生拯救你。当然一般属于病危,活过来的概率小,医护人员会和家属交代清楚,叫他们准备好后事。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不能违反原则。一切从简,大事变小,小事化了,简单的事情就是么得事情,同志的情谊永远长存。
走好,同志!
按时间顺序:赵伟国~ 路军~ 肖亚庆
又加了一个,丁文武
都涉嫌违纪违法了,还是同志?
有事,无大事。
有事是因为:已经被拿下,而且披露了涉嫌违纪违法。再结合近年来,IT 行业发展分迅速,但是乱象百出,频繁发生的有关巨头公司危及国家安全事宜,这些公司罚款了事…… 肯定有问题。
无大事是因为:通告中依然称为同志,而且说的是涉嫌违纪违法,这个披露还是很轻的。
最终结果可能就是供出更多的鱼,更大的鱼,行政降级之后开始退休生活。
正儿八经的工信部部长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
被这样通报基本是犯了大错,鄙人和一些副部吃过饭,都是正儿八经的根正苗红,手里资源一大把。
很多人对工信部是不是没啥概念?
这里每一个都关系到国之根本,工信部内部确实臃肿,西单附近的大楼加上万寿路地铁旁边的大楼都容不下那些人,害。
犯了一般的事,基本上都能疏通过去,只有动了根本的事儿才惠被通报出来,所以这位大佬基本也就到头了。
最深刻的话还是收铝
不过现在的话应该是互联网治理问题,APP 广告问题,他曾经是说过的
【工信部:APP 广告应明显设置关闭按钮 - 哔哩哔哩】
互联网广告没关掉,感觉他要关进去了,毕竟你登报违法,可不是什么好事
还是得看后续,毕竟纪委在查嘛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吧
第一个算玩梗吧,反差惊叹
补充资料,大家都可以查到,知乎也有
还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依然是补充和支持
补充
玩了一个简讯梗,和一个顺便的梗
第一个支持,第二个觉得少见,第三个关心自己的事,要是玩了一个,难道只有我关心我这个吗? 的梗
跟上面说的一样
这个还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消息是真的的话,查出来的确有问题,他就不是我们的同志,这个算老的话术了,模板了,上网搜的话有类似
第二个还是一样
不用多说了
一样
时间排序梗,接下来都是差不多的
这里只有一个没错,只有一个
【弹窗广告关不掉?工信部:遇到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可以打 12321 举报 - 哔哩哔哩】
就是这个视频
现在不好多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国务院的二号,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而且 2020 年刚上任,也是签了字的,如果说之前是消除前任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回想起来
联邦一般兵说过的一句话,让他号冲掉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更衣室大作战吧,那么,到底是谁胜谁负?
明年见分晓,当然啊,我不知道大家也不晓得,那就继续看咯,反正明年见分晓吗!
同志,有个地方行贿 50 万美元可判 50 年。
纯个人理解:
官场不是打打杀杀,官场是人情事故。
根据我对中国媒体的理解,媒体和中央联动,先放声进行敲打,真要找麻烦,就跟中国的所有大楼都能找到消防隐患一样。
太过高层,咱老百姓啥也不知道,所谓利益争夺也没半毛钱关系,这部门那部门多了去了,有啥值得关注的。
听见这个消息时我以为是公信部……
没事的,最多停职。
然后等风头过了,继续混。
值得关注的信息就是,工信部果然不一样,都违纪违法了,还是以同志称。
加什么同志?!都 tm 犯事了还同志?!怎么想得?想怎样?
一是,工信部要跟大基金徐文武接受调查联系起来看
二是,工信部是真正的核心部门。
举个例子,有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为了让航母完工,工厂需要什么?” 马卡洛夫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 个相关专业、8000 家配套厂家,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他。” 马卡洛夫继续说,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
而瓦良格到了我们这之后,16 号重生需要的只是工信部 + 国资委。
感觉时间有点巧啊,多久没出这么大的事了,恐怕不是独立事件,应该关注后续的消息。
我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冶金行业就没好人。
官网还没反应过来
这是可以聊的么? 大家还是来聊聊美帝国主义砸脚的事吧
哎,在腐败环境下,要做到不敢贪腐极难,只能做到少贪一点。
工信部也是够乱的,下属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一个局级单位有足足 5000 多人,而编办一共只给 900 + 个事业编制,其余岗位都是自己招聘的编外人员和劳动派遣等,招聘存在 “萝卜岗” 等问题?有大量的靠关系安排进去的闲人,每天什么都不干让事业编干,自己还不少领钱。敢于超编 400+%,相关规定允许吗?建议查清楚关系网,给大家一个交代。
据央视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据工信部网站,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主持工业和信息化部全面工作。
编辑 | 段炼 杜波校对 | 程鹏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工信部网站
王子犯法,真的能和庶民同罪吗?
其实各大官员贪污腐败你知道、人民知道、监管部门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只是没有细查,如果认真去查,有多少违纪违法不敢想象………….
工信部部长不过是运气不好暴露罢了,那些很低调、很自觉的贪官们,是精明的,不敢显山露水………..
所以,我们就看到如今偶尔冒出一个什么部长什么的被抓………..
毕竟改革开放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和金钱接触太近了,抵挡不住诱惑是人之本性,是个人大都会忍不住滴……..
这个通报感觉是在说: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线索招募中
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点骨气,查一查上海和河南的一把手。
说明媒体吃饱了撑了没事做
问题相当不大性质相当不恶劣
唧唧歪歪的当成大老虎来炒
我看媒体自由放肆得很
这个不是我等凡人能揣测的瓜
2020 年 7 月 31 日,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肖亚庆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对他的评价是 “注重细节、情商很高、谨慎低调”
肖亚庆执掌中铝后,中铝进入世界 500 强
更是在之后担任了 7 年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是最接近决策层核心并且能够熟悉宏观全局的职位
然后担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最后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从他的履历上看的出这绝非等闲之辈,能力出众,目光前瞻
在如此顺风顺水的仕途上
不可能犯原则性的错误,用自己大好前程做赌注
而且上任后一直着力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 “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
而且官网的信息仍然还没有更改
就此做出推测,可能是推行的某一政策,思想层面偏激与其他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遭受质疑导致调查。(此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无任何不良引导)
说心里话,每当看到高官被查,心里都挺惋惜的。
我百度了一下他的简历:
此人 1959 年 9 月出生,今年 9 月就是 63 周岁。
1982 年中南矿冶(中南大学)毕业,刚恢复高考的大学生;
1982 年毕业后到 2009 年 2 月一直在国企干;
然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市场监督总局、
2020 年 07 月到工信部书记,正部级一般应该是干到 65 岁左右退休。
他还有 3 年不到就退休,不知道是在现任出的问题,还是之前。
总之,挺可惜的!
7 月 28 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据媒体报道,肖亚庆年近 63 岁,执掌工信部刚刚两年,其官方报道的活动停留在本月初。此次被查,使他成为 2022 年下半年的 “首虎”,也是今年被查的首个来自国家部委的 “一把手”。
肖亚庆。资料图
肖亚庆简历
肖亚庆,男,汉族,河北新乐人,1959 年 9 月生,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04.05 兼)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 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涉嫌,这个修饰词可以不要,发出来了就肯定有事,大事还是小事的区别
没有说 “严重违纪违法”,那就是目前查出来的不是什么大事
还叫 “同志”,也佐证了上一条,目前查出来的问题不大
贪多少是小问题。主要关心是否泄露国家机密和其头上还有谁?
字越少,事越大。
部长,一把手,这已经多少年没有了?
7 月 7 日,工信部官网报道,近日,肖亚庆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7 月 6 日,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肖亚庆主持会议。
···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
还是同志,还有余地。
还是同志。
应该问题不大!
估计是:国有资产流失之类的。
为啥还叫这厮 “同志”?跟谁同志?
这履历,会有多少人上天台。
某些人,可别 “有同志,没严重” 了,诸位看准了这是位什么级别的同志,看看 2009 年以后的那段履历,仔细品品,再看看“有同志,没严重”,还像是对错误严重程度的描述吗?
深挖吧,这类人都膨胀的不像样子了
指望这类人为人民服务,先笑一个
给人民不当爹都算好了。人民有这样的父母官,也算是倒了血霉了
带走吧不用给面子。顺便再深挖一下
权力的一次任性,毁的是普通人的一辈子
别再说什么忏悔的话了,发家都听腻了,只是被发现了而已。
要是没被发现估计还嚣张的很
老爷在人间
1. 背后定有大事——字数越少,事越大。
2. 大事或能化 “小”——无 “严重”,有 “同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首说明还是有觉悟的。现在还不知道违法违纪危害和后果,现在还不好下结论。走到部级不容易,都是有一定战绩的,这翻被查不知背后牵扯多少关联人员,目前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还是很大的,卓有成效,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让贪腐分子无路可走。
肖亚庆此番官宣被查,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却有两个不同寻常之处:
其一是中纪委使用了 “肖亚庆同志” 的措辞,与以往大多数官员被查时直呼其名不同;
其二是通报中称其 “涉嫌违纪违法”,与以往大多数官员被查时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又不同。肖亚庆是今年截至目前唯一一个 “涉嫌违纪违法” 的中管干部。
曾带领中铝进入世界 500 强
公开简历显示,肖亚庆是十九届中央委员,1959 年 9 月生于北京,河北新乐人。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他曾在铝业系统工作,担任过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职务。肖亚庆在中铝时期的工作表现无疑最为抢眼,他执掌中铝时期,中铝于 2008 年进入世界 500 强。一位曾在中铝总部供职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曾经的中铝掌门人肖亚庆,“注重细节、情商很高、谨慎低调。” 据该人士透露,肖在会见客人时,经常对会议室灯光、空调甚至是打什么领带这样的细节都会想到并过问。
2009 年 2 月,肖亚庆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7 年间,他配合主要分管工业、电信、能源、交通等重要经济领域的副总理开展工作。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5 月,肖亚庆担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7 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等。
2020 年 7 月 31 日,肖亚庆接棒苗圩,成为工信部新一任党组书记,8 月履新工信部部长。
六次走上 “部长通道”
在国资委任职期间,肖亚庆连续 4 年于全国两会期间走上 “部长通道”,直面热点问题。2021 年、2022 年全国两会又以工信部部长身份回答记者提问。
2022 年 3 月 8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今年全国两会第二场 “部长通道” 再次开启。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我国 5G 基站今年力争超 200 万座。在发展 5G 的同时,考虑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演进方向、演进的技术路线,为下一代通讯技术 6G 的发展提前谋划、提前做好部署。
在工信部网站上,在 7 月,有关肖亚庆的新闻报道一共有两条。
7 月 6 日,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主持会议。
7 月 7 日,工信部官网报道,近日,肖亚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第一方阵’,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主题,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有媒体还注意到,昨天,中央和国家机关选举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名单公布,肖亚庆不在其中。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北京青年报、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工信部网站
最近貌似出台了一个文件,大意是多喊喊违纪违法的人同志,有利于唤醒其对党的忠诚,唤醒其理想。
就挺扯的……
应该肯定不是周公子捅出来的
能捅到正部级
那周公子的朋友圈确实低调了(dogo)
上一个被查的原司法部部长
同意是十九届中央委员
对比一下说辞
而且较之前者,依旧称呼为同志
所以有的答主猜测什么的通敌卖国之类的死罪基本不太可能了
最多可能就是 “放任”“没管好”
大的路线是对的,屁股是正的
所以大概率三年以内,甚至不用蹲
一个到现在依旧是违禁词
一个事情刚出就能上热榜
点名某部,负责组织人事的,请跟郭德纲一起反思
中南大学材料学院恐成最大输家
继陕西省委书记赵之后
又一个优秀校友要翻车
再加上前边的金立手机完犊子
可以说政商界的优秀校友几乎一网打尽,还剩一个梁稳根独苗
咱就是有个疑问,有没有就是那种 不违纪违法的?
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2022 年 7 月,肖亚庆涉嫌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党委委员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_(2004.05 兼)_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2020.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我只关注到这个词:同志。
他们也好意思称自己为同志?
他们和我们还有相同的志向吗?
把底层当牛马。
歌颂苦难,放任资本。
他们算什么同志?
同志这个词,含义是很清楚的。
详细查了一下。
普通人还是少关心这些,看人民的名义就懂了,压根不存在没问题的
且不说查出来那么多,陈岩石没问题吗?侯亮平钟小艾没问题吗?李达康没问题吗?易学习没问题吗?赵东来没问题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些都和普通人没关系
之前写了个名人录,难得有个学材料的政要,一夸就凉了。。。
肖亚庆同志
还是同志呢
查查去年这个时候,那些狗子给他歌功颂德的,再看看现在狗子的朋友圈,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2022 年 7 月,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填空题:
( )>( )
还是 “同志”,说明问题不大吧
不,为什么这个问题存在才更值得关注吧
这篇小短评本来昨晚就已经发了的,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新浪微博给限制了,公众号也给我封了,所以今天发在这里。
昨天这位落选代表,如果看过我之前在朋友圈中的几期对于人事变动的文章,应该能了解到他这个如此重要的岗位没有入选代表,基本就是凉了。
当时我在和几位聊得来的朋友也说过:两百多个人中要下台一个了,昨天上午我也点明了这位,下午就官宣了。
他这个岗位在庭院组成部门中排名第六,这还是在受历史影响的情况下,除了三大财神爷,他这岗位应该是拥有最多资源和资金的重要组成部门。
矿产、通信、互联网、半导体、甚至疫苗,这些超级热门的行业都是在这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除了我上次介绍的原有部分信息管理职能被划归文宣之外,这个部门仍是权力极大的部门。
关于这个人,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而是通过他去看那座泰山,比如他那位经商的弟弟,这里我谈不了太多,大家自行去了解。
而他曾执掌中铝业,在其任职期间收购了滇铜业,还入股了必拓,之后上调庭院当副秘书长,先后保障时任分管工业的几位副总。
在其离职之后,中铝开展反腐行动,多名中铝管理层落马,而在最近几天里成立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就是来自中铝。
假如他没有像昨天这样的话,大概率是要去接现任老王的位置,但是昨天幸好被撸了,因为几乎在每一任上都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而且都还是实权部门。
目前已经官宣了,不过根据通报内容,措辞不是很严重,估计是和之前的刘某某一样,这位的事迹更加是口无遮拦。
最后他是怎么被查的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丁文武近日被有关部门调在昨晚被有关部门调查中看出来,他与昨天那位曾共事,也曾是大炼芯片实施人之一,以及审批等等事件,这里不好叙述。
相信不久,有人走马上任,人选也出来了。
不过,靴子还没有落地,我在七月十四日晚上的时候就说了,这人与那只靴子来说也是不可比的,有人总喜欢拿这二者来做比较,其实他们之间除了一个违反组织纪律与触犯法律这两个以为,其余没有可比性。
但靴子,终将会迎来落地。
新闻要看合订本 :
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发布消息称,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疑卷入上市芯片公司内幕交易,被调查;
2022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路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公开资料显示,路军自 2014 年华芯投资成立起就出任董事、经理,参与了芯片大基金的大量投资运作。
2022 年 7 月 25 日,据财新网报道称,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被有关部门从北京带走调查,目前仍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
2022 年 7 月 28 日下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发布消息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2022 年 7 月 28 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总裁丁文武近日被有关部门调查,目前仍处于与外界失联的状态!
还称 “同志”,说明不涉及犯罪,不需要移送司法,也不会被开除党籍;
涉嫌 “违纪违法”,不是 “严重违纪违法”,说明问题不大,主要违反的是党纪和《公务员法》等,最终也会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和《政务处分法》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
党纪处分种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政务处分种类: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大家猜猜,肖亚庆同志最后会被给予什么样的处分啊?
多大事,没看人还是同志么
丫都被查了还称呼为同志呢……
泻药。。。。
《同志哥,请喝一杯茶》(江西民歌)
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井岗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香啊。前人开路后人走啊,
前人栽茶后人尝啊,革命种子发新芽,年年生来处处长
井岗茶香飘四海啊,棵棵茶树向太阳,向太阳罗
喝了红色故乡的茶
同志哥,革命意志坚如钢啊,啊…… 革命意志你坚如钢!
真的有武松吗?
违法还叫同志?
被隔离起来三天就全撂了
肖同志啊肖同志,
行程码是能说取消就取消的吗?
你党性呢!??!!!
你大局观呢!!???!!
主要看他推动的工作跟几大互联网巨头有没有关联。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这对诸多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造成打击。
很多互联网公司享受了人口的红利(实质的杠杆),却牺牲了用户的个人数据拥有权,甚至有一些涉及国家机密,这是不可以容忍的。
互联网的这一业务模式的整顿是必要的,但是许多互联网企业以 “破坏市场秩序” 为由,拒不整改。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转型监督工作中,工信部是否有很好地完成中央委派的任务,是需要关注的。
我估计,是没有做好这项工作,才会导致平台被罚,民声鼎沸,震动巨大,影响不好。
昨天,大家的目光都放在了一个人身上。
但是我们先说他手下的一个人。国家芯片大基金现任掌舵人丁文武被调查。
丁文武,2014 年出任国家芯片大基金总裁,曾任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
而他的领导,就是工信部部长肖亚庆。
这份通报里,肖仍称 “同志”,无“严重” 字样。但芯片系统的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大基金” 的总裁、副总裁,都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大家知道 “大基金” 是芯片投资的国家队。“大基金”分为两层架构,是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委托华芯投资为唯一管理人,承担基金投资业务的。
而大基金是在 2014 年,由国开金融、中国烟草等公司联合发起的。
当时国开金融派了自己的党委委员、副总裁路军,去华芯投资任总裁。
有意思的是,去年 9 月,路军主动辞职,这就很不正常。上周,路军就被查了。
但路军不是被查的 “原点”,路军是被人带出来的。
谁呢?
可能是华芯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路军的班子成员。去年 11 月,高松涛涉嫌严重违法,被查。
这个是个窝案,而且还有很多瓜可以挖。
第一个瓜,比如三天前,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被带走调查,大基金的另一个股东就是紫光通信,是紫光集团子公司。
而大基金向紫光展锐又投了 22.5 亿,将其估值抬拉到了 630 亿。
第二个瓜,是国开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玉,在本月被免职,官网撤下其新闻,尚无后续报道。
周清玉和芯片投资有没有关系,不好说,也可能和粮食系统被查有关系,也可能和年初他的同事、国开行副行长何兴祥被查有关系。但周清玉也是华芯投资总裁路军的领导,因为国开行是国开金融的母公司。
所以这根线就串起来了:
国家芯片大基金总裁、原工信部电子司司长 丁文武
工信部部长 肖亚庆
华芯投资原总裁 国开金融副总裁 路军
华芯投资原副总裁 高松涛
紫光集团原董事长 赵伟国
国开行原党委委员 副行长 周清玉
具体什么瓜,你可以顺着高松涛和赵伟国去挖,这里就不展开了。
讲这个故事,只是我看全网还没有人扒清楚这个芯片贪腐的脉络,于是就随手给大家一扒。
如果后面看到有些半导体公司的高管被查,也不要惊讶了。
不长期影响股价的,领导是领导,公司是公司,不影响半导体生产。
不过以前沾上 “大基金” 概念的半导体股票,沾沾自喜,现在怕是人人自危。
这两年金融反腐进入深水区,这段时期金融 + 粮食系统,金融 + 芯片系统抓得多,后面还会有瓜的。
肖振刚原型。
我改个 8 元套餐中国移动都不给改,投诉了 3 次才给我改了………
以目前已经落马的人数,按照一个官员平均任职 20 年计算,有人算过吗,中国官员的全程清廉比率是多少?
我的直觉是,我国这些年来,应该是反腐最彻底的国家,官员清廉的比例全球稳居第一
这可是正了八经要职…. 但是看描述感觉像严重但不那么严重或者有贡献其他高价值。所以措辞不那么强烈
叫同志说明未开除党籍,问题不会太严重
通报表述为某某同志,说明还不至于到人民的对立面。
什么叫区别对待?
普通人就是嫌疑犯,
领导就是同志,
同志是什么,还是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呵呵
腐败分子查一个少一个总归是好的!希望拿出当年毛主席杀刘青山的霸气!扫除这些腐败祸国的反动派!
可惜了,以前的公司老板
中铝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错误在哪里犯的?
在肖亚庆被查的通报中,仍对其以 “同志” 相称,同时称其 “涉嫌违纪违法”,而非大多数“老虎” 通报中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执纪审查期间为什么对审查对象以同志相称?这一问题中纪委网站曾专门发文回应:首先,党内互称同志,是党中央对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政治规矩。在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仍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因此应当以同志相称。其次,审查期间互称同志是纪检机关转变执纪方式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执纪审查本质上是党内审查,通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被审查人深刻反省、认识错误、交代问题,也是对被审查人进行党性教育的过程。从审查一开始互称同志,要求被审查人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有利于唤醒被审查人的党员意识,重拾初心、重建对党组织的忠诚。
用了同志,这就保底了。
看了周吉力,再想想自己普通人的生活,心里十分不平衡,特权腐败不平等,瞬间焦虑起来了
看了二舅,立马治好了多年的精神内耗
看到大官员涉嫌违纪违法落马,心情顿感愉悦
……
持续关注
没啥可关注的,现在的官员,无论什么级别,要是严格按照党章和公务员法管理,估计 9 成都或大或小有问题,所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你问我? 我啊,完全不慌,
只远观过,没近身过
7 月 18 日国家芯片大基金管理公司原总裁路军接受调查
7 月 26 日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被调查
今天下午部长被调查
今天晚上还有个消息: 国家芯片大基金管理公司总裁丁文武被调查
应该是联系在一起了。
还叫他同志,说明应该不会开除党籍。
80/100w 的无线充电,被迫改称 50w 极速版,不知道有没有他的功劳
市场监管总局算是在他手里创立的吧,他是第一任局长。
总局开会,不称 “同志”,称 “同仁”,我第一次接触就感觉这味儿真是够够的。
哦?
哦。
值得关注的是他得罪了谁。
其余的没啥值得关注的。
这是能谈的嘛?
还是同志,问题不大。。
注意看措辞:涉嫌违纪违法,没有 “严重”,说明不是很严重。
称谓中带 “同志”,其他违纪违法都是直呼其名
之前刘士余 “主动投案”,当时公告也是 “同志”,“涉嫌违纪违法”,没有严重
刘士余降为一级调研员,肖这次能否侥幸 “过关”?
少贪点儿,别太过分,就还是好同志嘛。建议后来同志参考这位同志的涉案金额及其他相关问题,卡着线,别越界。
耗子窝里抓耗子—越抓越多
5G 推广不开有其巨大原因,对国家战略造成了重大损失。
可以联想下了。
本来是搞技术出身,曾经有一本铝深加工主编就是肖总,肖总 2016 年开始任中铝董事长,起于哈尔滨东轻,继而直下西南,西南铝业力挽狂澜。再后来去中铝中部,然后就做官了,做了很大的官员。前任是大佬郭董事长,有几年中铝很红,出了好几个很大的官员。郭声琨、肖亚庆、熊维平等等。
自从工信部的互联网信息管理功能移到网信办,就一直在互联网这块缺席,这次莫不是和网信办发生了冲突?
其他的部长有没有查一下?大家想象一下他们的地下室里有多少现金?
共产党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同志
公安部部长 工信部部长
改革深水区呐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第一次认真看此类公告,“同志”二字仍然在,说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还在 “同志” 之列,属于内部矛盾、内部处理,违法可以依法办理。
肖亚庆同志,可惜了。
![](data:image/svg+xml;utf8,)
肖亚庆,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1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data:image/svg+xml;utf8,)
又是 “坠楼”,又是 “割腕”。
干部们的心理素质亟待提高啊。
补个图,这下杰出校友了。
怎么进去的 “杰出校友” 这么多?
中国移动乱扣话费,我的投诉至今无人解决,全拜该部门领导的英明领导。
具体什么问题也不说,我们想关注也没啥好关注的啊,不会是因为受贿吧。。?
第一,仍称 “同志”。
第二,涉嫌违纪违法,而不是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上一个同样表述的是刘士余,结局是撤职、留党察看二年、降为一级调研员。
见怪不怪了,能给我找出来一个不违法乱纪的干部算我输
字越少,字就会越少
这个问题竟然在热搜上挂着?
看来事不大。
被查的肯定是廉洁或者权力私用之类问题
问题是,矛头指向他,单纯只是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
不可说,不敢说
反正贪官污吏天天查天天有,有的是,有的不单纯是
千万别是因为跟滴滴有关联才被调查。是的话,我们的地图等敏感数据可就真的完了……
都被查了,还同志?谁特么跟你同志。
经济观察就去老实观察经济去
没活了可以咬打火机
非同凡响
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说,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因为本身就是官方自曝家丑,而我们说句话无法了解内情,也就说不出来什么话。所以请大家理性评论,不要主观臆测。
肖同志你好。
果然蛇鼠一窝。
从通报来看,初步已经定性,该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属于可以挽救的自己人,认识错误并改正以后,还是个好同志嘛,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噻
小时候在路上,我爸还给我指过这就是肖厂长。
没想到
贸易战让上面知道工业已经被搞成了空架子,被拿放大镜看了,成了背锅侠
有什么值得关注?
历史告诉我们,党员可以抵一条命。
快别查了,查的话没几个白的。
查了又不处罚,不判罪不坐牢。停职带薪休假几个月换个位置继续上任,有啥意思
还是同志。
要是喂肥了一个,被查了,那虎视眈眈的十几个没吃过的恶鬼上来咋办?
不过只是违纪违法,不是严重违纪违法,说明初步问题不是很严重,而且还称同志,就看后续调查,如果问题不大,可能处理的结果是降级,不会移交司法机构,不构成刑事案件。
这种级别的政府官员通报被查,而且只有中央纪检委才有资格去调查,说明中央纪检委已经做了前期调查,调查时间有可能已经很久了,而且对取得的证据进行了多方核实,然后报请中央后才会抓人通报。
这会正是处理房地产烂摊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部烂帐只能国家全盘收回重组 都已经是明牌了
眼看崩盘在即拖越久越复杂 损失越大 估计现在主持这事的是他一把手时候的人 有些人想换自己人上去方便利益输送转移
说真的我有个问题。
我感觉现在三天两头就有个违法违纪的,推送老能看到,甭管是哪个省或者是哪个部了… 就为什么都这么多年了还查不清呢?
肯定不是违反了劳动法,否则处罚也不会这么重。
还是 “同志”,没事儿
顶尖养老待遇还是有的
盲猜滴滴之类
既然还称同志那就是治病救人 惩前毖后
难道他儿子也发了朋友圈?
还是他老婆举报他养小九?
如果广电的领导还这么搞下去,也有这么一天吧。
除了赞美,啥都不能说的时代,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关我屁事
还叫同志 说明问题不严重,官越大越危险,现在真不是以前了,没那么容易打擦边球,辜负了国家的培养
工信部的投诉电话是相当好使,其他的就不做评价了。能带同志,而且没严重二字,大概率是渎职问题。
有没有一位肖公子?
自古
刑不上大夫
既然大家都在吹牛逼我也整两句,敲山震虎。
还称呼它为同志?
贪了降职就行了?
工信部已经是最良心的部门了,这么多年提速降费,治理三大运营商服服帖帖,携号转网,治理捆绑套餐,霸王条款。
现在好歹是人民的工信部,换个领导不替人民说话了怎么办?
所以还是让他继续贪吧
估计立即就会有人蹦出来说早就看出来肖亚庆不是好东西了。然后从网上搜刮出来一些肖亚庆以往的讲话,新闻;再搜刮出来一些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然后搞出来什么重磅,内幕之类的玩意。
中铝收购力拓。
炸出来多少体制内的人,看来这人不一般。
接受组织调查属于具有违法违纪现象与线索,组织上进行初查初核,根据违纪违法的事实分别处理,如果只是违纪违规了则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程序处理;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了须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如果党或政府监察部门在公开渠道发表这样措词的公告或决定,就表明组织已经发现了重要证据线索,是确定无疑的违法违纪事实,具体的处罚力度,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突破。
收 3 万元以上礼物就算受贿,
会不会和滴滴有关系
说个笑话。据说从村级干部开始往上算,通通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就有漏网之鱼。哈哈哈哈哈……
贪污了也不敢消费,跑去国外消费。怎么拉动内循环
组织部识人、荐人、用人的时候要多下点功夫,花点心思去处理了。
希望每次打苍蝇打老虎的时候公告内容不要只写什么调查、双开
希望写清楚该违纪违法份子做过什么坏事以及对他以往导致的过错的纠正和补救措施
比如受某企业贿赂,那就应该查明后公布贿赂金额,写明贿赂的影响并且给出补救措施,如对实施贿赂的企业或者个人有何种处罚等
别查了 别查了 都是很好的同志
这正护网呢,就开始调查啦?想想还是王部长跑得快。
司法部部长,工信部部长,交通运输厅,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的心里只有感恩。
都违法了就别同志同志的了,已经没有志了,咱们怎么跟他同啊
我早就说了他有问题
这是比拼内功,略输半招。
出事前都是好官
跟俺们可不是同志
先查查华为 5g 这个鸡肋,只涨价不提速!
工信部刚发言支持发展游戏产业
叫同志的问题不大。应该还会继续留在领导岗位。
这不是我这种屁民能关注的了的
我还挺关心学科评估的
比如浙大学子都心心念念考研都冲的杭电
计算机能不能上 A
违纪违法了也还是同志嘛~ 我党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会变
他犯什么法了?
大概率是因为给某些互联网大企业开绿灯,按照这两年的情况不是阿里就是滴滴呗,不过根据通告估计最后就是个渎职的罪名
很多单位为啥不取消了呢
我觉得要关注几个事情
1. 他的违纪违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不可能是生来就这个职位,是之前就不干净还是现在这个职位才不干净。
2. 他现在还被称为同志,这个有些人就会误读,会认为还称为同志可能就不是大事情,可能就是通报一下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个或许有待商榷。
3. 审查和调查是有明显界定的,我的查到的解释如下:
定义不同。审查是指,司法机关为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确定立案标准的行为。调查是指,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
执行机关不同。审查的执行机关是司法机关;调查的执行机关是相关部门;
执行条件不同。审查是司法机关对犯罪案件进行取证和调查。而调查是相关部门对存在的违法主体、事实和处罚条件进行认定。
这么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事情不小吧,尤其是贪腐违纪,一毛钱都不该是小事情。
4. 工信部的人犯事了,我更关心我们现在忽然贵了这么多的流量费是不是他搞出来的!去年以前我每个月 128 元的流量可以三个手机用,总是剩很多流量叠加到下一个月。去年开始,我的流量费就没低于 300 块,还只是一个手机用,如果他们是主管部门,确实该好好搞一搞了。
5. 天天搞这个搞那个,啥时候把我去点餐要绑定我的手机号和内存授权这个事给取消了,我觉得比抓几个人更重要,尤其是买点东西就要我授权手机内存,真是 R 他,马的。
6. 把屏蔽字这个限制改一改,让正常的行文变成正常的。老百姓也需要写正常的文字,现在各种代替字,各种禁忌字,连正常的想死你了都要打引号了,这工信部是不是搞得太宽了。
再没有章法的限制下去,怕是以后下一代真的会写出狗屁不通的东西来了。
7. 我管他抓谁,审查谁,我就关心啥时候降流量费,不用授权通讯录和内存。
我就想做一条自由的鱼
部委一把手,很牛逼
能关注什么?高官内幕普通人哪知道
这还不得到贬到人间为凡人
这真是很大的一只老虎了。这些年算下来,他也排得上号
那么高级别的官员,怎么就不想着为人民服务呢,那么多人都因为你们的种种操作,都不生孩子,不买房,都躺平了。。。
同步,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受审,太多信息。关注完了呢
这两天密集开会,也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刑不上大夫嘛
有啥值得关注?
有哪位部长级 “同志” 确保不涉嫌违纪违法才是值得关注的
怎么还叫同志?
字越少,信息量越大!
原来知乎也有不知道的事?全靠瞎猜?
提名一个教育局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神仙打架
这是大老虎
众所周知,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党员有纪律去约束。
没有啥值得关注的。
我已经看麻了。
现在这个档口,谁被抓,会让人特别惊奇吗?你会惊奇吗?你怎么能感到惊奇呢?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的判词也会与大多数被查的官员差不多,机会可以套用的。
看着就好,还会有的,而且不少。
没啥值得关注的,值得关注的人下去都搜不到,还没有他的问题连接~
过一段时间他的名字不在抖音会也搜不到吧,这个时候都懂得~
到了朝廷一品大员那个级别。钱已经没用了。他有最尊崇的社会地位,最好的医疗养老服务,最令人羡慕的事业,家人获得最好的教育机会。吃穿住用行,组织上全给解决。
你说他要钱干嘛?要钱还不如要进步。但他家人可能不这么想。另外到了那个层面,没有单打独斗的。
目前谁被调查我都不惊讶。
我只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来源
违纪违法还是同志吗?我跟他们不是同志,我是守法公民。
能让人讨论,说明问题不大
还可以,北京人胆小,问题不是很大,不过于鲁明也北京的,胆大哈哈。
有啥好关注的?全国所有部门从上到下查一遍,监狱够不够用的?
看不懂,等一个董哥来说说
看都不看,睡大觉。
会开完了,说话才算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以讨论问题不大
哈哈,他是一个部长,如果挨个部长、省长查一遍,会有什么结果?
在职正部级… 全国十五亿人,同等待遇的不过 400 人上下,同等权力的不过 300 人上下。
这问题居然能热搜一?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
甭查了,查到最后能怎么着呢,直接罚酒吧
我就问你贪污能不能枪毙,
不能,
那你就别怪十个上来九个贪,
有权就有钱,
尤其是和平年代。
工信部太肥了
四处是油水
难免会脚滑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还 “同志”?
改变不了贪腐本质
有 “同志” 没有“严重”, 总结,小事
同志,谁的
人还长个青春痘,火疖子呢,何况咱这么大的国家。先是身体自检,清除。实在不行用手挤出来,用药做手术。健康了才能好干活,才能活的久。愿祖国繁荣富强,万寿无疆。
自罚一杯
这问题都能随便讨论了嘛
知乎吃枣药丸 doge
典中典 “从未…… 从未……” 呢?
这个是出来吸引周某人事件火力的吗?
正部级
哪个大侠翻墙出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
问题不大
现抓后查,有一个算一个,没几个冤枉的。
正部级。
家风不正
又钓走一条大鱼!
加入合订本
干部哪个不违法,擦。
莫非是和某滴事件有关
消息太突然,还是来个无奖竞猜吧,主要跟哪个有关:
1. 滴滴
2. 联想
3. 阿里巴巴
4. 字节跳动
5. 特斯拉
6. 腾讯
有其他选项的,欢迎各位评论区补充!
叫你摘星
这是月薪三千的人值得关心的?
三峡大坝是精通水利的胡批的。
大基建和大高铁是熟读地图的温带的。
你让一个完全了解怎样冶金的人去管理 IT?
业务不熟,心中没秤。不出事才怪哩。
有同志,没严重,感觉大概率是履职不利和有金钱方面的问题。
版号的春天要来了?
治标不治本,春风吹又生。
姓肖?肖大将的后人吗??
下面这个图还有人记得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不知道这次是什么原因。
等通报吧。
关注微信公众号:小火柴聊聊
全网最大匿名聊天平台
随机匹配异性,同城交友
这里的女孩子都是老司机
男孩子聊天请系好安全带
一个角度可能比较主观: 早 TM 知道工信部有腐败,看现在互联网企业把国家搞成啥样了。利润全在这些私有企业垄断平台,分配问题被其严重加剧了。。但另一个角度就是,现在网上舆论太自由,国家有些既得利益者扛不住了,所以有人要搞他呢?毕竟正好他当工信部部长这两年,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暴露向普通大众。。一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像加班猝死的 22 岁少女这样家庭很多很多。希望更多人加入到懂政治懂经济懂社会主义的舆论监督中,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监督,打破信息差,打破私有企业垄断,最终废除私有制。推动社会真正进步。
看来各方斗法很激烈啊
以前的老领导。
看着人不错的,希望没有什么大问题。
看看履历,提得非常快!
神仙打架?
……
中南大学好不容易出了个身居要职的杰出校友,可惜了。
关注信息之一:是不是对某些 App 审查失职,甚至纵容?比如某些 App 严重违规违纪,却没有被及时制止……
比如:某些 App,诱骗广大群众,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找人助力,弄的大家浪费时间、破坏友谊;培养大众占小便宜、薅羊毛的心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不正当竞争、劣币驱逐良币行为的泛滥。
更加恶劣的,是这类 App 破坏中华民族文化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底线。证据如:“*** 现金已到账”。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意思,“已到账” 是已经到你账户上了的真金白银,然而这个 App 的 “已到账”,竟然并不到账,还需要你找好多人下载并使用这个 App 来助力,但结果也未必真能到账。
一个很常用的 “已” 字,被这个 app 玩的这么不易。难道“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其中的“已”,也被你玩的这么艰难吗?
显而易见,这是侮辱人民群众最基础的汉语言词汇智力,歪曲最常用的基础语言常识。这种光天化日指鹿为马的行为,大行其道,管理部门是不是有直接责任?
这种行为如果继续横行无阻,对社会市场经济、对民族文化,乃至对人民的信仰有多大的破坏?纵观现在市面上的有多少套路营销肆虐,有多少夸大甚至仿冒的商品、让多少人中招?
国家大力提倡 “双循环”,提升内部消费,就必须上大家对市场有信任、有信心。鼓励创新的产品、诚信的企业,打击抄袭仿冒、夸大事实虚假宣传的行为。在良性竞争中才能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在务实诚信中才能促进民主文化自信。
为此,必须打击劣币,尤其不能放过互联网市场中那些有极端势力的、“黑恶势力” 的行为。不光是工信部门,市场监督部门也是名正言顺的监管者。
为净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净化中华民族文化,监管部门请用好手中的权力,发挥应该有的效力。
这个官可不小。。感觉比江西那一家子更值得关注。。
让全国 50 岁以上的厅局级官员排成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都不会有被冤枉的
毛主席留下的江山快被你们这些蛀虫霍霍完了
可能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吧
不是很同意最高赞回答的观点,中纪委网站曾经专门发文称,审查期间互称同志,是纪检机关转变执纪方式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促使被审查人深刻反省错误,交代问题。
给你一个体面的机会。
工信部的实权很大,位置也很重要。不只是电信移动联通,工业项目全都归它管。
肖这样的工信部一把手领导,他了解国家最顶尖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情况,甚至像航天计划、航母建造,他也是领导人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这么重要的位置出了事,在国际上影响都不太好,更需要妥善处置。所以,也会尽量让他体面一点。
对于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如果只是普通的经济问题、或者像一些人想象的一样事情不大,ZY 估计会保他。但很显然事情并不小,上面也被惹恼了。
只是最后的处理结果可能不会很重,毕竟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
国家芯片大基金总裁也被查了,同一天的事情,你们再品品。
工信部可以说是负责制造业发展趋势的关键掌舵者,制造业搞创新迫切需要突破,正是需要提劲儿的时候。
各行各业的产业政策也挺多的,有些资金项目也从支持头部转向普惠,但是现状仍然是中小企业挣扎生存,整体经济形势不好,还要靠政策稳住经济。
好多的企业自荐性质的头衔认定,选拔出来搞培育,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还得加强普惠助企惠企。
年轻人躺平了,不愿意进工厂了,高房价房贷把人心都捆绑套牢了,奋斗不是围绕着兴趣爱好热爱梦想去生活下去,而是一系列的生存发展需求,深层的问题在哪儿呢?
这么大的官,被查了还能在热搜第一位。大家能勇跃评论。问题一般不大 [旺柴]
所有的回答里,没有一个能说出肖庆亚历史上有过什么问题犯过什么错误的
一个个在那抠字眼…
害
今年这么多被拿下的人,只有他还被称为同志
来知乎收集罪状么。。。我提一条吧。中铝整合力合力拓的行为可能不再被支持。中国中铝董事长姚林调任中国矿产资源董事长负责整合矿产资源收购。中国可能不再支持入股海外主要矿产集团然后支持矿产资源涨价的行为。
2008 年,肖亚庆作为央企中铝的掌门人,在公开市场上花 140 亿美元收购了世界最大矿业公司之一力拓集团 9% 的股份,是当时中国企业海外最大一笔的投资。当时的肖亚庆同志,自然是很春风得意,不仅仅是成为全球财经头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惊天的巨型市场上快买股票的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必和必拓对力拓的收购,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护来说,显而易见。
2009 年,中铝再次投资 195 亿美元入股力拓集团,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中铝依旧没有放弃追求力拓,后来参与力拓 “152 亿美元配股融资” 方案,至 2009 年 7 月 1 日中铝出资近 15 亿美元,全数执行力拓新股认购权。最终,中铝总出资 155 亿美元持有力拓 14.02% 股份,为力拓最大单一股东。
之后随着 12-16 年的商品熊市,中铝的投资基本上一直处于水线以下,默默滴守候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铝亏大发了。好在这些年力拓分红一直比较慷慨,而且也一直不断的在回购股份回报股东。强周期行业向来此一时彼一时,终于轮回到了铁矿石来发威。
据力拓集团 2021 年财报,力拓集团 2021 年净利润达 210.9 亿美元,全年总派息 169 亿美元,粗略计算,2021 年中铝将获派股息 19 亿美元,约合 120 亿元。
图片中的 “Shining Prospect Ple. Ltd” 实际控制人即是中铝集团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持有力拓 1.83 亿股股票,约占 14.02% 的股份,目前力拓总市值 963 亿美元,折合 134 亿美元。再考虑到这些年的分红,中铝对力拓的世纪投资估计已然回本了,果然时间才是价值投资最好的朋友!
前段时间和中铝的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再次证实了中铝力拓分红的消息。这么多年,中铝算是国内 “走出去” 发展比较好的央企,包括和力拓一起合作开发世界级铁矿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受疫情影响,中铝这几年的业绩一直不是很理想,但多亏了当年中铝对力拓的投资,每年什么也不干,获得近百亿元的分红,能不香吗?
中国 204 位高官之一。
部长的话,级别能够在他之上的,不多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204 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_人物资料_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uoqing/2017-10/24/content_5432329.htm
———
———
(1)、2009 年年报归属净利润 - 46.19 亿元,同比下降 52513.90%,基本每股收益 -0.34 元
(2)、2008 年年报归属净利润 881.2 万元,同比下降 99.92%,基本每股收益 0.0007 元
(3)、2007 年年报归属净利润 107.5 亿元,同比下降 9.19%,基本每股收益 0.8406 元
———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2004.04-2009.02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04.05 兼)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会不会是搞 5G 大乐进的问题。
这种问题,就别指望在知乎能讨论出个所以然了,正经回答系统不删你算我输
新闻要联系起来看,这才是真相。
把这问题顶热榜第一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们能随意评价还是咋的?
涉嫌的问题应该很严重了吧,是需要好好调查调查了!
为中纪委的同志点赞,打掉一只 “小老虎”!
两年前某 app 被工信部点名批评,现在是咸鱼翻身,笑看对家落马?
中南出品,必属精品
追更: 今天新的任命出来了,金部长。验证了昨天的说法,新部长是国防科工系统出身的,对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更靠谱!
都说了还是咱们的同志了,别臆想了。不明白的,看看参考刘主席的先例。
大概率和近两年联想、阿里、滴滴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龙头平台企业乱象相关,监管不力引起上层愤怒!撤职调查一方面警示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积极作为,另一方面敲打告诫这些大企业背后的资本集团,收敛点,再不规矩连你一起收拾!
家门不幸,不过是对岸中南工大的。这句话,老铁院的人,自然懂什么意思。
健康码?
封神演义
据工信部官网消息,肖亚庆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 7 月 6 日出席了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该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肖亚庆主持会议。7 月 21 日,工信部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小企业发展形势及政策建议专家座谈会,已经是由副部长徐晓兰带队。
工信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协调维护信息安全,这还是在职的正职,事情小不了。
63 岁的肖亚庆也成为国家部委中今年首个落马的部长。他曾任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国务院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2020 年 7 月底任工信部党组书记、8 月任部长。官方通报仍称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他被查的简短通报中,仍然称其为肖亚庆同志。此外,他 “涉嫌违纪违法”,而非 “严重违纪违法”。如此通报措辞,之前也有过先例。2019 年 5 月,官方通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同年 10 月,刘士余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那么有关肖亚庆的通报措辞意味着什么?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般在审查调查期间,对被调查人都会称同志。他认为,通报称 “同志”“违纪违法”,表明肖亚庆的问题在处理上应该不会按照第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可能会按照第三种形态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显示,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 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按此条例,彭新林所说的第三种形态,指的是 “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第四种形态,则指的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未入选二十大代表名单 7 月 28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7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293 名。在媒体公布的二十大代表名单中,未见肖亚庆的名字。他曾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另外,作为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近日缺席了多场重要活动。他最近在工信部官网“露面” 是月初。7 月 6 日,第八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主持会议。工信部官网 7 月 7 日发布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为部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在讲课时提到,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党员干部,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扛起发展制造业的历史责任,并要求部系统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防线。更早前 6 月 30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人才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出席会议并讲话。资料显示,肖亚庆,1959 年 9 月生,河北新乐人,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早年在中南矿冶学院学习,毕业后到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从工程师起步走到省部级高位。他早年工作经历主要集中在国企,曾任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西南铝加工厂厂长,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等职。2009 年 2 月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年后,2016 年 1 月肖亚庆转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2019 年 5 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一年两个月后,2020 年 7 月底他被调往工信部任职,至如今落马。“我觉得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 肖亚庆的仕途中,几个节点值得关注。2004 年执掌中铝总部后,他主导了一系列中铝并购,任内中铝于 2008 年进入世界 500 强。一位曾在中铝总部供职的人士曾对媒体表示,肖亚庆 “注重细节、情商很高、谨慎低调”。肖在会见客人时,经常对会议室灯光、空调甚至是打什么领带这样的细节都会想到并过问。对此,肖亚庆自己也不讳言,曾说,“我觉得小事积累起来就是大事,出的问题全是细节,这些例子太多了,现在说细节决定成败,眼前的事都管不好,这么大公司能管好吗?”2016 年肖亚庆履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从曾经的国企经营者变成了国资监管者。这期间,他力推多项改革举措,包括主导多起央企重组及去产能攻坚战。不过,有关国资领域腐败问题也引发关注。2021 年 5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国资除蠹》介绍,近年来有 11 个省级国资委主任被查落马。文中提到,一些国资监管者却将其职权当成疯狂敛财的 “资本”,由国有资产“守门员” 堕落为国资蛀虫。2019 年 5 月,肖亚庆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总局的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此外还负责组织查处重大违法案件,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等。2020 年 5 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工作动员会召开。肖亚庆当时说,要全力配合中央巡视组完成好巡视这一重大政治任务,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巡视有关规定和工作纪律,自觉接受政治监督,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全面客观反映情况。在巡视组进驻两个月后,2020 年 7 月底,肖亚庆调任工信部。同年 8 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反馈说,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压力传导不够到位,下属单位和协会学会管理不够规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存在;中央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推进不够有力。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湖南某有色金属之乡城市市长可能会要换人了
老板的小弟。
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弟都这样了。
说明就算是跟对人,上对船了,也是天威难测。
心中要有敬畏之心,要不就被杀鸡儆猴。
还好老板念旧,没有赶尽杀绝。
去外媒看一下吧,其实就是站队问题。不要看他做了些什么,而是要看他跟着谁在做事
一个人是否称为 “同志” 与他是否被判刑是没有关系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同志” 是我们党内的一种相互称呼,毛泽东同志早在 1959 年就作过指示,要求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党的后任领导核心也一直倡导党内互称同志,并且身体力行。对此,党中央曾专门下发有关文件。党内互称同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党内生活准则。虽然后来,“同志” 一词被广泛用到了社会各界,但其实在正式场合,还是非常注意的。比如你看近年来的国共会晤,称国民党方面一律为某某某先生或某某某主席的。
**明白了 “同志” 一词的来历和其规范用法,你就知道,一个人能否称为“同志”,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党籍。**有的人判了刑,但并没有开除党籍,因此还可以称为 “同志” 的。但是,一般而言,当一个人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受到了开除党籍的组织处理和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理了,因而大多数是不能再称 “同志” 的。
顺便说一下 “同志” 这个词的来历
1、“同志” 一词不是什么日本的外来语,是源出古汉语。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 · 晋语四》中对 “同志” 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 · 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意思就是指 “志同道合的人”。
2、现代汉语中的 “同志” 一词广泛使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先生在 1918 年曾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但 “同志” 一词是否是孙中山先生所创,又或者从哪里引进的云云,确实闻所未闻。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使用的 “同志” 一词,仍然指的是 “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你听说过孙中山叫黄兴 “黄同志” 么?再顺便说一句,很多人以为” 同志 “是中山先生所创,并引用的所谓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证。其实,后经宋庆龄先生证实以及汪精卫本人亲口对亲随讲述,这篇《总理遗嘱》根本系汪精卫等人托名杜撰的,中山先生死前未留遗嘱。
3、现代汉语中的”同志 “一词被赋予政治属性,是源自中国共产党。1921 年,中国共产党“一大” 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 “同志” 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4、现代汉语中的” 同志 “一词用于人与人之间称呼,是源自俄语товарищ(音译应该是 打哇力西),当时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于是取其意,译为 “同志”,并像俄语一样开始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称呼;
5、毛泽东同志在 1959 年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 “同志”。1965 年 12 月 14 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 “同志”。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6、关于”同志 “是” 同性恋者“的含义,系网络上词语滥用的表现,并没有可以考究的语义出处和释义认定。在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过程中,曾对此词的这一含义进行过考证和论证,结论是对这一用法拒绝收录,并正式指出不支持这种用法,将其视为错误使用词语。因此,因为党内一律称” 同志 “就把党理解成别的意思,既是对汉语词语的不正确理解,也是对党内历史上很多规定不了解、不知道的原因。
说了无数次了,文化方面的裁判就问题,文化产品的屁股不歪就有鬼……
素,接着素…… 其实全砍了重建最好。
这么大的官,也违纪违法呀,上帝啊,我们可以信谁呢 @
国库资金不足,可以查贪官充盈国库。
我就说中国移动怎么这样恶心 收费还贵 原来工信部部长都坏了
习惯了 麻木了
工业
信息化
可能和芯片 领域的腐败有关
涉嫌违纪的肖亚庆同志,同志哦,违纪哦,不敢想
今年两会直播他接受采访发言了,感觉得水平太差,搜索了一下原来这样。工业和信息化这样的领导呵呵了
普及一个冷知识: 烟草系统也属于工信部管理。
只能说一针见血的回答都被删了,剩下的都是幼稚的回答。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严的主基调下,任何贪念和侥幸心理都不能有。所谓官财两道。六大纪律,究竟违反哪些,静候官宣,相信组织。
要是那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估摸着不会允许这么多讨论,要不然万一有人抖搂出别人点什么事那就不妙了。有一说一真是这级别搞出了大事还让这么讨论,那就真的稀奇了,感觉快十年了。
从古至今,贪腐就是官场的陋习,所以海瑞的清廉才值得赞扬,这种事情没有好关注的
这位是位能人,看到这消息很遗憾
工信部部长,这个级别太大了,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工信部一把手出了问题,可大可小。
大的话,有可能很大。
有毒!
这位被查,堪称地动山摇,a 股明天都要跌。肖入中央多年以来都在经济领域关键位置任职,国资委主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长,工信部部长。最好是小问题,如果是大问题,呵呵。
完全在我预料之中,17 年我去买雪佛兰科沃兹,上边贴着工信部油耗 5.8,结果五年了,一直 12.8。这个工信部一点不可信。哼!
这可是工信部啊 工业总把头啊 智能制造 制造强国明面第一操盘人啊。
3k 工资也配聊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具体说来就是那么一件事,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呢,关键就是,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已经是有了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这么看,怎么看呢,那就要强调方法,以一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去接受,去分析,所以要做到几点,这样问题才能清楚,那问题的关键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强调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具体的结果呢还没调查清楚,可以说现在这位党员同志还是一位栋梁之才,只不过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决心,坚决要做好每一个环节,所以先把这些展现出来,
至于一些其他莫须有的,也不要往加揣测,我们讲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切记不能捕风捉影,尤其是按照好逸恶劳的随主观意愿进行揣测,居心何在。
现在什么知乎啦,小破站啦,越来越勇了嘛,超勇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你们这么勇,明天是不是还想开军舰,这么小声还想开军舰,大点声听不清,听不清,听不清!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希望剩下的官员们不要除了贪得少之外,别无所长吧
专业化程度不高。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因多种原因,例如以行政职务(特别是除农村以外的其他基层单位)为主导的选用导向,可能导致以行政主要职务担任者兼任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 “头雁”,党务专业工作相对薄弱或者“偏科”。专业化程度不高还表现在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受欢迎” 程度不如行政主要负责人。有些基层单位,对行政负责人的选拔任用,不可谓不郑重其事,但对党组织负责人的选举任命则要轻视得多(主要是因为由行政负责人兼任,往往被认为天然 “足够” 资格),这可能影响和削弱基层党组织 “头雁” 的威信与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高层次人才缺乏是基层党组织 “头雁” 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又一表现。党建工作政策性强,按步就班相对容易,创造性开展工作则不简单,这也成为了基层党组织 “头雁” 党建工作较难 “拔尖” 的重要原因。
差异性较大。简单明了、高度概括的称呼 “基层党组织‘头雁’”,实则包含着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头雁” 成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明显差异,势必导致 “头雁” 成长轨迹不一。例如偏远山区农村基层党组织 “头雁” 职位吸引力不大,年龄偏大。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 “头雁” 稳定性不大,流动性大,专职不多,兼职多。两新组织基层党组织 “头雁” 较少,培养重视程度不高,作用发挥不强等。
考核评价不容易。针对基层党组织 “头雁” 的考核管理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考核制度不规范、不统一,考核办法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使在同一单位,因为党建工作业绩指标难以数值量化,考核指标设计难度大,评价标准欠缺,所以在对 “头雁” 进行考核时,也时有以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直接代替党建考核的现象,从而可能导致对 “头雁” 的考核评价有失公允与客观,不利于基层党组织 “头雁” 成长。
加强对 “头雁” 的组织培养
善于发现 “头雁”。党组织既要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又要 “举义不避贫贱、不避亲疏、不避远近”,还要有 “三顾频烦天下计”。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例如谈心谈话、培训教育、交流锻炼等方式,多视角、全方位发现和考察潜在 “头雁”,并发掘和提升其综合素质与潜能,建立跟踪制度进行有针对性培养,且要有紧迫感,时刻准备着,一有需要即能拉得出来,顶得上去,干得成事。
善于服务 “头雁”。术业有专攻,基层党组织“头雁” 是一支专业队伍,在专业能力提升方面,要充分利用好例如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等平台,走出去或请进来,加强对党组织 “头雁” 的培训教育服务。在后勤保障方面,要释放政策红利,对 “头雁” 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例如配备庄重舒适的办公环境,提供与市场相适应且具有竞争力的薪资等,提高其履职荣誉感,增强其幸福感与获得感,激发其干事创业动力。至于职业发展方面,应该铺设好顺畅的晋升、转任等通道。有对 “头雁” 的职业生涯明确的发展指引,告诉 “头雁” 如何上得去,干得好,流得动。
善于使用 “头雁”。对培养选拔出来的“头雁”,使用过程中除了运用奖惩机制进行“硬激励” 外,“软激励”同样不可或缺。“软激励”包括赋予 “头雁” 开展工作足够的自主权,想方设法调动 “头雁” 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量材而用,用其所长,尽其所能,避其所短,要求德才兼备,但不求全责备。对于个性较鲜明的“头雁”,还要做到耐心引导、春风化雨、真情感化,充分地尊重和信任,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条件。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https://doi.org/10.1057/s41295-022-00299-0 ORIGINAL ARTICLE
Check for
updat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Beniamino Masi’ - Eugenio Pizzimentil
Accepted: 15 March 2022 OThe Author(s) 2022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contribution is twofold: first, to verify empirically how and to what extent party organizations vary within countries, in time; second, to enhance the rol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While mainstream litera- ture has generally overestimated cross-national party convergence, a renewed inter- est in the study of variance has recently gained ground. We thus focus on seven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1990 to 2010, by combining party organizational data from the Party Organization Data Handbook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Database Pro- ject, with domestic cultural, socioeconomic, technological data from the European Values Survey and the World Bank, as well as supranational economic data provided by the OECD. We are interested in verifying how much of the variance in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resorting to the parameters of the party systems vis-à-vis domestic and supranational extra-political facto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party systems’ parameters is stronger than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contextual variables.
Keywords Contextualism Party organization - Variance Dimensional approach Party system
Introduc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WWII, since most liberal democracies were experiencing similar trends in cultural, socio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ynamics, convergence in their policy mix and representation models was considered the by-product of such tenden- cies (Bennett 1991; Howlett et al. 2009).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was further reinforced on the eve of the New Millennium, as a consequence of supranational
Beniamino Masi
beniamino.masi @phd.unipi.it Eugenio Pizzimenti
eugenio.pizzimenti @unipi.i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Pisa, Via Serafini, 3, 56125 Pisa, PI, Italy
Published online: 17 April 2022
B. Masi, E. Pizzimenti
processes such as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Strange 1996; Knill 2006; Caramani 2010).
In this vein, also party scholars searched for party organizational convergence across liberal democracies. The research strategy based on ideal types-specifically party ‘models’ (Krouwel 2006; Katz 2017)-represents the most accomplished the- oretical effort to bring together changes in contextual dynamics of a mainly extra- political nature 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Regardless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ideal-typical organizational models were expected to be found in most liberal democracies. All in all, the established literature devoted to party organization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party change as an adaptive reaction to contextual stimuli of an extra-political nature, which were common to Western countries.
While the relevance of the ’environmentally-induced change’ approach is undis- putable (Panebianco 1988; Harmel and Janda 1994; Harmel 2006),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ver which it can be challenged, at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was first questioned by the literature committed to pub- lic policy (Howlett et al. 2009) and, in recent years, also by party scholars (Galvin 2016; Riedl 2016; Pizzimenti 2020). As for the latter, the search for new ideal types has been replaced by an orientation toward variance al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Webb et al. 2017) and country-specific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oguntke et al. 2020). In particular, the dimensional approach promoted by the Political Party Database Project (Scarrow et al. 2017)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party change among party resources, representative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the same dynamics nor the same timing. Moreover,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peculiarities are considered relevant explanatory variables for the interpre- t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whose patterns may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In line with this dimensional approach, this contribution aim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domestic factors of a political nature in influencing cross-countries party variance al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Scarrow et al. 2017). We aim at verifying whether cultural, socioeconomic and supranational factors are actually able to chal- lenge political predictors-namely party systems’ parameters-in explaining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The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In “Convergence, contextualism and party models” and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ections, we introduce the main assumptions underlying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the fourth section, we present our data and the methods adopt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discus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while the Conclusive Remarks should help take stock of our analysis.
Convergence, contextualism and party models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is a cross-cutting orient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Developed since the 1960s, it is based upon the basic idea that industrializa- tion and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bring countries to experience similar patter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nnett 1991), thus declassifying domestic political
*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structures to a marginal role.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rests on an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March and Olsen (1989; 2010) labelled as ‘contextualism’-or ‘societal functionalism’ in Pierson’s (2004) word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ual- ist approach, the broader socioeconomic context within which political institu- tions and organizations operate determines their profiles,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which adapt to external pressures.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nar- rative centered on the homogenization effects produced by processes set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 (Caramani 2010)-such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 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Busch and Jörgens 2005)-further reinforced the contex- tualist approach.
In the party literature as well, the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change’ approach (Harmel and Janda 1994; Harmel 2006) traditionally represented the main lens through which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has been studied. In line with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as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were moving toward similar model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underpinned by analogous contextual processes (Dalton and Wattenberg 2002)-changes in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 files followed suit. As Katz and Mair (1990: 18) argue «[…] the ultimate source [of change] is in the party’s environment, […] parties adapt to changes in their environment». The search for party models-a research strategy based on ideal types (Katz 2017)-was thus conceived to bring together contextual changes-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literature on party models regards each new organiza- tional model as the by-product of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ties, civil society and-since the 1990s-the State. This tradi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Duverger (1954), who defined the mass party model as an organizational tem- plate embedded into a specific societal pillar (its classe gardée). It followed that any major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society was expected to produce a modification in the way parties organized their representative function (Bartolini and Mair 2001). The interpretation of party change as a consequence of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search for synchronous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modifications across liberal-democracies became predominant, laying the foun- dations of other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The progressiv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social pillars and the weakening of segmental solidarities-a pro- cess observed since the 1960s-were considered conducive drivers for mass par- ties to converge toward the’catch-all’model (Kirchheimer 1966; Epstein 1980). In this vein, Panebianco’s (1988) ’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 and the “cartel party’model (Katz and Mair 1995, 2009)-which broadened the determinants of party adaptation by includ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in the re-statement of the original thesis, the impact of «external factors drawn from the world of interna- 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represent the last accomplished theoretical effort based on ideal types and the contextual approach. Other new’models’subse- quently elaborated-e.g., the business-firm (Hopkin and Paolucci 1999) or entre- preneurial party model (Krouwel 2006), an organizational template that received academic attention in the late Nineties, in parallel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um- ber of’personal parties’(Calise 2000; 2015); or Kitschelt’s (2006) ‘movement party’-were less successful.
B. Masi, E. Pizzimenti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search for party models has brought to a proliferation of competing labels: Recently, doubts have been raised in terms of models’ empirical reliability as well as in their actual ability to catch multiple combinations of party organi- zational dimensions into adequate categories (Webb et al. 2017; Katz 2017). Moreover, the contextualist perspective underlying the environmental-induced approach considers political changes as mainly dependent on extra-political fac- tors-whether set at the domestic or supranational level. In our opinion, on the contrary, political systems should be treated a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political parties-the main organizations competing to control political sys- tems-should be considered less dependent on contextual factors than what is commonly hypothesized. We briefly expose the arguments underlying our theo- re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The autonomy of political systems
Political systems have functional precedence over all the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s of a polity (Olsen 2009). The autonomy of political systems is underpinned by the ultimate power, wielded by the State, to determine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of a polity (March and Olsen 1989, 2008) through the monopolistic and legitimized use of coercion over a territory. A polit- ical system thus consists of a set of regulative structures that define how the polit- ical power is conceived, shared and exercis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units (public, semi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legitimately entitled to formu- late public coercive decisions that affect all the other organizational fields (Lan- zalaco 1995). Given these premises, political syst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resistant to external pressures than what is commonly expected (Fioretos et al. 2016). Domestic contextual dynamics develop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set by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whose actual ‘adaptation’ to external pressures should at least be investigated empirically rather than taken for granted. This assumption holds also when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auton- omy of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at the times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debated throug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Robertson and White 2007). How- ever, both the mainstream Globalist (Strange 1996; Martell 2010) and Sceptical (Robinson 2007) approaches have proven empirically weak (Fjäder 2014). On the contrary, the middle-ground Transformalist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which remarks the major role still retained by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while recog- nizing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constitutes a reliable analytical lens. In this view,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actually constitute powerful filters for supranational pressures, by mediating the intensity through which the latter impact internal politics. Domes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show a tendency to persist indeed; and path dependence (Pierson 2000, 2004) is th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normal dynamic characterizing their evolution (Schreyögg and Sydow 2010)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undeniable pressures to change.
The peculiar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If political systems are autonomous and persistent, the prevailing contextualist per- spective that considers parties as merely adaptive actors-both at the func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must be questioned. This interpretation led scholars to underestimate parties’primary and invariant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gen- cies (Pizzimenti 2020), that is specialized actors that perform the task of reproduc- ing and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order. As Sartori (2005: 27) put it, «[…] parties are an instrument which shapes the society with some congruity to the needs and 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Parties are legitimate and specialized institutionalization agencies since they perform their systemic functions through the circuit of representation (participation elections-parliament-government),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of any liberal democracy. In other words, parties exist precisely for competing to acces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von Beyme 1987) and to exercise power over the polity (Thies 2002). In particular, par- ties that enter the parliament-government arenas hold the legitimate power to shape the broader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ext. Clearly, political parties are not the only actors involved in the overall reprod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as other collective entities (such as interest groups, professions, public opinion and confes- sional groups) contribute to circulating and renovating shared rationalized myths (Di Maggio and Powell 1991). However, parties are the only actors wielding the legiti- mate power of formulating coercive decisions. Moreover, political parties are also entitled to regulate their own sub-system, the party system. Parties set the rules that shape political competition; as well as the normative regimes governing their rela- tionships with the State, by disciplining the requisites they need to possess to be for- mally recognized, to be admitted to the electoral competition, to access public sub- sidies etc. (Mair 1997). These normative regimes, in turn, have an impact on partie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si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may hav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ven on their promoters.
Concerning party organization, an excessive emphasis on party adaptation to contextual stimuli clashes with organizations’conservative nature, which is a pillar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Selznick 2011; Scott 2013; Giger and Schumacher 2020; Pizzimenti 2020). Like any other organizational form, also parties must be able to respond to external pressures: However, this does not imply that party responses fol- low the pace of such solicitations, nor the same direction. If that happened-and this is another limit of the contextualist approach-party organizations would potentially be subject to constant changes: a condition that would compromise the stability of their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which, on the contrary, are assumed by the literature- Mair 1997; Siaroff 2019), as well as their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gencies. Finally, since pressures to adaptation come from different (and often conflicting) sources, parties would fi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lect the’most relevant’ ones to conform with.
B. Masi, E. Pizzimenti
Party systems’ parameters 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main interactions among parties develop at the party system level (Wolinetz 2006). By privileging the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date, the literature has paid scarce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root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In particul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the party system and party organizational tendencies deserves to be investigated more in-depth. We main- tain that som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party system-its fragmentation and the pat- terns of competition among parties-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In fact, fragmented party systems are expected to be characterized by ten- dencies toward party organizational allomorphism (Leblebici et al. 1991), as par- ties are interested in keeping/modelling their organizational profile to stand out from each other.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mpetition-namely the actual contestability of the party system-affect party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by creating incentives and/or disincentives toward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and/or convergence. Given these premises, we opt for an approach that combines the functional cri- terion set by Bardi and Mair (2008)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party systems, with the dimensional approach elaborated by Scarrow et al. (2017) for the study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As for the former, party systems are split into three differ- ent arenas (electoral, parliamentary and governmental), which work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ogics. Concerning the dimensional approach, its main focus is on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rather than convergence. Part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follows different timing and dynamics depending on parties. Three clusters of organ- izational dimensions and related sub-dimensions are considered: party resources (human and financial), representative strategies (parties’ prevailing orientation toward an integrated identity or a consumer choice profile) and structures (the sub- dimensions concerning leadership autonomy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al rights and powers accorded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rty in public office). Comparative empirical analysis is privileged instead of archetypi- cal party models, to identify inter-party similarities and divergences al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Party system parameters affect both the way parties organize along different dimen- sions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parties vary, in each country. Depending on the coun- try, then,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the party system are expec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t different times. To test our theoretical prem- ises, we wan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Do parties vary along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each country, in time? (2)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file vary within countries, in time? (3) To what extent party sys- tem-related parameters are able to explain party variance vis-à-vis extra-political factors?
To our aims, we include in our sample seven established Western European lib- eral-democracies-Austria, Belgium,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and the UK. Our observation points are set at two time markers (approximately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and the 2010s). We selec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ir elec- toral system, which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any political system: We thus include three countries with a party 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Austria, Bel- 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1 country with a 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Ger- many); 2 countries with a two-tiered party-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Norway, Sweden); 1 country with a single-member plurality system (the UK). As for parties, we focus on a total of 38 cases for which comparable organiza- tional data exist at our time markers, by combining and codifying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Political Party Database Project (Scarrow et al. 2017) with those published 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Data Handbook (Katz and Mair 1992). In line with the PPDB analytical framework, our coding scheme includes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pertaining to three dimensions: party Resources (2 variables), Representative Strat- egies (16 variables) and Structures (8 variables), for a total of 1948 Observations (excluding missing values) See Appendix.
First, in each country, we measure the level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along the three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mentioned above. For each organiza- tional dimension, we calcul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variable in the cluster, for each of our party populations (i.e., the parties included in a country), at both our time markers. Then, we calculate three dimensional indexes as a simple mean between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variables in each cluster, as follows:
POVresources, strategies, structures
=#(Σ)
where i stands for the variables included in each of the dimensions and o represent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econd, we calculate a general index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OV), per country and period, as a simple mean of the three dimensional indexes, ranging from 0 (no variance) to 1 (complete variance). The POV index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POV =
(POVresources+ POVstrategies + POV structures)
The analysis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values registered by parties along the sub-dimensions analyzed.
Finally, we attempt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system related parameters (Siaroff 2019) and party organizations. Accord- ing to our theoretical premises, for each arena of the party system, we focus on variables that measure the level of frag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contestability of the party system. Concerning the former, we include electoral fragmentation an indicator that weighs parties by size; seat ratio first to second party, which com- pares the number of seats of the two largest parties; and the number of minister in cabinet, that indicates the magnitude of the executives. As for contestability, we include the number of parties with 15% of the votes; disproportionality, an indicator that measu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ote shares and seat shares; and
B. Masi, E. Pizzimenti
Table 1 Party system parameters and their hypothesized relations with the POV Party system parameters
Relation with POV Electoral fragmentation (EFRG)
HI-The higher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electoral arena, the higher the expected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Number of parties with 15% of the votes (P15V)
H2-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parties with 15% of the vote, the higher the expected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Disproportionality (DISP)
H3-The higher the disproportionality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the lower the expected organiza- tional variance
Seat ratio first to second party (SR1:2)
H4-The higher the seat ratio of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party, the higher the expected organiza- tional variance
Number of ministers in the government (MINIS-
H5-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ministers in the TERS)
government, the higher the expected organiza- tional variance
Two-party govemment share (2PGS)
H6-The higher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participa- tion of the two biggest parties, the lower the expected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Source: Authors’ elaboration from Siaroff (2019)
the share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two largest parties. The hypothe- ses underlying the selected variables in relation to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OV) are reported in Table 1.
We thus compare the predictive capacity of party-system parameters in explaining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with that of cultural, socio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We also include a dummy variable ’time’ that allows us to use a single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our countries at two different time mark- ers. Cultural factors are derived from the European Value Survey, and are selecte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matter (Inglehart 1997; Hofstede et al. 2010): We include variables measuring the level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a key marker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 Hofstede et al. 2010), the attitudes toward Materialism and the importance assigned to Freedom and Equality (both used, among others, by Inglehart 1997). As for socioeconomic factors, we include GDP pro capita, the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and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employed in services: these variables are generally used to analyze modifications in social structures, which are considered among the main predictor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Finally, supranational factors (being a country member of the EU, terms of trade and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have been considered potentially relevant by Katz and Mair (2009) to explain patter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ill,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is supposed relationship. The selected variables are those for which data exist at our time markers. To our aim, we run several OLS regressions taking each country’s POV as our dependent var- iable to assess the possible impact of all these factor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Austria 1990 Austria 2010 Belgium 1990 Belgium 2010 Germany 1990 Germany 2010 Netherlands 1990 Netherlands 2010 Norway 1990 Norway 2010 Sweden 1990
Sweden 2010 United Kingdom 1990 United Kingdom 2010
IRESOURCES STRAT STRUCT
Fig. 1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er dimension and period)
Empirical findings
In time, a tendency toward lower variance along each dimension can be observed for Belgian, German, Norwegian and Swedish parties; on the contrary, variance increases concerning Dutch and British parties, while Austrian parties become more dissimilar from each other along two dimensions out of three (Fig. 1). Variance in party Structures shows the highest value in all countries (but the Netherlands and Norway, in 2010), with a mean value of 0.23 compared to 0.12 for Representa- tive Strategies and 0.09 for Resources. However, the trajectories of change differ from case to case. While in the passage from 1990 to 2010 variance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among German parties (- 0.18), for Austrian and British parties the increased variability of party Structures is striking (+0.27 and +0.14, respectively). Also, Dutch parties look more divergent along this dimension in 2010: However, values only slightly differ comparing the two time markers (+0.02). Concerning Representative Strategies, Belgian and German parties show practically identical values in both 1990 and 2010: The former are also the most stable of the sample in their Resources, a dimension along which Norwegian parties register the sharpest shift in the period (- 0.09).
A multifaceted picture emerges when focusing o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vari- ables. As for resources, almost no variance can be observed among British and Ger- man parties concerning the M/V ratio, in time; on the contrary, different tenden- cies characterize Austrian parties (the most dissimilar population in the sample) and Swedish parties (whose variance dramatically decreases, from 0.17 to 0.02). A clearer tendency toward decreasing party variance concerns the impact of public funds on total party income, except for the Netherlands (where direct subsidies were
B. Masi, E. Pizzimenti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Austria
Belgium
Germany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United Kingdom
11990 2010
Fig. 2 Within-country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overall profile, per period)
introduced in 1999) and the UK (wher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legislation tends to reward opposition parties). Coming to party representative strategies, the ways in which parties vary along the 16 analyzed variables are manifold. We registered no variance in both periods for all the parties only among three variables (the recogni- tion of membership as a formal category; membership sponsored by current mem- bers; and the exclusion of non-members/supporters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 dates). In all the other cases, to cite a few, parties vary to a different extent. Parties show almost no variance concerning the formal provision of membership dues and a limited variance with regard to the (marginal) role of the national secretary in select- ing/deciding candidates and the (frequent) inclusion of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in candidate selection procedures. Conversely, high variance can be registered in rela- tion to the possibility for individual members to belong also to other national parties (in particular among Dutch and Swedish parties) and to the (limited) role played by local level organizations in candidate selection procedures. Finally, the highest variance along the variables pertaining to party structures concerns the ex officio presence of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group in the lower house; variance is consistent also with regard to the ex officio presence of the prime minister/chancellor in the national executive organ: In both cases, Austrian and British parties record the high- est within-country variance.
We now want to assess to what extent party overall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vary within countries, in time. As Fig. 2 shows, variance in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follows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t different depth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in the Netherlands we find the most convergent 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 being on the contrary Belgian parties the most divergent. At this time marker, the overall vari- ance across countries is quite limited, as the mean value of the POV index for the whole sample is 0.15. This value does not change, in time: But while some party
k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opulations become more convergent, others show increasing variance. This is par- ticularly true for Austrian parties (with the POV index moving from 0.16 to 0.25), which form the least convergent population in our sample in the 2010s; but a similar tendency can be observed also for Dutch (+0.03) and British (+0.07) parties. All in all, in the whole period Norwegian parties constitute the least divergent population (POV mean value 0.09); on the contrary, the Belgian and Austrian party populations show the highest mean value of the index (0.23 and 0.21, respectively).
Having ascertained that,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party populations show dif- ferent tendencies along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as well as in their overall organi- zational profile, we now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determinants of such vari- ance. According to our assumptions, we emphasiz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parameters of the party system vis-d-vis other domestic and supranational drivers of an extra- political nature,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potentially relevant by the literature on party organizational change. We run four different OLS models including the POV index as our dependent variable, and party systems related parameters, cultural fac- tors,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supranational facto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dummy variable ’time’ (Table 2).
In Model 1, we include the parameters of the party system as independent vari- ables plus the dummy variable ’time.’ This model explains 55% of the variability of the POV index once adjusted on the number of regressors and the size of the sam- ple-with a hig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value 0.08). In this respect, it is remarka- ble to notice that the values registered by Model 2 including cultural predictors show a higher capacity to explain the variability of the index (adjusted R =0.66; p value 0.01).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party system parameters and the POV index shows that political variables have a stronger predic- tive power on average, even if our hypotheses are only partially confirmed. In fact, higher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is explained by both higher values of electoral fragmentation and by a higher number of parties with at least 15% of votes (with coefficients of 0.07 and 0.05, respectively), in line with hypotheses H1 and H2.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V index and the number of ministers in the gov- ernment is observed in the model, thus confirming also H5. On the contrary, still concerning the governmental arena, higher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corresponds to a higher share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2 biggest parties, rejecting our sixth hypothesis. Moreover, none of the parameters related to the parliamentary arena (DISP and SR1:2) has a significant capacity to predict POV (p value = 0.14 and 0.91, respectively). All in all,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seems mainly related to the fragmentation and the contestability of the electoral arena: It seems thus plausi- ble that in a ‘crowded’ and competitive electoral arena parties tend to adopt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Interestingly, not even in settings where the two largest parties have a high share of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thus
All the models have been tested in terms of linearity, normality of the residuals and homoskedastic- ity, with acceptable results at a level of significance of .05 in all cases. Moreover, all variables show a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lower than 5, ensuring that no multicollinearity is present on the models. More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the supplemental material.
B. Masi, E. Pizzimenti
Table 2 The predictive capacity of party system parameters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Political
Cultural
Socioeconomic
Supranational (Intercept)
0.19 **
0.13
0.11 **
0.15 * (0.02)
(0.02)
(0.03)
(0.03) EFRG
0.07 *
(0.02) P15V
0.05 *
(0.02) DISP
0.02
(0.01) SR1:2
-0.00
(0.01) 2PGS
0.07 *
(0.02) MINISTERS
0.05 *
(0.02) time
-0.09 *
0.07
-0.02 (0.03)
(0.05)
(0.04)
0.02 (0.02) 0.05 *
Less emphasis on money 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Interest in politics Freedom or equality GDP per capita Services
(0.02) 0.06** (0.01) —0.00 (0.01)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0.01 (0.02) —0.01 (0.02) —0.03 (0.02)
0.02
(0.02) Years since EU member
0.00
(0.02) Terms of trade
0.00
(0.02) N
ΙA
14
14
14 R
0.86
0.77
0.39
0.09 Adj. R3
0.55
0.66
0.11
-0.31 All continuous predictors are mean-centered and scaled by 1 standard deviation. ***p<0.001;
**p<0.01; *p<0.05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suggesting possible patterns of cartelization-organizational convergence prevails. This finding is rather counterintui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consolidated literature, as it suggests that in those countries where the two main parties join more frequently governmental coalitions,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is higher. Also, the positiv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ministers and the POV index seems to substantiate this finding.
Turning to the other model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the POV index suggests that higher citizens’political engagement brings par- ties to search for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profiles: This may constitute a promising avenue for further research, since the link between citizens’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depth yet. Also, the spread of post- materialist value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This finding i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ture dedicate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parties’ (Harmel 1985; Hug 2001). On the contrary, according to our third model, n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ocioeconomic markers shows a significant capacity to predict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 value 0.34), with the only exception of the intercept value: this shortcoming can be probably explained by the limited number of obser- vations included in our sample. The same holds also for our fourth model, for which we can register onl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value of the intercept (p value<0.001).
Conclusive remarks
The aim of this contribution was twofold: We wanted to verify how and to what extent party organizations vary within countries, in time,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political factors in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By adopting a dimen- sional approach and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our empirical analysis focused on 7 European democracies, covering 38 parties. Our findings partly support our theoreti- cal premises.
First, we have shown how party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vary depending on the analyzed party population and in time as well.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our assumptions, and it helps to corrobor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imensional approach, whose analytical precision is higher compared to party models. Als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verall party organizational profile varies within countries, in time,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rajectories followed by each party population. Second, our findings show that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is mainly depend- ent on the parameters of the party systems related to the electoral and to the gov- ernmental arenas, while we are not able to draw conclusions about the predictive capac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arena. In general,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o higher fragmentation and party system contestability corresponds a higher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However, also cultural factors are able to explain a large share of the POV index, thus suggesting that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combining party system param- eters and political culture variables may represent a reliable analytical approach to frame party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t the same time, socioeconomic and supra- national factors included in our analysis have proved not satisfactory to explain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In this regard,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by increasing the
*
B. Masi, E. Pizzimenti
number of possible predictors-albeit difficulties in raising comparable data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To conclude, it is our opinion that the specialized literature has overestimated the relevance of extra-political factors for interpreting and explaining party organi- zational dynamics, which have mainly been framed as a simple adaptive process. On the contrary, in line with Sartori (2005), we maintain that political phenomena seek for political explanations. We are persuaded that this contribution may induce scholars to avoid simply assuming party organizational convergence, by bringing the relevance of variance and domestic party systems’ peculiarities back in.
Appendix
General information
Party Name Country Code
Period (1990; 2010)
Party organization (PPDB questions) Cluster 1: party resources
MBRVOT: Inverse of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Members/Number of Voters (1-(M/V)).
CR29_IREVSUBTOT Share of total party income (CR24_1INCOMTOT) which comes from direct public subsidies.
[Percentage]. -888. Not Provided.
-999. This party finance data are not published. Cluster 2: representative strategies
CR6MBRRUL Party statutes recognize party membership as a formal category, dis- tinct from unaffiliated supporter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CR7FRIEND Party statutes recognize a separate level of formal affiliation with reduced obligations and reduced rights (for instance, party ‘friend’ or ‘registered sympathizer’). This does not include members with reduced dues but full rights, such as reduced fees for young people or unemployed.
0. No.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33MBRJOIN Is it possible for an individual to join the national party directly? 1. Yes.
0. No, no individual membership.
0. No, individuals join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only. 0. No, individuals join regional or state parti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38SPONSOR Membership must be sponsored by one or more current member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39GROUPMB Member must also belong to another related organization, if eli- gible (such as trade union membership or church membership).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40AFFIRM Member must actively affirm agreement with party principl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41EXCLUSIVE Member may not belong to another national party.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43MBRDUES Member must pay du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57CCONDEL According to party statutes, who is eligible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party congresses?
0. Delegates only.
1. Anyone who shows up/Any party member who shows up/All attending member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2CANSELC
Do individual members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No.
B. Masi, E. Pizzimenti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3CANSELC
Do local level organizations (meeting and/or local leadership)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4CANSELC
Do regional/state organizations (meeting and/or regional leadership)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5ACANSELC
Does a national party collective body (e.g., Party Congress or National Execu- tive)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5BCANSELC
Does/do the national party leader(s)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6CANSELC
Do affiliated or other organizations (trade union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etc.)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B27CANSELC
Do non-member supporters play a role in Selecting/Deciding on candidates?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Cluster 3: party structures
A83EXCLVL Number of layers between the party congress and the party’s highest executive body. If the highest executive reports directly to/is elected by the party congress, the answer is 1.
O more than one layer. 1 one layer or less. -888. Not Provided.
A85EXCSTATE Ex officio: Leaders of state/provincial or regional parties. 0. Yes.
1. No.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A86EXCPM Ex officio: The prime minister or chancellor, when he/she is a mem- ber of this party.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 A88EXCMIN Ex officio: Government/cabinet ministers, when they are mem- bers of this party.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 A89EXCPPG Ex officio: Leader of the party group in the lower house of the legislature.
0. No.
1. Yes-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C13LDREXC Party statutes give the party leader the right to attend all meetings of the national party executive.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C14LDRCON Party statutes give the party leader the right to attend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0. No. 1. Yes.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C16LDRSUM2 Party statutes give the party leader the right to summon the party congress.
0. No. 1. Yes.
B. Masi, E. Pizzimenti
-888. Not Provided. -999. Not Applicable.
Cultural context (EVS questions)
E014. <Master question: Here is a list of various changes in our way of life that might take place in the near future. Please tell me for each one, if it were to happen whether you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a bad thing, or you don’t mind?>
Less emphasis on money 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5. Missing; Unknown.
-4. Not asked in survey. -3. Not applicable. -2. No answer. -1. Don’t know. 1. Good thing. 2. Don’t mind. 3. Bad thing.
E023. How interested would you say you are in politics? -5. Missing; Unknown.
-4. Not asked in survey. -3. Not applicable. -2. No answer. -1. Don’t know. 1. Very interested. 2. Somewhat interested. 3. Not very interested. 4. Not at all interested.
E032. Which of these two statements comes closest to your own opinion?
(A) I find that both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important. But if I were to make up my mind for/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I would consider personal freedom more important, that is, everyone can live in freedom and develop without hindrance. (B) Certainly both freedom and equality are important. But if I were to make up my mind for/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I would consider equality more important, that is that nobody is underprivileged and that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are not so strong.
-5. Missing; Unknown. -4. Not asked in survey. -3. Not applicable. -2. No answer. -1. Don’t know.
1. Agree with statement A. 2. Agree with statement B. 3. Neither.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Political variables (Siaroff 2019 and authors’ own elaborations)
EFRG. Electoral fragmentation.
P15V. Number of parties with 15% of the votes. DISP. Disproportionality.
SR1:2. Seat ratio first to second party.
MINISTERS. Number of ministers in the government. 2PGS- Two-party government share.
Supranational variables (OECD and authors’ own elaboration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Terms of trade;
Number of years since the Country has become member of the EU.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world bank data and de la fuente and domenech 2012)
GDP per capita (2010 USS);
Employment in services (%of total employment); Average years of schooling.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values per country, period and dimension. Country
Resources
Strat
Struct
POV index Austria 1990
0.14
0.13
0.20
0.16 Austria 2010
0.20
0.08
0.47
0.25 Belgium 1990
0.10
0.22
0.42
0.25 Belgium 2010
0.08
0.21
0.35
0.21 Germany 1990
0.06
0.09
0.30
0.15 Germany 2010
0.03
0.08
0.12
0.08 The Netherlands 1990
0.01
0.12
0.12
0.09 The Netherlands 2010
0.04
0.16
0.14
0.12 Norway 1990
0.16
0.08
0.11
0.12 Norway 2010
0.07
0.03
0.05
0.05 Sweden 1990
0.14
0.12
0.17
0.14 Sweden 2010
0.11
0.09
0.15
0.12 UK 1990
0.04
0.11
0.22
0.12 UK 2010
0.07
0.14
0.36
0.19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The online version contains supplementary material available at https://doi. org/10.1057/s41295-022-00299-0.
B. Masi, E. Pizzimenti
Open Acces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which permits use, sharing,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or format, as long as you give appropriate credit to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the source, provide a link to the Creative Com- mons licence, and indicate if changes were made. The images or other third party material in this article are included in the article’s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 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in a credit line to the material. If material is not included in the article’s Creative Commons licence and your intended use is not permitted by statutory regulation or exceeds the permitted use, you will need to obtain permission directly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ce, visit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 ses/by/4.0/.
References
Bardi, La, and P. Mair. 2008. The parameters of party systems. Party Politics 14 (2): 147-166. https://doi. org/10.1177/1354068807085887.
Bartolini, S., and P. Mair. 2001. Challenges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es. 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ed. L. Diamond and R. Gunther. Baltimore: JHU Press.
Bennett, C.J. 1991. 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2): 215-233.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00006116.
Busch, P., and H. Jörgens. 2005.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policy convergence: Explaining the spread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 (5): 860-884. https://doi.org/10.1080/13501760500161514.
Calise, M. 2000. Il partito personale, 4th ed. Bari: Laterza.
Calise, M. 2015. The personal part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3): 301-315. https://doi.org/10.1017/ipo.2015.18.
Caramani, D. 2010. Of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s the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a limitation to (or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9 (1): 34 48. https://doi.org/10.1057/eps. 2009.46.
Dalton, R.J., and M.P. Wattenberg, eds. 2002.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mparative Politics).
De la Fuente, A. and R. Domenech. 2012.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OECD, 1960-2010, Working Papers. 1220. BBVA Bank,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https://ideas.repec.org/p/bbv/wpa- per/1220.html. Accessed 28 Sept 2021.
Di Maggio, P., and W.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analysis, ed. W.W. Powell and P. Di Maggio.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Wiley.
Epstein, L.D. 1980.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2nd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Fioretos, O., T.G. Falleti, and A. Sheingate. 2016.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ed. O. Fioretos, T.G. Falleti, and A. Shein- g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jäder, C. 2014.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Resil- ience 2 (2): 114-129. https://doi.org/10.1080/21693293.2014.914771.
Galvin, D.J. 2016.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 tionalism, ed. O. Fioretos, T.G. Falleti, and A. Sheing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ger, N. and G. Schumacher. 2020. Bringing party organization back i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rty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8(4): 692-706
Harmel, R. 1985. On the study of new part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 (4): 403-418. https://doi.org/10.1177/019251218500600403.
Harmel, R. 2006. Spiegazioni concorrenti (o complementari) del mutamento organizzativo, in Bardi, L. (ed.) Partiti e sistemi di partito. Bologna: II Mulino.
Harmel, R., and K. Janda. 1994.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arty goals and party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6 (3): 259-287. https://doi.org/10.1177/0951692894006003001.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party organizational variance
Hofstede, G., G.J. Hofstede, and M. Minkov. 201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3rd ed. London: McGraw Hill Professional.
Hopkin, J., and C. Paolucci. 1999. 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sation: Cases from Spain and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5 (3): 307-339. https://doi.org/10.1111/1475- 6765.00451.
Howlett, M., M. Ramesh, and A. Perl. 2009.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 tems, 3rd ed. New York: OUP Canada.
Hug, S. 2001. Altering party systems: Strategic behavior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tz, R.S. 2017. Afterword. In Organizing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ower, ed. S.E. Scarrow, P.D. Webb, and T. Poguntke, 321-3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z, R.S. and P. Mair. 1990 Three fa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daptation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Unit Working Paper, 4/90.
Katz, R.S., and P. Mair. 1992. Party organizations: A data handbook, Ist ed. London: Sage.
Katz, R.S., and P. Mair.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 (1): 5-28. https://doi.org/10.1177/1354068895 001001001.
Katz, R.S., and P. Mair. 2009. The cartel party thesis: A restat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 (4): 753-766. https://doi.org/10.1017/S1537592709991782.
Kirchheimer, O. 196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Political par- 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SPD-6), ed. J. La Palombara and M. Weiner, 177-2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Kitschelt, H. 2006. Movement parties. In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ed. R.S. Katz and W.J. Crotty, 278-290. London: Sage.
Knill, C. 2006. Cross-national policy convergence: Concepts. Caus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First Edition: Routledge.
Krouwel, A. 2006. Party models. In Handbook on party politics, ed. R.S. Katz and W. Crotty, 249- 269. London: Sage.
Lanzalaco, L. 1995. Istituzioni, organizzazioni, potere: Introduzione all’ analisi istituzionale della politica. Roma: La nuova Italia scientifica.
Leblebici, H., G. Salancil, and R. Copay, A. and T. King. 199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trans- formation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ields: An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radio broadcasting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333-363.
Mair, P. 1997.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J.G., and J.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March, J.G., and J.P. Olsen. 2010.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Simon and Schuster. Martell, L. 2010. The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Ist ed. Cambridge: Polity Pr.
Olsen, J.P. 2009. Change and continuity: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s of democratic gov- ernment.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1): 3-32. https://doi.org/10.1017/S175577390 9000022.
Panebianco, A.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First Edition. Translated by M. Sil- 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erson, P.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2): 251-267. https://doi.org/10.2307/2586011.
Pierson, P.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
Pizzimenti, E. 2020. Tigri di carta. Debolezza dei partiti e instabilita sistemica in Italia. Pisa: Pisa University Press.
Poguntke, T., S. Scarrow, and P.D. Webb. 2020. Comparing party organization in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structures, resources and rules. Paper presented to ECPR Virtual Gen- eral Conference, Online, 25 August.
Riedl, R.B. 2016. Political parties, regimes, and social cleavag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 cal institutionalism, ed. O. Fioretos, T.G. Falleti, and A. Sheing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 Masi, E. Pizzimenti
Robertson, R., and K.E. White. 2007. What is globalization?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 zation, ed. G. Ritzer, 54 66. New York: Wiley.
Robinsn, W.E. 2007. 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ed. G. Ritzer, 125-143. New York: Wiley.
Sartori, G. 2005. Party types, organisation and function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8 (1): 5-32. https:// http://doi.org/10.1080/0140238042000334268.
Scarrow, S.E., P.D. Webb, and T. Poguntke, eds. 2017. Organizing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reyögg, G. and J. Sydow (eds.) 2010. The hidden dynamics of path dependence: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cott, W.R. 2013.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4th ed.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Selznick, P. 2011.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Quid Pro Books. Siaroff, A. 2019. Comparative European party systems: An analysis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since 1945, 2nd ed. Milton Park: Routledge.
Strange, S.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es, M.F. 2002. On the primacy of party in government. In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R.J. Dalton and M.P. Wattenbe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n Beyme, K. 1987. I partiti nelle democrazie occidentali. Bologna: Zanichelli.
Webb, P.D., T. Poguntke, and S.E. Scarrow. 2017. Conclusion: The study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Organizing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ower, ed. S.E. Scarrow, P.D. Webb, and T. Poguntke, 307-3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inetz, S.B. 2006. Party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 types. In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ed. R.S. Katz and W.J. Crotty, 51-62. London: SAGE.
Publisher’s Note Springer Nature remains neutral with regard to jurisdictional claims in published maps and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
Beniamino Mas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Pis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arty politics,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ugenio Pizziment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s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par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到底犯了什么错,能不能具体点。每次都是这样,都当猜谜人是吧
这个岗位已经是部级的巅峰了,工信部这几年出了很多大佬,很多封疆大吏都是这个部门出来的。
已经结束了,又是新的一轮
第一点,这位不是因为滴滴的问题。
第二点,对于称呼措辞,很有分析。称呼有同志,涉嫌违纪违法,没有严重的措辞。
单说称呼同志的问题,双渝的那两位,在报道中也是同志,后来咋样,大家也都了解。
但从第二小点来说,违纪违法,这就看是不是会当成一个典型了,因为你从这个描述,对比中纪委网站那些落马的,太小儿科了。
要是想找轻一点的例子,刘士余,杨晶,杨焕宁,张喜武。
在这里分析这个,也没什么太大意义,指不定最后打我脸了呢。
说好的上面是好的呢
今天的热搜,这一页怎么感觉这么戏剧性
怎么没有教育部,毒教材事件咋样了
这是材料加工(成型)专业里面混的算好的(dogo)
嗯
这是三波利好,被查前觥筹交错利好茅台,被查时觥筹交错利好茅台,风波过去后觥筹交错利好茅台。
就是说尤其近半年,2022 年 “被查” 人数显著提升
拔了萝卜腾个坑,有新秧要栽进来了!
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差不多了,毁灭吧
还没看内容,不过从标题来看,名字后面还加上了 “同志”,说明程度尚可
落马了却还是你的 “同志”!?
只想知道还牵扯谁了……
新闻里叫他同志,而且说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说明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肯定是查出了实锤证据的,才能在新闻里说
这个部门好像还挺重要的,所以他是涉嫌贪污还是怎么了?还得看进一步侦查
瓜好大,现在你能上知乎就是工信部管着呢。一个个还这么嘚瑟
不会和滴滴的事有关吧?
大的要来了
妥妥的大老虎,毕竟烟草局也归他管
还是同志,问题不大,保护性
实权大佬啊
他落马和广大烂尾楼业主有啥关系?
和那些吃不饱饭饿肚子的老百姓有啥关系?
这是 ZZ 问题,让他往左,他不得不往右
1024
在过去早些年代,平头老百姓看到某某官员被查,心里反应是,噢?怎么回事?怎么就被查了?说明当时老百姓心里对高官寄矛的一种期盼,期盼能带领大家走出苦日子。
而现在的老百姓看到类此新闻,那都叫一个好,查得好!早该查查了!说明现在某些官员拿着国家的俸禄和人民的名义当幌子蒙事。同时也说明了现时的老百姓更渴望那种一身正气,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清官。个人认为,不知你们怎么看?
不能 fq,在国内搜了一圈,应该和铝业没关系。
可能和滴滴与必和必拓有关系。
以上ಠ_ಠ
没有什么罪过是不能原谅和包容的,也没有什么人是没有污点的
犯了什么事重要吗?重要,但某种意义上也不重要
之所以他下去了,是因为有人需要他下去
不要看他下去了,而是要看谁上来了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江山代有才人出
让你风骚一两年
国家的决心我们是看到的,这样的害群之马,有一个清除一个。文字越少,事情越大。
希望做实事的大官长命百岁。反之,,,,,,
工信部到现在都没撤下肖亚庆的领导头像。
知乎果然有大量外国势力,这肖亚庆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当年中铝收购力拓集团事件,坑了国家几百个亿。[尴尬]
还以 “同志” 相称,问题不大,打几板子,降降位子也就差不多了。
国家没钱了,老百姓也都成穷鬼了,明星和大老虎该出点血了。
看看管网描述写了多少文字和罪状,字越少,事越大,越睡不好觉,乌纱帽都做了那么大,还那么贪干啥,体谅体谅下我们农民打工人者心酸,生产车间连续上 12 个小时,上个洗手间都有时间限制的车间主管!再想想农民工在工地上打模板,在 35℃的高温下,抬钢筋的心酸!
工信部因为是 21 世纪新组建的部门,算得上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影响越来越直接的民生部门,几乎涉及衣食住行网的方方面面。
纺织、牛奶、汽车、5G、飞机、轮船、石油、天然气一切的一切都由工信部管辖。算是掌握民生和科技实业化的方向,当然也包括互联网企业。
从称呼角度分析,大家都认为问题不大。但是在问题不大的情况下,依然被这样高烈度的处理。
应该是路线问题或者重大失误,被问责了。结合,滴!
只能说数据泄露得可能比想象的严重,送筹码了。
联想下俄乌战争初期批量俄军将领被 “斩首”,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可怕了。
不过和小民关系不大,可能都没周劼大。
刚换上 5G 网络,确实没觉得多快。
当初孙 正 才 也叫同志,涉嫌严重违纪没有通报违法 最后无期
如果是白的要挺住
应当调查清楚事实。决不能放掉一个坏人,也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震惊
7 月 28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63 岁的肖亚庆成为国家部委中今年首个落马的部长。
肖亚庆此番被查,中纪委使用了 “肖亚庆同志”的措辞。为何被审查调查了,还能称 “同志”?事实上, 在纪检监察机关发布的审查调查通报中,对一些接受审查调查者仍以“同志” 相称并不鲜见。比如,2019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对此,河北共产党员微信公号曾发文作了解读。内容如下:
什么是同志?
同志一词的释义是 “为共同的理想、事业奋斗的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党内互称同志的基础。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内一律称同志”。
被审查对象为何还能称同志?
首先,党内互称同志,是党中央对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一贯要求和重要政治规矩。在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仍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因此应当以同志相称。
其次,审查期间互称同志是纪检机关转变执纪方式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执纪审查本质上是党内审查,通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被审查人深刻反省、认识错误、交代问题,也是对被审查人进行党性教育的过程。
从审查调查哪个环节起不再称同志?
2017 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明确指出,“在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仍然具有共产党员身份,因此应当以同志相称。”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相关规定,党员自被决定或批准开除党籍之日起,在党内就不能再以 “同志” 相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他被查的简短通报中,仍然称其为肖亚庆同志。此外,他 “涉嫌违纪违法”,而非 “严重违纪违法”。
如此通报措辞,之前也有过先例。2019 年 5 月,官方通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同年 10 月,刘士余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那么有关肖亚庆的通报措辞意味着什么?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般在审查调查期间,对被调查人都会称同志。
他认为,通报称 “同志”“违纪违法”,表明肖亚庆的问题在处理上应该不会按照第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可能会按照第三种形态处理。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显示,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 “红红脸、出出汗” 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 极少数。
按此条例,彭新林所说的第三种形态,指的是 “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第四种形态,则指的是 “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抓的好。工信部每天都提速降费,运营商为了降费压成本首先压人力,本来内部贫富差距就大,现在不仅更大,还内斗的更厉害。在位期间在运营商流行权利崇拜,形成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情况。民不聊生。
挂名校友被查,不过党内仍然称同志,且通报里没有严重二字,暂时不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估计是在某些重大事项处理上履职不到位才被查的。65 岁不到正值壮年的实权正部长,这次被查应该是断送了成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可能。
坐等结果吧。
去工信部投诉中国移动连水花都没起一个,原来根儿上就坏了呀,呵呵。
工信部是绝对的大部,涉及绝大多数的民生问题,在职权管辖范围上我认为要胜过教育部、卫健委、人行这样的专门部门,工信部的管辖范围几乎涉及整个工业领域,也就是你大学里学的那些,只要是能被划分到工科的,这些专业涉及到的领域都归工信部管,而大家都知道,工科是人数最多的学科,工业也是现代社会覆盖面最广的行业,远超教育、医疗、金融,什么国防科工、信息化、能源、航天、材料乃至于各类的消费品工业统统都归工信部管,要知道各个地市县里面一般都会有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副县长,大多数时候一个副职还管不过来可能要两三个一起管,也可以看得出工信部的职权之重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最终定案或者定论才称同志吧
否则如何解释孙政才呢?
2017 年 7 月 24 日刚开始通报时也称其为同志,当时用词为涉嫌严重违纪
孙政才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官阶上比刘士余和杨晶要高
在程度上比刘士余轻,和杨晶一个级别
但是 2018 年 5 月 8 日,一审时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相比于刘士余和杨晶就有区别
像刘士余、杨晶是在宣布最终结果的时候还称其为同志,所以才免了牢狱之灾
所以个人感觉,之所以称同志应该是还没查完,截止到目前发现的问题还不是严重或者说目前查到的情况还没有到开除其党籍的地步,至于以后怎么样,那是查完以后的事情
老是这种情况,都已经贪了一辈子了快退休享受够了才查出来,有啥用?贪污乱花的钱能还回来吗?还不回来能判该判的刑吗?贪了几亿能直接判死吗?怎么越发展还越差了呢?陈西童胡长卿没有警是作用吗?
被调查还称其为同志?兴许是问题不大?
起码是正二品大员呐!!!而且还是工信部这个涉及民生和国家工业信息命脉的实权部门,这个高度的人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内部看来确实要肃清一波了。
人物履历
1978.10—1982.08 中南矿冶学院金属材料系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2.08—1994.08 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程师、处长
1994.08—1995.12 东北轻合金副总工程师
1995.12—1998.06 东北轻合金总工程师
1998.06—1999.06 东北轻合金总经理
1999.06—2000.12 西南铝加工厂厂长
2000.12—2003.10 西南铝业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3.10—2004.04 中国铝业公司副总经理
2004.04—2009.02 中铝总经理、党组书记,中铝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09.02—2016.01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16.01—2019.05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
2019.05—2020.0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20.07—2020.08 工信部党组书记
2020.08 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是根据 2008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职责为:拟订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监测工业行业日常运行;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和自主创新;管理通信业;指导推进信息化建设;协调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等。作为行业管理部门,主要是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指导行业发展,但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中国的重点大学中,工信部直属高校共 7 所,工信部共建高校共 5 所。
反腐路上,没有终点。
我想实名举报三人行建筑结构培训机构,冒充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培训招生工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已经发文。。招生简章承诺无条件三年后学习费用返还,到期后他以各种理由不给退钱,找他要钱会把学员拉黑,拿学员的钱去投资,被骗学员达到上百人,被骗金额数百万。。。涉嫌培训非法集资,我的 qq779716769。。
工信部直属,他虽然是部长也从来没啥映像,同事说就过年的时候发表讲话的时候见过。这两个月部里就干了一件事,搞了个上报小程序,每天谁不上报还要在群里公示。不过至少比之前强多了,前两年每天都要截图上报行程卡和健康宝。
加油,加油
开除,流放到广东厂里打工
19 年我在北京看他出席了一个中粮专家举办的活动,大概就是里面有 “返老还童宫” 之类的那种一看就是骗钱的东西。然后推广那个加盟店,他出席致辞了。
还叫同志,说明问题不是很严重
还同志呢?谁和这帮人同志啊?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彻查中铝集团,坑害股民
还能有个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的官不
审讯期间:“不相关的问题不要回答”!
啊这
他还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们都是生猴子本事很大,应该给他们请一个唐僧和尚
还是同志,那应该是小事
正常啊。社会如此。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了。
希望能加大打苍蝇的力度吧
我谁啊我,我配关注吗?
国产化系统乱象,让我大胆猜一猜
有没有项目申报同志,出来说说吧。
这么多年来,关于经济数据,我反反复复的说过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数据与数据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单独粉饰某一个数据毫无意义,只会凸显数据的虚伪性。而系统性数据造假?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提供经济数据的部门,海关财政部央行工信部人社部自然资源部,林 …
央视新闻消息:3月15日,针对当前豆瓣网存在的严重网络乱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派出工作督导组,进驻豆瓣网督促整改。 去年11月,豆瓣App被工信部要求下架;12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约 …
知乎用户 财联社鲸平台智库 发表 本来只想吃会儿瓜,刷到下面几个回答血压高起来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信办 公安部 关于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信办 公安部关于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的通知_2021 年 …
知乎用户 罗超 发表 1、这个事情,不是针对腾讯的。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相关规定出台后对 App 的新审核要求。 2、但是为什么腾讯会触发这个 “先审再更新”?据说因其今年被通报四次有关系。年初工信部的行风纠风指导意见提过要求,同一个 …
知乎用户 新京报贝壳财经 发表 嗨呀,这算什么约束,好比 “下次请你吃饭哈”。因为这个是上头指导的,但是上头又不出钱给这些网盘,这几个网盘又不傻,把速度放开了,还怎么卖会员? 再说这个 “无差别速率” 是什么东东? 无差别的慢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