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听话，为何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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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后，我问起一位当地朋友的状况，他说自己还好，早早看出形势不对，就带了办公用品回家，在家囤了够好多天生活的物资，真正遇到难处的，多是那些平日“听话”的亲友同事，因为他们相信上面都能搞得定，“不会有事的”。

刚开始那些天，大家也都比较轻松，居家办公嘛，权当休假，甚至还有说有笑的在晒厨艺，慢慢地就没人说话了。到买菜最难的时候，有些人租住的小区缺乏相应的条件，家里也没炊具，就只能靠馒头和泡面度日。他震惊地发现，周围很多人哪怕人到中年了，“但对社会运行非常无知，盲目乐观，结果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温饱危机了”。

这些人，往往正是平日里最顺从的工具人，自己没什么想法，只是忠实地执行，用我那位朋友的话说：“有的人就像是机器人，永远服从指令，除非自己的零件坏了，遇到了切身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从没遇到过的新情况，无从措手，于是他们遇到问题之后，就只会卡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茫然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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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孩子”的困境

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国内传统的教育理念一贯都教导孩子要“听话”，鼓励对权威的顺从，因为默认的系统设置是“听话才有糖吃”。

由此培养出来的是一个低自尊、不独立的自我，因为这其实假定：有某个比你更聪明、更强大的存在（其原型无疑是家长）能够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一切，你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交付自己的信任，让渡自己的权利，安守本分，不要添乱，以此换取一份安稳的小日子。

越是传统价值观深厚的地方，越是盛行这样的理念。这当然也不独中国如此，《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就说，日本社会常常鼓励人们把团体想象成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统治精英则根据成员的顺从和表现来分配：

不听从命令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失去似乎已经获得的体面生活所需的特权。一个人越是听话，就越有可能获得特权、医疗服务、精英教育，让子女获得好工作等等。

可想而知，这会在无形中塑成一种文化气氛，将听话、忠诚、孝顺认定为理想的品德，而这无疑都鼓励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而非挑战权威。

哪怕有时他们自己也感觉屈抑，但却很难萌生出对现状的不满，而是以一种极强的忍耐来肯定现实，因为一切都“没办法”，只要是现实的，就都是合理的，别多想，也别废话，照做就是。

与此同时，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默认为应当对群体有利，因而但凡是“个人”动机的东西，就很容易被谴责为是“自私自利”，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听话”——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既不必也不应该自谋私利，只要无条件信任权威，一切自然会好。

当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能平稳运行时，这么想也有其合理性，甚至很可能会在生活中得到再三印证；但当社会发生变动时，越是“听话”的个体，却越容易陷入茫然，因为他从未被鼓励发展出足够的自主性去应对这种新情况。

“职场槽多多”：“趁年轻多吃苦，等年纪大了…才能吃更多苦”

漫画“职场槽多多”系列中有一篇曾引起无数人共鸣：多多从小被教导“在学校，听老师的话，才能做一个好学生；长大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单位的话，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然而到头来却是35岁被裁员。

他无法理解：“我从小到大都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反倒被淘汰了呢？”最后去送外卖，遇到一位和他同病相怜的，听到惨痛的教训和告诫：“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能太老实。”

这虽然看着黑色幽默，但其实是个严肃的问题：“好人为何没有好报”，违背了中国人内心深厚的伦理期待，是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因为人们本来默认系统会像仁慈的家长一样记得并回馈自己的顺从。

这在以往是可能的，特别是亲密关系中，但在社会逐渐去人格化、陌生化、流动化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难了，结果就是个体不得不开始学会捍卫自身权益。

对于从小听话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我一位朋友说，她有两位特别努力、特别出色、闪闪发光的学生，却都在遭遇困境时被打击到怀疑自己：一个在读研时遭导师性骚扰和PUA，另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在单位被严重压榨到身心俱疲。

她只能一遍遍大声告诉这些学生，不要怕，那不是你们的错，要尽力保护自己，但说完她也感叹：“前半辈子，老师家长都教育要乖要听话，殊不知这种品质到成年阶段就成了最大的弱点，被坏人欺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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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之后

这样的困境多少会对个体产生一些触动，虽然茫然、困惑、痛苦肯定不好受，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如此，才表明人们对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模式有了反思，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必须看到的是，这并不一定立即带来改变，毕竟要一下子翻转生活模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极难的事。人们更有可能出现的本能反应，其实是寻求旧有原则能得以重振。

虽然无数人在封城后经历了生活的不便，但人们仍在相当自觉自愿地配合防疫：在核酸检测一度暂停后，所有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做，似乎没核酸就约等于裸奔；多个小区出现了“业主举报超市，导致超市被封，业主群互相谩骂”的事，因为有些业主觉得超市开张有聚众感染的风险。

如果不是因为买菜难，如果这次政府能顺利地接管所有生活物资供应，可能连微小的抱怨都不会有——换言之，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抱怨其实是在召唤一个更强大、更能照顾自己感受和需求的机制。

人们的伦理期待并未就此消退，所以“不能欺负老实人”这样的话才那么能打动人心，因为这暗示，“老实人”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人们的所作所为仍必须符合社会期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唯一方式，换言之，当你不甘愿当一个老实人、坚决捍卫自己权利时，很可能被看作是刺头，而不能成为一个得到广泛同情的道德楷模——因为你只有乐于吃亏，才能转化为道德资本。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多元的市场选择，特别是在封城这样的环境下，国家成了唯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那么服从才是得到鼓励的。

托洛茨基早在1937年就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于是，人们发现自己进退两难：一方面，在被社会现实毒打之后证明，太听话的结果往往是自己吞下苦果，证明个人利己的动机才是对的，必须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另一面，如果你不想被欺负，针锋相对，却又发现自己可能遭到惩罚。

即便新的一代权利意识已不可遏制地萌生，他们此时却可能赫然发现，自己的权利诉求可能被视为自私自利而难以正当化。

那么你能怎么办？答案是：在服从大局利益的表面顺从之下，私下尽可能为自己谋取应得的权益。当下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恐怕根源就在这里。

“要乖要听话”的品质培养，其实不是孤立的，原本还应该有另一半，即上位者“有德”，一如所谓“父慈子孝”，彼此应和才构成儒家的理想秩序。

现在的问题是，当上位者之“德”既不可求又无法制约时，对下位者的单方面要求，就成了“欺负老实人”。正如像导师PUA学生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上位者有德无法保证，那么，凭什么要求下位者听话？很多人已本能地察觉到，“乖乖听话只是方便管理而已”，太听话，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工具人”。

对个人意识觉醒的新一代来说，要再让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因为那是他们吃了无数亏、遭社会毒打之后磨练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崛起则让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身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

说到底，“要乖要听话”的逻辑要成功，只有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此时人们无可逃避，才会将顺从作为优先的生存策略；但在一个开放、多元的大环境中，这即便一时获得成功，也很难始终成为最优选择，因为人们自然会形成一个牢固的自我内核。

和一般人设想的相反，这种自利取向其实与群体利益未必矛盾。成功的防疫举措本身也需要高度尊重市民的权利。在这样的默契下，乍看起来仍是“听话”，但却不是“无条件听话”，而是“有条件听话”：在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理性地配合，因为这既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终也能更好地达成群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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