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里的“天才说书人”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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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沉浸在故事里,在短暂的半个夜晚,想象着自己也成了潇洒的方世玉,成了水浒里豪气万千的武松。

配图 | 洪梦霞 摄

前    言

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走访了中国20余座即将消失的麻风村, 在每个村里驻扎多日,与不同的老者促膝长谈。

循着他们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过去并不像眼下这般寂廖静默的景象——在那个隔离年代里,40万人被迫与家人分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曲折。

每个“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抉择:当厄运凭空而降,要逆来顺受还是较劲?当爱情悄然来临,要接住还是沉默?当自由被一寸寸剥夺,要忍耐还是逃离?当希望一次次破灭,又该靠什么支撑生的意志?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这些答案,既关乎人的存在和意义,也关乎人的价值与尊严。他们的话语,留下了麻风时代最后的见证,至今仍在风中回响。

沉没的麻风村往事丨连载

陈炳南有着说书人最重要的品质:天才般的记忆力和俏皮的口语。八十岁时,他依旧能回忆起五岁时老广州街头的叫卖声,一字一句唱出来。他总是三两句话就能把一个人描述得活灵活现,该有的细节一个不落。我在遇见他之前,还未见过如此博闻强记的老者,甚至曾怀疑过他所说的故事的真实性,可每每在多方求证之后,为那些故事里时间、地点和细节的准确而惊叹不已。

陈炳南自己的经历,也如同在线装本上拓印下来的文字一样生动离奇,散发着每个年代特有的声音气息和味道。我们不必特意跑去茶楼,也不必准备打赏的零钱,只要坐在这里,清空脑袋,全身心跟随他的讲述,就能进入他的命运,他的世界。

浩浩汤汤的珠江从90年前的广州城中流过,主航道将城市分割为老广州人口中的“河北”与“河南”。1933年2月,广州的第一座跨江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一年的10月,陈炳南也在河南的南村出生,他后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海珠桥今年有多大年纪,我就有多大年纪啦。”

陈炳南5岁时,日军入侵广州,海珠桥成了飞机轰炸的重点区域。那时陈炳南家在面向海珠桥的晓港路附近,路左边有间礼拜堂,右边是间观音庙,庙门口人气旺盛,陈炳南经常过来这里玩,有几棵大榕树,树干都要七八人手拉手才能围起来。

每天清晨,庙门口路两边的店铺摊子一溜儿摆开,天一亮,各式吆喝连绵不绝。卖早点的一摆开就是:“松糕水糕菱角糕芋头糕!”“鱼生粥油炸鬼(油条)白粥猪红粥!”然后卖菜佬也开始唱:“芫茜葱蒜啊韭菜啊芹菜啊”“呛鼻辣菜糖醋萝卜和味卤水鱼啊来,鲜生粘(番石榴)鲜木瓜咧姜也来,老鸭脚老鸭颈老牛泡牛肠!”到了大中午太阳晒到街中间,赌博的摊子也开张了,白鸽镖,十字花,应有尽有。

热闹景象,日日如是。陈炳南的父亲人称“福哥”,平日也在街上摆摊子补鞋,隔壁邻居是个结巴佬,就在鞋摊旁边摆摊卖咸水花生。

一日傍晚,大榕树下有个说书先生在讲故事。先是《粉妆楼》,讲到胡奎杀人那里,还唱了两句,“人家杀人就沿着路跑,胡奎杀人卖人头”,然后又讲齐天大圣闹天宫,“一个跟斗就‘乒乓’,打上南天门”。

刚好讲到最激烈的时候,街上划过一声尖锐的警报:“啷——呜——”宣传车立刻在马路上开着个喇叭喊:“警报!警报!敌人的飞机来到!”一时间,摆摊的,说书的,店门口坐着的,全惊慌着争着抢着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求观音菩萨保佑,黑乎乎一大片全都涌进观音庙里去了。有些摆摊的人挑着担子挤不进去,就跑去了茶楼里面,茶楼也跟着关上大门。

结巴佬见状,就说:“福、福哥,观音堂进不了了,我、我们去礼拜堂吧。”于是,两个大人就带着小陈炳南躲进了礼拜堂,路面上剩下的哪儿都挤不进去的,干脆就都蹲在了门口的榕树底下。

他们挤在礼拜堂里,不一会儿就听到观音庙被炸了——那当口,天将近黑了,四下还未掌灯,只有观音庙这处,又点灯又烧香,大概是日本人的飞机看到这处闹闹哄哄的,就扔了个燃烧弹下去,几十个人全烧掉了。事后,街坊邻里就都在说,“要信耶稣了,不能信观音,观音菩萨保不住我们咯”,可陈炳南长大后才知道,以晓港路为界,礼拜堂往前的几条街就是沙面,是英租界,日本人的飞机怎么可能炸这边呢?

这块地被日本人炸过后,就再没有国民政府的人来管了。又过了两年,陈炳南住的南村涌里头开了一个大娱乐场,标语上写着“广福公司”跟“福利公司”——两间公司在娱乐场里合办了一个赌场,靠唱大戏吸引人来赌钱,日夜搭台,戏是一班接着一班。

有一日,陈炳南他们几个六七岁大的孩子一起在赌场旁边玩耍时,来了两男两女,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就坐在旁边和他们闲聊,问他们是不是这里人,在哪里住。几个孩子天真无邪,有问必答。一个男人问陈炳南玩伴“你们爸爸叫什么名字啊?”,孩子回答后,他一拍大腿:“噢,原来是你!我就是你表叔啊,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原来就住在这里啊!”接着又说:“你们肚子都饿了吧?走,去茶楼吃个够!”

包括陈炳南在内,三个男孩两个女孩,都毫无戒心就跟着去了。进了茶楼,一人拿了一只豆沙包,然后又被带着一直往里走,走到后门,河涌上有只小艇早就停在了那里,旁边二十来人,又有皮鞭又有枪,一个个拿着藤条凶神恶煞地盯着他们。陈炳南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是人贩子。

就这样,他们五个小孩都被拐上了船,先是在离海珠桥几里远的大沙头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被带到了广九车站(即大沙头站,九(龙)广(州)铁路的起始站,1911年通车,后来成为旧广州火车站,1974年被拆除)搭车。那时的车厢跟现在拉煤炭的货车车厢差不多,简陋又拥挤,没地方坐,人就密密麻麻挨个站着,像壮丁一样被运走。他们坐车去了石滩,过了一夜,又到石龙,转到深圳,再走路进了增城。一直走到一个墟(集)市,才让陈炳南他们几个坐下来,等人来看。

有人走过来挑挑拣拣,想买男孩就看男孩,想买女孩就看女孩。一个男人过来,扫了眼女孩子,就走到三个男孩这边逐一问他们的名字。陈炳南最会讲话,答得最好,这人就把他给买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四个同伴的面。

买下他的男人姓周,陈炳南跟他回到周湴村时,他和老婆还没有孩子,对陈炳南还算不错。可过了两三年,等周家夫妇儿女双全后,陈炳南在这个家里就显得多余了。到十一岁的时候,陈炳南就得砍柴烧火什么活都要干了,否则就没有饭吃。

周湴村在增城是个几千人的大村落,村里头住着一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叫周天禄,做过陈炯明手下的广东江防司令。据县志记载,此人在1922年陈炯明兵变时也跟着一起背叛了孙中山,后来曾两任增城县长。日本人来时他已经退休了,回村里自己起了一个庄园,家丁其实都是他以前的警卫,又请了一帮人在那里耕田喂猪,开塘养鱼,煮糖榨蔗,什么都有。他还买了很多小孩子,男孩养牛养鸡,扫地倒痰盂,女孩子去和婆娘煮饭生火种菜。偌大一个庄园,自给自足,井井有条,“堪比人家一条村”。

买了陈炳南的那个人原先就在周天禄手下当兵,后来周天禄退休,才去了赌场打工。那时乡下的赌场十日三墟(十天里头开三天),没事的时候,他就去周天禄的庄园里打麻将。有一次,陈炳南跑到庄园里找养父,他正在同周天禄打麻将,就说:“跟你伯公见一下,行下礼。”

陈炳南人小鬼大,想起了以前在榕树下听书时的事,就小声地问了一下旁边那个警卫:“是不是江防司令周天禄啊?说书人说的那个?”

警卫答“是咯”,他就“啪”一声跪下了,边拜边大声说:“阿伯公长命百岁!”

周天禄看了他一眼,说:“起身啦,起身啦。”

陈炳南没有起来,反而又抬头看了周天禄一眼,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啊?你是不是我听人说书,说的那个江防司令……”

“是啊。”

陈炳南继续跪着扣头:“我以前听人讲故事,说周天禄是一个大忠臣噢!”

一个背叛了革命的军阀,民间的说书人哪能给他什么好话?陈炳南这么说,当然是故意拍他的马屁。不过周天禄听到一个小毛孩嘴里这样说自己,还以为果真有此风评,喜笑颜开——或许他以为自己算是陈炯明的忠臣吧。他直夸陈炳南“叻仔(聪明的孩子)”,还包了一封利是给他。

既然得了周天禄的青眼,陈炳南索性就跑到庄园里,跟那些放牛娃同吃同住。因为那份机灵,周天禄越看他越是喜欢,时常夸他。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又邀请周天禄出山做“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周天禄走前,还对小陈炳南承诺说,等他大一点,就带他出去做勤务兵。结果到1949年农广州解放前的3个月,周天禄一家老小全逃去香港了,撇下一大帮家丁仆役,婆娘奴婢,真真成了无主孤魂。这些人有家的就自己回家了,没家的如果愿意,共产党也能给他们在当地落户。

那时候陈炳南的养父家已经不要他了,他自己也不想回去。自己家在广州的地址,他记得清清楚楚,就想要回家。可常年战乱,广州和增城两地的路全给挖断了,一直等到第二年,路修好了有车通行,陈炳南就跟新成立的农会说他想回广州寻亲了。于是当地政府写了个证明,农会给了他路费。

那会儿公共汽车还是抗战时留下的,靠烧木炭产生的煤气驱动,车后面驮一个水箱,车子一边走水一边咕噜咕噜响。陈炳南就坐在这样的车子里,回了一别十年的广州。

回到河南,找到记忆中的门牌地址,门一推开,偌大一个院子空空荡荡。以前住了好几家人的四间屋,如今只剩下房东家还留着一个老妈子。问起来家人邻里的去向,老妈子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当年日本人一来,她三个儿子都死光了,儿媳妇也走掉了,剩下自己差不多盲了,幸好还有一个孙拉扯着她,要是这个孙也走掉,她就要饿死了。陈炳南问自己家人去哪儿了,老妈子说,他的父亲病死后,母亲和姐姐弟弟三个人就不知去向了。

陈炳南听完家人的情况,仿佛寒风直入衣衫,伤心都不知从何伤心起。农会给的路费还剩了一些,他又搭了艇仔去母亲的老家佛山南海找舅舅,到了一问,舅舅也去世了。没办法,只好又返回广州。

院里那个老妈子的孙子和陈炳南同岁,原本是和他一起在院里出生,一起长大,名字也很像兄弟——叫炳来。炳来小时候长得大个点,就被大人叫做“大头炳”,陈炳南长得瘦小一点,就被叫做“老鼠炳”。大头炳那时候靠在河南的街上擦皮鞋为生,天天要照顾家里的老妈子,不能走远。他见陈炳南回来,就带上他一起出摊混口饭。

到了1951年,学会了手艺的陈炳南开始自己摆摊了,每天过了海珠桥,到河北的永汉路擦鞋。永汉路就是现在的北京路,那时还未改名,街上骑楼林立,穿得起皮鞋的富商大贾来来往往。快十八岁的陈炳南之前在养父家干活辛苦又挨饿,个子看起来都没有人家十三岁的孩子大。不过小个擦皮鞋正合适,中午在茶楼里,富人在桌上吃饭,他就蹲在桌底下给人家擦皮鞋。人家问起来,他就把自己的凄凉身世讲一讲,心地好的老板,可能会多给他几豪纸(几角钱),或者是碟里剩下的食物——反正也吃不完。

在街上擦鞋的时候,陈炳南又认识了几个跟自己差不多年纪的流浪儿。他们常跑去礼拜堂做礼拜,因为里面的人会发一些糖仔饼干吃。

礼拜堂里的人教他们唱歌:“耶稣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难多,情欲怎摆脱?寂寞又空虚,痛苦向谁说。自从信了主,充分解脱咯,从此找到人生归属平安又喜乐……”他们这帮睡在大街上骑楼下的流浪儿,为了吃几颗糖来做礼拜,哪里有什么“平安又喜乐”?就自己改了词:“耶稣世界的救主,人生苦难多,肚饿怎么办?黑蚊蚊企起身,又撞侵个额头(黑乎乎地站起身,就撞到了额头),夜夜给蚊浸(夜夜给蚊子咬)啊,因为睡骑楼。时时掉眼泪啊,何日得出头!”

幕天席地,衣衫褴褛,苦日子里可不就得自己找乐子。每逢周日,天一亮他们就搭车去沙头捡破烂——那里驻扎着解放军,周六下午大扫除,周日会把垃圾倒出来。那些垃圾对穷人可都是宝,军装的纽扣都是铜的,捡起来就可以卖给收破烂的。如果能换到几豪纸,流浪儿们就可以在街边吃顿好的——五分钱一个(碗)白饭,三分钱一钵仔花生焖猪皮,再有两分钱,就可以加一碗汤,大豆芽菜滚猪红——总之,一角钱,就能吃到肚皮滚圆,回味无穷。

如果陈炳南能在周日的白天吃到一餐好饭,那晚上就会开开心心去“看大戏”。露天电影本来是要收五分钱的,但是擦鞋仔自有妙计——只要拎上鞋箱子跟着人家后面,扮作有钱人的家丁小厮混进去,电影开场后就可以跟着看了。看完电影,再整一碗云吞面做宵夜,吃饱了就找地方睡觉——街两边卖烟仔火柴糖果的小摊都已经收拾东西走人了,留下的台子在夏天可以直接当床,若吃的东西有多(富余),他就拎回去给院里的老妈子吃。

那时广州每逢有什么大活动或是领导人来巡视,警察就会提前几日在夜里出来巡查,收容那些睡在骑楼下的人。1951年的7月31日,第二天就是八一建军节。那天夜里,陈炳南在万福路和解放路交汇的拐角处睡觉,差不多凌晨4点的时候,睡得正沉的他突然被人叫醒:“细路细路(孩子)起身!”他起身睁开眼一看——嚯,黑乌乌的夜色里,一帮警察都围着他,旁边还有吉普车和泥头车。

陈炳南说:“怎么啦?我睡觉而已,没有偷东西噢,你们抓错人了。”

面前一个穿着米黄色制服的警察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细路,同志,我不是拉你(抓你)的,我是来请你。你睡这里不是办法,我送你去儿教院,就是儿童教养院,有饭吃有书读,不用流浪,上车先啦。”

陈炳南懵懵然就被拉上了卡车,上车一看,男女老少,乌泱泱一大帮人,都是这晚睡在骑楼底下的。这几车流浪者先是被拉到了收容所,老人就送去老人院,会耕田的青壮年就送去国营农场,轮到陈炳南的时候,政府的人问他几岁,瘦小的他不好意思说“快十八了”,就说自己“十四了”,于是就被收进了儿童教养院。

广州的儿童教养院也有一些历史渊源。广东的军队将领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在抗战时可怜那些因战乱无家可归的儿童,创办了广东儿童教养院,先后接收了两万多个孩子。1945年抗战胜利后,儿教院的各个单位就陆续迁到广州。那时儿教院总共七间,陈炳南去的是沙河车站附近的第七院——1949年广州解放前后,这里的大老板们收拾了细软和珠宝跑去了香港,人去楼空,政府干脆就把这些空出来的骑楼拿来收容街上的流浪儿。陈炳南高兴地发现:嘿,我这是从骑楼下住到了骑楼上了!

儿教院给流浪儿们一人发了一套衣衫,管吃喝拉撒睡,不管打架闹事。白天上两节课,讲一下政治,顺带扫盲,晚上孩子们就挤在一起睡大通铺,才过了一个冬天,陈炳南就浑身生疮生癞,还染上了跳蚤。都说“做惯乞儿懒做官”,眼看着儿教院里的生活还没自己睡大街的时候舒服,到了第二年的4月,陈炳南就偷偷溜了出去。

因为身上又咸又痒,他先去了沙头那家收买铺——就是之前每星期日去卖破烂的地方,老板惯熟了,他就直接问:“有没有收到什么旧衫啊?给一套给我穿,我把这身换掉。”那时候人都穷困,家里的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哪有什么旧衫,老板就给了陈炳南几毫纸:“你去买一条吧,毫半纸一条短裤,两毫纸一件上衣。”

陈炳南买了一条底裤,一件套头衫,走到海珠桥底下,把自己那身儿教院的衣衫全剥干净了,丢进珠江,又跳下去畅快地洗了个身子,穿上刚买的裤头和衣衫,就这么一身空空游水过江。江上净是渔民划的小舟,他游得累了,就扒在人家船后面跟着漂,静悄悄的,也不惊动前面摇船的人。

江对面上岸就是海幢寺。大中午的,他就浑身湿漉漉地空手坐在寺门口晒太阳,想着以后的活路,要怎么填饱肚子呢,“现在是想做乞丐还没有兜”。有两个和尚担着菜回来,看见他在门口,就问了几句,陈炳南讲了讲自己的身世,一个和尚就说:“跟我回去吧,我帮你看一下。”

那小和尚大概是个负责厨房的伙头军,他带陈炳南从寺的后门进了后厨,让他暂且在柴房里休息:“你在这里,周围都不要去。我拿衣衫给你换,给你又做被又做衫啦。你这些衫除下来我同你洗净了,很快就干了可以穿回去。吃饭呢,我拎饭给你吃,总之咧,我全给你包。”一件一件事叮嘱完,小和尚又去拿了点药油回来,用鸭毛点着,帮陈炳南搽身上那些生疮的地方。

古寺寂静,如来佛和观世音金光灿灿端坐在寺里正中间的大殿,陈炳南一个小小流浪儿,住柴房倒也自在。每日中午休息,珠江涨潮,他就溜到江边,一个猛子扎下去,泡上个把钟头再上来。吃了饭,小和尚就拿药油来给他搽患处,每日如此,不到半个月,一身癞疮全好了,连疤都没留下。

陈炳南想着,差不多得走了,就谢那个小和尚。小和尚劝他回儿教院:“你出去流浪也不是长久的,就算你搵到食都不是长久的。” 

陈炳南应承下来,但心里想的却是:肚子饿没钱吃饭,想回去没钱搭车,难道我就这样走回去,那可怎么见人啊?他略一思索,想到一个主意,“不如去国营饭店吃个霸王餐先”。

选国营饭店,是因为那里不会打人。他跑到街上的国营饭店里吃了个大肉饭——就是一个煲仔饭加上两盆猪肉,好像梭仔一样——这餐可就贵了,起码要五毫纸。他吃完一抹嘴,说自己没钱给,店员就将他逮到派出所。派出所问清情况,就派了两个民警,开吉普车把他送回了儿教院的第二院。院里的领导一看这阵仗,还以为他出去偷东西给人抓了。

领导问他:“这里有饭吃有书读,你为什么要逃走啊?”

“你看我身上生疮生癞都没人理我喔,有饭吃有书读又怎么样呢?没银纸使,没烟仔吃,以前是乞丐仔在街边拾烟头都有得吃啊,我怎么捱得住呢?”

“好,要钱对吧?过了年,你就出去锻炼下啦,出去锤石仔!” 

领导一锤定音,过了1953年的春节,陈炳南就跟其他年纪大点的孩子,一起被拉去锤石仔了。

1950年代搞基建,还没有什么修桥开路的大机械,都是靠人力,用锤子凿石头。1950年,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发起修建越秀山体育场的义务劳动,到1953年体育场初建完成,前后总共有超过1万名工人参加,在工程末尾,陈炳南也成了这光荣的万分之一。

他们这帮半大孩子去工地那会儿,总共有四百人义务劳动,挖泥担石,边干活边唱歌。工地上每天就是锤石仔的声音,“叮叮当当”,接连不断,与歌声有应有和。吃得不错,半个月还发一次奖金,多的时候能有一块多。

那时买包烟是八分钱,而每日工钱只有五分。陈炳南就跟工友们就拿这事编起了曲来唱:“担水一日,五分一日,担到你眼突突——”唱完就哈哈大笑。工地偶尔会给工人们拉个幕布,放露天电影,放到毛主席走出来见礼时朝大家挥手,底下看电影的就开始起哄:“啊!毛主席都知道我们一日五分钱喔!”面对哄堂大笑,管教的人拿这些调皮的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政府有规定,要善待旧社会留下的流浪儿童,因为他们要翻身起来变成“新中国的主人翁”了。

修完体育场,又去补飞机场,一样是锤石仔,一锤就锤到了1953年底,一帮人才又转去了广州北边的灵塘。依旧是三四百人打石头,力气大点的青壮年就抓大锤,年纪小点的男女就抓小锤,“叮叮”“砰砰”地砸地面,一天分三个班,一班两个钟,军事化管理。工人们住的棚子是用竹子搭起来的,钉上木板,再用做葵扇的那种大葵叶遮在顶上。这里没水,早上洗脸,一人给个马蹄勺,就跟集市上卖粥的一样,浇一勺水,搞定;吃的喝的都要汽车从外面拉来,每天一人一个搪瓷水杯装滚水喝;日常大家都拿毛巾包着头,只有等老天爷送来洗澡水(刮风下雨)时才能洗澡。

1953年的最后一天,天黑收工之后,饭堂给工人们加菜加肉,吃完饭就组织大家去看电影。隔壁是解放军的新兵训练场,用拖拉机把一块地铲平,两边各竖一条竹竿,训练结束后,既是临时篮球场,也是露天电影院。那天晚上放的是《翠岗红旗》,看完电影,人留在空地上开会,不知是拉的电线漏了电还是怎么回事,忽然间就着火了。工棚易燃,火苗一起,北风一吹,不到半个钟头就呼呼烧了个光。工人们都在空地上看着,然后就鼓起掌来,欢呼道:“火烛(着火)啊!”

之所以欢呼,是因为天天都是一件衣服,又不能洗澡,把跳蚤都烧死岂不是更好?再说,每个人在棚里最多就是一张席子、一条手巾、一把牙刷,烧了,就不用住那里了,大家都乐得看个热闹。

工地原先有两部运石头的泥头车,又跟解放军借了两部军车,连夜就把这几百人运回了广州城里的越秀北。那里有个大工厂,先把工人们一股脑填进去,让他们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中午起来,先挨个点个名,再组队洗澡。

工厂旁边有一条河涌,中午涨潮,水面升高,潮水从前门涌入后门出。几百个工人分成了几个组,组长带队,跟着潮水从前门游到后门。男人脱到剩个底裤,女人只剩底裤加底衫,一队一队扎堆扑棱进水里,浩浩荡荡,一路游一路洗。岭南的元旦,水有些冰冷,但游起来身子就慢慢热了。几百人像鱼儿入水一样,光溜溜闹哄哄在后门上岸。身上的旧衣服通通不要了,每个人发了两套新衫。到钟吃饭,每个人又都发了新的筷子新的碗。

好吃好住,休整了一个来月,这些工人又要重新安排去处。政府的人逐个问“你以前做什么的呀”,会耕田的就调去国营农场,会做木工就调去工程队,问到陈炳南的时候,他就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擦鞋,以前在广州流浪擦过皮鞋。”其实他在增城那十年,做过放牛仔,耕田什么的都会,但是他想着,“擦鞋总好过去耕田吧”。

“好,那就调你去鞋厂当学徒。”政府的人说。

“哪知道到了鞋厂一做,哎——好辛苦了,比耕田还累”。说是鞋厂,其实里头也打棉胎,也织棉被。东西做出来,政府拿去发给各个救济单位,发到收容所劳改所之类的地方。厂里没有机器,做鞋织布,有的靠手摇,有的靠脚踩,和锤石仔一样,也是每天三班,一班两个钟头,一天下来,手酸脚麻。

在鞋厂做到七八月,陈炳南被安排去“运输”,推着辆大板车,把东西装去派给各个单位。新浇的沥青路滚烫,他穿着鞋拉着大板车在路上跑,一脱鞋子,看到脚趾头都起泡了,还有个伤口——奇怪的是走路时却没有感觉。去看了医生,一个多月后脚好了,陈炳南就申请去做手工,被调到了冼村糊火柴盒。

糊火柴盒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一双好手就行,所以厂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里有很多是战争时的伤员,没了条腿,但手是好的,可以抹糨糊粘盒子;还有一批旧社会时被卖给大户人家的丫头小厮,解放后找不到亲人又无家可归,像陈炳南一样;还有就是船上的舞女妓女,改造后找不到正当职业,也都通通进了厂。这里面就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叫温少玲,人又生得好看,以前是个歌女,跟着老公和老爹在茶楼里卖唱,他们弹琴,她唱歌。后来两个男人先后死了,她自己一个人没法子找生计,就干脆也进火柴厂来了。

那时候逢五一、六一、七一、八一,都是需要庆祝的节日,厂里的领导就搞了一个“文艺组”。

有一回过节,“文艺组”做了一出现代戏,叫做《愁龙苦凤两翻身》,讲的是解放后广州土改的事情。戏里头,温少玲做阿妈,陈炳南做儿子。这戏做得非常成功,领导和工友们纷纷叫好,以至于以前大家都叫陈炳南“炳仔”,后来就都改成叫他“少玲仔”了。

空闲时,周围的工友们就逗陈炳南说:“反正都叫开头了,认她做契妈(干妈)不怕的啦!”又问温少玲:“他认你做契妈,你做不做呀?”

陈炳南就笑嘻嘻地答:“找都找不到啦,最低限度也有人帮我补衣服啦!”

就这样,因戏结缘,陈炳南就认下个契妈。温少玲弹琴唱曲什么都会,那几年教了陈炳南很多,《宝莲灯》《胡不归》,全都是她教的。

可惜过了几年,做火柴盒的这些工人又被调去了各个单位,有的去了荔湾区的火力发电厂,有的去了博罗农场。陈炳南也和契妈就此分开了,去了不同地方。

1956年年底,接近要落霜落雪的时节,他用木薯粉做的浆糊黏火柴盒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麻痹”。

一日早上开工两个钟之后,到了9点钟要去吃早饭,他拿热水淘米,洗着洗着,不知怎么回事,手就擦破了皮。手受伤了,这下火柴盒都做不了,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慢性皮肤病”,也就是麻风。

陈炳南起初不太相信——人家都说麻风会这里起一块斑,那里起一块藓,自己光鲜鲜一个好人,从手指头干净到脚趾尾,怎么可能呢?医生说,“不是个个都会长斑,你患的这种症状不一样,只要麻痹就对了”。陈炳南这才想起,之前推大板车送货的时候,脚被沥青路烫伤了都不知道,也是因为两个脚趾头麻痹了。

1957年,广州新的皮肤病医院还没建起来,麻风病人从哪里来的,就送回哪里去治。同在火柴盒厂的另两个工友也被查出了麻风,一个被送回东莞,一个就回了韶关曲江,都回自己老家去了。解放后院子里的老妈子帮陈炳南报户口的时候,说他祖父是从清远来的,所以政府就打算送陈炳南“回”清远,由那边安置(那时候清远还只是广州的一个县,1988年才改县为市)。

医院开了个情况说明,让陈炳南拿着“下乡”。儿教院的院长想得周到,另给他开了张“迁员证”,说他是“响应政府号召,回乡生产”,并且嘱咐他道:“医院那个证明,你就不到目的地不要拎出来。”院长这样做,是担心陈炳南路上受人欺负——那时候在船上一人一条席子挨着睡觉,如果知道有个麻风病人,周围的人就全跑开了,没有人敢靠近的。

院长是当年从尸山和炮火里活下来的人。这个江西人原先是国民党的上尉指导员,军医官,在东北同解放军打仗时,给雪埋住了,解放军打扫战场时见他未死,就把他救了回来。虽然被冻掉了几根手指和脚趾,但为报救命之恩,他就一路跟着解放军南下,抢救伤员,立功累累。解放后他本可在军队疗养院休养,却自告奋勇说“要培育旧社会留下的那些孤儿”,就来儿教院二院做指导员,做着做着,在陈炳南从海幢寺回这里之后,就升为了院长。

1957年3月5日,院长亲自去送陈炳南,看着他上船,还带了两个公差帮他拿行李。两件行李,一件是学生用的藤箱,装着几件衣衫,另一件包装着棉胎、蚊帐和书——四斤重的棉胎,又软又棉实,是从国民党的军用仓库拿出来的,是儿教院发的好东西。

一条窄窄的铁板驳住了船和码头,院长交代那些水手说:“这个后生仔有只脚不太方便,上高下低你们要帮一下他,千万不要掉了他啊!”院长那天特意穿了军装,那些水手见他军装上还别着几个章,就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广州到清远的水路由珠江汇入北江,北上一百多公里,船走了足足二十个钟头,6号中午才靠了岸。那两个水手照顾陈炳南,让他先不要急着下船,免得被挤到水里,等人都下得差不多了,才帮他提着两个行李下来。

水手帮着把行李拎到了街口的“青光旅店”,陈炳南问店里的人:“嘿,同志,有没有位啊?”

“嘿,有有有,你做什么的啊?”

一个水手帮忙回话说:“刚刚到的,从广州搭船,回乡生产!”

“行行行,入房,六毫纸一晚喔。”

放好东西,差不多12点,陈炳南想着民政科下午2点才办公,就先去找东西吃。跟店里的人问了一下去民政科的路,吃完东西也才1点多,晃着晃着,就到了一家大戏院的门口,看到上面贴了一张街照:“啊,今晚做大戏喔!《黄飞虎反五关》好看啊!嘿,我先不去搞手续了,今晚看一出戏先。”

《黄飞虎反五关》出自封神榜,讲的是商纣王时期,勇将黄飞虎反五关叛王投奔西岐的故事。这出粤剧在50年代的广东十分流行,观者如潮。陈炳南估计自己进了麻风医院后就没有什么机会看戏了,就打定主意隔天再去报到。他在周围逛了街,等到晚上买了票,进戏院里津津有味地看完了黄飞虎。

第二日又等到了下午2点,他直接到民政科门口说要找科长。值班的人帮他喊了一声,有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便走出来了,带他进去,又搬了椅子给他:“进来啦,坐坐。”陈炳南没坐,他心中有数,到了这里,就要拿出那张广州医院的证明了。他把那张上面写着“干性慢性皮肤病”证明给了对方,那人看了一下信纸,又看了一眼陈炳南,小声嘟囔:“不似啊……”

确实不像——陈炳南好手好脚,那天又穿了套绑带的工人裤,精神十足,活脱脱一个“工人小弟”的样子。

果然,看了信后,那人就没有再叫他“坐坐”了,他又写了一张纸,折好,加上证明一起还给陈炳南,又指了指路:“你由这里出,出到第X条街口,能看见有一个牌挂着‘税务局’,隔离(隔壁)那间就是镇政府,你去镇政府就得啦!” 

陈炳南按照指引走到了镇政府门口,跟里面扫地的少年说要见首长。少年喊了一声,又是一个穿着皮鞋的年轻人走出来,看着还不到三十岁。

扫地仔递给陈炳南一口烟,还帮他点火:“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情况啦,我在这里不怕的,你安心啦!”在陈炳南走路过来的间隙,民政科已经打过电话来了。

见这个人亲善,陈炳南便同他聊了起来,说了一些自己以前的经历。那人安慰道:“我们清远真是一个穷县,没办法啊,我看你都没什么(症状),很轻的问题,现在好快脆就医好的,我明日就送你到杨坑医院,你安心啦,你的行李这个……”然后询问陈炳南的住宿问题,按照旅店六毫、两餐六毫,给了陈炳南一块二的银纸,叫他明天早上再过来。

第三天7点钟,陈炳南早早就带着行李去了镇政府。扫地仔正蹲着刷牙,问陈炳南吃了饭。

陈炳南说没有——他确实没吃“饭”,只是吃了碗猪红粥和油炸鬼而已。

听他这么说,对方就又拿了几毫纸给他:“这样饿到下午怎么行啊,你出去找些东西吃下先啦。”

陈炳南心想:很好,又多了几毫纸,进了山区就什么都没有了,自己身上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二十块,能多几毫是几毫。

镇政府派到扫地仔帮陈炳南拿行李陪他去麻风院。两人一同12点从镇政府的大门出发,先走到码头搭船过北江。船佬过来收钱,陈炳南就指了一下扫地仔,没想到扫地仔说:“我没有,你给着先啊。”

陈炳南猜,既然派你来送我,肯定有路费,你是想自己省下这点钱拿来买东西吃,我怎可能吃这个亏?于是也不客气:“你过渡钱都没么?派你送我的噢!”扫地仔只好掏出钱买票:“嘿,怕你了,怕你了!”

过了江,继续搭车往山里走。正巧那天修路,本来车要到终点站银盏,但剩下最后2公里走不了,就把乘客通通赶下车让他们自己走。银盏入杨坑——也就是陈炳南要去的那个麻风院——还有7公里,前两日刚下过大雨,进山的路坑坑洼洼。

9公里路,两个人走了差不多3个钟,下午4点,总算到了地方——幸好行路中间遇到了杨坑的人担着担子出来买东西,这才知道麻风院的具体地址。

到了麻风院,见到了泥砖搭起来的农村屋子,一片一片,规划整齐,这边是办事处,那边是病房,还有一边是宿舍。扫地仔去到办公室,写好文件就赶紧走了,他还要再走9公里出去呢。

别人入院时都是自己带了床板和棉被来,见陈炳南没有床板,办公室的人就说:“刚好在那里建着宿舍,还在盖瓦呢。”于是就让木工佬把那些长短不一的阁板先拿几块出来,锯整齐,生产组长又出去割了一把茅草回来,放木板上扎在一起,再铺上一张席子,就成了一张又软又暖的“床”了。陈炳南十分满意:“可以可以!”

搞入院手续时,陈炳南见到了几个牙擦擦(嚣张)的人,有的说是什么队长,有的是出纳,反正讲话都板起一张脸。他心想:嘿,不管了。饭都没吃两口就躺下休息了,这一天赶路真是累得够呛。

第二天一早,陈炳南还没起床,就听到一声哨子响,然后来了一个人,喊:“统统起床!出来运动!嘿!起身,起身,出去(做)体操!”

陈炳南慢吞吞坐起,“不运动咯,我昨晚才来,鞋子踩在水里,走过了九道坑,走到这里我饭都没吃,搞什么运动啊,还不够么。” 

“不用讲那么多,起身,穿鞋出去……”

“不用去了!” 

“你叫做什么名啊?”那人问,又问旁边的生产组长,组长也还不知道。

见这人动不动就要批评人,三分官威做到了七分,陈炳南有些气不过:“你要是吗?我有,我写给你!”

当天在饭堂吃饭,陈炳南就又见到了这个人。按照麻风院的管理,吃饭时人人都用钵仔,上面写着名字,发给各人的米和菜,自己吃多少放多少,交给厨房帮你炖。那个人就管卖钵仔,装菜的小钵仔四分钱一只,炖饭的大钵仔八分钱一只,陈炳南买了一大一小两个,拿过来一看,却发现有个钵仔底下漏了一个小洞。

他说:“穿了,有只眼喔,滴水了,换一只来。”

那人就说:“没烂啊!”

“不是啊,它有只眼,渗水出来啊。”

“嘿,它一炖饭就没得啦,一粒饭塞住就没了。”

“你换只给我不行吗?讲那么多!”

“公家的东西不关我事,一来就是这样的了,除非你重新买一只啊,公家的没得选的!”

陈炳南当然知道是这家伙在故意刁难自己,也就不出声了,给钱的时候,他先给了一张两分的钞票,又把那张一毫纸的钞票折了两下,撕下了四分之一,才给了对方。

那人接过来一打开,就叫了起来:“这张银纸不够数啊,烂的,换一张!”

“你这只钵头也漏水啊,你都不换!”

“我的是公家的,没得选的。”

陈炳南便回:“我的是国家(发行)的,没得换啊!”

两人僵在那里,都不肯让步,一个(记工分的)记分员就走过来问情况,那人自知理亏,只好不情不愿地说:“哎,换过只给你啦,换过只给你啦!”见目的达成,陈炳南也不继续纠缠:“我也换张银纸给你,我粘一下就得啦。”

有了这个“公家没得选,国家没得换”的事之后,陈炳南在麻风院里就得了个“牙擦仔”的外号——牙擦,就是形容人牙尖嘴利,嘴上不饶人。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个卖钵仔的人叫陶桂华,是个转业军人,杨坑的人都叫他“陶仔”。此人在这里管医生和病人的伙食,靠着干部的身份,专打斧头(中饱私囊)。他每三天去一趟龙塘镇,赶着“二五八开墟”去采购,配一百斤猪肉回来,能差十五斤——他家就在龙潭圩,自然是拿了些肉回家里了。

有一日,陈炳南他们病人在修整鱼塘,陶仔走来,蹲在鱼塘边指指点点:“这个鱼塘,塘基种回什么果树好呢?喂,提下意见,种什么果树啦!荔枝啊什么的。”

陈炳南很反感他平日的做派,说:“荔枝好,龙眼好,什么都种两棵也不错,但千万不要种桃仔(树)。”

“为什么呢?”

“桃仔最衰(最没用),动不动就生虫,没什么肉吃,光是生虫,没用的。”

陶仔一下就反应过来,陈炳南在指桑骂槐呢:“啊,你个衰仔!喂……算了算了。”

几回交道打下来,陶仔看出来陈炳南是个刺头,比其他病人知道得多,又精明,没事也不想招惹他了。

陈炳南刚到杨坑的时候,院里病号总共六十多人,分成四个生产队。哪一个队生产搞得好,收入多,上交大队之后剩下的粮食也就多,每个人都可以多分点。陈炳南在二队,负责看牛,队长是个老实人,“担屎都不偷吃”。

天气寒冷时,公家怕牛冻坏,就让病人们用些米水跟挖出来的番薯煮稀粥喂牛。陈炳南骑着牛,路过隔壁养猪养鸡的地方,就想去借一个喂猪的盆。

负责养鸡的生产队长正在吃饭,看见他走进来,问:“做什么啊?”

“拿个盘喂牛啊。”

“噢,来来,自己拿啊。”那人说着话,偷偷把饭盖上了。

陈炳南就笑:“你干嘛盖啧?吃鸡蛋饭,有什么好怕啊?”

那段时间粮食少,东西都不够吃。陈炳南一进门看懂了,生产队长监守自盗,在给自己开小灶——鸡蛋是从鸡窝里摸的,谷是本来喂鸡的谷。不过陈炳南也不想管,他吃就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第二日经过那里时,看到大门上用粉笔写了一句:“猪栏重地,闲人免进,失物太多。”

陈炳南登时火就上来了——昨日自己刚刚去拿了一个盆,今天你就写“失物太多”,那不就是说我们放牛仔偷东西?我不揭发你,你倒反咬我一口!于是走去厨房里头,跟相熟的炊事员借了支粉笔,回到猪栏门口,也跟着在旁边写了一句话:“猪栏里面,人人注意,蛇鼠同窝!”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毕竟,人穷粮少,大家都是一边勒紧腰带一边瞅着哪里可以刮出一点油水,偷鸡摸狗可太常见了。

还有一回,陈炳南不小心撞见一个负责养鸭子的人在吃鸭蛋饭。那人姓何,陈炳南见他的鸭蛋饭那么香,也悄悄拿了两个鸭蛋装回去。第二天晚上陈炳南放牛回来,正巧姓何的也放完老母鸭回来,两人一打照面,对方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嘻嘻,你也挺懂理(会做人)的噢!”

因为每天收工前都要清点鸭蛋,陈炳南知道对方肯定知道了自己私拿鸭蛋了,于是就说:“你也懂理,大家都懂理。”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心知肚明,哈哈一笑。

艰难时的世道就是这样,你看见了坏事不说话,人家反担心你要去告发,你跟着浑水摸鱼,这才叫一条船上的蚂蚱。在外面流浪多年的陈炳南自然明白这些,更何况,那时“如果还是你告我,我告你,大家就一起饿死了”。

陈炳南说这话,是因为那时亲眼所见了太多的死亡。

他还在生产队放牛的时候,一起干活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安仔”的少年,另一个叫何基良,三十多岁。一天早晨,他们仨就牵牛出门,十点钟要收工回来开饭,陈炳南在山坡上喊何基良,叫了几次人都没有反应,他走了下去,看到何基良坐在田埂上,手里还牵着条牛绳,绳子的另一头,牛还在嚼着番薯藤。陈炳南过去喊:“喂,你这个衰仔还睡觉,回去吃饭咯!”何基良还是动也不动。他感觉有点不对劲,赶紧大叫一声:“安仔,快点回去叫医生喔!”再推了一下何基良,心里清楚,医生来了也没用了。

还有一个曾睡在陈炳南斜对面床的人,叫温观新。早上他出去放牛,姓温的说:“昨晚我锄了那么多地,你和生产队长讲一下,我今日不开工了啊。”说完,人还去吃了饭,自己把衣服拿到井边洗了,回来在宿舍门口的树上拉了根绳子,晾了上去。等陈炳南放牛回来,就和温观新聊天。天热,温观新把棉胎竖起来靠在墙边,自己靠着坐,还卷了根烟抽。陈炳南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着,以为温观新也在听,讲着讲着,见他烟头都烧到手了,就喊他:“喂,烟灰掉了,抹手了。”可温观新动也不动,陈炳南走过去推一下他,人已经有点硬了。

饥荒的时候,牛高马大的大只佬们更难捱。有一个大个子,负责担柴的,蹲下去把肩膀伸到扁担下面,要担起来,结果起不来。等到别人回头来找他,看见他还保持着这样一个准备担东西的姿势,人都凉了。

一般要是医生看哪个病人快不行了,就会通知家人,也常有病人家属只回一封信来,“由你们处理,我们不到的了”。有的家人一听说病人在麻风院里死了,还更安乐了,因为再也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子女也不用被人指着说“你老窦(爸爸)是发风的”了。

一旦家里人说“不来了”,人死了医院也就不会再通知他们了,像埋牲口一样,卷了就抬走了。抬到平时没人进去的山里面,沿路埋了。起初埋得很远,后来人死得多了,就越埋越近。没人去那个埋死尸的山头种作物,那里只有一些自己生长的松树,光秃秃的。陈炳南他们都叫那里“死人涌”,连砍柴的人都不会往那里走的。

如果是有家人来送葬的,就会买棺材,还会给抬尸体的大只佬们包个利是,让他们搞得好看一点。没有棺材的话,就是一张棉胎卷着人,用几块床板一起抬到“死人涌”,然后棉胎床板卷着人,塞进坑里就是了。坑还是要挖得深一点,提防下大雨,怕雨水一冲尸体就露出来了。

陈炳南入院几年后,境况就如山泥滑坡。从1957年到1967年,整整十年,他都没有人接济。衣服都烂完了,只剩一件床板,毛巾也没了,就用绷带来洗脸,浑身上下只剩一个“光”字。一条冬天穿的长裤,“只见补丁不见旧布”,吃了午饭,别人都去休息,他就去冲凉,把裤子给洗了,躺在太阳底下晒自己,晒完前面翻背面,直到把裤子晒干了再回去。打开床上那张棉胎,跟世界地图一样,这里烂,哪里烂,都没有棉花可以补了。

幸好他在麻风院里认识了个朋友,叫黄玉权,之前在广州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手巾牙刷,因为籍贯是清远,所以也被遣送回来了,他跟陈炳南说起在广州街头的经历,很聊得来。黄玉权的针线活很厉害,陈炳南便央他把自己那张烂被单拆掉了,缝成两条“牛头裤”——就是那种裤筒宽松、方便干活的短裤——不然他真要裹着破棉胎出门了。

从1963年开始,陈炳南的右脚就开始痛。刚入院时,他脚上还穿着政府给的解放鞋,那双鞋烂完就再没有鞋了。每天早上起床下地就打赤脚,上山放牛,山上遍布石头和尖锐树枝,脚就被磨伤了。“上山没鞋着,落地打赤脚,不就损手烂脚?”

按理说,麻风院上面起码有个组织,病人的惨状,难道医院的领导都不知道?怎么没有人发一双鞋给他?当然不是,是个人都有眼睛看着呢。但是领导只会说:“痛你就在床上躺就得了,不用出来干活啦!”但是呢,上工就一日吃三餐,不上工就只有两餐。中午那餐,去干活的人才有得吃,吃粥吃饭,杂粮番薯都不定。麻风院里的劳动力按照每日的劳动量程度分级,名目上说(每人)一个月三十斤米,实际上那是最高级的劳动力才有,分到三级劳动力的只有二十七斤,三两一餐,要是不开工,连中午那餐都给你扣了。有时候红十字会发一些救济品过来,有几件短衫衣物,本来应该给老弱病残的。但院里又偏偏反着来,把这些救济品拿来做生产的奖励品,谁出勤天数最多就奖给谁。

陈炳南在这里住着,眼瞅着这些病人,身体好的干得越多吃得越多,那些不能干活的还得饿肚子,一日比一日孱弱。所以他没有办法每天都躺着,休息几天,脚好点就又去山上放牛了。

捱呀捱,捱到1967年,烂脚痛到都下不了地,生产队也不要他了。几个生产队把这些重病有伤不能干活的人全挑出来,一共22人,通通拨去“残老队”。陈炳南说,他们这22个人啊,就是“箩底橙”——卖水果的筐里面被挑剩的那些,破破烂烂,没人要了。

院里腾出了一间原先养猪的屋子给他们住,离病人的宿舍区很远,连个门都没有,两个门洞空荡荡,风从这头呼呼进,又从那头呼呼出。1月份进去,到了4月份,还没住够百天,22个人就死了9个。院里有几个医生,但也只能眼白白看着人死。一是缺医少药,病人们上山做工没有鞋穿,脚一磨损就开始烂,麻风杆菌会让伤口一直溃疡,长久下来可能发展成皮肤癌。再加上忍饥挨饿,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免疫力差,被弃置在猪屋里的人,几乎就是排着队等着死神一个个把他们领走。

躺在猪屋里的时候,陈炳南几乎每隔几日就能看见一个人被抬出去,然后听着那些大只佬(大块头)商量着要抬到哪里去埋。第九个死掉的人就睡陈炳南旁边,年纪也不大,家里有老婆,说是结了婚还不够两年就进来了,脚烂到快上小腿了。眼瞅着到那一晚上,轮到这个人死了。猪屋里黑灯瞎火,连一盏火水灯(煤油灯)都没有,陈炳南睡在床上,听着北风穿堂而过,心里知道邻床的人已经死了,但这么晚了,叫人也没人理的,只有天亮了才会有人过来。

九点多十点的时候,陈炳南忽然听得一阵“吱吱吱吱”的声音,借着朦胧的月光,他向旁边望去,心内一惊——不知道从哪里进来了一只野狗,正在咬旁边尸体烂了的那只脚。造孽啊!他赶紧摸索着起来,把狗赶了出去。

陈炳南不敢睡了,怕万一睡着了狗又来。他想拿被子把这人裹起来,但人已经硬了,棉胎又烂糟糟,盖得了身子盖不住那只脚,也没法全裹起来。他看见墙壁上这人的棉衣还好好地挂在上面,本拿来包住他的脚,可又转念一想:“不啦,我拿他那件好的(棉衣)来穿,拿我那件烂棉衣来包吧。”

第二天早上,继续去外面做工,几个跟他惯熟又是开惯玩笑的大只佬见到他穿上了新棉衣,就打笑:“喂,炳南,看你穿件靓东西喔,不过你都穿不了多久啦,看你的样啊,下一个(死的人)就轮到你咯!” 

那时陈炳南的脚已经痛到伸不直了,整个脚板都烂没了,拿绷带缠成了一个粽子。但他还是嘴硬,回敬道:“那还不一定呢!”

一个大只佬也笑:“我都不希望你这么快去啦——现在四月底了,希望你过了五一,公家加菜,吃顿好的,同时呢,发了饭票,(你死了)那我们(还能)捡回几斤米,剩下几斤米都好些啊!”

这很难说只是一句玩笑话——这几个大只佬也做抬死尸的活儿,麻风村每个月一号给人发饭票,病人若是月初死了,按照这里不成文的规矩,没花完的饭票就归这些处理身后事的人了。

陈炳南当然不想便宜了他们,他硬撑着到了4月27号,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贵人。

那天,从佛山平洲医院来了一个外科医生,叫潘钟文。这个女医生大老远来杨坑,本来是要给麻风院的医生讲课的,所以一到就先去了陈炳南他们的“重病室”。院长和生产队长,院里的医生护士,也都一起跟着来了。

潘大夫一进门,就先跟病人们打了个招呼:“大家好!”

陈炳南躺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说:“跟在你后面那些(人)都‘好’咯,这里面的人,一点‘好’的都没有。”

潘大夫走进了猪屋,后面的干部们就站在外面停住了,她走到陈炳南的床前,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一眼就看到啦,屋又烂床又烂被套什么都烂,连人的手脚都烂了啊,你说哪里有‘好’的?”

“是啊,你讲得有道理,我听你的声音,不是本地人来的?”

“我父亲就广州人,祖父就清远人,舅父就南海人。”

“嘿,人家都说‘一问三不知’,我一问你就答三个!不错啊——你舅父南海哪里的啊?”

陈炳南就如实回答。潘大夫所在的平洲医院就在南海,自然知道他说的地方,于是又问:“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除了好事没做过,我什么工作都做过,擦过鞋,拾过破烂,肚饿上高楼,眼训(困了)就找骑楼。”

潘大夫一听就懂了,笑说:“原来你是在流浪哦!”又说:“伸个手出来,我同你把下脉,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陈炳南说:“我现在觉得又冷又冻,又肚饿又脚痛,训(睡)又身痒,坐又鼻涕,说不定啊,打个喷嚏就去见上帝。”

潘大夫见他一张嘴能说会道,兴致也上来了:“就是这么多(症状),没有其他了吗?”

“还不够啊?”

“还有一句你还没讲完——你不用闭翳(忧愁)!你这只脚就没得救了,不过人还有得救。两个月!”

陈炳南理解错了,并没开心起来:“只剩两个月(寿命),救不救也罢啦!”

“不是喔,我说包你两个月就肥回来。如果你不介意呢,我拿你来开刀先啊!”

陈炳南半信半疑:“不是吧?我们的医生没人敢开刀啊,说没人输血,所以呢都死了九个了。”

潘大夫转头对那些站在屋外的干部们讲:“今晚你们给他吃饱饭,吃得了多少给多少,明早就不用给了,明早做手术就先不要吃饭。”接着又看了一下陈炳南的腿——右脚已经完全僵硬,没法伸直,也动不了了。潘大夫说不要紧,以后到她那里装一只假肢就好了。

陈炳南:“那些人说第十个就轮到我死了,这下截了脚,不死就行了!我现在都还不够四十岁啊!”

“我保证你过了四十岁,又过了四十岁啊!”潘大夫自信地说。

后面,潘大夫让麻风院领导安排空出了一间房,把陈炳南抬了过去。她总共在杨坑过了两日两夜,除了帮陈炳南截掉了一只脚,又做了一两个手术给那些医生看,传完经就走人了。

锯掉了右脚,陈炳南感觉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了。果然如潘大夫所说,两个月后,他胖回来了——晒谷子的地方有个公家的磅,手术前别人背着他称了一下,七十来斤,手术完过了两三个月,没了条腿,反倒有九十斤了。

院里的木工佬给他做了两条拐杖,他嫌不够坚固,便自己借了个凿子和刨子,从人家砍下来的杉树枝里挑了又直又漂亮的,自己削了两根。只要在胳膊下拄上一根,就可以空出一只手上山砍柴,就算遇到山沟沟,拐杖一蹬一用力,一条腿就跳过去了。此后陈炳南上山下水,无论是砍柴铲草还是剥蔗壳,别人能做到八九个工分,他起码也能拿到六分。后面二十年,他都没有再看过医生,连个伤风感冒都没有。

后来我去查过《清远市志》,上面写着:1956年,在今清远龙塘镇建立杨坑麻风医院,至1987年历年共发现麻风病人1735人,其中治疗984人,治愈者179人,病死452人,外迁82人,现症病人仍在治疗38人。

刚被送回清远时,陈炳南也以为自己会像镇政府那个人跟他说的一样,“进去医几个月就好了”。可入院之后住下来,却是一年又一年,天长地久无尽时。住的时间长了,陈炳南逐渐明白了,这个地方,易进难出。说是“治疗”,实则是把人赶进山里,与外界交通断绝,困在里面如同定期劳改几十年。虽说病人想偷偷出去医院也不知道,但这山这么大,一个人靠两条腿,也走不出去。解放前这个地方曾是个土匪窝,土匪把人拉到山里面敲诈,可见有多荒僻。

而出院生活也没有那么容易。

陈炳南听说,之前有一个龙塘人,病好了从杨坑出院,去帮人家看山林。周围的村民上山来砍柴,他出来阻止,气势汹汹地把人给赶走了。结果,结下梁子的人转头找了两个女人过来,说他“麻风人追女仔”——广东部分地区有“过癞”的传言,说“麻风人”会通过性交把病气“过”给对方,自己就能变回健康人了——于是就借这个由头把他给打死了。这个故事在麻风院里口口相传,可见那时麻风村和周围居民之间暗暗埋伏着冲突,麻风院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病人们的避风港。 

麻风病分不同类型,轻症的如界线型,结核性,容易损伤手脚,却不会造成面目损毁,菌数也少,吃几年氨苯酚就会好;而菌数较多的瘤型,病人一般会面红耳大,或者面部会有一些变形,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到1960年,杨坑陆续有病人治愈出院,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时候人多能凑够一批一起走。

后来到了文革,院里因为批斗和缺医少药,死人的情况常有发生,医好的人只要有地方可去,都立马收拾东西就走了。每回几人入院几人出院,都有一个小黑板写着,陈炳南一直看着,算着。他说,从他入院这几十年来,一共死了三百多。

陈炳南无家可归,所以一直没有走。之前他在广州睡骑楼时,见到有麻风病人去铺门口乞讨,那些店铺直接就把大门关上了,避个雨都要被人赶。遇到善一点的会说,“嘿,给你半碗饭,快点走啦”,遇到狠一点的甚至直拿棍子赶,“走不走啊,不走就拿扫把打你走!”那些耳朵通红、眉毛掉光一看就是麻风的人,根本就讨不到东西吃,只能等死。

陈炳南的病是结核性,从入院那天,一日两颗氨苯砜或者氨硫脲,他也不管是啥,医生派了就吃下去。不到十年,切片检查就看不见多少麻风杆菌了,只是脚痛而已。等到做了截肢手术,他从上到下一身清白,连块红斑都没有,就连之前麻痹的脚趾手指,也慢慢恢复了知觉。

医院里面,男女病人分开住,宿舍区隔得很远。女病区建在半山腰,下面是医疗室和诊疗室,再往下才是男病区的三栋宿舍。厨房也是分开的,隔了差不多半公里,只有一口井是共用的。

陈炳南截完肢,也差不多过了五一,女病区有些人出了院,就空出了两间宿舍,给这几个截了腿的病人暂时住一下,离药房近,要看医生也容易。

出院的几个女人里,有一个叫欧新女的,还不到三十岁,治好了就赶紧走人了。她跟陈炳南关系不错,知道陈炳南的床板都烂完了,就只拿走了衣服,把自己的床铺、蚊帐、被褥通通留给了他。医疗室的一个组长知道后,就吩咐说,“炳南原来那几块破床板不要了,破烂东西全扫出来烧掉好了”。于是两个大只佬就去了男病区,把那块旧床板扔出来准备烧了。

给陈炳南缝裤子的黄玉权看见了,吓了一大跳,连忙问:“啊,炳南不能回来吗?怎么烧了他的床?”

烧床板那两个家伙开惯了玩笑,就说:“埋都埋了啊,那只脚!”

黄玉权话没听全,一听到“埋了”,就伤心得大哭起来:“炳南他死了啊……那个医生不是说保证他两个月好起来,怎么就埋了啊……”

那两个大只佬知道他听错了,也不澄清,就在一旁笑。刚好那日,有些小孩子专门跑到女病区,央着陈炳南讲故事。陈炳南就把自己挪到门口,给他们讲《粉妆楼》。黄玉权见到上面有一堆人围着,就走上来看。这一看,又是吓了一大跳:“吓死了!炳南,又说你埋都埋了,怎么还在这儿讲故事喔?!”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整个杨坑连部收音机都没有,抓着锄头铲草的时候最容易犯困,这时候有人起了个头开始唱歌,其他人就跟上了:“有了共产党,坚持了抗战八年长,洒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打了东洋打……”

天一黑,大家统统上床睡觉。暑天夜里闷热,排排睡了八九个人,每个人腾腾地呼出热气,把小屋子变成个大蒸炉。大家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一人搬一个小板凳出来外面空地上坐着。干坐着无聊,便又开始喊陈炳南:“柄南讲古仔(故事)啊!”

于是一群人便在乌漆麻黑里,靠着一点星光,听陈炳南讲乾隆下江南,方世玉打擂,封神榜上显神通,水浒英雄走四方。这些困居一隅的人,连踏出这个小山窝都艰难,却依然不妨碍他们对自由的想象。他们沉浸在故事里,在短暂的半个夜晚,想象着自己也成了潇洒的方世玉,成了水浒里豪气万千的武松。故事讲完,夜已深,凉意与困意一同沁来,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般,一个个搬起自己的小板凳回屋睡觉去了。

这样一点慰藉,后来也被夺去了。随着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麻风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小组,组长就由那些最穷最苦的人来做。既然要“破四旧”,帝王将相的故事就不能讲了,才子佳人的故事更是淫秽。陈炳南眼瞅着这个大字不识的人整日装腔作势,心想:那我说句拎不清的话,知识分子不就没用啦?

尽管他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运动的火苗还是烧到了他身上。有一天他放牛回来,发现自己床头的书全被翻出来烧掉了。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说这些书是旧社会的东西,一本不能留。陈炳南登时心头火起,与那个组长大吵起来,闹到了大队长那里,质问道:“你派那些人去做什么?派那些人烧了我的书?!”

大队长说:“破四旧啊,旧书全部不要。”

“连《红灯记》《沙家浜》你都敢烧了?!你派的人,文字都不会一个,什么都拿来烧是不是?!我有银纸夹着的,你都烧了它?”

陈炳南实在气急,抓住大队长一顿夹枪带炮的怒骂。吵到后来,大队长又回去逮着红卫兵组长一顿臭骂。说书里面有银纸夹着,只是个发作的由头,陈炳南真正心疼的是那些当年他从广州带来的小说和画册——当时那些书都用棉胎包着,挤进了背包里。一本《封神榜》,一本《岳飞传》,一本《水浒传》,还有《三门街》《粉妆楼》和《万年青》,后面两本是清代的侠义小说,方世玉打擂就是《万年青》里的。当年他在广州跟那间收破烂的老板混熟后,对方收到什么旧书,他都要拎来看一下,喜欢的就拿走了。

如果有不认识的字,就拎着书去给儿教院的院长看一下——说起来,他自小没有正经上过几天学堂,正是在儿教院的那几年,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学了一点文化,认的那些字,都是埋头在那些故事书里一个个认出来的。

顺着这几本书,陈炳南又怀念起在广州流浪的日子那会。每天中午,观音庙门口的榕树下,都有说书人在讲故事。老榕树枝繁大叶繁,阴凉足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他可以爬上去,在榕树干上坐着或者躺着,拿着本书听下面讲故事。说书人一讲到故事里的紧要关头,他就刹住了,不讲了,拎个兜或者盒子这样子走一圈,拱手笑着笑说:“赞助赞助赞助……”。一毫毛钱很也好,一分钱也不拘,总之,收完一圈,就他才会继续讲下去。

来到在杨坑的时候,在这榕树上“听”出来的说书本领本事,就派上用场了。

在劳作与讲古中,山中岁月飞快往身后退去。草木换过几轮青黄,转眼便是几十年。陈炳南本以为自己会在山里住一辈子,谁曾想,后来他们竟全都搬了出来。

50年代,杨坑山多田少,大片荒地,全靠那些麻风病人一锄头一铁锹地开垦。四十年过去,最早播下的松子,都长成了高大葱郁的松树,树干都可以做砧板了。

改革开放前,麻风院里的生产队种了很多甘蔗,政府就修了一条小路,用马车拉甘蔗到银盏去卖。耕蔗耕到1986年,联产承包了,麻风院周边原本属于农村的田地,都要还给各家各户耕作。阳山县还迁来了一批农民到杨坑山脚下落户了,盖起了三三两两的茅房和土坯房。医院的地越来越少,没什么田可耕了,陈炳南就在胳膊下拄了一条棍子,砍了竹子,削做篱笆围栏,围出了个菜园子,自己种菜养鸡。

到了1992年,佛山南海平洲医院安排了车,把杨坑的几个人一起接了过去,有的是去截肢,陈炳南几个是去做假肢。他在平洲住了五十天,潘大夫还在那里,此时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二十五年。

潘大夫和陈炳南聊得来,闲下来就坐着跟他聊天,逗他说:“喂,现在又怎么说啊?那时你又说心哀什么的。你这么会讲,搞首诗来听下啦!”

陈炳南说:“现在又不同啦,又有经济回馈,又有伙食费,来这里又不用路费,我现在呢,安乐就不用计,总之呢,就是没闭翳。”

陈炳南进麻风院之前遇到过卖神水的算命佬,说他活不到四十岁,此话真是险些成真。正是潘大夫的慈心妙手,把他从鬼门口又拉了回来。后来他果然是活了四十岁又四十岁,精精神神活到了耄耋之年。

从平洲医院回来的时候,陈炳南就又是两条腿了——一条真一条假。假肢穿上裤子,看上去像个健全人。但他是从大腿截肢的,胶做的假肢非常沉重,要拿一个大皮带拴在腰上,蹲下来还得按一个按钮,膝关节才能弯曲。杨坑的山地凹凸不平,戴着假肢上山下山就很不方便,他新鲜了一阵,后来干活时还是拄拐杖多。他说:“说句不好听的,火烛(着火)的时候,我拄个棍子就跑了,你还要起来慢慢穿假肢,烧都烧死咯!”

1999年,龙塘镇下边要建一个带游泳池的游乐园,选址离麻风院还很远,但是政府却要求他们搬走。医院给病人们的说法是,现在他们人少了,这里又偏僻,要把他们搬去交通更方便的地方。陈炳南想,肯定是因为杨坑在水的上游,而乐园在下游,人家还是嫌弃他们,觉得从上面流下来的水不干净。不能说他的猜测毫无道理,因为广东其他的麻风院,建院之后极少出现搬迁的情况,即便是旧屋倒塌,也只会在原址新建,要另划一块土地给麻风医院,牵涉甚广,并非容易之事。

麻风院里没有一个病人反对搬迁,他们个个都想着早点走了。几十年下来,几百人的大医院如今只剩下三十几人,这么大一座山,住着空空寂寂的,搬去别处,有人来看望也方便。他们连土带木,将果树杏树,全卖给了政府,换回几块钱,人还没搬走,就已经有挖掘机轰隆隆开过来挖到了屋子边,把地下的白泥挖出来运走了。听说,这种泥土用来烧瓷是顶好的。

这边催着他们走,那边新的医院又还没建好。2004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仅剩的三十二名村民就被先运到了新址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听说,这里原先是收容流浪人员和戒毒人员的,地图上标的是“市救助站原址”。

住进去的第一晚,陈炳南看电视看到半夜,回屋枕着个枕头就躺下睡觉了。没想到睡到半夜,感觉很不舒服,一摸,脸上居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咬得他耳朵生疼。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陈炳南这半边脸后来就开始了神经痛。出了事,院方才把床都拆了,被褥全部洗了一遍,消毒。

后来,他听说医院的人在背后说:“他们这些人(患了麻风)医好的呢,现在是百毒不侵的啦!”既然这么说,那意思自然就是“不需要搞得多干净了”。

救助站本不是为这些手脚残障的老年人建的,连厕所门口都有石阶,阶砖光溜溜的,撒上水就更滑了,拄着拐杖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打滑。没办法,陈炳南只能又穿戴上了那个沉重的假肢。

这里住得不舒心,大家都盼着早点去新院。等啊等,等啊等,又过了好久,旁边才开始动工。直到2008年1月,他们才搬进了建好的新院——院子里是一栋两层小楼,有一个大花圃,栽着棕榈木瓜,环境清幽宜人。对陈炳南来说,搬进新院,好日子算开始了。

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好日子。等待的三年里头,又有七个老人过世,新院里原本按人数建的房间,就又空出了几间。

新院距离杨坑五十公里,相当于从清远市区的南郊迁移到了北郊,依旧没有公交车直达,打车去最近的市场也要三十分钟,北边是一大片绵延的青山绿水,周围散落着民居——不过比起杨坑,这里确实已经不算偏僻了。

等杨炳南他们搬到了新院,来探访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就更多了,最热闹的是每年年底,市政府的人,卫生局的领导,教会的信徒,寺庙里的僧人,还有义工组织,一拨一拨地来。纸巾,泡面,肥皂,柚子,花生油,洗发水与沐浴露,一箱箱一袋袋搬进来。通常村长会把能走动的老人都叫到文化室里,向来访者说一些感谢的话,然后把物资摆在地上,分成均等的份,每个人认领一份。然后老人们提着,揣着,或者放在轮椅上,如同觅食结束的鱼儿,四散开,一条条游回了自己的窝里。

好心人送来的物资在每个人的屋里都堆成一座小小的山。陈炳南屋里的电视旁边,堆满了泡面和饼干,送来的衣衫穿都穿不过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节俭,衣服穿不烂就不换,所以新的也就一直放着。

想起以前一条破棉被裹身上的日子,如今的生活可真是梦里都不敢想。有一回来访的人问他说:“在这里住得好不好啊?”他说:“嘿,当然好啦,又矜贵又名贵又架势,给只苹果我拿来煲猪肺,穿了衫就不用打喷嚏流鼻涕,总之你和我换都不济(不肯)。”

在这样宾主尽欢的场合里,陈炳南经常会被邀请唱几首粤曲。大家在文化室里围成一个圈,中间空出来一块地,他坐着轮椅,靠着背,手里拿着一张歌词唱曲,七老八十的同伴们打着拍子,有一个婆婆常常笑得露出没剩几颗牙的嘴。他们坐着的一些折叠椅,椅背上还有“杨坑XX号”的油漆字——那个山林深处与记忆深处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房子都推掉了,埋葬死人的山头也该是长满了杂草,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那里躺着多少曾经受尽苦难又尽情欢笑过的人呐。

| 在看粤曲词的陈炳南(洪梦霞/摄)

第一次去新桥,很容易找不到路。新院挂名“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疗养分院”,因为地处清城区新桥村委会,所以常被简称为“新桥麻风院”。

2017年冬天,我们第一次从广州前往新桥,天黑时出租车沿导航走到目的地,放下我们几个人就走了。四周没有民居,山风簌簌地吹,我们站在一栋建筑物的大门前面——手机地图显示目的地就在这附近,可里面却半点灯光都没有。

我们冷得哆嗦,不知道哪里才是路,黑暗中,忽然有一束光射了过来——是安村长打着手电筒来接我们了。原来我们站的地方,是早已作废的救助站门口,还得往前再走百来米才是新院。当年和陈炳南一起放牛的安仔,现在已经年过六十,他在这里长大,也留在了这里,成了热情接待来客的麻风院村长。

我们去时已经临近过年,正是新桥最热闹的时候,正好撞上寺庙和教会前后脚来探访。寺庙的人来了,往村民的门上贴了一个佛字,换了新对联,横批是“阿弥陀佛”,教会的人来了,也不知道看没看出来对联是新的,就把“阿弥陀佛”又撕下了,换上了“天主保佑”。

我在旁边看得直乐呵,陈炳南和老人们也不开口,由他们折腾,反正僧人来了,他就跟着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信教的兄弟来了,他就连连点头:“天主保佑,天主保佑!”

等人都走了,我悄悄问:“那你到底是信佛还是信教?”

他说:“我都信,这些都是好心人,而且呢,‘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我哈哈大笑,心想:不愧是陈炳南——听说教会的客人刚来的时候,他就给人家讲自己小时候在老广州街头遇到日机轰炸,躲进了礼拜堂捡回一条小命的经历,那些天主的信徒们听完,都惊呼道:“那是天主保佑啊!哇你自小就和天主有缘分!”他就跟着笑,绝口不提英租界的事。

他们发现了陈炳南讲古和唱歌仔的长处,于是就交给他一些由粤剧改编的天主颂歌,《雁落平沙》改成《得胜凯歌》,《渔歌唱晚》改成《乐享救恩》。每次来送东西,大家就热热闹闹挤在文化室里,央他唱两首助助兴。正因为这个口口相传的“说书人”的本事,我们第一次去就精准地把他给抓出来——因为无论跟哪个老人说想听他们讲以前的故事,他们都会说:“找陈炳南啊,他有好多古仔!”

听完他讲故事,再看他这个人——感觉处处都不一样了。就好像,他唱粤剧是工厂里做过歌女的干娘教的,识字是育幼院的军官院长教的,说书是从广州街头的榕树上学的,他屋里的东西都是朋友们的“遗产”,轮椅是好朋友老梁留下的,箱子又是某个病友留下的——这个老人,就像一个历史的琥珀,消失的人与事,都成了他的一部分,在他身上灼灼如生。

故事之外的陈炳南,和寻常的老头没什么两样,每天就晒一晒自己种的白菊,喂几只小野猫,晚上看看电视。猫本来是没想养的,有一日它自己从窗口跳进屋来,陈炳南见它小小一只,毛茸茸又跳上跳下,得意得很,就开始喂它。结果喂着喂着,一只就变成了一群。小野猫们怕生,不爱走大门,常常夜里溜窗进出,陈炳南的窗户就总是留有一条小缝,刮风下雨也不会关实。后来有一个常骑着摩托来卖粉肠的大叔要了两只回去养,还包了利是给陈炳南,说是“白送的不听话咧”。

陈炳南有时候也会想让我们过去他屋里坐,但绝不会直说——当我们在别的村民门口聊天的时候,他就推个轮椅出来,眼神远远飘过来,好似不经意看我们一眼,然后就自己推回去了——我们便立刻知道他的意思了。就这么一些小小的时刻,当年那个傲气的牙擦仔,忽然出现了。

村里有公共厨房,厨房墙上挂着一面小黑板,上面写着“二两”“三两”“五两”,搭饭的人要吃几两饭,就在对应那一排挂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小竹筒切成的长方形薄片。不过,竹片里面没有“陈炳南”,因为他是极少的自己做饭的村民之一。麻风病后来还是让他两双手的手指都蜷曲起来,变得只有常人手掌的一半长度,但即便如此,他也喜欢自己做饭,甚至还有余力照顾另一个村民——院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阿火,因为得过小儿麻痹症,智力和四肢都有障碍,很小就被送了进来,搬迁到新桥后恰好住在陈炳南旁边,陈炳南索性连他的份一起煮了。

我们要走的那天下午,提前叫了一辆三轮车来接。村长和大家在院子里跟我们送别,陈炳南也在。挥手告别之后,他就用两只手滑着轮椅离开了,我以为他是出门去散步,可等到三轮车载着我们出了院门,从车厢里往后望去,才发现原来他是先行一步,自己滑到了新桥门口,准备再送我们一程。

回望新桥,灰白色的水泥道路上没有人烟,只有坐在轮椅上的陈炳南,身子埋在鼓鼓的黑色的大衣里面,伸出两只手来朝我们用力挥动。他的身影逐渐变小,远去,三轮车拐弯之后再也看不到了。

望着不断后退的青山,村落和道路,我心想,他的相送,许是为了这几日促膝长谈的知遇之情。陈炳南大概和别人说过一些自己的经历片段,但很少如此完整地从头到尾讲完自己的一生——村民们有了电视收音机后,不再缠着他讲故事了。那几日,山中酷寒,屋外北风呼啸,我们就窝在他的小房间里,听他讲这八十多年跌宕起伏的经历。他讲得尽兴,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全然不觉时间流淌。

|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疗养分院的大门(洪梦霞/摄)

第二年秋天再去,新桥还是老样子,陈炳南却已经忘记了我们。到了2020年,随着防疫政策的起伏不定,新桥按照上头指示,以养老院的标准封闭起来,谢绝探访。那座两层小楼的院子,对我们关上了大门。

去年我打电话给院里一位婆婆,问她陈炳南最近怎么样了,她说,“他老糊涂啦,把人家送的食用油当成饮料喝了”。今年八月,我又问安村长,他说,“他最近好一些,比吃花生油的时候清醒一点了,但肯定没有你以前来的时候那么清醒”。

依靠这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我想象着一个介于“会喝花生油”和“会讲古”之间的陈炳南,估摸着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再见面,而见面之后,又能否把已经发表的故事和底下的评论念给他听。他一生钟爱讲古,若知道自己的“古仔”被这么多人看到,不知会有多么欢喜得意——说书人的快乐,不就是嘴皮一动,四座皆静,折扇一合,满堂喝彩。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无数次回望陈炳南的人生。他像是一条从这世间游过的大鱼,周遭起起落落,纷纷扰扰,他只是游过,不带走也不留下任何东西。我时常想象着他从儿教院逃出来跳入珠江游水的场景——将原先的腌杂,跳蚤,一身的破烂全丢弃,扑通一下跳入水中,上岸后,甩一甩头上的水珠,就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一个新生人。

人生百年,不过就是这样一场渡河而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安村长为化名, 文中历史资料参考自《广东省卫生志》《增城县志》《清远市志》等。)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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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梦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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