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消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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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隔离在酒店的两个月，剧组的人们满是怀念。大家感到快乐，同时也明白，那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的快乐。

导演消失了

3月4日，电影《老枪》原定的开机日期当天，一辆救护车开到酒店楼下，把导演高朋接走了。他被认定为密接，需要集中隔离。开机仪式取消，写着《老枪》的那面巨大背景板躺在地上，没来得及立起来。全剧组一共223人，回到酒店房间，开始不知时限的等待，等导演回来。

这是导演高朋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已经筹备了四年。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开拍。自从进了隔离酒店，外面的世界变成一个黑箱，接电话的人永远没有准确消息：到底是隔离十四天还是二十一天？甚至有防疫人员打电话过来问，你在哪里？你是密接还是次密接？

就在这天，L市开始第一轮全员核酸。导演和剧组开视频会，讨论一种“云监拍”的方式——把监视器安在隔离酒店里，让导演远程指挥拍摄。那时他们以为问题只在于导演不能出来。第二天，3月5号，大雪，街上只剩下救护车和警车，高铁站三个红色大字的背景灯灭了，没再亮起来。第三天，导演在电话里劝大家，趁现在，能走的赶紧走。

3月6日，全剧组准备离开L市，到酒店楼下的检测点排队做核酸。下午，一些人赶着最后一班快递，把冬季衣服、洗衣机、咖啡机、大件设备，都寄走了。晚上，导演组成员吃了一顿散伙饭，喝酒到凌晨。有人想着年底入冬了再来拍，有人觉得这些人再难聚起来了，一个编剧回去边收拾行李边哭，伤心于这事还没开始，就散了。

第二天早上8点，核酸结果还没出来（下午4点才出），几辆剧组的车到高速入口探路，发现全封了，就算有核酸报告，也走不成了。

按原计划，电影要在冬末春初拍摄，雪是影片的背景，也是重要的氛围。导演刚被隔离的那几天下了大雪，然后天气逐渐转暖，他在酒店里穿着短袖，担心雪要化了，心里直骂脏话。剧组的人在楼下做核酸时给他打电话，他说，“（出来后）我最想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从左跑到右，来回跑十趟。”有一天，隔离酒店的人通知他可以走了，他突然愤怒起来，心想，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

几天之内，外界的消息越来越严峻，先是小区封闭，公交停运；接着教师资格考试取消，公务员考试延期，新增病例达到四位数；又过了几天，市长被免职了。等导演隔离满十四天，终于回来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彻底静默。再过两三天，野猪将会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

两辆车和四个人

L市国际大酒店位于市中心，紧挨着火车站。酒店有年头了，斑驳的地毯和墙纸里，散发一股霉菌与香烟的混合气味。大堂里挂着巨大的水晶灯，一个保安穿着防护服，守在门口。

酒店一共有19层，5层以下是宴会厅和办公室，其余楼层中，有共11层、130多间房里住着剧组的人。剧组选这座酒店因为方便，走路五分钟到高铁站，进而就能到达全国、全世界。现在它禁止出入，孤立在城市里了。

封控以后，酒店靠两辆车与外界发生联系。每天三顿送饭的是一辆面包车，从十几分钟路程外的厨房开来，停在L市国际大酒店楼下。疫情期间通行需要车证，全剧组只有这一张。

中午卸完盒饭，厨房师傅下车，制片组的两个人会坐进驾驶室，带着全剧组的物资需求上路，寻找隐蔽开门的小商店，或者熟人介绍的个体户。除了购买生活用品，他们还在某个小区门口交易过一副麻将，在居民楼的窗户下接到大包电子烟弹——被隔离在家的商户抛下来的。

隔离一周多，菜渐渐买不到了，两荤两素变成只有两个素菜，最困难的一天这两个素菜是海带和花生米。菜市场和超市都划成保供单位，只允许卖给小区，不许卖给酒店。肉更买不到，制片组联系到一家屠宰场，对方提出可以卖给你们一头活猪——猪死了才叫肉，活着的猪是猪，不禁止卖。可惜剧组里谁也不会宰猪。

到四月下旬，食物来源变得丰富一些，但外卖不多。执行制片人超文在抖音上看到一个烤串直播，想帮大家改善生活。店主忙着烤，没看留言，他于是连刷几个大礼物，花一百多块钱成了榜一大哥。店主连忙回复，大哥，你别着急。第二天超文点了几百串烤串外卖。

另一辆来往酒店的车是热水车。这家酒店不能自己生产热水，靠装满热水的罐车每天两趟地运来。封控期间，酒店和外界的关系完全变了，只有这辆热水车，自1998年酒店开业以来，日日往返不停。

每天从酒店送出的东西有两样，人们吃完的饭盒，和装着每个人黏膜上皮细胞的核酸试剂管。做核酸的时间不固定，但都在清晨，人们闭着眼，张着嘴，到酒店大堂排队转一圈，然后回去接着睡觉。疫情缓解后，社区把这项工作交给了酒店，酒店人员又把做核酸的技术教给了剧组的人。学会这一技术的人叫丁超，他是剧组的生活制片，就是他每天坐着拉盒饭的面包车帮大家采购物资。他把必需品带进来，让人们能生活，又把核酸试剂管送出去，让人们有绿码。现在，丁超可算是剧组最必要的一个人了。

剧组里有四个人在封城之前撤离了。他们各有必须离开的理由，采取的方式也不相同，但能成功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快。（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离开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很快能够回来。）

我们暂且把这四个人称为A、B、C、D。他们自然都有头衔，省去的原因首先是剧组里的头衔实在太繁杂，难以立刻区分，更重要的是这些头衔在你必须想方设法逃离疫区的时候毫无作用。

A在得知导演成为密接的几小时后就走了，那是3月3日，导演被救护车带走的前一天。出省的高铁票买不到，A分别买了到长春和沈阳的票，上了去长春的车，顺利到达上海。后来他得知到沈阳那班车上出现阳性病例。所幸没成为密接，但A刚到家两天，妻子就成了次密接。门磁装上了，没等到隔离期满，上海又封城了。

B上了另一趟去沈阳的车，回到北京后，被通知车上有密接，她成了次密接，必须集中隔离。又过了一天，3月4日，C乘车走高速到达长春，乘飞机返回北京，开始居家隔离14天。

D在3月5日凌晨五点多离开酒店。高铁站关了，她坐上一辆据说有路子的私家车，走了一条据说没人阻拦的路，最后到达长春机场。负责协调D工作的那位剧组人员，起初非常生气，怪她不负责任，私自做决定。等回过神来，又消了气，问她要来司机的电话，让她详细描述走过的路线，如何买票，怎样通过安检。3月7日，剧组其他人等核酸结果出来了，打算复制这条逃离之路，但已经晚了。

偷来的时间

谈起隔离在酒店的两个月，剧组的人们满是怀念。有人后悔那时没和大家在一起，有人很感谢那段时光。一些词语被用来形容那两个月的生活：幼儿园、游乐场、大学、乌托邦、一列欧洲列车、诺亚方舟。总的来说，大家感到快乐，同时也明白，那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有限的快乐。

访谈中，他们描述的这种快乐首先让我感到困惑——那毕竟是隔离，是困在原地，真的能够快乐吗？等和所有人聊完，我的确感到那种生活不错。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住在酒店里，有基本生活保障，和大把空闲时间。封锁是被迫的，但也隔绝了危险，并且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工作。在这个管控严苛的地方，以一种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方式，生活变得重要又必要，成了全部的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结果。

狂欢是从喝酒开始的。摄影指导开了一辆皮卡来到L市，带了一车的酒。他是个德国人，大家叫他老陆。老陆肚子很大，中文很好，还会做大酱汤。他把大酱汤煮好放在一个塑料大桶里，为了防止酒店来查违禁电器（电锅），就把大桶摆在卫生间的马桶边上。人们闻讯而来，走到马桶边，从塑料桶里盛出一碗，聊着天喝汤。老陆还会做三明治、烙饼、包奶酪西红柿馅的饺子。

他的房间逐渐变成小酒馆，有人会调酒，有人不知从哪搞到一副色子，还摆了一个会发七彩光的音箱。人们喝大酒到后半夜，后来喝腻了，变成饭后小酌。喝多了就唱歌，然后哭着讲自己的生活，第二天醒来之后变成掌握对方秘密的朋友。

带来的酒很快喝完了，大家发现，在这个地方，酒是最容易买到的物资，商家甚至能开着私家车送货上门。只是喝酒必须的冰块比较难弄到。全剧组只有一个冻冰块的模子，勉强塞进房间冰箱的小冷冻室，一次只能冻一板，于是就要掰出来，装袋放到别人的冰箱里去，再冻。这个过程被称为“下蛋”。几天之后，整层里几乎每个人的冰箱都冻着冰块。

三月下旬，导演刚结束隔离回到剧组时，很不适应，大家围坐在一起，他时常不知道该坐下还是站着，该说话还是沉默。他试图谈论工作，但回应寥寥。酒局上玩的那些游戏、大家开玩笑的尺度，让他手足无措。他说，你们看着没变，但是所有人的人物关系都变了。在这座酒店里，他还被称为导演，但显而易见，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他“指导”的事情了。

导演很害怕荒废时间，于是拉着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每天下午一点半，在六层导演办公室，十几个核心主创成员坐在一起读三四十场戏，讨论拍摄细节。因为时间太充裕，剧本一共读了三遍，甚至有一部分是用大家各自的方言读的。

不过，那时的剧本围读会并不像是工作，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派对。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聊，有好几个人在访谈中说，当时完全没觉得还能拍，也正因此，伴随工作而来的压力像是遥远的事情，与解封一样遥遥无期。

外界的一些人听闻剧组的遭遇，产生了责任感，建议导演赶紧写个剧本出来，最好现在就拍。导演听多了有点烦，但也尝试过创作，和编剧聊出一个关于“病毒导演”的故事梗概：

有一天，剧组里的导演消失了，被拉走隔离。几天后导演回来，大家发现他虽然没变样，但有点奇怪。事实上，这人是一种病毒，它复制成导演的模样，要在剧组中找女人繁衍后代。但这病毒有洁癖，觉得人类的性交很恶心，受不了。它就去拍电影了。电影拍完，真正的导演回来了，很惊讶：这电影不是我能拍出来的，太牛逼了！

这个故事没有落在纸上，导演也没觉得它有多好。后来聊起这件事时他说，那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如果在愤怒里创作，像是一种投机。当然创作没有继续也有另一个原因：那时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人物关系，开始感到生活太美好了。

每天下午三点半，酒店五层宴会厅，是运动时间。有人打乒乓球（酒店提供的球台），有人打板羽球（用类似乒乓球拍的板子击打类似毽子的羽毛球），有人做健身操，有人围着大厅跑步。两个月间很多人都瘦了。德国籍的摄影指导老陆和中国籍美术指导刘维新（乒乓球打得最好，好几个人拜他为师）对打，老陆誓为“德国队”争气，可惜水平有限，打不了几个回合球就飞了。

老陆的另一个特点是永远穿一条短裤，大冷天去天台吹风也穿短裤。导演最羡慕有短裤的人，他只有冬季运动服，穿着卫衣卫裤跳绳到浑身冒汗的时候，尤其要念叨，怎么会有人大冬天想着带短裤过来？

晚上的活动之一是看电影，也是导演提议的，大家一致赞成。一个多月里，他们看了《戏梦巴黎》、《偷香》、《色戒》等等，还有这届奥斯卡的几乎全部获奖影片。

执行导演在群里发“每日影讯”，国别、导演、演员、时间。投影仪是借的，有时候被要回去了，就发个通知：“因技术原因推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收门票的话，这里就是全市唯一营业且票房最高的电影院。他们都喜欢贝托鲁奇，都不喜欢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一个出生于聋哑人家庭的健全女孩的成长故事），批评它太政治正确、很无聊。

电影活动中年龄最大的是造型师珺姐，已经干这行二十多年。每天晚上的集体观影让她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拉片、讨论，而且不带有任何目的，“以前因为你不断地接戏，你不断地去看一些和你接到的项目有关的一些片子，其实那种感受不是特别美好……但是有这么一段时间让我慢下来，这两个月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了解，让脑子得到充分的休息，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时光。”

珺姐的女儿这次也在剧组里，和她一起工作。她在女儿很小时就长年在外拍戏，等女儿大些来剧组里玩，为了不显得特殊，只喊她“刘老师”，后来一起工作更是如此。两人几乎没有共同的生活。这次隔离，终于一起过日子了，女儿每天喊她，妈，吃什么。珺姐感到自己又是母亲了，她很感谢这段时光。

到了四月里，活动多到串场已经来不及了，必须做出抉择。一次大家一起看着演唱会，老陆抱歉起身，不得不上楼回自己房间，照顾“小酒馆”里的人。还有一次编剧方唱刚看完电影，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催她，等她下了电梯，发现演员统筹和B组掌机正一人拿着一瓶酒，倚在电梯门口堵她。

这座酒店的格局非常简单，喝多了也不会走错。每层18间房，出了电梯，向左边走是1到10号，向右转是11到18号。要去5层健身，要左转再左转，经过一条光滑的砖石走廊，到达宴会厅。6层是放电影的制片办公室和围读剧本的导演办公室，14层副导演房间可以打麻将，15层摄影指导的房间是小酒馆。顶楼19层还有个天台，那里可以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酒店的三位客房服务员也住在这里，提供不定时的客房服务。她们对房间里的违规电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有时候不太情愿清洁地毯。剧组的人们逐渐不把自己当客人，主动取来吸尘器吸地，弄到好吃的，有时也分给酒店的人。一位客房服务员和大家混熟了，经常直接刷卡进房间打扫，有一次撞见了裸体的导演。还有一位服务员对德国籍摄影指导青睐有加，专门给他送好吃的。第三位服务员在解封后回家做了头发，再上班时遇到剧组的人，嗔怪他们怎么不认得自己了。可惜的是，大家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所以也搞不清楚，这三件事里的服务员是三个服务员还是同一个服务员。

狂欢的情绪在原定的杀青日，5月4日前一天的夜里达到顶峰，大家聚在一起看崔健的线上演唱会，看完觉得不过瘾，又找出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视频，听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乐队。借着摇滚乐的劲儿，一群人喊叫着跑到顶楼的天台，大声唱歌，执行导演杨帆跳到天台最高处，没有护栏的边缘，大喊“Freedom！自由万岁！”

那段日子被形容为“偷来的时间”，剧组的大部分人记不清很多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有时连月份也搞混。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几月几号、星期几，都没有意义，甚至连日夜的分别也不重要了。生活按事件划分，大家记得“看《色戒》那天”，“上天台唱摇滚那天”，还有“第一次走出酒店那天”。

编剧方唱和王馼是夫妻，隔离的两个月里，他们在天津的家被封了一次，在北京租的房子被封了两次。他们与在北京的朋友聊天，总是会谈到谁买了房子，谁家的车位又涨价了，谁谁孩子都生了，这些现实议题也让她想起编剧这个职业，没有固定单位，得自己交五险一金，和那些在大厂工作的人相比，好像自己离主流更远了。她感到莫名烦躁，不想面对，觉得还是隔离的日子好。

四月下旬的一天，剧组的人第一次走出酒店。外面还挺冷，一群人走在路上，像刚从漂泊许久的船上下来，摇摇晃晃的。他们原本约定一起跑步，出了门，莫名其妙地散起步来，一走就走到了松花江边。一路上，每个通往城市内部的路口都有人把守，穿着防护服，坐在椅子上，沉默地盯着他们。

一座有年代感的城市

这是一个不太被人知道的城市，“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个L市”，人们总这样说起它。

2021年，剧组到东北几个城市采风，这里的“停滞”让导演高朋印象深刻。很多场景，乃至人，都还是90年代的样子。酒店房间窗口正对着高铁站——一座突兀的代表着速度与现代化的建筑，但只再往远处走几条街，一切就破败起来，“空气里现在有的还有些化学制品的味儿，有些地方的土地都有点墨绿色……这边三个房子塌了，这边还有一个勉强撑着，夏天开着门，就有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坐在这儿，一动不动。”

一年后的夏天，我来到L市，也有类似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树。从市中心出发，往西北方向坐车10分钟，会经过一座铁路桥。桥这边，高楼住宅林立，是新城，穿过桥洞，到达地理意义上的铁西，几棵巨大的树突然撞进来。树有两人环抱那么粗，我从来没在城市里见过那么大的树，树冠把整个人行道和半个车道都遮住了，几乎伸进旁边楼的窗户里。北京的行道树都不大，还总在砍伐，更极端的例子是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瘦弱的树苗散落在崭新的建筑中间。新城能在几年内拔地而起，树却不能。L市这里正相反，城市停滞了，树反而显出生机。

导演选择L市也正因为它的停滞。《老枪》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东北下岗潮期间，一家快倒闭的工厂里，主人公顾学兵在工厂保卫科工作。这里的老城区里有保留完好的八九十年代的工厂、家属区、医院，拍摄地之一的L市铁合金厂，实实在在就是一座停产许久、只剩下保卫科还在上班（看管厂房物资）的工厂。

我坐出租车，一个本地的司机感慨，原先人人都有班上，现在这里完啦！另一个出租车司机提到现在有剧组在拍戏，之前还有《人世间》，我说是，这里很有年代感。出租车的对讲机开着，里面突然传出一阵笑声：什么年代感，就是穷呗！

练书法的男演员

这部电影的有些演员住在另一家酒店，因此没能参加剧组的丰富活动，后来说起这些，他们还有点羡慕。

其中一位爱写书法，他上午写毛笔字，下午运动或打游戏（吃鸡）。他出门都带两个箱子，大箱子装行李，小箱子装笔墨纸砚。住在隔壁的另一位，刚开始学写书法，拿着自己的水写布和毛笔来请教。前者教他写篆书，从《峄山碑》写起，除了字形和运笔，更重要的是心态：不要把这事儿看得特别重，不要苦大仇深，你就写着玩儿呗，当玩儿去写就行。

中午吃完饭，他俩一起坐在窗边喝茶，把脚搭在窗台上，看松花江上反射的阳光。可惜他们没能真的合作成，后来解封了，这位初学书法的演员档期也没了。

如何度过“土拨鼠日”

副导演小金是在3月30日深夜回到酒店的，大家为他准备了吃的喝的、卫生用品、内裤袜子，在他房间里堆成一座小山。月初，他与导演一起成为密接，在酒店集中隔离的第三天被确诊为阳性。经过二十多天的隔离和治疗，终于回来了。

这些天里，他搬着70斤重的行李箱辗转酒店、传染病医院、方舱医院，最后被送到L市隔壁的S市。医院里很冷，袋装中药放一会儿就满是冰碴。他发烧到昏迷，医生给他送来一壶热水。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和游戏账户托付给了最亲近的朋友。

他打许多投诉电话，和病友聊天，写下自己的经历，接受媒体采访。那段时间他情绪稳定，睡得也好。等回到酒店，近一个月后终于洗上澡，躺在床上不用担心人身安全了，他却犯了抑郁症和焦虑症。

四月初的一天，他在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突然感到不对，那种熟悉的感觉来了。回到房间，他开始连续失眠，醒着时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或是洗衣服，上午洗一遍，下午再洗一遍。他已经停药几年，编剧方唱给他送来缓解焦虑的劳拉西泮，导演给了他安眠药。两个星期后，他才能走出房间。

小金自我诊断，这次的病来自于突然失去目标。感染新冠和治疗的过程让他肉体痛苦，但无论是病友之间互助，还是对自己处境的愤怒，都让他的精神有所寄托。可回到酒店后，一切都悬停了，包括他的头脑，“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封，你也不知道剧组到底还拍不拍，你就天天在这儿，耗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想的，这个其实是我最害怕的一点……比较害怕失去目的。” 

那段时间里，动作指导张勇也从各种派对上消失了。大家谈起那两个月的开心事，总会先提到的张勇，每天下午三点半，他在五层宴会厅带大家跳操、打太极拳、五步拳。但是张勇本人并不那么开心，他睡不着觉，即使睡前再加一个小时的运动，也不行，必须喝酒。他房间里的桌子上从前到后摆满空酒瓶。隔离到后来为了省钱，他不买洋酒了，只买啤酒。

他说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快乐，原因可能包括变幻莫测的疫情、不确定能否开拍、许多同行转行了、飞机掉下来。他还得知有两个武行朋友，在四川的拍摄现场出意外，去世了。总之他非常不喜欢总在变动的这一切，什么都没法确定。

对剧组的人来说，电影开拍最开始是一种具体的期待，只要等导演隔离回来。后来变成等解封，可是十四天，又十四天地等下去，总是没有好消息。

所有人的生活都成了无限重复的“土拨鼠日”，对有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脱离现实的机会，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现实巨大到无法忽视。剧组里一个不太参与各种活动的女孩，对那段时间的回忆就是灰暗的。酒店窗外特别安静，只能听到大喇叭叫人做核酸的声音。她的房间正对着对面的大楼“珠宝楼”，据说那是全市第一例病例出现的地方，手机里的疫情地图提示：距离疫情发生地“60米”。每天晚上，她忍不住不停刷手机里关于上海的新闻，流着泪睡着。

这座酒店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人，他们也是剧组的工作人员，但在隔离的两个月里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位司机师傅说，他在隔离期间胖了至少三十斤，每天的日程安排是“吃完了饭，一躺躺一天。”他不抽烟不喝酒，评价自己：很能呆得住。司机是这个剧组里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有四十多人。他们随叫随到，但是又好像从来见不到似的。

编剧方唱对我说，这是一个人们与不确定性合作的故事。现在看来，她只说对了一半，有一些人与之合作成功了，并且感到快乐，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一些人没能找到与不确定性合作的方式。

冬天还是夏天？

对导演来说，《老枪》这个故事早就以冬天的面貌在他脑海里演了无数遍：接近黑白的色调、冷硬的气质、被枪击中的人的鲜血流进雪地里。

他在刚隔离结束时立下目标，4月15号开机，即便那时东北已经开春，树长出绿叶来，也要拍冬天，“把树叶都撸了嘛，每次到一个景拍之前”。后来树越长越茂盛了，他们在剧本围读会上开始讨论春天、夏天里，这个故事会如何发生，服装造型要如何推翻重做，道具置景怎样修改。

在夏天拍还是冬天拍，也是投资方的难题。春天的时候，制片人做了两版拍摄方案交给老板唐岩。第一种：L市解封后立即撤回剧组，10月入冬后再拍；第二种：解封后立即开拍，但除了要改剧本季节，还需要追加投资。最重要的是，虽然有两个选项，但你现在选不了，只能看形势，等解封的消息。

从四月下旬开始，一些小区逐渐解封，但街道上没有车，堂食没有恢复，高铁也没通。谁也不能确定这里是否会越来越安全。在北京，唐岩做了决定，先不拍了。

得到消息，导演突然感到巨大的挫败感，“我操，真的就那样了吗……这两个多月干嘛呢，就有一种强烈的被玩弄的感觉。” 他给唐岩打电话，表达了现在继续拍的愿望。唐岩问大家状态如何，导演说，大家都很想拍，熬了两个月，如果散了，会很难受。过了几天，唐岩打给制片人，说，如果主创们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怂，我们拼一把。

或许有一些沟通上的时间差，五月初的一天，大家刚得到通知说不拍了，正在研究如何买票的时候，导演突然走进来说，我们还是要拍。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偷偷抹眼泪，也有人感到很懵，本来正在开心能回家了，突然又要开始工作。那个场景没有被花絮摄影师记录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可惜。花絮摄影师也挺委屈，三月刚开始隔离没多久，公司就请他暂停工作了（他的工作按日计薪），谁能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事呢。

在导演的印象里，剧本和拍摄计划从冬到夏的改动并不是一个挣扎的过程。他对现状的愤怒往往只在一瞬间，是本能反应，但他不会陷在里面。导演觉得这段经历和《老枪》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有些相似，都是关于“放下执念”，“电影其实是讲生活嘛，生活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知道一定的，就是无常，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在变。但是，“人物是不变的，生活中也是人物是不变的，电影里人物是不变的，你就让他遇到其他的季节、其他的事就完了嘛。”

电影的主人公顾学兵始终觉得自己不属于工厂，想要回到过去。他身边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努力生活，他在与他们的相处中也找到了自己位置，最后做出了选择——“你放下你对过去的向往，你明白你人生就是翻了那一篇了，有些事情就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就是做不到的。” 

一则神秘插曲

剧组里流传着对小金染病遭遇的神秘学解释。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没听算命师傅的话。

二月底，原定开机日前几天，剧组去祈福，在庙门口遇到一个算命师傅。小金求了签，师傅解签：要想破解厄运，几天内不要去死过人的地方；要想获得好运，必须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第二天去看景，先是到了一座废弃医院（死过人的地方），然后在一片烧纸祭奠的地方下了车，他还踩进一堆灰烬里（更是亡灵世界）。几天后他和导演一起去做核酸，小金预约了中心医院，导演提出要去人民医院，小金同意了（没有坚持自己）。后来他们就在人民医院成为密接。

导演被隔离后，找了两个“大仙儿”算命，一个L市本地的，一个外地的。外地大仙儿据说非常神，能通过视频算命看出对方膝盖有积液，搭一下手腕就能知道对方请了佛牌。视频算命一次二百，求符五百，导演组几乎每个人都算了命，求了符。

开机大吉

我来到L市，是在今年6月23日。三天前，这里出现感染者，开启新一轮全员核酸。制片人听说我来了，先是惊讶于我大胆闯疫区，然后又有点紧张，赶快查询北京的疫情情况，确定我不会带来风险。

电影是5月25日开机的，已经拍了一个月。全剧组一直处在“闭环管理”中，酒店和拍摄地两点一线。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开机没发任何宣传，并要求所有成员不发社交媒体。本地人早不需要每天做核酸了，L市国际大酒店里依然天天早上排队，接受同事丁超的核酸检测。我入住酒店也是丁超帮我安排的，很可惜我没能接受他亲手为我做核酸。（几天后这个愿望实现了。）

拍摄地是一座废弃厂区，进了大门，左边两座苏联式的红砖尖顶建筑，拐个弯，路两边的厂房和管道都被杂草包裹着，地上坑坑洼洼的。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拍电影的现场，那天拍一场追逐戏。第一个感觉是这里乱糟糟的，人很多，设备也多，散落在各处，甚至看不出来要拍摄的场景在哪里。我先被介绍给导演，他身边人也多，好几天之后我才完全记住他们的头衔。

后来我进入监视器房间，坐在导演的座位后面，看了一场戏的拍摄。我发现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导演喊开始的瞬间，你就相信有些事真的发生了，即便你刚看见了乱糟糟的现场、摄像机和演员真身。

几天之后拍摄一个“大场面”，有近三百个群演参与。拍摄地点在刚进工厂大门的那栋苏联式建筑里，那是一栋礼堂。电影里，这是最后几场戏，也是故事的高潮——工厂举办厂庆庆典，同时，工厂的另一边正要发生一场劫案。

当然了，几百个群演并不知道庆典背后还有什么危险，他们只负责欢呼和鼓掌，并注意在导演喊开始之后不要掏出手机。这其中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负责追跑打闹，增添热闹气氛。执行导演杨帆举着扩音喇叭满场奔走，一会儿孩子们太乱了，一会儿有人鼓掌的时机不对，据说他在隔离时候每天绕着宴会厅跑十公里，看来这项工作着实需要体力。

中午吃饭时，我和执行制片人超文聊起来，他负责最初的选景，给了导演三个选项：一个在云南，一个在浙江，一个在这里。他建议导演去南方，导演最后选了L市。超文和导演认识17年了，从师兄弟变成合作伙伴。两个人因为选景的事“斗嘴”——

导演：我听你的就好了。

超文：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导演：以后这种事都听你的。

超文：还有什么以后？

就在我来之前几天，L市开始全员核酸，停止堂食和客运交通。制片组担心下一步就要封闭管理，决定先把拍到一半的场景全部记录下来，万一被迫停拍，事后好能完全还原，以防穿帮。一个人拿摄影机拍，另一个人在旁口述，几十平米的房间，他们花了四个小时。每一个电风扇的位置、每一个灯罩的颜色、高度、破损，每一根踢脚线的高度，水管从哪里出来、在哪里拐弯，桌子上有多少个螺丝，统统要拍到。

剧组的统筹小敏也很焦虑，她要安排所有人的工作，但她本人得不到任何确切消息，只能靠推测。她看到酒店电梯里的11-13层（铁路集团专用的楼层）按键被白色塑料盖扣住了，之前封城就是这样，看来是情况严重。过了几天，塑料盖又消失了，酒店前台好像还有铁路集团的人在办理入住，她又松口气，想必是缓解了。

另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是演员进组时间。隔离14天是最简单的情况，最怕的是突然的弹窗。开机前几天，一个已经确认意向的演员，在原定进组的前一天晚上被认定时空伴随，需要居家隔离。这意味着重新找演员、谈合同，更新接下来的所有拍摄计划。

副导演小金告诉我，他们曾在一次勘景的时候被居民大骂。那是一个大姐，从场地旁边的房子里走出来，对剧组的人喊，你们来这儿干嘛。他们明明站在远处，大姐嫌他们人太多，堵着路，继续骂。大家都很困惑，后来打听之下才知道，大姐在疫情期间进过方舱，回来就变了，只要有人接近她五米之内，就开口骂。

剧组里，大家谈论的话题除了疫情，就是东北的雨。今年6月，L市所在的省降水量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松花江大涨水，岸边步道都被淹没了。因为疫情，剧组选定的一些室内场景不能进入，偏又遇上下雨，室外场景也拍不了。统筹小敏被大家公认为全中国最难的统筹，整个戏的大计划，她做了70多版（行业平均水平是个位数）。

小敏下载了10个天气软件，每小时看一次，预测未来天气。如果有一款软件连续三天不准，就要被淘汰，再下载新的。我见到小敏那天，出工通告做了阴天、晴天两版，全组按阴天版拍摄室内戏，还不到中午，太阳跑了出来。她一根接一根抽烟，嗓音嘶哑。

连续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大家都放下心来。这天的场景是一座废弃的医院，之前一直因为疫情禁止进入，好几个演员都在等拍完这几场戏就杀青了。我来到现场的时候，正在拍殴打男主角的一场戏。拍摄很顺利，结束时天还大亮，只是大家有点懊恼，怎么拍室内戏的日子总是大晴天。

导演喊了收工，整个剧组的人和设备突然以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方式移动起来。此前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搞清楚这个剧组的运作方式了。监视器房间在两三分钟内被搬空了，拍摄现场那间屋也是，人和物品似乎自动配对过，一大群年轻黑瘦的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安静忙碌一番，又不知道钻进哪一辆货车里去了。我愣在走廊里，只听见一声声“对不起老师”、“老师请让一下”、“老师小心”。

楼外，演员们捧着鲜花，忙着和主创团队的所有人合影，导演与摄影指导围在一边讨论下一场的拍摄计划。场院里停满了车，两三人高的厢式货车、房车、商务车、大巴车、移动卫生间车。人们庆祝完了，登上自己的车，所有车几乎一起启动，冒着尾气，带起灰尘，开走了。这座废弃的医院又空无一人了。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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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梁爽  封面——陈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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