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浪费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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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先生有这么一个专访：

里面有这么一段：

记者：在我国疫情防控已有成体系措施下，为何仍出现多区域的集中暴发？是不是之前我们对疫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识不足？
　　吴尊友：出现多区域聚集性疫情，主要有我上面讲的这几个方面原因，一是这次流行的毒株为奥密克戎，其潜伏期短，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二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疫苗接种获得免疫力后，感染新冠病毒，症状轻，发现难；三是周边国家和香港地区等高发疫情，造成我国输入性病例明显增多，同时境外物品污染将病毒带入国内造成人员感染的风险明显增大。另外还与有的地方认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有关系。

看到记者的这个问题，我不禁想起了一年多前，2020年的12月31日，吴尊友接受新京报专访时，也回答了类似的题目——《专访吴尊友：我国疫情防控已有成体系措施，不会再出现大规模流行》。

看起来记者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把前年的标题又拿来问了一遍。

在2020年的那次专访中，吴尊友提到几点：

**新京报：**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是不是能把所有的新冠防控希望都寄托在疫苗上？
**吴尊友：**那不是，在疫苗能完全发挥作用前，还不能放松新冠疫情的现有防控措施。常态化防控措施，比如针对个人来说，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这些措施一定还要坚持；对社会部门来说，大型聚会还要控制。因为尤其到了冬季，很多回顾性调查发现，规模比较大的活动是（新冠病毒）扩散比较快的。所以，在疫苗没有达到一定的免疫接种率的情况下，坚持公共卫生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疫苗研发出来后，国内需不需要全民注射？

**吴尊友：**每个人都易感，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每个人都需要保护。但像中国目前的情况，短期内打不打都无所谓，因为社会层面基本上没有疫情的大规模流行。但随着国门逐渐放开，国外的人都打上疫苗了，那时如果我们再按现在的办法就不行了，那时就需要与国外相同的疫苗策略，每个人都得打疫苗。所以不能等到那时才开始准备，现在就要开始做了，但也有轻重缓急，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一下让14亿人全都打上。

其实稍微一读就能发现，这里面的举措，其实并没有实现。

访谈中提到“随着国门逐渐放开，国外的人都打上疫苗了，那时如果我们再按现在的办法就不行了，那时就需要与国外相同的疫苗策略”。

确实世界各国的旅行放开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确实也打上了疫苗，但我们并没有采取和国外相同的疫苗策略。

举个例子，下图是挪威、瑞典、芬兰分年龄接种加强针的比例(Coronavirus (COVID-19) Vaccinations）：

挪威

瑞典

芬兰

在这几个国家，加强针接种均是70-79岁、80岁以上最高，然后是60-69岁，50-59岁，年轻人接种加强针的比例相对较低。

下图显示了香港的情况，最高比例出现在40-49岁和50-59岁，70-79岁和80岁以上的接种比例，依次降低。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大批老人的接种是在香港第五波疫情开始之后才匆忙进行的，其保护还需要一定时间来生效。

中国的老年人接种率呢？根据3月18日国新办的「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

截至3月17日，60-69岁，接种一剂次的比例是88.8%，完成全程基础免疫的比例是86.6%，完成加强免疫的比例是56.4%；70-79岁，这三个数字分别是86.1%、81.7%和48.4%；80岁以上，这三个数字分别是58.8%、50.7%和19.7%。总体来看，中国60岁以上有2.64亿人口，其中有2.2亿1176万老年人完成了全程接种，这也意味着还有52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没有完成全程接种，其中占的比例最大的是80岁以上。

我们将3月17日时挪威、瑞典、芬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的60岁以上分年龄加强针接种率画一张图:

在这张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略高于同时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但还远远低于挪威、瑞典、芬兰等国。

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样，都是年龄从低到高，接种率也显著降低，越需要被保护的人，其疫苗保护率反而越低。

在疫苗接种初期，也曾有这样的说法，年轻人打疫苗，是为了不得病，不传染给老年人，所以老年人可以暂时不用打。但我们很快就知道，面对变种毒株，灭活疫苗起不到防感染的作用，防止年轻人传染给老年人的策略，完全成了空谈。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高危人群保护力如此低呢？还是能从前年吴尊友的回答中看到答案。

**新京报：**疫苗出现后，有的人会考虑价格问题、副作用等，这会导致一些人不去主动打疫苗，有没有必要强制推行全民普打疫苗？
**吴尊友：**为了及时控制新冠疫情，有一些措施是强制性的，这是因为当时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但当人民群众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性措施，比如上海出现疫情后，仅仅做了很小局部范围的全民核酸检测，对其他普通百姓基本没什么影响。

这里的逻辑，是矛盾的。

人民群众没有受到威胁时不接种疫苗，当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威胁时，难道就有力量来快速接种疫苗了？且不说疫苗接种生效还要两周，可在疫情发生的地区所有医生都在捅核酸，在隔离点里看护一大群武德充沛的无症状感染者，根本没有接种疫苗的力量了。

我们再去看这个访谈的时间点，日期是2020年12月31日，抗疫成功的第一年。

接下来的2021年，1月是石家庄疫情，7、8月有江苏疫情，12月出现西安疫情，统统达到了千人以上的规模。石家庄疫情死过人，江苏疫情死过人，西安疫情没有直接因为新冠死人，但是也有出现次生灾害导致死亡。

按理说，人民群众的健康已经被威胁过了对吧？

但我们从这些疫情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的疾控人员磨炼了流调能力，创造出了**「时空伴随者」**概念。

我们学会了**「社会面清零」**，把任何地方变成隔离点，把阳性人员和密接人员全部转移到隔离点，让整个社会上一点儿病毒都不剩。

我们还学会了**「全域静态管理」**，让所有居民足不出户，憋死病毒。

确实，论清零的本事，我们已经是一等一的强了。

那疫情后呢？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高危人群保护到位了吗？

上个星期，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吴尊友这么回答记者：

记者：今年以来，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传入我国以来，新冠疫情此起彼伏，给大家一种感觉难以控制住，请问我们国家是否会出现无法清零的现象？

吴尊友：根据我国过去两年新冠防控的经验以及我们对病毒变化的一些新认识，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能够实现清零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承认奥密克戎毒株具有传播隐匿、传播速度快这种特征，这种特征使得我们**“动态清零”的难度就更大了**，“动态清零”所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因此需要我们有更灵敏的监测系统以便能够及时发现疫情，同时要从严、从实、从快的落实各项措施，只要我们做到这些，还是能够实现清零的这样一个目标。吴尊友表示，在新的疫情形势下，我们确实面临这些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具有隐匿性，传播速度比较快。针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早的发现疫情，更快的落实措施，在这些过程当中，尤其是需要大家的配合和支持。如果是感染者主动配合支持，这样就能够更早的发现，以便及时的切断传播链，控制疫情。

还是能够实现清零目标，难度更大了。

确实如此，用前两年的防控方法是没法应付Omicron的。我上一篇文章（chenqin：多强的封控政策，才能防住奥密克戎？）已经计算过：

一， 在相同防控程度下，奥密克戎变异疫情的扩散速度要比非奥密克戎疫情快5.82倍。

二， 要控制住疫情的扩散，奥密克戎变异袭击的城市需要在原有封控强度上再额外减少52%的人流量，才能取得非奥密克戎疫情下相同水平的防控成果。

即使是将疫情暂时清零的城市，也可以看现在的天津、深圳，虽然大部分生活秩序恢复了，但还是在定期大规模核酸。从美团的每日到店消费量看，深圳和天津现在的线下到店消费量，仍然比去年同期低30%。

清零的成本确实更高了，但能选择共存吗？

又不行，香港这一波疫情已经告诉我们，在高危人群没有足够保护时，会造成大量超额死亡。

中国的疫苗接种情况，并没有比香港好多少，而人均医疗条件还要更差，如果出现大流行，那么按照香港这一波疫情的死亡率，中国的死亡将会至少达到150万人，达到15%的超额死亡率。

那么，如果选择共存，结局是不是只有香港一种可能性呢？

作为对比，新加坡的气候与香港类似，都是在之前两年没有碰到席卷全境的疫情，老龄化比例（65岁以上占比17.6%）与香港类似（65岁以上18.4%），就连这一波奥密克戎疫情的起止时间也十分类似，都是一月开始，目前进入尾声。

但新加坡通过强制疫苗，两针比例很早就达到了95%以上，即使是80岁以上人口也是如此(Vaccination Statistics)。

于是在这一波奥密克戎疫情中，新加坡虽然整个一季度感染新冠超过80万人，但一季度共因新冠死亡439人，占总人口比重为十万分之7.7。

再看新西兰，两年来疫情一直控制得很好，在今年之前累计病例和香港一样，今年两月奥密克戎疫情开始后选择与疫情共存，目前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65万，这波疫情同样也已经越过高点，每日新增病例开始下降。

由于奥密克戎疫情，新西兰在2022年一季度因新冠死亡254人，占新西兰人口的十万分之5。

下图呈现了新西兰分年龄的疫苗接种率（COVID-19: Vaccine data）——80岁以上接种率，全部超过90%，甚至达到95%以上。

而香港一季度因共因新冠死亡8136人，占总人口比重为十万分之109。

按照香港的水平，确实不能选择共存。

但按照新加坡、新西兰的疫苗接种程度，新冠带来的死亡将会真正地下降至季节性流感的水平。

除了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和越南也是比较好的比较对象，他们都曾经将疫情压低到最低水平，但都在奥密克戎后开始选择共存。

这些国家做了什么准备呢？

韩国在2022年3月时，60岁以上人口有90%已经打了加强针（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3-17/how-south-korea-is-beating-covid-despite-600-000-new-cases-a-day）。

澳大利亚目前的70岁以上人口超过95%都打了第二针（https://www.health.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2022/04/covid-19-vaccine-rollout-update-7-april-2022_0.pdf）。

我没有找到越南额分年龄接种率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去年12月时，越南针对当地的高危人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入户疫苗行动，这甚至是一次接近强制的疫苗接种（VÌ SAO NGƯỜI CAO TUỔI VÀ NGƯỜI MẮC BỆNH NỀN THÌ CÀNG PHẢI ƯU TIÊN ĐƯỢC TIÊM VẮC XIN PHÒNG COVID-19）

Tiếp theo, sáng 10/12/2021 Thủ tướng Phạm Minh Chính chủ trì cuộc họp trực tuyến toàn quốc với 63 tỉnh, thành phố tiếp tục chỉ đạo:“Đi từng ngõ, gõ từng nhà, rà từng người để tiêm vét vắc xin, ai chưa tiêm buộc phải tiêm, ai cương quyết không tiêm thì phải xử lý bằng các biện pháp theo quy định của pháp luật, ví dụ nếu không tiêm thì chữa bệnh phải trả tiền”.
接下来，2021年12月10日上午，范明清总理主持召开全国63个省市在线会议，继续指导：“走遍每条小巷，挨家挨户敲门，检查每个人接种疫苗。那些未注射的，必须注射；坚持不注射的，必须依法采取措施，如不注射，治疗费。（Google翻译）

当然，和别的国家一样，越南的疫情也接近尾声了。

于是在2022年一季度奥密克戎的席卷下，毫无准备的香港，和其他做过准备的地区相比，形成了鲜明反差。

一季度的十万人新冠感染死亡率，香港是韩国的5倍，是澳大利亚的7倍，是越南的11倍，是新加坡的14倍，是新西兰的22倍。

一些人说，这些国家（地区）选择与病毒共存，看起来是用一个大号流感的超额死亡来换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经济也不会增长。因为人们会一直生病，请假，不敢上班，不敢聚餐……2021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证明了这点，只有清零，才能带来增长。

这是非常典型的刻舟求剑。

别忘了，去年的病毒，致死率比现在高一个数量级，大量年轻人死于病毒，彼时的人们也还没有疫苗。

而今年的Omicron，对接种了疫苗的年轻人来说，和流感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Google Mobility提供了这么一个数据（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他计算了从疫情以来大部分国家、地区在工作地点的人流量、休闲娱乐地点的人流量等。

工作地点的人流量，代表了每一天在当地办公楼、工厂的人流量大概是多少。休闲娱乐地点的人流量，代表了当地的消费情况。这两个数据在GDP的趋势性预测上常常被用到。比如下图是香港从2020年2月15日到现在的每日工作人口指数，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波疫情中，香港的工作地点人口流量下降峰值达到40%。

我计算了Google Mobility每个国家（地区）工作地点人流量和消费娱乐场所人流量从2021年一季度到2022年一季度的变化，结果如下图：

上图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国家（地区）的工作人流量和消费人流量在2022年一季度都出现了大幅度回升。只有四个国家（地区）的工作地点人流量出现了下降，它们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这几个地区都在之前的一年中疫情控制较好，但在本年度主动或者被迫选择放开后，大规模的疫情导致工作人流量出现下降，其中下降最快的则要数香港。在消费娱乐场所人流量方面，只有两个地区出现下降，分别是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的下降也要更多。

全世界，2022年一季度的工作场所和娱乐场所人流量同比2021年双双下降的，只有一个地区——香港。一个疫苗接种不足，高危人群保护力不够，想要清零却失败，最后只好被动躺平的地区。

中国没有被Google Mobility纳入进去，但某大型电子地图企业推出的拥堵延时指数可以作为工作地点人口高度相关的一个替代指数，同样常常被用来预测一个地区的GDP变化。比如下图是上海从2020年1月到现在的每日拥堵延时指数，可以看到上海目前的拥堵延时指数已经下降到了2020年2月初的程度。

同样，某大型生活服务企业推出的每日餐饮消费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Google Mobility的消费娱乐场所人流量，下图是吉林市的走势：

我们将全国一季度所有城市的拥堵延时指数和到店消费指数按照每个城市的GDP加权平均，可以得到：

1，通过拥堵延时指数算出的车流量，2022年一季度，是2021年一季度的95.3%，下降4.7%。

2，通过餐饮消费指数算出的人流量，2022年一季度，是2021年一季度的89.9%，下降10.1%。

虽然这个数据不能直接反应GDP，也无法与Google Mobility的数据直接对比，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它所代表的的那部分经济内容，不管是消费还是生产，必然是负增长的。

这只是一季度而已。接下来的二季度呢？三季度呢？到那时，我们是否准备好了高危人群的保护？是否还在继续努力磨炼清零技术，升级清零手段？

其他国家，有的通过超额死亡和全民免疫度过这两年，有的通过严格清零+疫苗接种以及相对可接受的死亡率度过两年，他们都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而我们通过清零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有好好利用吗？能够进入正常生活了吗？

我们目前继续选择清零，是因为我国的高危人群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一旦选择了共存，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韩国的例子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只能参照香港，出现百万以上的超额死亡，甚至更糟。

我们在奥密克戎疫情下选择清零，并不是因为迎难而上，主动选择了一条更难但更正确的道路。

而是因为浪费了一整年，所以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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