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煒樂：鄧小平1984年大閱兵的政治意涵｜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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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銅像。攝 : Lam Yik Fei/GETTY

抗戰勝利70週年北京閱兵之際，1984年鄧小平閱兵的一幕再次進入人們視野。那是鄧小平唯一一次天安門閱兵。那次閱兵在什麼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發生？鄧小平要借大閱兵展示什麼？筆者檢視史料，嘗試還原歷史的現場。

1949年到1959年，中國曾連續11次舉行天安門閱兵。1949-1953，由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宣讀解放軍總部命令。1954-1958，由國防部長彭德懷宣讀國防部命令或發表閱兵講話。1959年閱兵前夕，彭德懷因批評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在廬山會議上被打倒，閱兵時國防部命令的宣讀者換成了新任國防部長林彪。自1960年起，毛澤東時代再無閱兵。中國步入大飢荒時期和十年文革。

1976年10月21日，毛澤東的繼任人華國鋒身穿軍裝登上天安門。150萬軍民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慶祝華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華被稱為「英明領袖」，達到權力巔峰。舉行閱兵，對他來說順理成章；合適的時間是1979年10月1日國慶30週年慶典。然而此事沒有發生——中國最高權力發生了轉移。

「軍—黨」格局中的鄧

軍隊在中共政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歷史上，毛澤東是先獲得對紅軍的指揮權（1935遵義會議進入中央常委，參與軍事指揮；1937年成為軍委主席），進而逐步掌握黨的領導權的（1943年任中央書記處主席）。此後，直至逝世，毛一直是中共軍委主席。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毛退居二線。但他仍能運用手中的強大權力，對批評他的錯誤的黨內同志進行反擊，直至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文革中，毛先是推翻、繼而重建了各級黨組織，但依然控制了軍隊，其中包括在林彪事件後，重新啓用鄧小平（1973）。文革中鄧復出時的職務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實際上是鄧第一次全面掌管整個中國軍隊（戰爭時期他只是第二野戰軍政委）。

鄧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前，曾對軍隊進行強力整頓（1975）。毛逝世後，四人幫之所以迅速倒台，也與他們手無軍權有關。華國鋒是在軍方元老葉劍英和指揮中央警衛部隊的汪東興支持下逮捕四人幫的。

文革結束後，中共的政治路線，從延續毛的「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歷經兩年多複雜艱難的轉變。這一過程，也正是鄧小平逐步掌握軍權、進而成為黨和國家實際掌舵人的過程。

1977年7月，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再度復出，恢復了1973後曾擔任的所有黨、政、軍要職。鄧緊緊抓住軍隊，和堅持毛路線的保守派展開了博弈。1978年5月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為人熟知。將另一些同時發生的事件聯繫起來，可以看出潛藏的歷史軌跡。

1978年5月11日，就在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天，華國鋒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回到國內。華原計劃在途經大連時視察海軍，海軍提前做了接受檢閱的準備。但在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向鄧小平報告後，此事被否決。鄧作為軍委副主席，叫停了軍委主席的閱兵計劃，這是不同尋常的。

不久後，全軍政工會議召開。6月2日，鄧小平到會講話，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強調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鎖。與此前後，解放軍各大軍區、軍兵種領導紛紛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9年，鄧小平在一份解放軍報內參裏了解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其中三分之一的學員贊成徹底否定「文革」，三分之一不同意否定「文革」，還有三分之一，態度曖昧。由於政治學院的學員均為軍以上政工將領，內參提到的立場就代表了當時軍隊幹部的觀點。鄧小平對這份內參十分重視，要求全軍立刻進行一次「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補課，批判兩個「凡是」（錢鋼：《想起鄧小平批示的軍報內參》，2014年9月12日，《南方週末》） 。

1979年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的歷史轉折揭幕。鄧對軍隊的動向依然高度敏感。1980年11月，河北省雞澤縣武裝部軍械庫臨時工郜懷明到解放軍66軍炮團，謊稱奉華國鋒之命，要求召開會議。炮兵團負責人就此兩次召開團營幹部會議。事後，郜懷明被北京軍區法院以策動叛亂罪判刑，事件中的其他負責人也分別受到處罰。鄧小平在該事件處理報告上批示「這是發生在軍隊裏的一件至為嚴重的、明目張膽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鄧小平年譜，1981年1月17日條目）

鄧小平在以上事件中採取了強硬姿態，步步緊逼，打壓「凡是派」勢力，將軍權掌握在手裏。文革後鄧的使命是撥亂反正，帶領中國走出毛澤東的泥沼。然而要達此目標，他必須沿襲毛澤東以軍權控制黨權的法門。

經過一系列政治博弈，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降為副主席，胡耀邦選為黨主席，鄧小平出任軍委主席。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分別由兩個人擔任，是罕見的人事變動。當時的黨媒上，宣傳的重點不是人事變動，而是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批評了毛的錯誤（雖然仍有相當大的保留）。這是史無前例的突破。而這個突破，和鄧小平獲得軍權，是兩個密不可分的事件。在中國，手無軍權的人，決無可能做出這種政治突破。

鄧小平就任軍委主席後不久，就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華北大演習和張家口閱兵（1981年9月）。可以說，1981年張家口大閱兵，是1984年天安門閱兵的預演。

閱兵與改革

198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週年，鄧小平具備了在天安門廣場檢閱三軍的基礎。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如果說閱兵是對鄧作為最高領袖的加冕禮，他通過此強化的威權，實際上有兩方面的宣示。第一是在內政領域，表示推動經濟改革的決心；第二是，恰逢中英談判，夏天完成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年末正式簽署。閱兵有利於宣揚國威和民族主義，為中英聯合聲明的出台預熱。

後者易於理解，不妨多分析前者。「改革」二字可謂是貫穿1979-1984，乃至鄧小平執政生涯的工作重心，也是此時期的時代大背景。仕途中三起三落的鄧小平，目睹了毛時代經濟建設的失敗，「救贖」心理催促他提升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在這一階段一直致力於一個長遠目標，那就是「從1980年到2000年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一切政策都圍繞這個中心。

在這一明確的目標指引下，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搞活」的經濟發展三部曲。經濟改革邁出大步，尤其是農村改革成效突出。最卓有成效的一點，是作為毛時代「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的廢除。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政社分開，1984年底，毛時代「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國基本宣告終結（85年6月政社分開工作完成）農村完成了由社到鄉的轉變。在毛時代被嚴厲批判的「包產到戶」，這時已在農村全面推廣。自此，效率低下的生產組織方式成為歷史， 「包產到戶」等更有活力的政策迎來了發展空間。人民公社制度已被廢除。

事實證明，「包產到戶」是成功的。多地農村的「包產到戶」試驗成功使得人們對新政策有了共識。1984年國內的糧食產量有4億多噸，遠超1977年的3億噸水平，老百姓人們吃飽肚子的吃飯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同年，鄧對於對外開放更推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和辦好經濟特區。針對外界對深圳、珠海的質疑，鄧釋放了力挺經濟特區的信號，提出「不是收，而是放」。同時，3月沿海14個城市對外開放。

由於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共高層由此開始重新調整經濟政策。也是在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商品經濟」被寫進了決議；10月20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思想，中共經濟改革從農村擴展到城市。

「商品經濟」可謂84年經濟改革取得的最大突破，從「計劃經濟」控制中破土而出，着實不易。當時《決定》的起草者們看到商品經濟在地方上的活力，打破之前保守派奉行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理論，提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階段，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2015年1月23日，共識網）這一富有遠見的建議，逐步被中共高層所採納 。

同時，改革的重點逐步轉移到城市經濟上來，開始「搞活」。《決定》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

在「改革」、「開放」、「搞活」之後，農村和城市經濟盤活，中國的整體經濟出現了「陽春」。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數據顯示：中國在198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7.8%，1984年則達到了15.2%。國民生產總值由78年的3645.2億元人民幣，變為84年的7208.1億元人民幣，翻了近一番。

改革的成果如雨後春筍，而進程實則阻礙重重。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撰文回憶：鄧小平高度評價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說：「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改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田紀雲：《經濟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2008年第1期，《炎黃春秋》）

鄧小平用了「異端」一詞，可見當時的改革何其艱難。改革的阻礙來自於保守派，也來自「計劃經濟」「平均主義」的歷史包袱。「摸着石頭過河」的他，通過政治博弈，終於使「異端」成為現實。而在這裏，軍隊對鄧的擁護，對改革的支持，是不可輕視的因素。

筆者檢索《人民日報》，發現從1977年到1984年，「改革」一詞的傳播頻度逐年上升，到1984，更有井噴之勢：

同是1984，此時的中國卻與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中描繪的那個極權國家有諸多不同。改革，使中國出現生機和希望。

目睹了84閱兵的華爾街日報前駐華記者Ian Johnson（張彥）回憶道：「鄧小平和他的政府解開了中國的枷鎖，數十年來第一次讓人們品嘗到了繁榮的滋味，此時的他們頗受擁戴。」此時鄧小平的威望達到了頂峰，他同時獲得了來自中共領導、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支持。

因此，這一幕也極具象徵意義：作為黨內改革派領軍人物的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前後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閱兵報道中，胡耀邦和趙紫陽站在主席台，有前面檢閱三軍的鄧小平的撐腰和周圍慶祝人群的支持，改革的力量領導中國。正如鄧小平在閱兵式講話裏提到的，「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對妨礙我們前進的現行經濟體制，進行有系統的改革。……全黨和全社會都要尊重知識，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樣我們就一定會逐步實現現代化。」

鄧，劍指何方？

對國際來講，閱兵無疑是對外宣示武力、提升民族自信的重要時機；對國內來講，閱兵是領袖威望樹立的標誌。那麼， 1984中國的對手是誰？或者說，鄧的對手是誰？

先看國際。

1984，美國不是大敵。在毛時代中美關係已開始調整，尼克遜訪華後逐漸變暖。鄧小平繼續致力於和美國建立友好關係，兩國於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實現了關係正常化。1984年，中國總理趙紫陽和美國總統列根實現互訪。

1984，蘇聯和中國的關係也走出了惡化時期。進入80年代，人民日報上對蘇聯的咒罵之語日益減少，最後一次出現「蘇聯修正主義」是在1980年3月2日，最後一次出現「蘇修」是在1980年7月30日，最後一次出現「社會帝國主義」是在1982年5月3日，最後一次出現「蘇聯霸權主義」是在1984年8月18日。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兩國關係終於逐步走向了正常化。

英國呢？80年代初，中英兩國關係隨着中英談判的起伏而波動，但一直保持穩定。在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鄧小平堅持「沒有討論的餘地」，雙方在香港回歸條件上掣肘，隨後通過「以主權換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構想的提出和讓步，最終兩國在1984年實現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因此，此時閱兵無疑也是在解決國家主權問題的背景下，宣示民族凝聚力和團結一致的決心。

當時日本更不是中國的敵人。80年代的中日關係進入了「蜜月期」。1984年，3000日本青年應胡耀邦邀請來華訪問，胡耀邦曾提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隨後也分十年邀請3000名中國青年訪日。同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帶來了4700億元的第二批日元貸款。

在中國周邊，只有越南那樣的摩擦製造者，但並不能構成重大威脅。

此時國際環境穩定，中國迎來了和世界交好的絕佳時機。鄧小平認為中國必須改善國際環境，爭取和平發展機遇。他在1980年曾說：「冷靜地判斷國際形勢，多爭取一點時間不打仗還是可能的。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應當盡可能地減少軍費開支來加強國家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85頁）

基於以上考慮，他提出推遲了「軍事現代化」的計劃。為了爭取周邊環境的穩定，中共決定將昆明軍區併入成都軍區；將原來用於對付蘇聯的烏魯木齊軍區併入蘭州軍區；將針對台灣的福州軍區併入南京軍區。全國軍區從11個縮減為7個，平衡、收緊的戰略佈局凸顯。

對於裁軍，鄧小平提出了驚人的「100萬」計劃。在閱兵一個月之後，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對其他解放軍高級將領談到軍隊老齡化、軍隊「消腫」的問題。「消腫主要是總部、軍兵種和大軍區。減一百萬人，恐怕大多數人要從這裏減」。會後半年內的裁剪100萬人的精簡整編方案已經制定完畢，三年後完成。

1984大閱兵，恰好處於百萬大裁軍前夜。安撫軍隊、給軍隊打氣的意味超過向世界顯示武力；更大的意義，是通過閱兵宣示他的改革意志。他並沒有向世界揮舞刀劍，而是劍指亟需改革的諸種弊端。

在國內，鄧的對手是誰？

日後將被他先後罷黜的黨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在1984年是鄧堅強的左膀右臂，號令三軍的鄧小平，是改革派領袖胡趙的後台。在國內，鄧的最大障礙是反對改革的保守派，那些指責改革是「異端」的人。自由知識分子也為鄧所不悅，自1979年以來，他用專政手段對付了多位活躍人物，但在1984年，他和廣大知識分子的關係尚未破裂，在一般大學生的心目中，他的威望正值巔峰。在天安門上，鄧小平看到北京大學的學生們高舉着「小平你好」的條幅向他致意。

對鄧來說，閱兵在國內無疑是黨、軍、國最高領袖權力的宣示。他抓住1984年稍縱即逝的機會一展威望，已經考慮退休問題的他明白，此後不再有機會閱兵了。但他決不會料到，權力更替尚未走上健康、平穩的制度化道路的中國，還潛藏着深深的危機。

1984年閱兵成了80年代的「獨苗」。在四年之後的1989，沒有了建國40週年典禮、閱兵。僅數月前，坦克以另一種方式進入了長安街。

（周煒樂，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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