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瞎辟谣，说什么「三纲五常被阉割，其实还有后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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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 “三纲五常”。

原因是最近频繁见到一种 “正本清源” 的论调，说什么国人习以为常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都是阉割版。它们还有后半句：

“三纲五常由西汉董仲舒首提，记于他的名著《春秋繁露》中，作为封建糟粕已经被批判了上百年了。实际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都是断章取义，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后半句**——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唯如此，董仲舒还说了一纲，实际是四纲。这一纲是： 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

“三纲” 没有后半句

董仲舒如果活着，一定会被这种 “辟谣” 气到吐血。

他是写了《春秋繁露》，也确实在书中提出了 “三纲” 这个概念。但，将《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翻上一万遍，也绝不可能找到所谓的 “三纲后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的 “第四纲”。

而且，董仲舒根本就不赞成什么 “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

下图红线标注部分，是《春秋繁露》对 “三纲” 的基本表述。臣从属于君、子从属于父、妻从属于夫，前者必须 “兼功于” 后者，才是董仲舒的真实主张。

图：《春秋繁露》对 “三纲” 的表述

在董仲舒之前，韩非子也谈过 “三纲” 这个话题。他主张“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认为做到了这三条，天下就会大治，否则就会大乱。

反对韩非子主张的，是孔孟。孔子的主张是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主张更激进，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不过，韩非子和孔孟，都没有造出 “三纲” 这个概念。“三纲”一词的发明权，仍属于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东西，是秦汉之后 “儒法阴阳合流” 这股风潮的产物。

再后来，在东汉初年，“三纲” 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认证和强制推行。

时为公元 79 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众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成果编成了**《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

该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 “三纲六纪”。

《白虎通》既然是皇帝主持制定的，可想而知，它要以皇帝的利益为第一位，绝无可能写入什么 “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将《白虎通》翻上一千遍、一万遍，也绝无可能找到这些所谓的 “三纲后半句”。

相反。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标准，是必须 “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有了功劳必须归在皇帝名下，有了过错必须揽到自己身上。

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爹还活着，就 “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不能拥有自己人身的处置权，也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支配权。而且，即便父子关系已恶化到了无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许儿子离开，理由是 “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

最惨的是做所谓的 “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规矩，“顺德” 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不要讲什么对错，不要谈什么是非，女人在家庭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唯命是从。

**《白虎通》由班固负责编撰成书。在汉章帝的注视下，班家人很自然地成了 “三纲” 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 “屈子之篇，万世归善” 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在婆家小心谨慎地过一种低眉顺眼、贱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好日子。

图：(明)兴献皇后蒋氏撰写的《女训》，也是 “三纲” 的产物

“后半句” 是在批判三纲

既然 “三纲” 里不存在什么被阉割的后半句，那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这些话既不见于官方文件，也非出自鸿学大儒。它们真正的出处，是明清两代流行于底层民间的话本小说。

明代藏书家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里，收有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张子房慕道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初年的东西（也有人考证说是宋元时代的作品）。小说借张良之口，斥责君王残暴无道，里面有这样一句：

“我王岂不闻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

其实，并不存在 “古人云”，有的只是 “作者云”。

宣传 “君不正，臣投外国” 最卖力的，是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比如，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描写商纣王如何迫害忠臣黄飞虎，然后旁人劝黄飞虎一干人等叛商，多次使用了下面这种说辞：

“长兄不必迟疑，君不正，臣投外国”，“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

类似的词句，也见于清代小说《飞龙全传》《双凤奇缘》《五虎平南》《列国春秋》等。

这类词句在明清小说里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自朱元璋视君臣如主奴、创造出 “廷杖之刑”，仅成化至万历的一百余年间，就有超过 300 名大臣被皇帝在公开场合打得屁股开花，其中还有 29 人被活活打死。按《明史》的总结，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入清之后，屁股虽然不打了，但朝廷对“三纲” 的贯彻仍无丝毫松动，雍正在《御制朋党论》里说得明白：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天尊地卑，“为人臣者，义当惟有知君”。一个合格的人臣，满脑子只能有皇帝，有功要赶紧推给皇帝，有过要赶紧自己揽下，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想法。

也就是说，**“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这些词句，其实是对 “三纲” 的一种批评，一种反叛。**但没人敢将这些词句写入奏折，也没人敢将之写入自己的署名文集。它们只能在民间话本小说里作为一种潜流存在；而且，即便是在话本小说里，它们的存在感也并不强烈——绝大多数明清小说，仍谨守着 “三纲” 的红线。

这些旨在批判 “三纲” 的词句，绝对想不到，有一天它们会被 “辟谣” 成“三纲的后半句”。

（注：本文关于《白虎通》的论述，参考了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 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一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图：“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 这句话，上一次被广泛传播，是曹云金对记者谈自己与郭德纲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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