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李嘉诚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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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本文转自： 内地智库发文谈李嘉诚撤资：别让他跑了 （新浪财经）

《别让李嘉诚跑了》作者回应：不针对任何个人

2015年10月15日傍晚近6时，《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原作者罗天昊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称，由于文章引起海内外巨大争议，外界对该文的“各种解读，各种情绪，夹杂其中，深感必要回应各方疑问。”

罗天昊对外界的争议首先回应称，仅看他文章标题，此文似是谈商业故事，看完全文，当知关注的是香港社会的挑战与未来改革，文章不针对任何个人，人和事均为注释义理。他说，“若只看标题，就借题发挥，各抒胸臆。惜。”

至于文章核心部分，罗天昊认为是深度分析香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困局的根源，反思治理失误，以及经济豪门化对国家的戕害；呼吁转变治理思路，深化国家改革。

9月12日，新华社瞭望智库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其对李嘉诚的撤资行为表达了诸多言辞激烈的“不满”。文章作者为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

9月29日，李嘉诚首次对撤资做出回应，以三页纸正式回应“撤资”指控，李嘉诚表示：首先感谢内地、香港以及国外的朋友对我的肯定和信任，我明白言论自由是一把两刃刀，因此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也可引发热烈讨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深感遗憾。

10月13日，李嘉诚在给支持者亲笔答谢回信中表示，最近出现的风雨，实令人深感诧异，国家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坚定，竟然还有股不散的暗力背道而驰。

对于文章在海内外流传之广，争议之大，罗天昊认为，是“时势与人心的大势所致。”他说，十几年来，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均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同时，阶层固化，经济豪门化，大众声音被漠视，种种不公，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罗天昊还在回应中提出自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 他认为，在各种中国富豪榜中，前十大半都是地产商。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重振实体经济，应对内外挑战。”

罗天昊还认为，中国绝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之路，他呼唤阳光财富，呼唤法治，国家强调保护产权，提倡简政放权，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中国将有更多富豪，更多人脱贫，吸引更多投资。

“无论大陆还是香港，所有的财富，必须经受新时代的考验。与时俱进，是最明智的选择。”罗天昊说。

以下是罗天昊回应全文：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上月，本人拙作《别让李嘉诚跑了》引起海内外巨大争议。各种解读，各种情绪，夹杂其中，深感必要回应各方疑问。

1，文从何来？

5年前，本人即预见香港之瑕， 2010年于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撰文，题为《香港模式的瓶颈》， 2015年重新修订，开头以长实上海卖出地产的新闻为引，以对香港富豪的建议为尾，就成为引起巨大争议的今作。

2，文章说什么？

仅看标题，此文似是谈商业故事，看完全文，当知关注的是香港社会的挑战与未来改革。

若只看标题，就借题发挥，各抒胸臆。惜。

文章核心部分，深度分析香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困局的根源；反思治理失误，以及经济豪门化对国家的戕害；呼吁转变治理思路，深化国家改革。

本文不针对任何个人，人和事均为注释义理。

鲲鹏展翅，心忧青天，胸中丘壑，深藏白云之间。岂是浅薄虚浮的蓬间雀所能洞见？

3，惊世之文，时势所造。

本文意外风行，非罗天昊所能，而是时势与人心的大势所致。

十几年来，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均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同时，阶层固化，经济豪门化，大众声音被漠视，种种不公，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直面中国最尖锐的矛盾，直面转型时代最大的痛点，矛盾交汇处，宛如两江汇流，激起时代的最强音。

4，要改革不要文革。

历史问题客观存在，解决办法，不是向后搞文革，而是向前搞改革。

细看全文，应知作者呼吁更彻底的改革。给富豪的三大建议有争议，但也是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之上，并无提倡暴力手段，而是理性平和地倡导。

5，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其实即是对于民众呼声的回应。

A, 摧毁地产霸权 振兴实体经济

地产独大，国之凶兆。

在各种中国富豪榜中，前十大半都是地产商。十年来房价飙升，无论大陆还是香港，苦高房价久矣。新三座大山给民众带来深沉的痛苦。房地产榨干了民众的财富，甚至洗劫了一家几代人的财产。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地产等畸形产业，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重振实体经济，应对内外挑战。

B, 贫富分化是死路，共富是责任更是出路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动荡线，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结盟豪门，漠视数量更庞大的平民，皆非明智的选择。

当下全民焦虑，如坐火山口，不知何时爆发。穷人已无可失去，既得利益层率先让步，整个社会才可以解套。这是基于现实的最佳策略选择，绝非民粹。

共富是国家的庄严承诺。但共富绝非“均富”，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而非搞暴力。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

C, 权贵资本主义非正途，中国需要阳光财富

民众尊重合法致富，袁隆平堪为楷模，不满的焦点在“不公”。

用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中国绝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之路。

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让财富远离权力，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软着陆。腐败让人痛恨，何尝不让人痛心？商人得利时虽可心，卑躬于权力时又何曾甘心？

我们呼唤阳光财富。呼唤法治，国家强调保护产权，提倡简政放权，随着商业环境的完善，中国将有更多富豪，更多人脱贫，吸引更多投资。

无论大陆还是香港，所有的财富，必须经受新时代的考验。与时俱进，是最明智的选择。

李嘉诚先生近期又北上办学，与本人对富豪阶层所提的三大建议，其实不谋而合。李先生设立的长江商学院，正是本人曾就职的地方，本人也一直对此心怀感谢。富豪阶层与时俱进，是社会的进步，亦是其人生的升华与涅槃。

6，权贵门客价值观混乱

转型期，既未达到盛世，也非乱世，从混沌到有序，尤其需坚守正确的价值观。

口中喊市场经济。却为资本权贵站台；口中喊民主，却不能民主对待他人，以文革方式给人扣“文革”的帽子。甚至个别人对本人造谣中伤；口中喊平等，却自命精英，自认“精神贵族”，经济上依附既得利益阶层，漠视民众，与平民阶层割裂。却要求大众支持其社会诉求与野心，部分人的人格分裂，表现出强烈的投机性。

我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强调智库要谋民，要与民为友，就是有感于部分人不能与平民为友，不为平民阶层讲话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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