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参观靖国神社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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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文辉

近期明星张哲翰因参加友人在日本举行的婚礼，其照片背景有靖国神社，一经披露，即造成大事件，与其合作的商业品牌皆迅速解约。此事情节之微，反应之大，足见神社在此间语境中已成一大禁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颇耐人寻思的。

近代中国人东渡日本，留下的文献极多，其中参观神社的记录亦颇不少，我平日偶有所见，曾陆续记下若干线索。兹检出录存于此，冒其名曰“小史”，以求醒目，实际上只是史料摘钞而已。还需要说明，所录存者仅限于手边掌握的文献，并未专门作全面的搜集，也未利用电子检索，作为史料必然是很不周全的。

首先宜掌握神社最低限度的信息：其前身是东京招魂社，创立于1869年，1879年改今名；神社内设游就馆，原系国立军事博物馆，二战后改为神社博物馆。

关于中国人参观靖国神社，以我所见，严安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陈言译，三联书店2018年版）一书已有专门讨论，见其第三章“‘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的游就馆”一节，引据的史料主要是王拱璧《东游挥汗录》、冯延铸《东游鸿爪录》、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书易见，此不详述。

据手头的史料，中国人之参观神社，大约可分三个阶段：甲午战争之前，五四之前，五四之后。

1879（光绪五年），王韬有七古长诗，题曰《四月望日，藤田鸣鹤招诸同人小集于新桥滨乃家，树木深蔚，泉石苍古，居然一名胜所，亭中扁额题菊诗，尚是西乡隆盛笔迹。余前日既览鹿儿岛战功图，今日又同鹿门诸君子历览招魂社，闻诸君说殉难义士遗事，曷禁慨然有感，爰于席上作长歌纪之，殊有铁如意击碎唾壶之概》，诗云：日东节义汉代匹，抱义怀忠多激烈。平生知国不知家，身可亡兮家可灭。西乡本是人中豪，提戈欲靖边尘嚣。请缨有志急一试，赫然金石铭功高。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坐令一死鸿毛轻，照代宏勋等流水。吾在中土已叹吁，朅来东国观战图。两军生死併一命，战场血肉红糢糊。呜呼此战分顺逆，顺者终兴逆者绝。……（《蘅华馆诗录》卷五，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按：王韬是年日记（旧历）四月十七日载：……过此则招魂社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甚披猖，日廷兴师伐之，血战经年，死于是役者，前后四五万人。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每岁设祭四次：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今公园）接战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四为箱馆战胜日。此四日间，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朝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义士所葬处，今呼为神田，瘗骨悉以石塔列于两旁。其地芳草芊绵，绿阴披拂，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纪事碑也。鹿儿岛人好勇善战，向来宣力于国家，乃一旦谋叛，身膺显戮，前日殊勋，付之流水，此无他，不明顺逆也。以西乡赫赫之功而不终，可胜叹哉！（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下册第560－561页）

王韬的诗与日记自可相互印证。不过，当时王氏初赴东瀛，对幕末前后史事的了解不尽准确。其诗谓西乡隆盛“提戈欲靖边尘嚣”，应指其力主“征韩”一事，但“征韩”之议当时实被否定，也就不存在所谓“赫然金石铭功高”的事；而且，当时朝鲜是大清的附庸国，“征韩”等于剑指朝鲜背后的大清，王韬作为中国人若表彰其事，自然也是很不得体的。还有，西乡隆盛率领萨摩武士反叛明治政府（西南战争），是在1877年，此时招魂社成立已久，而日记里介绍招魂社的来历未免夹缠不清。

又1882年（壬午），庄介祎有诗《招魂社》：堂悬明镜月光磨（堂中悬大镜一面），士卒当年溯枕戈。照得忠魂自千古，两行献立石灯多。（《日本纪游诗》，清末刊本）

以上两人访日皆在甲午之前，两国仍属“和平友好”，对神社自然能心平气和，且有表彰之意。

接下来，1906年（丙午），程淯日记（旧历）九月十九日载：午后一时，偕长濑安平、谢康伯等往游靖国神社。盖社为嘉永以来奔走殉难于国事者及西南之役、中日之役、日俄之役战死军人崇祝之所，是日为社中大祭三日中之第一日也。社在神田区九段坂上，坂下有辽阳大激战图观览处，门列甲午战利品。前于上野曾见辽阳战图，然此必有异，因购券入。其夹道中及瞭台一如前式，惟海陆军战事殊异，地亦略变。海军则水雷飞激，榴弹炸裂，露舰有发火者。陆军则刀剑相接，血肉模糊，盖最激烈之肉搏战争也。露军有据一小堡张皇拒围者，日军有攀援荆棘伏草发枪者。颓垣破壁之下，有中国难民，横被杀伤，呻吟宛转者。每一巨弹着地，陡起烟尘，中伏火光，但见断手折足碎飞寸裂而已。观毕，出登九段坂上，迎面一巨石表，大书“靖国神社”字。左侧道旁一铜表铭文，系为西征将士战死者之纪念，并立者为故陆军大将水〈川〉上操六之铜像。旷地之中，为大村铜像，制极高大。大村名永敏，又谓大村益二郎，维新之前，曾为长门藩士，极研究泰西兵学而为教授，其忠义不亚于楠公，明治二年，为东京凶人所戕杀，赠从三位。是日因大祭，游客甚多，百戏咸备，因一一遍观，盖欲知日人风尚也。（张晶萍校点《程淯丙午日记游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73页）

这里说的“辽阳大激战”，应指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今沈阳）之役。“露”，即露西亚，指俄罗斯（日语读为ロシア,以汉字标记即露西亚）。又日记十月初七日载其赴神社摄影，有神社及游就馆陈列品的清单（同上，第141－142页）。

又1907年（丁未），文恺日记（旧历）正月十九日载：午后一点钟，偕司缉亭游靖国神社。社在九叚坂上，一曰招魂社，祀嘉永以来尽忠死难之人士。门外竖双铜柱，高大异常。社前后左右地皆庭园。社前地约长数十丈，有大村兵部大辅铜像，余常夜灯、石狮子等类甚多。社后遍栽樱树，中有池，置喷水器，为一少年拥抱大鲤鱼之状，其水由鲤口喷出。池旁设石亭椅桌三四处，以为游客憩所。隔池筑假山，中悬瀑布，其外则梅松掩映，芳草如箦。行人不哗，珍鸟时鸣，洵佳境也。游毕，观游就馆。馆居社侧，专集古今内外之兵器。此次日俄战争所虏获于俄军者，亦多陈于馆前。馆有楼二层，分二十余室，炮弹、枪刀、剑戟、甲胄、旗帜、马鞍、兵服、金铜、皮革暨军舰、炮台模型等类，难以数计。所陈兵士战死时所着衣服，血痕犹存。又壁悬油画战图与各将军士卒肖像，见之使人气壮。（朱发健校点《文恺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9页）

同年杨芾日记（旧历）三月初五载：到九段坂上靖国神社外一看，樱花盛开，颇堪玩赏。此社旧名招魂社，合祀从前殉难诸臣，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每年西历五月、十一月，均大祭。社前有已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铜像。日人将历年战胜所获俄军械及我国军器，胪陈于社外四周屋内，加以标识，见之凄然。又诣社外游就馆，购券入，共两重楼，所列卤获枪炮军装战品甚夥，绘伊历次战胜各图，并将所获奉天各官德政扁额悬挂四壁，我等见之惭汗。

又四月二十八日：重游游就馆，购券入，再补记之。楼上下陈列各件，多系刀剑甲胄枪炮之属，有系伊国自制，及从前将帅所用者，有标明桦太战役卤〈虏〉获露国之衣袴者，有标明朝鲜之甲胄者。并有中国大小铳无算，标明系明治三十三年战利品；又有钲鼓之属，标明明治二十七八年得自清人；又有金龙炮一尊，标明系清国最贵重之炮，明治三十三年为其所获。此外尚有中国大炮无算，又将旅顺港黄金山之炮台，及大连湾和尚岛之炮台，捏成模型。楼上下悬伊从前力征将帅影像，不下数百，又将屡次及各国战胜情形，绘图悬壁，并将收取台湾，及攻取牛庄情形，绘图张挂，其在奉天掠获各衙署金字扁额，如“海隅沾恩”、“政侔东里”、“三军挟纩”、“克壮其猷”等扁，一一悬挂，彼盖以夸大其功，我等见之，能无泪下乎？伊又将明治二十七八年战死之将士，勒为一碑，谓之纪念碑。又伊国有妇人，集一万人头发，制为战舰所用之粗绳，大书于纸，极力夸奖，其鼓励民心，大概类此。（杨早整理《扶桑十旬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第35页）

同年左湘钟日记（旧历）三月二十一日载：闻是日日皇亲诣靖国神社，祭日俄战死将士，乃同程铎君，早往观之。社前石碑约五丈，有“靖国神社”四字，左右两碑“扬辉照暗”四字。后有白石狮一对，闻自天津运来。内有大圆冢一座，社西二铜像，一子爵品川弥二郎，一陆军大将子爵川上操文〈六〉。斯时士民妇孺数万人，静立以待。至午正，明治皇同皇后、太子皆坐马车而至。前列马队十对，后二马车，载数大臣而已。一时道旁之人，皆脱帽为礼，欢呼万岁，声如雷动。日皇下车，亦脱帽答礼，随至社前行三叩礼，随来护从及百姓均随后。行礼毕，游憩一周，回跸，百姓欢呼送之。彼国之待武士，如此其诚且敬也。且一国之主，轻车减从，下与小民周旋礼数，一德一心，焉得不强哉。（朱发健校点《左湘钟东游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43－144页）

还是这一年，凌启鸿有五古长诗《东京靖国神社诗二十韵》：绛阙神都閟，瀛嵎象纬尊。鼎铏新展礼，盉斝旧铭恩。肃肃灵祇列，威威钜典敦。至诚通肸蚃，弘感会贞元。寰海森昭布，殊乡颂弗谖。钧天天使梦，与国国殇魂。紫石岩扉竦，金泥篆额宛。烟沈香袅袅，茅缩酒温温。嘉玉隆仪备，铜琵众乐蕃。天昭神号太，墨坂祭当轩。牲帛秋申典，毛柔夏胙膰。阴阳通沕穆，祝史式庄惇。建国开尝礿，宜民祝翰藩。步虚词缥缈，章表语温黁。灾患当时捍，光芒奕代存。大烝资祼荐，季女洁蘋蘩。明赫非迷信，于皇肃骏奔。讵知三岛上，犹见万灵宣。指掌尼山义，精诚郑孔论。中原郊祀志，回首问乾坤。（《云巢诗草》，民国刊本）

又此年徐兆玮有诗《游就馆》：武库埋兵气，瀛州振国光。悬门铜面具，卧壁绿沉枪。国耻宁能洗（馆外列甲午战利品），戎机未敢忘。壮心增枨触，天地正元黄。

至1908年（戊申），徐兆玮又有诗《琼隐自长崎来偕游游就馆》：飞动匡时意，欷歔爱国心。游人长叹息，我辈一登临。兵甲满天地，江山成古今。匣中雄剑在，应作老龙吟。（《虹隐楼诗集》之二《扶桑集》，徐昂千点校《虹隐楼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上册第200页、第205页）

又同年陈道华《日京竹枝词百首》也有三首七绝并小注：靖国军人旧日功，君王提酒酹英风。宫妃剑珮坛前立，都为忠魂泪眼红。（靖国神社在九段坂上。每岁春秋设坛祀故军士，榜“义勇忠魂”四字于门，后及妃随从日皇临风洒酒，一表感诚。时则笳鼓喧天，灯火连夜，洵盛典也。）

暮春神社放花烟，事纪辽阳战伐年。飞起红旗人拍掌，坂风吹响过樱田。（靖国神社春祭时施放花火，飞砲一响，扬旗半空，雷动欢声，观者如蚁。盖庆胜俄旧事云。樱田町区，近宫禁。神社谓庙坛。）

招魂春社纸灯明，市上人人拜故兵。一曲讴歌连夜笛，万家欢泣总同声。（春祭靖国神社，设坛凡七昼夜。家家悬灯于门，曰参拜英魂，曰万民欢泣。或唱凯还，或歌追悼，笙箫达旦，各抒感情。民气一致，于此可见。）（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5页）

以上七例，皆集中于1906－08年间，似非偶然。因甲午之战，日本遂成中国之敌，但经过日俄战争，中国人复有联日亲日的心理，故此时东渡者联袂而行。同时，当日民族主义话语虽已滋长，仍未成为大潮流，中国人面对神社中的种种，于当年的战败虽深以为耻，却能就事论事，甚而对日本人亦不乏“了解之同情”。

再接下来是北洋政府时代，1919年，王拱璧《游就馆中先烈碧血（日人辱我之纪念品）》一文云：十二年前，同学王靖武君，由东寄余有曰“游游就馆见日人辱我之纪念品”，自是“游就馆”三字，遂嵌余脑髓。……七年春，余初游此馆，首见门外左右矗立兵舰取风口各一，口高约六尺，围约十尺，前各树木牌一柄，右书“清国靖远号取风口”，左书“清国来远号取风口”。靖远、来远，甲午战争被日人击沉之我国二兵舰也。时拣券员视余，且频睨取风口，骤现洋洋之色，盖彼已知余为此二取风口之旧主人也。

（以下详列有关中国的陈列品，略）

……余未游此馆以前，闻二十四室中，曾以大玻璃瓶酒渍我国人头一颗，曰“请看亡国奴之脑袋”，置之高台，以与众览。河南张国威君见而愤怒，抱瓶碎之于地，日人因将人头撤至他处，而加张君以缧絏之刑。此七八年前事也。嗟夫，余入此室，睹此遗物，觉一矛一戈一铳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我先烈之碧血，附有我先烈之忠魂，觉我先烈被发垢面，疾首蹙额，向余哭诉黄海战败全军覆没之辱国。余入此室，冷汗浇背，热血冲脑，复睹遗物，目眩欲倒，哀哀苌弘之血，遍洒倭邦，累累仇人之头，犹拥头项。嗟夫，“大树无枝向北风，千年遗根〈恨〉泣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余入此室，余不知果何以慰先烈也。（《东游挥汗录》，民国9年刊本）

《东游挥汗录》是作者东渡后所著的时论集，计有六篇文章，此系第一篇。关于参观神社（游就馆）的文献，我所见者以此篇内容最为细致，情感亦最为激烈。作者参观是在1918年，而完成写作则在1919年，其自叙有谓“半缀于五四运动之暇”，则其民族主义情绪之昂扬，自与时事的刺激有关。

按：后来黄季陆回忆有云：……在九段坂可遥见山坡上一座名叫“靖国神社”的大庙，亦即是一所忠烈祠。最初使我不解的，是庙门的走道两旁树立了不少黑色而巨大的圆筒形的东西，近看时始知是中日甲午之战时，被击毁的我国军舰的烟囱，日本人把这些烟囱作为战利品，陈列在神社的门前，其他的俘获品则陈列在室内，当时见到这一情景，心中的难受真无法形容！我们的中国也曾强盛过，也曾东征西讨打过胜仗，但却从来没有像日本这样小器过，把一时的得意视作永恒的荣耀，五十年前的事至今回忆起来犹耿耿在心。（《忆往与借鉴——留学日本时期的一段回忆》，《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

黄季陆留日是在1918－1919年间，他所见的“烟囱”，显然与王拱璧《游就馆中先烈碧血》所记的“取风口”是同一物事。

以下是1930－1940年代的记录。

李清悚《游就馆》一篇云：余来东京居西神田，距靖国神社极近。病后未能作远游，尝曳杖散步其间，睹其陈设，触目惊心。西怀故国，令人作人间何世之感。病后易伤感，至此益甚。

（以下扼要介绍有关中国的陈列品，略）

日人耗巨万之资，建立斯馆，其用意乃激励国民精神，不待言也。日人素以军国民主义相号召，各地神社，无不喜陈列一二兵器，斯馆实集其大成。涉足其间，而不兴感者，未之有也。吾国近亦有创设革命纪念博物馆之议，数年未能观厥成，可憾也。游就馆非徒足以兴奋国民精神，而各时代兵备之整理，亦颇具军事文化史之价值。吾恶之，不愿入，然亦不愿不入，国人来东京者，可一游也。

后附诗《参观游就馆感赋》：病后支持曳杖来，遗徽入眼总成哀。盛朝一代开边事，痛付孤臣孽子谋。（《东游散记》，大东书局民国24年版）

曹贯一《靖国神社》一篇云：……此神社为祭祀有功国家之死难军人而设，即历次对外战争为国牺牲之军人，均将其名字列于社中，而由尉官起，并列有死者之像片，以表示国家不忘有功者，使人观瞻，而励来兹。每年四月末三日中，并举行隆重盛大之祭奠，上起天皇、总理大臣、各阁僚、师团长、县知事，下讫市民，无不献香进供，奉礼致祭，且天皇并亲往导领行礼，亦云伟矣。于此三日中，万民出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各种游艺浮摊，杂然并陈，恰若我国之庙会。此外，平常亦率皆开放，任人游览。……另外有历次对外战争所获之战利品，作战情形之图解，亦依时代次第而分置之。若中日战争，庚子之役，日俄战争，东北事迹，长城战争，上海战争等。有清军之战鼓军号，有宋庆（按：清军将领）之令旗，有马褂朝靴，有大礮，有步枪，有俄军之旗帜，有于东北所得之利器，有十九路军之戎装，以及其他战时一切之用具，无不应有尽有。吾人侧身其中，殊觉郝然，盖几乎一切悉由中国所得耳。日人观此，能不对中国生轻蔑之心乎？……由是观之，此神社实为灌输人民军事知识之策源地，迥异于其他神社。如斯事实，弗知我国人阅后当作如何感耶？（《东游杂感录》，改造社民国25年版）

仲跻翰《东京靖国神社》一篇云：……神社大门外有铜制牌坊一，高约三四丈，再进为大村氏之铜像（大村氏为明治之功臣，维新时陆军制度多出其手，后被刺于幕府之余孽），像高丈许，着和服，姿势极威严雄壮，座高倍之，像之左右列二石狮，各高丈余，乃庚子之役，取之我国者。大门系前年新建，尚未髹垩，门内右为游就馆，左为国防馆，两馆之前，陈列日俄战役虏获之鱼雷，装甲车，及大小砲数十门，置砲处之地面，均作成砲台被破坏之形状，旁立木牌，纪载当日攻下砲台之战绩，与部队之名称，盖不仅以之夸示武功，实含有鼓励后人之作用也。大殿系中国式建筑，正位所祀，乃日人最尊重之乃木大将，余即死难与阵亡将士，日皇以下，至此均须行礼。按乃木氏在日俄战时，任陆军总帅，其二子保典胜典，皆阵亡于是役，迨明治薨，氏又剖腹以殉，其妇亦同时死节。日人素敬忠君爱国，故对之特加尊崇，除年中按时举行公祭外，每日至此行礼祈祷者，亦络绎不绝。

又《游就馆》一篇云：……明治大正（按：指明治、大正天皇）及乃木之遗物，多为生时衣饰，及日常所用之品。室中并满悬日皇及各功臣像片，至此者，皆须行礼。又战利品类有获自日俄战役者，有获自青岛德国者，其得自我国者，有庚子一役之朝服翎顶，有甲午一役之枪砲旗帜，有“九一八”“一二八”所获之各种军械器物，亦殊不尠。（《东西洋考察记》，世界书局民国28年版）

又，阮蔚村《日本游记》第七部分有“靖国神社”一节（民国29年自刊本），惟内容简单且浅显，兹不具引。需要说明，此书封面由当时北京伪政权巨头王克敏题签，其自序亦有“为日本肇国二千六百年纪念，而吾国则欣逢国府之还都南京”之语，可知作者是有伪政权背景的人。

据以上材料来看，中国人的神社参观史，似乎止于沦陷时期——这想必是由于我对资料掌握得仍不充分。但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自此而后，靖国神社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变得更为极端化，承载了更多的仇恨和耻辱，中国人纵未必皆望而却步，恐怕也不愿付诸文字了。

此外，“靖国神社”这一名目，日本人也曾搬到大陆来。季羡林日记1946年6月9日载：

坐洋车到新街口，遇到长之、幼平同施先生。他们找我去逛靖国神社，是伪组织时代日本人建筑的，在五台山上。现在却成战利品纪念室，一切全是地道的日本风味，令人觉得仿佛到了日本。里面的所谓战利品并不多，顿有泄气之感。（《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顺带说明一下，靖国神社的“靖国”，游就馆的“游就”，都来自古汉语，只是又非古汉语所习用者，标志之一，是《汉语大词典》皆无条目。

据我留意，“靖国”一词似在《左传》里特别多见（但杨伯峻、徐提所编《春秋左传词典》亦无条目），如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而天不靖国，殆将启之。”僖公二十七年：“以靖国也。”襄公九年：“不靖国家，不可谓亨。”襄公二十五年：“君舍有罪，以靖小国，君之惠也。”襄公二十七年：“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哀公十六年：“王孙若安靖楚国。”此外，《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尚书·无逸》异文：“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这些应该就是“靖国”一语的出处。至于“游就”，则一搜即得，来自《荀子·劝学》：“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关于神社，以上只是罗列一些史料，自“思想”立场，我未有专门的探讨，姑且附谈一点“杂感”：

中国人对靖国神社，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它的名字，作为一个政治化的符号；陌生的是它的内涵，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在敌意的有色眼镜里，神社的内涵其实是被遮蔽了。

比如，我们很少意识到，靖国神社所祭祀的亡灵，只限于官方（政府）认可的战死者。我注意到日本学者指出的一点：“靖国神社不予祭奠的敌方的死者，不只限于外国人。即使是‘本国的死者’，如果属于敌方的话，决不会予以祭奠，这就是靖国。

……直至今日，祭奠在这里的内战中的阵亡者，只有‘官军’即新政府军的死者，而‘贼军’即前幕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死者则不包括在内。……把东京招魂社的祭礼定在平定‘朝廷之敌、贼军’的日子，这表明了明治新政府把‘朝廷之敌、贼军’作为敌人从靖国神社中排除出去的方针，也决定了靖国神社在此后的地位。”（参[日]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6页）这一点实甚关键。中国人只知道神社祭祀了什么人（“战犯”），而未必知道神社没有祭祀什么人（“朝敌”、“贼军”）。

由此来看，神社如今名义上虽属独立法人，但其与日本政治的特殊关联，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日本官方来说，神社的意义首先在于确立对内征服的正统意识，其次才衍生为对外扩张的帝国意识。神社只代表了日本政权的正统，在本质上，它并非是真正全民性的祭祀场所，不能代表日本人的全体。因此，神社的意义恐怕是被过度放大了——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右翼和中国的左翼倒是不约而同的。

还有，以当今资讯之发达，而一般中国人对于神社的实际了解，却未必胜于晚清民国时代（我就只限于抄书，并不了解神社的现状）。更重要的是，神社在此时此地已成了一个“塔布”，一桩“不可描述之事”，我们在视觉上完全删除了它，不允许它与中国人的面孔并存，那怕仅仅是作为“到此一游”的背景板；而在晚清民国时代，中国人并不避忌神社，事实上他们很愿意去神社，在他们来说，那是异己的国耻记录，也是特殊的反省场所——一个历史的“反纪念碑”。如前引李清悚所言，“吾恶之，不愿入，然亦不愿不入”，这种态度，不是很值得我们咀嚼吗？

重复一次，我只限于搜集文献、以存史迹而已。至于张哲翰在神社拍照是否就该封杀，高晓松对神社的理解是否得当，现在中国人是否可以参观神社，如此之类的问题，“我不便回答，也不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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