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中共絕不改革，但可以開放｜端傳媒 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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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中共建政以來可以被載入史冊的少數正資產。在經歷了持續的政治運動、殘酷的階級鬥爭和大規模的人道災難之後，中共執政集團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於1978年終於開啟了定名為「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在短短40年裏，中國從一個極度貧困落後的國家（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3645億元，人均GDP381元，外匯儲備1.67億美元），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這樣巨大的變化，在世界現代化史上堪稱奇蹟，諸如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張五常、周其仁等經濟學家都在提問並試圖回答，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得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爆發出如此驚人的發展動能？

張五常教授在1981年寫的著名論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肯定性的回答。當時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還普遍沉迷在東歐經濟學的框架內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的性質，也就是探討如何在計劃體制內讓市場機制更多地承擔起配置資源的作用，而張五常則大膽地認為，資本主義——他同時視為市場經濟的同義語，最終將成為中國經濟制度安排的一個必然選項。在張五常先知般地作出這個預言的同時，他卻非常謹慎地認為，中國要全面實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能需要50年的時間，按此時間推算，中國至今還將在計劃經濟的黑洞裏摸索前進。

令所有人包括張五常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自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在中國大地上突飛猛進，儘管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張五常所設想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着重大區別，但對於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來說，仍然是一個重大進步。正是通過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中國經濟不僅創造了迅速增長的奇蹟，而且也為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來了最有力的支持。江澤民和胡錦濤連續執政的20年（1992-2012），堪稱中國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躍居世界第二，並日益顯示出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態勢。

在科斯教授看來，改革開放最初並非是源自於執政黨的自覺意識和行動，黨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一開始並沒有一整套關於市場經濟的理念和方案，後來所發生的不可逆轉的市場轉型完全是來自於「邊緣力量」的推動，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被科斯視為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它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的「邊緣革命」。確如科斯所概括的那樣，與政府主導的小心翼翼的改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民間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首先在農村領域促成了巨大變化，土地承包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鄉鎮企業建立了初步的農村工業化，農民身份開始轉換，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城市個體經濟由小到大，促進了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為停滯的國營經濟樹立了榜樣；經濟特區的設立和開放，則在更大的範圍內引發了中國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從引進資金、人才、觀念到引進機制，全面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

2018年，深圳，鄧小平廣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國民間主導的改革，是一個不斷地從邊緣成為主流的過程，是政府主導的改革的源泉。隨着草根的創新力量日漸顯著，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日漸看到了改革的路徑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明邊緣力量終於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脊梁。來自上層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層改革所開創的經濟活力之中，兩種性質不同的改革最終匯合成一個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是，應該看到，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邊緣力量的改革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力逐漸衰退，主導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邊緣力量基本被體制消化完畢，而能夠促進改革的新的邊緣力量尚未在市場化體制中找到位置。與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以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為起點，執政黨全力推進市場化進程，全面落實1980年代民間改革的基本訴求。可以說，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繼續，也是對它的終結。

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是由1980年代的邊緣力量創造的，最大的受益者並不是民營經濟——它們雖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長，而是執政黨和國有經濟體系。

1990年代以來由政府主導的改革至少取得兩個重大成果：一是確立市場經濟的合法地位，二是參加世貿組織。這兩個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邊緣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沒有1980年代私營經濟的巨大活力和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絕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突破和對外開放的態勢。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是由1980年代的邊緣力量創造的，最大的受益者並不是民營經濟——它們雖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長，而是執政黨和國有經濟體系，後者在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中盡享改革帶來的好處，依靠市場經濟創造的績效和巨大財力，得以避免合法性危機的蔓延和國企效率低下的種種困境，進一步鞏固了在現有經濟制度中的支配地位。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科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二元經濟的故事」，即「發展停滯的國營經濟和飛速增長的私營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近20年中已經被經濟繁榮的表象所掩蓋，私營經濟在發展，國營經濟有了更大的發展。國退民進趨勢被終止，國進民退又捲土重來。市場準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資源均被國有企業壟斷。民營經濟舉步維艱，再次被邊緣化。

1990年代以來改革遲緩的原因何在？很顯然，政府主導的改革難以真正實施以自身為對象的改革，同時，來自邊緣力量的創新不能進一步得到體制的支持，不能轉化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這種狀況隨着國家權力和財力的日益強大，更加難以改變。在改革的名義下發生的國進民退，極大地限制了民間改革力量的生長。1980年代中國的邊緣力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所面對的是幾近破產的國有經濟，邊緣力量的生長在體制外擁有足夠多的縫隙和空間；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十年，國有經濟的繁榮和強大，已足以封閉一切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之路。

在此格局下，中國新的邊緣革命還有可能嗎？如果沒有新的邊緣力量的生長和壯大，中國新的改革動力又在哪裏？如果沒有新的改革，中國的社會轉型又怎麼可能完成？

「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

2012年，中共完成了新的領導集團的更替，民間面對着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執政20年時間所積累下來的巨大問題，普遍對新的領導集團重啟改革抱有巨大期待。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這一年出版了他的一本新著，書名就是重啟改革。以重啟改革為話題，顯然代表着社會的一個普遍共識，那就是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的20年裏，改革在持續衰退，甚至已經停滯，中國經濟雖然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但由此也造成了執政黨內部極其嚴重的腐敗，以及官民之間極其嚴重的衝突和對立。在此形勢下，社會寄希望於中共新的領導集團能夠重啟改革進程，通過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改革，解決經濟深層次問題和政治腐敗問題。但是，正是在這個時候，從中共高層內部發出了一個聲音：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

2018年，北京改革開放四十年展。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個聲音來自於當時黨內的第六號人物，我在2012年8月寫的《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中記述了這個故事，在一次內部討論中，八十年代著名的「四君子」之一翁永曦說，他剛剛從「海里」（中南海）出來，領導人問他：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聽到翁永曦轉述的這個問話，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一時無語。後來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證明，這絕非是這位領導人的戲言。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決議極大地點燃起全社會對執政黨主動重啟改革的熱情，但實際上不到半年時間，這個熱情便被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所撲滅。

中國民間有一個說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

我在2016年的一篇演講中曾這樣寫道：「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出了60項改革的清單，四中全會再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但這些改革的綱領和方案均沒有得到具體落實，相反，大量的反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卻以改革的名義堂皇地出現。不僅是在國企改革領域出現大倒退，在法治領域也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倒退現象，惡劣的程度已遠遠超過了周永康時代」。尤其是進入所謂的「新時代」，對改革的反動更是變本加厲，十九大之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使得已經被廢除的終身制又重新死灰復燃。

既然改革——不管是中共主導的改革還是由邊緣力量推動的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的迅猛發展，不僅提高了國民的福祉水平，而且也在客觀上大大緩解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那麼，為何現在卻不願意在改革的名義下繼續進行改革？事實上，執政黨從十八大以來，已經徹底放棄了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口號，在經濟領域也沒有進行一項貨真價實的改革，迄今所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徒有改革之名而毫無改革之實。譬如，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將黨委書記凌駕於董事長和總經理之上，為此不惜修改企業法。更有甚者，在民企建立黨委，政府向民企派駐事務代表，這在江朱或胡温時期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新時代」居然成為現實。堅決不改也就罷了，還要反改革，全面清算改革成果，這豈不就是自掘改革的墳墓？

我在六年前曾經分析了執政黨為何不改的原因，現在執政黨已不是像改革初期那樣，守着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沒有什麼財富積累，沒有什麼罈罈罐罐，因此可以不惜「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語），改革是「帕累托改進」，即大多數人的生活有改進而沒有人受損失。現在不一樣了，執政黨從村級政權到中央部門，每個層級依據掌控的權力大小，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有巨大的利益約束，改革意味着權力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我為此總結出執政黨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

• 改，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重大調整。

• 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沖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

• 改，必將意味着對重大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直接關係着原有統治體系的合法性問題。

• 改，必將意味着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如何避免社會分裂、動盪、報復和失序，是對新的治理模式的嚴峻挑戰。

• 改，必將意味着傳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繼續維護中國統一，是對中國製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驗。

在上述五個約束條件下，執政黨會大概率不改，甚至是堅決不改。除了權力和利益的剛性約束之外，改革史上的失敗經驗顯然對他們也有巨大的警示作用：改革者沒有好下場。從1956年匈牙利事變的納吉，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再到後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所有蘇東國家的改革全部失敗，改革人物的最後結局，即使如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為波蘭和平轉型立下汗馬功勞，但仍然無法避免他在晚年（2008年）被法庭審判。蘇東國家改革者的命運，一如波蘭共產黨最後一任第一書記拉科夫斯基所說：「改革者自覺地為新秩序開闢道路，卻很快成了多餘的人」。中國改革派命運比之於蘇東國家的改革派要更糟，胡耀邦的非正常下台，趙紫陽成為「國家的囚犯」，是中國改革失敗的標誌。鄧小平雖然在生前推動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但改革目前的結局絕非如他所願，他的改革遺產被他的幾任繼任者已經顛覆得差不多了，而他在「六四」中所犯下的武力鎮壓學生的罪行，早晚會受到歷史的審判。

中國民間有一個說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共產黨極權統治下的國家，的確一直是在改和不改之間糾結着、徘徊着，但無論改和不改，都無法避免政權最終崩潰的命運。中共不改，能逃脱這個命運嗎？

2018年，深圳街上一個踏單車的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改革停滯和經濟增長的悖論

不改革是等死，不改革，體制內深層次的問題和結構性的問題都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不改革，這個體制早晚會因為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而最終崩潰。對於這個結局，執政黨自己實際上也有清醒的認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裏提到了不改革將亡黨亡國。執政黨既然對不改革的後果已有清醒的認識，為何就是不改？在我看來，除了上文提到的改革的五個約束條件和改革者沒有好下場的歷史教訓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支持他們不改，那就是從1990年代以來，改革的動力日趨衰退，至少是來自於民間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日趨被政府主導的改革所取代，特別是在最近10年裏，改革幾乎已經全面停滯，但經濟卻沒有因為改革的停滯而停滯，相反，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始終保持着持續增長的勢頭，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積累都達到了以前難以想像的程度，中國政府無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中國的億萬富翁數量也居於世界第一的位置。正是基於龐大的外匯儲備、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的財政收入、在全世界坐二望一的GDP總量、以及日趨增加的中產階級人數，中共新的執政集團完全有理由認為：我憑什麼還要冒着「改革是找死」的巨大風險去改革？既然經濟增長的邏輯和改革的邏輯並不是一致的，後者未必一定決定前者，我為什麼一定要遵循改革的邏輯而不是經濟增長的邏輯？

至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改革停滯和經濟增長的悖論是如何構成的？為何在改革完全變質（從民間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轉變為政府主導的改革）、甚至改革已經完全停滯的條件下，中國經濟依然可以持續高速增長？其中的原因一定是超出了改革的邏輯，需要找出支持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其他制度性因素。對此，我試圖從四個「結合」來進行解釋。

首先，是中共和市場的結合。中共通過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實現了一黨專制和市場的結合，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重大突破。蘇俄政權在列寧領導下曾經實行過新經濟政策，試圖引入市場，但不到兩年時間就自動放棄了，轉而實行計劃體制。後來東歐國家的改革，從奧塔·錫克到蘭格再到科爾內，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回避了市場機制，充其量只是模擬市場，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限制了這些東歐經濟學家們的想像力，他們恐懼市場，是擔心一旦引入市場機制最終會引發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的解體。而中共在經歷了1980年代的多次爭論之後，終於在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上放棄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口號，明確宣布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以後的20年裏，中共幾近完美地將國家主義和市場主義結合在一起，實質是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非但沒有削弱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相反，因為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一黨專制提供了正當性理由。

其次，是中共和全球化的結合。中共在江澤民執政時期決定加入世貿組織，是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關鍵步驟，原來中國政府擔心加入世貿組織將使中國剛剛形成的工業體系和產業經濟遭遇滅頂之災，但世貿組織給予中國的保護條款讓中國在長達18年的時間裏盡享了全球化的紅利而避免了全球化的衝擊。蘇東國家的崩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冷戰鐵幕將它們隔絕於西方發達國家，無法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最後是在經濟的競爭中一敗塗地。而中國加入全球化，實際上是加入了西方國家的經濟體系，用自己龐大的市場源源不斷地從西方國家吸引了各種資源，從資金、技術、管理到人才，可謂應有盡有。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

全球化、互聯網的結合，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共和美國的結合。

第三，是中共和互聯網的結合。21世紀的互聯網革命，原來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信息的交流將猶如水銀瀉地般地無遠弗屆，由此也必將成為解構極權主義的最有力的技術工具。而中共最初也的確沒有認識到互聯網革命在經濟和政治上所具有的巨大沖擊力，國有企業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參與到互聯網建設中，目前在中國具有支配地位的互聯網企業基本上由民企所控制。正是在中共對互聯網革命的「疏忽」中，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以華為、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百度等為代表，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火車頭，而且在規模和影響力上也居於世界前列。至少從目前來看，中國的互聯網革命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根本動搖中共的專制統治，相反，在中共充分意識到互聯網企業在經濟和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時，他們迅速地試圖將互聯網納入到黨的政治控制系統中，從大肆圍剿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到國企滲透、參股直至控制民營互聯網企業，以及廣泛地利用衞星定位、人臉識別、大數據等先進技術來加強對國民的控制，最終打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極權帝國。

第四，是中共和美國的結合。中共和市場、全球化、互聯網的結合，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共和美國的結合。蘇東國家改革失敗並導致社會主義體制的徹底崩潰，其原因除了沒有解決好極權體制和市場的關係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造成了蘇東國家根本無法參與到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無法和西方國家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而中國的改革，在鄧小平開創的「親美」路線的主導下，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得到了美國各屆政府的強有力支持，即使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後，老布什政府也是在第一時間裏主動和中共恢復聯繫。正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參加了世貿組織，進而參與全球化進程，和所有西方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並在經濟合作中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獲得了來自於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管理和鉅額的貿易順差。沒有中共和美國的結合，確切地說，沒有美國的支持，中共絕無可能實現和市場、全球化、互聯網的有效結合。

綜合上述四個「結合」，可以解釋中共何以能在改革停滯的條件下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改革停滯和經濟增長的悖論是通過開放而得以化解。中共和市場的結合所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盡享了全球化的紅利，通過以市場換技術，以及模仿、竊取、偷盜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等方式，迅速建立起中國的互聯網產業。這四個「結合」，大概就是「中國模式」崛起的秘密所在，也是中共拒絕改革的四個自信所在。沒有改革，只要有開放，中國的經濟就有發展空間，中共就有生存空間。

2019年，深圳商業區。攝：林振東/端傳媒

金融開放迫不及待，但可能為時已晚

改革開放原來是中共一條合二為一的路線，但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這條合二為一的路線實際上又開始分裂為兩條各自演進的路線，改革的路越走越窄，舉步維艱，直至陷於停滯狀態。與此同時，中共的對外開放，以加入世貿組織為標誌，則取得了重大進展，國門打開，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等各種稀缺資源，如潮水一樣地湧進中國，中國的廉價商品則源源不斷地輸向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關聯度越來越高。尤其在中美兩國之間，實體經濟和貿易往來的確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習近平語）的程度，在中國每年享有對美國高達5000多億貿易額、3500多億順差時，美國的大部分企業其實並無怨言，因為美國企業也在中國的市場中獲得了鉅額利潤。因此，在中共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改革和開放各自需要付出的成本或代價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深層次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結構性的變化，由此可能引發的政治動盪和社會動盪，是中共領導人難以應付的挑戰；而對外開放，僅僅涉及到的是增量資源的引入，是新的資金、技術和管理資源的引進以及對部分國內既得利益的國際分配，對中共的國內統治地位並不構成明顯挑戰。正是基於對改革開放的不同利害算計，中共完全可以不改革，但絕不可以不開放，開放實際構成了中共的生命線。

中共自1990年代以來的對外開放，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打開了所有領域，但惟獨在金融領域，中共長期堅持嚴防死守的立場，大幅提高市場準入條件，絕不容許外國金融企業控股中國的銀行、保險、證券等行業，這是因為中共領導人以前一直認為，金融是中國經濟的命脈，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決不能被外國公司所控制。但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中共極大地加快了金融開放的步伐，從總書記到總理，不斷地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金融開放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習近平主席指示，落實金融開放措施要「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李克強總理在今年3月博鰲亞洲論壇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將繼續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銀行、證券和保險業對外資全面放開市場準入，外資銀行業務範圍大幅擴大，對外資證券公司和保險經紀公司業務範圍不再單獨設限，容許外資金融機構控股中國金融企業。

中共領導人認識到，把以美國華爾街為代表的西方金融勢力吸引到中國，和中國金融企業也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經濟不會遭致美國的致命打擊。

中共從原來的有限開放金融到現在迫不及待地全面開放金融，為何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因為形勢變了！據說在今年5月的一次經濟高層論壇上，與會專家在沙盤推演中美貿易戰的種種後果時，一致認為，中國可以抗擊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甚至軍事戰，但惟獨無法抗擊美國發起的金融戰，中國的國際貿易賴以存在的金融結算等條件均掌握在美國人手裏，如果美國發起對中國的金融戰，像制裁伊朗和朝鮮那樣地制裁中國，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在中美貿易戰期間，有多達600多家美國企業聯名上書特朗普總統，認為加徵關税將打擊美國企業和消費者，要求儘快解決中美經貿爭端。這一情況表明，在實體經濟領域，中國和美國已經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貿易戰只能兩敗俱傷。但在金融領域，由於中國政府過去長期實行限制准入政策，中美金融企業尚未達到「你我不分」的狀態，這就意味着中共在中美金融戰中無法將美國華爾街綁架到同一輛戰車上。正是基於這個嚴峻現實，中共領導人認識到了，實體經濟領域的開放還不能完全保證中國經濟的安全以及和世界經濟的聯繫，惟有金融開放，也就是把以美國華爾街為代表的西方金融勢力吸引到中國，和中國金融企業也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經濟不會遭致美國的致命打擊。

真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果中共在三年前採取大幅度開放金融的立場，肯定會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外資金融機構肯定會蜂擁而入，中國金融業豐厚利潤的誘惑力是上帝都難以阻擋的，更不用說那些唯利是圖的西方銀行家了。但時過境遷了，在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之際，利益的考量不再是衡量中美經貿關係的惟一價值標準了，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的重大差異日趨主導着中美之間在各個領域的「脱鈎」態勢。美國副總統彭斯最近在威爾遜中心發表演講明確認為：「北京今天所做的一切，從共產黨的網絡防火長城到南中國海的沙築長城，從不信任香港自治到壓制持有宗教信仰的民眾，都顯示出是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在與外部世界『脱鈎』」。

很顯然，中共與外部世界的「脱鈎」，是其長期堅持一黨專制統治和拒絕結構性改革的必然結果。美國以往對於中共的長期支持，除了基於兩國的共同利益之外，還基於美國朝野的一個共識：中共必將隨着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而趨向於實現一個更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制度轉型。但令美國和西方主流國家大失所望的是，中共不僅沒有在改革的軌道上向前推進一步，反而是大踏步地後退了。2018年初中共完成的修憲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標誌着中共「新時代」的領導人決心重走毛的老路，取消主席任期制，實際恢復了終身制，在國內進一步加強對社會各階層各民族的控制，同時在國際上四面出擊，公開主張以「中國方案」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用中國價值觀來對抗普世價值觀。中共自2012年以來的種種行動表明，它所謂的不忘初心，就是要重新將《共產黨宣言》的理論和綱領轉化為國內和國際上的強有力的實踐：在國內消滅私有制，在國際消滅資本主義，最終要實現共產主義。

面對中共在國內和國際上咄咄逼人的攻勢，脱鈎勢所必然，而脱鈎意味着開放的終止，意味着中國對外開放的傳統優勢將喪失殆盡。FACEBOOK的創始人扎克伯格最近的一個講話是有代表性的，他原來為進入中國而一直對中共卑躬屈膝，現在他終於覺醒，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10年前我可能更樂觀地認為在中國做事可以幫助社會變得更加開放，而今天看起來在中國做事不僅做不到這一點，而且還會損害美國公司在國外和全世界推廣我們價值觀的能力」。扎克伯格的這個判斷在歐美國家應該具有普遍性，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歐美企業開始撤離中國，華爾街也對中國送上門來的金融開放這份大禮保持謹慎態度，中共對外開放的大門因為它和世界文明背道而馳而正在被它自己重新關起來。

2019年，國慶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國內的改革已死，如果對外開放的大門也關上的話，這對中共意味着什麼？中國經濟還會有繼續增長的動力嗎？中共的合法性危機還能持續得到緩解嗎？如果還想繼續對外開放，中共是要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還是要另搞一套，以「中國方案」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兩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中，也有人嘗試走「第三條路」。10月27日，以中國學者林毅夫等為主導，聯合了包括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中美37位著名學者，在上海共同發布了《中美經貿聯合倡議》，該倡議主張在中美「脱鈎」和中美「深度融合」之間走「第三條路」，即中國不「在產業、知識產權和其他經濟政策方面實施大規模改革」的前提下——這是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把中美兩國的政策空間放在首位，並相對於現狀（世貿組織原則或法理）對之進行擴充」。倡議者深信：「我們的方案維護兩國在雙邊貿易中的現有利益，但不要求經濟模式的趨同。」

該倡議旨在迴避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而僅僅以利益為導向，從政策角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也就是倡議者自稱的第三條路，是否可行，大可質疑。中美衝突如果僅僅限於經貿領域，通過政策調整來重新平衡中美經貿關係，當然有效，但中美衝突難道僅僅是經貿衝突嗎？兩國在制度和價值觀之間的深刻分歧，是否可以因為有了一份折中方案而被一筆勾銷？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共還能如以往那樣，在絕不改革的前提下繼續對外開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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