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连接｜如此打工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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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奋斗有用吗？在发了 2500 份问卷、访谈了 200 人之后，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保洁老赵，来北京打工了 23 年，60 岁时却没法退休。他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 100 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 70 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也是我国 “第一代农民工”，生于 70 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不少人务工超过 30 年。但这 8600 万余人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2000 年来到北京，那年他 32 岁，看过门，做过绿化，2007 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如此又过了 10 年，49 岁了，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 10 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我 7 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 10 小时，一个月 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 临走他叮嘱，“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原因是 “负能量”。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她发了 2500 份问卷，访谈了 200 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老赵——

当我们热议 “延迟退休”，担心 60 岁不能休息，他们中 60.7% 只能 “干到干不动为止”；

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领到 3000 元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 15 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 5 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 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他们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 到 2005，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 1260 元，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 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但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仇凤仙最后用 “社会脆弱性” 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弱者们常见的命运。

“退休” 不存在

现实中的老赵，已经整整两年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了。4 年后，小区取消了保安岗位，于是他就转去做保洁，不料又过 3 个月，保洁岗位也不给发钱了。

老赵仍然在坚持给小区做保洁，他每天早 6 点来清理两个垃圾桶，7 点垃圾站开门时 “永远第一个到”，然后回去清扫 6 栋楼。为了挣出饭钱，收垃圾时他自己分类去卖废品，每月能卖出 600 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钱他都不给你咋整呢？” 他说要耗到拿回工资。

他不是没考虑过劳动仲裁，那是在他没领到工资的第 21 个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这份 14 年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劳动合同。

因此，这份工作的状态，处在一个薛定谔猫的状态，如果最后他能领到工资，它就是，如果领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赵眼里，这个 “工作” 仍然 “来之不易”，因为他已经 55 岁了，在劳务市场，这个年龄只能去做更不稳定的日结工。由于“清退令” 的出台，他即将连去工地搬砖也失去资格——政策严禁 60 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工地。

老赵不是孤例，站在 60 岁前后这个坎上，好多农民工为了能有份工作，想尽了办法。

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 64 岁的农民工办了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 7 岁，结果刚上工两天，就在检查时被抓获。他被罚 500 元，拘留了 1 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 49 岁的保洁员想跳槽，但总因年龄被拒。她也花 300 元办假证，把年龄改小 11 岁，最后被行政拘留 5 天。

即便工作难找，即便冒风险，第一代农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调研的农民工里，76.1% 决定 60 岁以后继续在城市里打工。

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平均每月 3000 元，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这个数字不到 300 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 65% 的人可以领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2009 年养老金政策出台，35% 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这项政策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于是没有参保。他们 60 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月仅 100 多元。

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养老金是 “多缴多得” 的。一位 45 岁工人已缴了 11 年养老金，但其实一直按低档缴费，60 岁后每月只能领 195 元。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这有什么用？第二句：我交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点钱？

为了领到较高的养老金（每月 600-700 元），一位女工需要在 60 岁时一次性补齐此前 15 年的保险费，共 8 万元。她凑不出这笔钱。她每月只挣几千元。“都让我交养老保险，我吃什么呢？” 她决定放弃，继续做环卫工人。

这些农民工也没有什么存款。接受调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过 20 年，但是超过一半（55.2%）存款不到 5 万元。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 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 300 元的活儿。虽然 “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 56 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 14 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 60 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 “清退令”，严禁 60 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 1/3。

再超过 70 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 71 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 100 元。75 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 110 元。虽然只多 10 元，他还是去了，69 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 3 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 200 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 6 点坐 1 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 4 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 7 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 80 年中期、90 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 1989 年创造了第一次 “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 年，北京要求清退 25 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 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 “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 “清退” 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 89 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 年代末到 20 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 “允许考虑” 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 8 个行业、103 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 50 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 “黑工”，他们中 21% 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 12 年，1993 到 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 68 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 1260 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 20 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 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 23 年，存了 20 万，高于调研中 90% 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 30 到 50 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 7 万元，支出却高达 32 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 “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 3 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 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 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 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 80%—90% 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 60 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 20%。63.5% 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 5.1%，自己创业的仅 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 3500 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 “干一天玩三天” 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 “三抛” 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 A 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 1989 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 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 5000 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 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 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 4 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 “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 200 多元。访谈时他 56 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 30 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 50 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 64 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 6 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 1800 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 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 “身体健康”，但——

仅有 35% 曾参加过体检；

63.4% 在务工地城市看病 0 次；

58% 的人都 “能忍则忍”，仅有 11.8% 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 “裸奔” 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 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 “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 50 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 相比工作超过 10 年的人，工作不到 5 年的人自评 “健康” 的概率高 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 100 多斤，扛一个挣 10 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 54 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 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 57 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 60 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 4 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 “社会脆弱性” 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 “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 “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 “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 1979 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 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 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 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 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

参考资料：

仇凤仙. 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 2023

包小忠. 刘易斯模型与 “民工荒”[J]. 经济学家, 2005, 4: 55-60.

江立华. 论城市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问题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41(4): 10-13.

汪建华, 黄斌欢.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J]. 社会杂志, 2014, 34(5): 88-104.

作者———洪蔚琳

hongweilin@mianduifuza.com

编辑—曾鸣 于蒙 顾问——王天挺

封面插画——xiang 文中插图——曾杏

头图插画——Felipe Vargas

视觉——pandanap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运营——川丰

出品人 / 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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