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多少人在发国难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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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曰17日，上海警方揪出了一个“发国难财”的“蛀虫”，人们纷纷拍手称快。

据通报，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尤某某（男，39岁，超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大量购买肉、面包等商品，再将每份商品加价后向封控小区居民销售。目前，犯罪嫌疑人尤某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正告：上海警方对利用疫情趁机哄抬物价牟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严肃查处，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安全稳定，保障市民群众合法权益。

网友评论：“这种人一定要判刑，而且要重判！”“这种时候了，还这样？良心去哪儿了？”“发国难财的，严惩不贷”。

在微博上搜“发国难财”，大多数人都在呼吁严惩，还有人在怀念古代的严刑峻法：“古代的律法好严酷啊，贪污朝廷的赈灾物资，竟然都是要砍头的。”

对于公认为“发国难财”的人，我不会替他们辩护。只要相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只不过法律界好像对非法经营这项罪名一直有所争议，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内容。

当大多数人生活困难，尤其是还不知道这困难还要持续多久时，抓到一些坏人并把他们绳之以法，这让人感到痛快。

但我想提醒大家思考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发国难财的人，疫情封控下的居民生活会怎样？最理想的情况似乎是，这些人手上的物资以平价的方式公平地到达居民的手上。但这几乎不可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假如现在这些人没机会得手，也会有其他人得手。市场价格主要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正如@tombkeeper所说：

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案例居然如此之多，这不但毫不意外，甚至是必然的。

让基层社区有权决定谁家能吃上饭，就是会这样。正如搞人民公社，就是会有很多人出工不出力。正如把返城名额放到村里，就是会有很多村支书胁迫qj女知青。

人性一直如此，且永远如此。制度设计首先就要承认这一点，并基于这一点，利用这一点。而不是假设麒麟一出，百姓就淳朴敦厚起来。

之所以把发国难财现象视作必然，并不是要为囤积居奇者洗白，也不是要渲染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而是说，我们要客观看待制度和人性的关系。

人的道德品质是参差不齐的，每个群体都有好人坏人，更多是不好不坏的普通人。

如果把人性当成常量，就要把制度当成变量，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去修正制度。

如果把制度当成常量，就要把人性当成变量，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去修正人性。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修正人性的尝试总是无功而返，有时候还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是当新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人们还是本能地、普遍地、自发地把矛头对准人性。历史显示出巨大的，几乎令人绝望的惯性。

当局面混乱之时，我们第一时间去做的就是揪出一些“坏人”为当前的局面负责，同时寻找一些“好人”期冀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在疫情防控的辩论中，在俄乌战争的口水战中，不同派别的人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但故事的原型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分辨好人和坏人。

我这两天读了汪丁丁老师的一篇文章，十分透彻，文章标题是《我们为何不宽容？》。这篇文章十分精彩，大家应该找原文去看，这里我摘录一些与本文相关的内容。汪丁丁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宽容最难获得。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有一种叫做“集体道德优越感”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的道德教义主导中国人的生活两千多年。被这样的文化意识压抑到“文化无意识”里的无数“不伦”意象构成了我们文化的暗影。

为了满足我们不自知的集体道德优越感，我们总要去指控一些“道德卑劣”的人。文化暗影在社会失序的时期会突然迸发出来，上一次大规模爆发就是那不堪回首的十年。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特别喜欢去道德领域寻找答案和药方，但是对于市场、法律这些抽象的事物却总是缺乏足够的理解与敬畏。

当一只白蚁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轻松地碾死。当一群白蚁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是不是哪个家具出了问题。把三五只白蚁拎出来示众，并不能拯救我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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