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答案在风中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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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迷笛音乐节末尾出现魔幻一幕，一边是摇滚青年们迷醉在狂欢的余音当中，相信美好不会停止；另一边则是老乡们侵略营地，搜掠外来青年的时髦财物。迷笛音乐会的虚幻之境被窃贼的悍然入侵粉碎了一地，布尔乔亚们很受伤。

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对于深入陌生地域的外地人来说，在安保薄弱的营地放置随身财物，要是笃信“农村人淳朴善良”，那必定是傻得可以；若只是碍于组委会管理问题，尚能原谅，但老乡们给小资产阶级长一堂课，恐怕比迷路在迷笛中更好。

盗窃风波被乐迷曝光且经组委会声明确认前后，舆论的主流基调是讥讽河南的民风堪忧，随之而来的则是反地域黑的慷慨陈词与悲情诉说——有说志愿者如何尽职的，有说当地如何爱护歌迷的，问题是，这与看轻民风的论调并不矛盾。

作为苏北人，我向来认为苏北有种种不堪，上百年不变，几十年尤烈。以地域人性的总体特征来建立第一印象，这是人之常情，地域黑并非全无道理。地域黑在南阳迷笛风波中成为舆论中的优势论题，不管如何反击它，都难以翻盘，与地域认知基本原则有关。

对于舆论交锋的双方，我都觉得言过其实，充满着抖快视频的夸张感。地域黑可能忘了类似的哄抢常见于报端，人性经不起诱惑，老乡们并不受所谓文明规则的约束。而反地域黑的神情歌颂，也不靠谱，充满着狗苟蝇营的利益考量。如果将南阳迷笛风波中的矛盾冲突，仅仅局限在地域黑/地域红的二元对立中，是极其乏味的。应该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现实是，从石家庄创办摇滚之城，到南阳试图做大中原迷笛节，行政当局对摇滚等野生文艺的主动操盘，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

石家庄和南阳对摇滚乐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以致于地方主政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详加改造，哪怕是叛逆、异见及革命性的摇滚也能为其所用，贡献其听众与粉丝群体，带来收入，成为壮大旅游绩点的时髦工具。

从官民审美及旨趣而言，这无疑是对音乐及其演出类型的“文化挪用”，一种看起来弹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审查者不再作壁上观，受到网络衍生红利的刺激，直接下场成为创作者的“监护人”与合作者，兴致勃勃地致力于文化产品的经济狂想。

与旅游局长变装招揽游客不同，变装只是技术利用的细枝末节，而像石家庄、南阳对摇滚乐的“器重”，是一种模式尝试与控场策略。这种工具理性的源头，在理论上自然属于文化自信的余脉，而推动其在实践上跃跃欲试，则与竞夺话语权的长期胜利有关。

然而，从包括舆论在内的社会效益、包括网红在内的经济效益观之，现在就说对摇滚乐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功，尚且为时过早。

一个突出的证据是，舆论对摇滚乐被赋能的角色争议很大，这不仅动摇决策者长期经营的决心，也削弱其创收潜力。

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在官方的话语中——像摇滚巴士、对摇滚人士的政府补贴等等——望之俨然，然而被一篇特稿报道给推倒了。这篇特稿报道以完全正经的笔触记录了滚石计划在各个层面的反应，荒诞感呼之欲出之时，就是石城计划出现裂痕之际。

南阳迷笛音乐节因为是演出的典型场景，打破其形象的方式不是摇滚乐内生的特质使然，去魅发生在同个场景中，且更加直接粗暴。老乡们的生猛操作，将小资情调掀翻在泥泞地里掰碎揉烂，更暴露了音乐节匮乏在地性的这一根本缺陷。

经验没有多少，教训已然累卵。若要确保对摇滚乐及实景演出的工具化利用，稳定地发挥既定功用，它就必须是安全可控的，是可靠的，可现实却展示了改造的不可控、不稳定。摇滚音乐的定向改造有可能成为笑话，这混淆了雄图壮志与错以为是的界限。

石家庄的摇滚之城计划让全国人民愉快欢笑，南阳迷笛盗窃风波重燃地域嘲弄，这些都在官方及其相中的合作者预料之外，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从摇滚本身而言，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喧嚣，反而更深地进入摇滚的内核与本质。

也就是说，在没有摇滚的地方，在看似能降服摇滚的工具利用中，策划书中的预期与前景岌岌可危，可竟然厚植了摇滚的批判精神，新形势下的摇滚不著文字，仅凭一股气就展示了自身的疆域。摇滚的真义因为其不在场而得到彰显，这太摇滚了。

在上述探讨的前基础上，再来看一张蓝图描到底的摇滚之城，再来理解南阳迷笛的愤怒与斥责，就会发现这些都太表面了。摇滚之城到底是美名还是骂名，是窃贼可恨还是鸡贼可恶，舆情对地方的伤害必然会纳入决策者的权衡中，喧哗背后的得失之辩属于官僚团体，一点也不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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