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风险社会,如何理解「公信力危机」?
From 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公信力」与其说是一种靠能力、努力逐步赢得并积累信用来获得的口碑,倒不如说是某种要求别人承认的权威 近些年来,「公信力危机」的说法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追溯来看,这最早见于 2003 年非典时期,之后随着 2008 …
当今的互联网生态与其说是促进了公共讨论,
不如说是走向了公共讨论的反面。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
photo credits: ArtsThread
以上文字出自近100年前鲁迅写下的**《论辩的魂灵》**。正如鲁迅本人一再担心的那样,百年后的当今,他的文字依然具有无比的现实性。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人,会觉得这简直是对当下互联网舆论生态的犀利概括。从社会新闻,到明星八卦,乃至某个碰巧站在聚光灯下的倒霉个体的生活,都无一不被暴露在情绪高涨但内容贫乏的话语潮水之中。
photo credits: ArtsThread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一些理想主义先驱对它寄予厚望,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开放、包容、内部平等,免于一切权力的控制和扭曲的“公共空间”。然而,当今的互联网生态与其说是促进了公共讨论,不如说是走向了公共讨论的反面——狂躁、非理性,且对弱势群体尤其严苛。
皮尤中心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40%的成年人遇到过网络暴力,其中将近一半人遭到过严重的骚扰,包括实际生活中的威胁和跟踪。
photo credits: Odyssey
在逐渐破灭的乌托邦理想背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放大了一系列人类内心固有的弱点,导致真正的公共讨论难以进行。
所以,为什么现如今的互联网,越来越不适合讨论问题了?
“你反对,是不是针对我?”
全员自我中心
人类生来就喜欢确定性,厌恶不确定性。这是作为理性生物的优势,它让我们总是试图去发现这个世界背后的规律;但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局限——对确定性的偏爱,让我们天然地偏好那些能够加固自己本来立场的信息和观点,讨厌那些挑战我们既有看法的信息和观点。
m-O-r-g-a-n-a
在互联网上,每个人对自己的信息环境都有着几乎主宰性的权利,于是我们都愈发生活在由自己织就的、由那些让自己舒适的信息编织而成的**“信息茧房”**之内。久而久之,茧房之外的信息便会显得格外刺耳。大到批评自己某个公共政策,小到对某个明星表示无感,都不会被理解成“观点的表达”,更不会被理解成是“对既有看法的补充”,而是一种冒犯。被冒犯激发的,自然不是理性的、旨在获取新知识的讨论,而是各种发泄私愤的问候。
网上冲浪,“有梗就行”
一种逻辑贫穷
公共讨论虽然并非特定人群的特权,但要想有效参与却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其中最基本的一项是逻辑思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它包括一系列用来解析事实、剖析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论断的思考方式。这并非是我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因为它有时跟直觉、情感和个人体验相冲突。
Sammy Slabbinck
在理想情况下,参与公共生活的长期训练,再加上书面语言内在的逻辑性,会让大部分成年人都获得这种思维方式,并将其运用到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然而,至少对当下的网民而言,通往逻辑思维的这两条路似乎都不存在。
我们的文化对“议论”的要求向来有三:一是气魄,二是文采,三是旁征博引,唯独不讲究逻辑的严谨和因果链条的顺畅。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本身又是一个以“梗”为基本元素,不受书面语逻辑性限制的表达方式。这导致我们的网络表达几乎天然与“逻辑”二字无缘。
John Heartfield
例如,每当有人反思民族主义浪潮中蕴含的破坏性时,总有人表示“砸日本车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砸4S店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在饭店门口挂横幅庆祝美日疫情的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这实际上就是经典的逻辑谬误**“诉诸纯洁”**:通过虚构一个永远无法明确定义的“真正的爱国者”的范畴,掩盖“爱国者当中也包含狭隘者和暴力犯罪者”这一事实。
Isabel Reitemeyer
“没事吧,反正大家都这样”
平庸之恶
每个人心中都有固有的良知。在一些情况下,它会主导我们的道德选择,让人过上内外和谐的道德生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让步给种种恶念,让人犯下种种罪恶。
但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我们不愿意主动从事一些较大的恶行,但会放弃对自己进行道德反思的能力,从而在从事一些较小的恶行时特别容易原谅自己。这便是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概念:“平庸之恶”或“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Isabel Reitemeyer
在阿伦特的思考中,催生平庸之恶的是纳粹的集权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道德感的匮乏。然而时至如今我们发现,能够让道德感被“钝化”乃至“催眠”,让我们在“较小之恶”上原谅自己的还有很多场合,而互联网就是其中之一。
匿名社交、远程社交、陌生人社交三种特点综合在一起,让我们对友善待人、审慎置评、避免伤害的道德义务不再敏感,从而可以尽情将他人当作宣泄的对象。
photo credits: teenage westeland
对于那些胆敢违逆主流的人,或者哪怕是些微表示过对主流无感的人,例如出轨的明星、发表过争议言论的公众人物,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十年前在网上随口发的一句吐槽,每个人都尽可以进行最恶意的评价,再用转发、点赞、“挂人”的方式躲在人群之后,为这样的恶意推波助澜,却无需面对可能会为给网线另一端的人带来的伤害,更无需面对这种伤害给自己带来的负罪感。很难想象,这种道德感处于昏睡状态的人能够带来理性、开放的公共讨论。
Frederik Niemann.
“与其说是愤怒,
不如说是人设”
表演道德
虽然网络让我们对其他个体的道德感趋于钝化,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却会强化我们对“道德人”形象的追求。换言之,在互联网上,我们更倾向于“表演”自己的道德,面对同样的“不道德”,我们在网上表现出来的“愤怒”要显得更加猛烈。
Illustration by Cristiana Couceiro, photographs by Shutterstock and Deseronto Archives
现代互联网平等地给了每个人说话的机会,但却没有平等地给予我们被听见的机会,除了某些“自带流量”的大V,绝大部分人并未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关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靠输出“干货”或是提升自己影响力来获得关注的门槛太高,但对主流道德的认同却是人人都有。
Brian Stauffer
在这几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当代网民极为热衷在互联网上塑造自己的“道德人设”,其方式则是对任何胆敢越雷池一步的人夸张地挥舞道德大棒,甚至发出暴力乃至死亡威胁。
但如果,你还是想
在网上好好说话的话
美国心理医生和畅销书作家埃斯特·佩雷尔(Esther Perel)概括了一种我们时常被卷入其中,但却不自知的**“冲突性对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对话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组织自己的反驳,而非倾听对方的声音。我们总是过分执着于“我要说什么”和“我要让你说什么”,而忽略了“说的质量取决于倾听的质量”这一简单的事实。
photo credits: weheartit.com
在她看来,要想摆脱这样的对话,不一定要消弭所有的观点分歧,而是要在分歧发生时至少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让对方知道我在听。通过眼神的交流,和点头/摇头这样的肢体动作,或者一句简单的“嗯哼”,这给对方传递出的信号是“你的观点对我很重要”。
第二,认真对待对方的观点。这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通过承认对方的观点能够作为一个观点而存在,将会让对方觉得你会认真对待他的观点,这将会极大促进沟通的顺畅,缓解双方的暴躁。
第三,理解对方。我不一定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理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一观点,这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象”,从而避免在争吵中常见的对辩论对象自身道德的质疑。
photo credits: ssireview.org
当然,在越来越难以冷静的互联网平台上,这样的操作指南无疑显得太理想化了一点,毕竟现实中的辩论并不是你说我答的简单游戏,分歧乃至恶意也不会因为几句话就消弭。一场真正有效的讨论要如何实现,依然是每个自认网民的人都要探索的问题。
The Duchamp Dictionary ,Thomas Girst
但至少,此刻的我们依然可以在互联网之外拓展我们对于人类交流的想象:例如,在教育中强化对说理方法的培养,养成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并论证意见的习惯,在与他人对话时抱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而非求胜心切的简单欲望,都会让我们“好好说话”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毕竟,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证明,拥有良性的公共议程和不用害怕被恶意吞噬的公共讨论环境,对我们现存的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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