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也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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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小时候是很喜欢、很向往打仗的。

众多关于战争的影视和文学作品,让我知道了:第一,打仗就不用读书做作业,甚至一切烦人的日常任务都不用做;第二,打仗很刺激,小孩过年放个爆竹都很开心,真刀真枪打起来更是开心得不得了;第三,打仗能给自己找到刺激,同时又不那么自私自利,战争往往是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所以还赋予人崇高的使命感。如此,打仗岂不是很好玩,很值得向往的一回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才逐渐意识到,战争从来也不好玩,甚至不但不好玩,反而很可怕。而所谓向往战争的理由,其实一条也站不住脚。

打仗不用读书写作业,其实学习知识、追求真理才是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此外还有帮助弱者,提升审美等等许多事情值得追求,这些都比“打仗”更有意义;开枪开炮比放爆竹刺激不假,但前提是枪炮在自己手上,而不是自己被枪炮瞄准着,可惜,战场上谁都不能保证这一点;至于崇高的使命感,战争的发动者谁都不会放弃塑造崇高的使命感,用来掩盖自己龌龊的真实目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之前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本来不希望再谈。可惜近来看到的不少文字,俨然把最近爆发的战争当成“流量密码”、“爆款来源”,夸夸其谈大谬不然,已经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苦闷甚至反感,那么,我们就再来谈谈战争吧。

战争是什么?战争不是机枪大炮的搏杀,不是飞机导弹的交火。关于战争的经典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第一段就指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换言之,战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既然如此,人员伤亡、装备损失等等指标,充其量是战争的表面评价标准,从根本上说,政治的考量必然是第一位的。

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俄罗斯希望实现什么政治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说法。

一种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的武器会抵近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造成巨大威胁”。

打开地图看看,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早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无论是俄罗斯的重点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是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与这三国的距离都小于甚至是远小于与乌克兰的距离。如果“抵近部署”那么重要,波罗的海三国明显是比乌克兰更优越的选择。

还有一种是“俄罗斯需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关切,同时也要杀鸡儆猴,给其它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一个样板”。

然而从当今态势来看,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各国纷纷明确表态加入欧盟,甚至之前被一些人奉为样板,声称“乌克兰缺乏政治智慧,如果像芬兰那样严守中立,一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过半国民愿意放弃中立加入北约的局面。更不用说德国经历了历史转折,二战之后第一次大幅提升国防预算……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势下,俄罗斯势必要拿出更多的预算投入国防建设,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来发展科技和经济,改善民生的。所以,如果政治目的是“改善自身安全环境”,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那么无论后续乌克兰还要承受多大的损失,俄军还能展现出多强的战斗力,战争的终极目的有没有达到,其实是不难判断的。

有许多人相信“大棋论”,意思就是,国家元首的段位一定远超过普通人,他们做决定必然经过了反复推演,有各种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你看不懂只能说明你看不懂而已”。

没错,国家采取行动,尤其是重大军事行动,必然要准备充分。但是,“准备充分”并不等于能预料到各种后果,“准备充分”也不等于高瞻远瞩、胜券在握。准备充分但把事情搞砸的战争,历史上屡见不鲜。

许多人应该还记得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英国叫“福克兰群岛战争”)。1980年代初,阿根廷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加尔铁里总统的示威运动。面对这些问题,加尔铁里政府选择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于是在1982年3月出动军队夺取了南乔治亚岛,4月又夺取了马岛。

初期阿军夺岛一切顺利,而且赌定英国不会“劳师以袭远”,派出军队远征万里,与处在家门口的阿军作战。没想到的是,撒切尔夫人真的就敢“劳师袭远”,而且真的打败了在家门口作战的阿军,2个月后就收复了马岛。

马岛战争的后续结果就是,加尔铁里政府倒台,撒切尔夫人威望大涨。真是印证了《孙子兵法》里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如果你觉得马岛战争作为例子还不够有力,因为阿根廷加尔铁里的段位不够。那么,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作为例子,总该有足够说服力了吧?

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此之前,英法两国分别在苏伊士运河公司占有41%和52%的股份。纳赛尔的决定引起英法的极度不满,它们联合了船只被禁止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共同发起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就是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战且进展神速,英法假意调停,在埃及拒绝之后“理所当然”出兵。从军事上,英、法、以联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英、法、以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二战后各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法以等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尽管英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动用一票否决权制止了安理会讨论,但这种行为只能增加各国的反感。作为例子,刚刚结束朝鲜战争开始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向埃及政府捐赠2000万瑞士法郎。

更重要的是,作为三国盟友的美国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袭击”也非常恼火,艾森豪威尔政府故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大幅贬值,此外还否决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贷款申请。另一方面,积极谋求在中东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苏联也警告英法,必要时苏联将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

结果,英、法、以虽然取得了军事的胜利,但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决议。最终,三国撤出了之前占领的地区。英国艾登政府就此倒台,继任的麦克米伦政府加快了非殖民化进程,帝国殖民地体系遭受最后一记重击,“日不落帝国”从此真正成为历史。

强大如英法,既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又持有安理会一票否决权,仍然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你说,它们这种决策,哪怕准备再充分,到底有多“高明”可言呢?

时下有种简单粗暴的逻辑,那就是“不打仗,怎么办?弱国无外交”。

“弱国无外交”,似乎是一切国际问题的终极解释。然而仔细阅读历史就会发现,“弱国无外交”的现象当然存在,但并不是统御一切的原则。

1864年春,丹麦和普鲁士开战,本来两国争夺的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控制权,然而也影响到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驻华普鲁士公使乘船到天津港,扣留了三艘丹麦商船。巧合的是,这一年清政府组织人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恭亲王奕訢现学现卖,主张普鲁士在中国领海的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让他没想到的是,普鲁士公使竟然迅速承认理亏,迅速释放了这三艘商船。

恭亲王由此得出结论说,原来国与国交流不是毫无规则的弱肉强食,而《万国公法》绝对值得重视。

不要以为恭亲王到这时候才想到《万国公法》很落后,实际上,他知道“国际法”和“主权”等等概念,并且能借助它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倒回去差不多二百年,在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当时清军已经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但由于恰逢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兴兵侵犯漠北喀尔喀蒙古,清廷也做出了让步,承认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领土归属沙俄。

奇特的是,清政府当时根本不知道世界格局是怎样的,还陶醉在“天朝上国、四方朝贡”的迷梦里,对“领土”、“主权”等等概念更是一片空白,《尼布楚条约》却被学界称为“中国与邻国第一次以谈判签订条约的形式划定边界,也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朝贡关系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而且具有国名意义和主权国家意义的“中国”一词也正是在此第一次被提出”。

清朝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清朝的两名传教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是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和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谈判的具体过程是:钦差大人索额图说满语,徐日升翻译为拉丁语,再由俄方翻译波兰人Andrei Belobotski转述为俄语。

条约中用到的领土、主权等等国际政治概念,索额图一概不知,全部是由徐日升代劳,最终条约才能基于“清朝与俄国(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对等,乾隆与沙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对等”来签订。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国际法与中国接轨的起点——虽然朝廷仍然被蒙在鼓里。

如果说这些例子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年代太久远,清政府太羸弱。那么,可以看一个更近更经典的例子——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震惊了世界,人类社会到了彻底毁灭的边缘。现在许多人谈起古巴导弹危机,往往把它作为“丛林法则”、“侧卧之塌岂容他人酣睡”的典型例子。不过,他们似乎忽略了几个关键点。

第一,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一年的1961年,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协助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发动了对古巴的军事入侵,并且失败了。美国同样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了古巴在联合国大会对美国非法入侵的指责。但这并不能改变猪湾入侵是政治军事双料失败的性质,无论美国内外,对此批评都极其强烈,肯尼迪政府一时间声誉扫地。此后古巴逐渐靠近苏联,而肯尼迪对“动武”的态度则谨慎了许多。

第二,今天我们还能庆幸古巴导弹危机没有导致核大战,没有毁灭人类,就不能不感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虽然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手握最致命武力的人,但他们都保持了理性。赫鲁晓夫否决了卡斯特罗“绝不退让”的主张,肯尼迪制止了美国空军不惜代价轰炸古巴的疯狂计划。

当然,我们也应当感谢其它保持了理性的人,比如苏联B-59潜艇的副艇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在潜艇无法上浮与总部联系,艇长认为核大战已经爆发,准备发射核鱼雷攻击美国舰队的紧要关头,阿尔希波夫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核鱼雷发射计划因为无法满足“艇长、副艇长、政委一致同意”的要求而流产。

以上三件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在我看来,答案并不复杂,在国际关系中,各种利益诉求本来就纷繁复杂,而战争只是一种暴力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且战争往往带来难以预期甚至难以承受的后果,所以《孙子兵法》才说它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战争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是,在战争之外,还有哪些手段可以用?常年研究国际关系的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讲过一段话我很赞同,大意是:国际政治的利益诉求往往非常复杂,考量因素很多,能用的手段也很多——这有点像下棋,有的棋甲能下乙不能下,唯一原因是乙的水平不够,下不了。

坦白说,我越来越不喜欢谈这种“宏观”的话题,因为涉及的因素太多,往往并非常人所能驾驭。如今我还会看各种历史书籍,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但是看得越多,就越觉得之前的认识浅薄。

今天许多人热衷谈论的所谓观点和理论,用来“演义”历史还能过过嘴瘾,拿来分析现实则是大谬不然。不信?翻翻一周、两周、三周前的各种天花乱坠的预言,再对比当今的现实,就可以知道。

对我个人来说,这次战争让我第一次对“难民”有了真切的认识。战争难民是什么样子?如何接待他们?安置时会有哪些问题?接受国的民众态度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见闻。

我甚至觉得,如果非要从二者中选一个,那么花时间与难民相处、积累救助难民的经验,并由此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了解,远胜于津津乐道、高谈阔论国际政治的各种离奇或肮脏细节。

今天就写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在下面留言,下次我可以讲讲自己观察和体验的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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