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年:不止纪念六四本身,也纪念香港人对于六四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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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迫使每个人去检审,香港人所想要的未来,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2021年6月4日,市民在旺角街头举起手机灯,悼念六四事件。 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6月4日,市民在旺角街头举起手机灯,悼念六四事件。 摄:陈焯煇/端传媒

(张海文,独立撰稿人)

距离上一次走进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经第三年。2019年6月4日,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参与集会的人数却是历年高峰。在那之前,香港社会对于六四——尤其是支联会主导的维园六四——的意义之辩,曾使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年轻人对步入维园感到犹豫。本土主义思潮对于六四的诘问——“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不必然承担建设民主中国的义务”、“六四之于香港的意义为何?”——一直没有找到突破性的、可以弥合分歧的社会共识。但在2019年6月初的那几天,显然有一种悼念以外的情感驱使我和许多人再次回到维园,在几天之内,我认知到社会上渐渐凝聚起来的政治不满和反抗意志,是驱动著人们走上街头集结力量的源头。

《港区国安法》实施翌年(2021年),支联会解散,今年是其解散后的首次六四周年。过去两年,即使在疫情限聚禁令之下,人们仍坚持在六四当晚走上街头。2020年的维园站满手持烛光,或挥舞旗帜的人们;2021年的维园在重门深锁下,被无声的、亮起手机灯光的行人包围著。但是2022年,当支联会在法庭上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其常委被捕、组织解散,被禁止的六四集会亦不复存在。对触犯红线的恐惧,亦使其他本地组织者终止举行悼念六四的仪式——天主教香港教区早前表示,因忧虑触犯国安法,今年不再举办追思六四弥撒,是三十三年来首次。至此,所有具名的、组织的六四活动皆在香港消失。

恐惧的情绪可以被理解,香港人为失去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而沮丧,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若我们对于六四的思考只停留在“私人悼念还是可以的吧”“闩埋(关上)门得唔得”“记住一件事不犯法吧”等问题,则错过了深思六四意义的机会。重要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表明悼念六四违反任何法例,而今年没有任何团体申请举办六四集会。在“没有大台”的香港,以个人意志和方式坚持悼念当然是可以的,但关键也许是,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回应这个问题,而进路是重塑六四之于香港意义本身的转变。到2019年为止,六四对香港人而言,首先是集体回忆,不论是行动者和论述的侧重,或更在于传承记忆、守护真相。约莫在雨伞运动之后,本地公共论述开始争辩悼念本身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行动意义。而经过2019年,有利于传承集体回忆的社会条件急遽消失,六四却已在人们坚持悼念的行动里,被重新创造成为香港抗争的一部份。因为记得三十多年前中国民运的悲剧,因为执著于香港人能有点起烛光争取公义的权利,纪念六四成为了属于香港社会的政治行动。在政权全面取消六四记忆的象征,而社会各环节不无(或不得不)配合的现况里,与之相对的个人化的政治行动,则是抵抗权力之专横无度、社会之犬儒屈节,作为守护六四之火种的依据。

我的基本立场是,当下六四之于香港的意义,在经历至少三十年的由支联会的“五大纲领”所代表、以维园烛海呈现的沉淀之后,在香港终于不能公开悼念的当下,也许更是要唤起每个人政治行动的能动性,“让烛光点燃生活的每一面”,看见六四作为集体回忆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启发和作用,体认无法再被公开的哀悼,在“没有大台”的新时代也可以个人的方式锲而不舍,并怀抱著在各地点起的荧荧微光终将再次汇聚成一片烛海的信念。由此,于六四点起的烛火将不再只是记忆一件往事,它也将折射出行动者的反抗意志,延续香港社会对公义、人权、民主的价值追求。

2018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

2018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作为集体回忆的六四”

三十年间,在“合法集会”的保障与认知里,香港市民一年一度前往维园,风雨不改,跟从支联会领导和制定的议程,悼念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镇压、要求公义和平反。虽然集会人数随时间波动,但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意志的确是历年不衰。在一定意义上,参与烛光晚会,悼念八九六四,可以说与(本地)政治无关,而更单纯地在乎对事件的记忆和传承。这体现在支联会的“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口号上,而记忆与传承,也构成支联会、以及众多围绕六四的行动和表述的主轴。这亦是长久以来,六四之于香港的独特意义,甚至是构成香港在华人社会之中与别不同的社会现象。六四二十周年时,本地学者李立峰与陈韬文曾以“香港人不能忘记六四之谜”为题,分析六四作为集体回忆,在香港社会的传承机制:在中国,政权改写历史、抹去六四痕迹、使六四成为禁语,已使六四不再在公共层面留存;而在台湾,即使也有流亡当地的民运人士组织悼念,社会的回响却颇为冷淡。只有在香港,六四能成为整个社会念念不忘的公共事件,悼念六四被赋予了传承见证、拒绝遗忘的公共价值。去年,两位学者出版的新书《天安门的记忆:香港集体回忆的政治与过程 1989-2019》,又进一步深化这一点——即使国家极力压抑记忆,但六四在香港依然有主导地位,这背后既有香港社会独有的通过传媒、社会组织与民族国家进行的拉扯角力,为六四记忆制造的有利空间,也因为六四事件对香港社会造成深刻的集体烙印(collective imprint),连系著香港人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更突显香港独特性的是,六四在香港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并成功传递至在89年后出生成长,未有亲身经历六四的一代人身上。代际传递的功夫,除了有赖每年周期性的、针对六四的记忆动员,也在于家庭、学校内的口耳相传。设立六四纪念馆、在公共领域为六四著书立说、文艺创作,以及在大学校园竖立的六四雕像与装置,都在在提升了六四的可见度,使六四记忆渗透进城市的日常肌理。

本文并不打算深入归纳学术专著的内容(注:详细的整理可见另文),关键只是点出六四作为集体回忆的独特性,而引申至六四对于香港社会的前期本土意义——经过长年累积,香港社会已“不止纪念六四本身,也纪念香港人对于六四的纪念”。

2014年6月4日,六四事件25周年,维园烛光晚会出席人数创了历年的新高,大会宣布出席人数为18万人。学生领袖在台上举起“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同年人大就香港政改的831决定,触发持续三个月的雨伞运动。

2014年6月4日,六四事件25周年,维园烛光晚会出席人数创了历年的新高,大会宣布出席人数为18万人。学生领袖在台上举起“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同年人大就香港政改的831决定,触发持续三个月的雨伞运动。摄:K. Y. Che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主流六四论述一度濒临失效

但这份坚持并不必然,当六四记忆经历一定年月,如何让六四记忆保持鲜活,与当下相互渗透影响,是香港社会需要克服的难题。当政治社会环境不断演变,中国对香港的政治干涉日益增强,香港社会既要保护一国两制下本地的独立制度,亦酝酿著民主运动的新浪潮。

在雨伞运动的前后,本地论述对六四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始有声音质疑由支联会主导的六四记忆本身的残缺不全。八九民运历史的复杂性,当年运动牵涉之广、其脉络之深,本来就不容易有一个完整的敍述。关心六四的论者,开始挖掘在主流六四论述以外,被边缘化的史料和事实。像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市民、工人、学生与知识份子对运动走向的内部分歧和角力,开始被书写传播。2014年出版、由记者林慕莲撰写的《重返天安门》,首度公开一批成都六四镇压的照片,显示当年事件的规模,远远不只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流血镇压。这些新资料、新视角,为主流六四记忆中仅仅是北京学生对抗极权的印象补充了事实的细节,却也撼动了六四记忆的权威。

第二,当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背道而驰,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亦愈发产生一种空泛而虚妄的印象。在本土主义思潮高调排斥支联会的爱国元素,主张把社会运动的力量聚焦香港的民主进程之前,不论是支联会还是六四集会的一般参与者,似乎都已经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不可能”,而回避讨论如何落实中国民主化抗争的问题。尤有甚者,中国的反体制行动者亦对主流六四论述作出批判,指六四已经与中国现存的抗争者语境断裂,其道德高地和对人们的号召力,更挤压了现今中国行动者所得到的关注与支援。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香港新兴社运力量感受到的,六四对本土民主运动的制肘与冷漠。六四事件的悲剧性质,致使香港社会以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大是大非”框架理解事件,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六四论述和议程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不论是支联会,或是长期以来习惯了“维园六四”形式的参与者,都没法有效理解和对接新兴社运力量的出现。这个争议在2015年白热化:大学生组织“学联”因为内部分歧宣布缺席六四维园集会,而个别参与的4个大学学生会代表,则在台上焚烧《基本法》,主张“民主修宪”的立场。那几年间,较年轻的本地政治参与者积极反思其行动和论述的本位,抗拒六四议题的必然性,相关辩论却受到一些道德高地式的“不能不关心六四”的指摘。对香港而言,六四集体回忆如此重要,几乎不容修正和辩论,却也令六四无法适应本土民主运动的发展,供应以能量和价值。

上述情况并非对支联会以及主流六四论述的指控,而是对六四集体回忆与政治行动之间张力的扼要梳理。事实上,六四事件本身促成港人在九十年代再次追求民主化,而过去三十多年的集体回忆,亦构成不少港人的政治启蒙和初次政治参与,以致六四一直是香港民主运动最重要的道德价值泉源。也因此,六四集体回忆与本地政治发展有著复杂关系,两者并不相悖。

2021年12月23日凌晨,香港大学把悼念北京六四事件的雕塑《国殇之柱》围封及拆走,工程人员将雕塑上半部份搬到货车上。

2021年12月23日凌晨,香港大学把悼念北京六四事件的雕塑《国殇之柱》围封及拆走,工程人员将雕塑上半部份搬到货车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有利条件的消失

但在当下的香港,最令人忧虑的自然是有利六四集体回忆延续的条件,正在消退。过去一年的时局发展,正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掏空六四集体回忆的基础,香港社会如何守护六四集体回忆,留有极大问号。

首先是公权力正在社会组织、教育、传播等方面,取消六四记忆。最直接的莫过于支联会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其常委被捕收监,组织本身也在去年9月议决解散,守护六四记忆的标志性组织自此消失。而在支联会解散以前,政府连续两年以防疫为由禁止维园烛光晚会,也终结了未曾中断过的悼念仪式。

在教育层面,香港政府在中小学推行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建制阵营鼓励匿名举报老师,种种发展无疑令六四成为校园内的敏感词,进一步削弱六四在教育系统内的存在。另外,据法新社报导,本地公共图书馆已限制借阅与六四相关的57本书目,反映著公权力正在社会不同层面或明或暗地阻止记忆流传。

令人扼腕的是,本地大学也站在配合公权力的位置,而未有坚守六四记忆。去年圣诞节前夕,香港大学在未有公布的情况下,通宵拆毁自1997年起伫立校园的“国殇之柱”;随即,香港中文大学在未有告知师生、校友及公众的情况下连夜移走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岭南大学亦移除安置校内的“天安门大屠杀浮雕”。多间大学相继清除六四记忆的实体装置与标语,显示出犬儒苟且的一面。

而多年来在媒体和网络的公共讨论上,针对六四的动员与思辩,也在这一两年锐减。经历苹果、立场案的震荡后,香港仍然运作的媒体内部有程度不一的人事变动和编采调整,可预期整体将趋向更严重的自我审查。政治红线飘忽,不少敢言的政治人物和论者身陷囹圄,或已移居海外,留下来的人或选择沉默,或仍然失语,意见和思想的铺展、碰撞难以形成,是无奈且遗憾的现况。

在这样的时局,关心六四集体回忆的人们并无乐观的理由。但也无须过份沮丧,因为经过逾三十年沉淀的六四集体回忆,本身有一定的韧性,过去两年的经验是,即使欠缺声势,但人们仍然记得。在越见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守护六四记忆的抗争已经开始,行动者已经在负隅前行,这值得我们看见。

2020年6月4日,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开始,李卓人等持咪领导众人高叫口号,8时09分,呼吁现场人士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2020年6月4日,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开始,李卓人等持咪领导众人高叫口号,8时09分,呼吁现场人士为六四死难者默哀。摄:林振东/端传媒

“作为政治行动的六四”

以2019年为界,六四之于香港的意义,开始了由集体回忆至政治行动的转移。若2019年前往参与维园集会的人们,仍只是抱著记忆的责任,2020年于六四上街的人们,却已经是带有反抗权力、为香港抗争的意涵。

在反修例运动中确立发扬的“无大台”社运原则,将政治行动的能量,由集中在政治领䄂和人物,归还到每个政治参与者身上。而六四,由支联会大台一直守护著的集体回忆,也在2020年迎来第一次没有议程、不受鼓励、人们自发认同参与的集体行动。

翻查报导,由于支联会维园集会被警方禁止,当晚的六四悼念活动事实上在全港遍地开花,在十八区都有街站或流水式集会悼念六四。参与者的动机不受限于传统的六四纲领,而更加紧扣反修例运动的政治抗争及情绪。参与者甚至高呼“香港独立”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修例抗争口号,不少接受媒体访问的市民,不约而同地诉说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守护还可以纪念的空间”。

在那一年,六四的记忆本身退居次位,坚持香港社会有悼念六四、追求公义的空间和权利,进据了行动者的主要动机。这无疑削弱了六四集体回忆的纯洁,但它也加深了六四在香港本地意义的转化——悼念六四是香港社会重要的价值和实践,它连结著香港社会对天安门事件的悲愤,和当下香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容剥夺。

也许参与者的动机、六四之于每个人的意义,有更加丰富多样的面貌,但以个人意志驱动的悼念和行动,在日益收紧的自由里,仍然寻求著可见的相认。

不能忽视的是,坚持悼念六四、争取悼念自由的抗争,也正在香港法庭内进行。去年,包括一众支联会常委在内,逾廿个本地政治人物因为2020年六四的悼念行动被控以“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因2021年在报章及个人社交平台撰写呼吁悼念六四的文章,被再控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这几宗案件早前已经审结,各人或认罪,或被判罪成。值得指出的是,在这几宗案件,法庭要处理的并非“悼念六四”是否违法,而只是针对各被告鼓励人们参与,或自身参与一个被警方禁止的,“未经批准集结”。换言之,目前法律规管的行为,在“集结”而不在“悼念”。

在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值得书写。第一是邹幸彤藉著法庭陈词的机会,一再阐述六四对她的个人意义、对香港的意义,以及,坚持和延续烛光的意义。她同时反对被加诸在她身上的煽惑罪名,强调香港人之所以悼念六四,是基于个人的良知、思考和决定。第二是何桂蓝在陈情阶段,只说出一句话:“今天对我个人的判刑,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位2020年6月4日出现在维园的香港人判刑。”

即便抛却判决结果和法律语言不谈,我们也都能理解这些被告人陈情的重量。在“无大台”背景下的六四悼念,已不再由支联会议程支配,人们出现在维园,再不能等同于响应支联会的号召。每个基于个人意志的悼念,都可能在无预期中相聚。

执笔之际,邹幸彤就支联会颠覆案上庭提讯,进入法庭时仍然高喊“毋忘六四,抗争到底”。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周年,维园烛光依然,主办方公布集会人数高达18万。

2019年6月4日,六四事年三十周年,维园烛光依然,主办方公布集会人数高达18万。摄:林振东/端传媒

against all odds

目前,香港政府仍未表明悼念六四违法。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悼念六四本身也可能在香港法庭受审。

在中国大陆,单纯只是书写“铭记八九六四”,也可以被控以“颠覆政权”,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恶劣情况。与香港制度较接近的澳门,当地政府已在去年首次以“虚假宣传”、“煽动颠覆”为由,禁止当地的六四晚会。香港政府和法律将六四彻底纳入禁忌,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在新的时代,过往香港人习以为常的权利和景像,不再是理所当然。

烛光未必能照穿未来的黑暗,六四曾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空中于香港植根,有许多已然不复存在的有利条件,但归根究底,是因为有愿意行动的人,带著 against all odds 的信念,为寻求公义、传承真相而努力,才使六四进入许多香港人的生命里。无论是当年到北京参与运动的香港学生、报导的记者,还是在香港百万人游行中的每个人,“六四”曾经成为一代人个体生命史中不能抹去的一页,而在香港人真的坚持了三十年之后,“纪念六四”本身又进入了新一代人的生命里,成为香港人不能失去的实践。

记忆自然是难以剥夺的,当每个人都试著消化和整理六四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作用,继续言说、书写、悼念六四,那即使没有大台、不在维园、没法聚首,都是在捍卫悼念六四的权利。现在横亘在面前的威胁和挑战,不只针对六四,也将深远地改变香港。它迫使每个人去检审,香港人所想要的未来,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由是,想起雨伞运动案一位被告的陈词,诉说著行动者的信念,遂引以为结:

“我们得毁掉被条文、被权力、被体制所形塑的自己,走进一个充满未知、在历史与当下纠缠不清、在个人努力与万千偶然混杂复合的世界,去关心我们的世界,而非仅仅关心自己的位置。雨伞运动,或者许多运动,其实本身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要知道政治经济里的权力勾结合谋,找出著力点,锲而不舍地敲打。在这过程里无圣人可随。我们会迷惘,曾经一路建筑的自我会坍塌,会趋近灭亡,但始终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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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評論

  • 当六四维园悼念被围困堵截,海外的烛光反而预计更加炽热,不少人今年首次参与六四集会。

  • “我们现在继续做的,也会成为国殇之柱故事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想要的,让它去反映香港民主、自由的状况。”

  • 花了很大力气,从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这个日子成为了我的执着,我的责任。

  • 在三十周年的今天,当脱缰的世界把后冷战的自由主义共识远远甩下,我们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

  • 对于六四运动的深入理解,需要我们同时跳出这两种叙事:既告别“知识分子中心论”、重视工人和市民的参与,同时承认“民主”的确是工人和市民参与运动的核心诉求。最关键的是,工人与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抱的民主观念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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